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October 27, 2009

伊紹拉城 Isaura

在卡爾維諾記述作為說故事者(Storyteller)的馬可孛羅跟忽別烈的對話當中曾經提及無數形態各異的城市。比如伊紹拉城(Isaura)。千井之城伊紹拉建立於很深的地下湖之上,又或之中,視乎你如何定義城的構成。那陷於水面以下的城往往被忽略,彷彿只有水面以上的城才可稱為城,卻將兩者於湖面連接緊扣的一道線視若無睹。然後作為聽眾的你插科打諢說究竟什麼是城市,那可被視為基柱又或者負累,終年不見天日的底座又是不是城市。我只能輕聲跟你說,若果將城市單單定義為由天橋燈柱高樓馬路等部分構成的空間就未免過於狹隘齷齪了。沉積於底端的更多不為人知但也許更為重要的價值觀以及意義,被那甚為奪目的建築奪去旁人的目光,只好屈服繼續埋藏泥土之下。你又開始插嘴。什麼是上面。什麼是下面。那我來問你,什麼是壓抑,什麼是承托。假若你還未能完全理解的話,我就會用比喻去解釋。你可以把伊紹拉城當成人,那沉沒於湖底的,就是他的過去。我們也許都不應該恥笑一個人的過去,因為過去只是成就現在的一部分。同時身處現在的時空的你假如要批評甚至否定別人的過去又是否過於不公呢。這就如同,回到過去跟回憶的關係。回憶有別於回到過去,因為回憶必然是現在的回憶。回憶只是不斷把現在這一刻和過去排列一起比對。它們並不存在可供比對的關係。所以現在的我跟從前的你跟將來的他也顯然無法以比較的形式存在。你瞪大了眼睛,點點頭並擺出一副似乎明白的樣子。為了說服我你經已明瞭那作為比喻的比喻,你嘗試用比喻去作解釋,讓我把自己的比喻跟你作擬定的比喻拼對。你說,那就像心理學中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當中所提及,有關於自我性格的組成。一個人的性格就如同一座載浮載沉的冰山。長期浸於水底的是本我(id),頂在上面,半在水面半在水中的是自我(ego),在另一邊獨善其身,同樣是半在水面半在水中央的是超我(superego)。你繼續說,水底是潛意識(unconscious),水平線是表意識(preconscious),而水上的就是意識(conscious)。我無法不為你的領悟力吃驚。城的底座、人的過去、潛意識,其實都一樣,甚至可以交替運用。城的過去、人的潛意識,同樣不為人知。

Wednesday, October 21, 2009

香港人還會嚼字嗎

嚼字者,即懂細味文字,而非狼吞虎嚥;懂欣賞文字,而非囫圇吞棗。書展甫完,我們從貿發局口中得悉這年入場人次又創新高,人均消費更達四百元,在如斯市道下不可謂不驚人。每年七月下旬,於灣仔行人天橋上總能瞥見好些婦人拉著行李箱,徐徐步進會展,一如坦克車進城,又會目睹少年通宵達旦在門外守候並露出躍躍欲進的神情。香港人有多愛讀書?又或者該更廣義地問(以避開那些無字天書如繪本、寫真等),其實香港人有多愛文字?進過書展會場的人大概不能否認香港人是愛書的,又或,起碼愛買書。其實也不單是書展,單觀乎免費報紙每天動輒派逾五十萬份,八卦雜誌一期印量亦達十數萬,香港人愛讀之況由此可知。問題只在於,他們愛讀什麼,又為什麼而讀呢。香港人讀書只有兩個理由,一是娛樂,一是為實用。娛樂者,即短期內能為讀者帶來快感,所以嚴格來說,他們並非在讀,更遑論在嚼字,他們不過在消費文字,以閱讀來換取快樂,不錯,八卦雜誌的流行正因如此。另一閱讀原因是為實用。什麼是實用?實用的定義會受整個社會氣候環境的更變而不同。股市上揚時財經書暢銷,豬流感蔓延時保健養生書籍特別好賣,正是這個原因。於是那些無法帶來短期快感,又或者被視為「無用」的書籍例如政治、文學一類,立時被摒棄於主流目光之外。

作者身為一書之本,於外地不管收入跟地位上備受尊崇,然如斯情況放諸香港顯然無法適用。一般作者只收取不多於十分之一的盈利,即若一書售五十元,每賣出一本可得五元。倘若賣出兩千本(這已是相當不俗的成績!),作者即獲得一萬元正。又假若該作者每年嘔心瀝血只寫出一部著作,其月入不過一千,比綜援收入更不堪。於是若然從事出版要有利可圖,不是向市場靠攏(於是才女肉女紛紛冒起),就要頻密推出著作,假若不怕如此大量林木化成紙張為你犧牲的話。偏偏有人明知山有虎仍執迷攀山,自資出版蔚然成風,一眾夢想出書的「作家」同聲高呼只為夢想不為銷量。出版社一於奉陪到底,為生存而向作者販賣夢想,幫補不景氣的賣書氣候。以作者袋口金錢作為收入資本,荒謬如斯,香港的出版業淪落扭曲至此,是他們的錯,還是整個文化氣候的錯?難怪香港不少年輕作家都不屑作家之名,自我介紹時慣常以文字工作者、甚至爬格子的人取而代之。

作為作家,縱然收入微薄僅供糊口,但其作家之名依然可受三分景仰。可是其餘以文字維生的呢?在香港當記者、編輯的苦頭顯然更不在話下。工作勞累,報酬微薄,只能以伸張正義,或一句「為興趣工作」來為自己開脫。中學生畢業大學選科首選固然是一眾收入穩定的職業如律師醫生,偶有人為「揭示社會不公」毅然讀新聞(讀新聞的成績可一點也不低),畢業後如願投身記者行列,踏進報館面試時怵然發現等待自己的,是一份月薪八千的工作。乍聽下去尚可接受,但捱下去又如何?五六年後也許成為編輯主任,月薪也不過萬五,此時同期畢業而從商的同學早已拍拍屁股,絕塵而去。用金錢待遇來衡量一個行業於社會受重視的程度無疑過於目光短淺,然而這的確是一群文字工作者在香港的境況。沒錯他們願意為理想為公義而甘願捨棄好些個人享受,但又是誰決定了當記者當編輯必然低薪的命運?當文字工作者並非慈善工作,他們理應得到合理的報酬。如斯的情況不獨出現於默默耕耘的文字工作者身上,好些名聲甚響的文化人在香港也有過類似的待遇,比如梁文道。「到內地圖書館演講通常有數千元報酬,但到香港圖書館,就會得到一支錦旗,好像以為文化人都是吃錦旗而不用吃飯的。」知名作家及交化人在這裡如此唏噓,其他人被剝削就更不足為奇。

當董啟章跟文學圈中人竭力爭取在西九興建文學館,以保存並推廣香港文學,當好些衛道之士直言將少女模特兒的寫真集攆出書展場館,以保障書展不會偏離原來推廣閱讀的目標,當市民大眾嘲弄某自命才女的歌手撰寫的小說集錯漏百出,我們是否應該回首反思,文字於社會的地位?即便沒有寫真集沒有錯字連篇的所謂小說敗壞風氣,香港的閱讀風氣跟文化土壤也不見得怎樣好;即使西九興建文學館,潛藏於這座城市陰暗角落的文字工作者也不見得能重回地面,獲應有尊重。若然如此,我們關注的不該是細微如塵的這些事宜,而是如何改變整個社會氣候,變得不再短視單一,變得不單追求所謂實用。正視文字,其實也是正視文化。香港人愛嚼字之時,正是文化於這片貧瘠土地獲得正視之時。


刊於學苑二零零九年九、十月號
(將投稿作為 recycle 的方法. 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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