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January 26, 2014

向北望?百感交集的香港觀眾



這個星期, 「香港」「觀眾」的眼神和心情,注定一同開叉。

得由上星期日的「本地樂壇盛事」說起。這場「盛事」,名叫《十大勁歌金曲頒獎典禮》,由TVB 悉心炮製,今年的賣點,不是「天王巨星」、「非凡歌藝」,而是(再一次的) 「一人一票」、「全民公投」,結果林峰和容祖兒獲選為「眾望所歸」的最佳男女歌手。這邊廂頒獎禮標榜「全民」,放大「盛事」,那邊廂「全民」卻決不賣帳——有人恥笑林峰失準,痛斥台上眾人「不是歌手」;亦有人(再次)鄭重提醒廣大市民,這場「香港式公投」,絕非普選(又或「精選」),說到底它不過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篩選遊戲。

面對(又)一場本地音樂大爛騷,有人堅持努力批判,吐血埋怨香港樂壇歌不勁、曲不金,令有心人痛心疾首;也有人選擇轉移視線,亮着電腦,北望神州,尋找五光十色的流行光影——例如是近期由內地紅到香港的《我是歌手》。


G.E.M. 成名 港人矛盾

《我是歌手》,中國湖南衛視精心炮製的音樂真人騷,第一季節目叫好叫座,曾經引來兩岸歌迷熱烈迴響( 亦即互相指罵)。新一季節目載譽重來,照舊由七位來自兩岸三地的知名歌手同場較量,再由五百名現場評審投票決定名次。這場大玩「中國式普選」的音樂騷,近日在中港兩地同時成為熱話,箇中原因只有一個:香港歌手鄧紫棋(G.E.M.)的演出。小妮子不單參賽,更加一戰成名,聲名大噪,一夜之間成了全國樂迷的新寵(微博粉絲數量以幾何倍數增長),有內地樂評人則感嘆,原來香港還有如此「唱得又睇得」的歌手;與此同時,香港人亦為之驕傲,有專欄作家甚至公開感謝G.E.M.: 「讓我們看見香港樂壇的新希望」。

當然,不是人人都為G.E.M.的演出而喝彩。有許多人說,她只賣技巧,不講感情,是嗌歌而非唱歌,是歌唱機械人而非歌手。「G.E.M.唱得好嗎?」這道問題,沒有明確答案,我不想深究。過去幾天,一邊重溫G.E.M.由寂寂無聞(有許多香港觀眾說,從不知G.E.M.唱得這樣好),變為全國焦點的過程,一邊查看內地網民和香港百姓的即時迴響,老實說,我的心情有點矛盾。這一刻,反而想講講身為「香港」「觀眾」的這種心情。

高呼港文化不死 又怕行得太埋

事實上,論近期在內地走紅的香港歌手,G.E.M.不是唯一一個。就在G.E.M.身處長沙比賽的同時,大眾女神謝安琪則參與了深圳衛視的《中國音超》節目,同樣技驚四座,既令中國觀眾驚訝於「粵語天后」的非凡歌藝,亦讓香港觀眾點頭自豪,落力轉載——G.E.M.和謝安琪的演出,之所以吸引港人注意、平民轉述,很大程度上都出於一種身為香港人的認同。看兩女參與內地歌唱比賽,情形有如看單車場上的李慧詩,普羅大眾全部期望她能在芸芸(內地)強敵中脫穎而出,為港爭光。香港選手扳倒(內地)強敵,香港觀眾亦自然臉上有光。

然而另一方面,音樂工業有異於體育運動,它茲事體大,機制複雜。香港人一方面為謝安琪、G.E.M.自豪,高呼香港流行文化不死,另一方面又怕兩人跟內地音樂工業,以至遼闊無邊的樂迷市場「行得太埋」,最終會變成梁振英口中「按樓上廣西發展」的香港年輕人,離你我而去。香港人身分與普及文化、流行明星息息相關,明星一旦北移,本土文化也自會逐漸凋零——正如近年香港電影以「合拍」主導,中港明星共冶一爐,情節布景內地優先,最終香港精神也無從談起。作為香港人,既為自己的明星、自己的身分自豪,但又要怕明星赤化、身分衰落,我們的心情,時常矛盾。

香港人百感交集, 而身為香港的「觀眾」,心情就更加複雜。我喜歡流行文化,因為它有人性、夠率真。至於《我是歌手》這類影視「真人騷」, 明顯與「真」、「人」背道而馳——節目觀眾的表情,個個誇張扭曲,有如舞台劇演員;歌手們的演出,往往少講感情,多賣技巧…… 對於近年在內地盛行的這種「真人騷」,我其實有點感冒。

但問題在於,內地的音樂節目縱然有時太過五光十色,但總算是個理想的舞台。它讓歌手少說話, 多唱歌( 而非只唱半首);它尊重歌手的選擇、聽眾的耳朵,從不會強迫歌手們演唱經典電視劇主題曲,更不會安排一眾異常業餘的電視藝員唱歌較量……它未必是一個非常好的音樂騷,但勝在娛樂性豐富,歌手們確實可以做好歌手本分。

找到平衡 不能死守

所以作為觀眾,我矛盾。我討厭內地音樂節目的浮誇,但更憎恨本地音樂騷的離譜——《我是歌手》沒錯是太簡單直接,但香港的節目就連「讓歌手做歌手」這個基本要求,也達不到。更值得思考的是,身為香港歌手,面對兩地音樂節目的重大反差,可以點揀?如果你是謝安琪、G.E.M.,面對這些邀約,怎麼辦?要堅持本土,唱好勁歌,還是北望神州,背負罵名?

我喜愛香港流行文化,所以更樂見G.E.M.和謝安琪在《我是歌手》、《中國音超》等中國音樂騷露面,在更廣闊的舞台上一開眼界,鍛煉技巧,反過來為香港樂迷帶來更出色的音樂。在唱片公司不思進取,媒體放軟雙手的刻下,香港流行文化若執意死守,就只會繼續凋零。新的大中華流行版圖早已成形,港式流行要慢慢在新的時勢下,尋找出路。當然這不代表要完全符合北方需求(像是生產針對內地口味的合拍片),更重要的是找到平衡。

這一點,G.E.M.和謝安琪該都清楚——前者多次在facebook 「宣示主權」: 「我一定會唱廣東歌,因為我是香港歌手」;後者首次出場, 唱的歌曲就是Beyond 的《情人》,為的是要捍衛廣東話: 「其實今天好像只有我一個人唱粵語歌,那是因為我是代表了、就是來自香港。」

這不是不錯的做法嗎?港式流行會被吞噬,還是找到另一條路?也許毋須急於定論。讓心情開叉的我們多等一會,給香港流行文化多一點時間。

Sunday, January 19, 2014

新女人的紅綠燈


早陣子逛書店,看到一本名叫The Public Woman 的書,由英國人權活躍分子Joan Smith 所著,書的封面站着一個木無表情的女人,上半身被一個大大的紅色的圓形蓋着,下半身則是一樣大小的綠色圓形,乍看來像一盞紅綠燈。我對書本的內容(女權分子的「陳腔濫調」——為什麼大家不當女人是人類的一分子?)沒太大興趣,但對那個紅綠燈封面,印象卻很深。



這個星期,女人頭上,也有許多紅綠燈。

「嗱, A 餐係五億加徐濠縈, B 餐就五十萬搭謝安琪,你會點揀?」「老老實實,你想做陳奕迅,定係張繼聰?」男友人深夜傳來的連串問號,來自專欄作家周三所寫的一篇遊戲文章。旨在戲謔的個人意見,卻意外地在網上廣泛流傳,引來全城議論。這個星期最多人在問的問題,不是「點解施政報告(又)無我份?」,而是「為何眼睛張開身邊竟是『徐』?」最令人頭痕的選擇題,不是「『年輕』抑或『年青』?」而是「A 餐抑或B 餐?」

我不是大男人,對於這條價值四億九千九百五十萬的特大問題,其實沒大感覺,但我明白城中男女為何爭相討論。性別議題,貼近生活,異常埋身,永遠迴響處處,議論紛紛。去年全港hit rate 最高的YouTube 影片,不是香港電視的億萬之作《警界線》,而是地道草根的《一生只想尋找一個肯捱麥記的女人》。一談性別,男人滾動,女人心動,每人都要參與討論,誓不罷休。

這篇紅遍全城的專欄文章,一如《麥記》短片,從男人的角度出發,大談何謂「好女人」——作為「人妻」,謝安琪細心體貼,善解人意,笑容可鞠,是能減輕男人壓力的「好老婆」;至於徐濠縈,笑容欠奉,胡亂揮霍,不懂小鳥依人,毫無疑問是令陳奕迅表演失常,教全城樂迷滿懷心事的「壞老婆」……作者最後奉勸天下男人,遇上「謝安琪」可大開綠燈,見到「徐濠縈」則要堅決亮紅燈,否則一生前途,亦自然亮起紅燈。

兩性議題,通常迴響兩極,這次亦然。有男讀者表明心迹,大讚作者有見地,謝安琪確實「娶得過」,也有女人先是搲頭,後是立志,矢志學習謝安琪,讓天下雄性動物死心塌地;同一時間,有女性主義者批評作者太「大男人」,忽視女性需要,甚至物化女人,結果換來旁人回應: 「作者寫的是男人想法,你寫的是女人想法,有何問題?別太認真吧!」對許多人來說,女人和女性主義者大多有被害妄想;他們的最大嗜好,叫「無理取鬧」和「無病呻吟」。

大眾媒介歌頌不靠男人

我想有理取鬧,認真呻吟。

以往談女人和媒體,女性主義者總愛引用社會學大師John Berger 的分析,痛罵現代社會充斥着「男人望女人被望」的畸形現象;又會學習Laura Mulvey 提出的male gaze概念,批評社會及媒介在呈現女性形象的時候,永遠由男性視點出發。但大家心知,今時今日,時代已變——大學課室永遠女多男少,新生女嬰少叫「賢淑」、「德貞」;大眾媒介不再(高調)呼籲女人要識溫柔,學家務,扮花瓶,甚至還倒過來,歌頌有品味、開放、獨立、不靠男人的「新女人」。

這星期全城熱議的兩個女人,都是「新女人」的好例子。徐濠縈,電視藝人出身,除了最為人熟知的「陳奕迅太太」身分,本身也打理時裝生意,經常身穿奇裝異服,現身各大媒體。她的性格、行為跟傳統女性絕不一樣——不性感,不溫柔(時常跟人起衝突),多黑面,少微笑;她不是那些在娛樂圈中俯拾皆是的「藝人另一半」,而是個有想法、有脾氣、特立獨行的女強人。

謝安琪亦然。自出道起,她就堅持與一般娛圈女星劃清界線——人家賣性感、比可愛、鬥玉女、唱慘情歌,她就大模斯樣地箍牙、爆肺、生仔、唱非情歌;傳統女星為嫁入豪門而當姿色分子,她就屢屢維護曾經被雜誌抹黑為「廢柴老公」的張繼聰。跟天下女人一樣,謝安琪和徐濠縈心繫家庭、肉緊後代(同樣曾因傳媒偷拍子女而大動肝火),但在做好傳統女人本分的同時,兩人又堅持要捍衛自己的髮型、衣著、事業和想法,絕對是值得你我稱頌的「新女人」。

是的,我們對待女性,早已多開綠燈,少亮紅燈;主流社會當中,亦早出現了一位又一位值得欽佩的「新女人」,那女權分子何以仍繼續拒絕物化,歸咎定型、聲討父權,甚至主張插盲男人?只因普羅大眾的性別觀念,有變,也有不變。

仍要求「好女人」好看引注意

倫敦大學傳播學教授Angela McRobbie 數年前寫了The Aftermath of Feminism 一書,指出近年主流媒體雖然喜歡呈現女性獨立、開放、專業的形象(而非以往的保守、無知、楚楚可憐),但仍然對「好女人」設定兩大要求——(一)外表一定要好看;(二)要獲得男人注意。無論女性媒體形象如何改變、女人的社會地位怎樣提升,這兩個「無理要求」,並其引伸的傳統觀念,卻從未成功扭轉。這個星期的「徐濠縈—謝安琪」之爭,恰好又是這性別觀念的再一次呈現。

在新女人與新女人之間,大眾取謝安琪,捨徐濠縈, 甚至認定前者為「女人典範」,值得仿效,全因「謝安琪」外表好看,較懂吸引男人注意(會穿著那套性感高貴的晚裝,配以情深和真摰的眼神,加上溫暖甜美的聲線,講一句「BB 豬」),能夠為男人的事業、情緒帶來重大回報(給精子還孩子;給一間屋還一頭家;給一袋餸還一頓飯; 給一道微笑還一顆真心) 。換言之, 新女人是出現了, 但普羅大眾卻繼續熱中將「舊女人」的概念套用在「新女人」身上。最後, 「成功女人」的定義,就此被演繹成「成功( 男人背後需要的那一種) 女人」。

突然想起大家「最愛」的陳百祥。多年前陳志雲在電視節目上問阿叻,怎樣評價妻子黃杏秀。當時阿叻得意忘形,笑言妻子是「仙女下凡」: 「佢人生只係需要做一件事, 亦做得非常成功, 就係『旺夫』!」我聽見,心裏一酸。如果一個女人知道自己在丈夫心目中的價值就只有「旺夫」,究竟是否值得高興?同樣地,當我們評論「好女人」、「好老婆」的時候,是否一定要站在男性立場,量度她是否夠「旺夫」?大家是否一定要測試她笑容是否燦爛如陽光,講起「BB豬」時溫婉如安琪?又是否應繼續在女人頭上安裝一盞又一盞的紅綠燈,從小探測她們是否符合社會期望,能否達成「嫁得出」這個人生目標?

是時候拆走紅綠燈,真正欣賞五顏六色的好女人——謝安琪如是,徐濠縈也如是。

Tuesday, January 14, 2014

不要神化新媒體 ——讀Misunderstanding the Internet



黑雲壓城城欲摧。肉緊香港媒體的人,這個星期,心情注定繫上鉛塊,特別沉重。

 皆因《明報》(被)換總編。有心人於網上羅列事例,再次提醒廣大市民,在無形之手的陰霾籠罩下,這幾年香港的傳統媒體,已是相繼淪陷,陸續噤聲;肩負監察政府重任的現代社會第四權,瀕臨絕種,危在旦夕——《南華早報》、《信報》總編相繼更換,有心員工避走,媒體易幟;港台吳志森頓失烽煙,商台李慧玲不再晴朗,人民喉舌被發配邊疆;加上是次「敢教日月換新天」的舉動……毫無疑問,香港傳統媒體當下的首要危機,不是蘇鑰機、陳韜文上星期提出的「公信力見新低」,而在於挑戰權貴的力度,屢創新低;當下最搖搖欲墜的傳媒牌匾,不是「公信第一」,而是「新聞自由」。

有人心情沉重,也有許多人不以為然。《明報》失守,有人隔岸觀火,認為老闆話事,是商業社會的金科玉律,干卿何事;亦有論者高唱反調,直指傳統媒體逐漸式微,乃是大勢所趨(「佢要死,唔通你唔畀佢死?」)——隨着新舊媒體交替、傳統媒體(被)放棄第四權天職,各式新媒體、社交媒體、個人媒體將會(甚至已經)乘勢冒起,擴闊言論空間。網絡本質民主,在這個媒體結構進行「範式轉移」的年代,香港人似乎應該少讀報,多上網;少理傳統,多望將來。在「時代交替」四個大字下面,我們一定要鬆開傳統媒體的大鉛塊,改跟身輕如燕的新媒體做好朋友。

 一場美麗的誤會

這是事實嗎?專研媒體歷史的傳播學大師James Curran肯定有所保留。他於2012年跟同儕Natalie Fenton和Des Freedman出版Misunderstanding the Internet,解構網絡,重溫歷史,並明確告訴讀者,大家對於新媒體的期許,可能只是一場美麗誤會。

James Curran是倫敦大學Goldsmiths College的傳播學教授,多年來一直堅持媒體研究要腳踏實地,扎根歷史,抗拒雲端,在學術界早是大名鼎鼎。近幾年他主力鑽研互聯網對社會的影響、媒體與民主之間的關連,Misunderstanding the Internet一書,是其網絡研究的一次盤點總結。

在互聯網面世初期的九十年代,不論專家、政客、商人、記者,個個翹首以待,雙眼發光,無不認為互聯網將會反轉世界,改變生活;傳播學者更加樂觀其成,期許網絡可以有助世界大同、構建民主社會、改革經濟結構、促成媒體復興。二十年後的今日,世界的確被網絡反轉,但學者們的期許,卻似乎未有實現。James Curran解釋,願望之所以落空,全因學者許願的時候,放大網絡特性,忽略社會結構和環境因素帶來的影響——世界沒有大同,因為即使在網絡世界,國與國、民與民之間,語言仍然分隔,信念繼續衝突;民主世界未見,既因為極權政治可以控制網絡,反噬平民,亦因百姓上網,大多為了風花雪月,無傷大雅;經濟結構不變,因為大商家絕非善類,同樣懂得壟斷網絡,延續不公競爭……互聯網,未必如你我所想般美好無瑕。

 互聯網未必如所想般美好無瑕

網絡興起之初,不少論者就曾預言,互聯網的崛起將對新聞業有兩大正面影響:(一)它解放媒體霸權,將製造和接收新聞的權力,由壟斷行業的大型新聞機構,轉移到少講利益的百姓手中;(二)它容讓資訊更廣泛地傳播,又容許公民記者的出現,勢將改善新聞質素,令大眾更接近事實真相。重溫近年媒體歷史,「網絡揭示真相」的例子,確實多不勝數——小至2009年在德黑蘭發生的Nada Soltan被殺事件、同年在倫敦街頭發生的Ian Tomlinson誤殺案,大至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真相最終得以避開極權封鎖,呈現平民面前,都有賴互聯網及社交媒體發揮作用,扭轉局面……但這就代表新媒體解放了新聞行業嗎?基於三點,作者有所保留。

第一,大眾仍然習慣舊秩序——James Curran引英國電信管制機關Ofocm於2010年的調查,指出六個主要國家(英法德意美日)的受訪者,接收新聞的習慣,仍是電視為主,網絡為副。同樣情况亦見於香港。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上星期發布的調查就顯示,首次被納入民調的網絡媒體《主場新聞》,儘管公信力不錯(位居第十),但其大眾認知度,卻是調查中所有傳媒機構中最低的(40%)——是次結果提醒我們,就算當下的新媒體發揮功能,監察政府,絆倒權貴,但在那四成的受眾以外,還有許多百姓,早上讀報紙,晚上看電視,視傳統媒體為終生伴侶。而傳統媒體一旦繼續失陷(哪管是《蘋果日報》、《明報》,抑或商業電台),對於百姓民心、社會輿論以至意識形態的負面影響,仍舊不容小覷。

第二,新媒體尚未百花齊放——傳統新聞媒體為人詬病之處,在於權力過分集中,對大眾有影響力的,來來去去都是那幾間;新媒體則不同,網絡在手,平民百姓都可以變成記者,寫字拍照,分門別類,眾聲喧嘩。然而美國獨立民調機構Pew Research Center於2010年的調查又發現,瀏覽網上新聞的人流當中, 有八成都駐足於最受歡迎的7%網站;而在這些網站之中,只有14%是自家生產新聞的獨立媒體,其餘的不是由大機構操控,就是單純的content aggregator,靠傳統媒體的養分為生。

近年香港新媒體發展有如雨後春筍,香港人網、D100、主場新聞、香港獨立媒體、852郵報、報血時報等相繼湧現,各自發聲。然而在這些「新」新聞媒體當中,「自家新聞」近乎絕迹(香港獨立媒體除外,他們的特約記者團隊多年來偶有佳作);新媒體要「做」新聞,現時仍要靠傳統媒體的記者走訪現場,突發報道,接網上傳媒先第一時間轉載,後用較低成本的方式(無論人力或時間)跟進事件,邀請意見領袖,加入個人見解(《主場新聞》和《852郵報》都主打「breaking views」),讓讀者更了解事情本相。由記者出動蒐集新聞,到網民讀到相關事件的評論,整條新聞生產線,原是新舊媒體互動而生,若然傳統媒體倒下(或自我審查),供新媒體轉載、跟進、評論的材料,自然也大打折扣。新舊媒體,理應同舟共濟。

第三,新媒體資源不足。James Curran指出,大部分網上媒體都未能發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business model:一方面基於大眾慣於接收免費資訊,新媒體很難要求讀者付錢訂閱;另一方面由於讀者分散,各網上媒體的小眾市場,又令它們難以單靠廣告收入生存。Pew Research Center的調查甚至如此總結美國一眾新新聞媒體:「沒錯他們有熱誠,亦偶有佳作,但遺憾的是當中絕少能夠於財政上自給自足,更遑論賺錢。」難以建立成功的商業模式,就只得以山寨廠形式,小本經營。

 新媒體充第四權力有不逮

香港的情况亦相當類似,近年湧現的新媒體,規模不大,員工人數大多在十人以下。小本經營是雙面刃,既讓新媒體有空間自給自足,但又限制它做新聞的能力——記者人數不足,無法承擔傳統媒體的各式報道,要與市場競爭,只得一邊消化傳統媒體的新聞,一邊改闢新地,做一些舊媒體不會做的報道,確立定位(例如《主場新聞》看重藝術專題;《獨立媒體》則立足社區,專注保育、發展等議題)。至於偵查報道這類跑新聞的方式,花費的時間和人力成本俱過於高昂,資源不足的新媒體根本無暇兼顧。單靠新媒體去做好第四權天職,明顯力有不逮。

Misunderstanding the Internet並非要貶低新媒體,鼓勵大眾與傳統媒體重拾舊歡。事實上書中同樣有眾多例子,說明新媒體的力量,對於推動公民社會,着實不可或缺。然而,作者們更希望強調,我們去評估新媒體威力的時候,不可單從科技層面去推斷;相反,要心繫鉛塊,剖開媒體結構,深入了解其資金來源,研究新媒體如何被設計、定位、理解、應用,更要分析社會(尤其是政府和市場)對其加諸的規章與控制。

也許更重要的是,無可否認當下是媒體交替的時代,但這並不代表我們可以就此掉以輕心,容讓傳統媒體崩壞倒下——因為所有媒體,莫論新舊,不管大小,本來就是唇齒相依。如今烏雲密佈,無形之手正在伸展,我們更要守護媒體的每一吋空間,捍衛香港的每一分自由。

心繫鉛塊,不單因為肉緊《明報》,更因為我們肉緊香港。


原文載於2014-01-12明報星期日生活

Sunday, January 12, 2014

巨星主旋律外 音樂新版圖 — 專訪rapper MastaMic



陳奕迅在商台頒獎禮上演唱一曲《主旋律》,荒腔走板,全城嘩然,議論紛紛——有人痛罵「醫神」態度欠佳,擺明敷衍;也有人將矛頭直指跟他同台演出的rapper,批評他「唔知做乜」,甚至高聲質問「佢係邊個」。

這個「唔知做乜」的rapper,絕對有名有姓。他叫MastaMic,香港獨立Hip Hop歌手,早年任職唱片公司,後來曾當港台《頭條新聞》御用rapper,活躍網絡,創作歌曲,諷刺時弊;近年積極發展音樂事業,曾與不少「大星」(如鄭秀文)合作,因而踏足紅館聖地,登上叱咤舞台;去年則自資出版首張唱片《流行反擊戰》,既叫好(成為網上樂評人心目中的「年度男歌手」),又叫座(首批唱片一星期便告售罄)……與許多唱片公司悉心栽培的新人相比,MastaMic顯然更清楚自己「做緊乜」。

我關心香港流行文化,約MastaMic做訪問,出發點原本很偉大(筆記簿上寫着「重新思考樂壇主旋律」幾個大字)。可是訪問當日,寒暄了幾句,還是不爭氣,禁不住由陳奕迅在商台頒獎禮上唱出的那一首《主旋律》開始關心(又名八卦)。

 「我好多謝Eason」

「我承認那次演出未必太理想。但許多批評的人都不知道,《主旋律》的那個remix版本其實從未公開,我根本唔知道當日會唱。」要踏上主流舞台,唱一首他從不知道會「出街」的作品,MastaMic不覺緊張,反而感恩:「我好多謝Eason。當日頒獎禮台上播的是MMM(伴奏加原唱),他毋須要叫MastaMic上台的。」頒獎禮後,有樂評人讚揚陳奕迅邀請MastaMic上台的決定,指是次合唱「原本可以逼大眾發現獨立音樂,打破主流和非主流的區分,製造hiphop和pop共冶一爐的畫面」。

結果,大眾發現的,就只有歌神的黑面、甩嘴和走音。當日跟陳奕迅同台演出的MastaMic,怎看觀眾事後迴響?「我覺得有少少唔舒服。每一個人都有失準的時候,但佢係咪全部演出都係咁先?佢喺新城唱得幾好吖。見到觀眾反應咁大,有時我真的不知道,這是否全部都是歌手的責任?」

MastaMic收起一貫嘻皮笑臉,沉思半晌,呷口咖啡,然後直言這次風波,令他想了很多:「許多雜誌都有寫,其實佢(陳奕迅)係咪真係想去呢?大家有無諗過,(在頒獎禮上演出)係咪佢好想做嘅嘢呢?我真係唔知。」有報道指,陳奕迅當日本打算不再領獎,卻被唱片公司制止,於是鬧情緒,擺黑面。

 幕後機制 大眾知幾多?

我想舉手質疑。到了陳奕迅的級數,出席與否,難道還不能選擇?對此,MastaMic一笑置之:「大家根本都唔明!商業世界裏面的關係千絲萬縷,係我們無法想像的。大家很理所當然地話佢可以唔玩,但係咪真嘅呢?你同我都唔會知。舉個例,李嘉誠咁有錢,又是否可以立即唔做主席?我們不是insider,You never know!」這種身不由己,是歌手個人的事?「先唔好講佢屋企,大家想像一下,環球旗下有幾多人?你又知每個歌手都賺錢?陳奕迅簽咗幾多年約?這些事情,不是大家所想那般簡單,亦不是一般audience所能理解,大家批評之前,要諗一諗,你係咪真係知道晒所有嘢先?」文化工業是一盤大生意,茲事體大,架構複雜,觀眾抓住的,往往是前台的主旋律;幕後的機制和政治,仍舊神秘。

 山寨廠部落時代

MastaMic是獨立歌手,沒有唱片公司護蔭,出碟搞騷宣傳,全靠自己雙手。既然主流機制複雜如此,那為何還要玩這個遊戲,跟樂壇主旋律共舞?「這個問題,我問了自己很多次。美國傳奇rapper Notorious B.I.G.曾說,If you can’t change the game, change yourself。有許多人批評這句話是洗腦,令人甘願被奴化,但我不是這樣看。你改變唔到個遊戲就係改變唔到。就算這一刻,我在中環自焚,music industry依然唔會改變。唯一方法是進入核心,學懂玩這個遊戲,到時就可以作出選擇。無能力的時候,你講嘅所有嘢,理想呀大志呀,都是空話。」一邊獨立靈活生產,一邊學習主流規則,是MastaMic的策略。「我成日話,我的目標是要成名,有人識,咁我的理念、所相信的,才會有人肯聽。」這一年,他獲新城電台頒發「勁爆Hip Hop歌手」獎項。獎項重要嗎?「起碼出show叫價可以高一點。」純粹講錢?「更可以向普羅大眾證明,在香港玩獨立音樂,其實也可以。」

從前講香港普及文化,有個概念,叫天王巨星。這個名詞,在陳奕迅以後,已經逐漸消失(也有人相信Eason也不是巨星)。兩年多前,馬傑偉、吳俊雄和鄧鍵一策劃「香港新聲」project,訪問不少新一代流行文化代言人。三人在總結指出,香港普及文化已經進入了部落時代——舊時代的巨星逐漸凋零(又或轉型),新的文化標誌則以個人身分、衛星形態,在媒體網絡中自我表述、聯群結黨。有別於傳統文化大工廠的規章生產,這些山寨廠自由生產,少講計算,多談創新。

 靠質量打破「窮」途

扔開算盤,擁抱燈泡,結果通常都是一個字:窮。怎料MastaMic卻說,「我今年的收入,平均跟一個新入行律師還差不多。」他想提醒大家,獨立山寨廠也可以有很大的可能性,但當中必定涉及計算。「許多玩獨立音樂的人,初出道時大受注目,不停出show,但隨着年紀漸長開支日增,單靠表演收入不夠養家,就唯有出去找工作,結果空餘時間愈來愈少。但藝術創作畢竟需要不停練習,於是作品的質量自然下降,身邊的歌迷自然埋怨,演出機會也因此減少……再過兩三年,他們就會開始覺得無希望,最終唯有退出。所以點樣搵食是很重要的,大家不可以miss out這條link。」的確,普及文化生產要持續,斷不能單靠創意閃光,就算不搞大量生產,也要成功找到方程式,納入工業,找到市場,自給自足,否則只會化為一顆有過剎那光輝的流星。

 建立branding 找相應粉絲

訪問期間,MastaMic提出了許多外國例子,說在New York,一幢建築裏面就有三四百個rapper,都能夠生存。說到這裏,我又有疑問:香港市場如此小,容納到幾多顆文化衛星,生產到幾多個MastaMic?「Do you really think so?咁你唔問吓點解香港咁多男歌手?」他認為,市場的容量,永遠多過我們想像,關鍵只在於這些衛星是否有各自特色:「獨立單位要有selling point,講的是marketing和branding,絕對不是只講音樂。只要branding成功,找到相應的粉絲,例如My Little Airport吸引文青,就會舒服好多。」

社會學家Manuel Castells提出,從前的媒體生態是mass communication,現在的,叫mass self-communication。MastaMic口中的branding,其實是新文化標誌各自與觀眾進行self-communication、互相吸引的過程。「一間唱片公司,會由老闆去promote歌手;但做indie music,這個老闆的身分,其實又是歌手自己。」主流樂壇要宣傳文化商品,靠的是大眾傳媒(所以樂壇頒獎禮才是兵家必爭之地)、紅隧展板;至於獨立歌手,資金不足,人脈欠奉,就只能善用新媒體。

 善用新媒體宣傳

「以前我簽唱片公司的時候,成日做網絡嘢,公司會跟我講,唔好睇啦,無用的!」對唱片公司而言,互聯網或許是中看不中用的雞肋,但對於剛出道、沒有幕後主旋律撐腰的獨立歌手而言,「速度高、成本低、擴散性大」的互聯網,卻是針對部落,戮力宣傳的重要武器:「我會嘗試將西方一套帶到香港,於是很早的時候已經開始運用網絡宣傳,例如製作video blog、網頁,為單曲製作trailer……」新媒體,既容許文化標誌宣傳自身,也造就了新的版圖。

MastaMic注定不會成為樂壇主旋律,但作為觀眾,要理解當下,我們除了要八卦大眾傳媒所建構的「樂壇成績表」,更要明白時代更替,版圖亦早已大變——在失準的天王巨星旁邊,早有許多深知自己「做緊乜」的新文化標誌,伺機而動。


文:阿果
圖:林俊源、資料圖片
編輯﹕蔡曉彤


原文載於2014-01-10明報副刊

Monday, January 06, 2014

兩場大騷,三點感想



過去一星期,香港人並肩欣賞了兩場流行文化的大騷,當中有歡笑也有哀愁,有眼淚也有咒罵。

第一場騷,主角是曾志偉口中的「香港女兒」。十二月三十日,梅艷芳逝世十周年,一顆顆香港最閃爍的演藝明星雲集紅館,舉行一場「驚喜派對」,或致辭或獻唱,向一代天后致敬。當晚我收看直播,傾聽流聲,整理心情,至少有三點感想。

一,演藝巨星牽動香港心情。梅艷芳離開,固然是教全港百姓放聲同哭的大事,但大騷裏巨星的一舉一動,亦不算小事——郭富城擺好姿態,獻唱「今天今天星閃閃」,有台型有閃光,大眾笑逐顏開;三分鐘後,劉德華登場唱出「留下只有思念」,淚珠在眼眶打轉,觀眾心情一同掉頭,集體痛惜浩瀚煙波裏的似水流年。

二、巨星是星,也是人。成龍在台上重溫在荔園與梅艷芳相識的舊事,再次向全港市民確認:我們天上的繁星,許多來自民間。所謂天王巨星,大多是文化工業生產的特大符號,光環背後,有曾經跌宕的心情,有可能失準的歌聲,更有與平民相差無幾的血肉心跳。

三、流行文化拉扯時代鬱抑。梅艷芳離世正值香港地的歷史低谷,今天再聽曾志偉憶述當年與她一同籌辦《1:99音樂會》的昔日往事,心仍在痛。梅艷芳離世後,關錦鵬拋下金句:「我感到『一個時代的終結』這句說話。」那夜重溫金曲,細味歌詞,大導金句仍舊迴盪在空氣之中。

第二場騷的主角,則是(可能的)「香港兒子」。一月一日,商業電台舉行一年一度的樂壇頒獎典禮,一個個當今樂壇的明星(好的,又或暗星)上台領獎,有的表演即席嚎哭,有的示範朗誦謝詞,而最教人側目的,當屬是夜(再次)橫掃五項大獎的陳奕迅——他的表演包括:盯着手機熒幕唱歌(但仍然甩嘴)、歌聲任我行(又名走音)、高唱《主旋律》(但完全跟不上旋律),當然還有娛樂版記者最介懷的「黑面示人」……總結是次演出:離晒大譜。

結果演出不單令歌迷瞠目,更教陳奕迅成為樂迷眾矢之的——有人指摘他一人獨大,壟斷市場(男歌手獎十連霸),所以不負責任,漫不經心,愧對萬千樂迷;有人將大炮移至馬匹後方,直斥他只是件有少許才華卻被吹捧上天的時代產物;有忠實歌迷一邊責罵,一邊痛惜,指「也許他唱得太累」,走遍大江南北,每年唱足二三十場,令聲線和情緒一同每况愈下。

這些抨擊,我有同意,也有不同意,事後重溫醜態,盤點心情,竟發現感想與兩日前看梅姐紀念音樂會,相差無幾。在加入「陳奕迅離譜之謎」的討論之前,我想再試講這三點感想。

 一、陳奕迅牽扯大眾心情

陳奕迅是不是「香港兒子」?我只知道,香港人非常非常深愛陳奕迅——除夕路過旺角街頭,正在唱片舖外(免費)觀賞Eason’s Life Concert的群眾肉緊合唱「抬頭吧,相信愛你便能飛」;幾步之隔,年輕的賣藝歌手詢問路人「閉起雙眼你最掛念誰」;過一條街的K房裏,問題少女與禿頭阿叔(各自)為「人群是那麼像羊群」而暗暗落淚……梁款提過,陳奕迅的流行,可以被視為香港流行文化對四大天王的反撲(畢竟他們中間有三個其實不懂唱歌)。這次反撲,一撲便是十幾年,九七之後,天王淡出,醫神補上,給你娛樂,伴我成長。我們雙眼發光。

港人對陳奕迅有情,因此這次的離譜演出,大眾普遍百感交集——有辛苦撲飛入場的朋友,為陳奕迅態度不屑而氣結、徹底失望,最後不忘補上一句「本來我很喜歡看他表演」;網上罵聲處處,但出現得最多的心情,不是「憤怒」、「火滾」,而是「擔憂」、「不安」……香港人做人處事,素來謹守寬己嚴人的原則,子侄行差,可以包容七千個七次,但外人踏錯,就是天理不容,必須追究到底。這次陳奕迅演出不知所謂,但大眾卻擔心他身體不適、情緒病發,又或跟唱片公司鬧翻……態度一如看待自家子女,責之深,愛之切。

明星失準小事,卻拉扯百姓心情,這是香港流行文化有趣之處。

 二、陳奕迅是巨星,更是真人

歌手的專業,就是每次踏上舞台,都要出盡全力報答歌迷(又名老闆),這注定是鐵一般的事實。用這原則去量度,陳奕迅黑面、甩嘴、走音,絕對有違專業,更愧對臨終依然舉行演唱會的梅艷芳。但作為觀眾,我們更要留心,大眾媒介上的巨星,是文化工業生產的一件件成品,更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真人。文化工業要賺錢,當然要將站於前台的明星文本榨乾榨剩,構建出一道道閃光,一個個夢想,讓你我消費,教公司獲利。如是者,天王巨星,個個身不由己,劉德華裝出典型笑容,郭富城擺出皇者姿勢,娛樂大家……我們看巨星,是否還應用唱片公司悉心模塑的角度?

巨星是人,不是神,在高速運轉的文化制度之下,總有失手時刻。那即是說,這次陳奕迅真是唱得太累,所以失手?我不是醫生(或醫神),不能代答,但頒獎禮翌日的報道,又提供了另一個可能答案——有說陳奕迅本打算當日宣布不再領獎,卻被唱片公司制止,於是刻意黑面,敷衍了事……你或者可以說,他這樣做,對得住萬千歌迷嗎?但同一時間,我們也應該問,為什麼看見巨星失手,我們總是第一時間歸咎於歌手本身,卻不會思考符號身後的制度如何敗壞?比方說,為何這些不公不正的樂壇頒獎禮仍每年在搞?為何唱片公司不能容許陳奕迅不再領獎?香港的樂壇崩壞,是因為巨星沒落、歌手不濟?還是唱片公司,甚或廣大樂迷的責任?

作為樂迷,我們要罵巨星失準,更要認真留意星光背後的層疊架構。

 三、流行樂壇捲入時代憂鬱

典禮結束,記者問陳奕迅何以失常,他回應,指「同代歌手沒有到場」,令自己全日「有些悶」,又說在新一代面前,自己開始「沒有幹勁」。如前文所言,陳奕迅的崛起和大熱,都有時代依據——前浪逐漸淡出,後浪久久未至。然而,這個屬於Eason的流行文化「新」時代,不知不覺間亦已走了十多個年頭,跟他同列的歌手逐漸失場,久而久之,觀眾也開始「有些悶」,「沒有幹勁」。弄成如此悶局,究竟是陳奕迅的錯,還是音樂工業生產制度的錯?

突然想起了同日的遊行活動。愈來愈多人說,生活於教人窒息的這個時代,似乎做什麼都不能改變現狀,倒不如逐漸麻木——上街,太累了;公民提名?自有人關心。在這個令人悶得發慌的年代,我們應該怪責幕前人一時失手,態度敷衍(而且原因不明),還是應該繼續執着幕後,關注制度內的千絲萬縷(不論是電台與唱片公司,還是門常開與中聯辦之間)?

香港可愛,因為有失準的真人,有拉扯的平民,更有雪亮的眼睛。


刊2014-01-05明報星期日生活

Wednesday, January 01, 2014

轉折點:香港普及文化 2013



2013年,香港普及文化明顯危機四伏。

無可否認,普及文化在香港,有過黃金歲月;三大傳播媒介,電視、音樂、電影,曾經都是香港命根,能令三太公共鳴點頭,教順嫂引以自豪。香港人每晚靠攏在電視四周,傾聽「是他也是你和我」的香江故事,為著「在獅子山下相遇上」而同喜同悲;我們流離時會哼唱「此時此處此模樣」,仆倒時會喊起「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電影方面,我們出產過通俗市井的周星馳、周潤發、成龍,也經歷過教學院中人津津樂道的電影新浪潮……於七十年代中期開始成形、興起的香港普及文化,其出發點曾經教全港市民動心,自動自覺認同「家是香港」(更毋需搞「築福香港」)。

但那已成往事。過去一年,香港普及文化所受衝撃,幾無間斷——年初藝評獎得主賈選凝狠批《低俗喜劇》「低俗得義無反顧」,質疑港產片誤入歧途,還能「引以為傲的,只剩下戲院分級、粵語粗口、和享受低俗的自由」;年中李純恩狠批「現在香港歌壇謀生的人好像都文盲了」,創作人既「自作孽不可活」,香港歌壇亦是抵死;年尾香港電視不獲發牌,教全港觀眾回首,窺見今日的電視如何不濟——劇集言之無物,《東張西望》淪為喉舌,高層政治手腕低劣(無綫封殺壹傳媒、司法阻攔王維基;亞視唔執輸,有王征弄權)……一年之間,曾令你我驕傲的普及文化,相繼淪陷,於是愈來愈多人蓋棺定論,稱香港流行文化難以重溫昔日輝煌,新時代之下它即將步入轉折,由盛變衰,是以觀眾、學者應盡快掩臉,早日離場。

這就是所謂的「轉折點」?我同意,也不同意。毫無疑問,在行將過去的這一年,香港普及文化步履蹣跚,百病叢生,這個事實,不管杜汶澤(「低俗是香港核心價值」)、黃偉文(「公道自在人心」)、李寶安(「四十六年來,TVB一直為香港……」)如何反駁,依然揮之不去。然而眾所周知,我們所身處的香港,早已不再是普及文化初出發時的香港,新的時代既衍生了新的政經氣候、媒體環境,亦因而構成了新的普及文化版圖。我們在模仿李純恩和賈選凝的口吻,以舊有概念判定香港文化由盛轉衰,大走下坡之前,亦應注意,我城的普及文化在2013年,經已走進了一個(與質素及影響力尚且無關的)轉折點。

要觸摸香港普及文化刻下的轉折,我們要老老實實,介入各個層面,為它來一次全面盤點。


一、[媒體]:新舊交織 形態複雜

時移世易,造就新舊交替,媒體亦然。於是「新媒體取代舊媒體」的論述,近年常見於輿論——HMV瀕臨清盤,報章疾呼「互聯網殺死實體唱片」;無綫收視低迷,傳媒歸因「網上睇劇已成大趨勢」;香港電視流動開台,記者引學者意見,一同唱好:「畢竟香港人人手持一部智能電話……」這是事實的全部嗎?

也許未必。美國傳播學者Henry Jenkins於2006年出版《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一書,指出縱然當下新媒體湧現,來勢洶洶,反之傳統媒體活力衰竭,敗勢漸成,但大眾亦毋需輕信數碼革命改變一切,貿言斷定後來者將會打垮媒體大阿哥,因為新的媒體形勢,絕非「貪新忘舊」,而是「媒介聚合」(media convergence)——信息的流動不再依循單一路徑,它橫跨媒體,變幻莫測;生產線上,不同性質的媒體機構,或作跨平台擴張,或與其他單位攜手合作;接收面上,平民不再囿於「受」眾角色,開始在各大媒體平台之間游移,自由選擇有用、好玩的內容。如是者,媒體新舊共存,有時彼此爭競,有時互利共生,箇中複雜,絕非一句「時移世易」可以總結。

舊媒體搶攻網絡世界

2013年的香港普及文化版圖,處處可見新舊媒體交織的痕跡。這邊廂,為了呼應時代,回應市場,傳統媒體搶攻網絡世界,鼓勵即時互動,容許群眾發聲——TVB努力將myTV(及夾雜其中的廣告)、TVB Fun發揚光大,吸引全港市民參與(港姐投票、東張西望Fun Fun選),誓死翻新原本單向悶蛋的傳統媒介,將之變成一家大細有份參與的「新」電視;華納唱片為旗下歌手度身訂造網上宣傳策略,覬覦hit rate,志在iTunes,結果「香港2013年度YouTube華語歌曲影片排行榜」,十大位置華納歌手霸佔四席。新的媒體形勢,促使傳統媒體以新裝示人,而以往用以評量普及文化的關鍵詞,如「收視」、「銷量」、「紅館」、「見報率」等,未必再適合於當前環境。舊媒體愈玩愈新,觀察者亦要用新思維去看待。

新媒體需借舊媒體之力

傳媒媒體萎縮,遂涉足網絡,矢志翻身;另一方面,新式媒體的崛起,亦與舊媒介扯上關係。舉今年三月創刊的《100毛》為例,這本針對年青人市場的雜誌,玩的語言,是網絡盛行那一套(「講呢啲」);談的現象,是當下廣大網民所關心的(如路姆西);做的宣傳,立足網絡,吸引年輕一代注意(內容抵死的圖表,經常被網民瘋狂轉載)……毫無疑問,它的本質,絕對應該歸入「新媒體」類別。但與此同時,《100毛》所嘲弄、惡搞的,往往又是傳統媒體的現象(如「萬千熄機賀台慶」);它的封面人物,絕大部分都是無綫藝人、主流歌手。就算是其他新媒體,例如不同的Youtube Channel(如Bomba)、獨立歌手(如MastaMic玩的《流行反撃戰》),要在普及文化新版圖上佔一席之地(甚或掙扎求存),亦或多或少需要借助傳統媒體一臂之力。新舊媒體的關係,形態複雜,我們要抽絲剝繭,仔細言詮。


二、[生產、接收]:大眾小眾 角力拉扯

2013年香港普及文化的轉折,除了源於媒體形態的變更,亦見於文化生產模式的異動。

文化生產與大眾傳媒向來關係密切,而在香港,這重心往往向「大」傾斜——大電視台、大唱片公司、大電影商,大量生產天王巨星、文化產品,壟斷市場,擁抱大眾。大眾媒介主宰市場,影響龐大,對於這些以生產角度主導的文化產品,觀眾手無縛雞之力,解讀方式,一如文化大師Stuart Hall所言,只有接受(dominant position)、協商(negotiated position)和抗拒(oppositional position)三種選擇。

然而,近年隨著新媒體的興起,過往唯我獨尊的文化生產線亦要開始重新審視觀眾口味,投其所好,然後檢討生產,作出微調。這一年無綫電視風雨飄搖(並造成滿城風雨),但不能否認的是,為了鞏固大眾對TVBuddy的愛戴,它不遺餘力:一方面召集義氣仔女,重溫成功方程式,如法炮製《衝上雲霄2》、《My盛Lady》,請來May姐大灑雞汁、肥媽教孕婦食益母草;另一方面又作出調整,借《老表,你好嘢!》貼近社會,翻弄矛盾,重現熱話,甚至鼓勵有限度的創意,容許《神探高倫布》天馬行空。針對大眾的文化生產線開始轉變,以大眾媒體為核心的普及文化版圖出現變更,也理所當然。

當然,更不能忽視的,是那些圍繞在大眾媒體周圍,針對小眾市場的另類媒體。最近一年,一個個有異傳統的文化符號——謝曬皮、熊仔頭、新青年理髮廳(例子多不勝數)……逐一在你我眼前現身。由網上樂評人組成的「香港音樂評論組織」日前公佈年終樂評選結果,不少獲得青睞的單位不屬主流,不靠唱片公司、主流媒體,只靠赤手空拳、Youtube Channel。這除了反映新一代樂評人作狀清高、憤世嫉俗,更對香港普及文化有明確啟示,要理解新的版圖,就不能再對獨立存在的小眾媒體視而不見。在新的媒體形態之下,這些「衛星」注定不會踏上《勁歌金曲》舞台,其作品亦肯定不會像《同舟之情》般登上港台歌曲龍虎榜,卻會繼續立足各個山頭,朝向對應群組,綻放光芒,眾聲喧嘩。

「新觀眾」大小市場中游移

普及文化的生產,漸以「大眾—小眾」劃分,是否代表負責接收的觀眾,亦會走向兩種極端?同樣不。就如Henry Jenkins所述,媒體聚合造就「新觀眾」的興起。新的媒介接收者,可以自由在新舊媒體、大小市場之間游移,毋需再為單一明星、單一平台而付託終生。2013年的香港觀眾,正好有此特徵:某些時候,觀眾厭倦主流,抗拒公式,結果或恐嚇與無綫絕交,矢志熄機度餘生,或專注跨境娛樂,學《Running Man》遠走他方,向港式流行示範何謂「十倍奉還」……但亦有些時候,群眾後勁不繼,為了「教主」、「Sam哥」和「Cool魔」,與傳統媒體言歸於好,重投TVBuddy行列。在未來一年,隨著小眾媒體繼續盛行,大眾媒體繼續改變(甚至有王維基的「流動電視」),觀眾任意游移、自由選擇的現象,將會更加明顯。

三、[規管]:政府角色 若隱若現

這幾天翻開港聞版的大事回顧,發現這年香港社會發生的大事,不少都與普及文化扯上關係。這明顯是罕見現象——長久以來,香港普及文化發展的足迹,跟大部分地方不同,它多以商業主導,隨意跌碰,少見政府的積極扶持(或是粗暴干預)。但這一年,情况有變。

流行文化粉飾太平 今年猖狂

香港流行文化跟政府交頭接耳,不是新鮮事。過去多年,政府搞公共關係,教育市民大眾,當中少不了明星身影。但論到靠流行文化來塗脂抹粉,粉飾太平,2013年可能是最猖狂的一年。年初政府舉辦「家是香港」活動,一邊帶頭領唱《獅子山下》、《香港香港》,一邊邀請兩代歌神合唱,歌頌《同舟之情》,宣揚「愛在舊城窄巷」;年中政府藏身地產商背後,暗裡拉線,以「爭取興建啟德巨蛋」為名,撮合香港樂隊、韓國明星,以美麗高牆壓倒七一蛋群(當然普及文化不好惹,陳奕迅與RubberBand也各自以《主旋律》,《睜開眼》還撃)。

政府借普及文化「過橋」,比較罕見,但總算合情。然而今年政府對普及文化的干預,絕不僅限於此——年中亞視被裁定違規,後生靚仔高層盛品儒下台,但淪為喉舌的《ATV焦點》和亞視本身,卻是萬里長城永不倒;無綫多番借《東張西望》公器私用,又濫用支配優勢,逼歌手們練習普通話,主宰市場,卻因它與政府同氣連枝,少有受罰,絲毫無損;而香港電視不獲發牌,特首及行會更以保密為由,拒絕解釋,將香港觀眾的選擇自由,以至香港普及文化的發展空間,一併抹煞。

香港人也許並不期望香港政府會像韓國政府一樣,推動娛樂,發展普及文化軟實力,我們只求政府少做少錯,勿將有心人拒諸門外……但原來,這也是奢求。還好香港普及文化素來蠻勁十足,王維基進軍流動電視,開闢新天新地,政府還會如何規管文化,扼殺普及?明年自有分曉。


四、[政治]:開放表態 漸成常規

政治,在五光十色的香港普及文化當中,向來若隱若現。我們的文化產品,多談風月,少提時事。就算要講,也多靠隱喻,讓文化研究者浮想聯翩;我們的明星藝人,除非關鍵時候(例如「民主歌聲獻中華」),否則甚少作政治表態。娛樂與政治分道揚鑣,一直是香港流行文化的常規,但來到2013年這個分水嶺,這常規變了。

以往為流行文化進行年終盤點,少不免要提及誰和誰相愛又分開。這一年,情愛之事,當然依舊佔據娛樂版頭條(詳情可以這幾天問許志安),但普羅大眾真正關注的,已不止是王菲離婚、陳豪結婚、郭富城和余文樂(各自)分手等雞毛蒜皮的小事,還有G.E.M.跟特首講加油、杜汶澤反擊賈選凝、陳凱琳撐普選、張松枝聲言紮鐵、艾威指摘政府不公等時政大事。上述的事件,不再關乎藝人自身,更與公義、自由等社會價值,息息相關。毫無疑問,(適當的)政治表態,在刻下的香港普及文化版圖中,已逐漸成為常規。

藝人從高地落入民間

如此轉折,當然又與社會民情相關。當政治的文化根深柢固,文化的政治也乘勢而起;百姓生活艱難,對政府怨氣日增,他們對公眾人物的期望,在媒體煽風點火下,也老早超越「歡樂今宵」的層面,於是藝人作出符合民情的政治表態,又似是符合市場的舉動。當然,我們更不能否認,政治乃眾人之事,既影響你我選擇,亦動搖藝人生活——這一年,不少藝人從高地(如將軍澳電視城)落入民間(如公民廣場),與群眾同呼同吸,也一同身受其害。不論為民抑或為己,向建制發聲,都無可避免。

由不問世事,到敢於表態,這一年香港普及文化,跟香港人同步轉折,並肩成長。

[結語]:新的形勢,新的版圖

這一年,香港普及文化雖步入轉折,但依然未死。與其倉卒定論,斷定港式流行輝煌不再,衰亡將至,不如換個角度,細心留意眼前的新形勢——新舊媒體散分聚合,大眾小眾拉扯競逐,政治娛樂共冶一爐……新文化版圖,錯落有致,亂中有序,因此更值得你我戒掉武斷,放大瞳孔,用心參詳。

對香港普及文化來說,2013年,可以是結構上的turning point,也可以是爆發前的tipping point。



刪節版刊於2013-12-29明報星期日生活.果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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