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April 06, 2016

一個電視迷,寫於 ViuTV 開台、港視敗訴的一天

今日是 4 月 6 日。香港的電視業發生兩件大事。一是 ViuTV 正式開台;二是港視(又)敗訴,「開台」兩個字,離王維基愈來愈遠。我倒想起了四日前的事。

4 月 2 日凌晨 12 時,我坐在客廳中央,全神貫注,盯著眼前電視機。聽過羅霖代表亞視遺下的臨終矚咐(「應該都要獨立」)後,我捧腹大笑了好一會,然後深深嘆了一口氣。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我(對著電視)自言自語。

定一定神,用指頭按動遙按器,重新搜台。幾秒後,亞視不見了,但 ViuTV 於 99 台出現了。我連忙轉台,看到螢幕右上角那大大的 ViuTV 標誌,有點驚喜。此後半小時,我坐在客廳中央,全神貫注,盯著眼前電視機,為著新電視台的創意(《跟著矛盾去旅行》)、美女(Angela Yuen)而雙眼發光,摩拳擦掌。亞視之死?早已拋諸腦後。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貪新忘舊的香港人。我(對著鏡子)自言自語。

比我更貪新,更忘舊的香港人,相信還多著。自從 ViuTV 宣布 4 月 6 日開台,並推出一連串節目宣傳片,愈來愈多人對這間新電視台翹首以待 — 有人為「波蘭蜜友」的微笑、耳語、番梘而浮想聯翩,笑不攏嘴;有人自備水煲和柴火,準備投入《太陽的後裔》熱潮。兩年前港視失牌,大家既為王維基不值,又明言對另外兩家獲牌的新台不予厚望。如今 ViuTV 開台在即,大家調轉槍頭,心繫新台,遺忘維基,甚至察覺不到連 HKTV 的 facebook page 亦已正式易名為 HKTVMall。港視(又)敗訴?大家已經無乜反應了 — 又或者,已經不知如何反應。

香港人如你如我,一樣現實。

時代的終結?電視真開始

而我有興趣深究的是,如今 ViuTV 開台,除了第一萬次證明「貪新忘舊」是香港人本性以外,究竟還代表什麼?有什麼啟示?ViuTV 的說法直接得很:這是「電視真開始」。

為何是「開始」?因為他們希望顛覆多年來香港人對電視的既有理解。 ViuTV 宣布開台的發布會播放了一段宣傳片,片中借用幾位老人家的聲音,勾勒香港大眾對電視的慣常想法:「睇電視最緊要就係睇劇」、「最好買晒外面的大製作返來播啦」、「新電視台當然要有電視大樓」、「挖埋識做戲的藝人過來」、「要成為大台」。係囉,係囉,這也是香港大眾的疑問。

假如你將以往理解香港電視台的框架,套在 ViuTV 身上,很抱歉,今日起你很可能要失望了。因為這家新電視台似乎無意遵照以往(無論無綫或港視都信奉的)方程式。從 ViuTV 近月的宣傳,以及該台管理層接受訪問時的言論,我們可歸納出新台的三點理念:

一、實况電視。

香港觀眾一直喜歡煲劇。多年來港式劇集之所以膾炙人口,甚至令你喘氣,教我肉緊,全因大眾能夠從公仔箱的戲劇裏窺見現實。程燦乞人憎,因為大家討厭新移民;方展博討人喜歡,因為他有種打不死的香港精神。ViuTV 的說法卻是,「最有戲劇性的不是戲劇,而是現實生活」,甚至講明公仔箱的年代已經過去,如今他們要「用真人演出人生」。

因此,新電視台將會少製作本地劇集,多做實况電視,比如各類型的旅遊節目(《跟著矛盾去旅行》)、五花八門的真人騷(《G1 格鬥會》、《煮吧!換咗我阿媽》)。在觀眾眼前演出的人物,不再是花旦、小生、明星、「偽人」,而是存在於現實生活的真人(又或努力扮真人的藝人)。ViuTV 聲言,這些真人將會比以往電視劇的人物,更有人性,更多矛盾,更加吸引。ViuTV 的發音跟「Real TV」相近,又強調電視「真」開始,都絕非巧合。

二、開放平台。

拜TVB多年孜孜不倦的教導(或荼毒)所賜,香港百姓向來將電視與「大」字畫上等號。我們認為電視台要生存,就要討好大眾(例如師奶);我們相信電視台的存在就是要成為大台,建立王國。而要成為大台,吸引大眾,電視台就要覓巨星,做大騷,逼高收視。至於ViuTV ,卻不欲遵照這遊戲規則,甚至直言「電視不再是一個王國」,而是「一塊無垠的創意板塊」。

即是什麼?魯庭暉曾稱,新電視台會是一個開放平台,不會進行大型挖角或採用固定藝員,他們反而希望鼓勵小型創作,人才流動。於是,在宣傳片中我們看不見大眾明星,卻找到板塊領袖(如林日曦、龍小菌、邵音音、蔣元秋)的蹤影。也於是,平台上眾生平等,大台明星(如林保怡)仍有位置,但網絡紅人一樣受到重視(而非像《網絡挑機》一樣,被視為入侵者、挑戰者,甚或騎呢怪)。

三、接軌世界。

從前,香港電視就是香港故事。大眾打開電視,不單接收娛樂,還得以窺見「香港人」如何生活,因何而喜,為甚而悲。那麼多年來,大家對「本地電視」不離不棄,心存希冀,很多時候都不過於「本地」與「電視」之間那道似有還無的牽絆。

ViuTV 卻主張與世界接軌,還表明「我們的創作屬於香港,但不止於香港」。從魯庭暉的發言聽來,他們不希望單純做一間本土的山寨廠,而是期望立足本土,結連世界。所以,他們聲稱會引入一流外國節目(如《太陽的後裔》),提供高質素的選擇;並嘗試努力製作自家作品,將本土創意結晶輸出全球。

於是,在開台日的今天打開 ViuTV,你也未必會看到香港人的臉孔。節目表上,更多的是為數不少的外購節目。

電視世界三趨勢

以上三點,基本上跟香港人多年來(由 TVB 孕育出來)的電視觀,格格不入。但從媒體研究的角度來看,它們又正正符合當下電視世界的三大趨勢。

一、真人化。很久以前,全世界的電視台都以戲劇掛帥,但隨着九十年代英美有線電視的興起,各家電視台由於競爭激烈,開始發展 reality TV 的類型,與傳統戲劇相比,它成本較低,亦容易有新鮮感。此後十多年,各類型的實况節目,無論是資訊娛樂節目(infotainment)、真實肥皂劇(docusoap)、遊戲真人騷(reality gameshows),都大行其道,風靡全球。

二、分流化。在網絡年代,資訊爆炸,媒體如細胞分裂。昔日的「大」字是電視媒介生存的不二法門,但今天它開始成為負累。在競爭劇烈加上對手眾多的環境下,如今電視台有的繼續炮製驚天大騷、台慶巨獻,但更多的卻在摸索小眾口味,希望吸引一班臭味相投的觀眾。

三、全球化。媒體愈來愈多,本土的觀眾人口卻來來去去都差不多。因此,全世界的電視台都要學習全球化的遊戲,有的地方處於文化弱勢,唯有從外地買入適合的大熱節目,有的國家身處強勢,於是不停將創意燈泡,變成可以被複製到世界各地的賺錢商品。

這時候,你或許會問:哪一套電視觀才是合適的?是以往大家抱持的一套?還是今天漫延全球哪一套?

這無關對錯。作為香港的電視迷,我會如此理解:兩年前香港電視(HKTV)既挖角,又瘋狂拍劇,為的是牽起是一場香港式的電視革命。那場(最終沒有發生的)革命,無論內容和理念,均脗合長久以來香港人的電視觀,因此成功獲得大眾毫無保留的瞓身支持。如今開台在即的 ViuTV,走的卻明顯是另一路線:它試圖切入全球電視的大趨勢,掀起截然不同的另類電視革命。就如魯庭暉早前所言,ViuTV 要做的,是「無綫唔捨得做的東西」。

香港觀眾有福了

從娛樂的層面來看,這鐵定是廣大香港觀眾的福氣。起碼由 4 月 6 日起,大家所能享受的電視娛樂,將較一台獨大的年代,豐富得多。以下不是廣告:不想看楊怡的觀眾,今天起可轉台看宋慧喬;不想再跟朱千雪第七十四次穿越時空的觀眾,終於可以跟著矛盾去旅行。如是者,我們甚至可以預期,不少曾對香港電視台失望而轉投外國綜藝節目(如韓國《無限挑戰》)的觀眾,可能對 ViuTV 的路線有所感覺,因而回流。起碼,望返幾眼。

但請記住,這僅限「娛樂」的層面。

需知道,追溯歷史,香港的電視之所以有趣,甚至令販夫走卒與大學教授,一同心動,全因它不單是平民娛樂,更意外地訴說香港故事,成就本土文化。這個意外是怎樣煉成的?專研電視的學者馬傑偉會告訴你,是《網中人》、《獅子山下》、《大時代》的功勞。換言之,答案是三個字:電視劇。而王維基,之所以執著於拍劇,同因深明此道。早兩星期他仍公開稱,香港如不想喪失自己的文化、思想,電視劇製作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香港觀眾的不幸

偏偏這一部分,ViuTV 並不重視(他們會拍劇,但是有限量製作)。而 TVB……眾所周知,只會繼續拍多幾十萬集《愛回家》,外頭花紙或有不同(如《八時入席》),但意識形態一樣守舊。

從文化的層面來看,這鐵定是廣大香港觀眾的不幸。

因此,今天我心情矛盾 — 這邊廂 ViuTV 正式開台,大家終於可與「電視娛樂」四個大字重拾舊歡;但那邊廂,港視跟政府的官司再敗訴,意味著該台命運,以及王維基意欲振興創意工業、香港文化的大計,再度懸於一線。我快樂,我不快樂。

ViuTV 開台,大家肯定雀躍非常。如無意外,今天過後,不少人將會熱烈討論長毛與主席之間的情誼。但在興奮看著「波蘭蜜友」帶著香蕉和番梘去旅行的同時,也請大家勿輕易將 HKTV (像亞視一樣)拋諸腦後。沒錯,貪新忘舊是香港人的天性,但別忘記,鋤強扶弱從來都是我們的拿手好戲。

今天起,這無疑一個新電視年代。但我們不用滿足於此。

香港人值得更百花齊放的電視,以及既能娛樂,又有文化的,燦爛電視時代。


(刊於《立場新聞》。部分內容改寫自《電視真開始?一個時代的終結》,載於 2015 年 10 月 25 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Monday, April 04, 2016

當日出日落同步上演

今年四月一日,香港人很忙。對流行文化有點感覺的香港人,更忙。

這一天,有人整天哼唱哥哥的歌,慨嘆十三年前發生的天大玩笑;有人晚上聽明哥演唱,慶幸當下香港仍有堅持「唱之有物」的歌手。下班趕路的平民百姓中,有的堅信「在世間遮風擋雨有一種愛」,於是愛回家收看大結局;有的懶理大台,走入群眾,欣賞《十年》社區放映,為我城命運憂戚與共。深夜時分,有人緊盯熒幕,為亞視永恆不再而感慨(同時忍笑);也有人趁完熱鬧,連忙轉台,為ViuTV的預告片雙眼發光,摩拳擦掌。

借用杜汶澤的說法,這天上映的,無疑是一幕「日出、日落同時出現的奇景」。

「香港流行文化日薄西山」,這些年來,人人掛在口邊。說話的人,更通常附送幾點理據。第一,明星失蹤、大師不再。2003年以後,哥哥殞落,梅姐遠去,香港人失去最閃亮的兩顆巨星,剩下來的,有的被歲月催老,有的自行磨滅星光(例如與王晶為伍),加上此後娛樂工業再炮製不了巨星,自此每年四月一日大家哼着「誰能代替你地位」的時候,追悼痛惜的既是張國榮,又是「明星」的身影。


作風因循 價值守舊

另一理據是大台崩壞。流行文化經由大眾媒介協力傳播,但眾所周知,近年香港的大眾媒介作風因循,價值守舊,時常把屁股和腦袋交換位置。譬如每晚有百幾萬人準時收看的《愛.回家》,多年來堅守「成人版教育電視」的原則,致力維護正規,守住道統,跟咸豐年間的《真情》一樣(甚至較之更直白),務求令觀眾視「最寶貝的留在家中」為人生唯一教條。當然電視可以講家庭,但為何數百個小時亦只能容納一套價值、一種想像、一種話題?主宰意識,灌輸價值,是大台的威力(或遺害)。

作為大台,亞視的例子更嚇人。有的大台(如無綫)會作自我審查,任由傳統價值約束主宰,有的媒體(如亞視)更加在資本社會的操作原則下,永遠會被金錢的氣味牽着鼻子走。資本顏色決定媒介立場,老闆心情影響員工生計。亞視當日的淪落、今天的衰亡,正告誡全港市民﹕在大陸洪流渲染下,任何大台都有可能如亞視一樣,由魚樂無窮變成私家泳池,結果化成一潭死水。屬於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可以忽爾熄機,從此靜如深海。

明星怵然消逝,大台作繭自綁,媒介染紅淪落……流行文化日落黃昏之說,明顯不是危言聳聽。但問題是日落以後,又該怎樣走下去?觀眾們應該從此割蓆,順道挖眼?創作人應該再造明星,重建大台?四月一日,太陽下山,然後我們似乎看到新的可能。

當晚《十年》進行社區放映。電影題材敏感,上畫時雖迴響巨大,票房報捷,但落畫以要繼續發揮影響力,靠的就不能再是大眾媒介。於是幕後團隊選擇了「公民社會」四個大字,先走入院校播放,後聯絡各式各樣的民間團體——教會、社區組織、小店、劇團、傘後組織,在社區遍地開花。一夜之間,天橋底、教會禮堂和工廈天台,全部換上銀幕,同步直播。搞社區放映需要發電機,但發電機要錢,怎麼辦?不少公民團體又沿用近年流行的眾籌模式,高舉「隨緣樂助」招牌,讓平民百姓自行掏錢,搭建社區大台。

這無疑是新的可能、新的想像。以往香港人要享受流行娛樂,誓必先看大台面色。這邊廂,劇集大結局乃城中大事,港姐選美足以令全港停頓,但與此同時,無綫播放千年如一日的《愛回家》式膠劇,市民大眾一樣被迫照單全收,面不改容。如今,《十年》放映盛况告訴我們,觀眾的選擇其實不限於「轉不轉台」,還可以遠離客廳,繞過大眾媒介,走入公民社會,連結社區,聚集群眾,重新搭台。

周五晚上,各間「社區戲院」的觀眾,之所以願意擠在石屎地上觀影,甚至連坐在喇叭旁、屏幕後,都在所不惜,為的顯然不單是一齣《十年》,而是對社區對娛樂的一次重新想像。

在流行文化日落日出之間,觀眾需要重新想像,跳出框架,藝人也要思考自身,摸索出路。就在幾千人分散各區為《十年》全神貫注之時,黃耀明於旺角舞台上現身演出。兩年前明哥在紅館開騷,我也在場。兩年後世界大變,而明哥不變,結果他離開唱片公司,遠離主流,也告別大台。這一夜,他在容納二千觀眾的麥花臣場館,重新出發。

演唱會以「美麗的呼聲」為名,表面訴說亞視故事,重唱麗的金曲,實質卻一如(明哥、達明一派、人山人海的)以往,影像狂舞,符號亂墮。作為觀眾,必須做好心理準備,這不僅是《Sunday靚聲王》式的懷舊金曲之夜。若要聽出弦外之音,既要傾聽流聲,細嚼歌詞,又要定睛熒幕,解構符號。

流行明星逐漸與社會脫軌,已是老生常談。但是夜黃耀明卻示範如何以流行文化與百姓同呼同吸﹕正氣凜然的《大丈夫》,與熒幕上警暴受害人影像同步出現,對比強烈;梁振英、林鄭等建制高官的拭淚場面,配上《鱷魚淚》,「什麼意義什麼意義」歌詞,化成對政壇大鱷的控訴;還有唱《浴血太平山》時投映的「雞蛋撼高牆」意象,以及《大內群英》的魚缸染紅場面……「要勇氣來做決定」的是誰?「道道刀光見暴戾」的又是誰?全場觀眾莫不心領神會。

老實回望 重構經典

黃耀明也告訴當下觀眾,如何應對流行文化的黑夜。面對亞視告終、時代終結,他拒絕單純抽水恥笑,反而帶觀眾老實回望,重構經典。就如同香港流行文化無數歷史碎片,亞視不是毫無價值的泥頭,而是曾經炮製經典,孕育明星(如張國榮),以至大師(如黎小田)的珍貴土壤。

我們今天認定香港明星沒落,大師失蹤,但對埋藏於昨日歷史的明星與大師,我們又認識多少?於日落與日出之間,流行文化既要如《十年》團隊般,想像將來,刻劃前路,也要學效明哥,繼承歷史,汲取教訓,唱之有物,獨立前行。對,流行文化「應該都要獨立」。

四月一日香港人很忙。唯望這是日落,亦是日出。黑夜過後,太陽升起,對流行文化有感覺的香港人,繼續有感覺,繼續忙下去。

(原文載於2016年4月3日《明報》副刊。)

Monday, March 21, 2016

方力申、鄧麗欣分手,你為何感觸?

我替李慧琼不值。周四早上,她辭去行會成員一職,分手舉動本應是全城焦點。只是兩小時後,方力申、鄧麗欣結束十年情消息一出,平民百姓馬上轉移視線。三十歲前後的一代人,反應尤其劇烈。比較理性的朋友說,為此她呆了足足兩分鐘(並懷疑葉念琛是否有新戲上畫);向來感性的友人聲稱,自己哭了整整半句鐘(並揚言不再相信愛情)。

為方力申、鄧麗欣分手而失控痛哭?我無法理解。毫無疑問,在媒體吹捧下,這對「金童玉女」看來相當合襯,然而誰都知道,兩人出道十多年來,無論演技、唱功,抑或語文水平,都相當「驚人」,算不上什麼大明星。香港人對男歡女愛經驗豐富,離合散聚,視之等閒,又何以為素未謀面的小明星分手而惋惜,甚或嚎哭?

對此,娛記的答案是「集體回憶」——因為兩人是大家的集體回憶,所以分手消息就引來集體驚呼。聽起來多麼合理。然而何謂集體回憶?為何偏偏是方力申與鄧麗欣?更重要是,集體回憶怎麼會牽扯個人情感?這些問題,我有興趣解答。

不如由私家回憶說起。在此懺悔,十多年前我曾喜歡過Cookies(以及Stephy),她們多張唱片(及隨碟附送的海報)至今仍收藏在抽屜深處。事隔多年,我仍記得鄧麗欣成長於屯門大興邨,難忘她與方力申於《好心好報》MV裏隔着玻璃接吻引起的哄動。他倆主演(及訂情)的《獨家試愛》,我當然看過不止一次。

當年的「集體撞邪」

坦白說,要公開承認以上這些事,我其實鼓起了三百分勇氣。現在每次執屋看到那堆唱片,我必定狂打冷震,然後質問自己﹕當日為何會買得落手?是否撞邪?如今回想,2000年代初期的香港流行音樂,縱然深受當時香港年輕人(如我)愛戴,但歌手唱功以至歌曲質素,卻是異常低迷。現在大家珍視「集體回憶」,可以說是當年「集體撞邪」的結果。

但世上沒有沒來由的撞邪。當年香港有一代人喜歡看Twins打側手翻,甚至認為方力申和鄧麗欣合唱幾好聽,現象是離奇,卻有時代根據。由九十年代末開始,香港樂壇逐漸倒退,唱片銷量急劇下跌,唱片公司生意愈來愈難做。因應時勢,流行音樂工業出現了兩種改變。

第一,工業放棄以出版唱片為單一目標,反而採用「360模式」(黃志淙語),全方位找商機。經濟不景,唱片公司為求生存,變身為多元化娛樂公司,這邊廂將金牌經理人身分(「多謝Paco」)發揚光大,為旗下藝人接拍廣告,開演唱會,賺盡一分一毫;那邊廂自組電影公司,以自家歌手擔當主角,開拓音樂以外的票房財路。分別於1999年和2003年成立的英皇娛樂和金牌娛樂,都是時代產物。

如此看來,方力申和鄧麗欣之所以成為眾人心目中的「金童玉女」,既因二人外表合襯,更因為金牌娛樂背後推波助瀾,見二人合唱大受歡迎,便乘勢開拍電影,由《獨家試愛》、《十分.愛》到《我的最愛》,全方位勸說香港大眾﹕他倆就是天生一對。

第二個轉變,是流行曲個人化。2000年代初期,唱片公司雖繼續製作音樂,但環境改變卻使他們變得謹慎。當時的歌曲,無論出自新晉組合(如Cookies),抑或主流歌手(古巨基),清一色以年輕人為對象,因為他們正是最願意消費流行的一群。年輕人關心什麼?當然是情愛之事。於是翻開當年大熱歌曲名單,首首都是情歌——以2004年歌曲為例,樂迷唱完《好好戀愛》後,成為《十六號愛人》;《擇日失戀》、《一拍兩散》後,當然《耿耿於懷》,最後危險得儼如《思覺失調》。

你會問,情歌不是流行曲典型嗎?是的,但重溫當年作品,不難發現全部儼如今天的鄺俊宇散文一樣,度身訂造,引起共鳴。按照中大教授馮應謙的說法,當時流行音樂正由大眾化走向個人化,在創作人心目中,歌曲不單要「好聽」,更要「好中」,「段段歌詞要寫得感動」;最好旋律簡單,歌詞淺白,樂迷容易代入,化身K歌之王,唱埋一份,消費感性。

上一代人消費流行音樂的方式,要不購買唱片,要不依賴大眾媒介,等待專業推介,受眾明顯被動。但踏入2000年代,新一代消費《好好戀愛》、《好心分手》等歌曲的渠道,卻跟以往截然不同﹕一方面互聯網大行其道,盜版流行,年輕人透過ICQ的shared folder以及WinMX等軟件,(非法)下載大量音樂,然後自由按照喜好,日播夜播;另一方面隨着連鎖卡拉OK店收費變得大眾化,大家蜂擁進入K房,緊握咪高峰,唱着彷彿為自己度身訂造的K歌。

度身訂造的感性消費

這是名副其實的感性消費。由這時起,樂迷的角色不若過往被動,反而更主動地消費流行,表達自我,訴說情感。在K房裏唱着《好心好報》的青春少艾,已經將歌者故事融合自身,「落力待你好得不到分數」的不僅是方力申,更是拿着咪高峰、塞着耳筒的你和我;「早知不應試愛」的,既是銀幕上的阿寶與阿華,也是戲院裏心情翻滾的每個觀眾。

這恐怕才是今天你我竟然會為方力申、鄧麗欣分手而感觸的原因。在唱片公司、電影公司的煽風點火,兩人身後牽連了一大串文化產品、記憶符號;而在傳播科技、消費習慣的改變驅使下,一代年輕人理所當然地將這些產品、符號,據為己用,投放私家感情,拉扯真實記憶。就算現在回想,這些歌曲、電影、明星質素如何不甚了了,但在時代的偶然挑撥下,我們卻切實付出了如假包換的真記憶、真感情。

事實上,那幾個年頭的流行曲,全部在這一代人心目中留下深刻烙印。例如去年《羅生門》之所以大熱,全因與前作《耿耿於懷》相互呼應,挑動記憶。而《耿耿於懷》的出生年份跟《好好戀愛》一樣,正是2004年。如今大家一聽「你最近還好嗎」和「完了吧如無意外」感覺便如泉湧,恐怕不是意外。

這段「集體撞邪」的日子,並不長久。由2006年起,唱片公司開始意識到觀眾對青春偶像、樣板K歌的愛戴,漸走下坡,以往的商業方程式必勝不再。此後幾年,樂壇開始推崇唱作世代,歌手們除了外貌,還要有才華;歌曲題材亦逐漸各類型的情歌,變成透過情歌介入社會(《囍帖街》),以至宣講哲理(《愛得太遲》)等不同方式。香港流行音樂的面貌,從此多番改變。

昔日的樂迷也每日長大,跟粵語流行曲的關係日漸疏離。然而,直至十年後的人日,大家依然樂於懷緬那段全情投入的「撞邪歲月」——Twins開騷,大家照舊搶飛,享受孖妹千年如一日的唱功;《羅生門》一出,大家笑着重溫《耿耿於懷》,拭淚回首有發生過的舊情事;《紀念日》上畫,大家爭着入場,咀嚼活地亞倫的犀利金句。

然後到了方力申、鄧麗欣分手,大家不能自控,感觸落淚——看似撞邪,卻有根有據。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3月20日)

Monday, March 07, 2016

安息吧!亞視

周五下午5時59分,人人全神貫注,目光緊盯電視熒幕,為的是見證歷史,欣賞傳聞中亞視的「最後一面」。秒針緩緩跳動,「五,四,三,二,一!」倒數完畢。結果,亞視沒有熄機也沒有飄雪。《六點鐘新聞》如常播放;女主播照舊面不改容,仿效鐵達尼號船長,念出電視台最新動向。

未幾,德勤發表聲明,稱已跟電視台投資者達成協議,司榮彬將提供800萬,向160名員工支付本月薪金,讓亞視營運至4月1日的牌照最後限期。所有準備大啖花生、見證歷史的香港人(包括我),唯有繼續練唱河國榮的首本名曲的那句歌詞「亞視會永遠都存在」,多等幾個星期。

「這幾天可能是我人生睇得亞視最多的日子……」友人有感而發。「那種感覺,有點像在醫院見證親人彌留。」

這番話,我很有感覺。過去幾星期,坊間屢屢傳來亞視「死訊」,因此作為電視迷,我一有空檔,準會打開亞視,緊貼最新「病情」,順道緬懷過去。跟病榻上的亞視交往的這段日子,我百感交集——有時為歲月流聲台的經典瑰寶(如《開心主流派》)而驚呼鼓掌,甚至感嘆這電視台曾帶來無數美好回憶;但更多時候,看着苟延殘喘的本港台繼續重播,死不瞑目,我的感覺相當反胃。當病人也放棄治療,身為旁人,我其實找不到半點眷戀的理由。

亞視死不足惜,基本上已成為香江萬家燈火的共識。縱然與亞視認識多年,儼如近親,但對於這行將就木的「親人」,香港人當下明顯沒太大感覺。它的彌留,稍為觸發好奇,促使香港大眾在茶餘飯後,圍於牀邊,摩拳擦掌——但亦僅此以已。除了大姐明、鮑起靜和劉錫賢,彷彿再沒有誰會為亞視的離去而內心翻滾。

這倒難怪。自2014年底欠薪開始,有關亞視倒閉的傳聞(以及鬧劇)不時出現。最初大眾還對事態發展有所期待,媒體也努力炮製專題,回溯歷史,專訪員工,試圖喚起記憶,挑動情緒。但隨着事情僵持不下,鬧劇反覆上演,香港人老早失去耐性。毛記電視《亞視永恆》的流行,除了因為歌詞惹笑、不停重播,更因為年輕一輩真心希望電視台早日結業,及早解脫。事到如今,面對一場事先張揚的命案,淚已流乾,話亦說盡,香港人對「親人」彌留無動於中,也是理所當然。

這星期亞視再次表演死裏逃生,但無可否認,它的性命終將於一個月內走到盡頭。過去幾天,呆站床前的我反而在思考﹕對於眼前這個「親人」,我們其實有多理解?我經歷過真正的親人離世,知道生者事後最懊惱的,往往是發現自己對先人不夠熟悉——他當年為何會移居香港?他一生最驕傲的事是什麼?身為子孫,我們可以全不知道。逝者已矣,也再沒有發問的機會。

對於亞視,我怕我同樣後悔。我怕我對亞視的認識,只流於《百萬富翁》收視高,以及《我和殭屍有個約會》好好睇。於是這幾天,努力翻書(鄭重推介「傘下的人」寫的《亞視永恆》),重新認識這個「親人」。結果發現,作為電視台,亞視有三大特點,值得你我繼續宣講,仔細發揚。
三大特點值得宣揚

一、大家庭。眾所周知,電視台是一間沒有噴煙的大工廠,廠內是講求效率的生產線,以及綁手綁腳的規章制度。但陶大宇卻形容,亞視員工和諧融洽,合作無間,跟無綫相比,是一間大機構和一個大家庭的分別。在亞視走紅的尹天照則回憶,當年電視台的「梳、化、服」都待他如親人,連煲了粥也預他一份,「由我籍籍無名去到成名的這段時間,就是這班可愛的家人為我構思形象,等我可以放心演出每一套劇。」

亞視台前幕後的家庭味道,更體現於「A記同學會」。這個與亞視官方無關的「民間團體」,每年召集數百名舊員工出席聚會,守望相助。去年聚會中適逢有前藝員的丈夫去世,陳啟泰於是在席間建議「同學們」慷慨解囊,江美儀亦立即上台呼籲,終為事主籌得數萬元。「原來我們亞洲電視的工作人員,大家都咁有人情味。」這是同學會召集人江美儀的感想。文化工廠也可以有人情味。

二、逆境波。在廣大觀眾眼中,亞視從來都是二奶的表表者,資源、人力、收視都長期不敵無綫。因此為了生存,它一直逼出十足潛能,發動創意,學用刀仔,鋸開大樹。多年來,亞視開創的先河,數之不盡:《百萬富翁》引入外國問答遊戲;《今日睇真啲》將香港個性灌注infotainment;《今夜不設防》測試道德禁區。創新之後又如何?當然是被無綫照辦煮碗,搶回收視,然後又等待另一次突圍。
以弱勝強 打出逆境波

這多少給電視工業帶來啟示。面對大台,要以弱勝強,打好每一場逆境波,最有效但亦最老套的方法,始終是創意——而不是先進器材、精細畫面。大台走過的路,毋須重複;他們一直不做的,反而可以努力探索。這星期ViuTV一系列實况節目的預告片陸續出爐,觀乎大家的反應,似乎頗有當年亞視以奇招搶奪眼球的姿態。

三、山寨廠。窮則變,變則通。亞視長年缺乏資源,辦不成大工廠,就只得認命做山寨廠,靈活變通。江美儀記得,為亞視拍旅遊節目的時候,工作人員經常只有導演、收音,以及出鏡的演員。沒有燈光師、編劇、助理,怎麼辦?當然是互相補位。演員拍完一個鏡頭,就站在旁邊舉反光板打光。拍了一整天,回酒店倒頭便睡?抱歉,演員還要兼顧寫稿度稿的工作,不然明天拍什麼?

誠然,這種山寨廠的玩法猶如雙面刃。譬如江美儀說,當年員工之間有句口頭禪,「亞視精神,做鬼死人」;杜汶澤更誇張,他在亞視初期有次飾演太監,戲服及帽都臭得厲害,脫下來看才發現帽裏寫有八十年代已故演員張瑛的名字,似乎很久沒洗過……粗疏、求其,也是山寨廠的特色。縱然如此,但這種亞視精神仍能提醒世人:要炮製流行,不一定要靠美輪美奐的生產線,「努力變通」和「做鬼死人」,才是不二法門。

坦白說,香港人的記憶向來跟《魚樂無窮》的金魚一樣短暫。早幾個月,我們還在為告別港視而傷感,現在媒體已急不及待,推出「新電視時代」專題;今天我們試圖懷緬一段名為「亞視」的歷史,明天大家已在期待梁國雄和曾鈺成怎樣跟着矛盾去波蘭。

浪奔浪流,亞視不會永恆,變幻才是永恆。但這不代表整理、盤點沒有意義。告別亞視,願有心的電視迷,毋忘歷史,袋好啟示,然後一同前行,探索新的電視。

文:阿果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3月6日)

Monday, February 22, 2016

再見周星馳

因為心繫旺角,因為家住新東,近來我和不少香港人一樣,茶飯不思,心緒不寧,啞口無言。置身紛擾世界,喧鬧至死,難免身心俱疲,情緒鬱悶。於是早幾晚獨自走到戲院,(猶豫良久後決定)看周星馳的《美人魚》。

踏出戲院,出乎意料地,心情竟然有點舒暢。

上一次看周星馳(不計年中無休的重溫),是三年前。當時同為新年檔期,《西遊.降魔篇》上畫,我手心冒汗,翹首以待,走入戲院,散場後卻和廣大觀眾一同哀鳴,爭先感嘆:周星馳不再是周星馳,他的作品裏頭,港味不再。

突然三年又過去。這次「周星馳」名字挾美人魚傳說,再現銀幕,縱然在內地創下票房紀錄(24.5 億人民幣),於香港也較王晶賣座得多,但坊間迴響並不算太多。最明顯的現象,是再沒有評論人握緊拳頭,仰天噴血,痛惜「周星星已死」,或慨嘆他不再「香港」——不是因為星仔回歸,而是幾年過去,大家早已習慣星爺遠離本土,邁向中華。簡單一句:他和王晶一樣,都變了。

「變」非純為商業計算

作為星迷, 我知道周星馳的「變」,從不是近年的事。第一次變,在於他不甘無止境地無厘頭,想在搞笑以外,增添哲理,於是拍下忠實星迷一生至愛的《西遊記》、《回魂夜》;第二次轉型,正值港產片無復風光,星爺本人靈感枯乾之時,周星馳既嘗試加重群戲,寫好劇本,說好故事(《喜劇之王》,又開始模糊時地,面向中華(《少林足球》),甚至直奔全球(《功夫》);近幾年,面對內地市場,他第三次轉變,只導不演,着重特技,重寫民間傳奇。

周星馳的變,我不喜歡但能接受。因為跟王晶不同,他作出的變動,從來不是純粹的商業計算、一味逢迎,反之由《功夫》開始,我們知道白髮蒼蒼的星爺,正因應文化工業結構的轉向,在賺盡觀眾一分一毫以外,也矢志將更多自己鍾情的元素(像「如來神掌」)投入作品,同時堅持拍出來的,是一個有信息有質感的動人故事,而非胡亂堆砌明星、販賣回憶的音樂錄像,又或一碟冷飯。

就以新作為例。坦白說,《美人魚》談不上是一齣好電影。好些影評人(如翁子光)批評得沒錯,它品味不高,製作粗糙,美學嚇人,用力過度。散場後旁邊師奶的評語也中肯:頭半部笑位不好笑,甚至是王晶式硬滑稽,而電影對「情」字的拿捏,也如星爺本人以至他多年來執導作品一樣:拉牛上樹,缺乏醞釀,抓不着癢處。從哪個角度看來,《美人魚》的沙石,都比旺角街頭還要更多。

星味香港味老套味

但縱然如此,戲院大燈一亮,我仍然面露微笑——全因在銀幕和周星馳身上,我找到三件久違的物件。

一、星味。許多人說,沒有周星馳演出的周氏作品,沒有味道,我不同意。《美人魚》裏,星爺照舊缺席幕前,但無論戲中對白、笑話、角色( 「如花」般的美人魚),全部熟口熟面,感覺親切。銀幕之上,哪怕是演員們嘴角那點白沫,都時刻喚起大眾的「周星馳記憶」。作為星迷,這種感覺我異常回味。

二、香港味。表面上,《美人魚》與香港毫不相干,甚至乎,電影以普通話收音,香港觀眾完全「唔夾口形」,有種被排除在外的感覺。然而,個半小時的電影裏,屬於香港的符號卻是若隱若現:配樂竟是經典本地電視劇金曲,海底爛船竟有繁體字霓虹燈牌,人魚村裏又竟有鄭少秋唱片。周星馳作品從不高深,我肯定他並非如廖偉棠猜想一樣,打算在暗黑童話注入「五味雜陳的香港隱喻」,也未必聽過盧亭(香港傳說中一種半人半魚的生物),不知道美人魚跟本土民間歷史在遙遙呼應。

改變玩法但未忘本


我更願意相信沈旭暉的說法:在全球化的大勢下,周星馳雖已轉換跑道,改變玩法,卻未忘本。他仍記得自己從何而來,也未遺忘孕育自己成長的香港文化,因此就如當日將「如來神掌」放入《功夫》一樣,他繼續將香港文化碎片,重新包裝,發揚光大。無論有心抑或無意,這種做法,教我欣賞。

三、老套味。眾所周知,流行文化的拿手好戲是娛樂世人,感動眾生。娛樂不難,感動不易——靠的通常是人類最基本的真、善、美。《美人魚》故事老套如過氣童話,承載的也盡是老掉牙的人生哲理,但放諸紛擾世界,這種難得的老套,卻令我有點感動——當然我不介意被罵多愁善感。

它告訴我們:人是邪惡的(人魚懂刺殺;人類會拋磚),又是正義的(但一切都只因被迫至牆角);而要平息干戈,壓制暴力,最好的方法從來不是譴責與刑罰,而是擺上捨己之愛,疏導仇恨。老實說,這些做人道理,以至戲裏的環保主題,其實十分十分老套。然而,倘若有幾千萬人付了錢,入了場以後,在消磨時間、娛樂至死以外,也能對自身生活有幾分反思,甚至有所行動(例如不敢吃八爪魚),本質唯利是圖的流行文化也算是功德無量。

這陣子經常看港台節目《文化樹下》,每當看到黃霑、吳昊、董培新等殿堂級文化巨匠的身影,我都雙眼發光,心情亢奮。但每次節目完畢,始終要面對一個殘酷現實:再盲目喜歡香港普及文化的人,都要承認昔日港式流行瘋魔萬千少女,改良(或敗壞)社會風氣的好日子,經已連同不少文化巨匠的技藝、個性和生命一樣,隨風遠去。

毫無疑問,擺在香港文化面前的,已是截然不同的時代,甚或困境。香港人可以期望的,或許是文化工業用「兩條腿走路」:一方面山寨廠們繼續炮製出像《十年》一樣,成本低微又堅持訴說真話的小品,另一方面早已心繫中華、面向全球的大導演、大明星、大工業們,不要忘本,更不要「王晶化」,努力堅守品質,發揚專業,說好故事,在更大的世界為香港文化搖旗吶喊……讓近年身心俱疲、情緒鬱悶的香港百姓回歸戲院,心情舒暢。

原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0221

Monday, February 08, 2016

王晶作為香港仔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07-02-2016

這幾天,因為王晶,人人變身「票房監察員」,時刻上網,緊盯《賭城風雲3》售票情況。起初,看到座位表一片綠油油,大家認定勝券在握,心情亢奮;兩天過後,座位表逐漸由綠轉紅,監察員雙頰同樣通紅,唯有自挖雙目,集體噴火,仰天長嘯:「港豬始終是港豬!」老實說,我向來色盲,電影座位表是紅是綠,我不太關心。然而,對於是次風波的真正主角——王晶,我自問很有感覺。

是噁心的感覺。這些年來,我和廣大百姓一樣,聽見「王晶」名字,腦裡馬上浮現三點印象。

一、他Cheap。

王晶入行近四十年,合共寫了300個電影劇本、1500小時劇集,但大眾對他的印象,長期停留於三個字:屎、尿、屁。他創作過《網中人》這種連馬傑偉都狂呼心動的經典,亦拍過不少賣弄色情(《赤裸羔羊》),提倡賭博(《賭X》系列),甚至不知所云(《運財智叻星》)的作品。不用明光社提醒,我們都知道這叫「惡俗」,難登大雅之堂。

二、他囂張。

多年來,港人對王晶言論聽怪不怪。他批評過大師(「王家衛的戲都無咩道理啦」),漠視過獎項(「(我)連提名都未試過,幾X型呀」),更時常炫耀自己身世(「20歲成名,22歲買樓,25歲做導演」)。由此可見,近日他還撃網民的言論(「香港票房只有中國的廿五分一」),其實已不算串嘴。

三、他難搞。

王晶曾說自己不愛吵架,但過去多年來跟他纏鬥過(口頭上)的人,卻幾乎比其電影作品更多:李瀚祥、爾冬陞、周星馳、陳百祥、黃秋生、杜汶澤、廣大廢青……難得的是,縱然得罪人多,王晶從不認錯,動輒四圍點火,表演泥漿摔角。很明顯,他是個難以撃倒的對手。

這三點已是港人集體共識,但我更想知道的是——王晶為何惡俗、囂張、難搞?本人不是蘇民峰,不懂睇相,更不相信一句「佢好命」就能解釋一切。所以這幾天,努力重溫舊碟,拜讀專訪,甚至強忍眼痛,閱讀一本名為《少年王晶闖江湖》的驚世傳記,結果除了額角冒汗,還意外發現一個香港仔的誕生。

一個王晶的誕生

王晶生於戰後嬰兒潮,是典型香港仔,父親雖然是名導演王天林,但因為家裡人太多,所以家境不算太好。尤其在1970年國泰公司停止拍片後,王天林被迫四處闖蕩,本來擅拍文藝題材的他,連俗套的片子都要接拍。王晶的童年亦受影響,基本需要沒大問題,但同學相約打保齡,他為省錢唯有在家中看書。王晶的故事,跟同代香港人相去不遠。

王晶深受父親影響。譬如,原名「王日祥」的他,入行後見父親編劇時偶爾用筆名「王森」,於是有樣學樣,取名「王晶」。當然,王天林影響兒子的,不單見於藝名的選擇,更體現於王晶的電影哲學。

電影背後一個錢字

王天林於2010年離世,當時王晶撰寫悼文,敘述父親生平,描繪他的影響。文中提到,少年王天林努力由黑房學徒做到場記,最後更成為「副導演王」。可是為各導演頂了大部分工作的他,卻一直拿著可恥的薪水。「他實在吃了太多苦。」父親經歷令王晶深信,電影行業表面五光十色,但背後主宰一切的,終歸是一個錢字。「我決定走不空談只務實的路,我不能再讓家人受我跟父親一樣的苦。所以三十年來我只拍商業片。」這是一個香港仔的實話。

除了家庭,時代也在造王晶。王日祥大學一年級就在無綫兼職,未畢業就幸運遇上當時佳視、麗的和無綫的電視大戰,人才短缺下,獲電視台重用,一夜間鯉躍龍門。兩年後,香港電影業開始興起,他因為「老婆大肚,愁分娩費用」而轉職邵氏,做電影導演賺大錢。拍第一齣戲《千王鬥千霸》時,他毫無導演技法,拍攝首日只得請父親陪伴當守護神,結果卻因當時社會對賭片好奇,票房大賣,他又成功了。

你可以說他幸運。王晶在電視台的時候,就是電視最蓬勃的時候;他拍電影之時,香港人開始喜歡湧入戲院,買票看戲——但這又未免太輕視王晶(早年)的才華。更正確的說法或許是:王晶懂得看準機會,與香港普及文化,一同騰飛。

王晶的哲學

騰飛期間,在時代和家庭的雙重影響下,王晶對電影的兩點看法逐步成形,存留至今。

第一,電影只是商品。

入行至今,王晶一直謹記楚原教誨,「電影圈只有一條死罪,就是『唔收得』。」他認定電影不是藝術,而是商品,因此要成功,靠的不是口碑和獎項,而是「觀眾用錢去投的票」。觀眾既有(鈔)票在手,就是客人,就是老闆;製作人的任務,就是針對口味,奉上娛樂。你罵他玩屎尿屁好cheap?他會告訴你:「觀眾就是愛低俗,吹咩?」

第二,電影人只是熟手技工。

王晶不懂法蘭克福學派,卻跟阿當諾一樣深信文化是工業:表面色彩斑駁,真身卻是大算盤;製作人有數可計,更有方程式可依。所以,《追女仔》成功,他拍續集;《千王之王》成功,他就派出賭神、雀聖,賭到永遠;觀眾喜歡「風雲」,他就依樣葫蘆,又《風雲天地》又《賭城風雲》。「不要將電影想得太巴閉,我只是一個熟手技工。」他說過。

篤信電影乃商品的這個技工,拿手絕技是投其所好,「觀眾鍾意睇我就拍」是他的左右銘。八十年代香港經濟蓬勃,王晶樂於錦上添花;九七前大眾恐懼,他寫的對白竟與港人一同恐共;回歸後香港市場萎縮,他發揚「香港精神」,連忙轉型,一面狂拍低成本爛片,一面呼吸北方空氣,摸索大陸市場。等到神州經濟起飛,他亮出招牌拉攏投資者,又重施故技,將三十年前香港那套用於大陸,「你哋話個pattern舊,但嗰個位,全大陸笑到碌地喎!」算盤又打響,票房再報捷。

香港仔也是世界仔

從來,王晶都是名副其實的香港仔。好聽是迎合市場,靈活求變;難聽就是見風使舵,唯利是圖。今天我們仍在歌頌香港精神,但別忘記香港仔也是世界仔——到市場逆轉、勢色不對,香港人最擅長的不是堅持自我,逆境自強,而是效法王晶,投其所好,搖尾乞憐。

問題來了,王晶變了節,那剩下來的香港仔又怎麼辦?毫無疑問,他面目可憎,乃人民公敵;其作品請明星炒冷飯,挑戰文明下限。稍有要求的觀眾絕對應該自挖雙目,寧死不看。但在杯葛以外,請記住他不過是幌子、小丑,背後象徵的,乃電影市場的轉向、香港文化的危機。

老問題:然後怎樣?

又回到老掉牙的「怎麼辦」時間。流行文化試過捨身取義,但本質仍是一門生意。面對比香港龐大25倍的中國市場,不願配合國情的電影人該怎樣減省成本,開拓市場,同時堅持質素?不捨港味式微的真香港仔,又要如何做,才能合力建造一個穩健的「香港市場」?思考這些問題,恐怕比監察王晶票房,更有意義。

因為倘若市場不變,一個王晶倒下,還會有千千萬萬個「王晶」,蜂擁而上,取而代之。

Monday, January 25, 2016

我們都愛大毒物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60124

過去兩周,香港流行文化忽然變身箭靶。官媒、左報不約而同,直指港人至愛,萬箭齊發:先有《100毛》及「毛記電視」被《文匯報》狠批「內容低俗」、「離經叛道」,乃「荼毒青少年的大毒物」;後有電影《十年》遭《環球時報》「影評」抨擊「完全荒誕」、「宣揚絕望」,甚至是危害香港社會健康的「思想病毒」。

聽見這些說法,我一方面反胃作嘔,但另一方面又得承認,稱香港流行文化為「大毒物」,也許並非沒有道理。

眾所周知,我是香港流行文化的忠實擁躉,這兩三年,一直落力(在鍵盤上)奔走,當眾在油麻地(果欄)一帶推銷這正在式微的大眾玩意,風雨不改,面不改容。然而,有時推銷得太多,連自己都不禁面紅滴汗。誠然,香港流行文化雖然偶有佳作,有教人歡笑,使人感動,甚至賺人熱淚的本事;但亦經常教人學壞,使人作嘔,有時為了賺人金錢,它更不惜促銷垃圾,麻醉意識,荼毒心靈,做盡十惡不赦的壞事。

這種「流行文化有毒」論,有根有據。譬如說,社會學的文化批判理論一直提醒地球上所有生物,不要對大眾文化跟車太貼,因為普及文化世界不過是資本制度一部分,它前台看似五光十色,炫目迷人,但實質被廣闊無邊的大花紙包裹。撕去包裝後,大家會發現後台原來坐滿商家,擺滿算盤,塞滿支票;創作人腦袋裏擺放的少有「真善美」,多是「大市場」。

左翼論者還認定,流行文化不止是草根人民的集體娛樂,更是以上欺下的意識工具:所以《六點半左右新聞報道》可以壓抑階級意識,荼毒腦袋,令觀眾笑完就算,放棄抗爭;於是《100毛》讀者笑完「腦細」,發泄完情緒,鐵定就會放鬆拳頭,乖乖返工,繼續聽從老細指點(又名「老點」)。從這角度看,流行文化明顯惡貫滿盈。

道德主義者也有話要說。他們深知普及文化非大會堂歌舞劇,從不會將教化眾生、維護道統視為己任;相反,為了討好大眾,貼近平民,它致力集市井、低俗、粗鄙於一身,毫不羞愧,甚至引以為傲。在道德主義者眼中,流行文化永遠是洪水猛獸化身,時而推崇低俗品味,破壞倫理,時而將「老母」、「一戴一露」等危害人類文明的語句掛在口邊,擺明在謀殺細路童真,毒害有為青年。

可是,左報官媒不曾(或不想)理解的是,「大毒物」雖是世間所有普及文化的本性,但放在香港社會,這些毒素卻偶爾會轉化成有益物質——例如「癲狂」。

毛記電視 癲狂重現

癲狂,是香港流行文化神髓所在。電影理論家David Bordwell曾以「盡皆過火、盡是癲狂」來讚譽黃金時代的香港電影,在他看來,港式流行雖然煽情、吵鬧,但敢於破格,情感坦率,因而贏盡歡心。所謂「癲狂」,不單不是貶義,反而更跟「靈活」、「即興」、「山寨」、「創意」一道,盡顯香港文化的獨特優點。可是,後來隨着社會環境轉變,香港文化生產逐漸以制度行先,講究效率,看重市場,靈光不再,癲狂失蹤。

事隔多年,打開毛記電視,癲狂重現。較之流行文化大工廠,它人手不多,地方狹小,怎看也是一間山寨廠。但過去幾個月來,這山寨廠卻使出失蹤多年的港式蠻勁,認真發狂:每時每刻抓住話題,開會拍板,即興動手,度橋扭計,敢玩敢試敢創新,炮製出一件又一件令人爆笑、感動甚至掉下真眼淚的上乘之作。

當然,你可以批評它內容低俗,臉貌醜陋,破壞規矩,離經叛道,顛倒倫理……這通通是事實,但請別忘記,就算如今升上神枱的徐克、黃霑、周星馳,也爆過粗口、講過老母、被罵過「不文」、「粗俗」、「無厘頭」,儼如文明社會大毒瘤。但那又如何?一樣無損地位。毛孩注定不是流行大師,但刺中人心,流露情感,即興踩界的本領,卻處處流露當日普及文化黃金年代的影子。這件「大毒物」,毒得來,有意思。

癲狂以外,流行文化也素來喜歡「嚇唬香港社會」(《環球時報》語)。很抱歉,近期大受注目的《十年》並非唯一例子,九十年代初在港產片大銀幕,陳百祥已說過「再嘈拉你上深圳」(《逃學威龍3之龍過雞年》);周星馳拆穿過大陸領導的貪污失德(《國產零零漆》),連鄭裕玲也喊過「一國兩制完喇!基本法完喇!」(《表姐,你好嘢》)……顯然,危言聳聽、宣揚絕望,向來都是香港電影的拿手好戲。

沒有創作人天生喜歡掐死觀眾,我們要問的反而是﹕流行文化何時會指嚇蒼生?明眼人都知道這跟社會環境密切相關。九十年代港產片之所以屢屢出現大陸笑話,全因當時香港身陷切切實實的回歸恐慌;今天《十年》賣座,同因大家害怕核心價值名存實亡。愛國人士(如梁美芬)眼中「完全荒誕」的失實寓言,在香港人眼中,根本是「隨時成真」的現實預言。

換句話說,我們既可將流行文化視為一枝粗針筒,將創作人的邪惡意念,強行灌進觀眾腦袋,但同樣可把它看成一面大鏡子,將周遭氛圍、集體心跳、百姓表情全數吸收,然後逐一反映在大銀幕之上。單純將之視為「我講乜你信乜」的「思想毒藥」,不是高估幕後、看扁觀眾,就是旨在抹黑,別有用心。

香港流行文化從不是聖人

別低估從不單純的香港觀眾。經過多年操練,大家老早撕開「受眾」標籤,學懂鑑言察色,分辨「思想毒藥」。毫無根據的恫嚇、並無對象的惡搞,根本難以挑動百姓心情。試想一下,倘若社會無風無浪,你認為沒有大明星主演的《十年》會場場爆滿?若非北方洪流逐點南下,香港人又怎會相信五個導演提供的「自我恐嚇」?一切都如周星馳於《蘇乞兒》片末所言,「丐幫有多少弟子,乃由皇上決定」;政治寓言對大眾的感染力,同樣取決於當權者手中——當然,他們也許根本毫不在乎。

香港流行文化從來不是聖人。它不單背插萬箭,滿臉鬍鬚,更加本性癲狂,動輒唬人。但在環境惡劣,絕望無力的時候,我們最需要的,可能不是高高在上、俯瞰眾生的天使,而是情感直率、與你我同呼同吸的讀物——又或毒物。

Friday, January 15, 2016

毛記狂潮(下):流行文化的世界變了嗎?

星期一晚在伊館看《毛記電視分獎典禮》,我的座位碰巧在一眾報章、雜誌攝影師旁邊,全晚看著他們在通道上跑來跑去,舉起相機,影個不停,感覺十分有趣。

有趣,因為心裡在想:假如我是傳統媒體的攝影師,身處這個所謂的頒獎典禮,應該如何是好?當晚到場的大眾明星不多 — 徐小鳳現身,當然要影;何韻詩、王宗堯,甚至河國榮,名氣或有高低,但總算是大眾認識的公眾人物,亦肯定要影。

那毛記的自家藝員(或「偽員」)呢?盤菜瑩子和利君牙外表標緻,按快門這決定,不難做;但什麼「專家 Dickson」、東方昇、安不尊、崔健芒……個個奇貌不揚,大眾又不熟悉,影完老總也不會登吧。唔駛影啦……如果我是他們的話,肯肯定這樣想。

但最矛盾的地方是 — 全晚獲得觀眾最響亮歡呼聲的,偏偏就是這個毒男模樣的 Dickson;分獎典禮開騷前十分鐘,伊館某角落已經傳來觀眾大呼小叫,原因不是彭浩翔或王維基入場,而是東方昇路過看台,跟粉絲玩自拍;在不少現場觀眾眼中,盤菜瑩子、黃慘盈是比藝人更藝人的「藝人」。

你說,怎麼辦?

一切彷彿都變了。從前,香港流行文化的世界,一律視「大」為標準,具有主宰地位的大台、大公司、大明星,加起來,就是這個世界的全部。遠離大台的,就是不入流;被大公司放棄的,即是半紅不黑;當不成大明星的,唯有轉做綠葉,拱照中間那朵牡丹。

但毛記分獎禮所標誌的 — 「網絡」、「細台」、「素人」 — 卻正好完全相反。

「什麼才是真實而恆久?或者我一直會保存着這份『無大無細』,因為現代的薪火相傳要良性互動,有時候經驗捉在手裏,分分鐘會化為『老餅』,反而與時並進,才能歷久常新。」

前商台高層俞琤台上一番話,彷彿成了這現象的最佳註腳。

香港流行文化的世界,真的變了嗎?

*   *   *

網絡的勝利

毫無疑問,毛記分獎典禮的成功,對整個網絡世界而言,是一場勝仗。

可以想像,不太熟悉網絡文化的年長一輩,這兩年天從報章、雜誌讀到這場騷的報道,鐵定抓破頭皮,大惑不解。

「這真是一個頒獎禮嗎?方健儀不是女主播嗎?怎樣走去了唱歌,還得到女歌手獎?容祖兒呢?怎麼會無獎?」分獎禮翌日,我在茶餐廳偷聽師奶們進行以上對話。

很明顯,「他們」和「我們」之間,隔著非常巨大的一條縫隙。

這未必單純是世代或年齡的隙縫,而是媒體習慣差異引伸出來的結果 — 「我不上網(或者不玩 facebook),怎麼可能看到你這間「毛牌」電視台?」你絕對可以想像到他們的反應。不過,這道縫隙的出現,年輕一代注定興奮莫名 — 正如早前劉慧卿不明白何謂「直播打機」,大家立即從心底裡爆發出來的,恥笑聲。

就像,這是屬於後來者的一場勝利。

或許大家輸得太多次了。網絡文化其實已經盛行了很多年,甚至如海浪般,不知翻過了幾多次(例如現在已無乜人講『是咁的』)。然而,這種文化放諸主流世界,卻一直被壓抑、克制、甚至攻撃 — 沒有人覺得網絡潮文或潮語,能登大雅之堂;很多成年人、有權力的社會人士,更認定網絡文化就等同「玩玩吓」、「唔認真」,就算是肯定它的娛樂功用,也不忘補上一句「賺到錢咩」,如果不,「那即是廢青的娛樂啦!」

正如大家看《網絡挑機》時,李力持、王晶、陳百祥看待「網絡紅人」的態度。「如果你想搞創作,應該入 TVB 由低做起,大把你學!」李力持和王晶異口同聲,彷彿要發揮創意,一定要進入既有的文化生產制度。

因為他們都是這樣走過來的。

誰是大眾?

面對由主流世界劃定的規則,老早浸淫於網絡文化,甚至視網絡世界為主要(精神)食糧的那班人(他們通常被統稱「網民」),時而挫折,時而氣憤 — 有乜理由在既有文化制度下生產的,才是創作?高登音樂台的惡搞不算嗎?有乜理由娛樂版、潮流雜誌的封面,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個大明星?難道網絡紅人沒有市場嗎?

昔日的香港流行文化崇尚「大」的法則:與大公司、大平台、大明星扯上關係的,才能進入主流的圈子、大眾的世界。其餘的(例如所有與網絡相關的人、事、物),很抱歉,只會被定義為「小眾」,不入流,然後就被排除於外 — 「你咪繼續做網絡紅人囉,主流世界唔啱你玩。」

可是,究竟何謂大眾?何謂小眾?以前的世界,界線清晰,黑白比較分明。但隨著時間推移,網絡興起,這條界線日漸模糊。

2013 年《100毛》的誕生,對傳統的流行文化世界,其實是一次挑戰(甚或警號) — 封面人物可以不是張家輝、古天樂、劉青雲,而是阿 Bob、劉江、林雪?翻開裡面,竟然不是正經八斗的人物訪問,而是將網絡話題、潮文潮語實體化?

天呀,這是什麼玩法?

不過縱有此例,當時香港流行文化的主流世界,卻繼續圍繞著大家熟悉的大台(無綫、商台等)、大明星(雖則所餘無幾)而轉動。給流行文化設定 agenda 的功能,仍牢牢掌控在傳統媒介之手。

當然,你又很難怪傳統媒介和文化機構的話事人會做出這樣的決定 — 大佬,他們跟網絡世界,根本就有道難以逾越的縫隙。不是說他們不懂上網,但「平日會上網」和「終日浸在網絡文化裡生活」,絕對是兩回事。就算中下層的員工早有覺悟,但要左右高層們的決定,仍有難度。

因此,很自然地,主流媒介開始遠離部分觀眾的視線。取而代之的,是能夠將大家當下關注、討論的話題、人物進行整合、盤點的網絡媒介。「毛記電視」的運作正是標誌 — 最近網絡流行什麼,我就講/玩/笑什麼。

流行文化的玩法,在變

面對傳統媒體的不濟,毛記擺明車馬,衝著這班「老人家」而來,大肆追撃,瘋狂追打:於節目形式上,它戲謔無記(由《犬時代》到《星期三港案》);在節目內容上,它(永恆地)嘲笑亞視。與傳統媒體對著幹的取態,相當明顯:你傳統媒介不思進取嘛?我就諷刺你、取笑你,甚至挪用你的方式,照著你的玩法,但做得比你更好、更受歡迎,吹咩?

譬如很多人都因《星期三港案》對毛記另眼相看,說它比傳統的新聞時事節目更好看,更動人。

「毛記電視分獎典禮」引來哄動,正標誌著網絡媒介、網絡文化,以至整個網絡世界的一次全面大勝,甚至如陳心遙在《信報》寫,「每一個給這個娛樂騷的Like和Share,其實都是狠狠摑在『主流媒體』面上的巴掌。」

你以為網絡世界沒有市場,賺不到錢?偏偏「毛記」找到贊助,封蝕本門,甚至像做出了徐緣口中的「marketing 奇蹟」;你以為網絡文化以娛樂行先,只懂風花雪月?「繁忙兒童合唱團」親身示範原來娛樂騷也可道盡香港社會哀歌,教你笑出有淚;你以為「毛記電視」主力戲謔,無聊之至?這場騷又證明了一個事實:原來你用最認真的態度做最無聊的事,大家是懂得欣賞的。香港(部分)觀眾並未失明。

完騷後,方健儀一段分享更反映了毛記如何認真地無聊 — 方在綵排時唱完《婚姻背後》,自覺完美,怎知台下林日曦黑著臉,指正她最後一句的停頓位不對。方健儀心想:「駛唔駛咁認真?」怎知唱完第二次,林日曦仍舊不滿意,結果跟方一同翻看徐小鳳的原唱版本,尋求改進。

「就算玩,我們一直都在認真玩。而且今次,我們是『真.認真』。」就如分獎禮的場刊所寫一樣。

觀眾在變

屬於香港流行文化的新時代,經已來臨。除了「新.媒介」,「新.觀眾」亦跟以往那一班明顯有別:他們社會意識濃厚,毫不討厭政治;他們擅玩媒體,主動出撃,不再呆坐沙發,等你施捨養分。

更更更重要是,他們不再是純粹小眾 — 或許人數上他們仍不及安坐梳化的主流媒體觀眾,但這班人的口味、焦點,以至他們喜歡的明星,主流世界再不能輕言忽視。

流行文化是一門大生意,再硬頸的話事人都要看市場的面色做人。網絡洪流來勢洶洶,觀眾變,即是市場變,流行文化的生產、決策於是不能不變。

藝人也變

就連「藝人」的定義都不同了。

以往流行文化世界裡,有一種生物,名叫「明星」。明星的出現,從非偶然:一方面他們本身身懷絕技,在年月的砥礪裡(如梅豔芳自小在荔園唱歌),練就出一套無可匹敵的技藝;但空懷絕技亦不足夠,要成為流行文化的明星,還須大媒介、大公司出力配合,上電台派歌,去《勁歌》獻唱,年尾橫掃獎項……大家七手八腳,炮製出大眾面前一顆又一顆耀眼明星。

眾所周知,後來世界變了。各大頒獎禮仍在,但香港流行文化開始再生產不出昔日的大眾明星。反而,在新媒體、網絡文化的大行其道之下,一些新晉流行 icon 開始冒起。

嚴格來說,他們當中不少奇貌不揚,毫無星味,怎計也不是「明星」。偏偏,在相應的觀眾圈子裡(你阿媽唔識盤菜瑩子是很正常的),這些 icon 的曝光率卻是奇高 — 甚至比傳統的流行明星更加火紅。

香港流行文化的勢力版圖,從此洗了牌。在主流世界眼中,吳業坤只是一個諧星歌手,但在網絡世界,他卻人氣高企。你是傳統媒介的話事人,如何是好?盤菜瑩子肯定不為眾多家庭觀眾熟悉,但她的落淚畫面,卻教大批網民一同動心,又怎麼辦?

去慣頒獎典禮的攝影師,怎麼辦?

*

大台被撼動

甚至乎,連看似穩如泰山的大台,地位也開始受到挑戰。昔日的香港流行世界,「大台」就是一切 — 叱咤 903 熱播的歌,就是 hit 歌;TVB 熱捧的藝人,就是紅星。這些流行大台茲事體大,架構繁複,但它們生產的作品,以至其地位,多年來卻一直廣為大眾接納、推崇。

這就是大台的地位。

步入網絡年代,世界又變了。大台仍然大,接觸的觀眾仍然多,但在此以外,又出現了無數規模較小的群落圈子(毛記是其一),吸納不少已經對大台生厭的觀眾。這些圈子有的無甚威脅(在傳統媒介眼中),有的卻持續膨脹,繼續擴張,甚至彷彿會挑戰大台的地位。

舉例說,我記得以前每年年底,很多人(特別是自命走在流行尖端的人)總在忙於「撲」叱咤飛。而過往的叱咤台上們,DJ 們也總不厭其煩,一臉自豪地重複笑話:叱咤,真係好難撲飛。

但今年,奇怪的事情發生了。一票難求的,不再是叱咤飛,而是秒速售罄的「毛記電視分獎典禮」。

香港流行文化的走向,似乎由「大台」轉到旨在「反大台」的「細台」(如「毛記」)。

俞琤的現身更是標誌中的標誌。以往多年,她任職商台期間,準會出職叱咤頒獎禮,並在頒發「我最喜愛」大獎時,提著咪,講幾句發人深省的說話。今年,她退出商台,缺席叱咤,卻現身「毛記」,更在台上講明:「有經驗捉在手裏,分分鐘會化為『老餅』,反而與時並進,才能歷久常新。」這番說話,看似在對年輕人說,但一眾主流媒體高層聽見,怎不百般滋味在心頭?

像朱順慈所說,在毛記身上發生的,根本就是一個大衛對抗巨人歌利亞的勵志故事。不少毛記支持者甚至已在期待將來:

由大衛取代歌利亞的地位,似乎指日可待。

觀眾在變,市場在變,明星在變,媒介在變,大台將倒……凡此種種,怎麼不令人期待,一個流行文化新世界,即將來臨?

*   *   *

有變,也有不變

早說了,請勿誤會了流行文化,更毋須早下結論。因當下香港流行文化的世界,有變,但其實也有不變。

就以大台為例。沒錯,毛記表面上以「反大台」為號召,但實情它在玩一個頗為曖昧的互動遊戲:一方面它對傳統媒介的戲謔與批評,絕不留手;但另一方面它不是不知道年輕一代對大台的感情其實相當複雜 — 大家沒錯好討厭 CCTVB 的膠劇,但確實又喝無記奶水長大。對於河國榮,大家始終是有感情。

於是,毛記化身藤蔓,吸收大台養分,挪用無綫的節目(《勁歌金曲》)、聲音(韋家晴)、藝員(如Joe Junior、劉江、方健儀)、風褸,強行插入社會議題,進行二次創作……關於這現象,朱順慈文章已詳細地羅列眾多例子,在此不贅。

如此看來,毛記鬥無記當然十足十「大衛決戰歌利亞」的精彩戲碼,但說到底,大衛心裡其實絕不希望歌利亞倒下,由自己取而代之 — 反而恨不得他千秋萬世,同時出醜人前,讓他得以在江東父老面前,繼續表演。

沒有大台曾經輝煌的創作,根本就沒有毛記出色的二次創作。創意失去基礎,要玩把戲,難上加難。

毛記與大台的關係,其實不如我們所想那般簡單和絕對。

與商台的關係亦然。《100毛》的三個創辦人,林日曦、陳強、阿BU,全部出身自商台。他們的創作技藝、工作模式,以至價值觀,不少都是在商台工作期間練成。沒有商台,究竟三子會不會創作出《黑紙》、《100毛》,以至今天的毛記電視?恐怕未必。

因此,俞琤亮相分獎典禮,與其說是毛記(或新媒體)對撼叱咤的一次勝利,倒不如說,是一種繼承。很明顯,在流行文化的世界裡,大台依然有它的價值和功用。單純以毛記的突圍而出,就認定流行大台節節敗退,甚至毫無意義,這並不公道。

我們不必急於宣布新媒體已經佔領了舊世界。

*   *   *

毛記再造流行輝煌?

分獎典禮牽起全城熱話,香港流行文化許久沒有如此熱鬧過。於是,又有很多人暗暗期待,毛記的興起會為流行文化的世界重新注入活水,令近年陷入低谷的它,回復生氣。

眾所周知,香港流行文化曾經輝煌。現在大家鄙視的無綫,曾經炮製出不少大學教授與販夫走卒攜手叫好的經典;如今死氣沉沉的流行樂壇,不知生產過幾多港人耳熟能唱的(真.)流行歌曲。

毛記的成功,其實正正是拜港式流行昔日輝煌所賜 — 要不是《愛是永恆》如此經典,大家對《亞視永恆》的印象不會深到入骨;要不是無綫成功製造幾代人的集體記憶,毛記戲謔無綫節目的方式亦不會引起眾人共鳴。二次創作的確很精彩,但若沒有精彩的原創,再厲害的改詞也暗淡無光。

所以,對毛記引領香港流行文化將來的期望,其實有點不切實際。以他們現在的玩法,充其量能令大家回想昔日流行文化的輝煌,或為以往作品賦予全新意義;但旨意它創作一個新的流行世界,並不可行。

舉例說,分獎典禮當晚,台上歌手一共表演了 15 首歌,當中有 11 首,原曲都是十年前的作品(例外只有《越難越愛》、《羅生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Sugar Baby》)。

可以想像得到,假若以後香港的流行文化不再流行,亦再製造不了共同話題,就算沒有網絡廿三條,毛記的二次創作亦只會舉步維艱 — 除非它再改變玩法。

因此很明顯,此刻的毛記,絕對不是香港流行文化的救星。

而坦白講,大家若有此期望,對它不公平之之餘,也太天真。

*   *   *

世界變,毛記又會點?

老實說,我很喜歡毛記電視的二次創作,試過看到落淚,試過笑到翻肚,但夜深人靜的時候,偶爾也會想,他們能夠玩到幾時呢?

當然,香港流行文化曾經輝煌 — 而且非常輝煌。可以用作二次創作的作品,其實相當多。從生產角度看來,只要毛毛們腦汁永不乾涸,毛記這套玩法,要持續其實唔難。如萬千「毛孩」所願,下一屆「分獎典禮」移師紅館舉行,指日可待。

但屆時觀眾口味會不會變?我不能不懷疑。

利申:我曾經是《黑紙》的擁躉。2010 年 1 月,我買了以「一張白紙寫滿字」為宣傳口號的第一期《黑紙》,十分欣賞。此後兩年,每期《黑紙》,我全部買齊。後來呢?現在,除非要在便利店提取現金,基本上很少再買了。雖然他們堅持繼續出版。

我也曾經是《100毛》的粉絲。開首的三十期,我全部跟貼,期期買齊。現在呢?也很久沒買了。老實說,睇多幾本已覺膩。

我相信,貪新忘舊的絕不止我一人,反而這是新時代觀眾的特色。資訊爆炸,大家的口味反覆在變。今天覺得好笑的,多看幾次,都會生厭。老細再衰再賤,兵仔再傻再痴,港女再串再傻,講多幾次,觀眾也逐漸麻木。

因此,毛記不是沒有隱憂 — 《勁曲金曲》再玩多五十集,就算社會繼續荒謬(甚至變本加厲),但觀眾會不會已經厭倦?無人能保證,連觀眾自己也不能。

在新的世界裡,文化產品的遊戲可以玩得很快,但反過來說,也可以很快玩完。要駕馭這個新世界,創作人觸覺要敏銳,創作要大膽,方可不斷翻身,推陳出新,緊貼潮流,以不同作品,換取觀眾的一致共鳴。

這方面,我對毛毛們頗有信心。他們有往績支持:《黑紙》之後,他們出版《100毛》,成功了;《100毛》之後,他們又做了毛記電視,再度成功。

秒針每刻在轉,時代每日在變,他們會怎樣變陣?難題恐怕才剛開始。

同樣地,流行文化世界當然正在改變,但毛記的地位是否有如萬里長城永不倒?同樣未必。

*   *   *

變幻會,永遠都存在

星期一晚,網上世界為毛記分獎典禮而震動翻轉。相關新聞教人眼花繚亂,甚至帶來一種「香港流行文化未來,已是毛記天下」的感覺。

但其實,一日也嫌長,未來很遙遠。

說一個故事。

有朋友任中學教師,分獎典禮翌日她興高采烈,打算用這場娛樂大騷切入,播《香港地》(新版),講解身分認同。怎知一問之下,全班中四學生(00 後),只得一人有睇。何解?

學生們說,這根本不好笑。

怎可能不好笑?我和大家一樣頭痕。但代入一班 2000 年後出生的學生,這不足為怪:你說這些是二次創作?Sorry,我連一次創作都未聽熟,甚至未聽過。再重申,當晚 15 首歌,只有 4 首是近十年的作品。毛記乘著香港流行文化的輝煌年代而來,但後生仔不曾置身那道輝煌,對於毛記,自然缺乏感覺。

你或者又會好奇,facebook 不是洗版嗎?如此奇景,或多或少會觸發一點好奇心吧。

很抱歉,很多廿歲以下的年輕人會告訴你,他們老早離棄了 facebook,改投 IG 的懷抱了。

請不用驚訝。世界從來變得很快,踏入網絡時代,觀眾口味流動的速度,以及媒體習慣改變的頻率,也只會愈來愈快。

早說了,流行文化本來就由一個又一個的浪組成,浪奔浪流,那刻大家付出的掌聲、眼淚和感情,全部千真萬確、童叟無欺;但世間事淘盡了之後,又有什麼是真實而恆久呢?值得你我一同深思。

亞視不是永恆,毛記不會永恆,變幻才是永恆。

這是羅文的歌聲,也是流行文化的本質。

Wednesday, January 13, 2016

毛記狂潮(上):香港流行文化是雙面刃

昨天晚上,在(真.)伊館看毛記電視分獎典禮。散場時,順著人潮離開,滿腦思緒,不知從何說起。

我喜歡香港流行文化,也相信,每一個喜歡香港流行文化的人,人生都做過一些錯事,令他事後面紅,甚至悔不當初。舉例說,有人喜歡過成龍的大鼻,甚至認為他打功夫「幾有型」;有人愛過 TVB,甚至認為無記劇集「世上最好看」;有人曾跟阿叻滴血相認,甚至入過紅館,看這個歌不精舞不勁的藝人,親身示範《我至叻》。

我相信,那一刻大家付出的掌聲、眼淚和感情,全部都千真萬確、童叟無欺。然而流行文化本來就由一個又一個的浪組成:隨著時間一過,明星會變「流」,媒介會變「行」,觀眾的口味也在變。

所以,如果我們真心要理解流行文化,單純執著於「嘩佢好精彩」、「妖佢勁垃圾」等形式的評論,意義未必太大。

反而,站後一點,揉揉眼睛,看看時代、社會、架構等細節,查看意識、身分、符號等關鍵詞,或許會發現另一個世界。

利申,我不是聖人,我也做過錯事。兩年多之前,即《100毛》創刊四個月後,我在網上寫了一篇萬字文(跟萬綺雯無關),標題大言不慚,聲言「《100毛》就是這年代的《號外》」。

文章見街後,有路人甲撰文「盛讚」我雙目失明,竟然無視《號外》是香港文化經典的事實;又有知識分子狠批:「真荒謬,把《100毛》看得那麼高!」又據說,無論《100毛》的腦細,抑或資深的《號外》人,讀過該文之後,都出現同一系列反應:要不口吐白沫,要不口吐髒話。

將這段歷史寫出來,不僅為了自嘲。我想說的是,流行文化產品和現象引來兩極反應,其實是常態。正如最初的《100毛》,有些失明人士會認為它反映時代,貼近大眾,值得研究;但也有些知識分子眼望經典,口吐白泡,完全不當它是一回事。

「毛記電視分獎典禮」之後,兩極反應迅即浮上檯面,漫延網上:這邊廂,為數極多的香港人深深著迷,全程為小鳳姐而興奮,為 Dickson 而不值,為劉小華而握拳,為河國榮而感動,完場後不願散去,繼續仰天高呼(「多謝毛記」、「多謝Shell」、「多謝香港」),撰寫文章(「喜歡看毛記的才是真香港人」),甚至眼泛淚光(如任建峰、陳淑莊)。

但另一邊廂,亦愈來愈多人對全城瘋癲的現象,極其不解:「唔明有咩好睇!」以為他們只是上了年紀、少上網的一群(如陳百祥)?可不是。這連串反響,不少出自有識之士的口,提出的疑問很多更很有見地:「對《香港地》無感覺,就唔係『真.香港人』?」「唔撐毛記,就係唔撐香港?」「有乜理由會嗌得出『多謝Shell』?」「咪又係抽水!笑完,社會有改變到嗎?」

如果你期望,讀完這篇文章,會對增強「嘩!毛記真係好精彩」或「妖!毛記真係勁垃圾」的理據有任何幫助的話,恐怕要失望了。

但如果你想站後一點,揉揉眼睛,重新翻閱時代、社會、架構等細節,查看意識、身分、符號等關鍵詞,然後理解流行文化的世界。

這就是了。

*

流行文化作為娛樂

對一般香港大眾來說,流行文化的最大功用,從來都是娛樂。

三、四十年前,這種娛樂方式相對理所當然。打工仔們「日頭猛做」、「做到隻積咁嘅樣」,放工回家就在小箱子前「到依家輕鬆一下」。當年的屋邨居民會有以下共同回憶:每逢劇集大結局、慈善大騷,家家戶戶的電視機,都在播放同一畫面,於是同一條音軌傳遍整條屋邨,彷彿全世界都在看同一部電視。這是一代人的集體經歷。

聽起來,好像是遠古的事了。因為眾所周知,後來世界變了。如今走在屋邨裡,很難才聽到統一的電視聲,原因除了大家已重視私隱,懂得關門,更因為大眾媒介不若以往強勢。過去幾年,生產流行文化的大眾媒介很少再有能力為香港大眾,製造集體的經歷,以至共同話題。

箇中原因有的顯然出於政治因素(詳情請向一男子查詢),也有的源於媒介本身的不思進取(如無綫電視、叱咤903)。但無論如何,客觀效果是:大家不再以香港流行文化作為娛樂方式。

對此,年輕一代恐怕感受最深。

但昨晚,情況明顯有異。分獎典禮未開始,不少人已經約定三五知己,或留在家中,或外出社區,自備花生,收看直播。為何要約好一起看?就像當年屋邨居民一樣,大夥兒同呼同吸,欣賞同一媒介,討論同一話題,一齊笑,一齊喊,這集體感覺無可比擬。

當然,「集體」也不是重點,「娛樂」才是。

在伊館看騷期間,我發現旁邊不少觀眾身體似乎有點毛病:全晚面部肌肉不停抽搐,笑過不停,病情更嚴重那幾個,連雙腿肌肉也有事,每聽見笑話(就算不好笑),就連番踹足,噗噗噗噗噗,幾乎踩爛看台。

我不是醫師,但從這些癥狀看來,香港人對「娛樂」(尤其是本地娛樂)的渴求,已經達至瘋癲的程度。崔健芒和東方昇的無聊笑話,能令大家捧腹大笑,這不出奇;但就連不知播過幾多次的「林海峰 x Dickson x Gatsby」廣告短片,也可令現場觀眾全神貫注,甚至一同歡呼、大笑、反肚 — 這是極其黐線的事。

羅馬不是一日建成,黐線也不是一晚練成。

毛記分獎禮受歡迎,因為過去大半年,不少人早已視「看毛記」為日常生活的娛樂方式。我認識不少朋友,無論廢青(現正失業)抑或傑青(年薪近百萬),都對這毛牌電視台情有獨鍾,箇中原因未必跟政治、身分有太大關連;反而基於更基本的需要:「大佬,笑吓啫。」又換句話說,想娛樂罷了。

別將香港人想得太完美,很多人只求三餐溫飽以外,有點娛樂。

偏偏近年香港流行文化版圖,所能提供的「娛樂」,從不夠皮。放眼傳統流行大台 — 無綫,仲有睇?亞視,未執咩?在傳統媒介以外,許多人選擇遠離客廳,另起爐灶,面向電腦(或手機),看著小螢幕裡的「六點半左右新聞」,卡卡卡卡,笑個不停。之前有論者將「毛記」稱為「這代人的歡樂今宵」,我十分同意。

上一代觀眾,無人不懂唱《歡樂今宵》的主題曲和晚安歌;如今每日盯著毛記電視的一班人,《亞視永恆》的前奏響起,大家感覺就來,不看螢幕,也懂合唱。

本來大家只是各自對著自己的屏幕,看網絡版《歡樂今宵》。但到昨天,東方昇、盤菜瑩子,以及大家鍾情已久的網絡娛樂文化,一夜之間實體化、主流化、大台化。大家感覺自然震撼 — 有入場的都會同意,昨晚的觀眾接近瘋狂。

當然你絕對可以批評說:過了那麼多年,甚至橫越世代,原來香港觀眾都無甚長進。無論是四十年前的《歡樂今宵》、《鬼馬雙星》,抑或今天的「毛記電視」,大家喜歡的,原來都是一些容易入口、旨在搞笑(甚至被視為惡俗的)作品。

但不能否認,這就是流行文化的一種面向。你可以不理解,你可以不喜歡,你可以覺得不好看,但又不得不承認這種軟性武器的威力,十分強大:上一秒可以令你歡笑,下一秒足以教我垂淚。這就是流行文化。

因此,昨晚的毛記電視分獎典禮能教全城洶湧,是累積多時的結果,不是事出偶然的爆發。

*  *  *

流行文化作為身分

昨晚在伊館,人人愛自拍。

開場前,大家在暗淡的燈光下,勉強自拍;騷完了,人人仍不願走,繼續聚在「第一屆毛記電視分獎典禮」的背景前,捧起紙製獎座(即場刊),影影影影影過不停。

影完了,當然就要做下一個動作:馬上上載,在網上向全世界宣告:「我有去睇毛記!」自豪過陳豪。

某程度上,毛記(及100毛)很成功地營造出一種身分認同:喜歡毛記的人,大多很 proud of 自己「毛孩」的身分,甚至(神奇地)自發地努力替毛記宣傳(例如「多謝Shell!」)誇張講句,這小圈子其實都幾似邪教。

不過,假如毛記只是一個小圈子,而「毛孩」亦只是一個小圈子身分的話,那麼照道理,它製造不了全城熱話 — 小圈子,畢竟大極有個譜。

但如果它能夠牽動一個「大圈子」— 例如「香港人」— 的情感。情況就不同了。

這是流行文化的強項。在提供娛樂以外,它還能訴說故事,挑動意識,甚至建立身分。

不信?請看看大家對河國榮與 MC 仁合唱新版《香港地》的反應。網上許多人(包括任建峰和陳淑莊)都說,本來帶著「我要笑死」的期望來看騷,但看到這部分,竟不自覺地流下眼淚。

「因為我是香港人。」大家爭相說。

香港流行文化與身分認同,有段前世的關係。四十年前,當香港人還未成為「香港人」時,流行文化曾經意外催生集體意識,盛載身分認同。大家看《獅子山下》身同感受,認同作為香港人「總算是歡笑多於欷歔」;然後看《網中人》,大家又為「不是香港人」的阿燦咬牙切齒。

社會學家梁款說,當年港英政府避重就輕,不談政治;知識分子要不心繫祖國,要不關心小販;結果,由流行文化誤打誤撞地承接任務,擔任了第一波本土意識的代母。

然後世界又變了。九十年代開始,香港社會開始政治化,不同派系爭相認做「本土意識」的父母;知識分子亦冒出頭來,翻歷史,講本土。於是,身分認同的建構過程,不再在漸走下坡的流行文化手上發生,而在一系列的政治社會事件中慢慢發酵。

近年,明眼人都看出香港身分認同冒起頭來,偏偏這身分又受到很大的擠壓:愈來愈多人認同自己是香港人,但也愈來愈多人認定,香港人這個身分正在北方洪流的衝撃下,逐漸衰亡。這種對於身分的憂慮以至鬱結,廣泛在社會流傳。大家都希望在文化和媒體的層面,有人會為「香港人」這個終將逝去的身分發點聲音,說點公道話。

但傳統媒介礙於市場及政治考慮,不敢玩這個遊戲,就算玩,也玩得寧舍曖昧(詳情請見近年打著「本土」旗號的港產片);《100毛》沒有包袱,因此看準機會,順著潮流,貼近平民,由頭幾期雜誌(第八期)已經開始鼓動這種「強國人—香港人」身分對立。到了「毛記電視」啟播,更加熱衷介入連串社會事件(如港鐵水貨客),時而直接抽撃,時而曲線諷刺……總之矢志為香港人抱打不平,訴盡這個年頭作為香港人的快樂(雖然寥寥可數)與悲哀(例子比比皆是)。



昨晚分獎禮的尾聲,毛記更進一步去挑動這種香港意識:

有人會屙到黃金片地 搞到有陣黃金味
係真香港人 當然會識英雄輝
係真香港人 可以睇埋同一篇潮文
你一崇拜馬雲 就表示你係第二種人

大家彷彿跟「肯講身分認同的香港流行文化」久別重逢,內心自然翻滾。

不過時移世易。以往流行文化建構身分認同的過程,大多屬於誤打誤撞,土法煉鋼,創作人寫劇本的時候,根本不曾想過要以此作為招徠,打鑼打鼓,結果卻無心插柳,催生一道集體意識,成為經典;反觀「毛記」,整個訴說香港身分的過程,其實極度自覺(找河國榮以「真.香港人」身分唱《香港地》簡直是典型之最),它亦充其量反映一些經已存在多時的本土意識,而不是從頭去建構一套身分價值。

大家可以為此興奮,甚至感觸落淚 — 這些都是真眼淚,我敬重。

但大家有沒有需要去將「毛記」提升到一個「代表香港人發聲」、「建構香港身分」的高度?「只有真香港人才懂得欣賞毛記」這類說法又有幾真實?

大家毋須大驚小怪。

*  *  *

流行文化的潛規則

昨晚最令我驚訝的一幕,不是小鳳姐忽爾現身,而是全場觀眾一同大叫:「多謝Shell!」

「有乜理由咁都嗌得出?」我的朋友不停在問。

我也意外。因為香港人對廣告,向來少有好感。電視每播廣告,大家永遠不會坐定,寧願食煙去廁所食生果;YouTube每現廣告,大家的忍耐力往往只有五秒。以往就算電視台會搞「電視廣告頒獎禮」,大家欣賞的也只是當中的創意(或角色)。

香港人眉精眼企,很少對商業掛帥的廣告客戶交心。

但這次不同。大家不單坐定定,看完《幾好相與》的短片,更加「自發」嗌起「多謝Shell」的口號。不用徐緣提醒,我們都知道這是天方夜譚、商業奇蹟。

究竟發生什麼事了?除了觀眾們頭殼壞掉,還有什麼原因能夠解釋這現象?

最表面的解釋是大家認為這品牌識貨。如林日曦和崔健芒所交代,毛記在開騷一直尋找贊助,卻屢屢碰釘。以為要自資搞騷、自負盈虧之際,卻殺出了Shell這個客戶。大家對於能夠欣賞毛記價值的這個品牌,很有好感。

但更深層的原因在後頭。大家知道,流行文化從來不是請客食飯的玩意,表面上它五光十色,娛樂大眾,但撕開花紙,它始終是商業掛帥,市場行先的一門大生意。再無知的香港觀眾都知道,假如沒有廣告,假如沒有市場,再厲害的流行媒介也會像亞視一樣,執笠收場。

偏偏香港流行文化近年正處於這個困境。隨著內地的市場日漸膨脹,整個香港社會全部被逼向北望。身處大公司的藝人(如梁烈唯)、歌手(如G.E.M.),因內地因素使然,乖乖聽話,面朝北方;獨立的單位,前路亦隨著市場北移、客戶眼光自設禁區,而愈來愈難行。

像黃耀明去年說,不單大陸客戶,連香港的品牌都不敢找他工作。毫無疑問,「市場」是香港流行文化面前的大石。

大家心知肚明:假如香港市場再不被重視的話,香港的流行文化也很難再走下去 — 再重申,流行文化不是小玩意,而是大生意。

正因如此,當大家發現香港的市場仍能承托起自家門口的流行文化產品時,表現才如斯興奮。大家表面上在「多謝Shell」,實質在「賣口乖」— 希望讓更多品牌(高層)記住,其實香港仍有市場,其實香港的消費者亦不少。

大家希望的,不過是遠離大台的流行文化新世界,會找到半點生存空間。

當然你會問,Shell 破壞北極罪行滔天,惡貫滿盈,我們喜歡的流行文化可否減少與這種資本家為伍?

請勿痴心錯付。流行文化一方面可以為我們做了很多好事(大眾娛樂、身分意識),但另一方面它也會做很多壞事 — 例如與商家合流。你可以痛斥流行文化鞏固資本制度,但請勿忘記,它本身就是這個制度之下的產物。這可以是毛記的錯,但馬克思和馬古沙都會告訴你,這是流行文化的性質。

毛記只是和天下的流行文化機構一樣,有它商業行先、市場為上的邪惡一面。

*  *  *

流行文化的政治取態

「毛記電視」的社會面向,很大程度源於佔領運動 — 對,你沒有聽錯。某程度上,它可算是一件「傘後組織」。

佔領期間,我掛著記者身分,上了《100毛》於葵涌的新 office(他們愛稱之為「鍍金雙子塔」),跟他們三位員工做訪問。

當時,毛記電視未開張,《100毛》仝人還在埋首做雜誌,以及玩 facebook。以前,他們其實不太懂得玩新媒體,面書上出的 post 全部都是雜誌的內容 — 即是那些港男港女圖表,你總看過的。

及至佔領時期,他們覺得「唔對路」— 因為書的內容,大部分都是消費、娛樂(當時他們比較少談政治,刻意的),可是外面在打仗,你夠膽死繼續大講那些「女神和兵」的故事嗎?《100毛》不敢。

於是這班人很刻意地去「講政治」。《100毛》的封面開始出現對政治人物的戲謔,他們的面書也開始愈來愈主打政治 — 特別是自學聯與政府對話那夜,他們一連出了幾個 post,笑劉江華「寧願一生都不說話」,在網上獲得勁多 like 開始。

如今《100毛》facebook 專頁的 like,已經高達七十萬。

到佔領結束,香港年輕一代繼續喜歡政治,《100毛》以社會議題為主軸的惡搞、二次創作,於是玩得愈來愈多,愈來愈密,也愈來愈大膽。特別在「毛記電視」開張後,他們每星期的改詞「勁曲金曲」,都吸引極多的粉絲。大家都說,毛記為這個年頭的香港人抒了一口悶氣,成功把大家因荒謬世情而產生的無力感,以至淚水,化成嬉笑。大家笑笑笑笑笑,然後心情就好多了。

又如昨晚的分獎典禮,看足全程的話,你的感覺一定會好像看了一輯過去一年的大事回顧。這些瘋狂的創作,為香港人的殘酷現實,提供了一個情緒出口。

很明顯,假如世界不是這樣荒謬,香港膠人膠事膠句不是那麼多,毛記根本不會有足夠素材去炮製節目;觀眾們亦不需要藉此發泄失衡情緒。在風平浪靜的香港,毛記不會有市場。

不過問題又來了。面對一個荒謬的香港,解決方法怎計也不應該是一笑置之,而是持續爭取,起來反抗。於是很多人批評「毛記電視」的所謂幽默,其實反而令大家出了氣,不再為世事憤怒,甚至逐漸變得麻木 — 有得笑,總好過無得笑吖。

我反而在想,大家對流行文化的期望,是否有點過於超乎現實了?發起抗爭,領導社運的責任,究竟應該落在誰身上?當然你會說,香港流行文化精彩之處,就是它關鍵時候可以鼓動人心 — 如 1989 年在跑馬地馬場上演的那場《民主歌聲獻中華》;但除此以外,究竟還有多少例子呢?更何況,用今天的標準,這場騷也不過是大中華左膠式的唱K大會而已,請問有幾偉大?

請勿對流行文化有錯誤期望。

說到底,香港流行文化曾經有其善良、公義的一面(雖則非常偶然),但請大家不要將它視為一個單純的好人。假如它能夠在兼顧到市場,又能打一些擦邊球,暗中落藥,令大眾在獲得娛樂的同時,亦多了一份對社會,對世界的關心。其實,已很不錯。

例子有 RubberBand 新碟裡的《七》— 講的竟然是七警。

當然,反過來說,「毛孩們」也請不要過於天真,以為「毛記電視」沒有邊界,沒有禁區,放肆說話。「打倒共產黨」這類說話,它很難說出口 — 不因為它要恪守中立原則,也不因為它不夠好笑(很可能他們會以此為理由),而是作為一個商業媒介,毛記始終有其考慮。

甚至乎,大家可以想像,今次分獎禮後,假如有「愛國愛港」人士別有用心,藉機攻撃毛記,你覺得這刻跟毛記合作的商業客戶(麥當勞、實惠、Shell)等等,會不會不理風向,無視指令,繼續支持?這終歸是一個商業市場,市場裡有暗湧,有邊界,不得不察。

對於毛記,對於流行文化這頭兩面獸(梁款語),大家可以交上真心,但無須跟車太貼,付託終生。

*  *  *

結語:別忘記是一把雙面刃

讀到這裡,我希望你會發現,其實無論毛記,抑或流行文化,從來都不是鐵板一塊。單純將它捧上天,沒有意思;因為它的局限性而踩落地,亦不公道。

反而它更像一隻兩頭獸、一把雙面刃。有些時候,它做盡好事,令百姓得到娛樂,再思身分,關心社會,貼近政治;也有些時候,它惡貫滿盈,與商家同流合污,鞏固性別定型,隨便亂貼標籤,甚至麻醉世人心智,令大家笑完就算。

人格分裂,其實就是它的本質。

Monday, January 11, 2016

當無力感瀰漫

一個月前,特地去看獨立電影《十年》,其間全身發抖,冷汗狂流。完場後戲院大燈一亮,在場的觀眾們(包括我)竟然一反常態,呆坐原位,渾身乏力,動彈不得。歸家路上,回想戲院裏瀰漫的 那份恐懼與無力,我長呼一口氣,然後慶幸電影名為《十年》(而非《一年》)——世事沒錯愈發荒謬,但如片末銀幕上打出的四個大字所言:為時未晚。

誰知當下即十年。李波「被失蹤」的這個星期,香港隱現一股集體情緒。表面上一切如常:馬照跑、舞照跳、工照返;智力正常的人照舊為吳亮星的頭腦而憤慨、握拳、破口大罵;新舊媒體照舊把荒謬世情包裝成一個又一個瘋狂笑話。新一年連串不如意事擺在眼前,香港百姓與大眾媒體的反應看似一如以往:笑容苦澀,鼻孔冒煙,最後獻上(唔出得街的)四字真言。

但在表面的苦笑與怒氣以外,卻另有一層情緒似在擴散。這幾天,身邊不少朋友像剛看完《十年》的觀眾一樣,狂流冷汗,四肢乏力,然後有的查問護照事宜(「BNO 過期十幾年,仲有無得續?」),有的化身幽默大師(「事先聲明,我張回鄉證一早過期」)。同時,有向來樂觀(例如相信「為時未晚」)的老朋友這幾天連看「毛記」都笑不出;又有擅長棟篤笑的藝人(卓韻芝)收起嬉笑,呢喃「唔知點好」。這個香港,正常得來有點異常。

過去幾年,香港沒有四季,只有多事之秋,每隔幾天,就有人慨嘆「這香港好陌生」,甚至高呼「香港已死」。但這個星期,環顧茶餐廳與討論區,類似說法再不復見。顯然在不少人眼中,深秋已過,寒冬已至,於是大家戒掉慨嘆,索性跳到最終結論——「……」

這種「唔知點好」的情緒,是無力感。

大家反應何以異常?多少因為事件象徵香港價值(第一萬次)被踐踏甚至摧毁。更重要是,跟以往不同,如今危在旦夕的價值,不是民主、法治,而是基本自由。前兩者牽涉社會制度,概念繁複,要向平民百姓解釋民主普選與司法獨立之重要,素來並非易事;但自由呢?就連愛看《刀下留人》的四舅父、六姑姐,亦不願被消失、被囚禁。自由之可貴,一講就明。

香港百姓從來不是善類。幾十年來,無論對手是港英抑或特區政府,不管仇人來自泛民抑或建制,港人的嘴巴、中指均長期活躍,年中無休,大家亦絕少恐懼自己所作所為會換來任何後果。保守的藍絲長輩,更熱中以此告誡年輕一輩:「呢度不知幾好,班人日日鬧政府都無事啦!」「香港地一向無民主,有自由咪得囉!」某程度上,對自由的重視,乃香港百姓的集體共識——甚至跨越政治立場。
免於恐懼的自由悄然逝去

銅鑼灣書店事件反映的,卻是這種免於恐懼的自由已悄然逝去。自由不再,如今剩下來只有恐懼。過去幾天,港人恐懼的對象,不再是未來(或《十年》),而是現在;恐懼的內容,不再是抽象原則(如「公義已死」),而是實實在在的個人安危。李波的先例若開,所有生於斯的香港人(不論是否愛國),再沒人能免疫於恐懼——又有誰能保證自己的立場,永遠符合當權者的心意?

當然,香港人向來被嚇大。這些年來,大家絕對不乏與「恐懼」作戰的經歷,甚至乎,回溯社會歷史,香港百姓的共同恐懼,往往觸發出集體行動——以回歸後為例,因為恐懼廿三條滅聲,五十萬人穿起黑衣,走上街頭;因為恐懼子侄被洗腦,家長校友交叉雙臂,並肩集會;因為恐懼民主永遠不來,年輕人們撐起雨傘,佔領街頭……一直以來,為了對付「恐懼」,香港人付諸大小行動,小至聯署聲明、換頭像表態,大至遊行、示威、佔領、衝擊,從不間斷。

問題是,短暫而單純的恐懼並不可怕,但假若恐懼長期累積,甚或任由大眾做盡一切仍揮之不去,這股集體情緒自會轉化成無力感,在空氣中瀰漫。

近日很受注目的港台節目《我係乜乜乜》前兩集進行過一個經典行為心理學實驗:兩班人各被困於模擬監獄,桌上擺了積木,四周是刺耳的警報聲。第一組人很快發現,只要稍動腦筋,砌砌積木,噪音隨即消除。

於是他們很有衝勁地完成實驗。第二組人呢?實驗設定是,無論他們怎樣努力,警報都不會消失。結果最初他們很努力嘗試,但一次次嘗試落空後,他們逐一放棄,舉手投降。

第二組人身上名為 Learned Helplessness 的心理狀况,正呼應當下瀰漫全港的無力感。過去幾年,每有社會荒謬,有心人都用盡方法,扭轉逆境,阻止沉淪——在網上搞聯署(人人都簽過數十次)、開專頁(「幾十萬人反對乜乜乜」)、換頭像(如「黃絲帶」)、向通訊局投訴,以至在街頭靜坐、遊行,甚至佔領……可以做的,都做了。但旨在「表態」、「發聲」的這一切嘗試,基本上從未成功。

多少次,港人由「希望」變「失望」,再由「重燃希望」變「再次失望」……來來回回,反反覆覆,終於奠定了今天的集體無力感。如今,「香港已死」等吶喊變得蒼白,「我們都是李波」等口號顯得無力,「這是言論自由最黑暗一天」等警告更早成大眾常識。然後,香港人內心的顏色只餘三種:灰、灰、灰。

也於是,就算今天李波「以自己方式」被失蹤何其荒謬,大眾內心又何其恐懼,但香港人已經「無橋」。小部分人盡最後努力,用外語求救,又到領事館示威,以求國際關注;大部分人除了呆坐原位,全身發抖,冷汗狂流,已不知何再做什麼。

然後怎樣?再有遠見的政治學者都沒有答案。然而,心理學研究又警告我們,無力感仍不是盡頭。社會心理學家Robb Willer去年的研究發現一個有違常識的現象,百姓感覺愈無力,竟會愈支持現有的社會制度——即使該制度正是引致大眾集體無力的源頭。「當你不覺得自己能改變現狀的時候,將所有荒謬事情合理化,就成為你唯一可做的事。」Willer如是解釋。
仍信「為時未晚」

換言之,無力感愈來愈大,不問世事的「港豬」只會愈來愈多。今天我們笑阿叻是「港豬」代表,那誰能保證長此下去,自己不會變成「港豬」?我向來樂觀,相信「為時未晚」,但這幾天夜闌人靜時也不禁在想:假如再有「李波」消失,大家討論的恐怕不再是「怎樣續領BNO」,而是「移民哪裏比較好」。移民潮,或將於曾經熱情的年輕一輩間出現。

事到如今,最值得欣賞的大概是那些未被無力感戰勝,繼續不理成效,堅持「做啲嘢」的有心人。沒錯,此刻無論幹什麼根本都不會即時見效,但港式公義從不是必然見效的一條公式,而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一分蠻勁。

無力感繼續瀰漫,我們繼續街上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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