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July 30, 2013

向Xanga、青春、老友、舊我,最後道別



要來的還是要來,要走的始終要走。

頑強抵抗了兩個月,Xanga還是籌不夠錢,應該要結束了。死線,就在八月一日。

老一輩凡事愛「留底」,總愛儲起許多舊車票、舊報紙,用月餅罐盛好,收在床底。對於舊記憶,年輕人本來不屑一顧。無它的,說實話,這個年代甚麼東西都「上哂網」,再封塵的MV,再老套的照片,只消數秒,萬能的Google還是能夠替你找回。

但舊記憶不。也於是,每當有什麼社交平台要關閉的時候,總會引起一陣恐慌——「點樣backup d嘢?」單單屬於自己的私家回憶,有備份的必要。所以Xanga要摺,也有些人早早做好備份,拿好月餅罐,將舊記憶,以至日記裡那個略微陌生的舊我,好好收藏。

然而舊記憶豈止於此。用Xanga的人,粗略可以分為兩種。第一種人,以Xanga為發表文章的基地,他們在這基地對外交友,甚至以文會友,目光是向外面世界的。這些人現在應該還很活躍地寫,沒什麼原因,基地在此,也不好搬動。

第二種人,是2000年代的中學雞,以前總愛將片碎心情、無聊瑣事,一股腦兒寫進去,並以此跟身邊朋友、同學交流。每一個人的生活,就如一條條平行線般,在Subscriptions欄目中攤開。對於這種人來說,Xanga是一個與日常生活有關的社區。

後來的事情,你我心知肚明。零零年代後期,facebook興起,人人試玩,個個雀躍。比起Xanga,它更加好玩(社群擴大),更加好看(多圖少字),更加表現自我(有個人profile),於是你我辦好手續,集體移民,將facebook列為(人生)首頁,Xanga打入冷宮,視之為時移世易下的(又一件)淘汰品。

我不知道對你而言,Xanga這個封存了的舊社區還有沒有意義。在一開始籌款的時候,我已經在想,唉就算籌到,也沒用——即使過渡到新的平台,情況也不過像一個舊區,因為時移世易,許多街坊都已遷走,但社區面貌仍在。其後有一天,舊區要拆了,要籌錢,建立新的市鎮——這還有意思嗎?可能是沒有的,因為街坊早已離開,就算搬入新市鎮,也不是那一回事。

時鐘不停在轉,但時針指向何方?既然我們沒有能力回復舊區面貌,同時也因著成長因為時勢而不再需要居於舊區,那麼我們這班街坊,又可否抽一點時間,重遊舊地,既執拾舊物、備份記憶,又嘗試留下片言隻語,跟那些曾經相熟但已變陌生的街坊、同學,甚至舊我,打個招呼,點頭示好,然後一同離開?

我明白,這或許是一件極其老套的事情。對於日理萬機的你來說,時間太寶貴,前方仍然大霧,又如何能回首後望?

是的,是的。但撫心自問,你真的能夠如此絕情,頭也不回地處理那個社區、那段回憶、那些朋友、那個自己嗎?

如果你心有一絲猶豫,就不如趁著這最後兩天,鑽入時光隧道,重遊舊地,跟老朋友,舊自己,說聲再見。


See you there。

Sunday, July 28, 2013

不如做個新男人

Comic by Cuson



張家輝露出一身肌肉,全城嘩然;電視台搞真人騷培訓Alpha man,觀眾邊鬧邊看;陳奕迅「脹爆」上台唱歌,歌迷歡呼;張智霖童顏扮Cool,女生尖叫;男模在書展大賣肌肉(寫真),讀者掃貨;陳茂波「學卸責於振英」,港人鬧爆……這個夏天的媒體世界,注定是男人天下。

這是一個奇怪現象。大眾媒體反映社會價值,既然我們身處的城市每日都灌輸「男人望,女人被望」的大道理,那為何今夏的鏡頭,忽爾倒戈?更何况,在媒體的鏡頭下,女人向來性感、嬌俏、惹人遐想;至於男人,根本就不好看吧?


男人不好看,因為社會從不要求他們好看。基本上,工業革命以後,男人一生的任務, 就是拚命賺錢, 養妻( 及其家人),活兒(保證他們假日可到農地遊玩);扶搖直上,貢獻社會,造福世人。

也因如此,社會對男人性格的期望,也在於成熟穩重、謹言慎行,不拘小節。真正的男人不吃(自家製作的)法蘭西鹹批,只吃(妻子親手遞上的)煙肉蛋批;有男人味的男人從不幻想自己露出大胸、腹肌、大髀,甚至要化妝扮baby face,以引人注目;他們公事包裏只會有Time、啞鈴和《龍虎豹》……當然眾所周知,以上描述的,都是過去的男人。

新一代男人要溫柔懂下廚

男人已在變。社會學家Ulrich Beck 說,現代社會後來面臨結構性中年危機,機能衰退,風險日增。許多順理成章的說法,例如「政府好,人民好」、「經濟好、生活好」,都陷入了危機。這個時候,社會上一些傳統力量,比如政府、經濟體系,以至男人,地位下降,需要轉型。於是,有學者提出metrosexual 的概念,指出新一代的男人要有女性特質——要溫柔細心,懂得下廚,精於打扮,再會成功。兩性界線,似乎開始模糊。

最近幾年,社會(尤其是媒體)對男人的期望,又在暗變。放諸香港社會,這改變的源頭,約發生於七八年前。當年無綫搞「香港先生選舉」,將「香港先生」分成兩種:一、健美男士,臀結實,(渾身)是力量;二、瀟灑男孩,臉俊美,(腦袋)有才華。比賽宗旨,就是要選出能夠將兩者二合為一的「新一代完美男人」——身形既要令伍詠薇缺氧窒息,口才亦要教鄭裕玲另眼相看。這套說法又呼應了當時社會學者提出的Ubersexual 概念,將各種對男性的期望推到極致:男人對女性要溫柔體貼,細心呵護;對外要打扮得宜、見得吓人;置身群體之中要有自信做領導角色,頭腦清晰,下決定時絕不優柔寡斷……Alpha man 又好,Ubersexual也好,總之要求多多,是這種(由媒體領銜的) 「新男人主義」的特色。

新男人形象 暗藏傳統性別概念

今夏的媒體世界,正是這種主義的全面體現:張家輝變身大隻佬,教女士目眩,男人羨慕,暗忖「我都可以成為張家輝」;張智霖「Cool 魔」上身,觀眾驚訝為何「初哥哥」依然皮光肉滑,比十多年前更後生, 「男人心一字馬」起來風流倜儻……媒體落力建造各種不同的完美男人形象,而與「舊男人」相比, 「新男人」無論是外表、內涵、行為,都似乎走出了傳統規範。真箇如此?

當然不。媒體一邊為張家輝拍掌,一邊嘲諷書展男模是「重口味」,全因張的肌肉背後,是「男子漢式」的瘋狂鍛煉;傳媒為Chilam 吶喊,讚他「食防腐劑」,卻又以標題寫明「袁詠儀辣招緊箍」,將其「大男人形象」完全還原……說到底,傳媒建構的「新男人形象」,始終暗藏傳統性別概念,以及對男人的刻板想像。

我是男人,沒有肌肉,只有瘦肉;沒有白滑臉蛋,只有暗瘡額角。對於媒體製造出來的「完美男人」,我有三分壓力,卻無一點興趣。不過我倒慶幸聽見有人借媒體發聲反擊——張家輝埋怨「那種刻骨銘心,不是用口說捱得過便捱得過!絕無下次!」張智霖說,為人父後,他戒掉吊兒郎當,早睡早起,為子戒煙。中年(新)男人的心聲,有掙扎,有反思,比起媒體製造的鐵板、肌肉和假面,精彩許多。

有掙扎的中年男人,當然還有全城焦點陳茂波。說實話,他的所作作為,我不太憤怒( 與揚言要「落場斬波」的好友相比),我反而疑惑,究竟怎樣傳統的男人才能像他一樣,撐着身子,挺直腰板,堅持與民為敵,服務香港?翻開陳親手寫的散文集,追蹤其成長片段,我發現他的出身確實儼如「舊男人」的人辦——自小家貧(住木屋區),父親寡言,身為家中長子的他「千斤擔子兩肩挑」,矢志讀好書,出人頭地,終於考上大學,當上會計,平步青雲,最後回饋社會(跟許多公務團體、義工組織有關係),玩上最「男人」的遊戲——從政。他的成長路途,滿是傳統男人的足印。

舊男人陳茂波 亦有軟弱溫柔時


但其實波叔也有「新男人」的一面——書裏憶述,幾年前他跟兒子吵了一場大架,兩人「憤怒得全身發抖」。第二天他下班回家,碰上兒子,本打算大罵一頓,卻心頭一軟, 「張開雙手,用將他一擁入懷…… 吻了他的額頭, 兩父子再大力一擁」。最傳統的男人,也有軟弱、掙扎、溫柔的時候。

這星期我不停想,高官民望與男人地位,兩者應該互有關連——看着陳茂波步唐梁二人後塵,拿妻兒當擋箭牌;見到吳克儉、黃錦星等人的窩囊相,天下女性難道不會為「男人」這兩個字感到失望?陳茂波過去一星期,已做足了所有傳統男人會做的事——引經據典、挺起胸膛、寸步不讓。然而身為男人,我更想勸他,做男人也可以有軟弱的時候——既然你可以放下鐵父身段,擁抱孩子,為何不能擱下脾氣,鞠躬下台,然後丟掉「舊男人」身分,與愛妻把臂同遊,享受人生,做個好玩的「新男人」?

身為男人,我必拍手叫好。



刊於2013-07-28明報星期日生活.果欄

Friday, July 26, 2013

回路人甲:繼續碰撞

收到讀者路人甲刊於評台的回應,繼續碰撞。還是那句:甚是興奮。

評台主編說,這是一場精彩的交鋒。其實我不太同意——路人甲的文章犀利,飛出了許多把鋒利的小刀,但真正朝我擲來的,只有兩把,其餘的,全部丟到《100毛》和2013年的《號外》那邊。我反而更有興趣知道,他們會怎樣回應。

我那篇文章很長,所以早已預期,其實許多人不會讀完整篇的,更可能的是從標題、前言、結語,甚至他人引述的文字中,抽取印象,然後得了觀感。這在網上年代太常見,也見怪不怪了。

我倒肯定路人甲是完整地看完。但對於他所執著的一點,也就是最重要的一點,我有異議——或許這樣說,可能是我說得不夠清楚:

《100毛》不會是1976年的《號外》(或者兩者之間不存在抽離時代背景的單純比較)。

我的說法是:《100毛》就是這年代的《號外》——

在2013年的時代背景(特點及局限)下,《100毛》的「崛起」,大受歡迎,絕對可以跟當年的《號外》相比。

重點,在於「時代」。

於是文中我開了七道門:時代、媒體、讀者、風格、文化、創辦人、身份,將這七個層面放在時代環境的放大鏡下仔細端詳,然後得出兩本雜誌的異同比較。

讀完路人甲的文章,我不覺察到這些門有什麼被推倒的痕跡,除了風格與身份兩點。

身份方面,路人甲提出,「《100毛》從沒有建立起什麼「新香港人」的身份,它只是由這種所謂的「新香港人」辦出來的雜誌而已。並透過雜誌繼續去鞏固或強化這個本來已存在的身份。」這是一個相當有趣的想法——怎樣區分「鞏固」與「建立」?如果它「只是」鞏固,那「新香港人」的身份的建構過程又是怎樣?

當然,我不是說,《100毛》是唯一正在建構新(一代)香港人身份的媒體,肯定不。以下例子可能有助討論——同樣 born in 七十年代的《網中人》故事。


此劇之所以經典,全因為它的誕生,有時代背景,有歷史啟示。劇集於1979 年拍攝,當時香港正值移民潮高峰,每十二個香港居民之中,就有一個來港少於三年。這批新移民引起社會大眾關注,甚至被視為社會發展一大威脅。香港人認為,他們既搶佔房屋,競爭就業,又會引起罪案,令人心惶惶。在這個社會背景下播放的《網中人》,結果喚醒了本土意識。

馬傑偉事後分析,這個由電視媒介主導的身分建構故事,有四大階段:一,社會上出現了生活方式有明顯分別的群體(行為「正常」的本地人與「不守規律」的新移民);二,大眾傳媒將兩個群體於生活及行為的差異納入創作,生產成文化商品(如《網中人》);三,文化商品為大眾提供兩個群體的「公眾面譜」(新移民就像阿燦;程緯則代表香港人);四,劇集角色的「公眾面譜」深入民心,便反過來影響大眾的生活方式。

問題來了,《網中人》究竟是「強化」還是「建立」香港人身份?抑或它的「鞏固」其實也在「建立」?

我的文章說得很清楚,《100毛》影響身份構成主要靠兩方面:(一)它向新一代確立香港人的生活風格;(二)它挑撥新一代人的日常意識,「確立」和「挑撥」究竟是「鞏固」還是「建立」?還是兩者同時發生?我更相信這是未有答案的討論,值得你我繼續觀察——甚至乎我期望有人走出來說,「新香港人未出現!」,從而衍生更多討論。

至於風格方面,也值得研究。路人甲提出,《號外》曾經精彩的地方,在於「串」、「靚」、「新」。

我想提出一個問題:如果將這三個精彩之處套入現在的時代,又怎樣?

《100毛》不夠「串」,我十分同意。他們多打落水狗,少打當頭起;多插人民公敵,少批大眾甜心……但不是沒有相反例子,如Karl Hui被全城喊打之時,《100毛》用兩版澄清(好的,其實也沒有澄清什麼,至少沒有加多兩腳)。

但在「靚」和「新」,我有異議,因為將這兩個標準擺進時代框架,似乎不太適用——《100毛》「layout以至印刷及用紙都很參差」,會不會就是因為「不需要」?更有趣的是,近年我們經常見到年青一代「學」《黑紙》(《100毛》太新,比較少),將其「美學風格」套用在自己的出版、宣傳品,進行二次創作。就「美學」來說,這會不會是一個論據,印證它正在這時代引領潮流?值得再思。

至於「新」,或是「捧不出新人」,還是那句,現在的「新人」需要被雜誌捧紅,才能成名嗎?若歐陽應霽、利志達、黎堅惠生於這個年代,他們也許已可以運用其他新媒體走紅了——因著新媒體冒起,舊媒體分散,這個年頭的玩法,似是這樣(如謝曬皮、Cuson)。說《100毛》(捧新人的能力)不敵Facebook,又或輸給不需要跟 facebook「競爭」的1976年《號外》,不夠公道。

路人甲文章前半部所講的《號外》故事、精神,我明白理解,也「學到好多嘢」,但論到當年《號外》的高度有幾高,我發現實在難以用間尺量度——因此,我的文章也不試圖單單抽離時空去比較,如果是我的標題有所誤導,或是文章太長導致焦點不清,我會再想想,又或是,歸咎時代——特別是跟兩篇文章的讀者說:「睇哂兩篇文先講啦唔該。」

然後又會有人反駁說寫短文令人明白是我們的責任,Come on!

很同意路人甲的結論:這個時代,真的還需要一本city magazine嗎?不,真的不。至少不止需要一本。下一段故事,最好有新有舊,有長有短,有軟有硬,繼續碰撞。

而這也是我寫作這文章,以至作此「王家衛對彭浩翔式」比較的全部因由——不在比較雜誌,而在比較時代,並其相關的文化故事。這個已經講到爛的香港文化故事,還需多點碰撞,尤其對於兩邊的擁護者,又或像我這樣隔岸觀火而又愛好指手劃腳的偽評論者,更有必要。這個年頭,太多人懷緬過去,太多人討厭現在,但太少人發聲談論究竟為何懷緬為甚討厭,也太少人願意思考自己究竟想要什麼。

而這,也許就是評論的意義。

這一點,相信我和路人甲乙丙丁,都殊途同歸。

Thursday, July 25, 2013

回林日曦:三點補充

我是阿果。

一篇文章,對兩方都有衝擊,應是好事。


剛看到《黑紙》林日曦對前文(《100毛》就是這年代的《號外》)的回應,心情不錯,因為寫這篇文章的原因也不過想多點碰撞。

另有三點補充(其實我平時很短小精桿的,我指寫文):

一、愈來愈相信,幽默感可以打救世界。《黑紙》、《100毛》將會培養出另一種香港人。(OK,我知道他們會說:我地只想打……救世界。)

二、《100毛》會令人寫不出長文?可能。但就算這是錯(其實很不錯),錯也是整個時代——手機、電腦、WhatsApp……這個時代的所有。沒有《100毛》,不代表人人長篇大論的。

三、所以一個社會,更重要的,是有幾種「故事」的存在——你要看長的,網上又好,《號外》又好,《明報星期日生活》又好,大把選擇。有長有短,有軟有硬,有毛有翼,是好現象。問題係,你會點揀?


Wednesday, July 24, 2013

《100毛》就是這年代的《號外》

以下假設,七分大膽,三分瘋狂:

《100毛》,就是屬於這個年代的《號外》。



先旨聲明,這會是一篇既冗長,又兩面不討好的文章。可以想像,「號外人」會嗤之以鼻:「將一本面世才四個月的(無聊娛樂)雜誌,拿來跟香港文化經典《號外》相比?」至於「百毛黨」則會質疑:「好笑咪得囉,講咁多做乜?話時話,《號外》咩黎架?」(更有可能的是,《100毛》讀者根本沒耐性看完此文《號外》式的長篇大論。)

但願猜得對,因為以上所言,乃寫作本文的全部因由。




先由現年三十七歲的《號外》說起。

《主場新聞》上星期做了一個《號外》專題,追溯時間軸線,邀請主編對談,再引用舊文,勾勒香港城市文化發展與《號外》雜誌的關係。負責的編輯總結說,這專題、這平台,「合力Jam出了一個多聲軌的專題,探索what exactly is our City Magazine」,實踐《主場新聞》作為新媒體的特色:鼓勵碰撞,啟發交流……這個說法,我同意,也不同意。

毫無疑問,是次《號外》專題有「碰」(即使只限於小規模)——新舊雜誌主編、今昔年代,在這個平台,一一碰上;但問題在於,「碰」了,但「撞」出了什麼?答案,可能是沒有什麼。如果你迷信數字,可以查看一下,這篇專題的「受關注程度」;如果你信奉質性研究,你可以嘗試詢問身邊(知識分子)朋友,聽聽他們怎樣看《號外》雜誌在刻下香港社會的定位。是次專題能夠做到的,是追尋那born in 1976的《號外》精神,並縷述這老牌雜誌如何調節自身,既繼承昔日精神,又迎合新時代的轉變——也就是說編輯所言的「探索what exactly is our City Magazine」。這一點,絲毫沒錯。但我更想了解,《號外》雜誌與現今香港社會如何「撞」,甚至乎放大至社會層面,此刻的香港文化究竟「撞」出了怎樣的一本city magazine?(而不單是City Magazine)。

這個時代的city magazine是?

用呂大樂的口吻來說,我以下要提出的假設,可能會令《號外》的長期讀者(甚至信徒)失望:2013年香港的city magazine不是City Magazine(《號外》),而是《100毛》,才四個月大的《100毛》。

請別誤會,這個假設並非要說,噢,《號外》雜誌已經過時,不再屬於這個時代。絕對不。張鐵志擔任主編後的《號外》,確實好看耐讀,而且能非常適切地回應這個時代變化急遽的文化話題,甚至無可挑剔。但這本改革後的《號外》(並其祖先),無論用哪個角度去看,也只是(抱歉要用上「只是」)將香港文化的舊故事(呂大樂語),努力延續。這故事源於三十七年前,期間走過蜿蜒曲折的道路,也失去過原有的面貌、精神,直到最近,正式回歸,繼續說下去。

然而我們同時也得理解,香港文化的故事,不易講,更不能單講一個版本。因著政局、文化、媒體等層面的轉變,另一個故事版本已然出現。新故事的存在不是要取締舊的,兩者之間的關係,更似是互相爭競,而又互利共生。類似的新舊故事相爭,正在香港文化的各個層面中,陸續浮現。

Born in 2013的香港文化故事

《100毛》的創刊,以至大受注目,是一個與《號外》(哪怕是2013年的《號外》)截然不同的文化故事。如果真的要下一個定論的話,我會說《100毛》,似乎是更加能夠觸及此刻城市文化的city magazine。它,是百分之百born in 2013的香港文化故事。

將2013年《100毛》拿來跟1976年《號外》比較的,我不是第一人。兩個月前,邁克連續數期在報章專欄談論《100毛》,並引楊凡的觀感(「好似早期《號外》」),將才四個月大的新雜誌,與七十年代創刊的《號外》相提並論。對許多人來說,這未必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我甚至思疑,這個所謂假設,可能兩面不討好:既得罪陳冠中、曾凡和張鐵志,以及為數眾多的《號外》人,又會惹毛陳強、林日曦與姚家豪,以及人數日漸壯大的《100毛》讀者。然而,我既是兩本雜誌的忠實讀者,又愛搞文化研究,我認為自己有責任將這奇怪聯想,順蔓摸瓜,詳細書寫。

一本雜誌的誕生,有時代背景,也有城市因素。所以有人說,怎樣的城市,就有怎樣的雜誌,兩者關係,著實密不可分。以下要敘述的,不是兩本雜誌如何相似。我更加願意做的,是參照呂大樂的做法,從各個層面入手,既正面解構雜誌,又另闢蹊徑,側面透視雜誌所處的時代,藉此梳理這個從來不甚起眼的香港文化故事,現正揭到哪個章節,又會怎樣繼續講下去。


一、時代


《號外》與《100毛》,都誕生於一個「轉變來得很快」的年代。當然,兩種轉變有其分別。

《號外》誕生的七十年代,似曾相識,是戰後嬰兒常掛在口邊的黃金年代。呂大樂早說過,這種說法基本上帶有「馬後炮」式的誤會——後人認為,七十年代初,政府推動各種社會福利和城市建設,經濟持續增長,人民生活改善,自然就是好年代。但作為七十年代的過來人,呂卻認為,在民情轉向之前的七十年代中期,即使港英政府大費周章,社會依然欠缺凝聚力,對公權力的信任仍舊低落,香港經濟在市民心目中,其實前途未卜。

雜誌面世的七十年代中期,毫無疑問,延續了那種「前途未卜」的不確定感。那個年頭,香港人確實感覺到自己身於轉變之中——政府實行多項政策,建立公共秩序;經濟開始發展,且愈來愈高速;戰後嬰兒成長,人口充滿活力……那時的香港,置身十字路口,沒人能確認怎樣走下去,但初步的跡象是樂觀而稍有希望的。

這就是《號外》面世的七十年代中期。

轉變來得很快的時代

至於《100毛》同樣出生於「變」的年代。雜誌於2013年3月創刊,出版的念頭,大概就在2012年下半年開始醞釀。2012/2013年是一個怎樣的年頭?

香港特首寶座上出現第三張臉孔:梁振英。在他管治下,社會民生所有小事,都成了政治。政府管治班子一年以來風波不斷,醜聞一浪接一浪,市民對政府基本上完全失去信心。對於香港的將來,大部分人其實心裡沒譜,更遑論要倚靠政府怎樣扭轉你我命運,現在沒人再信這一套。

若說《號外》面世的年代,是香港開始建立起諸如自由、法治、廉潔等「城市核心價值」的重要時刻。那《100毛》出生的年頭,則恰好是這套社會秩序最受挑戰的一刻:梁振英僭建、張震遠借錢、陳茂波劏房、林奮強賣樓、麥齊光房津、湯顯明茅台……所謂廉潔和法治,在這個年頭,開始成了空談,化作口號。

自由亦然。言論、新聞、示威集會等港人賴以自豪的自由象徵,近年來逐一被侵犯。有別於零三年強推廿三條那種「做到出面」的攻勢,近年香港經歷的,更似是一種表面風平浪靜,實質暗潮洶湧的狀態——轉瞬之間,你我所曾珍視的城市價值已然蒸發,而許多百姓,對於這些「暗變」,其實仍然無知無覺。

2012年中的國民教育風波,更似是香港人對於這種改變的第一次大型反抗。運動由年輕人與家長帶動,為數甚多的年輕人參與其中,反抗的原因也清晰不過:守護下一代的思想被「改變」。事實上,除了《100毛》的創作意念正好與國民教育風波發生的時期相約外,我們更要留意,《100毛》的「兄弟」、創刊於2010年的《黑紙》,也在整場運動中有所角色:廣場上的群眾舉起的「撤回」標語,正是《黑紙》產品。當時網上甚至流傳一幀照片,顯示一塊學校的壁報板,貼滿了那醒目的橙色「撤回」黑紙刊物。《黑紙》對於新一代的時代意義,莫過於此。


變壞的年代,一笑置之


可以說,《100毛》就是在這個「已在變但不願變」的社會背景下,宣告誕生的。這個時代的香港,同樣處於十字街口。港人知道身邊一切(無論是核心價值,抑或城市景觀)都已在變,但究竟下一步,又甚至最後,會變成怎樣?香港人毫無頭緒。但與七十年代中期比較,我們更相信,將來應該調頭向下,十分悲觀。

中港矛盾日漸加劇、未來前方仍然大霧的動盪年代,催生了一本主張「短、港、笑」的雜誌。這一點,肯定不屬偶然。


二、媒體


先回想一下七十年代中期的媒體生態。

那是香港人將收音機擱在一旁,每晚電視送飯的年代。那是電視台三國鼎立,無線、麗的、佳視,互有攻守,主宰普羅百姓生活的年代。無線在1976年開拍第一套長篇連續劇《狂潮》,更令整場戰爭白熱化。當年的媒體世界,競爭大,但只限於幾種媒體,是以各大電視台、報章雜誌的影響力,既大又廣。

《號外》不是老少咸宜的大眾雜誌,但它在文化圈子,它確實有其影響力。甚至連鄭裕玲,早兩年也仍在說,被《號外》垂青當封面,「係一件事」。這也就是主場編輯所講的「endorsement」(當它決定以某人物作封面的時候,便彷彿表述了一種立場:「現在《號外》 endorse 這個。」因此,它能夠大大影響香港社會價值觀)。

一份雜誌的形態,當然與它身處的媒體生態、結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從外表看來,《100毛》跟《號外》屬於同一種媒體。甚至乎,我夠膽講,2013年的《100毛》跟1977年剛轉為16開雜誌模樣的《號外》,外貌近乎一模一樣(不信你自己去找找拼拼)!但當然,我們都知道,三十七年後的今日,媒體生態已經有大幅度改變。新時代媒體,既有新玩法(互聯網大開殺戒),就算放眼傳統媒介,我們同樣會發現,單一媒體機構(即使大如TVB)的影響力逐步下降,各種小型傳媒如細胞般分裂,擴散,面向同樣分裂、擴散的不同觀眾。


沒有互聯網,沒有《100毛》


新媒體湧現、分散的現象,跟《100毛》的誕生、走紅,基本上是同時發生的。當然,我們都明知道,《100毛》從實質來看是紙本雜誌,屬於舊有媒體,但事實上,它更像是新舊交替的媒體產物:一方面,它還原基本,以周刊形式出版,回歸傳統的資訊傳遞方式;另一方面,它善用新媒體,如facebook專頁,發放消息,甚至將雜誌斬件,廣泛流傳,收宣傳之效。用新媒體宣傳,只是最低層次的玩法;《100毛》與新媒體的關係,不限於此:它吸收因新媒體流行的語言、話題,經過整理、惡搞,重新以傳統模式面世,再用互聯網科技,協助這傳統刊物廣傳。《100毛》三子曾言,沒有互聯網,肯定沒有《100毛》——它玩的hot topic、用的語言、搞的gag……根本都源於互聯網。所以,說《100毛》是結合新舊媒體的產物,應該尚算公道。

20期以來,《100毛》最受注目的封面,當屬二次創作《JET》、找阿Bob扮張家輝一期(like過一萬)。在該期(#14)封面,《100毛》甚至非常玩嘢地將原本《JET》的封面,放在自己雜誌封面之上,作為比對。放在過去,這做法實在難以想像——你還你,我還我,媒體之間只有競爭,何曾如此寬宏大量?這反映了在新媒體生態下的另一文化現象:這個年頭的媒體,不再拘泥與「爭競」的關係。隨著媒體分散,再沒有單一的mass存在,每一本雜誌的目標讀者群也變得相當分散——是以雜誌之間的較量關係,不怎樣濃,反而互相合作,將各自的讀者群擴充,更似是新媒體生態下的玩法。於是,我們看見,《黑紙》會跟《明報》合作;《100毛》的欄目也曾在《主場新聞》出現。互利共生,是新媒體世界的最佳註腳。

《100毛》的走紅,是刻下媒體生態的明確反映。


三、讀者


試想像一下,你是一個香港大學的學生,某天經過報攤,你決定買本雜誌打發時間,你會買哪一本?

1976年,你會買《號外》;2013年,你可能仍會買《號外》,但更有可能,情傾《100毛》。

數年前,我和幾個香港大學社會學學會的朋友在港大梁銶琚樓擺檔,講消費主義。我們將攤檔設計成非常有品味的模樣,找來無線電視劇大宅時常出現那款綠色檯燈,檯面上是各式各樣的「高級」產品,以及一本我們認為非常符合格調的城市雜誌,背景播放Norah Jones等易入口的Jazz music。攤檔開張,人流如鰂,駐足欣賞的港大學生非常多,他們最常問的問題是:一、檯燈點賣?(從我家搬來的,當然不賣)二、本雜誌咩黎?

那本是《號外》,曾經深深影響大學生的《號外》。

七十年代中期的《號外》怎樣影響大學生?翻揭七十年代後期的大學生刊物,例如是吳俊雄、呂大樂任主編時期的《學苑》,便可知一二:嚴格來說,當年的《學苑》,基本上就跟1976年創刊的頭四期《號外》,完.全.一.樣!

當然我們也看見,最近半年的《號外》也開始嘗試與大學合作,重拾大學生的「歡心」。但無可否認的是,現今大學生的讀物,已經不再是《號外》。為什麼?

往下流動的讀者

《號外》素來以「知識分子的雜誌」自詡,雜誌設定的讀者,是大專院校的學生,以及他們即將晉身的中產階層。許多年前,評論人澄雨曾將《號外》形容為「對中產階級的夢幻、看法、complacency等的再表達」,這貼切地描述《號外》大部分讀者的背景、心態:身為知識分子,他們或將成為中產,或渴望從雜誌的描述中了解中產,得到與之相關的identity。

如果將階級分析套用在雜誌讀者上面,也許我們就能夠明白,為什麼2013年的「知識分子」可能會取《100毛》而捨《號外》——因為教育而晉身中產階級的機會,已經愈縮愈少。當香港社會的中產階級逐漸經歷向下流動,代表城市的雜誌,其讀者群往下流,也是順理成章。

《100毛》的讀者從不以「中產」自居,甚至口頭上也在恥笑所謂中產(不然怎會有「最愛」Starbucks的向西村上春樹,以及「愛看法國電影和喝咖啡的」財爺風波?)。更貼切地描述他們狀態的,可能是「窮撚」——自覺攀不上社會階梯,有怨氣,但礙於現實,無可奈何,只得自嘲。某程度上,《100毛》對這班讀者的意義,也在於此——「係啊我係偽文青啊,我係買唔到樓啊,咁又點?」

可惜《100毛》並不設小說欄(農夫那種除外吧),否則那種跟《號外》的比較會更有趣。《號外》有「周日床上」的顧西蒙,畢業後穩坐經理位置,但長嗟短嘆;如果《100毛》也有類似的小說,主角背景肯定會像《男人唔可以窮》等高登網絡小說所描述一樣,一事無成,無能為力。

《號外》要求讀者intelligence,期望他們是知識分子,故此行文盡量有知識性,加以理論性分析,令當時覺得《七十年代》太古肅而《明周》又太layman的「文青」,大受吸引。Intelligence和sensibility,是《號外》讀者的兩大標誌。

至於《100毛》對讀者的要求,其實也非常相似:intelligence和sensibility——但它強調的intelligence,不再是學苑那種重視書本的智慧,而是一種取材街市、引自網上的民間小聰明。你或許滿腹經論,飽讀詩書,但極有可能完全看不明白《100毛》;你可能盲字唔識多個,但時常流連高登,再讀《100毛》,要笑,其實唔難。雜誌對於讀者的要求,對於intelligence的理解,有所差異。


四、風格


再引伸的,自是雜誌的風格。

初期《號外》雜誌賣的風格,跟香港踏入後福特主義的時代,有著密切關係。本來因為生產模式漸有規律,每個人都成了大體制中間的小零件,個人少有思想。踏入新時代後,產品的生產開始講個人化。而《號外》的出現,並其提倡的「個人品味」,恰好回應時代訴求。

首期《號外》的招稿啟示如此寫:「我們極之讚賞高度的幽默感,即使類似西洋幽默也好。」幽默感,是《號外》其中一個持守的價值。而這種幽默感,很多時候就建立於對現存群眾(無論是低等文員還是暴發戶)的stereotype以及反面嘲弄之上——《周日床上》不斷刻劃白領人的目光短小、勢利、愛玩政治;小明星的炫耀、衣不稱身的bad taste會被拿出來示眾,稱為dress to kill……某程度上,早期《號外》的幽默感是建築於有些人的痛苦之上。

將快樂建築於不同群體之上

這一點跟《100毛》絕對是不謀而合。《100毛》創刊的精神,以至任務,都是要令人發笑。於是乎,雜誌的行文用字、內容全部都是「搞笑」為最大原則,哪怕是最悶蛋的產品介紹、外國趣聞,也要用最好笑的角度去frame。當然,《100毛》的幽默,同樣會建基於某些群體的stereotype和嘲弄,舉例如下——

港男(#03:025、#06:028、#07:027、#12:060、#16:024、#17:024、#20:025)
港女(#04:040、#06:028、#07:027、#10:041、#12:049、#15:012、#15:048、#16:025、#17:025、#18:002)
強國人(#08:039、#13:024-025、#15:052)
90後(#02:023)
老闆(#03:036、#09:027、#10:028、#11:026、#18:056、#20:058)
文青(Photography欄目、#05:013-022)

……全部都曾經被擺上檯面,大加取笑。而跟《號外》的長篇大論,引經據典不同,《100毛》的嘲弄玩得更直接——用表格、Pie chart、簡單的比喻,就完整地將一個群體(的定型)來了一次翻弄,以及嘲笑。

當然,《100毛》的幽默同樣也建基於自嘲——特別是「香港人」。雜誌刻劃的香港人,目光短淺,但又喜愛「扮代表」;缺乏《號外》提倡那種獨立生活態度,但又不甘於成為平凡的「港喱」,想做人潮,潮中有潮……笑話許多時候,都由此開始。當然這種嘲弄「香港人」的態度同樣見於早期《號外》,但《100毛》那種玩法,明顯更加貼身,似是置身人群當中,又要威又戴頭盔。

《100毛》創辦人接受訪問時說,雜誌的精神,在「短、港、笑」。雜誌的特點,也在於「短」。

毫無疑問,早期(甚至現時)《號外》玩的,是「長」,又或「詳」。一個文化現象,雜誌會用洋洋數千字大加分析,加上雜誌獨到的「細小字體」,配合起來,就是密密麻麻的長篇大論。這肯定是《號外》承繼自七十年代的一種精神面貌。事實上,當我們翻開那個時期的刊物,我們同樣會發現,原來那個年代的媒體,確實喜歡用如此大的篇幅去講故事,《號外》是表表者。

捨長取短的傾向

三十多年後,文字成為了奢侈品。因為生活習慣、媒體科技的改變,文字在傳遞資訊過程中的地位,開始下降。現在的人,缺乏耐性、空間去讀長篇(所以我懷疑有沒有人會讀到這兒)。

《黑紙》的成立,正正衝著這現象而來,「一張白紙寫滿字」,將讀者對於雜誌的想像顛覆。而《100毛》的誕生則承此而來,每一條「毛」,限於100至150字,強調「看得完.剛剛好」。無論是人物訪問、名人專欄、專題故事,一一按此標準,夠短,夠即食,夠精警,就像twitter、微博。如此格式,肯定盛載不了太多,但卻完美地回應時代習慣。

跟時代鬥快

另一個引伸出來的現象,是「快」。

訊息精而短,也就意味著它的傳遞速度可以很快——《100毛》每周出版,雜誌的話題確實童叟無欺,是當周的最熱話題。如果說,《號外》的文字、圖片,可以經得起時間考驗,在沉澱以後,成為經典(如甘國亮的Andy Warhol封面);那這個年頭的《100毛》肯定是反其道而行——它沒可能營造經典(即使它的創刊號主題就是「明日經典」),在愈玩愈快,媒體訊息週期愈來愈短的情況下,《100毛》的「時效性」同樣很短——《號外》的封面人物可以經得起三十年的考驗;《100毛》的封面人物(例如第二十期的鄭俊弘),可能熬不過一年。甚至乎當我現在翻看四個月前的創刊號,我已經開始對雜誌上所描述的hot topic(例如candy crush、「中產」)感到冷感、陌生。

這不是《100毛》的錯,這是這個時代的特色:愈來愈短,愈來愈快,也愈來愈快玩完。

所以說,《100毛》是這個年頭最有代表性的city magazine。起碼在形式上,肯定是。


五、文化


七十年代,Stuart Hall聯同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的同儕,才剛發表有關encoding/decoding的文化理論,將此前由Frankfurt School主宰的看待文化方式,帶入另一個階段。同一時間在香港,文化普遍被視為有高低之分,低的文化,也即是在電視、電影等商業媒介所產生的那些流行產品,是資本家的陰謀、人類文明的危機,需要正視、批判、敲打。就在《號外》創刊前後的年頭,(當時還在讀中學的)吳俊雄和呂大樂等大眾文化行動組成員,留守佳藝門外,抗議《哈囉夜歸人》教壞細路,足以印證當時知識分子看待「文化」的態度。

尖銳批判文化

七十年代創刊的《號外》,正置身於這股思潮。呂大樂說,當時雜誌做的,就是「以批判態度和尖銳的筆觸來寫來評本地媒體文化,《號外》的作者們啓動了一種新的文化態度:面對普及文化,評論需要是一種Informed Critique」,而不再是一種指南式、簡介式的介入。

左翼思潮,為早期《號外》對文化的看法定了位。

三十七年後,時移世易。香港文化研究的歷程由七十年代後期的「抗拒、批判」,變成了「擁抱、閱讀」,當中少不免梁款、馬傑偉等本土學者的貢獻。學術界,以至普羅大眾,對普及文化的想法,也逐漸變成了「當然要享受!」流行文化走到新時代,步入了另一道軌跡。

《100毛》的興起,正好踏著這個時代,順著這道軌跡——流行文化,不是用來批判的,而是用來取悅大眾的。雜誌致力將流行文化的方方面面發揚光大:杜汶澤、彭浩翔可作如是觀;黃秋生評論有紋有路,《低俗喜劇》《飛虎出征》,甚至是高登術語,都可以放在檯面,大講特講。

暗裡很享受,更要講出來

當然,偶爾少不免批評,尤其談到TVB——但《100毛》不曾試過站在「高雅文化」的位置,運用宏大的文化理論,俯視並抨擊這些cultural products。它更常做的,是跟被賈選凝與胡恩威看扁的低俗文化,同呼同吸,一邊恥笑,一邊享受,既嘲弄電視台,又恥笑沉迷反智電視劇的自己。

同一時間,香港流行文化,也步入一個新的年頭。以「低俗」、「庶民」為題的文化產品不斷推出市場,電影圈有「打正旗號」要「重口味」、「出征」的作品,即使步入書展會場,我們也發現,網絡文學興起,高登巴打的「次文化」站上前台,成為主流一部分。

可以預期,港式普及文化會繼續依循這個方向前走,像《100毛》一樣。


六、領袖


「我和鄧小宇辦號外的的初期,我們的心態其實並不反映七十年代中的香港人。我們是較接近當時美國東西岸大城市的知識階層轉型文化。特點是:抗衡文化餘波未了,優皮未成形,一方面,家事國事天下事仍要表示關心,但享樂消費事業搵錢急不容緩。所以,我們一邊廂談馬克思、女權、環保,那邊廂開始講時裝、健康食物、《易經》、的士高及CAMP。當然大家都有責任聽音樂及看高級電影。」陳冠中在《號外》155期如是說。

號外的創辦人,是一群六十年代精英教育下出產的高級知識分子。他們抱著「有話便說」的心態,搞了《號外》。在教育未普及的六、七十年代,大學畢業生在社會上的地位崇高,所以《號外》的創辦人都有一點精英心態,希望抗衡平庸的社會主流,強調品味及文化資本,希望在思想、生活上獨立起來,建立一種有別於大眾的生活態度。

將以上說法套用在《100毛》三子身上,合用嗎?不,完全不。

精英與反精英

創辦《黑紙》的陳強、林日曦與阿bu,肯定不是「高級知識分子」,地位也絕不崇高。他們的「理念」(如果真有的話),可能是「抱著有話便說」的態度,抗衡(他們認為)平庸的社會精英,強調品味及文化資本的虛無,希望在思想、生活上獨立起來,建立一種有別於主流精英的生活態度。換言之,他們是「反精英」,至少,是反「傳統精英」。

這不難理解。《100毛》三子均屬八十後,創業之前,都是商台(及創作部)的under-dog——未必真的是地位低微,而是受世代掣肘,第二代未退,第三代未上,身為第四代,根本毫無出頭之日。於是他們跟陳冠中等人一樣,抱著不妨一試的心態,開始搞《黑紙》。三年後,成為了本地「文化圈」的紅人(如果真的有這樣的圈子的話)。

陳冠中、丘世文、鄧小宇等人擅寫散文(於是呂大樂說,自己的工作有點像修編《陳冠中文選》、《丘世文選集》或《鄧小宇語錄》),他們既創辦了《號外》,放諸當年的環境,也是出色的創作人(現在回想依然是)。《黑紙》三子有同樣的charisma(用這個年代的標準吧),林日曦的散文逆市買到第五版,三人合作寫的「黑句」有口皆碑,更成了一時風尚。《號外》人跟《黑紙》人背景出身,因著時代而有極大差異,但於(放諸時代框架來衡量的)才華上,其實有頗多共通點。


七、身份


說回時代。七十年代中期,讓現今文化人津津樂道的本土意識,逐漸醞釀。香港人由看國語片、聽台灣歌,變成每晚追看《狂潮》、《歡樂今宵》,高唱《半斤八兩》。港式普及文化,正聯同香港人對身份的自覺,一同成長。自那個年頭開始,港人不再視香港為客居,開始認同「家是香港」——我們不是大陸,又或台灣;我們有自己的一套語言、行為、價值觀,外人學不來。

看長篇劇、聽流行曲,讓百姓得知其他「香港人」怎樣過日子,了解父母輩的歷史,明白那一代人究竟正在經歷怎樣的喜與悲。而《號外》的出現,不完全參與這個身份建構的過程,但由於雜誌以大篇幅評論文化現象,將當時流行的普及文化(特別是電視劇集),放置學術框架,將現象及其相關意識,詳細翻弄、細心articulate……整個身份建構的過程,意外地變得明顯起來。

《號外》誕生的時代,正有著這與身份相關的註腳。

新一波「本土化」

三十多年過去,在《100毛》面世的這個年頭,因著中港矛盾加劇(以至對立的「中國人」身份存在),媒體介入,本土意識前所未有地高漲。流行文化開始更有意識地走「本土路線」——以「港味」作主題、賣點的電影逐一上畫(而且通通獲得不錯票房);部分流行歌手、填詞人愈來愈有意識地將社會上面發生的事,或直接,或暗喻,填進歌曲裡;即便是最頑固的電視台,也察覺到「回歸港味」乃吸引觀眾的好方法,於是對白、情節上,都開始以此考量……當然,身份意識的建構,往往多講心領神會,少靠刻意經營;而以上所述、「轉向本土」的流行文化,亦難與充滿意外、大眾叫好的七十年代後期相比。然而,我們也著實難以忽視如此趨勢,特別是——在這一波流行文化「本土化」的過程中,新媒體的角色日漸吃重。

《100毛》的流行,正好說明這一點。上文提過,沒有互聯網,就沒有《100毛》;而相反來說,《100毛》的存在,並正好將互聯網上那些散亂的訊息,以及「未登大雅之堂」的語言,大加整理,發揚光大,再通過儼如傳統媒介的opinion leader,向更多的受眾發佈。若說香港人身份於上世紀七十年代興起,很大程度上是電視媒介的功勞,那我們可以預期,這一波的本土意識再掘起,將會由網絡文化所推動,而《100毛》這個介乎於新舊之間的雙面媒體,會在當中扮演重要角色。

社會學家吳俊雄曾經提出,所謂的香港本土意識,往往有四個層次:

一、生活的風格——發奮、搏殺、機警、犬儒、「走精面」、「怕執輸」……也就是眾所周知的香港人性格。這一切,全部都是群體經年累月積存下來、賴以自衛的生存姿勢。

二、日常意識——香港人的性格,許多時候其實跟大家所抱持的日常觀念、共同常識,息息相關——「努力會發達」、「忠直會乞食」、「疫症到臨要買樓」……這些常識,有的來自學校,有的從經驗所得……總之令香港人認認同自我、辨別同伴,安身立命,奮鬥不懈。

三、意識形態成份——第二層次的共同常識實用快捷,都終究太零碎、淺薄。於是在常識背後,常有一套又一套比較成形、略有系統的說法。這些意識形態成份之所以形成,通常有根有據,例如「男主外女主內」,既是常識,背後牽涉的意識形態,就包括對性別的定型,再往前追蹤,就是一連串生物學以至演化論的知識。

四、系統論述——是比意識形態成份更宏觀的知識框架,它意圖貫通社會各大政經範疇,解釋所有現象,例如資本主義、愛國主義、社會民主論述……現今社會結構複雜,通常不單存在一套系統論述,各門各派(無論是泛民,還是愛港力),往往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論說法,透過各派媒體,眾聲喧嘩,互相碰撞。

《100毛》如何建立「新香港人」?

由這四個層次,我們可嘗試理解《100毛》如何影響香港本土意識。

一、它向新一代確立香港人的生活風格——透過自嘲,並對各個小群體的定型取笑,雜誌還原了香港人作為一個整體的面貌。若說以前香港人的臉孔因著媒體的粗心大意而變得模糊,那《100毛》的出現,正好將整副臉譜清晰呈現。當然,對於上一輩,也就是早已從七、八十年代電視劇學懂「何謂香港人」的那代人而言,這肯定無足輕重,但對新一代人來說,《100毛》卻是這副臉譜的最有條理統整。

二、它挑撥新一代人的日常意識——這個年頭的常識,老早跳出了小學課本的範疇,新一代人不再是「受眾」,會更主動地吸收訊息,迎抗傳統socializing agent的教化工程。而《100毛》玩的,正是將這些常識「顛覆」——努力會發達?讀書會搵到好工?有情人終成眷屬?雜誌告訴你,這些統統是(只會在電視劇出現的)廢話。不過,這倒不是說,這套由新媒體」推動的新常識,會取締舊有的一套。兩者更有可能出現爭逐,然後碰撞出一種「新香港人」身份。

三、它不談意識與論述——《100毛》講生活風格,建立「新常識」,但說到底,它始終無意將一套完整的意識形態,甚至是系統論述加諸其中。於是有時我們會發現它對於性別的立場會搖擺,對於社會時事百態更加莫衷一是。如果要繼續追蹤香港本土意識在新一代醞釀,我們除了要讀《100毛》,更要留意其他媒體及文化產品,觀察有沒有幾套系統論述在群體間流行、互補,甚至衝撞。

我得強調,《100毛》所影響的,很可能不是一個整體的香港本土意識。它更可能影響的,是新一代人如何看自己的身份。因著《100毛》,以及影響力日趨強大的網絡文化,大家已經倒背如流的「香港人身份故事」很有可能在未來開始改寫。


八、結語


這是徘徊新舊之間的一個時代。

因著媒體結構、社會政局的轉變,香港文化的故事也走進了一個新的階段。《號外》雜誌所象徵的,是舊的故事,以及其延伸的精神、價值如何繼承歷史,在新環境下延續;而《100毛》的興起,則正好說明,在新的時代,有新的的故事,正在形成,甚至日漸壯大,影響你我。

香港文化的故事,絕不易講。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下一章節,將會由這兩故事,碰撞而成。至於兩者將會如何「碰」,又會「撞」出一個怎樣的未來?

值得你我放長雙眼,屏息以待。

Stay tuned to Hong Kong culture.



一個歌神,兩個標點

這肯定不是新發現,但我還是想說:

之前有人說過,這次的 Eason 勒住自己,偶有失準,過分正面,總而言之,不是100%的真正陳奕迅。

一掃而空。

是夜帶著一堆問號(也就是論者所寫那些),前往紅館朝聖。完場回家,發現自己換來兩個標點:

一個感嘆號——為歌者在台上的慧黠與率真而讚嘆,為 人、歌、意,三者融合為一而感動。

一個句號——香港,還好有陳奕迅。(毋需多言)



這就是全部。

Sunday, July 21, 2013

歲月如歌又如何?




「有無睇《怪獸大學》?」「有無睇陳奕迅?」「有無睇《衝上雲霄II》?」

以上問題,近日在街頭巷尾、你我耳邊,不斷盤旋。這陣子,同代朋友個個手持放大鏡,變身流行文化研究者,身體力行,走入戲院,登上紅館,重遇電視;聚精會神,將大眼仔的大眼、歌神的金喉、Sam 哥的髮型、Chilam BB(不是Lam Chi Cheung)的童顏,放到最大,然後定睛端詳,細心評價。

對於流行文化產品,香港人向來堅持己見,各執一詞。然而這一次,出乎意料地,大部分人的評價,相當統一:《怪獸公司》是永恆經典,續集略嫌平淡,毛毛外表太多毛,大眼仔雙目太無神;紅館台上的陳奕迅歌喉依舊,卻似有顧忌,節省口水,專注唱歌,怎看也不是100%的歌神本尊;《衝上雲霄II》陣容浩大,製作嚴謹,但Sam 哥頭髮亂了,陳法拉鄉音未除,而林子祥主唱的劇集主題曲,更加突破港人耳膜,下試觀眾底線……一言以蔽之,新作不似預期,歲月依然如歌。


啱唔啱feel ? match 唔match ?

慨嘆新不如舊,追憶往昔風光,一直是老一輩的權利,但我們又要留意,這波新式懷舊浪潮的主角,卻是十年後定居新界東北的年輕人。這個年頭,當陳冠中(及同代人)努力懺悔,眼望將來,準備以行動「回報香港」,完成「我這一代早該完成但至今未竟的任務」,年輕人卻努力消費過去,踐踏現在,熱中於舞動旗幟,埋怨港式文化不再經典。這波來自新一代的(疑似)懷舊浪潮,情緒滿瀉(網民將《衝II》的片頭配上《歲月如歌》,引來數萬個like),但對象不明(為何鍾情怪獸、信奉「天氣不似預期」?),值得拿起放大鏡,細心查究。

《衝上雲霄II》首播當晚,網上情緒沸騰,怨聲載道, 「還我《歲月如歌》」的訴求,此起彼落。為什麼這首歌會犯眾憎?朋友A 說: 「總之唔啱feel 囉」,B 則激動回應: 「重點唔係好唔好聽,而係match 唔match。你會唔會用《My heart willgo on》做《怪獸大學》主題曲?」他們的反應,我能夠理解,但無法深究。「啱feel」、「要match」往往主觀, 難以量度,更不見實體。懷舊浪潮的特色,亦是如此:懷舊主義者意欲追求的,往往是一種情懷、一種「feel」,多於任何實體。


懷念的只是自身記憶

這是一種源於個人、發自內心的懷舊方式。我爸一直堅信,栗原小卷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日本女人;和我傾偈的「老」朋友認定,地鐵通車前的筲箕灣(與張曉明無關),街道寬闊,路人親切,是最理想的家園……我事後重溫《佳偶天成》,揭開《東區風物誌》,抓破頭皮,仍難以理解他們懷的「舊」,究竟有何特別。懷舊者依戀的,從不是外人能理解的大歷史,而是與自身經歷有關的小記憶。

我這代人近來懷的「舊」,同樣與自身經歷有關——《衝上雲霄》的播映年份,正好在十年前,也就是這一代人成長的黃金時期。這齣劇集,令一代人首次接觸空姐、地勤和機師,懂得原來公仔箱劇集可以跳出香港……自然心跳加速,印象深刻。事隔多年,每當問起所有雙腳離地、機票一折的朋友,他們仍然強調,沒有《衝上雲霄》,就不會當上機師、空姐、飛機維修員,可見《衝》與這一代人的成長心情,其實息息相關。「個人式」的懷舊,最着重的,是七分朦朧、三分實在的印象,至於箇中內涵,反倒其次——《歲月如歌》的填詞人劉卓輝,當年曾認為詞作深藏自己對人生的感慨,年輕人未必有共鳴。十年後,人人卻懷念「但要走總要飛」,痛恨「雲外看新生趣」,重外輕內的懷舊方式,可見一斑。


當世事再沒完美

懷舊,也無可避免地牽涉比較。前幾年,戰後嬰兒肉緊合唱《獅子山下》,落力消費換湯不換藥的懷舊節目,除了因為裏面盛載自己的私伙回憶、青春心跳,更因為這是一種表態—— 「香港的七十年代黃金無瑕」,倒映的,就是暗晦無光的刻下;「上一代人努力拼搏,建立美好家園」,對比的,也就是「不事生產」、「毫無貢獻」的下一代人。所以社會學家說,愈是動盪不安的時代,懷舊的氣氛就愈來濃郁;當下愈晦暗,回憶愈美麗。

新一代人的懷舊,同樣有此傾向:要看《衝上雲霄II》,是因為近年無綫的劇集實在太不堪入目,鮮有佳作;要去看紅館,是因為環顧香港,懂得唱歌的幾乎只剩下陳氏一人,而且Eason 還會唱舊歌,那些比現在少點商業味、多點人情味的舊時代曲。這一代人忽然懷舊(其實完全不算舊的),全因我們不相信將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懷舊方式。來到這一代,科技發達,舊物往事變得近在咫尺,是以懷舊的周期,變得更短,而懷舊的對象,亦因媒體分散,而變得更加零碎。不過,若就此為這代人的所謂懷舊浪潮一錘定音,又是無謂——距離一種真實而完整的懷舊,它至少還有兩點缺漏。

一、這代人的懷舊,多靠消費,少有生產。這一兩年,兩岸三地陸續冒現以流行文化作為懷舊依據的文化產品(如《那些年》),創作人刻意將私家回憶,結合時代,為時代留下印記。但在香港,類似的文化產品只是小規模生產(如《勁金歌曲》、《八王子》),但在最講究市場的電視、電影媒介,卻一直未見。懷舊,從來都是大眾媒體最愛玩的橋段,而這代人樂於重溫經典,大唱K 歌,卻從未擁有權力、地位,以《歲月如歌》為題,用《衝上雲霄》切入,朝着大眾,講述這代人的成長歷程。

二、這代人懷的「舊」,着重個人,忽略時代。上一輩人追憶往事,通常帶有時代背景,反映同代心情。來到這一代,我們懷念的舊記憶,往往來自個人經歷(如失戀);它與時代的真正關係,似乎未見影蹤——我們愛《衝上雲霄》,其實與2003年一眾城中大事有沒有關係?陳奕迅於這代人來說,除了是陪我成長的標誌,還有沒有別的時代意義?


屬於我們的如歌歲月

這些問題,或許過於宏大,但我渴望知道,這代人的歲月是否真的如歌?而那又是怎樣的一首歌?真正的答案,仍有待執拾、整理、醞釀……或許我們在第87 次重溫《歲月如歌》的同時,也可拿起放大鏡,追溯成長歲月;身體力行,將自己和朋友有過的心情、唱過的歌,無論是「愛在舊城窄巷」,抑或「你有你邁步我有我邁步」,一一記錄,流傳後世。

歲月如歌,可以是這樣的意思。


刊於2013-07-21明報星期日生活.果欄

無痕

遇見一些人,想起一些人,綠男紅女。
然後訝然驚醒,發現太多的人,我愛的,愛我的,我恨的,恨我的,
在時間河上,通通如風似影,流過無痕。

晚安。

Monday, July 15, 2013

「小人物」與「年輕人」



上星期日,電視台推出新節目《星夢傳奇》,挑選旗下藝員踏上舞台,在全港觀眾面前比試歌喉。節目播出後,一如所料,身邊電視迷朋友火速分成三派:有的(又)聲淚俱下,控訴無綫(又)抄襲內地的《我是歌手》,踐踏創意,不思進取;有的雙手掩耳,痛斥無綫搞歌唱比賽,是繼讓黃宗澤獲「勁歌優秀選」後,又一折磨港人,損害聽覺之舉;第三派朋友跟前兩派不同,正能量滿瀉,聲線異常響亮,無不高呼: 「鄭俊弘,我認得你!」



鄭俊弘究竟何許人也?這個問題,周日之前無人回答;節目播出後,全港媒體蜂擁搶答——鄭今年29 歲,加入無綫已有十年,其間拍過四十多齣劇集,一直載浮載沉。這個星期,他卻因在節目上翻唱陳奕迅《時代曲》,獲得評判推崇( 「不要當演員,乾脆唱歌吧!」),博得群眾掌聲(網民開設「鄭俊弘我認得你」專頁),然後報章大字標明「只要堅持,總有出頭天!」,雜誌放大他「月薪六千捱半年」的辛酸。又一個小人物的發迹故事。

將小人物推上大舞台

小人物的故事,緣何動聽?雜誌寫,鄭俊弘音樂底子不錯(8 歲學聲樂),17 歲參加新秀歌唱比賽獲獎,卻遇上唱片公司大地震,唯有轉當藝員。其間曾經歷半年無工開,考慮過轉行當警察,最後決定咬緊牙關熬下去,直到今天……小人物小故事,有高低起伏,有個人情緒,有教育意義,自然受歡迎。這些年來,社會階級停滯不前(甚至集體下流),香港人心情欠佳,遇見逆流而上、出人頭地的小人物,拍掌叫好,理所當然。電視台眼見此舉大收旺場,於是花盡心思,在「花旦」、「小生」的暢銷生產線以外,另闢蹊徑,將「小人物」(如「蘇基」)加工製造,推出市面。捧紅鄭俊弘的《星夢傳奇》,無疑是這思維下的文化產品。

為了與眾不同,我自小支持歪星,追捧綠葉( 曾因在地鐵遇上余子明而徹夜難眠)。然而這一次,對於電視台刻意製造的「小人物」,我眉頭皺起,腦海有問號。

「小人物」為何會是小人物?三年前,《南方都市報》派人深入電視城,進行「TVB 電視人生存狀態調查」,結果發現衣香鬢影的花旦小生身後,有許多像鄭俊弘一樣,有心有力卻苦無機會的基層藝員。這些藝人,有的出身藝訓班,有的深諳藝術,卻沒有底薪,每亮相一次,只獲得數百元報酬。在不能接其他電視台工作的情况下,只得望天打卦,靜待機會,或如「蘇基」古明華轉行兼職,到配音組甚至更無關痛癢的崗位工作。

肯捱自有出頭天?

這些年來,電視觀眾發現,公仔箱裏出現的臉孔,來來去去還是那幾個人。做侍應的,做兵丁的,有沒有可能往上流動?官方的說法是,只要肯捱肯努力,自然有奇蹟發生,得以熬出頭來。話說完了,制度依然如鐵板,原封不動,然後偶爾推出《星夢傳奇》這樣的節目,捧出兩三個鄭俊弘,電視台大事宣傳自己怎樣為「小人物」提供機會,追尋夢想,至於其他藝人繼續販賣青春,在台邊一角覓其理想。節目播出後,有擅長唱歌的四線藝員大吐苦水,埋怨自己沒簽經理人合約,連參賽的機會也沒有,正好反映電視台愛講的「小人物故事」,充其量是一道幌子。這星期化身幌子的,除了「小人物」,還有「年輕人」。

上星期日,發展局長陳茂波(又)發表網誌,以「為年青一代,建造新一代新市鎮」為題,呼籲各界支持新界東北新發展區最後方案;幾日後,特首梁振英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一邊力挺發展計劃,一邊強調: 「今日20 歲的年輕人,10 年後成家立室,養兒育女,到時居住單位主要來自新界東北新市鎮;今日的初中學生,他們20 年後的家會在新界北,今日的幼稚園小朋友,他們30 年後的家會在填海新區。」我自問年輕(跟譚校長同齡),聽見高官反複提及「年輕人」,我專心聆聽。然後,眉頭又皺,問號又現。

爬不上這道社會階梯

年輕人需要的是什麼?最近幾年,我聽過許多年輕朋友埋怨說,樓價太貴,負擔不起,於是結不了婚,做不成人。這些苦水,梁振英應該也見識不少。但與此同時,我聽過更多年輕人說,社會缺乏流動,機會貧乏,下一代香港人,毫無希望,不如移民。對此,高官的說法繼續是「只要肯努力,自然會熬出頭來」;但我們眼見的是,這一代人讀完書,進完修,O 完T,那道社會階梯照舊擁擠不堪,爬不上去。這個年頭,香港的年輕人跟電視台的小人物,處境其實相差無幾。

自去年起, 「為了年輕人着想」,一直成為政府推行政策的重要宣傳策略,梁接英甚至曾在施政報告中表明,若然反對土地發展, 「將來蒙受惡果的只會是今天的青年人」。然而作為即將蒙惡果的年輕人,我們必須要問,究竟所謂的「年輕人」是否就只得官員口中的一個模樣?當然不。上星期日,我們看見同為年輕人的卓佳佳,情理兼備,力陳現時政府發展方案如何荒謬。年輕人,從來不只是陳茂波、梁振英口中那一種;我們當然希望早日買樓、成家立室,但同時也期望社會平衡、階層流動、法治長存;上樓是「年輕人」的夢想,但公義、公平,又何嘗不是?我們可以預期,《星夢傳奇》結束後,鄭俊弘等「小人物」將會在電視台追捧下,乘勢冒起,成為一時熱話,但曾經與他處境相同的一眾綠葉配角,仍舊懷才不遇,繼續浪費十年;至於政府吹捧(計劃時所需)的「年輕人」,十年後大概仍然被壓在底層,無法動彈。新界東北一旦發展,到時遷入居住的,是「年輕人」?還是雙非富豪?

眉繼續皺。


刊於2013-07-14明報星期日生活.果欄

Monday, July 08, 2013

浮在這世界裡


陽光明媚的午後,獨個兒坐在老區殘舊冰室的一角,呷著熱鴛鴦,腦海一時響起余力機構的「浮在這世界裡,有千般錯漏」;一時放空,想起這段日子的一塊塊碎片。

有好一段時間沒有讓腦袋放空了。最近一兩個月,像參加跨欄比賽般,好不容易雙腿一踹,越過一道欄,然後下一道欄又在面前如屏風屹立,於是又得順著節奏,一二三,再次躍起。如是者,跨過一道又一道的欄,走過一個又一個的山頭,中途幾乎沒有喘息的餘暇。這一兩個月,如常寫專欄,如常工作,又接受了一些訪問,甚至初次構思、書寫一份完整劇本。是有點累,而且許多事情,其實未必又甚至根本不會有結果,但我仍舊好喜歡那個有點老套的說法——With every deed are sowing a seed, though the harvest you may not see. (即使你還未看到收成,但你的每個舉動都是在播種。)就努力順心而行,至於後事如何,就擱在一旁,反正自己也管不了太多。

也想起一些人。星期六下午,剛寫好稿,正伸懶腰,電話就響起了,是大學莊友V。他劈頭一句就問:「你知道大夥兒今晚吃飯嗎?」我抓抓頭皮,立即就明白是什麼一回事:「沒有啊,你們是在 WhatsApp 約的吧?」果然如此。這種事情可不是頭一遭發生了。這年多以來,因為沒有用智能電話,所以偶爾會被排除在某個世界以外,說實話,習以為常了,如是也更珍惜那些記得我不在那個空間因而會補上一個電話、SMS的細心人。掛線以後,反而在想,我沒有 WhatsApp,所以被忽略,但我可還是 Facebook 達人啊。設身處地,我自己又有沒有忽略了一些不活躍於 Facebook 世界的朋友呢?答案是肯定的——而我們通常會埋怨說,呃,是他們選擇不用這方便的通訊工具跟別人溝通罷了。嗯,總是這樣的。如果在這個年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非得摻雜這些所謂的溝通工具的話,那麼,我寧願繼續否認,自己是屬於這個無瑕年代的。我承認,這種堅持,是有點自我;這種固執,是有點阿婆。

也許真的是自我中心吧。星期六晚,在團契演了兩場戲。我一直討厭演戲,原因無他的——你見過有寫小說的熱衷於演戲嗎?用文字表達,跟以肢體、表情做的,根本是兩個極端。當然,我還是很享受那夜的種種,但回家的路上,卻禁不住在想,我之所以討厭演,是否有別的原因?例如是——我太堅持於「做自己」?對於一個難以適應環境轉變,死命以同一張臉孔、同一副表情來應付世界的人來說,要去飾演一個性格、所作所為都跟自己有點距離的角色,恐怕太勉為其難。請容我這樣為自己辯解,或曰,自圓其說。

過去幾年,每隔一段時間,心裡就會有一把聲音響起說,是時候作一些改變了,心境上。然後年復年,日復日,我繼續完好無缺地活著,面對著那千般錯漏,依然甘之若飴,毫無悔意。自在,自在就好。我反覆跟自己說著這句話。

然後腦海裡又浮現了好些人物,或路人,或密友。然後我繼續相信,總有一個時候,或許因為一些人,或者因為一點事,我和這個世界,都會有改變的一天。然而在此之前,我還是少演戲,落力做自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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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話。Xanga 行將逝去,我有點手足無措。原因很簡單,因為多年來我一直視之為樹洞,塞滿夢囈與呢喃。然後它要離開了,我也要告別某個時代了——比如說,要將更多無聊的說話,寫在這兒。說實話,直到這一瞬,我依然不知道有什麼人其實會讀這個地方的這些文字,總有許多路人會(因為龍小菌和RubberBand)經過,但通常他們也只是擦身而過。有沒有會停下腳步呢。我心裡確實沒底。

如果你是因為報紙上的那個阿果,而在這兒讀著這段文字的話,我必須說聲對不起,因為我跟報紙上那些完美無瑕、大義凜然的作者沒法相比——由此至終,我只是一個有(太多)掙扎,有(太多)矛盾,有(太多無謂)情緒的平凡人。我沉迷流行文化,熱愛指指點點、說三道四,但也愛無病呻吟,傷春悲秋,不斷碎唸。

如果你還在看的話,謝謝你。我會更努力地將自己的頭皮屑、牙石和死皮,通通公諸於世的。

Sunday, July 07, 2013

龍小菌的兩張面具





小時候到內地旅行,導遊在旅遊巴上事先張揚,當晚有變臉表演,精彩萬分。我狂吞口水,屏息以待。結果那夜,變臉大師在團友面前手舞足蹈,換了一張又一張的臉。團友們拍案叫絕,我卻呆在原地,嘔吐感覺直湧喉頭。作嘔,除了因為川劇臉譜對小孩而言過於驚嚇,還因為大師臉上的面具,似乎永未脫完。自此,我恐懼面具,痛恨換臉,每見尼古拉斯基治、禮服蒙面俠和梁振英,例必心口作悶,呼吸困難。


令許多人心口作悶的,近年可能還有龍小菌。社會學家Erving Goffman 說,社會是大舞台,局內人無不戴上面具,落力演戲。最近幾年,曾任職中學教師的龍小菌,嚴格遵行大師教誨,堅拒以真面目示人:最初藏身幕後,專注二次創作,大唱改編歌曲;去年開始戴上面罩,到鬧市獻唱,吶喊「誰可聽我唱歌」;及後更獲唱片公司垂青,舉行個唱,推出唱片。這歌手的發迹故事,有血(因長期戴面罩曾患肺炎,甚至暈倒後台),有汗(每次演出定必汗流浹背),有時代意義(受惠新媒體走上主流的又一成功例子),絕對賺人熱淚,發人深省。


脫下面具後的反差

然而大部分港人毫不買帳:媒體慣以「恐怖面罩」、「紙紮歌手」招呼,笑她「嚇壞細路」;網民認定她「無面見人」、「又要威又要戴頭盔」。無論龍小菌怎樣解釋自己的舉動( 「為怕失去教席而蒙面」、「想歌迷專注歌聲」),群眾依然少理,集體作悶。直至兩星期前,她「順應民意」,撕去面罩,結果一脫成名,令媒體倒戈(冠以「苟芸慧+李珊珊」的美譽) ; 平民變臉( 自拍照引來二萬讚好)。對眼前驚為天人的龍小菌,人人忽爾心跳加速,呼吸困難。

我和許多香港人一樣,重外輕內,逛街市每每買中外強中乾的西瓜;龍小菌除下面具,還原靚靚,自然舉腳贊成。不過因為好奇(八卦),我其實更想了解,眼前這個女生,當初為何願意戴上面具,矢志不除,現在又有什麼驅使她以真面目示人。於是最近幾天翻揭雜誌,求問網民,終於發現幾個不同的解釋版本——去年龍小菌接受電視台訪問,說自己熱愛唱歌,但礙於教師身分,不便露面(及後被踢爆原來她出道時已辭去教職);露出真面目後她坦言,長期戴面罩「對身體唔好」,又說想為一個失聰歌迷帶來「視覺效果」;至於網民則高呼「根本早有陰謀,蒙面不過想引人注意」。幾日後龍突然擔任補習名師,更引來圍攻: 「終於畀佢恨到!」這些說法,無法驗證,我其實不置可否。


推翻昨日的自己

真正吸引人注意的,是近日一篇雜誌專訪:原來龍小菌體重曾達250 磅、褲頭42吋,一直喜歡唱歌的她中二起參加過無數次歌唱比賽,伴隨歌聲的,卻總是旁人的嘲笑;她試過跟心儀男生表白,卻換來一句「如果你瘦咗我一定追你!」為了一圓歌星夢,龍由2009 年進行「地獄式」減肥,其間繼續在網上高歌,戴面罩演出,直至最近減去132 磅後,重拾自信,方願意以真身示人。換言之,她戴上假面,其實是因為覺得自己的外貌、身形,難以符合他人(對女歌手的)期望;她之所以現身,最重要原因其實是自己減肥成功,準備就緒(雖則接受訪問時其經理人仍然強調,她手臂未減好,不得穿無袖衣服)。Erving Goffman 說, 「面具是更真實的自我,即各人期望達到的自我」,龍小菌可算是最佳例子。

這個跟《瘦身男女》鄭秀文飾演角色近乎無異的故事,勵志積極,但亦教人心寒。若然龍小菌戴上面罩,真箇如她從前所言,是一場勸告世人別再用眼聽歌的革命,那麼她減肥、除下面具的英勇舉動,就正好將整場革命,完全推翻,甚至反過來,令那些跟從前的她處境相同的肥仔肥妹,陷入更艱難的境地——想一圓唱歌夢想?想拍拖?請先符合社會期望,扮演一個受世人擁戴的假人!我害怕面具,厭惡假臉,故此支持龍小菌的舉動。可是她脫下那嚇人的面罩後,臉上又竟掛上另一張假面,一張迎合媒體口味,令大眾尖叫的美麗假面。變臉大師的表演,忽爾重現。


由別人創造自我人生

這些年來,我們聽過龍小菌用歌聲對抗政府(在反國教、七一集會上獻唱)、關懷邊緣(《救援》)、扶持弱勢(《我的奀餐》)。因為出身新媒體,她跟傳統歌手不同,有廣大網民「撐腰」,可以毋懼固有體制,漠視雜誌眼光,自由地放聲表達自我。即使戴上面罩,她仍然是這城罕見,有血有肉、有掙扎有感情的一個真人歌手。當然我們也得明瞭,長此下去,她的舞台始終有限。為了踏足更廣闊的舞台,她唯有努力減肥,脫去面具,進入體制,參與一場截然不同的遊戲。不過從此以後,舞台是寬闊了,歡呼聲是響亮了,她卻要換上另一張繫得更牢固的面具,割捨昔日的自由,和更多跟自己戴上相近面具的青春少艾,同台較量,博取閃光。她或許獲得了掌聲,卻很有機會失去自我。

但我們又真的可以怪責她嗎? Erving Goffman 說,我們身處的這個大舞台,不單有演員,還有旁觀者。演員會觀貌察色,從觀眾的表情反應,揣摩他們對自己的期望,然後換上相應的面具,冒汗演出。龍小菌之所以戴上面具,甚至脫下再戴,根本跟群眾的迴響,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這些年來,主流媒體、市民大眾,有誰不曾為蛇腰歡呼,為美貌喝采?我們踐踏胖子,鞭躂醜女,又自相矛盾地討厭假面,諷刺整容女星,矢志追求真實美。說實話,沒有講過「你瘦左我就會追你」的男生,哪會有戴上「紙紮面罩」,在街心渴望世人別以貌取人的龍小菌?沒有戴上「性別霸權」面具的觀眾,又哪會有拚命減肥,明艷照人,當上補習天后,準備接拍瘦身廣告的龍小菌?

龍小菌脫去面具,還是面具,全因你我只顧咒罵,遺忘自己臉上,同樣掛着令人心口作悶的一張張,假面具。


刊於2013-07-07明報星期日生活.果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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