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February 22, 2016

再見周星馳

因為心繫旺角,因為家住新東,近來我和不少香港人一樣,茶飯不思,心緒不寧,啞口無言。置身紛擾世界,喧鬧至死,難免身心俱疲,情緒鬱悶。於是早幾晚獨自走到戲院,(猶豫良久後決定)看周星馳的《美人魚》。

踏出戲院,出乎意料地,心情竟然有點舒暢。

上一次看周星馳(不計年中無休的重溫),是三年前。當時同為新年檔期,《西遊.降魔篇》上畫,我手心冒汗,翹首以待,走入戲院,散場後卻和廣大觀眾一同哀鳴,爭先感嘆:周星馳不再是周星馳,他的作品裏頭,港味不再。

突然三年又過去。這次「周星馳」名字挾美人魚傳說,再現銀幕,縱然在內地創下票房紀錄(24.5 億人民幣),於香港也較王晶賣座得多,但坊間迴響並不算太多。最明顯的現象,是再沒有評論人握緊拳頭,仰天噴血,痛惜「周星星已死」,或慨嘆他不再「香港」——不是因為星仔回歸,而是幾年過去,大家早已習慣星爺遠離本土,邁向中華。簡單一句:他和王晶一樣,都變了。

「變」非純為商業計算

作為星迷, 我知道周星馳的「變」,從不是近年的事。第一次變,在於他不甘無止境地無厘頭,想在搞笑以外,增添哲理,於是拍下忠實星迷一生至愛的《西遊記》、《回魂夜》;第二次轉型,正值港產片無復風光,星爺本人靈感枯乾之時,周星馳既嘗試加重群戲,寫好劇本,說好故事(《喜劇之王》,又開始模糊時地,面向中華(《少林足球》),甚至直奔全球(《功夫》);近幾年,面對內地市場,他第三次轉變,只導不演,着重特技,重寫民間傳奇。

周星馳的變,我不喜歡但能接受。因為跟王晶不同,他作出的變動,從來不是純粹的商業計算、一味逢迎,反之由《功夫》開始,我們知道白髮蒼蒼的星爺,正因應文化工業結構的轉向,在賺盡觀眾一分一毫以外,也矢志將更多自己鍾情的元素(像「如來神掌」)投入作品,同時堅持拍出來的,是一個有信息有質感的動人故事,而非胡亂堆砌明星、販賣回憶的音樂錄像,又或一碟冷飯。

就以新作為例。坦白說,《美人魚》談不上是一齣好電影。好些影評人(如翁子光)批評得沒錯,它品味不高,製作粗糙,美學嚇人,用力過度。散場後旁邊師奶的評語也中肯:頭半部笑位不好笑,甚至是王晶式硬滑稽,而電影對「情」字的拿捏,也如星爺本人以至他多年來執導作品一樣:拉牛上樹,缺乏醞釀,抓不着癢處。從哪個角度看來,《美人魚》的沙石,都比旺角街頭還要更多。

星味香港味老套味

但縱然如此,戲院大燈一亮,我仍然面露微笑——全因在銀幕和周星馳身上,我找到三件久違的物件。

一、星味。許多人說,沒有周星馳演出的周氏作品,沒有味道,我不同意。《美人魚》裏,星爺照舊缺席幕前,但無論戲中對白、笑話、角色( 「如花」般的美人魚),全部熟口熟面,感覺親切。銀幕之上,哪怕是演員們嘴角那點白沫,都時刻喚起大眾的「周星馳記憶」。作為星迷,這種感覺我異常回味。

二、香港味。表面上,《美人魚》與香港毫不相干,甚至乎,電影以普通話收音,香港觀眾完全「唔夾口形」,有種被排除在外的感覺。然而,個半小時的電影裏,屬於香港的符號卻是若隱若現:配樂竟是經典本地電視劇金曲,海底爛船竟有繁體字霓虹燈牌,人魚村裏又竟有鄭少秋唱片。周星馳作品從不高深,我肯定他並非如廖偉棠猜想一樣,打算在暗黑童話注入「五味雜陳的香港隱喻」,也未必聽過盧亭(香港傳說中一種半人半魚的生物),不知道美人魚跟本土民間歷史在遙遙呼應。

改變玩法但未忘本


我更願意相信沈旭暉的說法:在全球化的大勢下,周星馳雖已轉換跑道,改變玩法,卻未忘本。他仍記得自己從何而來,也未遺忘孕育自己成長的香港文化,因此就如當日將「如來神掌」放入《功夫》一樣,他繼續將香港文化碎片,重新包裝,發揚光大。無論有心抑或無意,這種做法,教我欣賞。

三、老套味。眾所周知,流行文化的拿手好戲是娛樂世人,感動眾生。娛樂不難,感動不易——靠的通常是人類最基本的真、善、美。《美人魚》故事老套如過氣童話,承載的也盡是老掉牙的人生哲理,但放諸紛擾世界,這種難得的老套,卻令我有點感動——當然我不介意被罵多愁善感。

它告訴我們:人是邪惡的(人魚懂刺殺;人類會拋磚),又是正義的(但一切都只因被迫至牆角);而要平息干戈,壓制暴力,最好的方法從來不是譴責與刑罰,而是擺上捨己之愛,疏導仇恨。老實說,這些做人道理,以至戲裏的環保主題,其實十分十分老套。然而,倘若有幾千萬人付了錢,入了場以後,在消磨時間、娛樂至死以外,也能對自身生活有幾分反思,甚至有所行動(例如不敢吃八爪魚),本質唯利是圖的流行文化也算是功德無量。

這陣子經常看港台節目《文化樹下》,每當看到黃霑、吳昊、董培新等殿堂級文化巨匠的身影,我都雙眼發光,心情亢奮。但每次節目完畢,始終要面對一個殘酷現實:再盲目喜歡香港普及文化的人,都要承認昔日港式流行瘋魔萬千少女,改良(或敗壞)社會風氣的好日子,經已連同不少文化巨匠的技藝、個性和生命一樣,隨風遠去。

毫無疑問,擺在香港文化面前的,已是截然不同的時代,甚或困境。香港人可以期望的,或許是文化工業用「兩條腿走路」:一方面山寨廠們繼續炮製出像《十年》一樣,成本低微又堅持訴說真話的小品,另一方面早已心繫中華、面向全球的大導演、大明星、大工業們,不要忘本,更不要「王晶化」,努力堅守品質,發揚專業,說好故事,在更大的世界為香港文化搖旗吶喊……讓近年身心俱疲、情緒鬱悶的香港百姓回歸戲院,心情舒暢。

原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0221

Monday, February 08, 2016

王晶作為香港仔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07-02-2016

這幾天,因為王晶,人人變身「票房監察員」,時刻上網,緊盯《賭城風雲3》售票情況。起初,看到座位表一片綠油油,大家認定勝券在握,心情亢奮;兩天過後,座位表逐漸由綠轉紅,監察員雙頰同樣通紅,唯有自挖雙目,集體噴火,仰天長嘯:「港豬始終是港豬!」老實說,我向來色盲,電影座位表是紅是綠,我不太關心。然而,對於是次風波的真正主角——王晶,我自問很有感覺。

是噁心的感覺。這些年來,我和廣大百姓一樣,聽見「王晶」名字,腦裡馬上浮現三點印象。

一、他Cheap。

王晶入行近四十年,合共寫了300個電影劇本、1500小時劇集,但大眾對他的印象,長期停留於三個字:屎、尿、屁。他創作過《網中人》這種連馬傑偉都狂呼心動的經典,亦拍過不少賣弄色情(《赤裸羔羊》),提倡賭博(《賭X》系列),甚至不知所云(《運財智叻星》)的作品。不用明光社提醒,我們都知道這叫「惡俗」,難登大雅之堂。

二、他囂張。

多年來,港人對王晶言論聽怪不怪。他批評過大師(「王家衛的戲都無咩道理啦」),漠視過獎項(「(我)連提名都未試過,幾X型呀」),更時常炫耀自己身世(「20歲成名,22歲買樓,25歲做導演」)。由此可見,近日他還撃網民的言論(「香港票房只有中國的廿五分一」),其實已不算串嘴。

三、他難搞。

王晶曾說自己不愛吵架,但過去多年來跟他纏鬥過(口頭上)的人,卻幾乎比其電影作品更多:李瀚祥、爾冬陞、周星馳、陳百祥、黃秋生、杜汶澤、廣大廢青……難得的是,縱然得罪人多,王晶從不認錯,動輒四圍點火,表演泥漿摔角。很明顯,他是個難以撃倒的對手。

這三點已是港人集體共識,但我更想知道的是——王晶為何惡俗、囂張、難搞?本人不是蘇民峰,不懂睇相,更不相信一句「佢好命」就能解釋一切。所以這幾天,努力重溫舊碟,拜讀專訪,甚至強忍眼痛,閱讀一本名為《少年王晶闖江湖》的驚世傳記,結果除了額角冒汗,還意外發現一個香港仔的誕生。

一個王晶的誕生

王晶生於戰後嬰兒潮,是典型香港仔,父親雖然是名導演王天林,但因為家裡人太多,所以家境不算太好。尤其在1970年國泰公司停止拍片後,王天林被迫四處闖蕩,本來擅拍文藝題材的他,連俗套的片子都要接拍。王晶的童年亦受影響,基本需要沒大問題,但同學相約打保齡,他為省錢唯有在家中看書。王晶的故事,跟同代香港人相去不遠。

王晶深受父親影響。譬如,原名「王日祥」的他,入行後見父親編劇時偶爾用筆名「王森」,於是有樣學樣,取名「王晶」。當然,王天林影響兒子的,不單見於藝名的選擇,更體現於王晶的電影哲學。

電影背後一個錢字

王天林於2010年離世,當時王晶撰寫悼文,敘述父親生平,描繪他的影響。文中提到,少年王天林努力由黑房學徒做到場記,最後更成為「副導演王」。可是為各導演頂了大部分工作的他,卻一直拿著可恥的薪水。「他實在吃了太多苦。」父親經歷令王晶深信,電影行業表面五光十色,但背後主宰一切的,終歸是一個錢字。「我決定走不空談只務實的路,我不能再讓家人受我跟父親一樣的苦。所以三十年來我只拍商業片。」這是一個香港仔的實話。

除了家庭,時代也在造王晶。王日祥大學一年級就在無綫兼職,未畢業就幸運遇上當時佳視、麗的和無綫的電視大戰,人才短缺下,獲電視台重用,一夜間鯉躍龍門。兩年後,香港電影業開始興起,他因為「老婆大肚,愁分娩費用」而轉職邵氏,做電影導演賺大錢。拍第一齣戲《千王鬥千霸》時,他毫無導演技法,拍攝首日只得請父親陪伴當守護神,結果卻因當時社會對賭片好奇,票房大賣,他又成功了。

你可以說他幸運。王晶在電視台的時候,就是電視最蓬勃的時候;他拍電影之時,香港人開始喜歡湧入戲院,買票看戲——但這又未免太輕視王晶(早年)的才華。更正確的說法或許是:王晶懂得看準機會,與香港普及文化,一同騰飛。

王晶的哲學

騰飛期間,在時代和家庭的雙重影響下,王晶對電影的兩點看法逐步成形,存留至今。

第一,電影只是商品。

入行至今,王晶一直謹記楚原教誨,「電影圈只有一條死罪,就是『唔收得』。」他認定電影不是藝術,而是商品,因此要成功,靠的不是口碑和獎項,而是「觀眾用錢去投的票」。觀眾既有(鈔)票在手,就是客人,就是老闆;製作人的任務,就是針對口味,奉上娛樂。你罵他玩屎尿屁好cheap?他會告訴你:「觀眾就是愛低俗,吹咩?」

第二,電影人只是熟手技工。

王晶不懂法蘭克福學派,卻跟阿當諾一樣深信文化是工業:表面色彩斑駁,真身卻是大算盤;製作人有數可計,更有方程式可依。所以,《追女仔》成功,他拍續集;《千王之王》成功,他就派出賭神、雀聖,賭到永遠;觀眾喜歡「風雲」,他就依樣葫蘆,又《風雲天地》又《賭城風雲》。「不要將電影想得太巴閉,我只是一個熟手技工。」他說過。

篤信電影乃商品的這個技工,拿手絕技是投其所好,「觀眾鍾意睇我就拍」是他的左右銘。八十年代香港經濟蓬勃,王晶樂於錦上添花;九七前大眾恐懼,他寫的對白竟與港人一同恐共;回歸後香港市場萎縮,他發揚「香港精神」,連忙轉型,一面狂拍低成本爛片,一面呼吸北方空氣,摸索大陸市場。等到神州經濟起飛,他亮出招牌拉攏投資者,又重施故技,將三十年前香港那套用於大陸,「你哋話個pattern舊,但嗰個位,全大陸笑到碌地喎!」算盤又打響,票房再報捷。

香港仔也是世界仔

從來,王晶都是名副其實的香港仔。好聽是迎合市場,靈活求變;難聽就是見風使舵,唯利是圖。今天我們仍在歌頌香港精神,但別忘記香港仔也是世界仔——到市場逆轉、勢色不對,香港人最擅長的不是堅持自我,逆境自強,而是效法王晶,投其所好,搖尾乞憐。

問題來了,王晶變了節,那剩下來的香港仔又怎麼辦?毫無疑問,他面目可憎,乃人民公敵;其作品請明星炒冷飯,挑戰文明下限。稍有要求的觀眾絕對應該自挖雙目,寧死不看。但在杯葛以外,請記住他不過是幌子、小丑,背後象徵的,乃電影市場的轉向、香港文化的危機。

老問題:然後怎樣?

又回到老掉牙的「怎麼辦」時間。流行文化試過捨身取義,但本質仍是一門生意。面對比香港龐大25倍的中國市場,不願配合國情的電影人該怎樣減省成本,開拓市場,同時堅持質素?不捨港味式微的真香港仔,又要如何做,才能合力建造一個穩健的「香港市場」?思考這些問題,恐怕比監察王晶票房,更有意義。

因為倘若市場不變,一個王晶倒下,還會有千千萬萬個「王晶」,蜂擁而上,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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