Sunday, December 22, 2013

大直路與急轉彎——香港電視交叉點



文 x 阿果   http://www.facebook.com/ahfruit
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3-12-22

實不相暪,周五黃昏之前,這篇文章寫的,是全城(黃子華除外)關注的《萬千星輝頒獎典禮》。頒獎禮舉行之前,我曾經用專家口吻說,這次雖然沒有「萬千熄機」,但畢竟發牌事件過去不久,加上無綫形象直插谷底, 普羅大眾繼續冷待TVB,掩臉不看這場星光熠熠的小圈子遊戲,應是理所當然。

結果,當晚我(跟張智霖和TVB Fun 的廣大選民一樣)跌碎了幾副眼鏡。作為電視迷,我本想在此鄭重寫上頒獎禮的三點啟示:一、流行文化暗流洶湧,觀眾心情難以觸摸, 所謂的專家評論, 有時很「流」,不必理會。二、香港人對TVB 的感情,深入骨髓,直插肺腑;熄機能靠一時衝動,但絕不能直到永遠。三、電視文化根深柢固,香港百姓可以接受家徒四壁,但前提是有電視作發聲牆紙。綜合以上,我打算在文章末段蓋棺總結:港人不可不看電視,無綫不可不繼續壟斷,香港電視媒介的前路,明顯會是一條漫無邊際、毫無起伏的大直路,三個字,無彎轉。

不過周五以後,這篇盡是「當然」、忙於「總結」、探討「直路」的文章,注定要轉彎。

「有彎轉」與港視續前緣

事緣王維基召開記者會,向普羅大眾公布他口中「比較risky」的Plan B——明年七一,香港電視將以網絡平台及流動電視方式開台,屆時你我只要將接收器接通手機、電腦或電視,即可免費收看港視3 至5條頻道,與廖啟智、郭鋒和陳安瑩再續前緣。瞥見王維基掛起招牌笑容,扮show girl示範如何用手機睇電視,我微笑、開眼,因為香港電視媒介的前路,終於可能「有彎轉」。

何謂「轉彎」?回溯普及媒介歷史,電視的發展一日千里——大部分時間,它踏上高速公路,飛快奔馳,不斷擴張;然而根據傳播學者分析,這數十年來,直路以外,至少出現過兩個大彎。

美國電視兩次重要發展

先用美國例子。第一個彎,在一九七○年代初(美國時間)。此前二十年,電視市場乃類比地面電視的天下(如ABC、CBS電視台),這些無線電視台,頻譜和頻道有限,俱受限制,但基於其廣播性質(普羅百姓安坐家中,便能免費收看),一直深受大眾歡迎。也因此,電視台在編排、製作節目時,亦多遵照大眾口味,度身訂造——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啟迪思維、發揚創意這些偉大任務全部拋諸腦後,只需用最穩陣的內容(如肥皂劇),留住大部分的觀眾。

直至電視媒介轉入了第一個彎——有線電視興起。當時隨着廣播政策改變,美國的有線電視台,收視及影響,皆日漸增長。有線電視頻道多,提供的選擇亦因應增加,而其需要收費的性質亦令電視台得以對創作採取更寬容的態度—— 不用取悅「大眾」,反可炮製一些質素高、題材偏門的作品,吸引中產階級、教育水準較高的觀眾注意,從而游說廣告客戶「目標觀眾喺晒度」,大賣廣告,賺取收入。轉彎以後,無線電視的領導地位受到威脅,針對niche market 的有線電視大行其道,電視市場從此進入戰國時代。

第二個彎,出現在二十多年後。一九九○年代末,科技進步,促使媒體數碼化,於是電視媒介由以往的傳統廣播媒介,搖身一變成為美國學者Michael Curtin 口中的matrix media——於是電視台一邊揮動數碼廣播的旗幟,矢志令觀眾看到更靚(高清)、更多(頻道選擇)的電視,一邊善用剛崛起的新媒體,為節目做發行、推廣,跟觀眾大玩互動。在新的媒體環境下,電視台面臨更劇烈的競爭,亦因此創作更多高質素的節目——不然如何在高手林立的網絡年代生存?

媒介形態改生態未變

翻開歷史,美國電視轉了兩個彎,那香港又如何?電視媒介的「彎位」,既因科技發展促成,又與社會文化、政府政策、市場等因素,息息相關。亦因如此,香港電視媒介儘管於運作模式上跟美國近似(一樣商業大過天),但發展步伐卻跟美國大相逕庭——拜技術演進所賜,我們在一九六七年開始與無綫電視交往,感情深厚;我們於一九九三年認識了有線電視(及一眾美女新聞主播);最近幾年,我們集體更換高清電視機,扔掉舊式錄影機,逐漸習慣使用手機、網絡,或重溫教主金句,或將Chilam 的「義氣仔女」論一睇再睇。乍看來,即使中間有時差,但香港的電視媒介,確有如美國一樣,有轉過彎。

但實情呢?由大牛龜到Plasma 電視到智能手機,由雪花到殘影到高清,香港電視媒介於技術上轉了一大個彎。然而,有別於美國電視市場因科技轉變而令電視節目選擇更多、質素更高,香港人轉了幾個彎,眼前依然是原封不動的三色標誌。有線電視及now TV 有過豐功偉績,但近年影響力逐漸縮小;踏入網絡年代,全港最多人收看的網絡電視,是myTV;地鐵乘客眼前手機屏幕所播放的,仍舊是吳啟華的(不變)臉孔和岑麗香的(不變)演技……媒介形態改變了,但媒體生態,卻是五十年不變,如王維基在記者會所說,香港人可以享受免費電視,卻不可以享受選擇電視的自由。

電視革命還看市民抉擇

周五傍晚客串show girl 的王維基之所以令我微笑、開眼,全因港視進軍流動電視的舉動,雖危機四伏(多謝樂小姐、珍姐、Sandy,令香港人對TVB 有入骨的感情),卻可能令香港電視媒介轉一個真正的「彎」——它絕對不會推翻TVB 霸業(正如美國有線電視的例子),但新選擇的存在,卻不單可令香港人轉變習慣,改用(更)大mon 的手機,時刻低頭煲劇,更能令電視媒介出現真正的競爭,使普羅觀眾、廣告客戶,重獲自由去選擇自己的心水。這場勢將香港電視媒體由1.0 帶到(真正的)2.0 的大戰,值得我們拭目以待。

當然,電視革命的發生,既有賴科技,亦要文化支持。如文首的專家所言,香港人與TVB 切肉不離皮,而由TVB 負責播種的本地電視文化,同樣根深柢固。要扭轉局面,可以一時,很難一世。立足交叉點上,香港電視媒介的「彎」能否轉得成,還看廣大市民如何抉擇——它會繼續盛載萬千星輝,在毫無起伏的大直路龜速慢行?抑或在最壞的時候急轉彎,開展另一段路?

我們有得揀。

Monday, December 16, 2013

路姆西,又來「全城熱話」



作為香港人,我素來熱中緊貼全城,追捧熱話,對於「全城熱話」這四個大字,異常敏感。這個星期,「路姆西」一掉成名,步離(母親)睡房,登上頭版,衝出廣東,直奔世界(或由世界各地的宜家分店直奔回港)。一隻毫不起眼的狼形公仔,竟能夠引來老人(李柱銘)、嬰兒(黃夏蕙)和同類(梁振英)爭相關注,這宗來得快(但會去得更快)的熱話,注定令我頭皮發麻,內心翻滾,皮膚和心情一同敏感。

頭痕,可能因為熱話太熱。用WiseNews搜索,過去七天,單計香港的中文報刊,有關「路姆西」的文章,便有多達230篇。若再算上網上的七嘴和八舌,這個星期,根本所有人都在談論「路姆西」。逐一細讀這些文章,我發現不同人提出了許多問題,範疇廣泛,當中包括——語文(為何Lufsig會譯作路姆西?)、文學(格林兄弟是否知道豺狼改邪歸正了?)、心理(特首桌上的路姆西雙腿分叉,是否代表不情不願?)、物理(雞蛋、汽油彈、路姆西,哪個掟人最傷?)、道德(我很肯定兒子想要隻路姆西,點╳算?)、倫理(我在母親面前提起路姆西,還算孝子嗎?),當然,還有大家爭着問的一百萬題目——香港人向來憎恨豺狼,孝順母親,為何「路姆西」會走紅?

 為何會走紅?

翻開各大報章,這條問題的大路答案,明顯是綜合學者意見、民調結果而得出的「反映港人討厭梁振英情緒高漲」。我向來仰慕學者,尊重民意,對這個答案,當然沒有異議。然而這幾天在facebook,我除了瞥見向來關心政治(及梁振英闔家健康情况)的朋友與狼同桌,蜂擁合照,還訝然發現許多一直少理時事、多談風月的年輕人,每日到宜家分店巡視,更新豺狼蹤影,甚至發動團購,從新加坡引狼遠道入室……我很肯定,報章頭版刊出的「反映倒梁群情洶湧」,不是問題的唯一答案。

 路姆西為何成為「全城熱話」?這條問題,至少有3個可能答案。

一、它是抗爭工具——學者和民調當然沒有錯。「路姆西」之所以受全民追捧,畢竟全因示威者「創意無限」,在諮詢會上用以表態,反對特首倒行逆施、政府與民為敵。作為抗爭工具的「路姆西」大受歡迎,火速售罄,反常現象被解讀成群眾對梁振英的情緒反映,絕對合情,相當合理。

香港人從來不是斯文人,我們失落(九千萬)頭獎會踹地,錯過巴士會爆粗。只不過限於常識、囿於教育,身處公開場合的香港人向來少放肆,多扮乖,呼籲敵人下地獄、詛咒全家齊覆沒等越軌行為,當然敢想不敢做,可免則免。而「路姆西」的出現,正好讓「斯文扮乖」的香港人自欺欺人,用最溫柔的方法(輕輕一掉,甚至單純吊起),發放最狠毒的信息。當然,有人會怪責這種所謂抗爭不過是自娛,功效成疑,但無可否認,「邊笑邊罵」確實是刻下港人最習慣的「抗爭方式」。

 粗口禁忌與追趕潮流

二、它是禁忌——講粗口是社會禁忌,不用多費唇舌解釋,只要問問林老師、陳淨心和鍾樹根,大家便可知一二。而傳統社會既教導大眾,孝順父母、疼惜家人乃人生首要任務,將他人母親的隱私掛在口邊、暴露人前,自然屬粗口之中的粗口、禁忌之中的禁忌;罔顧社會戒條、漠視骨肉之親,隨意吐出那四個大字的,自然被視為粗人之中的粗人。

但凡人總有情緒,要發泄不滿,又要粗中帶幼,怎麼辦?香港人的方法是大玩諧音——於是我們愛吃粉腸鹵味,喝大杯裝檸樂;閒時愛吹奏小型喇叭,跟童軍齊跳彈牀,學農民調理土產;時刻質疑仇人何以思考,告誡後人不再拖延……為的,就是留守社會設下的道德界線之內,發泄情緒。「路姆西」公仔,不過是又一個典型港式粗口諧音遊戲,群眾貪新鮮,多玩幾次,順理成章,不必驚訝。

三、它是潮流——最近幾年,因着新舊媒體互為影響、同時發功,「全城熱話」的出現,愈見頻密。「熱話」之所以發燙,大多拜新媒體所賜,因為平民的一張照片(如遠在青衣的黃鴨)、一段短片(如十四巴港女),火速蔓延。接着,舊媒體掌握網絡脈搏,着緊市場眼球,遂將網上民情,轉化成公眾議題(不管它是否重要),終於令全城關注,人人熱論。愈來愈多人留意,於是環顧網上,更多現象、創作,又或爭議,因而衍生。

「路姆西」的熱潮,明顯也是順應這種趨勢而來。大眾之所以蜂擁而上,四出搜購,除了因為要參與社會抗爭(極少數)、排解禁忌鬱悶(少數),更可能單純因為追趕潮流——當「路姆西」成為「全城熱話」,人人趕着與之合照,上載社交平台,其他人便如照鏡般急欲模仿,於是誓不執輸,或排隊或淘寶,非要加入這股熱潮不可。花費唇舌考究動機,分析民情,這231人大概都過分認真。

 熱話太熱 周期亦短

不過也無傷大雅。這些由新媒體點火,舊媒體煽風而起的「全城熱話」,注定燒不了多久。在新的媒體運作邏輯之下,所謂熱話,溫度雖高,周期亦短,來得快,往往去得更快。這星期「路姆西」成為全城焦點,人人爭着搶購,那又如何?過兩個星期,又有新的潮流,一湧而至,可愛的豺狼從此藏於抽屜,不見天日。不信?不如找找身邊朋友的facebook,還有人用Bitstrips製作公仔表達情緒嗎?還有人的大頭照內有黃鴨蹤影嗎?

周中YouTube公布2013年度香港熱門影片排行榜,10段短片(好的,《警界線》並不短),全部看過,但印象開始模糊。熱話炒得太熱,潮流流得太快,是這個時代的特色。但作為香港人,頭皮發癢得太密,心情翻滾得太多,終歸有點累。

臨近年尾,天色陰沉,但願這只是一時牢騷。


刊於20131215.明報星期日生活.果欄

Sunday, December 01, 2013

孩子的目標



 早兩天乘火車,身旁的大書包小學生,正在迷頭迷腦地轉珠。我沒有智能手機,唯有轉動眼珠,抬起頭,看看車廂屏幕。那是一個頗有意思的廣告:熒幕先出現一顆皮球,在球場、街道、走廊、家門前,翻滾彈跳,就像向四周的孩子揮手示好。孩子窺視鐵閘縫隙,攀上露台欄柵,只為見皮球一面。然後,「他要練琴呀!」「你做咗功課未?」孩子身後突然傳來父母的喊聲,就只好扁嘴,垂頭,轉身,告別皮球。這時,熒幕閃出宣傳字句:「不要忽視兒童遊戲的權利。」原來,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最新廣告。


 這個廣告,跨階層(孩子有住太古城的,也有住彩虹邨)、夠地道(皮球紅白相間,令人聯想起陳年西瓜波)、富電影感(淒冷的琴音應記一功),我很喜歡。於是連忙轉告朋友,叫他們也看看。結果,朋友甲說,幾幸福吖,別的孩子要掙脫饑荒、戰火、疾病,香港的小朋友都只是要求一小時玩樂時間。至於朋友乙卻看到失去了的半杯水:唉,落後國家的孩子就算窮,至少可以自由地玩,香港的小孩物資充裕,卻富得只缺乏自由。聽完迥然不同的回應,我倒想舉手發問:我們的下一代,其實幸不幸福?

 下一代幸福嗎?

 這個星期,翻開報紙,主人翁的答案,呼之欲出。傳媒刊載機構調查結果,發現超過九成香港學童,每周參加三項或以上興趣班,近三成人更在入讀幼稚園前就開始參加。夠幸福?這些興趣班絕大部分由父母安排,但八成五學生卻坦言自己其實沒有興趣,六成多更希望可減少上(興趣)班時間。有受訪學童表示,他們期望父母揀選興趣班前,可先聽自己意見。下一代幸不幸福?當事人肯定答「不」。這不就是「富得只缺乏自由」?

 香港兒童不幸福,但香港人其實一直疼愛自己的下一代。女嬰被人擄走,之所以引來全城關注,除了因為「拐子婆」廣東話並不純正,更因為失蹤的,是一個嬰孩。兒童是我們的下一代,對於他們的安危、幸福,我們都無比關注。單純講愛,可以大言不慚,但要實踐愛,肯定要方法正確,香港人愛下一代的方法,向來有兩大宗旨。

 一、秉承資本主義傳統,遵照自由市場法則——要愛子女,全家必須將他們當成貨品,信奉市場經濟,盡責替貨品包裝增值,預備跟他人競爭。於是,香港家長寧願節衣縮食,也要搶奪日本奶粉,搜購莫札特CD,替尚未懂得開口的子女報讀play group、興趣班,甚至價值三萬大元的海外遊學團,誓要為自己心愛的貨品add value,在自由市場內爭取最廣闊的發展(又名升值)空間。香港的小朋友絕對可以玩,但玩的,最好是豎琴、馬球、法文或AO面試技巧,斷不可以是西瓜波。

 二、替下一代樹立目標,鼓勵蒙住雙眼,直奔標竿——心理學家說,要令孩子成功,絕不能單靠物質獎勵;將孩子的奮鬥心由外變內,方更重要。因此,學者提醒家長,要為子女選擇一支又高又易認的標竿柱,讓他們自動自覺往前奔跑。當然,標竿柱的選擇也要恰當——香港家長沒錯是望子成龍,但成龍大鼻成性、舌頭打結,也注定不是好的奔跑對象。

 港孩奮鬥目標:劉德華

 那香港小朋友又該視誰為奮鬥目標?剛才提到的機構調查,亦在舉手發問。結果,劉德華壓過偉人(Mark Zuckerberg、Steve Jobs)和親人(受訪者的父母),成為受訪722名學童的頭號奮鬥目標(得票逾三成)。這類選舉往往放大表態,扼殺緣由,參考意義本就成疑,但再三翻看報道,細閱這張由香港兒童自行選擇的標竿柱名單,我始終有點疑惑。

 為什麼是「劉德華」?這項調查的受訪者年齡介乎6至18歲,劉德華(在《金雞2》)成為香港特首那年,受訪者有一半尚未在人世。他們選擇的奮鬥目標,究竟是《天若有情》的華Dee、穿長衫唱《我是中國人》的華仔、在電視教人「今時今日咁嘅服務態度係唔夠」的劉大使,抑或真箇如學者解釋,是「勤力工作,默默耕耘」的「劉德華」?若然是後者,那究竟香港的小朋友從何得知「劉德華」個性如此?這種性格又為何能夠吸引年輕人矢志模仿,奮鬥學習?

 我相信,受訪的學童大部分未看過《天若有情》,未聽過《我是中國人》,更不知道「劉德華」這個品牌對上廿年的歷史。但他們依然認定他是自己的奮鬥目標,全因父母同樣認定「劉德華」是香港傳奇,值得下一代學習。這也難怪,為兒女挑選奮鬥目標本就是難題,而在刻下的社會氛圍,環顧香港名人,若你是家長,還可以有什麼選擇?娛樂圈哲學家黃子華?對不起,這星期五本八卦雜誌形容他「抑鬱暴瘦」、「鬼祟接新女」(但明明他只是在練跑)。娛圈中人多八卦,不如選政客高官?這注定是更大的笑話。那麼,運動員形象夠健康了吧?呃,你認為香港家長有膽叫子女向李慧詩學習嗎?左思右想,額頭刻着「勤力」兩字的劉德華,更似是沒有選擇中的當然選擇。

 翻看這個「中小學生奮鬥目標排行榜」,腦海浮現這次名落孫山的另一名字。他多年來都是港人頭號偶像,鬥傳奇,他與Steve Jobs叮噹馬頭(至少對港人而言);比身家,他遠勝Mark Zuckerberg;論努力,劉德華難望其項背……他的名字叫李嘉誠。這個昔日的香港傳奇何以落第?歸根究柢,大概因為香港人發現,這個傳奇的成就,往往踐踏着萬千(光顧百佳又或在碼頭工作的)百姓,而出於他口中的「取之有道」,亦終於成為僅次於「心曠神怡」的大笑話。早兩天李嘉誠在《南方都市報》記者面前盡訴心中情,由張子強談到「貪玩Richard」,但這邊廂的香港百姓反應仍舊冷淡,自是傳奇褪色的最佳例證。

 孩子,可有選擇嗎?

 李嘉誠(及其傳奇)落榜,有何啟示?很簡單,就是沒有什麼傳奇可以永遠穩如泰山。那為什麼非要為孩子挑選奮鬥標竿不可?要教孩子,與其一邊死命為他樹立目標(如考名校),一邊替他裝備沉重盔甲(來撞低對手),不如拔去竿子,讓他自由奔跑;要愛兒女,與其迫他發展「興趣」,與「偉人」交往,不如忘記市場,讓他擁抱草地,跟西瓜波做個朋友?

 孩子的目標,可以是劉德華、李嘉誠,但也可以是自由、快樂,又或遊戲。香港的孩子,可以有選擇嗎?


刊於2013-12-01明報星期日生活.果欄




Tuesday, November 26, 2013

熄機之後

「我都唔明,大家點解要熄無綫機?」台慶翌日,陳百祥上商台接受陳志雲訪問,再次質疑大眾熄機,乃是被「負面傳媒」煽動的盲目表現。話甫落,一直全神貫注駕駛的司機大哥突然拋下一句:「係囉,千錯萬錯都係梁振英錯,點解無端端燒埋無綫嗰疊?」跟的士司機搭訕是高深學問,為了自身安全着想,我決定聳肩,嘆氣,笑而不語。「熄完機之後又點喎?」見我無甚反應,他補上這句。

為什麼熄(無綫)機?熄機之後又怎麼辦?這些問題很常見。也難怪,畢竟整場電視風雲的起因,明明就是特首與行會黑箱作業,剝奪市民選擇,扼殺香港電視。一如(中文水準欠佳的)無綫企業傳訊部所言,發牌與否既由政府決定,亦實非無綫所能左右,那為何大家還要調轉槍頭,指罵阿叻,甚至做出「闔家熄機」、「生日撒溪錢」這種大逆不道的舉動?香港人究竟真的如阿叻所指,是「被負面傳媒煽動」,抑或像電台聽眾所講,不過是「以行動向梁振英表明市民不滿現狀」?

矛頭直指全港唯一黑箱

明顯兩者皆非。眼下這場「大眾熄機」運動,跟始於上月中的免費電視發牌抗爭,談不上有很直接的關係。電視風雲之所以持續,大眾焦點之所以轉折,全因為普羅百姓關心的,本就不單是王維基能否獲發牌,又或梁振英會否講(第一次)真話,而是香港刻下的電視生態——十月二十日遊行,群眾喊的口號,是「我要王維基」,但別忘記下半句,是「唔要雞汁May」;整場「運動」的矛頭,是黑箱作業的政府,也是作孽多年的全港唯一黑(公仔)箱。無綫高層與陳百祥的「無辜論」(「關無綫咩事啫?」),毫無根據,乃真真正正的「扮無辜」。

毫無疑問,經過多年來的互摸底細,對於無綫的節目質素及其所作所為,許多香港人的不滿,早已到達臨界點。這一次的電視牌照風波,不過猶如燃點炸藥的火花,讓港人日積月累的仇恨,來了一次真正的大爆發。我素來以電視迷自詡,本來也堅持要解構普及文化,定要擁抱最劣質的文化產品(如陳百祥的金髮、《東張西望》的生活知識)。然而過去幾個月,每逢聽見《東》的前奏音樂,瞥見阿叻的笑容,我發現自己竟然按捺不住,憤而掩臉。我知道,為免無綫高層又扮無辜,香港人(如我)與TVB之間的恩怨情仇,有必要「攤出嚟講」。

身為媒體扼殺新聞自由

星期一王維基出席港大分享會時提到,自己做得最錯的決定,是「太早從無綫撬走大量幕後員工」——這既令大台震怒,事後大耍小動作,亦令該台創意凋零,膠劇叢生。作為無綫觀眾,我自問要求甚低(故此《法外風雲》和《On call 36小時II》出現「專業穿崩」,尚可接受),但無綫這年的劇集(如《好心作怪》、《神槍狙擊》),就連情節合理、睇得舒服這些基本要求,也符合不了。規模如此龐大的電視台,竟然可以接連生產出這種挑戰眼球底線的劣作,我很懷疑此刻仍然堅持節目好睇,不明大眾針對的無綫高層,究竟有否收看自家製作的劇集。

當然,這次大眾群起反彈,既為聲討節目垃圾,更因為無綫霸道成性。事實上無綫高層沒有說錯——政府不開放市場,亞視積弱多年,我哋都唔想。這是事實,但問題是,這一兩個月來,大家又發現,無綫作為大台,為了鞏固地位,根本不擇手段——公器私用,以《東張西望》的片面之詞,指控對手;濫用支配優勢,禁止旗下藝人亮相鄰台;與亞視接連申請司法覆核,拖延發牌,又暗渡陳倉,自行分配頻譜……為了禁絕抗議聲音,更加封殺壹傳媒,身為媒體,卻反過來扼殺新聞自由……無綫這年的所作所為,猶如向大眾宣戰——封殺聲明所寫的「捍衛公司利益」,根本就是電視台的唯一信條,之前所講的什麼「培訓明星」、「娛樂觀眾」、「回饋社會」,根本全是冠冕堂皇的廢話!

那又如何?台慶翌日,無綫公布節目收視仍有廿九點。這縱然是十年新低,亦足以令無綫腳震(所以封殺《蘋果》),但我同樣聽見身邊許多人說,唉,熄完機,又可以點?如果大眾非得要跟低劣的普及文化跳探戈,那作為那矢志熄機的三十二萬人,我們除了聳肩嘆氣,甚至學效阿叻的口脗,恥笑百姓盲目,被無綫這「不受歡迎媒體」牽着鼻子走,還可以怎樣?

於是有人主張這場熄機運動,必須持續——台慶過後,下一個目標是《歡樂滿東華》,再下一個是更高難度的《萬千星輝頒獎典禮》……這有用嗎?甚至有論者提出,我們要開展一場長期革命,香港人除了要決絕地跟無綫分手,更要多聽法國社會學家Pierre Bourdieu所言,明白電視怎樣「把信息灌進人們的腦袋裏,影響人們所思所想」,正視電視的本質如何限制其盛載的內容,將你我娛樂至死。故此,我們應該開始學習將小箱子搬到死角,把大廳還給自己,善用新媒體,還原好生活……這應該是三十二萬人的下一步嗎?

做個精明的電視消費者

我不同意。台慶當晚,有朋友致電求助:「我好想睇《三個小生去旅行》,但十點半開番電視,好似好無骨氣,點算?」翌日,茶餐廳內有電視迷慨嘆:「下星期有黃子華,仲睇唔睇好?」香港人對胡楓、謝賢有感情,對免費娛樂情有獨鍾(入場睇黃子華都要買飛啦),我們與電視交往的歷史,更非一時三刻,可以改變。與其每逢大節罷看,又或無止境絕交,不如做個精明電視消費者。

你或許會問,看電視是免費娛樂,何來消費?我家既非收視戶,罷看與否,根本無足輕重,點解唔睇?是的,我們看電視確實不用付錢,但卻要消費時間。我們既付出了時間,電視台就將我們安坐廳中的這些廣告時間,轉售商家,換取利潤,也就是他們死命捍衛的「公司利益」。平民百姓如你我,既是電視消費者,更是有能力左右商家決定的消費者。

既然大家早已視電視為生活必需品,難以割捨(不然長夜漫漫做乜好?)那不如精明消費,謹慎付出——對於《東張西望》、《萬千星輝賀台慶》等劣質節目,我們要堅決熄機,絕不姑息(晚飯需要背景聲音?不如聽《左右大局》);至於碩果僅存的好節目,如《三個小生去旅行》、《My盛Lady》,我們大可照舊欣賞——只要消費者夠精明,該讚的時候沒有吝惜,該罵的沒有留手,關鍵的時候堅決熄機,無綫既要「捍衛自身利益」,受市場所牽制,就必須求變。這場溫柔革命或許是天方夜譚、愚公移山,但似乎更適合香港人的脾性。

熄機之後,我們要拆破無綫假面具,做個精明消費者。



刊於2013-11-24明報星期日生活.果欄

Sunday, November 17, 2013

我們愛過陳百祥




前兩天,電視迷朋友傳來邀請,追蹤800個收視盒的下落。細讀信息,本沒打算理會,因為要令無綫收視「三點不到」,注定是比爭取港視發牌更impossible的mission(起碼要確保其中776戶「收視家庭」齊心關機)。然而兩秒後,我還是決定扔掉計算機,張貼尋人啟示,呼籲杯葛台慶。箇中原因,大概因為事件的主角,是「阿叻」陳百祥。


電視風雲餘波未了,新聞人物每周換畫。這星期的全城焦點,由政總轉到將軍澳電視城。有網民(或「妄民」,阿叻語)再次發起行動,呼籲慣以電視送飯的萬家燈火,下周二杯葛無綫,上演一場「萬千熄機賀台慶」。這場只有零星火頭的罷看行動,卻因陳百祥的膝頭(收視跌至兩三點,就會「跪.回家」)、性命(「死咗佢都得」)、財產(建議無綫收視達三十點就捐出三百萬)、大嘴(指摘群眾盲目受「負面傳媒」煽動),而釀成大火,烽煙四起。對於這種口舌之爭,我素來沒有興趣,但因為主角是陳百祥,我不得不關心。

二十年前港人至愛

關心阿叻,只因他直接影響家人的身體健康——每逢他現身台慶、港姐等無綫大騷,我媽例必全身發抖、嘔吐大作,痛罵他「核突」、「膚淺」、「庸俗」,質疑無綫「點解會以為觀眾鍾意睇佢?」作為孝子,我一直不便反駁。沒錯,眼前這個肌肉鬆垮的中年漢,近年確因衣著騎呢(三角泳褲透視裝)、窮奢極侈(節目中炫耀價值二百萬的陀飛輪手機)、口舌招尤(嘲弄昔日戰友王晶)而屢屢令我媽作嘔,教群眾發火,但無可否認,他曾經擄獲大眾歡心。

二十年前的陳百祥,是港人至愛。1995年,他憑着主持節目《運財智叻星》而(再次)聲名大噪,不單把主題曲《我至叻》唱得街知巷聞,更乘勢走入紅館,連開七場演唱會。一個歌不精、舞不勁,樣貌身材皆欠奉的電視藝人,竟然能夠吸引大眾自掏腰包,齊心合唱「Yeah我至叻」……明顯是繼譚詠麟走紅、黎明封王之後,香港普及文化的又一個奇蹟(或悲劇)。而奇蹟之所以發生,港人之所以盲目(深愛陳百祥),至少有兩個原因。

一、「阿叻」很「香港」——陳百祥的花名「阿叻」,既出於其洋名(Natalis),亦有角色設計的考慮。1979年,他投身無綫,加入《歡樂今宵》,當時身邊盡是梁醒波、沈殿霞、何守信等以親民謙厚作賣點的前輩。為了出位,他刻意扮《黃飛鴻》電影中的石堅,充當反派,壞事做盡:凡事認叻,藐嘴藐舌,蝦蝦霸霸。「阿叻」作為角色,看似負面,卻響應時代,跟全港百姓一同經歷由低頭到仰首的性格轉變,自然深入民心。

踏入九十年代,「阿叻」演過電影,搞過上市,欠過巨債,最後重返起點,回歸電視,主持《運財智叻星》,再度走紅。「阿叻」的再次崛起,亦有時代根據——當時九七臨近,香港人人自危,陷入身分危機,而「阿叻」既以典型smartass香港人身分娛樂觀眾,亦透過歌曲《我至叻》向大眾派定心丸:香港人性格「識睇時勢兼淡定」,一直「搞乜都鬼死咁叻」,面臨時代巨輪,與其搲頭擔憂、倉皇移民,不如繼續為自己身分自豪(「香港地最好」),抓緊優勢(「股票金融確係寶」),及時行樂,正視回歸(「上面咁多金掘,怕你手軟唔去執」)……這個人這首歌,確認香港精神,唱好你我未來,能夠吸引萬人紅館合唱,絕非集體眼盲咁簡單。

二、「陳百祥」很「香港」——陳百祥生於戰後嬰兒潮,是典型香港仔。重溫他作嘉賓的那集《志雲飯局》,知悉他自小家庭破碎,一家六姊弟,都由母親一手湊大。他不諱言自己自懂人性以來,就覺得「平凡是罪過」,「自己什麼都不需要,只需要錢」。也因此他從小精於計算、「賭性」很重,小小的腦袋每天想着的,是「用什麼工具,可以把別人的財富轉移到自己手中」。典型的香港人擅長心算,長期斜視(只懂看錢),身處母胎已矢志出人頭地,攀上頂峰,陳百祥可算是當中佼佼者。

陳百祥跟許多同代人一樣好勝,表明自己「唔輸得」、「偷呃拐騙都要贏」。他以電視藝人知名,但加入無綫之前,卻曾以廿歲之齡自資開設製衣廠,短短三年內賺了二千萬,買了六架名車,然後破產;他沉迷賭馬,試過兩月內中六次3T,但亦試過因炒燶期指,欠下一倍身家的巨債。若說白手興家、扳倒巨人的王維基反映「獅子山下」精神,乃刻下大眾口中的昔日「香港仔」代表;那麼擅長投機炒賣、恣情吃喝玩樂的陳百祥,肯定就是這個「香港仔」的另外一面。香港人愛香港仔,自是理所當然。

他沒變 只是留在原地

問題來了。陳百祥和「阿叻」既然是香港代表,亦曾俘虜大眾歡心,那為何近年情况逆轉,堂堂大眾甜心,變成網民與平民(如我媽)眼中的頭號敵人?是因為他變了質?就如同其他香港普及文化傳奇(如成龍、周星馳)一樣,變臉換樣?

通通不是。阿叻跟香港人愈走愈遠,絕不因為他變了,反而因為我們順應時代而改變,但他留在原地,一直不變。

香港人曾經都是陳百祥——招積沙塵、凡事功利,處處認叻。然而,九七以後,時代轉變,香港人的容貌亦緊接在變。講究享受、唯我獨尊的香港人愈來愈少,關心政治、放眼社會的人愈來愈多——這既因為生活環境急轉直下,香港人的優勢逐滴流失,玻璃變鑽石的日子不再,大家根本無法再從容度日;更因為社會不公義逐漸浮面,大家餐餐都無得做阿head。大眾逐漸醒覺,原來在為自己前途奮鬥,享受掌聲嘉許的同時,亦不能忘記(在傻笑的特首身旁)發聲,捍衛核心價值,爭取更有尊嚴地活下去。

就在香港人生活日漸艱難,你我選擇慢慢丟失的同時,「香港仔」阿叻卻繼續以九十年代的「我至叻」姿態示人——百姓投訴百物騰貴,他卻在電視上延續昔日大眾拍掌的狼吞虎嚥表演;群眾不滿一台獨大、《東張西望》偏頗,抗議爭取轉台,他(接受被調到黃昏一天出發的李慧玲訪問時)卻表示,無綫節目中肯,不明白香港人為何那麼多負能量,又指無綫做得很好,大眾盲目,才被少數傳媒迷惑……再唔叻的香港人也看得出,阿叻活於另一個時空。

也許,阿叻唯一說對的一句話就是:觀眾都很盲目。香港人盲目,所以我們愛過陳百祥。


刊於2013-11-17明報星期日生活.果欄

Sunday, November 10, 2013

香港人的自畫像


這個星期,因着Bitstrips,人人蜂擁為自己造(自畫)像。打開面書,一個個怪形怪相的卡通人物,佔領版面——有朋友忠於原著,以鏡作畫,將自己的雀斑、大鼻和魚尾紋,悉數呈現,換來異口同聲的「好似!」;也有人摔破鏡子,憑空想像,最終畫出林峰的俊臉(他真人像林曉峰)。當然,Bitstrips好玩,不僅因為它可繪製自畫像,更在於用戶能替肖像人物配上布景,加上標語,表達情緒——《東張西望》特輯播映當日,人人各自製作同款的「扔電視落街」漫畫,正是最佳實證。

看着朋友們的自畫像,我一方面躍躍欲試(於是用九秒九弄了一個),另一方面卻禁不住想:如果香港是一個人,這一刻它的自畫像,又會是怎樣?

這注定是一條僅次於「香港電視死因為何」的艱深問題。艱難,因為香港人向來品流複雜,變臉成性,要找一張統一又靜止的自畫像,幾乎沒有可能。要替這刻的「香港人」造像,我們要了解過去,觸摸特徵,尋回典型。

典型的「香港人」
如果「香港」是一個人,它的膚色應該偏黃(但有時不欲承認),臉龐頗大(所以最愛自拍),臉皮特厚(對「放假」、「加人工」、「有折」等要求有莫名執著)、臉色紅潤(不愁吃喝);眉毛有時緊蹙(臨近九七),有時放鬆(九七以後);它的眼睛偏小(只看得見自己),目光狹窄(請參閱「香港人的世界地圖」),長期近視(對遙遠的概念視而不見,如「民主」),方向感弱(不懂分辨左右),明顯略嫌盲目。「香港人」鼻大肉多(最愛在人前指着自己鼻子);耳朵極大(能探聽馬賽的性取向,分辨陳靜剖白是否發自真心);嘴角翹起,舌頭特長、嗓門奇大。身形方面,這個「香港人」個子不高(勝在諸多計謀),肚腩微隆(絕少上街參與運動);精神方面,它的腦袋容易失憶(只記得「獅子山下」),內心長期空洞(信奉「活在當下」)。

這個典型的「香港人」,由頭到腳,整個模樣,怎看也不似成功人士,頂多排在「紐約人」和「倫敦人」之後,位列第三。

當然我們知道,這只是以往的典型。九七之後,「香港人」的自畫像開始分裂。一方面有人堅持忠於過往,馬照跑,舞照跳,努力瞪眼盯鈔票,張耳聽八卦,開口吃盡所有「期間限定」的美食,努力做個色彩繽紛的「香港人」。

不過另一方面,適逢社會走過不同的轉折,愈來愈多人質疑過往畫像,走上街頭,瞥見彼此,摸索出一張張不再典型的「香港臉孔」——七一之後,它額角滴汗,瞳孔擴大,近視痊癒(竟然放眼「普選」);天星倒下,「香港人」腦袋回復(集體)記憶,內心多了「百感交集」;國教風波,它臉色奇黑,為了守護頭顱而聲嘶力竭……許多人堅信,雖然「香港人」的臉容沒有統一的變化,但我們一定要落力捕捉它的微表情,抓住它應對社會轉變的不同反應,鼓勵社會各階層,做回一個五顏六色、有情有義的香港人。

「香港人」臉色由紅轉灰

理順過去,可知現在。倘若「香港人」的自畫像,真箇如上述一樣,會因應社會大事而(局部)變化,那經歷近月全城關注的電視牌照風波,「它」究竟變得怎麼了?這幾天我勤力照鏡,專注偷窺,發現「它」至少有兩大特徵:

一、臉如死灰。周中立法會特權法遭否決,有朋友有感而發:「政府根本就想有識之士全部移民,留下來的則全部當順民!」我以為這不過是一小撮人自尋煩惱,就如年前的高鐵爭議或國教風波,但再三留意旁人反應,卻發現這次免費電視牌照風波,成功喚醒不少向來沉睡、討厭政治的香港人,令他們的臉色由紅轉灰——走上街頭,滿目都是遊行初哥;愛自拍、重享受的面書朋友,紛紛在網上罵政府不公……不用民調提醒,我們都已窺見民情急轉。香港人的臉孔,集體變灰;分裂的群眾畫像,逐漸統一。

二、表情僵硬。這些年來,香港人嫉惡如仇,目睹社會不公、奸人當道,最常見的反應是將高官(如董建華、葉劉、曾蔭權、陳茂波等)視作殺父仇人,怒目相向,破口大罵。但這一次,我發現在部分人繼續「我是憤怒」的同時,愈來愈多人開始選擇緊閉雙眼,木無表情,冷漠以對。經歷過香港社會的多次跌宕,他們或許已經喊過太多次「認住呢班賣港賊」,呼籲過太多次「元旦見」、「七一見」,咒罵過太多次「XXX不得好死」,但結果現實仍然殘酷,社會繼續不公。於是,他們的表情開始冷淡,連憤怒的力氣,也告失去。

拿着這幅新鮮出爐的香港人自畫像,再比對本周廣傳、建制派議員的一張張近照,我的心情跌至谷底。心灰,除了因為看見灰色的眼耳口鼻,更因為它背後那塊布景板,以及底端的標語。

「香港人」目擊布景如何崩壞

一直以來,「香港人」身後的布景板,不停更迭——有時它是門外大打蛇餅的日本拉麵店,有時它是滿佈點點燭光的維園足球場;有時它由政府斥資興建,有時則由民間自發籌謀。無論香港人的自畫像怎樣變,我們依然可以慶幸,自己能夠自由選擇身後的布景,以及在頭頂浮游的雲團氣泡(例如「平反八九民運」)。香港人或許從未曾有過統一而完整的自畫像,但我們卻一直共同享受身後背景轉換的自由。亦因如此,「香港人」的肖像表情雖然屢屢有變,但卻未曾真正心灰——起碼我們相信,這個布景,這座城市,還有自由,還有法治,還有小學常識書也引以為傲的完善制度,讓我們的生活可以過得好。

但原來不。這個月來,「香港人」集體目擊布景如何崩壞——牽涉公眾利益的政策決定,可以「行會保密」為由,毋須公開;把守立法機關的議員,可以一邊指斥政府做法不當,一邊拒絕徹查真相(因為「真相終會勝利」);通訊局的專業判斷,可以被行政會議及特首的橫蠻判斷(而且不用公開因由),完全抹煞。

這幾天,把一段名為「拯救香港未來」的短片看了幾遍。片段由一連串預言組成,由二○一三年十一月六日特權法被否決開始,直至二○四六年七月一日梁振英七度連任「香港市委書記」結束。看着片段,我冷汗直流,彷彿看見「香港人」自畫像的布景板,已經換成水深火熱的井底,黑暗之中你我伸手不見五指。

我非常希望預言全部落空,這篇文章亦只是一個憤怒青年(又名杞人)的危言聳聽。但此時此刻,若要在香港人自畫像底端配上字句,我亦只能想到陳腔濫調的這句:

This city is dying.


刊2013-11-10明報星期日生活.果欄

Wednesday, November 06, 2013

做個有情有義的香港人

十月二十日,我背起重甸甸的背囊,懷著(比背囊更)沉重的心情,上街遊行。遊行,一半因為鍾情流行文化,愛惜(香港)電視,痛恨黑箱;另一半,是因為一個比較無聊的原因:我好奇,想看看這次上街遊行的每一張臉。

好奇,因為這次遊行,放諸香港歷史,前所未見。


香港人自小奉電視為一家之主,每晚回家例必與它四目交投,情深對望。幾十年來,我們欣賞過出色劇集(如《大時代》、《天與地》),因而開眼;但更多時候,慘遭劣質文化產品荼毒,因而眼盲。面對如此局面,群眾一直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只有微言,沒有大叫,努力包容大眾電視,與它繼續交往。

但這一次,香港人憤怒了。自從蘇錦樑在記者會上宣佈,王維基及其創辦的香港電視網絡,因為「一籃子因素」而不獲免費電視牌照,往後幾天,全民集體捶胸頓足,示範怒髮衝冠——反對政府決定的網上專頁獲得半百萬人支持;群眾相約立足街頭,包圍政府總部,要求當權者將合理解釋、程序公義和電視遙控,全數歸還香港市民。

作為與電視情海翻波的香港人,我明白自己為何要上街。但究竟同行者會是什麼人?是跟去年反國教一樣的臉孔?抑或是會有素來對反智劇集甘之若飴的「師奶」,嚮應號召,反對May姐?這是值得紀錄的時刻。於是遊行當日,除了自備熱心、怒火,我還將畫紙和畫筆塞進背囊,準備繪畫這次遊行的大眾面譜。

結果面譜沒有畫成。原因很簡單:當日同行的群眾沒有特定模樣,橫跨階層,無論動機、表情和年齡,都不統一。我畫不出他們的模樣,但卻發現,這些穿黑衣的「香港人」,身上至少有三大共通點。

一、有情——大眾印象中的香港人,木無表情,感覺內斂;我們遇上賣旗多繞路,見人落難常心涼。但這一次,我發現同行的人,會為王維基的落難而不忿(「最慘係佢」),為藝人的辛酸史而靜默;遊行路上,群眾高呼「唔要雞汁電視」、「香港人話事」,對於味精纏身的流行文化,對於你我身處的香港,我們都有感情。這份香港人的情,時而比水浸更氾濫(「獅子山下精神」),時而比沙紙更粗糙(「唔要做鹹魚」),但在萬念俱灰的年頭,仍然可貴。

二、有義——香港人向來功利至上,錢字行先,這是教科書都(可能)有教的常識。但這兩個星期在大眾媒體、街頭巷尾,我聽見百姓高談正義,師奶聲討不公。何謂正義?不顧自身利益,只講是非對錯。許多參與遊行的香港人,老早遠離電視、轉戰上網,香港電視失去牌照、王維基的公義被盜、員工的飯碗被搶,他們其實都沒什麼損失。可是,香港人堅決聚集政總,高聲吶喊,不過希望守護「港式公義」——鋤強扶弱,收拾「壞人」(如梁振英、蘇錦樑和王征),重現小城(曾經)賴以自豪的核心價值。

三、有心——這兩年,我聽過有香港人聲言「寧死不看香港的電視」,目撃民眾每逢梁振英現身例必掩眼塞耳,更從電視上看見有人因為絕望,轉首移民……對於電視,對於政府,對於香港,許多人逐漸死心。但遊行當日,我瞥見市民自製道具(如TVBuddy),自訂口號(「我唔做順民,都唔要移民」),花盡心思,表達訴求。香港人對香港事,仍然有心。當然,之所以有心,很可能也因為王維基與香港電視,對改革電視,發展創意,以至服務香港,同樣有正在淌血的一顆熱心。

香港人和香港流行文化一樣雙面,有時邪惡,有時正義;政總門外的十二萬人,亦注定品流複雜(有左翼有右後衛,有師奶有金毛),眾聲喧嘩(甚至會上台搶咪)。然而每當危在旦夕、關鍵時刻,香港人又自動變得有情有義有良心,就如去年的反國教風波。

去年港人齊心,穿上黑衣,聲討洗腦,全因教育是社會基石,一旦淪陷,會染紅下一代,遺害百姓;這次香港電視不獲發牌,同樣絕非無綫藝人口中單純的「商業失敗」——媒體乃大眾公器,若容讓它任由政府以「循序漸進」、「保密協議」為藉口,左右命運,勒其咽喉,身受其害的,絕不止王維基、廖啟智與蘇萬聰,又或廣大電視迷(如我),而是每一個香港人。

為了香港,我們要有情有義,用良心照亮黑箱。



刊於《號外》2013年11月 OPINION

Sunday, November 03, 2013

學生出事了

上星期四,考評局出版中學文憑考試《考試報告及試題專輯》,一如以往,臚列考生在中英文科考試犯下的奇恥大錯、古怪謬誤。報告指出英文科考生問題多多,作文串錯字,口試發音錯誤,港式英語橫飛:有人將「chalk」串成「chok」,將「healthy」念成「heavy」,將「snack」讀成「snake」;至於中文科,更有考生將我的人生座右銘、星爺在大銀幕赤腳講出的經典金句「做人如果無夢想,同條鹹魚有咩分別」,誤當古語,錯誤引用……翻揭報章,細讀新聞,我跟許多網民反應一樣:咧嘴、捧腹、滾地。

可是同一時間,也有許多人扁嘴、一肚氣、火滾。報告一出,媒體一如以往,先掏出顯微鏡,將考生錯誤放大,仔細端詳;後舉起扇子,煽風點火,找來專家、老師接受訪問,聲淚俱下,告誡世人「下一代語文水準低落」;最終綜合意見,結案陳辭,感嘆「考生表現不忍卒睹」,詰問「教育何去何從」。聆聽專家們的警世良言,我收起星爺式無賴笑容,掛起吳克儉的憂國憂民臉孔,皺起眉頭,夙夜憂嘆,輾轉反側,唯恐我們的下一代會視力盡失,頓成文盲。

準時放大污點縮小亮點

不過慢。這種感覺,又彷彿似曾相識。進入Wisenews網站,輸入「考評局」、「考生」、「語文」等字眼作搜尋,果然發現每年10月底,每當考評局出版上一年度的考試報告,媒體定當抓住時機,大肆報道——一年前,指摘考生作文用上生活口語,甚至中英夾雜(如寫iPhone、facebook),大逆不道;兩年前,笑他們將「girl」讀成「girl-lo」,甚至錯引歷史,以為安徒生發明燈膽;甚至早在10年前,亦有報道指學生不懂「true」和「false」兩詞,是非不分,足證「語文水準江河日下」,是「令人擔心的現象」。很明顯,這些有關香港學生語文不濟、常識欠奉的報道,從不新鮮,甚至歷久常新。

水準低落誰的錯?

那究竟這一代的學生是否真箇語文能力差劣?這問題不好答。我只知道,每年準時在媒體出現的這種報道,事必搜索笑點,放大污點,縮小亮點(例如從未提過新一代說普通話的能力比以前的好太多),最後建構成大眾對年輕一代的(又一個)刻板印象。這種印象一方面是大眾擔憂社會,關心未來的投射,但更多時候是一種被誇大了的無謂恐慌,最終目的,不過為了讓大人們更容易管治這些下一代——中英文不濟?請放棄興趣,趕上補習班。不諳名人金句?請拋棄星爺,罷聽BigBang,模仿上一代的姿勢,閱讀偉人傳記。

若我是去屆考生,讀報紙,肯定想問:究竟這種考試報告如何能夠反映整代人的語文表現?就算整屆考生當中確有人不懂背默廿六個英文字母,那又跟我何干?好了,就算這代人真的是水準低落,又是誰的錯?年輕人將潮語視作法定語言,甚至將「chalk」串成「chok」,究竟是因為他們尊敬潮州人,崇拜林峰,抑或因為媒體愛將這類「潮語」(其實一點也不潮)不問情由地反覆運用,而耳濡目染?

再執著一點,我甚至期待年輕人指大人的大鼻質問:為什麼星爺不是古人?古人的定義究竟是什麼?孫中山是古人嗎?為何要改善語文就要多讀書少看電影少聽歌?為何星爺的金句不可以用於作文?星爺的「鹹魚夢」跟馬丁路德金的「dream」哪個更高尚?這些問題或許有點鑽牛角尖,但我寧願看見年輕人無禮反擊,也不願見到他們面對大人「逼迫」,繼續啞忍,或用口試中王牌——「I agree with you」,默然應對。

年輕人躁動的反戈

當然,年輕人不一定永遠「agree with you」。同日另一則新聞,大眾瞥見他們躁動的反戈。

有中學日前替中六生舉行中國傳統「成人禮」,學生為自己改字號(如岳飛的字號是為「鵬舉」)。當中有兩名學生貪玩,以粗口諧音取名為「卜直」、「岸久」。校方發現,但照樣刊登在場刊中,事後有家長不滿,向報章投訴,質疑校方做法等同支持學生惡搞。

學生的做法頑皮,有失大體,但亦不難理解——我們明明身處2013年的香港,為何還要守幾千年前的中國傳統?我不姓周,為何要仿效周朝周公舉辦成人禮?為何成人禮上做的,是為自己改字號,而不是全班一同留在班房,觀看與學生更有關的經典三級片《大逃殺》?更何,若要數玩粗口諧音,大人(和「合家歡」的獎門人)根本也玩得更徹底吧?

當然,你我也明瞭,校方、老師的安排有其心意(要隆而重之地讓學生知道成年人要負責任),但學生假如無法理解,不願吸收,那就算校方收回多少個看似很有意思的「字號」,同樣達不到教育的最終目的。

對於年輕人的反戈(無論認真抑或無意),大人該如何應對?家長投訴,學校鎮壓,就是最佳辦法?負責替肇事中學籌辦成人禮的濟川文化研究所創辦人潘樹仁,提供了另類答案。潘發現學生提交惡搞字號,但最終還是選擇照常刊登(甚至說服校長),同時以之創作對聯:「『卜』卦由己,自啟光明仁義路」、「『直』心多福,美瑜耀彩禮義燈」……從而「勉勵學生立身處世之道」。

承擔責任 隨便惡搞

若「成人禮」舉辦的目的,真箇如校方所言,是一個學習機會(而非建立校譽的一場盛事),為了「提醒學生成年後更要重視承擔責任」,那這次校方的做法,正是恰到好處——你要惡搞,悉隨尊便,但最終要承擔責任,還是你自己。至於那些自覺被冒犯的家長又如何?肇事學生既已表明以後不會再「玩玩」,其他同學亦坐直身子,上了一課,那還需要什麼顧慮?教育的對象,從來都是學生,而非家長。

年輕人反擊,大人們在戴上面具,高聲責難(「語文不濟」、「不識大體」)之前,亦可嚴肅以待,認真以對,站在他們的立場,動之以情;同時反思己身,說之以理。

學生(又)出事了,但要解決問題的,不止他們,還有我們。



刊2013-11-03明報星期日生活.果欄

Saturday, November 02, 2013

高興

為此高興了一整天。陶囍是我寫作路上的第二至愛。第一?文中有寫。感謝。



灰爆  By 陶囍 2013-11-01

馬傑偉最近灰爆,周日讀到他的訪問,感受到這位中年漢的怒氣,老馬有火,奈何志已不在千里,滿紙力不從心。過了幾天,他在面書說了一句: 「我們是循序漸進地變灰。」幾灰都不要忘記講笑,幽默是對治荒謬的萬應靈丹。

阿果寫的訪問,貫徹「什麼人問什麼人」的風格,夾叙夾議,偶而流露對某些觀點的質疑,我認為恰到好處。最驚喜是見到此君真身,我一直認定阿果是梁款的化身,從小看梁款大的我,有點不相信,這個行文語氣世故得來仍不失希望的作者,原來很年輕。

這不正好回應了馬傑偉的憂思?我們熟悉的世界無疑在崩壞,卻不見得後來者不會在廢墟中開拓新天新地。「星期日生活」的年輕作者如阿離和阿果,熟讀詩書,又寫得一手好文,在探討議題和表達自我之間,收放自如。要想當年的話,不要說這樣的作者少見,這樣的文化版也是極其罕有的。「星期日生活」今年慶祝十周年,年來多少人在這副刊爬梳觀點、洞察時局,為灰爆的香港,保住了一點異彩。

訪問中對電視和香港人身分認同的關係有不少着墨。要說香港人今時今日的價值態度跟流行一時的電視劇密不可分,我認為是言重了。我自小沒有追電視的習慣,可有可無,身邊不乏像我這樣的電視游離分子,又不見得我們價值態度和電視迷有什麼分別。

經歷過所謂黃金年代的人,常常感到香港人像王小二,一年不如一年,幸或是不幸,我也見過比較好的香港,看着當前種種敗象,的確灰爆。然而,我寧願相信,萬紫千紅,最好的,尚未來臨。

Monday, October 28, 2013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 — 馬傑偉:扼殺電視,即係消滅香港



這兩星期,心情持續欠佳。周中偶爾為王維基的金句稍稍振奮(猶如重溫《半澤直樹》),但其餘時間,細讀媒體消息,留意事態發展,始終開不了心。有一兩晚到了政總,聽着香港電視員工真情分享,情緒激動,悲憤依然。

馬傑偉這星期也有去政總,而且不止一晚。一年前的反國教風波,他靜坐公民廣場一角,絕食明志;一年後,他重回舊地,心情複雜,憤怒中帶點悲涼。

身為《明報》世紀版專欄《人文館》的長期讀者,我明白馬教授的心情。最近一年,他的專欄,愈寫愈灰——年初說自己對世事逐漸「麻木不仁」:「不想打開電郵、不想看新聞;下班駕車回家,不想打開收音機聽《自由風》」;年中坦言自己寫評論的quota用盡了,開始「努力學習在香港作一事不關己的外人。不勞心、不勞氣。躲在自己的小世界內」。到這個星期,面對發牌風波,他先是怒火中燒,痛斥「這個行會太傲慢」,字裏行間,盡是感嘆(號);後是由怒轉哀,慨嘆自己「在香港出生、成長、讀書、工作幾十年,從來沒有如此深切的悲情」。我跟馬傑偉並不相識,但他那份既悲又憤的心情,作為讀者,實在隔着油墨也摸得到。

訪問當日,我們相約在中大的一家café見面。坐下不久,我們調換座位,原因是他眼睛有點毛病,不能被陽光長期直射。換了位置,他背着陽光,顯得有點深沉。呷了一口咖啡,他開口說了第一句話﹕

「其實我真係好唔開心。」


*

 香港命根接近枯死

馬傑偉,中大教授,研究流行文化和身分認同多年。學者好友對他的形容是:「過去十年,拒絕變灰」(梁款)、「不知道那麼多精力從何而來」(呂大樂);幾年前,他說自己「外貌如浪人,活力十足,行為如小伙子」(見《後九七香港認同》)。見面當日,我依字對認,卻發現眼前的馬傑偉,不似活力充沛的小伙子,反而像個飽歷滄桑的中年怒漢。

「我有一種很強烈的感覺……這次發牌事件,是扼殺創意;嚴重一點說,是扼殺香港。」我記得在九十年代初,當電視走向下坡,不同學者走出來爭着說「電視已死」的時候,馬傑偉獨排眾議,堅持「電視不死」。但這一次他卻說,快要死的,不止電視,還有香港和香港文化:「這些以前都是香港人的命根,香港人的身分、說話的方式,即是寸寸槓,但有時做事認真,有少少滑頭,但關鍵時刻又會挺身而出……都是從電視劇裏出來的。當然我不是說王維基一定會成功,但這條香港的命根接近枯死,現在難得有少少希望、少少生氣,都要揑住,咁你咪覺得好upset囉。」

馬傑偉形容,那是一種窒息的感覺,好像我們認識的香港,已經不再存在:「我們珍惜香港的制度,究竟還在不在呢?講到制度,首要當然是學校,像去年的國民教育,就是在教育制度裏面履行一種政治任務。另一個戰場在媒體,新聞當然最直接,但按照大陸那套,劇集也是很強的意識工具。」在這個部分,一國兩制似乎(即將)守不住:「(我們)不是要拍電視劇來作反,只是香港的制度,可以令創作沒那麼多指令、框框,有活力,可以將創作無限制地跳出來……這些範疇都要妥協,順應大陸那套,咁……香港就會無咗囉。」

電視劇真的有那麼重要的地位嗎?我是電視迷,也很少這樣想。「電視劇不是太high sounding、太高調,卻是普及文化的搖籃,(孕育)音樂、電影、創作人才,也是明星鍛煉的場所。現在香港無明星,也因為失去了這地方。你不停拍膠劇,咪膠晒囉!還怎樣尋找star呢?」

聽着馬傑偉的感言,我不停點頭。不過,無綫劇集千篇一律,脫離民情,似乎也不是這一兩年的事。這次王維基不獲發牌,是扼殺電視嗎?我覺得更似是把能夠搶救垂危電視工業的最後一顆靈丹妙藥,拋向萬丈深淵。「沒錯,這也是心情複雜的原因。我屋企有裝有線,間中都會睇。依家(政府)發咗個牌畀有線,我真係好驚新的免費電視就是將(有線的)第1、12和13台加埋一齊,大佬!然後now就係100台囉!咁真係好唔老嚟喎大佬!」根據早兩天電盈公布的免費電視未來大計,這個「好唔老嚟」的猜想,似乎很有機會發生。

「但王維基唔同喎!我看《鏗鏘集》訪問《警界線》的導演,他真的講到以前我做研究、訪問幕後,好似戚其義講嗰種嘢喎!當然,我們可能一廂情願,將一些已經逝去的東西投射在王維基身上,以為他可以帶我們返去普及文化好有活力嘅時代,但係……你畀我投射吓都好吖,大佬!」馬傑偉又說,早幾天他讀到《主場新聞》一篇文章,作者是影視系畢業生,做過亞視編導,後來被炒,被迫轉行,之後每見後輩想讀影視,都以「打死都唔好!」勸阻。「咁你話係咪好悲涼吖大佬?現在王維基的公司都係有少少人情味、少少對創作的尊重、少少希望,咁啫!(停頓半秒)都唔得喎!你話係咪灰吖?我們不是要點點點,只是想要一個比較正常的影視生態,很小的要求罷了。」

 電視研究者:十年無認真睇劇

這兩星期,發牌風波持續發酵,全城關注,人人熱議。各大媒體的論者談起此事,大多率先自報身世,以「我已多少年沒看電視劇」為開場白(十年是最低消費)。馬傑偉以前做電視研究,嘗過走訪台前幕後,試過仔細解構文本,港產電視劇,當然看過不少。但這次訪問,他一見面,劈頭就說:「其實我已經十年無認真睇過香港的電視劇。」我確實有點意外。

「我記得九七年之後,開始覺得電視走下坡,嗰時我成日同自己講:『由佢死囉,無人睇囉!咁佢先會進取嘛!』然後繼續留意收視,咦,又跌唔得去邊喎!香港人工作忙,怕麻煩,電視就好似養金魚的水一樣,養住你。」當然你我心知,那是一潭死水。馬傑偉不再看港劇的原因,跟你我一樣:「無刺激嘛!對智力無挑戰嘛!它不再在社會文化的前沿,我點解要虛耗青春去研究?」

我們談了一小時,當中九成時間眉頭緊皺,烏雲密佈。談到香港的電視,馬傑偉耍手擰頭,講得最多的,是「好sad」、「大佬」,以及「火滾」。唯一眉飛色舞的一次,是提起美劇Breaking Bad的時候。「近期我個女download畀我睇,我一路煲緊,剛睇完Season 2,開始Season 3。」好看嗎?馬傑偉突然推銷員上身,眼神閃亮:「套劇講一個中學化學老師,伙拍舊學生,一齊做毒品。昨晚睇到邊呢?講到……」他開始介紹劇情,狀甚興奮,幾十秒後見我無甚反應,立即補充:「Breaking Bad真係好hit的,蕭若元都睇緊。佢無任何moral judgment,唔會走出來話吸毒唔好,甚至連個hero也是毒販,但觀眾一樣會get到。」

 身分認同 恐兩走極端

那有何感想?「我真係好感慨。人哋已經讀到研究院,你仍然留班讀初中,無進步,繼續係咁BBQ、係咁喺度偷聽,係咁煮個麵。嘩,香港係咪真係咁呀?以前在華語世界,香港電視劇曾經雄霸,現在卻連大陸的都不如。」馬傑偉談美劇的雀躍神情,讓我想起王維基搞電視台的其中一項雄心壯志,就是要仿效美劇。

感慨,只因曾經深愛。馬傑偉早年解構《網中人》,分析《大時代》,研究電視與文化認同之間的關係。「要講香港人和香港文化,最師奶、最入屋、最普及的,就是電視劇。昨晚我有去政總,那裏的人都是生面口,他們真的覺得(電視發牌)是件家事。電視劇很市井地define香港人是什麼人,將香港人的『人』字,在日常生活、茶餘飯後的細節體現出來,講到香港人的獨特之處。許多電視劇都關心本土生活、本土議題,將香港發生的事呈現出來。但這幾年TVB的程式化太驚人,那部分就散咗囉!」馬傑偉愈講愈激動:「大膽去講,我們認識的香港人、我們有親切感、投入感的香港文化,都同電視劇息息相關。在七十年代,香港就係喺嗰度生出嚟。現在要揑死佢,你話係咪好火滾吖?直接啲講,即係要消滅香港。」

我只有廿幾歲,以後還要在這裏生活,「消滅香港」這四個大字,聽起來很恐怖。馬傑偉續說:「死的,是最核心的部分。先別理上街爭取的民主呀普選呀,就連香港文化、香港身分、香港為什麼叫香港、香港人的面貌、價值觀、特質、生活方式,都會消失,化咗。」化?即是會變成一個中國城市?

「大陸化只是其中一個可能。」馬傑偉猜想,大眾電視作為凝聚身分認同的平台,一旦失去活力,下一代就算仍有「香港人」,也可能會走向兩端:「一是activist,透過惡搞、快樂抗爭,從社會事件中凝聚身分,講『我係香港的青年人』。這樣出來的身分,比較激烈,比較pull-and-push。」反而,普及文化孕育出來的身分,比較健康。「有新的偶像,新的明星,大家都會proud自己係香港人。」

「當然社會裏總有一群人會堅持批評、抗爭,但無咗普及文化那部分(去造身分),抗爭那邊就會擴大囉。」至於另一端,則不再認同自己是香港人:「他們專注跨境娛樂,睇韓劇,追韓星咁。但裏面無本土議題嘛,最後就會散咗囉。」他沉默半晌,補上總結:「到時香港仍在,但就不再是我們心目中的香港。」

 新媒體下的「新香港人」?

這一點,我有疑問。沒錯,如馬傑偉所言,許多年前,電視誤打誤撞,書寫香港故事,製造港人身分。但上述這些,都已過去。環顧四周,我和同代人少《東張西望》,多揭《100毛》;少看《六點半新聞》,多流連《主場新聞》。電視平台的地位日漸縮小,難道規模較小的新媒體不能群起取而代之,再塑香港身分?

對於這個猜想,他有保留:「老實說,電視劇對整體文化的影響在降低,全世界都係咁。但我們看事物也要均真一點。電視是好lazy、好convenient的媒體,你不用download,不用search,只要回到家,一坐下,就已經睇到。它的『入屋』、普及性、容易被接收的特點,都仍在。重要性會減弱,但又未至於會減弱到一個咁嘅地步。」

新的媒體形態出現,往往會令人浪漫化地覺得能夠取代舊有的。新式媒體搶眼,但始終有所局限,例如受眾分散、持續性不足,「在可見的將來,電視個餅依然會是最大。現在許多人唔睇(電視),純粹因為質素差。只要做得好,就始終會有重要性。就算是TVB,有話題都多人睇,例如《盛女愛作戰》。對於電視,雖然年輕人好似移民走咗,但當有生活感、有話題,又觸及到本土社會的節目出現,他們又會回來。」

我喜歡駁嘴。馬傑偉剛說,新式媒體影響力不足,大眾電視又再造不出「香港人」。我反而在想,當飲電視奶水長大的一代人淡出了,我們不就會有另一種方式去凝聚香港身分?馬教授點頭:「文化cycle一定係咁。一代人離開,我們那個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就一定會離開,唔需要太過傷春悲秋。到時真係會有『新香港人』。『新香港人』未必指那些新移民,就算是香港土生土長的,社會條件改變了,(他們)覺得九七回歸是遙遠記憶,只看facebook的新聞,久唔久睇吓劇集,港產片又少睇……在這種環境長大,十年後廿年後,我無任何理由唔相信,會有一個新的香港。(苦笑)係咪先?只不過到時這個新的香港、新的香港故事,成分如何,就視乎我們現在的所作所為。」

「我們其實都有少少obsessed with the past。面對不可理喻的政策、熟悉事物一層一層的剝走,集體就想抓住過去。我自己都係,但會提醒自己清醒啲,要知道那個是mission impossible,八十年代已經過去咗。調返轉頭,要想的反而是,在新的香港、新的環境、新的政治、經濟、社會條件,我們怎樣可以找回一塊又一塊我們珍惜、想要的磚頭,一齊起番好佢?」難得語調有點希望,但他下一句卻是:「而家王維基正好係一塊咁嘅磚啫!」心情又往下沉。

 懇請保住香港活力

話題轉到王維基,馬傑偉有以下分析:「從文化角度來說,王維基這個人,very Hong Kong。他是好老闆,尊重創作,有guts,有sound bite……根本就是香港人辦。你捽死佢,咪即係捽死我?佢係我心目中活靈活現的香港人喎!其實整件事也是一齣電視劇,表面講一個香港仔,但依然被人揑住頸。所以香港人先睇得咁投入,咁sad。那種複雜的情緒,我覺得真是一種集體抑鬱來的,唉。」

他嘆了一口氣,然後語重心長﹕「我奉勸那些建制派,唔該走出來,畀個希望香港人,這事在政治上並不凶險,能夠贏到香港人的心。如果你真係愛國、想中國好的話,更加應該保住香港這一種活力……唔好同我講(王維基)會作反嗰啲,單計要娛樂大家,娛樂得好啲、有品質啲。保住這個制度,可以令香港同大陸之間的創作交流,無論是合拍片、影視製作,更加多元化,對大家都好。」事實上,內地剛開始拍劇的時候,模仿的對象就是香港電視劇。這個「香港好、中國好」的董伯伯式說法,也有道理。

事情會怎樣發展?「我都希望有轉機。司法覆核又係死得,拖拖拖。再worse的是,我們繼續心悒,梁振英就繼續拖。大家都好現實的,唔會咁荒謬為『我要睇電視』,同你瞓一個月街,最後又不了了之。但社會後果呢,就是人人心入面都有根刺。」你呢?「好悲觀,哀莫大於心死,但你又要喺度。你會繼續睇TVB架嘛,將來now、有線hea住做嘻嘻哈哈的節目,end up香港就係咁,大家夜晚返去就係睇呢啲嘢,你話係咪……so sad!」

我沒有答話,只是從偌大的玻璃窗望出去。原來太陽早已下山,外面剩下一片晦暗。風起了,天黑了。





馬傑偉,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早年任職無綫,其後在學院研究電視文化、身分認同多年,著作《電視與文化認同》分析《網中人》,解構《大時代》,一直為各大院校普及文化學科指定讀物。十年無睇港產電視劇(《天與地》除外),最近迷上女兒推介的美劇Breaking Bad,「十幾年都無試過咁」。近日心情總結:So……sad!




阿果,畢業於香港大學,主修傳媒及文化研究。喜歡香港流行文化,與電視交往多年,因此揭爛家中的《電視與文化認同》,深宵重溫阿燦豪賭啃包、丁蟹扔子落樓,甚至撐大雙眼,收看《巨輪》。近日心情總結:你真係唔好激嬲我囉!



刊2013-10-27明報星期日生活—什麼人訪問什麼人

Sunday, October 27, 2013

我本人

這篇訪問稿,對我本人、對阿果,都意義重大。

先講自己。故事由中六說起。我是理科生,讀Phy、Chem、Bio,對文字一直興趣缺缺。當年慶幸得馮麗貞老師和魏凌霜老師幫忙推薦,參加明報校園記者計劃,第一次學人做訪問,寫新聞稿。那時,我想當一個記者。之後幾年,這個念頭,時而打消,時而重現,一直在我的腦海裡徘徊。

有時我會在想,當年為何想做記者呢?是喜歡寫字?似乎不——這些年來我寫過不同的東西,小說呀(雖然寫得不好)宣傳稿呀評論呀什麼什麼,但我逐漸發現自己不是那種很單純地喜歡寫字的人,真的不是。那是為了追時事、跑新聞?同樣不。我沒有那麼偉大,對於許多社會上發生的事情,也像馬傑偉教授一樣,逐漸麻木、自認睇化。

後來再三思量,似乎找到兩個答案。一、我喜歡評論,就自己關心的題目,如流行文化,發表私家觀點。第二,我喜歡做人物訪問,聽別人講故事。當年做校園記者,(從旁)訪問過剛做立法會議員的湯家驊、尚在中大保樹立人的朱凱迪,還有尚未結婚生仔的朱薰。我覺得能夠用文字的方式,去呈現一個人,尤其是你所欣賞、所關心的人的想法,很過癮。

直至這刻,我其實沒有做過真正的記者,一直只是在門外看。這一兩年,連訪問也少做,但每有機會,還是會感恩。每次訪問,都是一次相遇,格外值得珍惜。

這次的訪問更加獨特,它來自《明報星期日生活》中一個叫《什麼人訪問什麼人》的欄目。這個欄目,我向來很喜歡看,因為當中除了會盛載受訪者的形象、個性和觀點以外,還會因訪問者的身分和風格有異一般記者,而得以呈現訪問期間的一些討論,甚至火花。

這兩個星期,電視風雲成全城焦點。本周中,主編問可有興趣訪問中大的馬傑偉教授,我用了兩秒思考,然後連忙回應:「好呀!!!!!」毫無猶豫。答應並約好受訪者以後,既期待,又緊張。我知道我的身份不僅是一個記錄觀點的記者,還是一個要帶出想法的訪問者、評論者。

訪問當日,很愉快。馬傑偉不是我的老師,但他是我老師的老友;而自大學以來,我經常會讀他的書,也是他專欄的長期讀者,基本上我當了他是我的老師。當日甫見面,馬Sir提起了一件小事,教我滿面通紅(呀呀呀)。至於訪問過程,非常順暢,馬Sir開了自動波,不停講,我只是負責大力點頭,以及高呼「係呀!」至於內容,烏雲蓋頂,唉聲四起,都寫了出來,在此不贅。反而是在訪問尾聲,他知道我即將(亦即下星期)走到工作上的岔路(又名失業),就分享了一些。聽完他的說話,我想通了一點東西,也放棄了一些原本不願捨棄的想法。非常感激。

做完訪問,就是努力寫作的時候。這一次的稿子,我比以往寫的都要認真(雖然還是有錯),也用上許多時間。我從沒有接受過記者的專業訓練,也知道星期日生活的人物訪問,向來質素極高(你看看上星期譚蕙芸訪問廖啟智,我真的讀到下巴落地,嘩一聲,正呀喂),於是只得默默地用自己的方法,努力去想怎樣寫。當然,特別花心神去寫,也因為自己肉緊流行文化,肉緊香港電視,甚至肉緊香港。為了這件事,我嘆過許多啖氣,也跟自己說,其實我真的做不了什麼,除了靜坐政總一角——以及寫好這篇稿子,將馬傑偉老師的見解、觀點,盡力呈現。

結果這篇訪問稿,寫了五千字有多。我經驗淺,從沒處理過這種規模的人物訪問。寫完之後暗暗地想,嘩,咁多字,搵鬼睇。

不過依然慶幸自己完成了。唯望讀者覺得好看,也能吸收裡面受訪者的每一個觀點——因為我覺得,這真的很重要。

寫完這篇,有種「便秘多日終獲解放」的感覺。我不知道自己以後還有沒有機會去處理這樣的訪問,尤其是跟一個我一直喜歡、非常尊敬的受訪者去傾談;但會好好抓緊每一次機會,無論是越級挑戰,抑或是令人心跳加速的可能,都會盡力嘗試。

回到現實。星期四是我在香港大學Hong Kong Memory工作的最後一天。我不知道自己的下一步會/要走向哪兒,但卻會記住這幾天的興奮、勇氣,去迎接往後的每一段路。就如同那一個,最初在起點左顧右盼,思索應否找老師推薦參加明報校園記者計劃的自己。

哎呀,本只是打算求其寫點什麼吸引大家目光,然後呼籲大家衝入去like、share……不經意的寫了那麼多,老套到死,哈哈。

P.S. 那張相確實是訪談時影的,不是刻意chok,但出了街還是覺得好笑。哈哈哈哈哈。
P.P.S. 特別鳴謝:我妹妹,幾次充當跑腿;hair stylist L.,雖無用武之地;當然——

還有大家。

Sunday, October 20, 2013

我哋個遙控唔見咗!



周二傍晚,坐在電視前面,一邊以手汗洗臉,一邊目睹蘇錦樑出場,提起籃子,亮出篩子,內心極難受。不忍再看,想關掉電視,卻找不遙控器。

我和許多香港人一樣,與香港電視毫無關連,跟王維基素未謀面,許多人讚好的《警界線》,我也談不上十分喜歡。但政府公布發牌結果那一刻,真的心情沉重,如失至親。


電視劇教落,痛失至親,一定要報仇。往後幾天,身邊人人咬牙切齒,握緊拳頭——在網上,我發現有從不看電視、不理政治的友人加入四十萬大軍行列,肉緊誓言「周日政總見」;在新亞圓形廣場,我目睹學生攀上天台,危坐斜坡,仰天長嘯:「為何機會是留給hea做的人?為何我們還要看雞汁?」在茶餐廳,我聽見向來不咬弦的順嫂與三姑,同仇敵愾,痛罵政府「蠢過隻豬」……毋須蔡子強提醒,我們都知道這個局面,叫「群情洶湧,民意沸騰」。不過,群情何以洶湧如此?香港人為何忽爾為電視肉緊,為王維基著急,甚至要怒火街頭,粉碎黑箱,奪回公仔箱 ?

因為我們手中的遙控器,已經失蹤。

電視,曾經是港人至親。四十多年來,我們目擊家變,欣賞狂潮,感受真情,流鱷魚淚,見大時代,晚晚皆大歡喜,歲歲歡樂今宵;我們聽見「浪奔」會唱「浪流」,看見「阿燦」想起新移民,明白「善惡到頭終有報」、「做人最緊要開心」這類人生哲理,都有賴電視。這些年來,香港制過水,停過電,但小箱子帶來的娛樂、牽動的情緒、訴說的故事,卻幾從不間斷。

不過最近十年,情況有變。我們看《獎門人》時的表情,由捧腹大笑,變含蓄微笑,再變無奈苦笑;對待黃金劇集的態度,由「不看無話題」,變成「唔睇無所謂」,再變成「睇都唔敢提」……曾經與平民生活、百姓情緒緊扣相連的大眾電視,逐漸成為人人得以誅之的過街老鼠。有人從此與電視絕交(收視率由全盛時期的過半人口,跌至現在的兩三成),剩下來或呆若木雞,維持慣性;或高舉遙控,嘗試轉台,結果發現——撇除那苟延殘喘、不堪入目的亞視,我們要轉台,選擇竟只有翡翠台和J2。香港的觀眾,要從電視獲得娛樂,根本無得揀!

主打劇集製作的香港電視不獲發牌,申請成功的有線與電盈始終專注新聞資訊。這代表什麼?在未來日子,我們的電視遙控,將會繼續失靈。作為渴望被電視娛樂至死的香港人,我心痛。

失去的,還有創意火苗

港視失牌,我城失去的,除了轉台遙控,還有創作的可能。電視台是一間規模龐大的文化工廠,其生產制度如何,往往決定產品質素。無綫在七八十年代曾出產好些膾炙人口的電視劇,亦因當時工業初生,制度尚未成形,創作人不理後果,誤打誤撞。此後工廠成形,生產規章逐漸建立,創作人從此成為車衣女工,拿著分場,各自回家「集體創作」,終於令劇集質素低落,情節對白因循。我記得半年前走進電視城,訪問《老表,你好嘢!》劇集監製黃偉聲,當時他提到該劇之所以好看,全因挖角潮令創作被迫外判,可以漠視原有的編劇制度,整支團隊通宵達旦,設計對白,商量笑位,為作品注入活力。

除了偶爾的意外,香港的電視工業一直缺乏閃光。直至這幾天,緊貼香港電視動態,我發現閃光四起——編審細訴自己做copy scene學習美劇拍攝手法的經歷,頻說「學到好多嘢」;編劇回憶以往在無綫,做的只是按照指示,設計分場、撰寫劇本,到了港視後,卻可以「設計題材、賣橋、casting、參與演員圍讀、跟場、就剪片提供意見、打字幕、參加focus group聆聽觀眾反應」;有年輕員工甚至分享,公司的規矩,就係「畀細嘅講先」……很明顯,這是文化生產制度的一場革命。

我肉緊香港電視,不是因為想看《警界線》,而是因為它將製作的遙控,由利潤行先的電視台高層,重新交到創作人手中。三十多年前在無綫發生的文化故事,看似即將重演——到時師奶也許會高呼救命,年輕一代也許仍會埋怨其質素難敵,但畢竟它作過嘗試。一旦成功,它更有可能逼令無綫反思制度,改革生產。

可惜行會一聲令下,變革戛然而止。這宗事先張揚的命案,被謀殺的,除了是王維基的雄心壯志、廣大市民的集體民意,還有香港碩果僅存的創意火苗。

這些年,被罔顧民心高官遙控

當然你可以說,年輕一代老早嫌棄電視,轉戰網上,看半澤直樹以牙還牙,聽中國好聲音繞樑三日,遙控失蹤,已無影響;王維基既已明言餘生只做創意工業,那創作變革,今後仍然可期……那為何星期日還要上街?我不看電視,缺乏創意,這事又與我何干?

因為這個年頭,香港人就連生活的遙控,也逐漸遭到褫奪。關乎全港市民娛樂福祉的免費電視牌照決定,竟可不理沸騰民意,漠視程序公義,純粹遵照高層心意,就此了事?幾天過去,我們情緒仍然激動,但政府依然繼續以「行會保密協議」為名,多番推搪,拒絕向公眾解釋究竟王維基為何落選。如此缺乏透明度的施政手段,你能夠接受嗎?這些年來,我們不單唔見咗自己的遙控,更加開始被人遙控。行政會議除了能決定免費電視牌照誰屬,還有權決定港鐵加價幅度、最低工資水平、郊野公園發展計劃……你甘心香港的遙控,因為「保密」的緣由,從此落在那些罔顧民心的高官手中?

看到那反對專頁人數直逼五十萬,我心情亢奮,又有顧慮。一年前,《ATV焦點》抹黑學民思潮,不也是人人在facebook反對,令通訊局接到數萬宗投訴嗎?但為何時至今日,這節目仍然在(重)播?這幾年我們或愛恥笑May姐,惡搞子珊,或在facebook埋怨,用電話投訴……除此以外,我們做過什麼?香港人素來奉電視為至親,但數十年來,平民百姓又何曾集體發聲,試講自己與電視機情深交往的舊事,表達對它恨鐵不成鋼的怨憤?為了電視,你可以去到幾盡?

除了讚好,除了遊行,我們還有什麼可做?網上那四十萬人當中,不少都應該是年輕人,為了捍衛公義、守護選擇,我們相約三五知己,結伴上街。然而,在走上街頭的同時,請你惦記家中的長輩,他們也許出於慣性,也許缺乏選擇,於是繼續安坐電視前面,扔掉遙控,永不轉台。他們或者態度頑固,但要講述王維基何方神聖,無綫如何無賴、政治為何可以遠至中環,又可以近至客廳……作為下一代,我們其實責無旁貸。

為了電視,為了創意,為了香港,我們得立足街頭,扶老攜幼,直視生活中的政治,重奪香港人的遙控。

到時見。


2013-10-20明報星期日生活

Thursday, October 17, 2013

思前想後

足足一年,然後開了這個 page。

http://facebook.com/ahfruit

阿果,明報星期日生活《果欄》、《號外》雜誌作者。著有《拾年記》。迷戀流行文化,肉緊大眾媒體,願你我心清眼亮。


*

我是阿果。剛好一年前,得明報星期日生活主腦邀請,每星期就著「社會議題、文化現象」八個大字發表文章,戰戰兢兢接受挑戰,然後不知不覺,就一年。剛開始寫的時候,誠惶誠恐,有朋友說你不如開個page,方便別人找到你,以及你的文章吧。我不敢,因為自己只是小薯仔,剛起步,也無謂作個人崇拜。

如是這般,這年來,我每星期都寫一篇,起初緊隨編輯定下來的八個大字,後來就自把自為,開始集中火力,寫自己最肉緊的流行文化。結果一年過去,我沒有幹出什麼驚天動地的事,也沒有寫過什麼真的能夠撼動社會的文章;果欄的文章,有的比較幼嫩,有的現在看來確實寫得不好,但我沒有後悔自己為了流行文化、香港社會記下來了這些片碎想法,在這個變化急遽的年代,能夠把當下城市定格的筆記,是有必要存在,甚至結集的。

這也是我在一年後開設個人專頁的因由——是的,五十二星期過去,我依然是一個小薯,但對於這座城市,對於我所珍視的流行文化,我有許多話想說(例於本周的香港電視),也繼續有許多話要說(只要你不嫌我長氣)。

特別感謝每一個看過阿果寫字的人,感謝你們的勉勵、指點、包容和忍耐。還有《明報》星期日生活的黎佩芬小姐和《號外》的張鐵志先生,謝謝賞識。

呀呀呀。怕開page的另一原因:怕人丁單薄。如果只有區區幾十人,就太難看了吧——雖則,有許多事情不應用數字衡量。無論如何,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share,令數字不要太樣衰。我會集中在這個page貼自己寫的文章的,大恩不言謝。

P.S. 這一年來,有不少朋友問過阿果為何叫阿果。為了呃like,現在解答:我很喜歡西西的小說《我城》,當中的主角,正是阿果。《我城》被視為反映香港文化的文學作品,我肉緊文化,珍視我城,於是,就叫阿果吧!

就係咁!

Monday, October 14, 2013

男人最痛




我承認,晚飯時段的港台節目,欣賞指數年年居高不下,但身為觀眾,我有時不太喜歡,原因無他,總嫌節目的說教味過濃,劇情鋪排往往流於順理成章,易被猜中。直至三個多月前,偶爾在晚飯時間瞥到《一念之間2》的其中一集,有點意外——劇集主題,照舊是沉重得足以令廣大家長關掉電視的「家庭暴力」;但角色設計,卻是由男主角擔當被虐者。看到劇中妻子每遇上不如意事就對沉默寡言的丈夫拳打腳踢,我的心隱隱作痛,於是朝着電視,撫心問了一句:「真有其事嗎?」


電視當然沒有回應,而我也忘記得一乾二淨。三個月後,電腦傳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的聲音,看到十四巴掌、狂躁港女與跪地男友……那集港台單元劇的畫面,忽爾閃現;我摸摸自己的臉頰,彷彿也有點燙熱。


這段紅透全港(甚至全球)的「港女狂摑跪地男友」短片,講的是一個女子在街頭當眾指摘男友帶女伴回家(「你係唔係當我無到呀?」)男友跪地求饒,嚎哭呼冤(「你做咩要屈我呀?」)。結果女友多次揪住男友髮鬢然後掌摑,引來十多個途人的奇異目光,有人甚至上前勸阻。香港人好奇心重(又名八卦),對於此等街頭大事,自然關心。結果片段上載到YouTube,人人瘋傳,七日之內,便有近一百五十萬人看過鬧劇,留言數量,也超越五千大關。

照計這類鬧劇,在你我身邊,在網上媒體,絕不新鮮。這個年頭,社會現實往往比無綫劇集,更加荒誕——走到街上,異人表演雜技(例如在火車上剪指甲);翻開報章,奇觀隨處可見(例子:三個字,不予置評)。起初你我或許會感到驚訝,久而久之便練成見怪不怪的好武功。那為何還有百五萬人收看這齣鬧劇?它跟一般街頭鬧劇又有何分別?這幾天一邊撫臉,一邊把短片看了幾遍(然後臉更加痛),我想這個問題,可以有三個答案。

影片瘋傳的三大原因

一、它誇張(甚至接近)失實——短片面世之初,不少人都曾經質疑它作假,甚至懷疑,這又是劇團為求宣傳的病毒式行銷手段。有疑問,全因劇情太誇:女主角中氣十足,言詞激動,「先扯後摑」的動作,恐怕連擅長將掌摑代入情節的無綫編劇也始料不及;男主角雙膝跪地,又痛哭流涕,十足央求父母買玩具不果的小孩……城市奇觀之所以引入入勝,全靠一個「奇」字,這場真人騷的橋段、動作、情緒通通反常,觀眾自然愛看。

二、它逾越界線——這場真人騷吸引,因為「反常」,但它反的是什麼常態?自小我們就被教育,置身公眾場所,必須行為檢點,遵照老師、家長以至社會訂下的一套守則,所以我們努力提醒自己,在巴士上不能高聲唱歌,在上司面前不能亂放暗箭,至於喝令仇人雙膝跪地痛哭認錯還繼續見風駛艃的行為,更斷不能在街頭上演……否則《半澤直樹》也不會如此盡得民心。「港女摑男友」這場鬧劇,超越常識,有違界線,絕對是社會學家口中的deviant behaviour。香港觀眾自小努力守規,偏偏對別人踩界落難,情有獨鍾。

三、它講男講女——公共空間出現偏差行為,自然引來敵視目光,但這對男女踩的界,卻不止於此。這個星期,主流報章熱中報道鬧劇進展,其中一篇報道以此開首:「男兒膝下有黃金,何况跪地被女摑」。這城市奇觀走紅的最大原因,在於片段出現性別易位。

對於兩性的行為、形象,社會大眾一直有所共識:男人聲大,成就要高,腰骨要直,膝頭永遠不可觸地;女人胸大,聲線高,生仔會痛,間中要跪地相夫教子……於是大家同意,男人當然不可(當眾)打女人,但更加不可以在眾目睽睽之下被女人打;女人可以治理男人,但關鍵時刻要懂退讓,知分寸,學扮蠢,絕不能動手動腳……好的,你或許會問,都什麼年代了,性別早已趨近平等吧?就算香港沒有默克爾,但我們有林鄭為庸碌高官高接低擋,演活政府保母一職……為何還要講性別定型?

性別是一塊大鐵板

繼續講,只因普羅百姓的腦袋之中,男與女,繼續是兩塊原封不動的鐵板。細讀短片留言,最常出現的一句,是「都唔知佢點做男人」;短片中的旁觀者則說,「個女人咁惡,偷食都應該」;媒體(再次)找來專家分析,指出「港女」公主病纏身,兇殘成性,是新時代的一種大殺傷力武器……放心,我不是要說,男人當眾跪下求饒是顛覆性別想像的好方法;又或者女人應該脫下高跟鞋,勤練掌摑神功,破除社會對於「賢妻良母」的刻板想像,不過,當我們要回應這場鬧劇的時候,又是否需要急於擁抱鐵板,並以之作為判斷兩人行為價值的重要指標?

不妨想像一下,假若這場鬧劇的性別角色互換,大眾的反應又會如何。男人打女人,注定天理不容,旁人肯定會盡早出手,阻止暴力,最後施暴男人會被痛罵,但肯定不會被恥笑;女人被男人打,一定我見猶憐,而且不會被稱為「軟飯王」,彷彿倚靠男人,是女人應分的,甚至是她們的幸運。

「軟飯王」就該打?

片段流傳之初,身邊不少朋友都同情「跪地男友」,但到翌日有報章起底,言之鑿鑿地表明男方「軟飯王」的身分,於是廣大觀眾,立即轉軚,補上一句「唔怪得之啦」。聽到這番話,再重溫片段,我的心始終有點刺痛——好的,就當這個男人是「早有前科」、「抵死」(但其實無人有資格去論斷),那究竟社會上有沒有其他男人,正面臨相近處境,卻被斷定是「抵死」?

突然想起了那集單元劇。丈夫之所以被妻子虐打,全因他收入不穩,又生性懦弱怕事;至於施虐者,則是事業女性,主導家庭經濟開支。在這個女性逐漸(在職場)抬頭的年代,究竟有多少家庭正發生着「港女掌摑跪地丈夫」一類的鬧劇?翻查社署資料,才曉得今年上半年虐待配偶的個案當中,有二百八十一宗的受害人是男性,而這類案件的受害人性別比例,則約為五一之比。如此看來,女虐男似乎仍非普遍現象,但考慮到男人礙於面子,往往嘗試做好男人本分,默不作聲,怯於求助,這個現象依然值得你我關心。

香港社會注定性別不公,但我們又不能否認,香港男人的臉頰,有時會痛。


刊於2013-10-13明報星期日生活.果欄

Wednesday, October 09, 2013

香港電視 香港故事



這陣子,香港兩間免費電視台(亦即全部)先後落難,相繼被通訊局裁定違反《廣播條例》,同遭重罰。對此,群眾照舊掩臉、挖眼、咧嘴,一邊廂矢志嘲笑亞視浪費頻譜,痛罵無線墨守成規;另一邊廂將電視轉贈收買佬,寧願在電腦前攀爬Youtube,咀嚼土豆,直撃中日韓台英美各地節目,亦堅決不願再瞥反智香港電視一眼。對於這個局面,身為電視迷(同時視「批評電視」為畢生大志)的我,手握遙控,心裡其實有點欷歔。 


欷歔,因為多少年來,香港的大眾電視雖曾荼毒世人,十惡不赦,但至少為你為我為香港人,做過兩件好事。

首先,它為我們講香港故事——上世紀的電視劇,取材生活,貼近民間,將那一代人的喜怒哀樂,集體呈現。眼看小箱子,香港人就能窺見其他香港人是甚麼模樣,又過著怎樣的生活;再加上每日替百姓翻揭常識、搬弄奇觀的資訊節目(由《城市追撃》到《東張西望》)……要聽香港講故事,打開電視是最平、靚、正的途徑。

電視講故事,在世界各地都非新鮮事,但香港的電視,除了講故事,還曾寫故事——馬傑偉曾盤點分析過在各自年代風靡一時的《網中人》和《大時代》,結果發現電視文本的主客關係,可轉化成扣連身分政治的社會關係;今日政府中人常掛嘴邊的「獅子山下」精神,起點同樣是電視劇集勾勒的生活片段。香港電視,和「是他也是你和我」的香港故事,一直緊扣相連,互為影響。

當然,你我心知肚明,這些都已成過去。一眨眼,大眾電視由香港精神,變成過街老鼠。

兩間電視相繼出事,我的眉頭和心情先落後上。先落,因為曾有剎那光輝的大眾媒介,竟然會落得被群眾齊心聲討、攜手恥笑的下場;後上,因為這兩件「醜聞」,讓你我得以窺見,大眾電視這座全港規模最為龐大的文化工業,早已因時移世易而千瘡百孔。香港的電視讓你掩臉,令他挖眼,教我咧嘴,當然因為節目質素不濟、創意凋零,但歸根究柢,問題核心,還是出於體制本身——或被紅色資本入侵,苟延殘喘,遠離群眾,化身官方喉舌;或被企業利益蒙蔽,矢志壟斷,作風因循,懶理觀眾需要。

若果大眾電視是一個有血有肉的香港人,他已進入中年,快知天命。回溯上世紀七十年代,文化工業方興未艾,流水作業尚未成型,年輕的大眾電視曾經容許空間,鼓勵自由,放手讓創作人(包括日後一眾新浪潮電影導演)放膽試驗,專注即興,產出不少動人作品。可是後來,這種港式蠻勁卻隨年月逝去而散失,取而代之的,是結構嚴謹、效率行先的體制。這個工業制度,外表堂皇,卻日漸朽壞,無線亞視一同落難,乃最響亮的警號。

香港電視逐漸衰落,失去書寫香港故事的能力,是不爭事實。然而將這大眾媒介的處境置於社會框架,又會發現它跟香港故事,其實並未脫鈎——電視制度朽壞,人心思變;同一時間在香港社會,大眾同樣驚覺,原來許多我們一直相信的制度、機構,以至精神和價值,其實已變得腐敗不堪。我們曾經相信廉政公署清廉,以為政府再不濟也會為市民著想;堅持沉默會換來穩定,認同激烈反對不如低頭說聲「加油」……但原來全屬泡影。

是時候(再次)反思體制高牆。這幾年來,我們落力嘲笑產自堆填區(旁)的低質作品,卻渾然遺忘劇集之所以垃圾乏味、節目之所以偏頗不公,全因奉行多年的背後體制經已腐爛,扼殺創意,唯利是圖;我們出於慣性,一面怒罵劇集垃圾,一面看得津津有味,卻始終未曾對固執的大眾電視提出真正異議。有時我們會為摩拳擦掌卻被拒諸門外的王維基忿忿不平,有時我們卻樂於討論《衝上雲霄》劇情,落力為《香港小姐競選》喝采……這就能帶來改變嗎?在現象與建制之間,我們更應(暫時)放過前者,肉緊揪住後者。

我們肉緊香港電視,因為它是平民百姓的傳家之寶、聲音來源,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同時我們更肉緊香港故事,因為它的體制一旦繼續崩壞,既影響你我生活,更會使港人失去「傳港之寶」(如郊野公園、自由法治),令平民百姓被旅遊巴(及臨時演員)拒諸門外,無從發聲。

要揭開香港電視和香港故事的下一章節,我們得戒除欷歔,守護遙控,追逐體制。這是關乎所有港人的事。


刊於2013-10號外.Opinion

Sunday, October 06, 2013

理想校長 校長理想



星期五中午時分的港大飯堂,收銀處前如常大排長龍,空位照舊比學位更加短缺。繞過人潮,好不容易找到位置,坐下,開始吃着味道介乎「可(以入)口」與「過得去」之間的燒味飯。下午一時正,頭頂的電視機傳來午間新聞的前奏音樂,跟飯堂內眾人咀嚼和聊天的聲音互相交織,主播鄭重讀出頭條新聞,所有人一同擱下刀叉,屏息靜氣,抬頭仰望。飯堂迎來罕見的(兩秒)寧靜。

能夠令大學飯堂眾人放下(爭位)分歧,齊心翹首的,當然是關於港大校長的最新消息。

本周初大學教務處向全體師生發出電郵,指遴選委員會已決定推薦英國布里斯托大學醫科及牙科學院院長馬斐森(Peter WilliamMathieson)為唯一候選人,繼任下屆校長;周五早上,馬斐森現身黃麗松講堂,跟教職員、學生和校友分別見面;數小時後,校務委員會一致通過,任命馬取代下年初離任的徐立之,成為香港大學四十一年來首位非華人校長。短短一星期之內,「馬斐森」由一個港人完全陌生的名字,搖身一變,成為全港最高學府元首,絕對值得你我放下刀叉,共同關注。

於是這個星期,就着「馬斐森能否勝任港大校長一職」,全港市民熱烈討論。翻開梁智鴻致港大師生的信,官方的答案是馬具備校方為遴選訂下的五大條件:「學術成就及領導才能」、「品格」、「視野」、「管理能力」、「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自然是校長的不二之選。不過關掉電郵,流連網上,行入飯堂,又發現百姓、媒體、學者,全部另有看法,意見分歧。這邊廂,網民蜂擁叫好,認定這位洋人校長有違中央聖旨,不諳國情,大可救大學於(日漸染紅的)水深火熱之中,乃俗世中的難得清泉。

大學校長, 需不需要講理想?

然而另一邊廂,港大學者挺身圍剿,高呼HKU deserves better——媒體專家陳婉瑩直斥馬對中港毫無認識,加上履歷出錯,缺乏誠意;前副校長程介明責難新校長欠夢想,只是一個想「打好呢份工」的行政人員;醫學權威盧寵茂狠批外國人當港大校長是無知、無能、無心,令人無奈。學者搖頭吶喊之際,又被媒體挖掘歷史,暗示三人帶頭反對,全因其親中、「梁粉」背景;群眾一如所料,聲討(「親共」)學者,同時奉英國新相識為百姓子侄,竭力護航……這場有關「理想校長」的辯論,注定眾聲喧嘩,烽煙四起。

回歸基本,爭議的重點,顯然並非馬斐森能否勝任港大校長,而在於「理想的港大校長應該具備什麼條件」。三位權威學者的言論,連日來已被盡情反駁(例如劍橋不過是個人口十萬的小城、流利中文在港其實毫無用武之地),再談也是無謂,學者們這種對於「理想校長」的期望,即便撇開媒體揣測的立場背景,依然過於狹隘,有雞蛋裏挑骨頭之嫌。那即是說馬斐森是港大校長的理想人選?我同樣搲頭。大眾齊心一意撐馬,箇中原因不過是他來自(港人最愛的)英國,與內地毫無關連,甚至無甚認識(首次聽見「不認識」也會是優點)。換句話說,大家之所以為結果興奮,為洋人歡呼,絕對跟馬斐森是一個怎樣的人徹底無關(少數期待肥彭「食蛋撻」表演重現江湖者除外)。至於馬斐森將會是一個怎樣的校長,他對大學教育有何崇高理念,又會怎樣帶領港大走出818事件的陰影?對不起,連日來翻揭媒體報道,旁聽學者反應,實質答案仍然掛零。也許,大眾根本不曾期望這個答案。

對於馬斐森,我其實無甚感覺,因為就像劉細良所說,這場港大校長風波,根本是一場徹頭徹尾的choose the lessser evil遊戲;對於整場風波,我反而納悶:究竟從何時開始,香港人由事事追求完美,變成「任何崗位,只要是跟共產黨無關,不論才能,唯人是用」的委曲求全?又或者我們該這樣問,是什麼把我們逼得喘不過氣,非得妥協求全不可?這個問題,你我大概心知肚明。

無可否認,你我身處的,是一個「民生無小事,事事皆政治」的時代。大學既是學術自由的橋頭堡,又是生產、傳遞意識形態的好地方,港大更換校長,茲事體大,肯定值得你我留心。然而,在放眼政治,抓緊立場的同時,不妨也謹記校長除了要「捍衛核心價值」、「保持學術自由」,其教育理念還會影響大學取態,模塑萬千學子。撇除其發言動機不談,程介明對馬斐森的批評,其實頗為值得深思——大學校長,究竟需不需要講理想?

旨在傳授學問 而非發展知識

這個星期,港大兩次登上報章頭條,一次是新校長當選的報道,另一次則是因為全球大學排行榜出爐,港大排名急跌,被東京大學與新加坡國立大學大幅拋離。排名插水,巧遇換校長風波,於是許多人紛紛說,新校長上任,有必要替港大重振聲威,重拾亞洲龍頭學府的地位——能夠令排名上揚,學位增值,校友仰首,這就是大學校長的理想嗎?

說到尾, 還是要視乎大家如何看待「大學」。如果你認為「大學」就是要培養精英,進入建制,貢獻社會,那麼馬斐森絕對應該緊守宗旨,規範學生(上堂不應打呵欠),鞭策教員(努力發表精英論文)。不過,如果你對「大學」還有一點理想,那不妨參考一八五二年出版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一書的John Newman 所言:大學理應從重視人文,提供博雅教育,旨在「傳授」學問,而非「發展」知識。在刻下的香港( 大學),還在談二百年前的大學理念,注定不合時宜,甚至教人呵欠連連,然而適逢更換校長,豈不是再讓師生開展這老套討論的最佳時機?

Professor Mathieson, what do you think?


刊於2013-10-06明報星期日生活.果欄

Sunday, September 29, 2013

《半沢直樹》到《巨輪》:為何還要講港劇?



這個星期,為看兩套電視劇集而弄得雙眼分叉。本來打算寫的,是《半沢直樹》。

《半沢直樹》,日本TBS 電視台周日連續劇,由堺雅人擔綱主角,講經濟泡沫年代入行的銀行家,如何與銀行內外的宿敵競標鬥爭,攀爬向上。自播映以來,劇集收視同樣一直向上,深受觀眾歡迎,大結局收視更達到42.2%,超越曾讓多少港人心動心碎的《美麗人生》,成為本世紀最高收視日劇。

日經濟泡沫情節觸動打工仔

過去星期,我連夜凝視屏幕,專心「煲劇」,照鏡時發現自己雙眼嚴重發光, 拇指「半集直豎」,面容全程繃緊。我肯定,《半沢直樹》是令人開眼、讚歎、肉緊的佳作;朋友聚會上,人人眼袋隆起,口沫橫飛:「你追到第幾集?」一眾電視迷滴血相認,四目交投,我知道,這是又一波(來得快去得快)的香港熱潮。

熱潮興起,媒體自然興奮拍掌,戮力追捧,於是從生產、文本、觀眾的角度,逐一剖析劇集——日本專家作出政經分析,解構劇集的創作背景,如何反映日本經濟金融泡沫的大時代;文化評論人現身說法,分析文本,重溫金句,解釋故事情節如何觸動打工仔,令你我每日默唸「以牙還牙,雙倍奉還」;普羅劇迷從觀眾角度奔走相告,訴說自己喜愛劇集的因由。我本來打算講《半沢直樹》,因為「流行文化評論人」有責任勸勉大眾,放開懷抱,欣賞優質文化產品。

正要下筆,又踟躕不前,因為這個星期,我不小心(其實是全神貫注)看了《巨輪》。

文化評論依舊避談狠批

《巨輪》,香港TVB 製作的時裝倫理電視劇,陳展鵬、蕭正楠當主角,以港澳雙城近三十年的大事為背景,講一對兄弟的命運,如何因應時代巨輪而逆轉。劇集本周首播,收視未知,但觀眾反應頗為冷淡——網民照舊捉錯處,在一九八〇年的香港看見二〇一三年的垃圾桶與的士;文化評論者集體冷對,認為劇集製作求其,情節犯駁,不值一提。

文化評論人冷對電視,警戒世人要向(令人盲目反智的)劇集說不,已非新鮮事。過去幾年,隨着無綫一邊壟斷市場,一邊製作垃圾,對此知識分子採取兩種態度——(一)堅持「三不」(不看不評不分析),然後轉移視線,搜索各地優質作品,向大眾瞓身推介;(二)狠毒批判。即使已經少看電視,但每逢大眾關注,例必冒出頭來,罵上幾句,內容不是製作求其、創意凋零,就是文本垃圾、觀眾反智;不是對內新不如舊,就是對外無還擊之力……總之論據寥寥,結論多多。

這些說法,我十分認同。無綫劇集質素低劣、影響力大不如前,都是事實。不過,這是否代表文化評論人應該從此抽身,掩臉罷看,甚至沿用樣板,重複狠批,妄下定論,不停慨嘆?看過《巨輪》,我對此很有保留。

先旨聲明,《巨輪》絕對不是令人開眼、讚歎、肉緊的文化佳作。它一如其他無線劇集,充滿沙石,教人莞爾;但它同時有兩大特點,令我決定睜大雙眼,認真「煲劇」。

《巨輪》營造時代感

第一,它講時代。《巨輪》開宗明義,述時代變遷,論人心轉變。它的故事由一九八〇年抵壘政策實施開始,途中經歷港澳回歸、金融風暴、沙士疫症,一直講到二〇一三年。年初的《老表你好嘢》曾輕輕帶過近年的中港矛盾,但要隆而重之去講「香港三十年來的時代變遷」,上一齣大概已是二十年前的《大時代》。近年電視台劇集的時空設定,往往抽離社會、經濟、政府環境,脫離現實——劇集的背景通常似是香港,但除了在香港取景,角色講的是廣東話,其他基本與香港無關。《巨輪》這種以時代為題的創作,甚是罕見。

Raymond Williams說,電視像一條永不止息的節目長流,而在長流之中,連續劇每集重複出現的「片頭」與格式,是識別節目的重要工具,也為潛藏的媒介論述提供了一種詮釋脈絡。馬傑偉曾經按此思路,分析《大時代》,指出該劇以維港夜景作背景,然後打出「大時代」三個大字的做法,暗示「劇集是關於香港一段重要時期內發生的故事」。

無綫 倘未棄述我城歷史

《巨輪》既講時代,亦有類似的做法支持:劇集主題曲的背景是一連串社會大事片段,當中有的甚至跟劇情無關(如反國教事件);每集開首,都會加插真實的新聞片段或報章頭條,由旁白鄭重讀出……明顯試圖營造時代感,引起共鳴。作為流行文化評論人,看過《巨輪》,我很好奇:無綫既然老早放棄社會背景的創作,那為何突然又會出現《巨輪》?是製作組的構思,還是另有旨意?《巨輪》縷述的時代大事,有港澳回歸、金融風暴、沙士襲港,那為何沒有六四集會、七一遊行、國教風波?當中有何考慮?文本敘述的時代更替,跟平民百姓真正經歷的究竟有什麼分別?它的論述究竟是大是小?無綫近年常被批評脫離現實,遠離群眾,那這次嘗試觀眾又有何反應?

第二,它觸及香港故事。無綫有輝煌歷史,因為它曾經落力為香港人講故事。平民百姓亮着小箱子,既窺見其他港人生活,又明白普羅百姓為何喜為甚憂。至於最近十年,無綫劇集令文化評論人頭痛,甚至耍手擰頭,同樣因為它拒絕再講香港故事,大眾電視媒介與港人的身分、文化認同逐漸脫鈎。

這幾年我聽過專家說,時移世易,無綫已經毋須再拍《大時代》、《網中人》式的「實况劇」,再去講什麼香港故事;它只會專注製作《半沢直樹》式的類型劇,以各種專業為題材,談愛情、親情、友情,不痛不癢,就已大功告成。結果《巨輪》令我和專家同跌眼鏡——它向現在仍然為新移民問題吵得不可開交的香港人,呈現三十年前偷渡客到市區登記一幕;跟九十後訴說回歸前後,香港人的複雜心情……總而言之,《巨輪》的出現,意味電視劇集仍然試講關於我城的歷史故事(當然成效未明,版本亦可有爭議)。

留給評論人的(大堆)疑問

馬傑偉曾經對《大時代》做過文本分析,認為該劇故事重溫「香港傳奇」,再次確定資本主義在香港故事中永不言敗。那麼《巨輪》創作人流露的意識形態又如何?這如何從文本中看出來?再次嘗試講香港故事的電視媒介在刻下政經環境有何局限?觀眾(尤其是年輕一代)又有何反應?我肯定,這些都是值得文化評論人思考的問題。

以上所寫,結論寥寥,疑問多多,作者明顯是個不負責任的電視迷。所以未來一周,他決定暫且(忍痛)放下《半沢直樹》,(忍笑)觀看《巨輪》,盤點記錄,分析總結,只因港劇雖然夾雜沙石、充斥垃圾,但同樣有歷史,有意外,有啟示,仍值得你我留意。

刊於2013-09-29明報星期日生活.果欄 


Sunday, September 22, 2013

純恩對偉文 — 讓流行文化走第三條路




「歌手唱得難聽,音樂千篇一律,歌詞不知所謂,以前樂壇好得多!」大時大節跟親戚晚飯,飯後大伙兒邊吃水果,邊看電視,每當熒幕上有歌手獻唱,總有親戚皺眉、輕笑,然後獻以指摘。我愛唱反調,擅替流行文化說好話,但遇上這種情形,總是內心交戰,意欲反駁,又有口難言。

這個星期,旁觀李純恩與樂壇中人隔空對罵,交戰感覺,再次湧上心頭。事緣李在報章專欄撰文,以「香港歌壇之死」為題,狠批「現在香港歌壇謀生的人好像都文盲了」,而創作人既然「自作孽不可活」,「香港歌壇死到今天這地步」,自是活該。言詞尖銳,情緒激憤,自然引起樂壇中人放聲反駁——黃偉文帶頭直斥李「騙稿費胡言亂吠」;金培達暗諷「有些人的審美停滯不前」;何韻詩反問「我的廣東歌有感動過你們嗎?」;李克勤質疑「不清楚,不明白,就請不要寫」……一篇方格文章,竟能號召樂壇團結一致,槍口對外,相信李純恩也感意外。

現代流行音樂真的已死?

我和許多香港人一樣,素來喜歡黃偉文的詞,也曾因聽見「分開簡單抹去往事極難」而感動落淚。按照慣例,這場口水戰我們都理應站在樂壇一方。然而這幾天,細讀過網民留言,參加過一個與法證科學有關的投票選舉(「香港樂壇究竟死咗未?」),我訝然發現,市民大眾原來頗為一致地認同李純恩,同意廣東歌詞大不如前(「跟八、九十年代差太遠」)、香港樂壇岌岌可危(「我無聽廣東歌好耐了」),並從速作出反應(紛紛轉投中韓台各大流行文化陣營)。民心倒戈,反映這場有關香港樂壇的論戰,不單是李黃二人的意氣之爭,更能記錄港人對流行文化現况的集體反彈——事實上最近幾年,每逢論到香港電影、電視、音樂,大眾最常作出的評價,正是「無復昔日風光」、「缺乏文化修養」。

刻板印象vs.瑕疵充斥的危機

應該支持李純恩,努力放狠話摑醒流行文化?還是擁護黃偉文,保衛屬於一代人的金漆招牌?內心交戰,欲言又止。想嗆聲反對,因為李的觀點,其實十分懨悶——聽見新晉歌手一時失手,一兩首歌曲平板乏味、詞不達意,就妄下定論?如斯批評,往往建基於「新不如舊」的刻板想像,侷促地抽離時空,隔空比對,卻又漠視媒體生態、工業模式、觀眾口味的轉變對於作品形態的影響,絕對是大錯特錯。

要推翻這種「樂壇已死論」,可以邀請林二汶即場演唱《如水》,請林夕朗讀《弱水三千》歌詞,更可以大逆不道地指着對方鼻尖大叫:「這些歌能夠感動我這代人,而你,就回去鑑賞黎彼得的詞作吧!」

然而話到嘴唇,又有猶豫。不能否認,在暗啞灰敗的這個年頭,我城並不缺少能令人開眼、尖叫的流行文化作品;不過另一方面,我們又必須承認,流水工業生產的連串作品當中,不少確實質素參差,令你頭痛,教我失明。瑕疵品充斥市面、群眾轉身撤離……香港樂壇、流行文化就算仍然未到「已死」的地步,明顯也是危機重重。但這是創作人(又或填詞人)的責任嗎?我不同意。

滿足大眾口味的樣板

這些年來,香港流行音樂雖偶有佳作,但整體而言創意不足、活力衰退,難敵鄰近地區,絕對是不爭事實。不過箇中原因,卻肯定不是因為填詞人「文盲」、「唔識字」,導致作品出事,不能「流傳後世」。歸根究柢,問題還是出於工業體制本身。在全球化與數碼化的大環境影響下,香港音樂工業要努力存活,在資本主義的殘酷遊戲底下繼續賺錢,只得減低風險,將以往曾經成功的方程式奉行到底,於是音樂沿用樣板,千篇一律;監製只要確保歌曲不走音、易上口,就告任務完成;歌手沒有性格,態度謹慎,多念(唱片公司給予的)對白,少出(發自內心的)真聲。在保守至上的牢固體制之下,創作人除非大名鼎鼎,否則自然要步步為營,努力符合老闆與聽眾(或K迷)的口味,做些「唔會輸」的音樂。所謂創意,根本無從談起。

當然媒體也有責任。最近幾年,學院派與互聯網的音樂評論、歌詞研究,猶如雨後春筍,遍地開花(不信可試在網上搜尋「香港歌詞研究小組」或「香港音樂評論組織」)。同一時間主流媒體的態度,卻是急轉直下,愈發輕視——電視台為鞏固壟斷地位,不惜一切為歌手提供練習普通話的機會,封殺其生存空間;大時大節視他們為充撐場面的工具,年尾頒獎又將他們變成談判籌碼……卻一直未曾認真看待音樂,更遑論要推動創意,參與推廣。音樂評論(或推介)在主流媒體逐漸缺席,大眾對於好音樂的賞析能力、業內創作人對於改良作品的推動力,自然大打折扣。如是者,環環緊扣,惡性循環,香港樂壇自然佳作凋零。

懷舊創新各有缺欠

今後何去何從?李純恩(及大部分網民)的說法,主張流行文化要走下去,必須燃亮你意志,鼓起我勇氣,踏實回望,模仿鄭國江,學習林振強,以優美詞藻啟迪人心,務求重拾港式流行的黃金風采;至於黃偉文及一眾樂壇中人的反戈,則放眼現在,肯定本地音樂方向正確,有Q嘜保證,持異見者不過因為不懂欣賞、視野狹窄而已……這兩套主張,其實各有缺欠。

沒錯,我們毋須手持竹篙作武器,亦不必拘泥於新舊比較,但另一方面,大家又必須睜開雙眼,認真看待刻下的香港流行音樂。如何認真?媒體要放低稚嫩目光,嘗試嚴肅挑剔,容許評論人就歌詞含義、旋律編排、創新精神等作出票房毒藥式的詳細批判;圈中人要戒掉自我感覺良好的惡習,專注聆聽,低頭改進,堅持創新;唱片公司要拋棄保守,放開懷抱,既重計算,亦要容許火花。

李純恩的文章,左一句「文盲」、右一句「已死」,既訴諸情緒,難聽刺耳,又缺乏理據,立論鬆散,絕對可以不理;然而事後群眾迴響,既反映心態,又訴說期望,樂壇中人就絕對不能再坐視不理——唯有冷靜聆聽,仔細盤點,用心急救,方可讓港式流行走出第三條路,殺出重圍,掙扎求存。


刊於2013-09-22明報星期日生活.果欄

Tuesday, September 17, 2013

收放之間——家長、老師、大學生



我在大學工作,每逢九月行走江湖,例必掌心冒汗、念念有詞。即便在飯堂遇上(如洪水猛獸)瘋狂亂叫的舊生,又或在圖書館碰見(如迷途羔羊)橫衝直撞的新生,亦提醒自己要放鬆拳頭,勒緊喉嚨,保持冷靜。九月份的校園,無論走廊、課堂、圖書館,通通反常(早上九時已經人頭湧湧);九月份的學生,無論是表情、態度、口號,一律太「放」——彷彿世上除了「大學生」就再沒有其他人類。對此,我的手汗表示抗議。

冒汗抗議的,絕不止我一個。每年九月,媒體例必貼身追蹤「大學生」,將迎新營的(淫賤)遊戲、男生的(女裝)衣著、新生的(離譜)口號,逐一審視,大肆批判。這年九月,故事繼續。翻查近一個月的報章,發現「大學生」的罪名包括:擾民(浸大學生在火車車廂扮火車)、缺德(城大學生被揭發隨處便溺)、敗壞風氣(中大男生穿胸圍扮女人)、欠缺自信(有新生因漏接電話而怕被同學孤立)、毫無承擔(機構調查發現大學生「唔捱得鬧」)……媒體鏡頭下的「大學生」,照舊受盡千夫所指,跟龜苓膏一樣,名不副實,有負眾望,人人喊打。

媒體炒作的大學生問題

然而,今年(媒體炮製)的「大學生問題」,又有變奏——開學日出現大批替子女背書包、護送上學、「關懷備至」的家長;大學因應要求舉行家長日,於是「怪獸家長」、「直升機家長」的罵名,不絕於耳;科大教授實施遲到罰企,理大講師警告沒收電話,網民鬧爆,狠批大專院校「小學(雞)化」……這年開學,家長、老師同受責打。問題來了,大學生(如果真的)有問題,那罪魁禍首究竟是「淫賤學生」、「怪獸家長」,抑或「小學化大學」?要令這場鬧劇明年不再上演,究竟有何辦法?

懲罰還是教育?

香港大學生是否真的有問題?這並不好答,因為當中牽涉的,其實是「大學生應該是怎樣?」或「大學的功用是什麼?」對此,普羅百姓自有答案。一直以來,群眾既期望大學頒發沙紙(又名就業入場券),又旨意它做好socializing agent的角色——大學要協助社會運轉順利,定要培養學生收好自我,戒絕粗口,努力考試,發憤向上,貢獻社會,成為一個頂天立地、符合期望的好人。既要「生產」社會精英,大學的任務自要重「收」,於是訂立規條,約法三章,出席導修要剔名,上堂遲到要罰企,考試肥佬會(被)提早畢業……大學教育,要令學生收斂、收心、收聲,令社會收貨。

至於近年媒體、大學、家長攜手關注「香港大學生問題」,全因他們緊握(已經過時的)道德標準,斷定大學生不懂「收」。他們認為學生要上足每一節課(途中不能張開嘴巴),課餘時間要在圖書館消化知識,吃飯聚首必須低頭細語,畢業才可成為一個有用的人。學生自己不懂「收」,所以傳媒報道醜聞告誡世人;校方訂規則勒令收聲(甚至收機);家長陪伴左右防止子女誤交損友……這番心意我明白,但更想問:(一)學生真的不懂「收」?(二)要令他們「收」,這些是好方法嗎?

不能否認,有些待人接物的底線(如上堂遲到不要大聲關門、教授面前不要亂打呵欠),大學生確實要學懂。但問題是,大家是否認為他們真的不懂得這些底線的存在?建立底線並附以賞罰制度嚴格執行,肯定是需要的,但實施的場所究竟應該是小學班房,還是大學課堂?道德教育跟個人成長階段有關,一個將近成年的年輕人,究竟會否因為「上堂用手機會被罰」而學懂尊師重道?即使如報章所述,「遲到罰企」的措施實行後,上堂遲到者確實大減,但誰又能確認他們真正已經懂得重視規則,而非僅僅怯於責罰,被迫就範?大學教育的本義究竟是要令人人行為合乎社會標準,抑或要使學生能夠思考規則背後的意義?

緊急關頭會「收」但不懂「放」

要令學生懂得「收」,是中小學幼稚園的責任。大學更重要的任務,在於令他們學懂「放」:放開懷抱,放下枷鎖,獨立思考,特立獨行。多年下來,香港學生的最大問題其實不在於媒體、家長口中的不懂「收」——畢竟在重要關頭(如畢業見工、結婚生仔),他們總會記得小學教科書片碎所言,戒掉遲到,告別損友;然而更大的問題,在於年輕人不懂「放」——導修課人人沉默寡言,考試個個照背答案;被迫參與反智迎新時無人夠膽放聲反對,離開大學時缺乏勇氣放下社會枷鎖。媒體、家長、老師堅持學生要學習「收」,但對於他們不夠「放」,卻是視若無睹,甚至點頭叫好——上一代總認為,大學生按照傳統,少發怨言,多幹實事,就最理想。這是真的嗎?這就是我們理想中的大學生?

如何令大學生學懂放開懷抱,活出自我?肯定是大難題。我相信除了要靠年輕人忽然覺醒、努力昂首、發憤做人,更要仰賴媒體、家長、大學,高抬貴手,在處理「大學生問題」時學習收放自如。這個年頭,媒體要報道大學生醜聞,有網友相助,無疑易如反掌,但究竟哪些「事件」真箇與公眾利益有關,值得報道?又有哪些純為搶奪眼球,嘩眾取寵?家長想子女成材,當然情有可原,但堅持貼身保護,一路披荊斬棘,這方法又可以維持多久?四年?之後呢?大學導師要令課堂順利進行,在訂立刻板規條以牙還牙,以及任由學生放肆之間,究竟有沒有第三條路,可以令老師鬆一口氣,又能讓學生自律守規,安心上堂?

這個九月,讓學生、老師、家長、媒體,掌心冒汗,一同開學。


刊於2013-09-15明報星期日生活.果欄

Sunday, September 08, 2013

致G.E.M.:別當寂寞星球的睡公主

圖 Angry Angry


G.E.M.(鄧紫棋):

又一次站在風口浪尖,未知你內心怎樣想? 是埋怨「群眾( 再次) 被媒體煽動」?抑或慨嘆「我(跟王菀之一樣)討厭政治」?作為旁觀者,我的感想倒很簡單:這個年頭,這個社會愈來愈容易因為名人的一句說話而情緒激動,或驀地亢奮,或暴躁抓狂。你同意嗎?

也許你說得對,這場小風波的源頭,是傳媒的推波助瀾——周中有媒體翻揭香港集思會的《90 後有話說…》文集,發現你的大名赫然在列。文中你以90 後的身分發聲自白,暢論時政。對於有人激烈反對政府,你反問「嘩!使唔使呀?」對於梁振英,你想說聲「加油」,並勸大家「不要去judge 他做得好不好」;對於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係,你認為「我不覺得一個特首、或者一個政府可以怎樣幫助市民,一個政府應該盡最大能力去提高社會的生活質素,但哪個人可以幫到你呢?就是你自己!」說實話,你的觀點,近年在茶餐廳、立法會、電視台俯拾皆是,港人從不陌生。然而,當這番言論出自你的嘴巴,素來嗜血的媒體自然打鑼打鼓,火速流傳。

結果,那篇短文「成功」惹來大眾反感(戲稱「紅色娘子軍」)、網民惡搞(不停改編重作)。恁地不起眼的一段字,竟可觸發軒然大波,看似情理之外,但放諸時代框架,又是意料之中。你喜歡看電視嗎?這星期初,電視上亦有藝人因為一番話而全城矚目——剛當選港姐冠軍的陳凱琳,手握十七萬選票接受專訪,表明支持(TVB 式)普選;又期望特首做些事:「希望滿足到人們的需要」。小妮子跟你年紀相同(22 歲),立場與命運卻與你迥然不同——翌日她登上報章頭條,名嘴與師奶一同大讚她美貌與智慧並重,是歷年最美麗的港姐。藝人論政,有時招來如潮劣評,有時收穫大眾掌聲,對於這點,歐錦棠、杜汶澤、黃秋生、王菀之,以及你,都該清楚。

藝人應否談論政治?曾志偉、陳志雲都有高見;而你也似有定論。周五晚上,你在facebook 表明「政治一直是我避免談論的領域」,既澄清風波,又預告自己「學精」,不欲再碰政治渾水。對此,我能夠理解,卻有點失望——沒錯就這些議題發聲,絕對有可能兩面不討好,甚或因着自己觀點的缺欠而被狠批教訓,但政治既在你我身邊( 詳情你可以問RubberBand),你若就此抽身,自動滅聲,拒絕思考,那就是放棄你作為「眾人」的權利與義務。「藝人應否談政治」,絕對是偽命題,而「為何談」、「怎樣談」才是重點。我知道你不欲離地,亦討厭「一啲都唔理性」的討論,所以以下段落,保證貼身,絕對理性。

美國社會學家C. Wright Mills 曾經寫了一本名為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的小書,他教我們,世上所有的「私人恩怨」其實都有社會背景,跟大眾議題、架構體制,息息相關。就像去年因你而起的樂壇頒獎禮風波,當時你狠批商台頒獎禮變質,講一套做一套,令(你自己的)好音樂失去被表揚的機會。作為一個「會做good quality」音樂的歌手,你當時有何感受?無助?氣憤?就算你如何調整心態,向不公平的商台說聲加油,但結果仍不會改變,這就是體制的可怕——它的不公,既可扼殺個人,又能自圓其說。當時你選擇拍片發聲,公然與商台決裂,為的是令更多人關心此事,令體制得以改變,公平得以伸張。我希望你謹記,自己曾經如此對體制作出抗爭。

而刻下有許多香港人,正面臨你當日的處境。不,兩者甚至不能類比——你當日失去的,是獎項和功名;而這刻港人瀕臨丟失的,卻是自由、民主,甚至生計。去年你曾發起「秘撈Tour」,步下舞台,走入民間, 當上便利店店員、化妝店sales、外籍傭工……當時有何感受?途中除了體驗生活,還有否留意到在基層生活的人們,究竟在想什麼?又有什麼煩惱?我可以告訴你,當日你見證的外傭滴汗、店員假笑,既是他們的個人煩惱,更是不公體制下的直接結果。我們可以選擇心情,但無法決定命運。

我知道你會說,政府有其困難,我們每個人少說廢話,多做好事(或義工,王菀之語),不就可以解決問題麼?這幾年,許多有心人已經努力在做,例如向露宿者派飯;但早幾天,又有官員出來埋怨他們幫倒忙,令露宿者不夠淒涼,不願接受福利——拒絕看清自身漏洞,甚至諉過他人,這就是我們的政府,我們的體制。面對生活種種難關,我們或可緊守崗位,仰望expert;又或守望相助,獨自發功,但更需要的,其實是像你(曾經)一樣,站起發聲,爭取改變。對於「在商言商」的商台既應如此,面對屬於人民的政府,豈不更加合理?

你是聰明的女孩子,年紀尚輕,就知道媒體是半人獸,最愛煽風和點火。但你既曉得媒體愛玩火(或被火玩),其判斷又時而片面,那就請你也不要輕易相信個別傳媒的鏡頭角度,並跟白頭翁與禿鷹一樣認定那些(即將會)激烈反對政府的人,是為反而反,蓄意搗亂。請你相信,在鏡頭以下,有更多的有心人,不像你年少卻絕望,正在鑽研體制漏洞,有節有理地為公義發聲,建立更美好的社會。他們絕不是什麼偉大的人,但大家站出來,無論是講些眾人皆知的說話( 「特首應做啲嘢」),抑或大談理論,投入筆戰,為的絕不單純因為「唔gur」、「無benefit」,而是身為香港人,大家都覺得身邊有些核心價值,正逐漸(被)消失,今天不站出來,明天站不出來。在質問「嘩使唔使呀?」之前,我希望你考究清楚。

也想講你知,流行文化與政治的關係。我喜歡流行文化,經常冒昧向世人推銷這城少數精彩文化產品(如《G.E.M. X.X.X.LIVE》),但我同時相信,流行文化之所以能get everybody moving/moved,除了因為它(像《你把我灌醉》般)有聲有色,有時更有情有義——講大眾心情、守社會公義。我不算是你的歌迷,但一直深信年僅廿二的你是個有心、有技藝的音樂人。不過,假若他日你堅持自己創作,只是想為無法面對世情的觀眾「帶來一些動力和鼓勵」,那我想告訴你,這樣的音樂,就算能夠教我快樂,把他灌醉,也不過是嗎啡。

請放心,我們並非逼你(或陳凱琳)像政治明星般走上街頭,放聲抗爭;亦不要求你就此噤聲,對身邊事情不聞不問。港人只是期望你們(及其他藝人)立足群眾,細心思考——究竟令這社會充滿怨氣,讓人們屢屢因為一句話而亢奮暴烈的原因,除了「媒體煽動」、「人心苦毒」,還有什麼?大家心中的幾多爭鬥,抑鬱的幾多傷口,究竟是單純的「自尋煩惱」,還是另有原因?

G.E.M.,願你盡快遠離自我中心的寂寞星球,早日睡醒,與百姓同呼同吸。


阿果



刊於2013-09-08明報星期日生活.果欄



*

後記

講真,寫了接近一年,多少也已說服自己,別看 Like 的數量做人。多 Like,不代表寫得出色;少 Like,也不意味寫得不好。然而,當我自問某些文章寫得特別用心,例如這篇,就自自然然期望,外間有很大很大的迴響。而這一篇,我相信是做到了。

編輯在前言說,「醉心流行文化的阿果,繼上回寫信給RubberBand,今次又寫信給G.E.M.。雖然他口口聲聲不是G.E.M.的歌迷,但覺寫來情深意重。」是的,這是我寫的第二封信,而我確實喜歡寫這些信,又或這樣說,喜歡寫信的那個自己。總覺得那一個自己,特別溫柔,特別情深。謝謝大家。

Tuesday, September 03, 2013

可樂與奶 — 普及文化對話年代



既喝可樂,又飲牛奶,究竟會不會肚瀉?

翻開新鮮出版的《號外》9月號,揭到目錄,發現專欄部分出現了兩個新名字:《字花》主編黃靜、《100毛》創辦人林日曦。是有點驚喜。雜誌主編張鐵志在啟首語提到這安排:「我們衷心希望《號外》能成為一個真正的開放平台,讓香港(、以及台灣及中國)的精彩文字、創意、思想,一起激盪、創造這個時代或巨大或邊緣的聲音。」

至於林日曦也用一貫的口吻去講這件事:「由今個月開始,我會在《號外》開新專欄「book story」,寫一些無聊小故事。(真的很無聊,不要亂讀。)無聊雜誌《100毛》及扮嘢雜誌《黑紙》創辦人,要在文化雜誌《號外》開始寫字,這件事,說明了我跟《號外》主編張鐵志一樣,明白真正的多元文化,從來都不該分高低。」

林這期所寫的小故事《文化奶》,其實不單絕不無聊,更是刻意地回應許多人對《100毛》的批評。故事講述,兩個文化人,吳謬和巫禮青,上了名為《文化奶》的電視節目,在主持人孫一知的引導下,進行一場「有關《號外》與《100毛》雜誌」的辯論。兩人的討論火花四濺,拳來拳往,但內容核心卻一直圍繞著含義顯而易見的比喻——可樂和牛奶,你喜歡喝哪樣?

文化人吳謬理所當然地站在牛奶一邊。他所持的理據很簡單:牛奶有益、可樂有害。牛奶有蛋白質,有文化起源甚至宗教背景(顯然是胡扯的),總之就是有內涵;至於可樂,就是反面的即食、無益,甚至對人體有害。所以吳主張,現在香港缺乏的就是牛奶。

至於巫禮青的立場,也站得很穩——「人家問你喜歎喝牛奶還是可樂,你懂嗎?重點在於喜歡,不在於哪一方有益健康!」也就是說,香港有些人就是喜歡喝可樂,那我們就讓他喝吧。曲高和寡的文化評論人就是喜歡自我沉醉,站在高地恣意批評。

吳巫之間的論戰,顯然也是一個比喻。而身為作者,林日曦當然更應站在巫禮青的一方,聲討「自以為是」的文化人,擁抱低俗,握緊庶民。然而從這故事的另一主線,我們會發現,林的心思似乎不限於此:整個《文化奶》節目進行期間,主持人孫一知都背負重大壓力,他既自知沒辦法好好控制場面,讓辯論雙方互相打斷,劍拔弩張;更受老闆陳總在背後監視。

節目結束,孫一個箭步地走到陳總面前道歉,卻被責難「沒有在節目中稱讚一下贊助商的牛奶」;而這個誕生於成人台的《文化奶》節目,雖為孫一直以來的心願,卻要在這場鬧劇的纏繞下,宣告腰斬。

此情此景,難道不是有點熟悉?香港普及文化刻下的氛圍,有點像成人台的環境:商業掛帥,銷量至上,於是屢屢出動事業線和重口味,事事講究市場與道德。近年我們瞥見越來越多有心人作一些新嘗試,卻總會有人走出來大肆抨撃:嘩邊有營養?嘩以前的經典好幾萬倍啦。然後那些頗為有心的文化產品,又隨即被爭議聲淹沒,直至消失影蹤,甚至被故事中的《美詩內衣特約:歐美電影搓一搓》所取代淘汰。

這是我們所願意見到的事情嗎?

個多月前,我寫了一篇長文,嘗試分析今年初面世的《100毛》於這時代的文化意義。之所以寫那篇文章,目的其實很簡單:想更多人留意甚至關注,一些能夠反映刻下時代的流行文化產品。對於這個年頭的流行文化,我們慣常以謾罵、嘲笑的態度應對,甚或慨嘆新不如舊,但少有人真心嘗試定睛觀察這些新浪,理解他們葫蘆裡究竟賣什麼藥。另一方面,隨著媒體生態改變,各式衛星媒體平台抬頭,各自吸引觀眾目光,而跟傳統媒體不同,這些新媒體代言人,其實有更大空間去交流、對話、比試、碰撞,但至今不算明顯。

以上所言,是我寫《100毛就是這年代的號外》的全部因由。文章發布以後,引來頗大的迴響——小部分人同意點頭:原來這本「性質無聊」的消閒雜誌也可作如是觀;大部分人(因著文章的標題而)搖頭,批評將《100毛》拿來跟《號外》對比,是有損文化經典,而這本面世半年的雜誌也根本未有達到那種高度。更多的人繼續依照這思路去抨撃《100毛》,罵它教壞細路,改變閱讀習慣,令讀者再不懂寫長文,更遑論是吸收文化養份。

事後我不得不承認,作出如此比較,未必恰當。然而,我仍舊慶幸自己做了這件蠢事。因為它確實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討論,而兩方人馬也因而留下片言隻語,握手相認。如果可以令一些忠實「號外人」步經便利店時買本《100毛》來揭揭(甚至邊揭邊鬧);令鍾情《100毛》抵死金句的年輕人得以爬上神枱,偷窺《號外》的文化經典故事……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在那篇長文中,我提出了以下頗受非議的觀察:

你還你,我還我,媒體之間只有競爭,何曾如此寬宏大量?這反映了在新媒體生態下的另一文化現象:這個年頭的媒體,不再拘泥與「爭競」的關係。隨著媒體分散,再沒有單一的mass存在,每一本雜誌的目標讀者群也變得相當分散——是以雜誌之間的較量關係,不怎樣濃,反而互相合作,將各自的讀者群擴充,更似是新媒體生態下的玩法。

那句「這個年頭的媒體,不再拘泥於爭競的關係」,結果被路人甲狠批。然而當這期《號外》我發現《字花》《100毛》主編各有專欄,而林日曦專欄一頁更同時印有《100毛》(及《JET》!!!)和《號外》的封面,我就仍然堅持上述說法——好的,也許不是沒有競爭的關係,但各媒體之間,卻肯定也不止爭競的關係。

可樂溝牛奶,會不會肚瀉?可能會,但未試過的話,我們總不能肯定。期待媒體之間有更多混合、拼湊與越界,也期待更多有心人細心分析可樂味道,解構牛奶養分,定期為大眾推介時令飲品。

這個born in 2013的香港文化故事,因為有可樂,也有牛奶(及橙汁、鴛鴦……),應該會愈來愈好玩。

Monday, September 02, 2013

「香港良心」被迫害?



星期三晚,甫抵家門,連忙飛身擁抱家中新成員——電視機,撐大雙眼,盡情觀賞。屏幕播映的,不是令全城雀躍(或洗眼)的《衝上雲霄II》,而是亞視本港台的《星動亞洲》。飛撲追看這冷門節目(平日收視只有一點)的原因很簡單:它播放當日下午政總門外的「撐亞視集會」。我既痛恨亞視,又愛看騎呢表演,這節目自然不容錯過,於是擦掌摩拳,暗暗期待王征跳舞、盛品儒講笑話的場面在熒光幕重現。

結果卻是大失所望。周三上演的「撐亞視」集會(下集),既不見王征和一眾亞洲小姐的蹤影,盛品儒沒再貢獻「我是花弗的後生靚仔高層」一類高質素笑話,就連萬眾期待的完場大合唱《萬里長城永不倒》,也是配樂大、歌聲小、沒精打采……整場騷缺高潮、欠驚喜,是以集會過後,輿論反應不若以往,網民照例掩臉,劃清界線,慨嘆亞視跟香港毫無關係,祈求它盡早歸天,倒沒誰願花心神去研究輪流上台的「良心電視支持者」究竟有何「訴求」。

亞洲CNN 泡影 電視風雲無影

幾日前得知亞視準備重施故技,到政總舉行集會「請願」,我的第一反應是——為什麼?通訊局的調查報告既已白紙黑字地列明電視台如何違規,並按照廣播條例的罰則作出懲處,那究竟亞視一方還會用什麼理據去為自己辯解?結果,當日主辦單位掛上兩張白底紅字的搶眼橫額: 「支持良心電視」、「反對政治迫害」,似乎回應了我心裏疑問: 「良心」、「迫害」,是這次亞視垂死掙扎的兩大憑據。

眾所周知,王征入股以來,亞視向以「香港良心」自居。事實上在2010 年初,正準備入股亞視的王征接受媒體訪問,其間除了流露建立「亞洲CNN」的野心,更表明他期望「讓亞視成為代表香港良心的電視台,不光是娛樂」。於是這三年來,在王征的堅持下,亞視捨娛樂,取資訊,努力《把酒當歌》,開辦《亞洲大學堂》。當另一邊廂無綫致力將冷飯炒熟,堅守慣性,不求上進;這邊廂亞視大刀闊斧的新思維曾經令人刮目相看——王征上任半年,許多視評人紛紛表示,電視風雲,勢將上演。

良心理據與受罰何干?

當然最終,那場「電視風雲」,一如歷史上亞視眾多大計一樣,還是變成只有雷聲、不見雨點的泡影。然而,在集會當日,我們發現台上的「亞視人」仍舊戳力抓住泡影,複述大計,嘗試證明三年過去,亞視確實成為了王征口中的「良心電視台」,命不該絕。亞洲會會長魏秋樺說亞視是「良心媒體」( 「多年來成績有目共睹;踏入新時代,市民除了需要娛樂,更要接收社會資訊,亞視一直做好這角色」);深受盛品儒重用的製作總監堅稱盛是「良心總裁」( 「James 一直有就節目提供意見」);亞洲小姐周嘉莉背誦節目表(《感動香港》、《滅癌獻愛心》),力證亞視發掘好人好事,絕對是社會良心。

聽見這些「良心理據」,我搖頭。通訊局這次重罰亞視,要求盛品儒離任,全因王征身為(非香港永久居民的)投資者,卻被發現介入電視台日常事務,違反注資時的「不控制承諾」,跟亞視是否「香港良心」,根本沒有任何關連。就算亞視真箇如台上眾人所描繪,是混濁香江中的一道清泉,但它既違反《廣播條例》,就應該受到相應懲處,否則本地電子媒體運作既不受制度規管,港人素來賴以自豪的法治精神也會宣告敗壞陷落。

真係有良心?

更何况,亞視這顆「香港良心」,早已朽壞。作為媒體,它的節目少有建樹,多搞重播,近年更嚴格順(老闆的)心而行,甘願將人民公器淪為富豪玩物;作為企業,它苛刻待人,時而拖延出糧,久不久全公司缺A4 紙、厠紙、蒸餾水,外判清潔公司和員工接駁巴士耍手擰頭,怎看也不是一名良心僱主;作為社會機構,它一邊「感動香港」,推舉好人好事,一邊在《ATV 焦點》抹黑佔中,聲討學民,將小城僅餘的「政治良心」描繪成千古罪人……請問這算是什麼「香港良心」?

集會既粉飾「香港良心」,也着意塑造「受害者」形象。亞視長年積弱,現在處境更是水深火熱,打這張「苦主」牌似是順理成章。但看着那大刺刺印着「反對政治迫害」的橫額,我還是想問,就當亞視真的受「政治迫害」,那幕後主謀又是何方神聖?是通訊局?蘇錦樑?還是梁振英?根本都說不過去。更何况論到「被政治打壓的受害者」,怎說也該先算上王維基(及剛被新電視台辭退的員工)吧?多年以來,亞視每况愈下卻一直生還,政府表面開放卻遲遲不願開放天空,引入新競爭者……無論從哪個角度看,苟延殘喘的這間電視台也更似是深受政治祝福的「幸運兒」。

盛品儒辭職風波就結束?

目睹亞視(再次)落難,盛品儒走鋼線,部分香港人(包括我)心情興奮,到處搜購花生、爆谷。然而,有更多的人感覺麻木,寧願討論江美儀如何「重口味」,也不願再花時間去理會早已與香港脫離關係的「良心電視台」。亞視(假如願意)被罰,盛品儒(假如真的)辭職,是否就代表這場風波即將結束?

近日聽見身邊不少朋友說,通訊局重罰亞視,可能是現屆政府僅有做過的好事之一。然而真正的考驗,還在後頭。政總集會翌日,傳出亞視委任《大公報》前執行總編雷競斌取代盛品儒任公司執行董事,外間輿論無不擔心,這是亞視「換湯不換藥」的前奏——若這次亞視只需替盛品儒調職,換個傀儡,稍微執正,就可以安然無恙地通過考驗,確保王氏干預得以千秋萬世,那絕對是香港傳媒價值史無前例的一次崩壞。

我們知道,這些年來,香港的傳媒確實做過許多錯事,但關鍵時候,它始終能夠扮演社會良心,讓真相得以顯明,令人民的聲音回復響亮。至於動用大氣電波的電子傳媒,觀眾層面廣泛,數量多,其社會地位就更加吃重,而這正正是《廣播條例》的精神所在——它要守住底線,確保傳媒運作維持潔淨,不受外來壓力操控,甚至迫害,(在某程度上)發揮良心角色。這道關口、這個體制,絕不可破,否則真正的「香港良心」,自會風雨飄搖,不堪一擊。

這個星期,亞視提出上訴,意圖推翻裁決。究竟這次政府會如何處理?是堅守法治,抓緊守則,抑或半開雙眼,放虎歸山?這場鬧劇,值得你我放大瞳孔,細心跟進。


刊於2013-09-01明報星期日生活.果欄

Friday, August 30, 2013

感激


衝刺,下坡,然後遇上這片晚霞風光。感激遇見。

Sunday, August 25, 2013

天佑亞視 — 現況調查報告




要來的始終要來。早已在去年中完成,卻因亞視一方訴諸法律、死命阻攔而拖沓一整年的通訊局調查報告,星期五終於公諸於世。報告裁定亞視嚴重違反持牌條件,既要罰款最高上限的100 萬元,亦須在7 日內終止持牌人兼執行董事盛品儒的職務,方可繼續持牌營運,再做香港良心。

這份長近萬字的報告,主要有兩大重點:(一)作為主要投資者,王征違背「不控制承諾」,多次出席每周行政例會,甚至介入製作《感動香港》節目,粗暴干預亞視日常事務;(二)作為亞視持牌人,盛品儒甘願飾演傀儡,容許堂兄插手內政,甚至巧立名目,篡改紀錄,試圖文過飾非。這兩件事,其實眾所周知。


不過讀過報告,我的心情卻是忐忑不安。一方面,我跟許多港人一樣,視「批評亞視」為人生第二大樂事(僅次於「恥笑無綫」)。近一兩年,這遊戲更是愈來愈好玩:新聞錯報江澤民死訊、《ATV 焦點》變左報社評、搞政總直播騷反發牌、狀告王維基竊取機密、藝員培訓變炒人陷阱、節目每日重播再重播……盛品儒統治下的亞視,無疑開展了香港電視史上最醜陋一頁。

這段日子裏,我緊隨大隊,嘲笑王征舞姿,諷刺盛品儒「花弗」;每時每刻掩臉罷看,大時大節(如台慶)更加祈願亞視從速倒閉,交還牌照。面對節目水準不濟、公司形象騎呢、高層管理失控的這間電視台,我和港人發誓聲討,義不容辭。報告面世以後,例牌聽見有人吶喊「7 日內執笠就最好!」正是市民集體心聲。

然而聲討背後,偶有猶豫。連夜重讀通訊局早前發表的免費電視台服務諮詢報告,我發現亞視儘管受盡千夫所指,但仍有忠實擁躉(未知是否姓王),認為「該台節目正面,務實,有道德良心,有創意,敢於製作另類節目,資訊娛樂教育兼備」。這個年頭,人人蜂擁嘲弄亞視,但真正有收看過的,其實甚少。亞視節目質素低劣,似是人所共知,但究竟《感動香港》是否真箇難以感動觀眾?《粵曲會知音》(竟然有這節目)又是否毫無知音?我不肯定。在高呼「執笠!」之前,我認為大家有必要了解亞視刻下處境,並其文化生產線的製作狀况。

通訊局的兩份報告,放大高層政治,呈現觀眾意見,但對亞視作為電視台的製作過程,始終少有着墨。為此,過去星期,我努力剖開亞視,深入勘察——這邊廂,鑽研節目表,撐眼欣賞《微播天下》,事後盤點分析;那邊廂,向在亞視工作的朋友打聽,刺探軍情。最後綜合所見所聞,整理成「調查報告」。報告有五大要點:

一、亞視苟延殘喘

王征初入主的時候,雄心壯志,揚言要打造「亞洲CNN」,更多番強調「錢不是問題」。可是這兩年,隨着王的投資日漸減少,電視台上下感受到的,卻是明顯的「錢是問題」——製作部門財政緊絀,於是新節目成為泡影,年初拍板要做的10 數個節目,只有一兩個最終成事;日常運作縮減開支,於是對外採取「拖得就拖」的還款策略,對內令員工缺紙(如廁用那種)、缺筆(請自備文具)、缺帶(明明是電視台),甚至缺光(大堂燈光長期處於半開狀態)。

二、王征不斷介入

通訊局翻查會議紀錄,聆聽證人供辭,得知王征參與行政例會,甚至訓示員工,認定他插手內政。而據亞視中人透露,王參與的「日常事務」可不限於此:無論是僅15 秒的宣傳片,抑或是節目的編排,都要經他過目點頭,方可通過;王甚至會一時興起, 今日想到要做「亞生亞姐」的segment,翌日節目就要出街。在王征的「統治」下,亞視一直(而且依然)儼如被雙手操控的玩物。

三、人事調動頻繁

資源緊絀,老闆干預,自然人心思變。近年亞視大小部門流失率極高(有部門今年已經走了一半人)。小職員尚且如此,高層輪換自是理所當然。這一年亞視管理層相繼離開,通訊局調查對象之一的前高級副總裁鄺凱迎(出席完公司搞的「榮休晚宴」後)轉投無綫,乃最佳例子。至於新上位的,則多是王征心腹(如取代鄺的,正是《ATV 焦點》寫手雷競斌)。若通訊局報告一年前公開,亞視眾舊人仍在,大概還有轉機;但現時的處境,卻是「走了一個盛品儒, 仍然有千千萬萬個盛品儒」。要亞視重回正軌,怕是天方夜譚。

四、游走持牌底線

由於經費短缺,新節目夭折(現時製作部能製作的節目少於10 個),為了符合《廣播條例》對免費電視牌照的最低要求(甚至只是為免「開天窗」),就得靠節目部善用資源,扭轉乾坤。除了將《把酒當歌》等節目不停重播,更要將歷來節目循環再用,化零為整:《粵曲會知音》由歷年亞視節目內的粵曲片段,剪接而成;《星動亞洲》與《亞姐百人》由於製作困難、嘉賓不足,需大量翻用舊節目片段,美其名是重溫《今日睇真D》及歷屆亞姐風采,實質卻是填補空白的無奈之舉;就連周一啟播的「新節目」《濠江水悠悠.澳門五百年》,也是自4 年前的《澳門五百年》改頭換面,勉強製成。努力用新瓶盛舊酒、將陳年片段循環再用,為的只是卑微地守住免費電視牌照的最後底線。

五、官方喉舌乏力

民心唾棄,資金缺乏,何以苟延喘息?許多人猜測,亞視既背靠祖國,也定必身負重任,擔當建制喉舌,建構論述機器。但發展下來,又似乎不是那回事。根據員工觀察,王征入主亞視之初,意圖確實如此,但執行起來,又屢屢碰壁——中層員工「為怕出事」,抗拒政治,陽奉陰違,管治無方的王征無可奈何。結果,堅持「心繫祖國」的節目,幾乎只剩下無異於左報社論的《ATV 焦點》。

完成這份「調查報告」以後,我憤怒、沮喪,甚至絕望。腦海裏有連串問題,一直盤旋:既已淪落到循環再用、死守底線的地步,甚至連成為官方喉舌的「陰謀」也實行不了,那為何亞視仍要存在?為何通訊局依然認為亞視整體大致能夠遵守持牌要求,並未吊銷其牌照?為何我們還要容忍亞視充當半死不活的「植物電視台」,霸佔電波頻譜,卻完全漠視公眾利益?政府一邊將有心人拒諸門外,一邊容忍爛泥苟且偷生,請問這又是什麼道理?

周五晚上,盛品儒發表聲明,堅稱亞視在他管治下, 「變化有目共睹,受觀眾及對手高度重視」,更祝願「天佑香港、天佑亞視」。我敢肯定,這是他上任以來,最正確無誤的一番話——3 年過去,亞視的沉淪有目共睹;其墮落的軌迹,更受觀眾與對手高度重視。

天佑亞視,天佑香港。


刊於2013-08-25明報星期日生活.果欄

Sunday, August 18, 2013

當特首變成blogger




「而家仲有人寫blog 咩?有乜好寫?點解要寫?」幾個月前,在某中學教授網誌製作技巧。學生一邊垂頭(全神貫注玩手機),一邊拋下三大問號。我抬頭,發現課室剩下沉思、低吟、死氣。

第一個問號,我識答。這個星期,特首梁振英投身鍵盤戰線,廢寢忘餐,竭力向公眾(包括我的學生)示範網誌的功用——略談周末落區的所見所聞,感謝市民的生日祝福(如果有),分享烹調紅衫魚心得,勉勵青少年「橫向發展」(與健身無關),呼籲在觀塘進行「文明對話」……結果,這個設計單調、文筆平淡、內涵欠奉的網誌,成功吸引網民轉發(由以往的個位數字變成本周動輒破千),媒體監視(每天貼身報道),街坊談論(切紅衫魚的心法)。作為blogger, 梁振英輕易成為香江第一健筆,絕對應該脫下面具,開班授課,傳授心得。


當然放眼世界,政府官員運用社交媒體發聲,絕非新鮮事。年初有智庫組織進行統計,發現全球國家元首當中,有四分之三已設置twitter 帳戶。然而在香港,政府向來鍾情舊媒體,有話要說,往往倚賴風筒、PC 和「講兩句」。一直以來,這套做法行之有效,媒體、官員互相利用,皆大歡喜。直至高鐵風波之後,曾蔭權為了籠絡人心,拉近民意,遂指令同僚多上網——先派鄭汝樺在facebook 聽取民意,後將「上亞厘畢道」公諸於世……結果雖然屢屢碰釘(市民罵聲滔天,官員毫無回應),但總算假戲真做,(口)水花四濺。


局長隨筆勤寫者民望都偏低

梁振英上任後,繼續秉承宗旨,攀爬上網,鼓勵高官少理民意,多玩電腦。於是曾俊華在網誌反擊「應使唔使,罪大惡極」論;陳茂波在「局長隨筆」中解釋新發展區最終方案……梁班子一行十六人當中,有一半都恆常撰寫網誌(而巧合的是,勤寫網誌的幾乎全都民望偏低),舉動一致,絕非偶然。面對如此顯著的「高官寫blog」現象,網民批評官員「只管上網,不理政事」。這個說法,我有保留,寫網誌從非壞事,問題是——究竟有乜好寫?又點解要寫?

為了解開以上兩大問號,我決定由「香江(官員)第一健筆」梁振英入手。過去幾天,流連特首網誌,逐篇文章,仔細翻揭,執拾盤點。網誌現時刊載八十五篇文章,合共近四萬六千字。第一篇刊於當選後一個月,最新一篇上周五面世。由當選至今,梁特首敲打鍵盤,揮灑自如,踏入本月,更是「漸入化境」,一共寫了十篇文章,比起不少專欄作家,更加靈感泉湧,勤奮寫作。


共撰85 篇 議題包羅萬有

接着細讀文章,解拆內容,逐一分類。八十五篇文章的內容,其實包羅萬有,各大範疇的議題,無論是文化、社區、節慶、內地,抑或發展、房屋、福利……無一不談。盤點過後,發現最多的,是有關青少年、社區(各有九篇),緊隨其後的是房屋(八篇)與內地議題(七篇)。有關青年的文章,內容多圍繞「青年只要自強,就會成功」這類(小學教科書式)大道理;而與社區相關的文章,則多講互愛包容、不分彼此、理性對話、家是香港……一言蔽之,都是老調子。用內容分類來解構網誌,總算明白「有乜好寫?」,但尚未能回答「點解要寫?」

於是輕按胸口,再讀文章,在按照內容信息分類以外,嘗試從字裏行間忖度寫作動機。最終將文章大致歸納成六種目的:匯報(工作進度、個人行程)、回應(社會輿論、論者抨擊)、說理(如「青年當自強」、「齊心一意」)、呼籲(群眾支持政策制訂、政府施政)、解釋(具體政策、措施),以及分享(生活所感)。

六大目的當中,最為普遍的是說理(27篇),其後是匯報(24 篇)、呼籲(17篇)。得出結果,我們大概可以如此歸納特首寫網誌的動機:講些特首應講的傳統大道理( 「香港人為國家出點力,自己的事業和香港社會的發展也肯定可以得益」(2013 年6 月4 日);匯報政府工作成果及個人動向( 「我和我的團隊一直致力……」(2013 年8 月10 日);呼籲百姓齊心一意,支持施政……就這麼簡單?倒又未必。


表面重民情 暗裏放箭撐警


事實上,梁振英為人深沉,行文同樣愛裹花紙、彈奏弦外之音——2013 年5 月28日,他寫自己造訪「長者屋苑」彩頤居的經歷, 「我在這裏碰見的每位『哥哥姐姐』都是笑容滿面,活力十足」。以為他是匯報行程,順道講「家有一老如有一寶」這種道理?文末他筆鋒一轉, 「要興建更多類似彩頤居的長者屋苑,土地就是關鍵……請大家齊心支持政府的土地規劃和開發工作。」原來參觀不過幌子,政策廣告才是幕後主菜。

至於上星期到天水圍落區後所寫的一篇,乍看來像是強調自己着重民情( 「我一直十分重視和各地區市民的直接對話」),但逐句分析,自會發現他的重點,其實在最後幾句: 「我也絕對不會因為現場出現任何破壞秩序行為歸咎警方……標榜民主和自由的人不應該妨礙民眾和官員的直接交流」。表面敘述,暗裏放箭,特首寫網誌之心,其實昭然若揭。

要進一步推敲特首勤寫網誌的原因,更應放諸社會框架。執筆之時,多間電子傳媒突然接獲政府新聞處來電,表示周日觀塘的論壇將不准記者在場內打燈「做扒」,聲稱有關做法「會影響論壇進行」。事實上,梁上任一年以來,新聞自由持續倒退。記協上月發表《言論自由年報》,抱怨媒體世界「烏雲蓋頂」,抨擊高官寧寫網誌解釋政策,也不願回應記者提問;官員落區或採取「聯合採訪」形式,或「耍手擰頭」,令記者無從入手。


活躍網誌 傳媒鏡頭答非所問

特首在兩星期內寫十篇網上文章,正是要削弱傳媒威力的殺着——發生任何事,只需寫篇文章,發表意見,就能獲得廣傳;他既毋須回應記者提問,更不用擔心自己的文章會受非議,因為無論行文觀點如何「思歪」,港人依然「有冤無路訴」。若說外國元首玩社交媒體,為的是建立(虛擬)橋樑,鼓勵(表面)溝通;梁振英上網撰文,為的肯定是建立平行世界,杜絕對話。

近幾個星期,香港社會,七國咁亂。環顧身邊關心時事的朋友,無不心情麻木,只剩沉思、低吟和死氣。無他的,面對眼前這個活躍網誌,卻在傳媒鏡頭前答非所問、亂放狠話的blogger,香港人都已經有心無力,甚至連咆哮的氣力,也漸告散失。現在,再瞥見特首網誌刊載新的文章,我都只想學麥兜講一句:

算罷啦!唔好搞咁多嘢喇!夠皮喇!


刊於2013-08-18明報星期日生活.果欄

Monday, August 12, 2013

本土漫畫 香港故事

我喜歡普及文化,行走江湖,心口每每掛着這四字牌匾,聲嘶力竭,大言不慚,因此講過許多令人面紅的大話(例如《師父.明白了》可以媲美《雲圖》)。然而,每逢夜闌人靜,又禁不住想,這個時代的香港流行文化版圖,其實單調沉悶,教人呵欠連連。

像最近幾個星期,各大報章娛樂版每天(真是每天!)奉上全版,將Sam哥(嗅Triangel)的神情、Cool魔的墨鏡、陳法拉的裸背,鉅細無遺地還原,將版面當成無線劇集指南;通訊局公布免費電視台服務諮詢報告,不經大腦,臚列正反說法,各打兩台五十大板,所有觀點都「有好有唔好」……我納悶。文化產物新意欠奉,大型工業裹足不前,普及文化似乎跟香港故事愈行愈遠。分道揚鑣,既可能因為這範疇風光不再,徹底沉淪,也有可能是因為舊有的研究對象,如《衝上雲霄2》、《激戰》、《Eason'sLife》,已不足以概覽全貌。要將這文化故事說下去,似乎需要新的對象、新的角度。


漫畫殺出血路成焦點

例如這個暑假大出風頭的本地漫畫。前兩天特地到中環看「漫人迷普選」展覽,一班活躍於不同媒體的本地漫畫家,如江記、智海、黄照達、尊子、Cuson等展出作品,以漫畫表達對普選的訴求。離開畫廊,我點頭、微笑。

我從來不是漫畫迷,卻不能否認近幾個月,香港漫畫風頭正勁,比起其他普及媒介,走得更前、更活躍、更本土:無線節目《畫時代》一連十二集追溯歷史,借本土漫畫講時代變遷、集體回憶,聲言要「重現不同時代的香港社會實况」;位於灣仔綠屋的動漫基地早前正式開幕,林鄭在開幕禮上表示希望「讓大眾更深入了解動漫文化,並孕育更多本地動漫人才,推動創意工業」;尊子帶頭與一眾本土漫畫家成立「漫畫刁民」,佔領畫格,以畫筆作武器,爭取普選,殺出血路。同一時間,高官點路,媒體點火,民眾點頭……香港漫畫,竟然成為全城焦點。


重新審視「低俗」「小眾」的漫畫

這可能是香港普及文化的新一頁,畢竟一直以來,作為流行文化一部分,香港漫畫往往被學者忽視,被群眾責打。七十年代以來,文化論者熱中解構《網中人》,探索《香港製造》,分析《鐵塔凌雲》,為電視、電影、音樂三種媒介建碑立論,提出了一套又一套文化論述,將香港故事與這些大眾媒體的關係,仔細勾勒,明確呈現。然而同一時間,對於本土漫畫,論者卻大多袖手旁觀,完整論述,遲遲未見。

原因有二。第一,與其他大眾媒介相比,漫畫讀者的層面不夠「大眾」:《老夫子》再深入民心,接觸的大眾以數量計仍難敵《歡樂今宵》;《小流氓》再風靡一時,讀者也通常只是血氣方剛的男生。香港漫畫向來是小眾玩意,對港人的影響難敵其他媒介。要為之建立框架,講文化故事,論時代社會,似乎力有不逮。第二,本地漫畫一直未脫「低俗」標籤:多少年來,漫畫一直被視為暴力、色情的根源,家長掩(子女的)眼,教師聲討,也於是本地漫畫的討論,始終未脫離道德爭議——《情雙周》是否教壞細路?《小流氓》會否令人不安?類似爭論,時至今日,仍然未休。

但最近幾年,形勢似乎有變。在書展上我們看見OL尋覓文地貓,腐女追求謝曬皮,宅男與Cuson臭味相投……本地漫畫不再是後生仔的小眾趣味,而是市民大眾的閒時讀物;也不再是社會禁忌,而是連「老婆都贊成」的老少咸宜玩意。昔日忽視漫畫的堅實理由,逐漸褪色。時移世易,香港漫畫有重新審視的必要。


網絡普及造就新漫畫家

以下是初步的歸納。刻下流行的本地漫畫大致可分為兩大類型:

一,政治漫畫。數年前,漫畫家一木曾揚言,香港的政治漫畫家,青黃不接,由八十年代至今,數來數去還是尊子、馬龍等幾個家傳戶曉的名字。然而,隨着時局更替,這現象也逐漸改變——新人(作品在你我facebook)陸續浮現。本來這類敏感題材在傳統媒體,理應沒有出頭天,但因為媒體分散割據,網上平台當頭,新人的政治漫畫多了發表渠道,亦屢屢在大眾視線範圍現身,用尖銳的視角、快捷的反應,介入社會,批判時事。既是免費報章御用插畫師,又不斷在網上(用最快速度)發表諷刺漫畫的Cuson,正是佼佼者。

二,生活漫畫。着重刻畫小市民日常生活的作品,在香港漫畫歷史上本來就是主流。而踏入新時代,這主流逐漸分散,由着意縷述香港人的集體軌迹,變為創作人各自發功,從自己出發,傳講小群組的生活經驗——今年竄紅的謝曬皮講八十後集體回憶;OL熱捧的文地努力訴說辦公室的平凡瑣事;早已站穩陣腳的馬仔繼續翻弄生活低能趣事,惹人發笑……步進媒體、讀者一同分散的新時代,各大漫畫家各擅勝場,盤踞各大山頭,講述不同「目標觀眾」的生活常識。


影響新世代本土意識

我喜愛普及文化,更渴望從當中窺見集體意識。在電視台無意再講「香港故事」、電影行業(似乎)開始復蘇、音樂工業萎靡不振的這個年頭,要從流行文化中探討本土意識,似乎更應放眼從前忽略的小處。也許本土漫畫接觸的「大眾」與其他大眾媒介相比,仍然不過爾爾,但我們絕不能否認,某程度上這股浪潮已在影響新世代的本土意識。

首先,它向新一代確立「香港人」的生活風格——透過對各小群體的描繪,漫畫還原了香港人作為一個整體的多元面貌。若說上一輩會從七八十年代電視劇學懂「何謂香港人」,新一代人的集體記認,可能就是本土漫畫編整的一連串臉譜。第二,它挑戰主流社會的系統論述——當大型文化工業自縛雙手,不碰政治,本地漫畫個體戶卻因新媒體無拘無束,勇於與主流論述一爭朝夕,從而建立新一代人的政治意識。剛成立的「漫畫刁民」就是最佳例子,你能夠想像其他大眾媒介的創作人集合起來,為民眾發聲嗎?

新時代,新媒體,新群眾,要講普及文化,論本土意識,不妨由漫畫開始。


刊於2013-08-11明報星期日生活.果欄

Monday, August 05, 2013

哦!你講粗口!


小學時代,同學之間總流行這樣的玩意﹕一個同學偷偷拋下一句髒話,其他同學馬上義正詞嚴地指摘﹕「哦你講粗口!」然後肇事同學又會還擊,「你哋都講咗『粗口』!」如是者,你來我往,爭論沒完沒了,直至小息完結,又或長大成人。

在大人世界,關於粗口的爭論,也是沒完沒了。幾年前,長毛在立法會以「仆街」反駁,群眾嘩然,批評梁「影響下一代」、「損害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形象」,然後媒體將「什麼叫粗口」和「議員應否講粗口」這類小學常識題目放上枱面,熱烈討論;今年初,陳淨心在港台節目怒斥「關你嘟事」,民建聯馬恩國在立法會會議廳大喊「福建中國人」,網民瘋傳片段,大加取笑,直言「狗口長不出象牙」。這一次在旺角街頭,小學老師仗義執言,卻因情緒激動,怒罵警員「八婆、賤人、八公」、「What the Fxxk!」,備受爭議,片段(照舊)瘋傳,各大團體放聲指摘,有人甚至明言「要她做不成老師」。


用兩張臉孔對待粗口


香港人做人處事,素來掛着兩張臉孔。一方面我們維護正統,高舉道德﹕認為天地有正氣,做人要講仁義禮智,人與人之間要互相尊重。所以禮貌是立身處世之本,對父母要講「早晨」,對上司要唯命是從,遇陌生人要以笑臉相迎,遇老人家要飛身讓座。至於講粗口、黑面、批踭、排隊打尖等行為,是社會公敵,會教壞細路,影響形象,絕對要明言禁止,鎖入衣櫃。

口頭上、表面上,香港人將這套道德標準進行到底。但另一方面,我們看見Pantry內打工仔低聲咒罵老闆,並其父母祖宗;店舖大減價時顧客批踭互搶,痛罵「八婆」,擊退「賤人」;火車上大剌剌的讓座標示,永遠敵不過或低頭或沉睡的香港人;經濟低迷時,香港人人心情煩躁,將粗言穢語當成人生座右銘,罵盡天下有腳會走的生物……一邊翻揭雜誌為藝人爆粗驚訝,一邊爆粗痛斥他們教壞細路,就是港人本性。講粗口,你試過,我試過,巨星(劉德華)、高官(曾蔭權)、教主(黃毓民)都試過,照理不用大驚小怪。


教師的「聖人」任務

人類學家Mary Douglas指出,我們對「污穢」的判斷,往往出於概念上的錯置。地盤工人邊開工邊爆粗,沒問題;醫生律師公餘時間爆粗減壓,很平常。不過,當粗言穢語乃是出自教師的口,就是粗口中的粗口。原因無他,香港人深信你我身處的社會,是一個吃人不吐骨的特大染缸——只要不慎(或被迫)步進,自會發現裏頭粗口橫飛、「重口味」當道,逗留得久,就會自然變成食煙飲酒講粗口的大人(或廢人)。要防社會集體折墮,避免子侄誤入歧途,平民百姓通常要倚賴家庭與學校。

不過港人心知,要在家庭環境以身作則(例如不買八卦雜誌),始終是艱巨任務,因此大眾更傾向將責任轉送教師。而教師的任務既是「教好細路」,大家也自然要求他們無論上課下班,行街睇戲,每分每秒都要做個好榜樣(或曰聖人),公餘消遣只能是行山,絕不可是看《飛虎出征》;大熱天時做gym要密實到底,絕不可穿運動胸圍;至於泯滅人性、詛咒「全家覆沒」的爆粗行為,更加不可出現。

這個星期,林慧思老師事件持續發酵,正反雙方互持理據,不停對峙:反對者認為林老師枉為師表,因為(一)她身為老師講粗口,教壞細路;(二)對盡責執行職務的警察爆粗,有損執法人員的尊嚴,危害社會安寧。這邊廂支持者反駁﹕(一)林老師的出發點其實出於「路見不平」,着眼「大公義」而非「小道德」,絕對是小朋友和香港人的榜樣;(二)近年警察淪為體制公僕,執法不公,這次事件的起因亦源於此,市民何必尊重?我吃麵時永遠棄幼選粗,遊行時常埋怨警員缺乏人性,更同意在黑雲壓城的年頭,人人必須執著大公義,擱下小道德,而林老師絕對是公民抗命的楷模,值得支持……不過,我仍有補充。

心理學家Lawrence Kohlberg說,一個人的成長,需經歷不同階段,拾級而上,方建立一套做人處事的標準,以及對道德價值的觀念,而整個過程的基層階段,通常在小孩念小學時發生。我六、七歲的時候一直深信,老師姐姐、警察叔叔和爸爸媽媽的說話,都是真理——所以偷嘢犯法要坐監、見到人要打招呼。這些說法,確立了一個人的價值觀。如果當時有人說,教師爆粗其實有苦衷(所以你不要學),警察叔叔有時是壞人(但你要繼續守法)……對不起,我不會明白。因此,用「取公義捨道德」的理據支持林老師,放諸社會背景肯定全對,但要以此勸說「唯恐老師教壞細路」的家長,恐怕力有不逮。如此論述,(道德)層次太高,孩子聽不懂,永遠深信「違犯道德就是錯」的怪獸家長,也注定(扮)聽不到。結果兩方繼續自說自話,互放飛箭。


接納/追殺?請取捨。

不如重新思考道德教育的目的。家長(聯會)堅持要置林老師於死地,全因他們深信老師應該「白過白紙」,做好榜樣,拯救世人,孩子方會正確成長,出人頭地,做個好人。至於害群之馬,絕對要殺一儆百,警惕百姓。但這是教導孩子的最佳方法嗎?小孩成長可以永遠免除污染,遠離髒話,然後就此成為好人嗎?與其要求老師身家清白,行為成聖,令孩子在(疑似)溫室的環境長大,何不趁此機會告訴孩子,就算是老師,同樣也有犯錯的時候,但只要全心道歉,就會獲得原諒,改過自新?接納與追殺,兩者之間,究竟哪個才是更好的道德教育?這一點,甚至無關政治,「討厭政治」的家長們不妨三思。

當然,這也是事事政治的年代。我們原諒甚至支持林老師,不單因為她是有心的好老師,也不僅因為其行為路見不平,爭取公義……更重要的是,她的經歷與我們每一個人,其實也息息相關。試想像一下,一年之後,如果「佔領中環」真的要發生,所有參加者為了「公民抗命」而背負的罵名,豈有分別——今天林老師被斥「你是教師卻爆粗,教壞細路」,他朝律師被屈「你是律師卻犯法,有違專業」;醫生被罵「你是醫生卻犯法,不理病人」……不理邏輯的指摘,循環不息,直到永遠。

「哦你講粗口!」,極其無聊,十分幼稚。它既是小學生消閒玩意,又是大人找碴的攻心計。願港人心清眼亮,小心提防。



刊於2013-08-04明報星期日生活.果欄

Thursday, August 01, 2013

香港,還剪剩多少?

剪刀就在頭頂,你的,我的,香港的。

七一當晚,我跟許多同路人一樣,拖著濕漉漉的身軀,由中環回家。甫抵家門,立即飛身亮著錄影機,翻看當日下午在啟德舉行的「維穩巨星匯」。動作誇張,因為作為RubberBand忠實歌迷,我渴望知道,事前聲言要在舞台上表達訴求的樂隊組合,最後究竟如何用音樂作盾,堅守自身信念?又怎樣以言語為矛,討伐巨蛋,反撃高牆?

看完錄影,我發現事與願違——對於(電視台呈現的)RubberBand,我不再熟悉;事先張揚的異見聲音不知所蹤,歌與歌之間,沒有火花、熱血和躁動,只有暴雨、死氣與(無線主持的)噪音。關掉電視後,我沮喪,迷惘,徹夜難眠。直至翌日讀到RubberBand在網上刊登的演出歌單、完整語錄,我才訝然發現,錄影片段之所以教人無語,令人陌生,全因RubberBand的「真聲」,在電視台恣意介入、大刀一剪之下,變成支離破碎、幾無意義的雜音。事後回想電視台手中那把鋒利而冰冷的剪刀,我氣憤、頭痛、心寒。

對此,香港人理應習以為常。這些年來,我們其實見識過不同種類的剪刀,或明或暗,在流行文化、公共空間,輪流露面,執行任務。這些剪刀,通常由兩片刀鋒交叉合成。第一片,叫「道德」——大眾媒體要老少咸宜,確保節目乾淨,於是床上戲份應刪減,粗言穢語要「嘟」走;書展會場人流眾多,有老有嫩,於是高談性愛、議論身體的文化雜誌被拒門外,滯留書店……為了維護正統,避免社會增煩添亂,「道德」剪刀,時常出動。

刀的另一面,名叫「市場」。多年以來,港人信奉資本主義,最擁戴的媒體、最沉迷的商場,通通市場主導,商業掛帥,利益至上。是以電視台總以收視為由,為市場著想,揮舞剪刀,或腰斬節目,或刪去枝節。巨蛋音樂節後,無線高層被質問何以刪去RubberBand言論,就繼續沿用市場思維解釋:「我們要控制節目在兩個半小時內完成。觀眾們想聽音樂,整個節目是音樂為主,所以我們也集中剪輯舞台演出。」商業機構重客戶、講利益,因此以「市場」為名,舉起剪刀。如此舉動,我有保留,但能理解。

然而近年,在道德和市場以外,另有刀刃,若隱若現——屯門市廣場邀請藝術家參與「我愛我家.城鄉生活」藝術展,展覽尚未正式開始,就因主辦方擅自剪走小克一幅寫有「強烈要求城鄉可以和諧合併!」的聾貓漫畫,而告腰斬;網民自發出版的碼頭工運紀錄,被大陸印刷廠拒絕承印,險告流產;港大歷史系教授John M. Carroll著作《香港簡史》,中文譯本被出版社大幅刪改,將「中國政府是『遠比殖民政府更專制的政府』」等敏感語句,徹底剪除。就算商場代表否認政治審查,解釋此舉純粹因為展品「有違展覽主題及原意」;儘管出版社砌詞推搪,辯稱該批「和諧版」新書實為樣板……你我亦已明瞭,這個年頭,「道德」、「市場」俱成幌子,一把把名為「政治」的剪刀,已經混入香港,於眉宇之間,肆意游走。

迫在眉睫,因為香港文化,向來少用剪刀和筲箕,多玩拼湊與越界;傳播媒介、學術出版,對我城而言,更是堅守言論和新聞自由防線的橋頭堡。作家陳慧說,自己素來低調,這次站出來參與「佔領中環」,全因「唔見咗我嘅香港」,而我更相信,香港之所以「唔見咗」,全因幕後黑手高舉筲箕,亂舞剪刀,將藝術家的創作、學者的文字、樂隊的聲音,甚至是港人珍視的自由、公義、法治,一點一滴地剪走,直至……這城,不再為你我熟悉。

面對壓城黑雲,港人往往心情矛盾,態度曖昧,偶爾吶喊「我愛我家」,為小城氣憤頭痛;更多時候以「我」為先,一邊懷念過去,一邊忘掉錯對,(佯作)樂觀做人,如常為拉麵肉緊,為肌肉上心,照舊看大騷,逛商場,擠書展,自行實踐「五十年不變」。然而,在回歸十六年,口沫四濺、謠言四起的刻下,你我或許更應相信,大變即將(甚或已經)降臨,只因——

剪刀就在頭頂,你的,我的,香港的。

香港,到底還剪剩多少?



刊於八月號《號外》OPINION欄目,感謝主編張鐵志先生。

Tuesday, July 30, 2013

向Xanga、青春、老友、舊我,最後道別



要來的還是要來,要走的始終要走。

頑強抵抗了兩個月,Xanga還是籌不夠錢,應該要結束了。死線,就在八月一日。

老一輩凡事愛「留底」,總愛儲起許多舊車票、舊報紙,用月餅罐盛好,收在床底。對於舊記憶,年輕人本來不屑一顧。無它的,說實話,這個年代甚麼東西都「上哂網」,再封塵的MV,再老套的照片,只消數秒,萬能的Google還是能夠替你找回。

但舊記憶不。也於是,每當有什麼社交平台要關閉的時候,總會引起一陣恐慌——「點樣backup d嘢?」單單屬於自己的私家回憶,有備份的必要。所以Xanga要摺,也有些人早早做好備份,拿好月餅罐,將舊記憶,以至日記裡那個略微陌生的舊我,好好收藏。

然而舊記憶豈止於此。用Xanga的人,粗略可以分為兩種。第一種人,以Xanga為發表文章的基地,他們在這基地對外交友,甚至以文會友,目光是向外面世界的。這些人現在應該還很活躍地寫,沒什麼原因,基地在此,也不好搬動。

第二種人,是2000年代的中學雞,以前總愛將片碎心情、無聊瑣事,一股腦兒寫進去,並以此跟身邊朋友、同學交流。每一個人的生活,就如一條條平行線般,在Subscriptions欄目中攤開。對於這種人來說,Xanga是一個與日常生活有關的社區。

後來的事情,你我心知肚明。零零年代後期,facebook興起,人人試玩,個個雀躍。比起Xanga,它更加好玩(社群擴大),更加好看(多圖少字),更加表現自我(有個人profile),於是你我辦好手續,集體移民,將facebook列為(人生)首頁,Xanga打入冷宮,視之為時移世易下的(又一件)淘汰品。

我不知道對你而言,Xanga這個封存了的舊社區還有沒有意義。在一開始籌款的時候,我已經在想,唉就算籌到,也沒用——即使過渡到新的平台,情況也不過像一個舊區,因為時移世易,許多街坊都已遷走,但社區面貌仍在。其後有一天,舊區要拆了,要籌錢,建立新的市鎮——這還有意思嗎?可能是沒有的,因為街坊早已離開,就算搬入新市鎮,也不是那一回事。

時鐘不停在轉,但時針指向何方?既然我們沒有能力回復舊區面貌,同時也因著成長因為時勢而不再需要居於舊區,那麼我們這班街坊,又可否抽一點時間,重遊舊地,既執拾舊物、備份記憶,又嘗試留下片言隻語,跟那些曾經相熟但已變陌生的街坊、同學,甚至舊我,打個招呼,點頭示好,然後一同離開?

我明白,這或許是一件極其老套的事情。對於日理萬機的你來說,時間太寶貴,前方仍然大霧,又如何能回首後望?

是的,是的。但撫心自問,你真的能夠如此絕情,頭也不回地處理那個社區、那段回憶、那些朋友、那個自己嗎?

如果你心有一絲猶豫,就不如趁著這最後兩天,鑽入時光隧道,重遊舊地,跟老朋友,舊自己,說聲再見。


See you there。

Sunday, July 28, 2013

不如做個新男人

Comic by Cuson



張家輝露出一身肌肉,全城嘩然;電視台搞真人騷培訓Alpha man,觀眾邊鬧邊看;陳奕迅「脹爆」上台唱歌,歌迷歡呼;張智霖童顏扮Cool,女生尖叫;男模在書展大賣肌肉(寫真),讀者掃貨;陳茂波「學卸責於振英」,港人鬧爆……這個夏天的媒體世界,注定是男人天下。

這是一個奇怪現象。大眾媒體反映社會價值,既然我們身處的城市每日都灌輸「男人望,女人被望」的大道理,那為何今夏的鏡頭,忽爾倒戈?更何况,在媒體的鏡頭下,女人向來性感、嬌俏、惹人遐想;至於男人,根本就不好看吧?


男人不好看,因為社會從不要求他們好看。基本上,工業革命以後,男人一生的任務, 就是拚命賺錢, 養妻( 及其家人),活兒(保證他們假日可到農地遊玩);扶搖直上,貢獻社會,造福世人。

也因如此,社會對男人性格的期望,也在於成熟穩重、謹言慎行,不拘小節。真正的男人不吃(自家製作的)法蘭西鹹批,只吃(妻子親手遞上的)煙肉蛋批;有男人味的男人從不幻想自己露出大胸、腹肌、大髀,甚至要化妝扮baby face,以引人注目;他們公事包裏只會有Time、啞鈴和《龍虎豹》……當然眾所周知,以上描述的,都是過去的男人。

新一代男人要溫柔懂下廚

男人已在變。社會學家Ulrich Beck 說,現代社會後來面臨結構性中年危機,機能衰退,風險日增。許多順理成章的說法,例如「政府好,人民好」、「經濟好、生活好」,都陷入了危機。這個時候,社會上一些傳統力量,比如政府、經濟體系,以至男人,地位下降,需要轉型。於是,有學者提出metrosexual 的概念,指出新一代的男人要有女性特質——要溫柔細心,懂得下廚,精於打扮,再會成功。兩性界線,似乎開始模糊。

最近幾年,社會(尤其是媒體)對男人的期望,又在暗變。放諸香港社會,這改變的源頭,約發生於七八年前。當年無綫搞「香港先生選舉」,將「香港先生」分成兩種:一、健美男士,臀結實,(渾身)是力量;二、瀟灑男孩,臉俊美,(腦袋)有才華。比賽宗旨,就是要選出能夠將兩者二合為一的「新一代完美男人」——身形既要令伍詠薇缺氧窒息,口才亦要教鄭裕玲另眼相看。這套說法又呼應了當時社會學者提出的Ubersexual 概念,將各種對男性的期望推到極致:男人對女性要溫柔體貼,細心呵護;對外要打扮得宜、見得吓人;置身群體之中要有自信做領導角色,頭腦清晰,下決定時絕不優柔寡斷……Alpha man 又好,Ubersexual也好,總之要求多多,是這種(由媒體領銜的) 「新男人主義」的特色。

新男人形象 暗藏傳統性別概念

今夏的媒體世界,正是這種主義的全面體現:張家輝變身大隻佬,教女士目眩,男人羨慕,暗忖「我都可以成為張家輝」;張智霖「Cool 魔」上身,觀眾驚訝為何「初哥哥」依然皮光肉滑,比十多年前更後生, 「男人心一字馬」起來風流倜儻……媒體落力建造各種不同的完美男人形象,而與「舊男人」相比, 「新男人」無論是外表、內涵、行為,都似乎走出了傳統規範。真箇如此?

當然不。媒體一邊為張家輝拍掌,一邊嘲諷書展男模是「重口味」,全因張的肌肉背後,是「男子漢式」的瘋狂鍛煉;傳媒為Chilam 吶喊,讚他「食防腐劑」,卻又以標題寫明「袁詠儀辣招緊箍」,將其「大男人形象」完全還原……說到底,傳媒建構的「新男人形象」,始終暗藏傳統性別概念,以及對男人的刻板想像。

我是男人,沒有肌肉,只有瘦肉;沒有白滑臉蛋,只有暗瘡額角。對於媒體製造出來的「完美男人」,我有三分壓力,卻無一點興趣。不過我倒慶幸聽見有人借媒體發聲反擊——張家輝埋怨「那種刻骨銘心,不是用口說捱得過便捱得過!絕無下次!」張智霖說,為人父後,他戒掉吊兒郎當,早睡早起,為子戒煙。中年(新)男人的心聲,有掙扎,有反思,比起媒體製造的鐵板、肌肉和假面,精彩許多。

有掙扎的中年男人,當然還有全城焦點陳茂波。說實話,他的所作作為,我不太憤怒( 與揚言要「落場斬波」的好友相比),我反而疑惑,究竟怎樣傳統的男人才能像他一樣,撐着身子,挺直腰板,堅持與民為敵,服務香港?翻開陳親手寫的散文集,追蹤其成長片段,我發現他的出身確實儼如「舊男人」的人辦——自小家貧(住木屋區),父親寡言,身為家中長子的他「千斤擔子兩肩挑」,矢志讀好書,出人頭地,終於考上大學,當上會計,平步青雲,最後回饋社會(跟許多公務團體、義工組織有關係),玩上最「男人」的遊戲——從政。他的成長路途,滿是傳統男人的足印。

舊男人陳茂波 亦有軟弱溫柔時


但其實波叔也有「新男人」的一面——書裏憶述,幾年前他跟兒子吵了一場大架,兩人「憤怒得全身發抖」。第二天他下班回家,碰上兒子,本打算大罵一頓,卻心頭一軟, 「張開雙手,用將他一擁入懷…… 吻了他的額頭, 兩父子再大力一擁」。最傳統的男人,也有軟弱、掙扎、溫柔的時候。

這星期我不停想,高官民望與男人地位,兩者應該互有關連——看着陳茂波步唐梁二人後塵,拿妻兒當擋箭牌;見到吳克儉、黃錦星等人的窩囊相,天下女性難道不會為「男人」這兩個字感到失望?陳茂波過去一星期,已做足了所有傳統男人會做的事——引經據典、挺起胸膛、寸步不讓。然而身為男人,我更想勸他,做男人也可以有軟弱的時候——既然你可以放下鐵父身段,擁抱孩子,為何不能擱下脾氣,鞠躬下台,然後丟掉「舊男人」身分,與愛妻把臂同遊,享受人生,做個好玩的「新男人」?

身為男人,我必拍手叫好。



刊於2013-07-28明報星期日生活.果欄

Friday, July 26, 2013

回路人甲:繼續碰撞

收到讀者路人甲刊於評台的回應,繼續碰撞。還是那句:甚是興奮。

評台主編說,這是一場精彩的交鋒。其實我不太同意——路人甲的文章犀利,飛出了許多把鋒利的小刀,但真正朝我擲來的,只有兩把,其餘的,全部丟到《100毛》和2013年的《號外》那邊。我反而更有興趣知道,他們會怎樣回應。

我那篇文章很長,所以早已預期,其實許多人不會讀完整篇的,更可能的是從標題、前言、結語,甚至他人引述的文字中,抽取印象,然後得了觀感。這在網上年代太常見,也見怪不怪了。

我倒肯定路人甲是完整地看完。但對於他所執著的一點,也就是最重要的一點,我有異議——或許這樣說,可能是我說得不夠清楚:

《100毛》不會是1976年的《號外》(或者兩者之間不存在抽離時代背景的單純比較)。

我的說法是:《100毛》就是這年代的《號外》——

在2013年的時代背景(特點及局限)下,《100毛》的「崛起」,大受歡迎,絕對可以跟當年的《號外》相比。

重點,在於「時代」。

於是文中我開了七道門:時代、媒體、讀者、風格、文化、創辦人、身份,將這七個層面放在時代環境的放大鏡下仔細端詳,然後得出兩本雜誌的異同比較。

讀完路人甲的文章,我不覺察到這些門有什麼被推倒的痕跡,除了風格與身份兩點。

身份方面,路人甲提出,「《100毛》從沒有建立起什麼「新香港人」的身份,它只是由這種所謂的「新香港人」辦出來的雜誌而已。並透過雜誌繼續去鞏固或強化這個本來已存在的身份。」這是一個相當有趣的想法——怎樣區分「鞏固」與「建立」?如果它「只是」鞏固,那「新香港人」的身份的建構過程又是怎樣?

當然,我不是說,《100毛》是唯一正在建構新(一代)香港人身份的媒體,肯定不。以下例子可能有助討論——同樣 born in 七十年代的《網中人》故事。


此劇之所以經典,全因為它的誕生,有時代背景,有歷史啟示。劇集於1979 年拍攝,當時香港正值移民潮高峰,每十二個香港居民之中,就有一個來港少於三年。這批新移民引起社會大眾關注,甚至被視為社會發展一大威脅。香港人認為,他們既搶佔房屋,競爭就業,又會引起罪案,令人心惶惶。在這個社會背景下播放的《網中人》,結果喚醒了本土意識。

馬傑偉事後分析,這個由電視媒介主導的身分建構故事,有四大階段:一,社會上出現了生活方式有明顯分別的群體(行為「正常」的本地人與「不守規律」的新移民);二,大眾傳媒將兩個群體於生活及行為的差異納入創作,生產成文化商品(如《網中人》);三,文化商品為大眾提供兩個群體的「公眾面譜」(新移民就像阿燦;程緯則代表香港人);四,劇集角色的「公眾面譜」深入民心,便反過來影響大眾的生活方式。

問題來了,《網中人》究竟是「強化」還是「建立」香港人身份?抑或它的「鞏固」其實也在「建立」?

我的文章說得很清楚,《100毛》影響身份構成主要靠兩方面:(一)它向新一代確立香港人的生活風格;(二)它挑撥新一代人的日常意識,「確立」和「挑撥」究竟是「鞏固」還是「建立」?還是兩者同時發生?我更相信這是未有答案的討論,值得你我繼續觀察——甚至乎我期望有人走出來說,「新香港人未出現!」,從而衍生更多討論。

至於風格方面,也值得研究。路人甲提出,《號外》曾經精彩的地方,在於「串」、「靚」、「新」。

我想提出一個問題:如果將這三個精彩之處套入現在的時代,又怎樣?

《100毛》不夠「串」,我十分同意。他們多打落水狗,少打當頭起;多插人民公敵,少批大眾甜心……但不是沒有相反例子,如Karl Hui被全城喊打之時,《100毛》用兩版澄清(好的,其實也沒有澄清什麼,至少沒有加多兩腳)。

但在「靚」和「新」,我有異議,因為將這兩個標準擺進時代框架,似乎不太適用——《100毛》「layout以至印刷及用紙都很參差」,會不會就是因為「不需要」?更有趣的是,近年我們經常見到年青一代「學」《黑紙》(《100毛》太新,比較少),將其「美學風格」套用在自己的出版、宣傳品,進行二次創作。就「美學」來說,這會不會是一個論據,印證它正在這時代引領潮流?值得再思。

至於「新」,或是「捧不出新人」,還是那句,現在的「新人」需要被雜誌捧紅,才能成名嗎?若歐陽應霽、利志達、黎堅惠生於這個年代,他們也許已可以運用其他新媒體走紅了——因著新媒體冒起,舊媒體分散,這個年頭的玩法,似是這樣(如謝曬皮、Cuson)。說《100毛》(捧新人的能力)不敵Facebook,又或輸給不需要跟 facebook「競爭」的1976年《號外》,不夠公道。

路人甲文章前半部所講的《號外》故事、精神,我明白理解,也「學到好多嘢」,但論到當年《號外》的高度有幾高,我發現實在難以用間尺量度——因此,我的文章也不試圖單單抽離時空去比較,如果是我的標題有所誤導,或是文章太長導致焦點不清,我會再想想,又或是,歸咎時代——特別是跟兩篇文章的讀者說:「睇哂兩篇文先講啦唔該。」

然後又會有人反駁說寫短文令人明白是我們的責任,Come on!

很同意路人甲的結論:這個時代,真的還需要一本city magazine嗎?不,真的不。至少不止需要一本。下一段故事,最好有新有舊,有長有短,有軟有硬,繼續碰撞。

而這也是我寫作這文章,以至作此「王家衛對彭浩翔式」比較的全部因由——不在比較雜誌,而在比較時代,並其相關的文化故事。這個已經講到爛的香港文化故事,還需多點碰撞,尤其對於兩邊的擁護者,又或像我這樣隔岸觀火而又愛好指手劃腳的偽評論者,更有必要。這個年頭,太多人懷緬過去,太多人討厭現在,但太少人發聲談論究竟為何懷緬為甚討厭,也太少人願意思考自己究竟想要什麼。

而這,也許就是評論的意義。

這一點,相信我和路人甲乙丙丁,都殊途同歸。

Thursday, July 25, 2013

回林日曦:三點補充

我是阿果。

一篇文章,對兩方都有衝擊,應是好事。


剛看到《黑紙》林日曦對前文(《100毛》就是這年代的《號外》)的回應,心情不錯,因為寫這篇文章的原因也不過想多點碰撞。

另有三點補充(其實我平時很短小精桿的,我指寫文):

一、愈來愈相信,幽默感可以打救世界。《黑紙》、《100毛》將會培養出另一種香港人。(OK,我知道他們會說:我地只想打……救世界。)

二、《100毛》會令人寫不出長文?可能。但就算這是錯(其實很不錯),錯也是整個時代——手機、電腦、WhatsApp……這個時代的所有。沒有《100毛》,不代表人人長篇大論的。

三、所以一個社會,更重要的,是有幾種「故事」的存在——你要看長的,網上又好,《號外》又好,《明報星期日生活》又好,大把選擇。有長有短,有軟有硬,有毛有翼,是好現象。問題係,你會點揀?


Wednesday, July 24, 2013

《100毛》就是這年代的《號外》

以下假設,七分大膽,三分瘋狂:

《100毛》,就是屬於這個年代的《號外》。



先旨聲明,這會是一篇既冗長,又兩面不討好的文章。可以想像,「號外人」會嗤之以鼻:「將一本面世才四個月的(無聊娛樂)雜誌,拿來跟香港文化經典《號外》相比?」至於「百毛黨」則會質疑:「好笑咪得囉,講咁多做乜?話時話,《號外》咩黎架?」(更有可能的是,《100毛》讀者根本沒耐性看完此文《號外》式的長篇大論。)

但願猜得對,因為以上所言,乃寫作本文的全部因由。




先由現年三十七歲的《號外》說起。

《主場新聞》上星期做了一個《號外》專題,追溯時間軸線,邀請主編對談,再引用舊文,勾勒香港城市文化發展與《號外》雜誌的關係。負責的編輯總結說,這專題、這平台,「合力Jam出了一個多聲軌的專題,探索what exactly is our City Magazine」,實踐《主場新聞》作為新媒體的特色:鼓勵碰撞,啟發交流……這個說法,我同意,也不同意。

毫無疑問,是次《號外》專題有「碰」(即使只限於小規模)——新舊雜誌主編、今昔年代,在這個平台,一一碰上;但問題在於,「碰」了,但「撞」出了什麼?答案,可能是沒有什麼。如果你迷信數字,可以查看一下,這篇專題的「受關注程度」;如果你信奉質性研究,你可以嘗試詢問身邊(知識分子)朋友,聽聽他們怎樣看《號外》雜誌在刻下香港社會的定位。是次專題能夠做到的,是追尋那born in 1976的《號外》精神,並縷述這老牌雜誌如何調節自身,既繼承昔日精神,又迎合新時代的轉變——也就是說編輯所言的「探索what exactly is our City Magazine」。這一點,絲毫沒錯。但我更想了解,《號外》雜誌與現今香港社會如何「撞」,甚至乎放大至社會層面,此刻的香港文化究竟「撞」出了怎樣的一本city magazine?(而不單是City Magazine)。

這個時代的city magazine是?

用呂大樂的口吻來說,我以下要提出的假設,可能會令《號外》的長期讀者(甚至信徒)失望:2013年香港的city magazine不是City Magazine(《號外》),而是《100毛》,才四個月大的《100毛》。

請別誤會,這個假設並非要說,噢,《號外》雜誌已經過時,不再屬於這個時代。絕對不。張鐵志擔任主編後的《號外》,確實好看耐讀,而且能非常適切地回應這個時代變化急遽的文化話題,甚至無可挑剔。但這本改革後的《號外》(並其祖先),無論用哪個角度去看,也只是(抱歉要用上「只是」)將香港文化的舊故事(呂大樂語),努力延續。這故事源於三十七年前,期間走過蜿蜒曲折的道路,也失去過原有的面貌、精神,直到最近,正式回歸,繼續說下去。

然而我們同時也得理解,香港文化的故事,不易講,更不能單講一個版本。因著政局、文化、媒體等層面的轉變,另一個故事版本已然出現。新故事的存在不是要取締舊的,兩者之間的關係,更似是互相爭競,而又互利共生。類似的新舊故事相爭,正在香港文化的各個層面中,陸續浮現。

Born in 2013的香港文化故事

《100毛》的創刊,以至大受注目,是一個與《號外》(哪怕是2013年的《號外》)截然不同的文化故事。如果真的要下一個定論的話,我會說《100毛》,似乎是更加能夠觸及此刻城市文化的city magazine。它,是百分之百born in 2013的香港文化故事。

將2013年《100毛》拿來跟1976年《號外》比較的,我不是第一人。兩個月前,邁克連續數期在報章專欄談論《100毛》,並引楊凡的觀感(「好似早期《號外》」),將才四個月大的新雜誌,與七十年代創刊的《號外》相提並論。對許多人來說,這未必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我甚至思疑,這個所謂假設,可能兩面不討好:既得罪陳冠中、曾凡和張鐵志,以及為數眾多的《號外》人,又會惹毛陳強、林日曦與姚家豪,以及人數日漸壯大的《100毛》讀者。然而,我既是兩本雜誌的忠實讀者,又愛搞文化研究,我認為自己有責任將這奇怪聯想,順蔓摸瓜,詳細書寫。

一本雜誌的誕生,有時代背景,也有城市因素。所以有人說,怎樣的城市,就有怎樣的雜誌,兩者關係,著實密不可分。以下要敘述的,不是兩本雜誌如何相似。我更加願意做的,是參照呂大樂的做法,從各個層面入手,既正面解構雜誌,又另闢蹊徑,側面透視雜誌所處的時代,藉此梳理這個從來不甚起眼的香港文化故事,現正揭到哪個章節,又會怎樣繼續講下去。


一、時代


《號外》與《100毛》,都誕生於一個「轉變來得很快」的年代。當然,兩種轉變有其分別。

《號外》誕生的七十年代,似曾相識,是戰後嬰兒常掛在口邊的黃金年代。呂大樂早說過,這種說法基本上帶有「馬後炮」式的誤會——後人認為,七十年代初,政府推動各種社會福利和城市建設,經濟持續增長,人民生活改善,自然就是好年代。但作為七十年代的過來人,呂卻認為,在民情轉向之前的七十年代中期,即使港英政府大費周章,社會依然欠缺凝聚力,對公權力的信任仍舊低落,香港經濟在市民心目中,其實前途未卜。

雜誌面世的七十年代中期,毫無疑問,延續了那種「前途未卜」的不確定感。那個年頭,香港人確實感覺到自己身於轉變之中——政府實行多項政策,建立公共秩序;經濟開始發展,且愈來愈高速;戰後嬰兒成長,人口充滿活力……那時的香港,置身十字路口,沒人能確認怎樣走下去,但初步的跡象是樂觀而稍有希望的。

這就是《號外》面世的七十年代中期。

轉變來得很快的時代

至於《100毛》同樣出生於「變」的年代。雜誌於2013年3月創刊,出版的念頭,大概就在2012年下半年開始醞釀。2012/2013年是一個怎樣的年頭?

香港特首寶座上出現第三張臉孔:梁振英。在他管治下,社會民生所有小事,都成了政治。政府管治班子一年以來風波不斷,醜聞一浪接一浪,市民對政府基本上完全失去信心。對於香港的將來,大部分人其實心裡沒譜,更遑論要倚靠政府怎樣扭轉你我命運,現在沒人再信這一套。

若說《號外》面世的年代,是香港開始建立起諸如自由、法治、廉潔等「城市核心價值」的重要時刻。那《100毛》出生的年頭,則恰好是這套社會秩序最受挑戰的一刻:梁振英僭建、張震遠借錢、陳茂波劏房、林奮強賣樓、麥齊光房津、湯顯明茅台……所謂廉潔和法治,在這個年頭,開始成了空談,化作口號。

自由亦然。言論、新聞、示威集會等港人賴以自豪的自由象徵,近年來逐一被侵犯。有別於零三年強推廿三條那種「做到出面」的攻勢,近年香港經歷的,更似是一種表面風平浪靜,實質暗潮洶湧的狀態——轉瞬之間,你我所曾珍視的城市價值已然蒸發,而許多百姓,對於這些「暗變」,其實仍然無知無覺。

2012年中的國民教育風波,更似是香港人對於這種改變的第一次大型反抗。運動由年輕人與家長帶動,為數甚多的年輕人參與其中,反抗的原因也清晰不過:守護下一代的思想被「改變」。事實上,除了《100毛》的創作意念正好與國民教育風波發生的時期相約外,我們更要留意,《100毛》的「兄弟」、創刊於2010年的《黑紙》,也在整場運動中有所角色:廣場上的群眾舉起的「撤回」標語,正是《黑紙》產品。當時網上甚至流傳一幀照片,顯示一塊學校的壁報板,貼滿了那醒目的橙色「撤回」黑紙刊物。《黑紙》對於新一代的時代意義,莫過於此。


變壞的年代,一笑置之


可以說,《100毛》就是在這個「已在變但不願變」的社會背景下,宣告誕生的。這個時代的香港,同樣處於十字街口。港人知道身邊一切(無論是核心價值,抑或城市景觀)都已在變,但究竟下一步,又甚至最後,會變成怎樣?香港人毫無頭緒。但與七十年代中期比較,我們更相信,將來應該調頭向下,十分悲觀。

中港矛盾日漸加劇、未來前方仍然大霧的動盪年代,催生了一本主張「短、港、笑」的雜誌。這一點,肯定不屬偶然。


二、媒體


先回想一下七十年代中期的媒體生態。

那是香港人將收音機擱在一旁,每晚電視送飯的年代。那是電視台三國鼎立,無線、麗的、佳視,互有攻守,主宰普羅百姓生活的年代。無線在1976年開拍第一套長篇連續劇《狂潮》,更令整場戰爭白熱化。當年的媒體世界,競爭大,但只限於幾種媒體,是以各大電視台、報章雜誌的影響力,既大又廣。

《號外》不是老少咸宜的大眾雜誌,但它在文化圈子,它確實有其影響力。甚至連鄭裕玲,早兩年也仍在說,被《號外》垂青當封面,「係一件事」。這也就是主場編輯所講的「endorsement」(當它決定以某人物作封面的時候,便彷彿表述了一種立場:「現在《號外》 endorse 這個。」因此,它能夠大大影響香港社會價值觀)。

一份雜誌的形態,當然與它身處的媒體生態、結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從外表看來,《100毛》跟《號外》屬於同一種媒體。甚至乎,我夠膽講,2013年的《100毛》跟1977年剛轉為16開雜誌模樣的《號外》,外貌近乎一模一樣(不信你自己去找找拼拼)!但當然,我們都知道,三十七年後的今日,媒體生態已經有大幅度改變。新時代媒體,既有新玩法(互聯網大開殺戒),就算放眼傳統媒介,我們同樣會發現,單一媒體機構(即使大如TVB)的影響力逐步下降,各種小型傳媒如細胞般分裂,擴散,面向同樣分裂、擴散的不同觀眾。


沒有互聯網,沒有《100毛》


新媒體湧現、分散的現象,跟《100毛》的誕生、走紅,基本上是同時發生的。當然,我們都明知道,《100毛》從實質來看是紙本雜誌,屬於舊有媒體,但事實上,它更像是新舊交替的媒體產物:一方面,它還原基本,以周刊形式出版,回歸傳統的資訊傳遞方式;另一方面,它善用新媒體,如facebook專頁,發放消息,甚至將雜誌斬件,廣泛流傳,收宣傳之效。用新媒體宣傳,只是最低層次的玩法;《100毛》與新媒體的關係,不限於此:它吸收因新媒體流行的語言、話題,經過整理、惡搞,重新以傳統模式面世,再用互聯網科技,協助這傳統刊物廣傳。《100毛》三子曾言,沒有互聯網,肯定沒有《100毛》——它玩的hot topic、用的語言、搞的gag……根本都源於互聯網。所以,說《100毛》是結合新舊媒體的產物,應該尚算公道。

20期以來,《100毛》最受注目的封面,當屬二次創作《JET》、找阿Bob扮張家輝一期(like過一萬)。在該期(#14)封面,《100毛》甚至非常玩嘢地將原本《JET》的封面,放在自己雜誌封面之上,作為比對。放在過去,這做法實在難以想像——你還你,我還我,媒體之間只有競爭,何曾如此寬宏大量?這反映了在新媒體生態下的另一文化現象:這個年頭的媒體,不再拘泥與「爭競」的關係。隨著媒體分散,再沒有單一的mass存在,每一本雜誌的目標讀者群也變得相當分散——是以雜誌之間的較量關係,不怎樣濃,反而互相合作,將各自的讀者群擴充,更似是新媒體生態下的玩法。於是,我們看見,《黑紙》會跟《明報》合作;《100毛》的欄目也曾在《主場新聞》出現。互利共生,是新媒體世界的最佳註腳。

《100毛》的走紅,是刻下媒體生態的明確反映。


三、讀者


試想像一下,你是一個香港大學的學生,某天經過報攤,你決定買本雜誌打發時間,你會買哪一本?

1976年,你會買《號外》;2013年,你可能仍會買《號外》,但更有可能,情傾《100毛》。

數年前,我和幾個香港大學社會學學會的朋友在港大梁銶琚樓擺檔,講消費主義。我們將攤檔設計成非常有品味的模樣,找來無線電視劇大宅時常出現那款綠色檯燈,檯面上是各式各樣的「高級」產品,以及一本我們認為非常符合格調的城市雜誌,背景播放Norah Jones等易入口的Jazz music。攤檔開張,人流如鰂,駐足欣賞的港大學生非常多,他們最常問的問題是:一、檯燈點賣?(從我家搬來的,當然不賣)二、本雜誌咩黎?

那本是《號外》,曾經深深影響大學生的《號外》。

七十年代中期的《號外》怎樣影響大學生?翻揭七十年代後期的大學生刊物,例如是吳俊雄、呂大樂任主編時期的《學苑》,便可知一二:嚴格來說,當年的《學苑》,基本上就跟1976年創刊的頭四期《號外》,完.全.一.樣!

當然我們也看見,最近半年的《號外》也開始嘗試與大學合作,重拾大學生的「歡心」。但無可否認的是,現今大學生的讀物,已經不再是《號外》。為什麼?

往下流動的讀者

《號外》素來以「知識分子的雜誌」自詡,雜誌設定的讀者,是大專院校的學生,以及他們即將晉身的中產階層。許多年前,評論人澄雨曾將《號外》形容為「對中產階級的夢幻、看法、complacency等的再表達」,這貼切地描述《號外》大部分讀者的背景、心態:身為知識分子,他們或將成為中產,或渴望從雜誌的描述中了解中產,得到與之相關的identity。

如果將階級分析套用在雜誌讀者上面,也許我們就能夠明白,為什麼2013年的「知識分子」可能會取《100毛》而捨《號外》——因為教育而晉身中產階級的機會,已經愈縮愈少。當香港社會的中產階級逐漸經歷向下流動,代表城市的雜誌,其讀者群往下流,也是順理成章。

《100毛》的讀者從不以「中產」自居,甚至口頭上也在恥笑所謂中產(不然怎會有「最愛」Starbucks的向西村上春樹,以及「愛看法國電影和喝咖啡的」財爺風波?)。更貼切地描述他們狀態的,可能是「窮撚」——自覺攀不上社會階梯,有怨氣,但礙於現實,無可奈何,只得自嘲。某程度上,《100毛》對這班讀者的意義,也在於此——「係啊我係偽文青啊,我係買唔到樓啊,咁又點?」

可惜《100毛》並不設小說欄(農夫那種除外吧),否則那種跟《號外》的比較會更有趣。《號外》有「周日床上」的顧西蒙,畢業後穩坐經理位置,但長嗟短嘆;如果《100毛》也有類似的小說,主角背景肯定會像《男人唔可以窮》等高登網絡小說所描述一樣,一事無成,無能為力。

《號外》要求讀者intelligence,期望他們是知識分子,故此行文盡量有知識性,加以理論性分析,令當時覺得《七十年代》太古肅而《明周》又太layman的「文青」,大受吸引。Intelligence和sensibility,是《號外》讀者的兩大標誌。

至於《100毛》對讀者的要求,其實也非常相似:intelligence和sensibility——但它強調的intelligence,不再是學苑那種重視書本的智慧,而是一種取材街市、引自網上的民間小聰明。你或許滿腹經論,飽讀詩書,但極有可能完全看不明白《100毛》;你可能盲字唔識多個,但時常流連高登,再讀《100毛》,要笑,其實唔難。雜誌對於讀者的要求,對於intelligence的理解,有所差異。


四、風格


再引伸的,自是雜誌的風格。

初期《號外》雜誌賣的風格,跟香港踏入後福特主義的時代,有著密切關係。本來因為生產模式漸有規律,每個人都成了大體制中間的小零件,個人少有思想。踏入新時代後,產品的生產開始講個人化。而《號外》的出現,並其提倡的「個人品味」,恰好回應時代訴求。

首期《號外》的招稿啟示如此寫:「我們極之讚賞高度的幽默感,即使類似西洋幽默也好。」幽默感,是《號外》其中一個持守的價值。而這種幽默感,很多時候就建立於對現存群眾(無論是低等文員還是暴發戶)的stereotype以及反面嘲弄之上——《周日床上》不斷刻劃白領人的目光短小、勢利、愛玩政治;小明星的炫耀、衣不稱身的bad taste會被拿出來示眾,稱為dress to kill……某程度上,早期《號外》的幽默感是建築於有些人的痛苦之上。

將快樂建築於不同群體之上

這一點跟《100毛》絕對是不謀而合。《100毛》創刊的精神,以至任務,都是要令人發笑。於是乎,雜誌的行文用字、內容全部都是「搞笑」為最大原則,哪怕是最悶蛋的產品介紹、外國趣聞,也要用最好笑的角度去frame。當然,《100毛》的幽默,同樣會建基於某些群體的stereotype和嘲弄,舉例如下——

港男(#03:025、#06:028、#07:027、#12:060、#16:024、#17:024、#20:025)
港女(#04:040、#06:028、#07:027、#10:041、#12:049、#15:012、#15:048、#16:025、#17:025、#18:002)
強國人(#08:039、#13:024-025、#15:052)
90後(#02:023)
老闆(#03:036、#09:027、#10:028、#11:026、#18:056、#20:058)
文青(Photography欄目、#05:013-022)

……全部都曾經被擺上檯面,大加取笑。而跟《號外》的長篇大論,引經據典不同,《100毛》的嘲弄玩得更直接——用表格、Pie chart、簡單的比喻,就完整地將一個群體(的定型)來了一次翻弄,以及嘲笑。

當然,《100毛》的幽默同樣也建基於自嘲——特別是「香港人」。雜誌刻劃的香港人,目光短淺,但又喜愛「扮代表」;缺乏《號外》提倡那種獨立生活態度,但又不甘於成為平凡的「港喱」,想做人潮,潮中有潮……笑話許多時候,都由此開始。當然這種嘲弄「香港人」的態度同樣見於早期《號外》,但《100毛》那種玩法,明顯更加貼身,似是置身人群當中,又要威又戴頭盔。

《100毛》創辦人接受訪問時說,雜誌的精神,在「短、港、笑」。雜誌的特點,也在於「短」。

毫無疑問,早期(甚至現時)《號外》玩的,是「長」,又或「詳」。一個文化現象,雜誌會用洋洋數千字大加分析,加上雜誌獨到的「細小字體」,配合起來,就是密密麻麻的長篇大論。這肯定是《號外》承繼自七十年代的一種精神面貌。事實上,當我們翻開那個時期的刊物,我們同樣會發現,原來那個年代的媒體,確實喜歡用如此大的篇幅去講故事,《號外》是表表者。

捨長取短的傾向

三十多年後,文字成為了奢侈品。因為生活習慣、媒體科技的改變,文字在傳遞資訊過程中的地位,開始下降。現在的人,缺乏耐性、空間去讀長篇(所以我懷疑有沒有人會讀到這兒)。

《黑紙》的成立,正正衝著這現象而來,「一張白紙寫滿字」,將讀者對於雜誌的想像顛覆。而《100毛》的誕生則承此而來,每一條「毛」,限於100至150字,強調「看得完.剛剛好」。無論是人物訪問、名人專欄、專題故事,一一按此標準,夠短,夠即食,夠精警,就像twitter、微博。如此格式,肯定盛載不了太多,但卻完美地回應時代習慣。

跟時代鬥快

另一個引伸出來的現象,是「快」。

訊息精而短,也就意味著它的傳遞速度可以很快——《100毛》每周出版,雜誌的話題確實童叟無欺,是當周的最熱話題。如果說,《號外》的文字、圖片,可以經得起時間考驗,在沉澱以後,成為經典(如甘國亮的Andy Warhol封面);那這個年頭的《100毛》肯定是反其道而行——它沒可能營造經典(即使它的創刊號主題就是「明日經典」),在愈玩愈快,媒體訊息週期愈來愈短的情況下,《100毛》的「時效性」同樣很短——《號外》的封面人物可以經得起三十年的考驗;《100毛》的封面人物(例如第二十期的鄭俊弘),可能熬不過一年。甚至乎當我現在翻看四個月前的創刊號,我已經開始對雜誌上所描述的hot topic(例如candy crush、「中產」)感到冷感、陌生。

這不是《100毛》的錯,這是這個時代的特色:愈來愈短,愈來愈快,也愈來愈快玩完。

所以說,《100毛》是這個年頭最有代表性的city magazine。起碼在形式上,肯定是。


五、文化


七十年代,Stuart Hall聯同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的同儕,才剛發表有關encoding/decoding的文化理論,將此前由Frankfurt School主宰的看待文化方式,帶入另一個階段。同一時間在香港,文化普遍被視為有高低之分,低的文化,也即是在電視、電影等商業媒介所產生的那些流行產品,是資本家的陰謀、人類文明的危機,需要正視、批判、敲打。就在《號外》創刊前後的年頭,(當時還在讀中學的)吳俊雄和呂大樂等大眾文化行動組成員,留守佳藝門外,抗議《哈囉夜歸人》教壞細路,足以印證當時知識分子看待「文化」的態度。

尖銳批判文化

七十年代創刊的《號外》,正置身於這股思潮。呂大樂說,當時雜誌做的,就是「以批判態度和尖銳的筆觸來寫來評本地媒體文化,《號外》的作者們啓動了一種新的文化態度:面對普及文化,評論需要是一種Informed Critique」,而不再是一種指南式、簡介式的介入。

左翼思潮,為早期《號外》對文化的看法定了位。

三十七年後,時移世易。香港文化研究的歷程由七十年代後期的「抗拒、批判」,變成了「擁抱、閱讀」,當中少不免梁款、馬傑偉等本土學者的貢獻。學術界,以至普羅大眾,對普及文化的想法,也逐漸變成了「當然要享受!」流行文化走到新時代,步入了另一道軌跡。

《100毛》的興起,正好踏著這個時代,順著這道軌跡——流行文化,不是用來批判的,而是用來取悅大眾的。雜誌致力將流行文化的方方面面發揚光大:杜汶澤、彭浩翔可作如是觀;黃秋生評論有紋有路,《低俗喜劇》《飛虎出征》,甚至是高登術語,都可以放在檯面,大講特講。

暗裡很享受,更要講出來

當然,偶爾少不免批評,尤其談到TVB——但《100毛》不曾試過站在「高雅文化」的位置,運用宏大的文化理論,俯視並抨擊這些cultural products。它更常做的,是跟被賈選凝與胡恩威看扁的低俗文化,同呼同吸,一邊恥笑,一邊享受,既嘲弄電視台,又恥笑沉迷反智電視劇的自己。

同一時間,香港流行文化,也步入一個新的年頭。以「低俗」、「庶民」為題的文化產品不斷推出市場,電影圈有「打正旗號」要「重口味」、「出征」的作品,即使步入書展會場,我們也發現,網絡文學興起,高登巴打的「次文化」站上前台,成為主流一部分。

可以預期,港式普及文化會繼續依循這個方向前走,像《100毛》一樣。


六、領袖


「我和鄧小宇辦號外的的初期,我們的心態其實並不反映七十年代中的香港人。我們是較接近當時美國東西岸大城市的知識階層轉型文化。特點是:抗衡文化餘波未了,優皮未成形,一方面,家事國事天下事仍要表示關心,但享樂消費事業搵錢急不容緩。所以,我們一邊廂談馬克思、女權、環保,那邊廂開始講時裝、健康食物、《易經》、的士高及CAMP。當然大家都有責任聽音樂及看高級電影。」陳冠中在《號外》155期如是說。

號外的創辦人,是一群六十年代精英教育下出產的高級知識分子。他們抱著「有話便說」的心態,搞了《號外》。在教育未普及的六、七十年代,大學畢業生在社會上的地位崇高,所以《號外》的創辦人都有一點精英心態,希望抗衡平庸的社會主流,強調品味及文化資本,希望在思想、生活上獨立起來,建立一種有別於大眾的生活態度。

將以上說法套用在《100毛》三子身上,合用嗎?不,完全不。

精英與反精英

創辦《黑紙》的陳強、林日曦與阿bu,肯定不是「高級知識分子」,地位也絕不崇高。他們的「理念」(如果真有的話),可能是「抱著有話便說」的態度,抗衡(他們認為)平庸的社會精英,強調品味及文化資本的虛無,希望在思想、生活上獨立起來,建立一種有別於主流精英的生活態度。換言之,他們是「反精英」,至少,是反「傳統精英」。

這不難理解。《100毛》三子均屬八十後,創業之前,都是商台(及創作部)的under-dog——未必真的是地位低微,而是受世代掣肘,第二代未退,第三代未上,身為第四代,根本毫無出頭之日。於是他們跟陳冠中等人一樣,抱著不妨一試的心態,開始搞《黑紙》。三年後,成為了本地「文化圈」的紅人(如果真的有這樣的圈子的話)。

陳冠中、丘世文、鄧小宇等人擅寫散文(於是呂大樂說,自己的工作有點像修編《陳冠中文選》、《丘世文選集》或《鄧小宇語錄》),他們既創辦了《號外》,放諸當年的環境,也是出色的創作人(現在回想依然是)。《黑紙》三子有同樣的charisma(用這個年代的標準吧),林日曦的散文逆市買到第五版,三人合作寫的「黑句」有口皆碑,更成了一時風尚。《號外》人跟《黑紙》人背景出身,因著時代而有極大差異,但於(放諸時代框架來衡量的)才華上,其實有頗多共通點。


七、身份


說回時代。七十年代中期,讓現今文化人津津樂道的本土意識,逐漸醞釀。香港人由看國語片、聽台灣歌,變成每晚追看《狂潮》、《歡樂今宵》,高唱《半斤八兩》。港式普及文化,正聯同香港人對身份的自覺,一同成長。自那個年頭開始,港人不再視香港為客居,開始認同「家是香港」——我們不是大陸,又或台灣;我們有自己的一套語言、行為、價值觀,外人學不來。

看長篇劇、聽流行曲,讓百姓得知其他「香港人」怎樣過日子,了解父母輩的歷史,明白那一代人究竟正在經歷怎樣的喜與悲。而《號外》的出現,不完全參與這個身份建構的過程,但由於雜誌以大篇幅評論文化現象,將當時流行的普及文化(特別是電視劇集),放置學術框架,將現象及其相關意識,詳細翻弄、細心articulate……整個身份建構的過程,意外地變得明顯起來。

《號外》誕生的時代,正有著這與身份相關的註腳。

新一波「本土化」

三十多年過去,在《100毛》面世的這個年頭,因著中港矛盾加劇(以至對立的「中國人」身份存在),媒體介入,本土意識前所未有地高漲。流行文化開始更有意識地走「本土路線」——以「港味」作主題、賣點的電影逐一上畫(而且通通獲得不錯票房);部分流行歌手、填詞人愈來愈有意識地將社會上面發生的事,或直接,或暗喻,填進歌曲裡;即便是最頑固的電視台,也察覺到「回歸港味」乃吸引觀眾的好方法,於是對白、情節上,都開始以此考量……當然,身份意識的建構,往往多講心領神會,少靠刻意經營;而以上所述、「轉向本土」的流行文化,亦難與充滿意外、大眾叫好的七十年代後期相比。然而,我們也著實難以忽視如此趨勢,特別是——在這一波流行文化「本土化」的過程中,新媒體的角色日漸吃重。

《100毛》的流行,正好說明這一點。上文提過,沒有互聯網,就沒有《100毛》;而相反來說,《100毛》的存在,並正好將互聯網上那些散亂的訊息,以及「未登大雅之堂」的語言,大加整理,發揚光大,再通過儼如傳統媒介的opinion leader,向更多的受眾發佈。若說香港人身份於上世紀七十年代興起,很大程度上是電視媒介的功勞,那我們可以預期,這一波的本土意識再掘起,將會由網絡文化所推動,而《100毛》這個介乎於新舊之間的雙面媒體,會在當中扮演重要角色。

社會學家吳俊雄曾經提出,所謂的香港本土意識,往往有四個層次:

一、生活的風格——發奮、搏殺、機警、犬儒、「走精面」、「怕執輸」……也就是眾所周知的香港人性格。這一切,全部都是群體經年累月積存下來、賴以自衛的生存姿勢。

二、日常意識——香港人的性格,許多時候其實跟大家所抱持的日常觀念、共同常識,息息相關——「努力會發達」、「忠直會乞食」、「疫症到臨要買樓」……這些常識,有的來自學校,有的從經驗所得……總之令香港人認認同自我、辨別同伴,安身立命,奮鬥不懈。

三、意識形態成份——第二層次的共同常識實用快捷,都終究太零碎、淺薄。於是在常識背後,常有一套又一套比較成形、略有系統的說法。這些意識形態成份之所以形成,通常有根有據,例如「男主外女主內」,既是常識,背後牽涉的意識形態,就包括對性別的定型,再往前追蹤,就是一連串生物學以至演化論的知識。

四、系統論述——是比意識形態成份更宏觀的知識框架,它意圖貫通社會各大政經範疇,解釋所有現象,例如資本主義、愛國主義、社會民主論述……現今社會結構複雜,通常不單存在一套系統論述,各門各派(無論是泛民,還是愛港力),往往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論說法,透過各派媒體,眾聲喧嘩,互相碰撞。

《100毛》如何建立「新香港人」?

由這四個層次,我們可嘗試理解《100毛》如何影響香港本土意識。

一、它向新一代確立香港人的生活風格——透過自嘲,並對各個小群體的定型取笑,雜誌還原了香港人作為一個整體的面貌。若說以前香港人的臉孔因著媒體的粗心大意而變得模糊,那《100毛》的出現,正好將整副臉譜清晰呈現。當然,對於上一輩,也就是早已從七、八十年代電視劇學懂「何謂香港人」的那代人而言,這肯定無足輕重,但對新一代人來說,《100毛》卻是這副臉譜的最有條理統整。

二、它挑撥新一代人的日常意識——這個年頭的常識,老早跳出了小學課本的範疇,新一代人不再是「受眾」,會更主動地吸收訊息,迎抗傳統socializing agent的教化工程。而《100毛》玩的,正是將這些常識「顛覆」——努力會發達?讀書會搵到好工?有情人終成眷屬?雜誌告訴你,這些統統是(只會在電視劇出現的)廢話。不過,這倒不是說,這套由新媒體」推動的新常識,會取締舊有的一套。兩者更有可能出現爭逐,然後碰撞出一種「新香港人」身份。

三、它不談意識與論述——《100毛》講生活風格,建立「新常識」,但說到底,它始終無意將一套完整的意識形態,甚至是系統論述加諸其中。於是有時我們會發現它對於性別的立場會搖擺,對於社會時事百態更加莫衷一是。如果要繼續追蹤香港本土意識在新一代醞釀,我們除了要讀《100毛》,更要留意其他媒體及文化產品,觀察有沒有幾套系統論述在群體間流行、互補,甚至衝撞。

我得強調,《100毛》所影響的,很可能不是一個整體的香港本土意識。它更可能影響的,是新一代人如何看自己的身份。因著《100毛》,以及影響力日趨強大的網絡文化,大家已經倒背如流的「香港人身份故事」很有可能在未來開始改寫。


八、結語


這是徘徊新舊之間的一個時代。

因著媒體結構、社會政局的轉變,香港文化的故事也走進了一個新的階段。《號外》雜誌所象徵的,是舊的故事,以及其延伸的精神、價值如何繼承歷史,在新環境下延續;而《100毛》的興起,則正好說明,在新的時代,有新的的故事,正在形成,甚至日漸壯大,影響你我。

香港文化的故事,絕不易講。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下一章節,將會由這兩故事,碰撞而成。至於兩者將會如何「碰」,又會「撞」出一個怎樣的未來?

值得你我放長雙眼,屏息以待。

Stay tuned to Hong Kong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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