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October 27, 2014

傘開以後:小人物,睜開眼

Mr. & Little Ms. HK People插圖系列創作人Maxwell


黑夜悄然離去,太陽探頭冒出。清晨的金鐘,換上迥然不同的一道風景。天色由暗轉亮,陽光躡手躡腳地鑽進帳篷,推醒一個個好夢正酣的年輕人。是繼續沉睡,還是睜開雙眼?帳篷內的他們,總有幾分猶豫。

但就政治而言,他們卻是態度明確:不再猶豫,拒絕沉睡,選擇覺醒。

佔領運動已持續近一整月。不少人說,這次投身運動的,許多都是陌生臉孔。這些臉孔以往討厭政治,不曾參與七一遊行、六四晚會。但這一次,卻選擇遠離鍵盤,立足街頭,甚至自動獻身,在傘下各就各位,跟其他小人物一同揮灑汗水,編織大時代。無論他們上街的理由為何——或受大學生呼喚,或被催淚彈感召——雨傘運動都注定造就一代人的政治覺醒。

也有人更在意孩子們的覺醒。「小朋友應該要知道有班哥哥姐姐,為了香港的未來而每日喺街上面瞓。」Maxwell於是繪畫雨傘運動主角,創作出Mr. & Little Ms. HK People的插圖系列。當中有林鄭、長毛等大人物,也有Mr. Lion Shan、Mr. Hungry等小人物。「其實嚟得抗爭嘅,全部都唔係小人物……」他一臉認真。

「人人都係大人物。」



 催淚彈觸怒平民

Maxwell也是小香港人。鼻樑架着一副黑框眼鏡的他畢業數年,現職廣告公司,從事設計。跟許多香港人一樣,他對醞釀年半的佔中行動,本有保留。「最初有啲覺得會阻到人,同埋真係犯法嘛,所以都唔想太into這件事。但因為催淚彈,真係好嬲,好嬲。」Maxwell認為,這也是不少港人上街的原因。「而家條街咁多人,未必因為政府真係做得咁差……其實大家一早知道佢做得差。最終喚醒到香港人的,係一份怒氣。」

這份怒氣,令本來打算袖手旁觀的Maxwell醒覺,自發走上街頭,支援運動。「都係買必需品呀,幫手派嘢呀,在佔領區行來行去。」到一星期前,他開始嘗試另一方式的參與。「那天搭車,突然在想,其實家長可以點樣同小朋友講社會發生緊咩事呢?有咩素材可以用呢?無理由用TVB新聞架嘛,咁暴力。」燈泡一亮,Maxwell即晚創作多個維肖維妙的卡通政治人物。結果作品在網上瘋傳,幾天過去,專頁已有逾五萬人讚好。

 畫出閃亮小人物

孩子的覺醒何以重要?「其實好多人出來抗爭,都唔係為了自己,而係為了香港的未來。」Maxwell微笑解釋,「小朋友條命長過我哋,佢哋先會係呢場運動的最大得益者。」的確,不管佔領最終能否逼令政府回心轉意,它至少已經改變了香港的未來。「講真,今次未必有咩理想結果,但過程入面已經改變咗好多東西,例如好多人唔再單單留喺屋企睇新聞,好多人在政治方面已經覺醒了。」Maxwell語重心長。

當然,對於Maxwell的插畫,許多人不過為求一笑。因此這段日子,最多人提議他畫的,竟然是李偲嫣。「其實我想畫支持運動的人,多過政府或者反對的人。因為我想大家笑完之後,都可以支持場運動多啲。呢件事牽涉好多人,我表達到的只佔好少部分。佢哋比較多人關注,而我就趁機畫出來。」但在鎂光燈以外,還有愈來愈多閃亮的小人物。「有好多我睇唔到嘅,希望之後可以在現場親眼去睇,然後再畫出嚟。」只因雨傘下的主角,從來不限於梁麗幗、周永康、黃之鋒,還包括自修室旁的木匠、救傷站內的義工、看守防線的哨兵,以及在帳篷下睜眼留守的萬千港人。

 喚醒隱蔽中學生

這一夜,筆者走在公路上,跟佔領區內不少小人物傾談。他們肯定不是Maxwell筆下那些備受注目的大人物,嘴裏也未必說得出許多發人深省的大道理,但今天他們都選擇穿上黑衣,成為公路上萬千小人物的其中一個,全因傘開之後,每個香港人的內心,都有不同程度的覺醒。

有以往厭惡政治的學生開始醒覺,像穿著整齊校服的中四學生Cheenee。她與同學Yoyo放學後特地由東區前來,為的是爭取二○一七年可以選到合自己心意的特首,「因為三年後我十八歲,可以做選民。」同行的Yoyo因為父親影響,從小關心社會,是遊行常客,但Cheenee卻是另一極端:「以前唔係好關心,只係間唔中留意下。會覺得立法會好亂,成日好似鬧交,好醜陋,唔想接觸咁多。」她坦言,從前的自己少管政治,只理時事,「即係有人受傷呀,撞車意外嗰啲。」

着眼「時事」是小女生,卻被催淚彈激發,首次決定上街:「睇到新聞,真係好嬲。點解警察要咁樣對付學生?第二日就來了,想出一分力,希望這分微小的力量可以幫到學生。」Cheenee形容,身邊不少朋友也因這場運動而覺醒。「有一個之前同我們一齊嚟的男同學,平時唔會離開屋企,淨係識打機,就連食嘢都要叫外賣。今次佢竟然都出來,仲幫手舉牌呀、寫紙呀。真係估唔到。」落在雨傘上的催淚煙霧,化成最響亮的良知感召,不知喚醒了多少蒙住雙眼的年輕人。

 由討厭變成理解

在紅棉道橋底駐紮的Danny是另一例子。他熱中打機,自認跟王菀之一樣討厭政治:「好老實咁講,平時都係打機,唔理呢啲野。到罷課開始,感覺到開始大件事,但我都係想睇多陣LOL比賽囉!」每個逃避政治的人,都有不同的原因。Danny表面怕用腦,坦言「關心政治就像要讀多一科,好辛苦」,但細問下去,才曉得他拒絕政治,全因對自己要求太高:「東北發展我無理到,因為正反理據太多,唔知點樣深入研究;白皮書我都無睇晒,淨係睇節錄一段,好多嘢都唔知。咁唔係幾好囉!」

眼前這個自稱不諳政治的大專生,卻因雨傘運動而改變。「在街上會遇到好多人來勸告,建制派、談判專家、反佔中的人,聽到他們的說話,例如成日有人來問『有真普選咁又點?』你會諗深一層囉!」Danny說,透過同路人之間的討論,又或是公民講台上的發言,無意間就學到許多政治知識。問他現在是否不再討厭政治?「好老實咁講,討厭就梗架喇。就算係黃之鋒、梁振英,都唔鍾意(政治)架,但唔鍾意還唔鍾意,佢係影響緊全香港市民嘛!你可以覺得佢煩,但都要關心,都要理解,都要知道。」佔領的經歷,令這個打機少年,說話變得有節有理。


 人生的政治啟蒙

由討厭到關注,是覺醒;由盲目關注到認真思考,亦未嘗不是覺醒。在海富天橋下畫漫畫的Timothy以往也曾為反國教事件而站出來,但又始終認定這次運動,才是他人生最重要的政治啟蒙:「之前都會了解件事,但就無今次咁深。可能因為這次的議題牽涉到成個香港,那種嚴重性會推動我去認真去諗好多嘢:我眼中的自由、民主究竟是怎樣的呢?香港的將來要係點,先稱得上好的發展?」才十八歲的他,在一腔熱誠以外,也有慎密細微的思考。
 媒體素養的提升

有年輕人則在其他層面上開始思考,例如媒體。中六學生Lorraine形容,自己向來絕少讀報:「之前都係老師畀就睇,英文科要做剪報就望下,從來唔會好深入咁研究任何issue。」最近一個,她卻跟報紙成為好友,「一有機會就會拎晒成個星期的報紙嚟睇,了解多啲。」旁邊的同班同學Chopper插話,「開始咩報紙都會睇,因為不同報章有不同立場,要睇晒,先可以知道成件事係點。」一場運動,令新一代的媒體素養,直線上升。

那夜,筆者跟許多小人物傾談,蒐集雨傘下的覺醒故事。聽過他們的真摯分享,才曉得原來從沉睡中蘇醒的人,其實只屬少數,更普遍的現象,是以往只有關心,沒有行動,甚或以鍵盤取代雙腳的人,這次都紛紛告別安舒,走上街頭。

 沒資格在家睡覺

例如在天橋上盤膝而坐的Leo與阿壕。兩人讀大學二年級,是社運初哥。「好老實講,之前連遊行都無出過來。Even七一,會關心,會留意,但唔會行動。好似無咩initiative咁,個感覺係:都幾十萬人啦,多一個唔多,少一個唔少。」樣子斯文的阿壕說。九二八當日的電視直播,卻讓他改變想法。「成班friend在出面,食胡椒,食催淚彈,我有咩資格在屋企瞓覺?」自此,他和同伴隔天在馬路上過夜。「從來無expect過自己去得咁盡。」說話夾雜有幾分沉重。

他倆這次遠離鍵盤,立足街頭,卻有另一番體會。「我發現……原來自己都幾愛香港。」說話內斂的Leo語出驚人,教旁邊的阿壕同伴偷笑。「其實我之前成日笑香港人怕死,唔夠膽,次次遊行完就返屋企。但那天見到催淚彈啲煙散咗,班人竟然會行返轉頭,圍住警察,真係嚇親。我以後唔會再笑香港人。」阿壕收起笑容,一臉正經。「本來我驚好多嘢,畀人拉、留案底……但廿八號晚好似比人叫醒咗——人哋咁都唔淆,我仲有咩要驚呢?」黑夜裏,他的眼神依然堅定而閃亮。

告別他倆,已是夜深。沿天橋返回夏愨道上,卻發現不少人仍未進睡。他們睜開眼,抬起頭,彷彿在等待下一次天明。慶幸長夜裏有願意覺醒的一群,大人物。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026

Wednesday, October 22, 2014

傘開以後 — 麥高登:明明是香港!



「香港人!」「加油!」「香港!」「加油!」

又一個晚上,台上主持發燒吶喊,台下群眾激情和應。呼聲如潮水,此起彼落。腳踏夏愨道,滿目盡是絢爛斑駁的帳篷。點點色彩,連成一線村落。沿路散步,瞥見帳篷下有人呼呼大睡,有人促膝夜話。走到添美道附近,看到藍色帳篷內,四眼男生正隨音樂節奏,搖頭晃腦地讀筆記,「同熱愛這片土地,大家刻骨銘記……」

愁或喜,生與死,也在香港地。過去三個星期,許多人之所以上街、佔領、留守、連結,不僅為了爭取民主、捍衛公義,更是出於對香港的熱愛。狂風呼嘯,迷煙彌漫,色彩繽紛的雨傘之下,原是一張張以「香港人」自居的年輕臉孔。

「我已以此為家。」麥高登(Gordon Mathews)並不年輕,但過去三個星期,專研文化身分認同的他,卻頻繁走到旺角鬧市、金鐘街頭,甚至留守至夜深,明顯也為「香港地」的發燒友。

周三早上,年近六十的麥教授本打算勸學生回家:「現在他們是英雄,但長久下去,只會失去大眾支持。」怎料同日傍晚,筆者卻收到他的來電。「我決定要到金鐘留宿,跟學生在一起……因為警察已經不再可信!」教授語帶激動,原來剛看了警員圍毆示威者的片段。


「我真的,真的不相信自己會這樣說,This is Hong Kong!」




麥高登生於美國,二十年前來港定居,現為中大人類學系系主任,專門研究身分認同、全球文化。年前他將多年來進出重慶大廈的研究心血結集成書,獲國際注視,廣為人知。

這個國際知名的學者,卻少有架子,有時甚至像大孩子般古靈精怪,因而與不少學生打成一片(訪問前一晚,就有留守金鐘的學生半夜三時致電給他)。他為人開朗、樂觀,最愛大笑,但訪問之初,談到佔中,他說話照舊如機關槍急促,但心情,卻明顯帶有幾分沉重。
 參與佔中被捕計劃告吹

「於策略層面上,我認為示威者是時候宣布勝利,結束佔領,因為以後還有很多很多場仗要打。」麥高登皺起眉頭,擔心日復日的佔領會挑起民憤。縱然如此,他又明言,會繼續去金鐘、旺角支持學生:「因為從另一層面來說,他們做的事完全正確。對,這是違法的,但當香港政府跟市民完全脫節,我們還有什麼辦法可令官員聆聽民意?」他攤開兩隻手掌。

請別誤會,麥高登不是一般那些規勸學生早日歸家的教授。事實上,他比許多年輕人站得更前——人大落閘後,他公開宣布參與佔中。九二八早上,他接到陳健民來電,「叫我快點到現場,準備被捕,於是我便收拾行裝,動身出發。奇怪的是,到了警方發射催淚彈的那夜,人太多,於是有人對我說:『噢,這次警察不可能拘捕我們了!』」麥高登聳聳肩,自言這次經歷荒謬,但有趣。


上街盡本分 自認香港人

原定的被捕計劃告吹,但麥高登卻堅持一直參與集會。作為人類學家,他最享受與在場的陌生人交談:「早幾天在旺角,看到不同立場的人正在理性辯論,你來我往,這正是我所嚮往的公民課堂!」他直言,為人師表不能鼓勵學生犯法,但他走入現場,同樣為履行教師職責:「人類學強調對不同觀點的理解,我正在做這件事。老師的責任是促進思考,令人們想得更透徹,所以每遇上持相反立場的人,我很樂意跟他們交談,甚至辯論!」

當然,麥高登上街,不單要盡老師本分,更因為他自認「香港人」。「我知道不少外國人都沒打算佔中,這也難怪,因為他們不常接觸香港人。」他自覺有別。「我在這裏二十年了,因工作關係時常跟本地學生接觸。像昨晚,我的學生深夜在金鐘來電,就是要訴說她對香港的憂慮,並尋求我的意見。經常跟這樣的學生一起,我豈能不覺得自己是香港人?」
 憂廿三條立法毁港價值

這個鬍子長長的香港人,既肉緊學生,也肉緊香港。「老實說,我最關心的其實不是民主……因為我從不認為北京會妥協。我擔憂的,是廿三條立法。一旦它立法,香港就不再是我熟悉、熱愛的地方。」恐懼,源於他察覺到近年香港的核心價值正在崩壞:「我珍惜的香港價值,諸如禮貌、公民意識、廉潔,都正消失於內地化的過程中。官商竟然勾結,你看看許仕仁,看看梁振英,他們就像大陸官員。再看看葉劉淑儀,她一直支持廿三條立法……當這些人的聲音日漸壯大,你怎能不擔心?」教授罕有地收起笑容,「這是我的家,我可能會在這裏終老,所以我一定要撐住這個地方。」

消弭中的香港價值,卻在街頭重現。「我從未見過有示威可以如此文明有禮。這或許誇張,但現場確有如社會主義下的烏托邦,有公眾書架鼓勵閱讀分享、有自修區讓學生溫習;人人都有手尾,自動自覺執拾;越過石壆又有人攙扶……若理想的社會主義者要找個地方借鏡,他們不應去內地,那只是愚蠢的獨裁!他們反而應該來看看現在的香港!」麥高登打趣說道。

愛國歧義 新香港人身分

幾年前麥高登出書分析港式愛國主義,並指出香港人的愛國理念,通常離不開一個「錢」字——經濟發展、商業良機。香港人素來利字行頭,這次又為何能夠建立烏托邦?「可能是年輕人的緣故。你看看學生如何公民抗命?別人推我,我或許會還手,但這些學生並不會!他們就像新的香港人。」教授眨一眨眼,目光閃亮。「這絕對令人欽佩。」

那麼,雨傘運動可會造就「新香港人」身分的誕生?麥高登微微頓了一下:「我真不知道……坦白說,我們現在看到的,只是區區的十多萬人。所以我不能輕易斷言,說新香港人要誕生了。」新身分未現,但香港人的文化認同,卻注定拉扯。「我記得幾天前在旺角,有婦人走過來向示威者大叫:『其實大家都是中國人!』卻換來廿來歲年輕人一同回應:『我們只是香港人!』然後,雙方無言以對。」對此,麥高登甚是意外。

他本以為香港人會變成中國人。回歸前後,他寫了一篇論文,預言「香港人」身分即將淡出歷史,被「中國人」侵吞,結果不然。「這正反映了內地的政策是何其愚蠢!以這次為例,假如人大決議溫和一點,假如候選人不止兩三個,運動根本不會發生。」管治錯誤的代價,就是令一代人更用力擁抱「香港人」,遠離「中國人」。

警民互信破裂 守護學生

無論如何,一代人的覺醒,已足以在他日締造更美好的社會。「他們就是未來。因此就算這場運動,令我對政府的管治、官員的反智,感到絕望,但對這個家,我仍然心存希望。」訪問尾聲,麥高登繼續樂觀。「至少與一個月前相比,現在好多了!」周三早上,教授如是說。

幾小時後,麥高登改變了想法。那天黃昏,話筒另一端的他有點激動,更揚言要到金鐘留宿,守護學生,守護香港。於是翌日晚上,我們相約夏愨道上,再續前緣。

九時許,公路上人頭湧湧。麥高登跟太太Yoko結伴坐在天橋中央,旁邊坐着他的學生,有年輕的,也有畢業多年的。「我真的真的十分傷心。我明白警察也有壓力,但在文明社會,就算你不同意一個人的所作所為,也總不能毆打他。」麥高登嘆了一口氣,然後吐出一句:「我再不可能像以往一樣信任警方了。」

傷痛,全因警民互信,本是他所珍視的香港價值。「我記得在○三○四年的七一遊行,警察們都在安分地維持秩序,與市民保持友好的關係。」麥高登慨嘆此情不再。「What’s going on?坦白說,示威者都犯了法,若警察執法拘捕,我是沒有問題的……但打示威者?卻是違反法律秩序,令警方變成人民公敵!」教授說話夾雜唏噓。「我太太看到片段,也落淚了。」

於是夫婦二人決定執拾行裝,在金鐘過夜。「我是老人家了,未必可以擋在前面保護學生。但我可以為他們作見證,他們有需要的時候也可過來找我。」問到今晚睡哪兒,他笑言一切交由學生拍板。「睡在天橋上比較危險,還是到下面那些帳篷比較安全。」畢業多年的舊生Lydia細心為他打點。

香港人 香港地 成長時機

那夜,麥高登與他心愛的學生圍圈而坐,閒話家常。他們年齡各異,對於雨傘下的香港人,也有不同看法。連日來在充電站工作的三年級生Vivian察覺到烏托邦的醜惡一面:「好多人掛住影相,阻住條路,又唔聽人勸。」她因此質疑,這個「美好的香港」不會持久。Lydia倒比師妹樂觀說,「這次見到香港人的本質,係善良而正直的」。但她同時不失戒心,「不過善良的人容易畀人蝦、畀人呃!正如大家無幻想過畀差人打,根本就唔識防範。」

雨傘下,喜與悲,我或你,也在香港地。這一役,港人注定刻骨銘記。

刊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019

Tuesday, October 14, 2014

傘開以後:陪我講出我們現在何以生疏 — 給爸媽的信



佔中第十一夜,月正圓。添馬公園的盡頭,站滿了舉目觀天的年輕人。可惜密雲滿佈,月色躲藏,人人臉上都難掩掃興之情。轉身離開之際,卻瞥見一個男生,躺在草地上,仰望星雲,輕聲哼唱﹕「明月光,為何未照地堂……」歌聲不算動聽,卻應景。

回到夏慤道,台上講者力竭聲嘶,痛陳政府不是;台下仍舊人影散亂,有人側耳傾聽,但更多人選擇盤踞馬路一角,自得其樂——路壆旁,校服女生正襟危坐,全神貫注,彷彿要看穿手上筆記;瀝青上,黑衣少年三五成群,圍圈而坐,時而靜默,時而嬉笑,時而拌嘴。兩星期前的金鐘,是香港命脈所在,乃成年人的世界;當下的金鐘,是青春革命的源頭,由年輕人畫下邊界。

這陣子,聽見許多人說,新時代已經來臨,雨傘運動的主角,由始至終都是年輕的一代。他們之所以撐起雨傘,流連街頭,除了是奮身抵抗政權,更致力以行動向上一代說不。因此,中年十死士就此湮沒人海,三子被迫消失於視線,就連日前陳日君抨擊學生「行錯路」、「愚蠢」,也換來黃之鋒義正詞嚴,高聲反駁﹕「樞機爺爺,時代已經不同。」

時代已經不同。過去兩星期,走上街頭的,盡是幼嫩臉孔。他們自發行動,不要組織,不要領袖,更不再奉大人的信念為真理。廣場上,他們怕李柱銘、戴耀廷、陳日君越俎代庖;飯桌前,他們厭惡父母、大姨媽、四舅父高壓管治,動輒使出十二道金牌。

一場運動,兩代裂痕,不知擘開了多少家庭。

然後,有心人發起「給爸媽的信」行動,鼓勵年輕人掏出真心,親筆疾書,寫下難以宣之於口的萬語千言。「平時喺課室叫學生寫嘢,佢哋實交行貨。」發起人Indie坦言。另一發起人阿Lo接着說﹕「但估唔到收到嘅每一封信都有金句。」隨意翻揭學生信件,果然讀到發人深省的句子——「也許您現在覺得我們阻礙了他人的道路,不過馬路不只一條,如果我們不爭取,以後的路就只有一條」。動筆的,是一個年輕女生。

佔領的第十一個晚上,筆者跟阿Lo和Indie走在寬廣的馬路上,收集年輕人們給爸媽的信。

明月光,照出的,原是一代人的集體心事。

*

「給爸媽的信」角度年輕,但兩名發起人其實不算後生。一頭金髮的阿Lo畢業數年,現任職製作公司;西裝骨骨的Indie年長幾年,現從事教育工作。兩人離開校園多年,佔中開始後,卻一直思考如何與學生同行。阿Lo每晚到佔領現場留守,「係擋過催淚彈嗰批」;Indie沒走那麼前,卻嘗試捫心自問,「件事發生到呢個stage,我哋其實可以做啲乜?」

於是國慶日下午,兩人在WhatsApp即興談了兩個多小時,碰撞出不少有趣點子。「初頭想寫封信畀梁振英,又或者寫畀世界各地的人,之後諗不如回收膠樽啦,要大家寫少少東西,塞入去,好似漂流瓶咁,在佔領場地飄吓飄吓,最後都係交畀梁振英,又或者世界各地的人。」阿Lo回想意念,一臉興奮。但當日的衝勁,實質夾雜無奈,「其實當時都係畀少少嘢自己做,等自己無咁被動,無咁無力啫。」

「不過國際媒體都知(香港情况)啦,再話畀佢聽乜嘢呢?」Indie續說,「所以與其對外講,不如都幫坐喺度的人,諗清楚自己做緊乜嘢啦。」兩人因而構思「給爸媽的信」,希望大家用寫信整理思緒,再將心中所想轉告父母,化解兩代分歧。「最緊要夠touching,因為感動人的東西最容易spread開去,大家會有共鳴。」最終,阿Lo透過舊上司林日曦請來在《100毛》雜誌工作的手足,用幾個小時,就設計好標誌,印刷好信紙,約齊了幫手,當晚一行十人走到佔領現場,講解意念,派發信紙,然後拍照記錄。一星期後,兩人手上已有上百封信件。

 這手中信 分量重千斤

活動原希望年輕人交信後,會用手機拍下父母讀信的情形,但阿Lo發現,別說要父母讀信,許多人連將信親手交到爸媽手上,都覺艱難。「在銅鑼灣遇上一個女仔,一見到我就話『啱喇,你嚟得啱喇,我尋日先同老竇嘈完。』」女孩隨即展示手上傷痕,說是爭執期間,被鐵閘撞傷。「終於佢寫了封信,同爹哋講對唔住,話發咗佢脾氣,想叫佢唔好擔心。不過,她最後都唔敢交那封信。」

寫信難,寄信更難,大概因為兩代之間,夾雜太多的誤會、太多的不解。阿Lo每天收發信件,從中發現一個共同現象:「人人的阿爸阿媽,都認為自己仔女係被煽動的!所有人都係咁講。點解咁一致呢?我真係唔明囉!」Indie笑着補充﹕「佢哋唔係好相信有人會自己諗嘢的,哈哈哈……」因此,他們接觸過的年輕人,大部分都不被家人認同。但少年們一於少理,繼續堅守街頭。

就連阿Lo的母親,起初也堅決反對。「本身(佔中)這個話題,係唔會在我家出現的。到催淚彈那一晚,她就開始叫我唔好再出去喇,好反對。」於是兩母女展開連日拉鋸,「佢不斷send文章畀我睇囉,又話美國控制呀,又話『個個都睇我哋中國唔順眼呀依家!』」阿Lo啼笑不得,還要應付父親的突然來電,「第一句就問『佔中係咪好好玩呀?』又話咩其實共產黨咪幾好。但明明我就知道阿爺以前被人批鬥過……」阿Lo氣憤,但又理解﹕「可能佢哋曾經suffer過一些事,驚咗呢個話題。」

到「給爸媽的信」正式開始,母親才有轉變。「我send番一些學生的信畀佢睇,想話佢知,這件事純粹想感動人,唔通咁都有錯?」結果,翌日母親用WhatsApp錄音激動回應,「我總算無生錯你!」分歧就此解開。「我阿媽係好鬼浮誇的。」阿Lo咧嘴而笑。

 不退一步的堅持

9時許,明月高掛夜空。我們沿夏慤道行走,派發信紙。阿Lo喜歡找看上去比較年輕的,「同自己年紀差唔多的會尷尬。」結果我們繞了一圈,就原路回去收信。第一個寫好的,是在紅十字會附近,正倚坐石壆的Simon和Melle。

兩人都是大學三年級生,留守多日,父母同樣反對。「衝公民廣場嗰晚先第一次留守。返到去,屋企人完全估唔到我會參與這種活動,反應好大,問我點解要咁樣做。我就喊晒,唔敢望佢哋。」Melle的笑容,帶着苦澀。「之後佢哋好強硬,話我再出嚟,就唔會再理我……不過我最後都係照出。」她認為,摩擦源於父母對自己的輕視。「你們說抗爭這種事情應該留給有能力的人,但我很想跟你們說,這種事情與能力無關。」Melle在信紙上寫下如此一句。

並肩而坐的Simon,家裏鬧得一樣僵。「佢哋知我有去,最近除了『食飯喇』,都無乜同我講過嘢……(心情如何?)咁都好嘅,唔使佢煩!」微皺的信紙上,他寫字不多,但態度堅持﹕「你們可能會唔認同,但希望你們會理解。」Simon說,父母看重現實,質疑他「改變唔到中共」。但他仍然執著,全因要爭取未來﹕「他們過安逸的生活過得太久,有樓有工,想要的東西都已經到手。但大學生呢?一出來就要揹十幾廿萬的loan,買唔到樓啦,生仔又要同人爭學位,我們真係睇唔到未來。」言語流露年輕人獨有的悵惘。「上一代或者覺得我們阻住他們搵食,但我覺得人唔應該就咁為啖飯、為五斗米折腰。」迷霧散去,男生的眼神回復澄明而閃亮。

上一代也許難以明瞭,何以年輕人願意犧牲青春,告別安舒,流連街頭。我跟阿Lo、Indie走到大台附近,遇上John及同行的三名朋友。四人20來歲,已經出來工作,但這幾天下班後,卻堅持相約在金鐘,原因是為了「下一代」。「我唔想第日有小朋友,要同佢講,當日你阿爸龜縮喺屋企,無出到街。我未必要企最前,亦未必好似其他示威者咁叫口號,但會坐喺度靜默,而沉默都係一種對抗。」John說得認真。身旁的Paul微微點頭,沒半點猶豫:「你唔能夠望住學生去為社會犧牲而袖手旁觀。」

那一夜,月光流瀉在夏慤道上。一路上我們跟許多不想喝湯的年輕人談過。大部分人想法清澄,意志堅定。有人為了上街,跟父母鬧翻,例如坐在紙皮上溫習的阿芝。「出嚟第一日開始,我爸就嬲咗我囉,依家勁憎我,一句嘢都未講過。」她是中六生,明年要考公開試。「佢係發晦氣嗰種,我一話出去,我媽就會嗌『快啲阻止佢啦!』跟住我爸就會話,佢要出去死咪由佢死囉!」稚嫩的臉上,只剩下一記慘笑。

夏蟲不可語冰,於是有年輕人選擇迴避。「要講一定講得掂的,但唔想有咩麻煩嘢囉!畢竟除了父母,還有好多親戚,他們反對得更激烈。」在海富天橋下靜坐的Dick笑言,自己已經在facebook unfriend了所有親戚。「驚有摩擦嘛。我平時都會post嘢,費事佢哋見到又說三道四。」朋友可以unfriend,但親戚總不能斷交。「都怕成為茶餘飯後嘅話題,第日見面就濕滯。」兩代之間,像雞同鴨講,又像螳螂面對蟋蟀,無言以對,自說自話。

 父母不願子女置身危險

當然,天下間沒人想做天安門母親。上一代之所以激烈攔阻,許多都源於安全考慮。坐在行車天橋上的Tina知道母親擔心,所以一直隱瞞﹕「我話去同學宿舍屈蛇,呃咗佢出嚟。但出得多,佢都估到。」自此母親千叮萬囑,「要我帶多啲器具去,遮呀口罩呀,帶多幾個去」。母親默許,但父親一關更難過。「到依家都無同爹哋講。佢平時好擔心我,連我去camp都會勁驚,莫講話上這種場面啦。佢應該會鎖住道門,唔畀我出街。」呂大樂在《四代香港人》提到,戰後嬰兒為人父母後,都傾向基於以往的社會經驗,緊密監視年輕一代。父母擔心子女安危乃人之常情,但界線設在哪兒,背後恐怕藏着需要整代人思考的問題。

雨傘運動青春煥發,但上一代不也曾經年輕?是時間讓他們遺忘初衷,抑或兩代人之間,始終隔着無可踰越的縫隙?這成為了許多現場人士心裏的問號。「我好細個的時候,八九六四,他們都帶過我上街遊行。到今日,他們就選擇短淺,覺得依家生活到咪得囉,唔好搞咁多嘢喇。」對於父母的轉變,坐在馬路中央的阿茵大惑不解。「請你們再拿出當年的勇氣,不要再作沉默的一群,沉默是等於幫兇。」無奈以外,她寫給父母的信,依然懷着一絲希冀。

 反智的上一代?

言談之間,許多年輕人都提到CCTVB。運用媒體的習慣,似乎是兩代分歧的另一個原因。跟友人圍圈而坐的林同學分析,「佢哋個年齡層係用WeChat,唔睇facebook的,所以有好大分別。我爸跟得好貼,會問我有咩facebook專頁好睇,即晚like晒,但我相信好多父母都唔會咁做,他們始終比較抗拒去融入呢個新時代。」旁邊的Emily搶嘴,「大家對網上資料的睇法好唔同,例如律敦治產房張圖,個個都手痕轉載!他們覺得資料的真偽唔重要,個信息最重要……」再旁邊的Kaye說得更激動,「所以咪唔明囉,這個是一個群體的反智喎!」

有的學生比較幸運。讀大學一年級的Bianne在信中稱讚母親﹕「最意想不到係佢都出來,身體力行。通常上一輩的人,尤其阿媽會話,『細路咁危險,咪出嚟喇!』但佢就係咁塞錢畀我,叫我買物資過來,又同姨媽一齊嚟睇,好難得。」母親支持運動,Bianne有時會反過來勸她回家。「我成日問佢攰唔攰,攰就返屋企。到夜晚黑就會叫佢走,因為佢精神一向麻麻,驚佢有事,哈哈!」小妮子笑得燦爛。

那夜,筆者翻閱了無數本難念的經﹕大人講究現實,年輕人追求理想;父母怕危險,子女認為失去公義的社會更加危險。你一言我一語,最後各自回復必要的沉默。

而對年輕人來說,更矛盾的,在於他們之所以能夠獨立思考,又有餘暇追求理想,恐怕全因為上一代踏實做人,用雙手取代腦袋。「如果唔係爸爸媽媽咁樣培育我哋,我哋就唔會讀書比佢哋多,有自己的諗法。所以,都係要多謝自己屋企……」大學生阿樂,吃着消夜,淡然地說,「既然係咁,都無需要去改變任何一方的意見,唔一致咪算囉,都無咩好講。」語畢,再次沉默。

明月光,照地堂,兩代人,shall we talk?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012

Monday, October 06, 2014

一把雨傘.兩岸三地.四點觀察



實不相瞞,這篇文章,我本來打算在旺角街頭寫起的。

過去幾天,我在兩岸三地的集會,留下了不少腳毛——在銅鑼灣,與同路人並肩抵擋突如其來的傾盆大雨;在金鐘,見識到黑衣人潮如何洶湧,在向來人迹罕至的大馬路上靜坐、散步、徘徊……然而,最教我心動的,始終是最平民地道的旺角。因此,周五下午,我帶備手提電腦,準備在彌敦道席地而坐,迎着涼風,專心書寫。


多日觀察所見,跟金鐘與銅鑼灣相比,旺角的佔領現場至少有四個特點:

一、高度流動——旺角向來人頭湧湧,這次馬路堵塞,車駛不進,路人卻照舊從街頭巷尾,四方八面,高速流竄。他們或許並無立場,卻因好奇,湊近集會,舉起手機,駐足圍觀。這些旁觀者與示威者距離極近,路過的時候會在我們頭頂拋下幾句挑釁說話(「要瞓就返屋企瞓啦!」)起初有示威者不忿,嗆聲回應(怒火隨即被其他人高呼的「冷靜」撲熄)後來大家都習慣了,你有你罵,我有我坐。火花處處,卻始終未有釀成大火。這種民眾流動、眾聲喧嘩的場面,旺角獨有。

銅鑼灣與金鐘,是另一世界。同樣身處鬧市,銅鑼灣的旁觀者集中在街道兩側流動,少與示威者接觸,旁邊的商場有的照常營業,遊人如常在大型時裝店裡面購物、試衫,猶如置身平行世界。至於金鐘,在馬路上聚集的多是站在同一陣線的群眾,旁觀者主要立足天橋,霸定好位,攝下照片。如此看來,銅鑼灣與金鐘比較像傳統意義上的集會地方,而旺角,則是一個民意高度流動、趁墟多於參與的行人大廣場(又或戰場)。

二、混雜多元——在銅鑼灣、金鐘,集會的大多是年輕人。沿軒尼詩道行走,一路上有許多學生,有的念中學,還穿著校服。他們圍圈而坐,在聊天,在討論,甚至攤開作業,埋頭苦幹,既學習擔當公民,又不忘負起學生責任。夏愨道上,也多是年輕面孔——也難怪,會特地前赴金鐘的,許多都是佔中運動的中堅分子。他們的訴求一致,信念相近,一呼百應。

旺角完全相反。彌敦道與亞皆老街交界的「大台」,輪流由不同人提咪發言,每人限時兩分鐘。勇於發表己見的,多是基層市民,他們小部分批評政制,更多由民生出發,控訴領匯加租,慨嘆貧富懸殊。這些分享,有的引起歡呼,有的令全場靜默,反應不一。在場聚集的群眾亦相對多元——金髮紋身青年一邊吸煙,一邊吶喊「我要真普選」;銀髮老翁走入人群,大叫「梁振英下台」;自由行旅客拖着行李,潛入人潮,一窺究竟。旺角特別,因為它的群眾多元、混雜,說話內容並不單一。

三、市井地道——旺角的佔領現場,跟一街之隔的行人專用區,有時沒大分別。有一晚,少女義工提着結他與咪高峰,帶彌敦道的群眾合唱《海闊天空》,突然有一中年漢出現,站在兩人身旁,隨着旋律,扭動身子(抱歉那真不能稱為舞蹈),極其騎呢,但大家照舊捧腹大笑,彷彿置身專區,欣賞表演;旺角道上那幅「巴士民主牆」,上面的標語,多數幽默準繩(如「N689﹕開往地獄」),泛滿香港街頭的市井味道——無聊、惡搞、粗魯,但相當到位。

銅鑼灣和金鐘的馬路之上,又是另一種風景。軒尼詩道兩旁的巴士站,一樣有民主牆,但明顯沒那麼歹毒、市井,當中不少甚至是用英文寫成。與旺角相比,這裏聚集的群眾沒那麼狂放,傾向溫柔、理性。金鐘中環一帶,台上常見大人物,但台下一直少見販夫走卒,或是仗義執言的屠狗之輩。

四、危機四伏——金鐘現場的群眾,有一致的共同敵人。他們比較警惕,較多人配備眼罩,穿上雨衣,預備警方突然來襲,衝擊防線。也難怪,踏上夏慤道,許多人就自不然想起當日煙霧瀰漫、淚光遍地的畫面——現在,又有誰能斷定,政府不會再用相同的暴力,對付手無寸鐵的平民?

旺角,則是迥然不同的一個戰場。這裏幾乎從來不見警察蹤影,因此最教人提心吊膽的,不是實質可見的催淚彈、警棍,而是防不勝防的滋事分子,甚至是持續積累的社區民怨——有小商店不忿生意受阻,狂呼無奈;也有附近居民投訴集會聲浪過大,擾亂生活。旺角,不單是佔領者與當權者的對峙場所,更是香港人、兩面獸的真戰場。

 社區民怨 不容忽視
你也許會問,金鐘、銅鑼灣、旺角,三個地方的分別,是否真箇那麼重要,值得長篇大論,仔細分析?我們既然嚮往風雨中抱緊自由,又何須計較現場細節,只管帶備一腔熱誠,繼續佔領,用良心照亮黑暗?也許是的。

但又也許不。以上就三地現場作出的觀察,之所以重要,絕不因為它能夠滿足你我的好奇心,以便大家每天下班後作出相應的「佔領選擇」——不,絕對不。相反,比較三地集會,尤其是將旺角的集會與銅鑼灣、金鐘的加以比較,自會發現,雨傘運動雖然遍地開花,但每一朵花,並不如我們所想那般單純——起碼在旺角,你會瞥見民意流動,眾聲喧嘩。在夏愨道上,在互聯網上,我們與同樣戴着黃絲帶的同路人,大鳴大放,自彈自唱。可是回歸彌敦道,我們也要明白另一個平行世界的存在,事情也許並非一面倒。

實不相瞞,我最後無法在旺角現場寫完這篇文章。周五下午,我提着電腦,趨近十字路口,卻赫然發現自己身處在一群反佔中人士中間。我身邊站着兩三個學生,穿黑衣,戴黃絲帶,和一樣在圍觀。突然,前面的人轉過頭來,發現學生身上的黃絲帶,然後衝過來,高聲喝罵:「你哋班黃絲帶,死開啦!」學生們被嚇退,躲到一旁,激動流淚。

 混亂中喝罵學生

帶頭鬧事的人明顯有組織地行事,專挑學生與女性下手,藉故挑釁、突然推撞。但更令人心寒的,是所有站在石壆上、欄杆後的旁觀者,面對此情此景,他們不僅袖手,更嘗試起哄歡呼。站在原地,你會聽見有人選擇割爛選票(「特首唔係我哋選架,走啦!」)有人甘心投身拳賽(「阻住晒!打佢!」)有人放棄做人(「我哋唔要自由唔要民主唔要公義!」更可悲的是,和應的平民,絕對不在少數。

有身處現場的朋友慨嘆,此情此景,就像大家的父母親戚一同湧上街頭。說得沒錯,在網上世界,大家也許槍口向外,但回歸家中桌前,許多人又只得萬箭穿心;在金鐘,我們同仇敵愾,永遠高唱我歌,但在旺角,我們始終要承受現實的煎熬,迎接背棄了理想的尋常百姓。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005

Saturday, October 04, 2014

催淚旺角

寫於十月三日,旺角。



下午四時半,到了旺角東,沿天橋往市中心走去,欄柵上的黃絲帶被蓄意剪斷,散落在地上。到了旺角道行人天橋的盡頭,許多人在圍觀。樓梯上的人只管拍照,不願移動。好不容易下了去,原本天橋底的物資站被反佔中的人團團圍住,學生在中間執拾物資,中間隔著警員,組成人鏈,分開兩方。旁觀的嬸嬸說,警察幾好吖,好好人。我不以為然。

物資站旁的大巴士仍在。半天前才到過這裡,那時它如民主牆般矗立,上面貼滿了示威者的訴求,幽默又準確。這次再見,所有紙張已經被撕掉。撕去訴求以後,兩個男人趕忙貼上一張新的上去,上面大概寫:支持警方執法,云云。許多人在圍觀。我不以為然。

我沿彌敦道往集會現場走過去。欄柵上的紙張,無論是「和平理性」,抑或「提防左膠」,都被人撕去。熱血公民的成員正在攤位執拾,準備撤離。步近十字街口,愈來愈吵耳。圍觀的人比前兩天集會的時候更多,許多人站在石壆上,有的在拍照,有的在高聲傾談。香港人向來好奇心大過天,對於這些圍觀的人,我不以為然。

十字路口是原本集會的地方。那個帳篷我有份築起。今天,篷仍在,但下面只剩下三幾十人,手拖手圍成一圈,保護物資。外面是為數極多的反佔中人士,中間隔著為數不多的警員。兩幫人約有幾米距離。

一分鐘後,我突然發現自己身處在一群反佔中人士中間。我以為他們是圍觀的八卦市民,原來不。身邊本來站著兩三個學生,穿黑衣,戴黃絲帶,跟我一樣站得不前,只是抬頭張望。突然,前面的人轉過頭來,發現學生身上的黃絲帶,然後衝過來,高聲喝罵。帶頭的是十多個中年男人,廣東話純正。最恐怖的不是他們,而是其他在欄杆上在行人路上的旁觀者,他們不單袖手,更加在起哄、鼓掌、歡呼。學生在有心人的掩護下被迫離開。他們只是戴了黃絲帶的圍觀者,不經意地走過來,然後就遭殃。

我發現,原先的主場已變成作客,作客的已變主場。

無可否認有一班人在搞事,或許收了錢。但最令我心寒的是有更多更多的人在一旁嘲弄,高聲議論。有人大叫,「特首唔係我地選架,走啦!」有人質問,「話我知,而家呢屆政府有咩唔好!」有人怒罵,「你班賣國賊!」有人不忿,「阻左哂我地!去死啦!打佢!」

他們是一般市民。示威者正在為他們爭取更好的香港,但他們並不需要。

我意識到自己及同路人可能有危險(雖然怕死的我一早脫下了絲帶),於是開始轉身,望著正往十字路口走過來的人們,有誰在戴黃絲帶。我認為要必要提醒他們,主客已易,小心挑釁。有的聽見,立時除下絲帶;有的不,只管留在原地。我遇見不少同路人,三五成群,望著前面的十字路口不知所措,留在原地之際,就被圍觀市民挑撥怒罵,用相機狂影相,甚至拋水樽襲擊。不少人離開的時候淚流滿面,特別是女生,年輕的。

我幫不上忙,只得一邊嘗試護送離開,一邊努力辨認其他正步近的同路人,在他們耳邊輕聲說,危險勿近。我覺得自己好像置身於異地,一個完全不屬於自己的地方。我連高聲說話都不敢;站得累了,想像前兩天那樣坐在馬路休息,一樣不敢,怕被人蜂擁而上指罵。我覺得自己好無用。我很討厭香港人的這一面,那一刻我想移民。

別以為這是個別例子。事實上,那兩三個小時,在十字路口的四邊,不停上演一樣的戲碼。不停有人被罵,被趕,圍觀的群眾一同歡呼。更不用提十字路口中心正有反佔中人士嘗試衝擊,當街追打。

人群之中,我已經分不出誰是人,誰是鬼,使徒行者從此變得不再好看,因為卧底易認,鬼卻不然。

今天的旺角,比催淚彈更催淚。我心寒,我恐懼,我傷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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