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January 19, 2015

當五歲小孩遇上《學苑》



周三早上,目睹特首於《施政報告》開首,特地為青年開闢廣告時段,大力宣傳《學苑》;及後當眾表演「即席朗誦」,示範「大石砸死蟹」。看畢,腦袋隱隱作痛。

頭痛,一半因為《學苑》。我是港大學生。多年前的新生迎新日,我呆滯地跟萬千新生一同在校園亂走,其間遇上不少學會、宿舍派出俊男美女,張牙舞爪,中途攔截,招攬入會。我生平最怕去動物園,自然左閃右避。好不容易逃到大學書店附近,看見一個攤位,規模細小(只有一張長枱),作風低調(沒有美女學姐投懷送抱)。「有無興趣幫《學苑》做記者呀?」不起眼的師兄問。聽畢,我冒汗,停步,趨前,留下電話號碼。

幾星期後,滿頭大汗地推開學苑的橙色大門,跟編輯們(依然沒有美女學姐)開會。其間,副總編輯從書櫃取出幾份舊刊物,說《學苑》打算做本五十五周年特刊,着我們這些新生每人拿一些舊刊回去看看,遲點再談。我小心翼翼接過又乾又脆的書刊,稱謝離去。回家路上,翻揭這幾份比我更老(生於1979年)的歷史文獻,大開眼界。開眼,因為裏頭有兩件十分罕見的東西。


 翻開自由與思潮

一、自由。漫長人生中,總有短暫失控時期。打開《學苑》,你會發現大學生怎樣思想「失控」。當中有的道德大膽(談情說性),有的堅持「無大」(封面把麥理浩的頭剪拼在大隻女人身上),有的主張「無細」(用整個專題嘲笑港大學生反智)……是輕蔑瘋狂,也是自由奔放。即使不同年代的學生對「自由」的定義有異,但這些年來,最保守的《學苑》也會敢於解構「大學五件事」,挑撥「大學生等於社會棟樑」等社會常規。

二、思潮。《學苑》裏面,偶有平民思潮的痕迹。翻開那幾份又乾又脆的《學苑》,會發現裏面的文章,篇篇大件(動輒幾千字)兼難啃(一連數頁教大家跟馬克思做好朋友)。然而在大堆頭的學術符號背後,又見當時四人幫倒台前後、大學校園內的新左思潮蹤迹。譬如說,對於七十年代末大眾文化氾濫的情况,《學苑》仝人不惜高舉法蘭克福學說,大力鞭撻。現在翻看,看似過於偏激,但這畢竟反映了當時思潮——說到尾,大學生的所思所想,不過受社會環境所薰陶、影響。

因為種種原因,我最後沒有到《學苑》「上莊」(連書也忘了歸還)。但此後幾年,我在港大校園呆滯行走,確實看到這本刊物在變。起初它只是一本極不起眼的學生刊物,長期滯銷(雖然是免費派發),內容大多圍繞校政(那些千年一日的政治風波),不然就是「飯堂應否有曱甴」、「大學可否有第六件事」等無關痛癢的話題。那幾年的《學苑》,本本印刷精美(先撇開排版核突不談),但大部分仍然過目即忘——因為絕少有大膽的思潮痕迹。

 大膽程度拾級而上

其實也很難怪。那幾年曾蔭權當政,香港社會總算少風少浪,七一遊行人數屢創新低,痛罵高官既是家常便飯,又是無甚驚奇。活於如此年代的大學生,將腦袋暫且擱在一邊,絕不出奇。直至2012年以後,《學苑》的設計質素持續滾下山坡(字體用「新細明體」),但內容的大膽程度卻是拾級而上——關心的議題不再是「宿舍有無位」,而是「香港夠唔夠屋住」,甚至到近一兩年,編輯們高舉本土思潮旗幟,大膽探討香港「命運自決」的出路……你可以質疑這是個別學生的政治主張,那無法否認,當中必然存在社會大環境的因素。

梁振英這星期的表演,之所以令我頭痛,全因他完全漠視學生刊物、大學生,以至教育的本質。大學本來就是一個鼓勵大鳴大放的地方,而學生刊物正正是那一代人的性格、思考的明確反映——有些年代,社會風平浪靜,大學生所謂的思潮,頂多開放至校園的閘門而已;但也有些時候,學生自命生於亂世,有種才是責任,於是矢志讓同代人的腦袋翻起巨浪,一同思潮作動。這,究竟是一部分「不能不警惕」、「值得關注」的「反動分子」行差踏錯,還是整個社會、整個政權都急需反思的集體責任?很明顯,梁振英第一千次選了前者作為社會亂象的答案。

不過,大學生終歸不是善男信女。向來喜歡自彈自唱的他們,豈會因為這次特首的朗誦表演,一時三刻把腦袋掉進洗衣機裏?真正會(被洗、被補腦而)頭痛的,會是未來的「青年」。

 頭痛的是未來的「青年」

過去幾天,我頭痛之餘,還有幻聽。我聽見一個五歲小朋友問道,「我大個咗,會變成怎樣的人?」這條問題,恐怕比「香港有沒有足夠土地」更加靠譜(雖然同樣純屬老作),也更加值得深思——究竟擺在一個五歲香港小孩前面的,會是怎樣的一條大路?

翻揭這幾天的報章,可見端倪。一年後,這小朋友升上小學,在繁忙的功課和興趣班之外,他還會參加一兩次內地遊學團,在內地官員的介紹下認識國情;他又會跟內地姊妹學校的同胞交流心得,成為放眼神州的中國香港好學生;課外活動方面,在男女童軍以外,他可以選擇當上青少年軍,向偉大的雷鋒學習紀律,在「在個人道德或社會道德,以至國家民族意識」上培養正確是非觀,做全港青年的榜樣。

結果,經歷過公民教育科、交流團、金蘭姊妹的無數次洗禮後,這位五歲小朋友終於由小學升上中學,之後他再參加了無數次交流、實習;公開試時他選修了(脫掉政治成分的)通識科,更獲得優異成績。拿着成績單的他考慮了許久,決定報讀香港大學——畢竟名氣比較好。

 遺失的,不止是《學苑》

新生迎新日上,這位曾經五歲的小朋友,呆滯地跟萬千新生一同在校園亂走,其間遇上不少學會、宿舍派出俊男美女,張牙舞爪,中途攔截,招攬入會。他為人害羞,只得左閃右避,最後逃到大學書店附近,看見一個攤位,名叫《學苑》。這個名字,他依稀有點印象。於是轉身,停步,趨前,留下電話號碼。

幾星期後,男生滿頭大汗地推開學苑的橙色大門,書架上擺滿了幾十年來的刊物,只是奇怪地,沒有了2014年那幾期。學長問他在找什麼,這個曾經的五歲小朋友摸摸頭顱,只覺腦袋隱隱作痛。

他不知道,遺失的,不止是那幾期《學苑》,還有大學生曾經珍視的自由,以及思潮。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0118

Monday, January 05, 2015

懷念叮噹 記掛亞視



周五中午,接到叮噹配音員林保全突然逝世的消息,嘴唇微震。幾秒後,拉開抽屜,只覺惆悵。

消息傳出後,低氣壓籠罩全港,嘴唇劇震兼扯爛抽屜的,大有人在——沈旭暉無奈慨嘆,心裏突然有種「童年被掏空」的感覺;張敬軒肉緊疾呼,原來始終一天叮噹「返咗入去個櫃桶」後,會不再出現;萬千網民攜手並肩,重溫舊作,點唱新歌(「叮噹可否不會老」),然後一同照鏡,望見眼前的大雄,流了許多滴淚。

大眾在流淚,全因集體在回憶。1982年,叮噹首次在《430穿梭機》節目中登場,此後32個年頭,它和它的聲音,泛滿客廳,伴我成長。如今保全叔遠去,叮噹失聲,你我回憶被挖了大洞,心裏若有所失,乃理所當然。

但這份情感的投射範圍,大部分時間只針對幕前。「現在才知道,他真人的樣子,胖胖的、和藹的,原來跟叮噹真有幾分相像。」周六早上,我媽翻揭報紙,然後發表感言。星期五前,許多香港人縱然枱面放滿(用便利店印花換領的)叮噹模型,也對叮噹的聲音瞭如指掌,但對林保全的真正樣貌,從無印象,我媽只是其中一個。

這兩天,網上廣傳一條電影預告片,據說是林保全遺作。「這是叮噹的最後聲音,不容錯過。」傳來影片的友人神色凝重,千叮萬囑。聽見「最後聲音」四個大字,我影片未看,嘴唇先震。

再震,因為這一次我想起亞視。周一中午,亞視執行董事葉家寶面對記者,神色凝重。他說,亞視目前正處於「生死存亡之秋」,在這最後關頭,全台上下被迫發出「最後吼聲」。當日,亞視向員工發放了11月一半欠薪,但餘下一半,以及再之後的12月薪金,至今天依然未有着落。新年過後,按《僱傭條例》規定,亞視員工可自由離職,這家有57年歷史的電視台,性命隨即進入倒數階段。


同集體回憶 何冷看亞視瀕危?

奇怪的是,這邊廂叮噹的「最後聲音」令全港市民心情翻滾,同聲一哭,但那邊廂,對於亞視的「最後吼聲」,普羅百姓卻是無動於中,當中不少甚至鎖起抽屜,暗自偷笑﹕「終於等到呢日來臨!」作為電視迷,我向來視「嘲笑亞視」為人生第二興趣(僅次於「怒罵無綫」),但這一次也禁不住在問﹕大家的反應為何這般冷淡?若果我們懷念林保全,全因他的獨特聲音乃香港人的集體記憶,那麼亞視的節目不也曾經風光一時,甚至同樣在七百萬個腦袋裏面佔有位置嗎?兩者分別為何如此巨大?我想不通。

與港人作對 死有何惜?

也許世上從沒有沒由來的恨。這次亞視彌留,群眾冷對,全因此前多年,對於觀眾的要求、期望,這電視台同樣冷對。昔日不乏捧場客的亞視新聞,連番出錯,又間中染有大老闆的紅色手印;曾經算是「過得去」的節目表,在公司資源緊絀下,只得滾筒式重播。結果,過去一度威脅無綫霸權的亞視,終於成為收視與廣告俱徘徊零點的「雙失電視台」。如此與港人作對的電視,今天之死,又有何惜?

我同意,也不同意。過去幾天,我向叮噹借來「時光電視」,重新審視亞視多年來的節目歷史,又跟一些於亞視工作的朋友談過(並冒上被借錢的風險),嘗試解開這台57年歷史的老舊電視機。然後,我發現,今天的亞視在苟延殘喘,猶如器官衰竭的病人,很難救活。不過就算這個病人病入膏肓,他的人生、他的起跌、他的歷史,對旁觀者而言,依然至少有兩點啟示。

一、亞視是自作自受,也是受害者——眾所周知,這電視台曾經輝煌。過去它的台前幕後炮製過《今日睇真D》、《亞洲先生》、《亞洲星光大道》等節目,曾經引起哄動,叫好叫座。直至隔鄰的無綫原封不動,將節目照抄一遍,變成《城市追擊》、《香港先生》、《超級巨聲》,亞視才落入下風,並在資源緊絀下,漸漸失去對抗的本錢。
亞視存活 起碼沒讓無綫得益

當然,亞視的淪落,很大程度上是自作孽——若果其管理層的決策、能力不是如此不濟,以亞視員工的能力,總不會令電視台收視長期歸零。但在嘲笑亞視自甘墮落的同時,我們亦不能放過它身邊的無綫。若非無綫不斷使出超技術,趕盡殺絕,亞視絕對不會死得這樣快。更重要的是,若然亞視真的倒閉,全港能運作的免費電視,就只剩無綫一間。如此,作為電視迷,我寧願跟廣大亞視員工站在一線——期望有新人入主,救亞視於水火——這樣得益的,起碼不是無綫,而是香港人。

二、亞視前台無光,但後台有人。過去幾年,亞視遇人不淑,屢屢找來負心漢充當後台。但同一時間,我們絕不能忽略在亞視(真正的)後台裏面,卻有無數有心人,孜孜不倦,努力工作。這個星期,亞視員工成為全城焦點,我聽過不少人用最惡毒的言詞予以嘲笑,指他們患上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否則斷不可能容忍僱主欠薪,甚至繼續聽從葉家寶呼籲,當上義工,無償工作。

對此,我聽見不少員工有話要說。有位現職記者大吐苦水,說自己仍想留在這行,但其他電視台看見亞視當下處境,都在「食花生」觀望,她根本找不到新工,唯有留守,起碼日後可追討欠薪;另一新聞部員工則慨嘆,亞視的技術落後多年,現在要出去找尋同類工作,他自問毫無競爭力,束手無策。還有一位,不願再看網上有關亞視欠薪的報道﹕「大家可以恨亞視,但請勿恨我們。」他的嘴唇,也在震。

這些亞視員工跟林保全一樣,長期躲在幕後,面目模糊。他們或許沒這位同行那般厲害(又或幸運),能夠生產令你我同哭同笑的文化經典,但這不代表他們沒有在後台努力過、奮鬥過。拜我們的政府所賜,香港的電視行業一直狹窄,流行光影背後的苦况,亦從來不足為外人道。今天,在懷念叮噹身後的林保全同時,請也記掛一下跟保全叔同行的亞視員工們。他們進退維谷,只覺惆悵。

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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