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December 28, 2014

立場

早陣子,我病了,幾近無可救藥。

我的感官向來發達,但近年我對世事的感覺,卻退化至只剩三格:『少少』、『一般』、『都係咁啦』— 主場新聞結束,我『少少』傷感;鄧歌手哮叫,『一般』刺耳;大台又播膠劇,『都係咁啦!』病重的時候,我甚至覺得蔣議員的笑話只是『少少』好笑,官員的謊言只是『一般』難聽,催淚彈的煙?『都係咁啦!』


這個病的學名,叫『無立場』。身為病人,我深明自己何以病入膏肓:近年黑雲壓城,『香港不再是我主場』當然屬實,但那又如何?改變得了嗎?於是每早照鏡,我都叮囑眼前人:於這個時代要活得快樂,不單要挖掉眼球,塞住鼻孔,蒙著耳朵,更要奉『客觀』、『理性』為人生信條,視牆頭草為榜樣楷模。我情願與這城一同發病,也不想扮演一個束手無策的醫生。

直至某天早上,有兩把人聲出現:主場即將回歸,有否興趣醫治頑疾,找回立場?我當場滴汗。兩星期後,我拭去汗水,緊隨人聲,踏入立場新聞的辦公室,開展新的工作。

我要相信,我的病,和這個有病的香港,都是有得救的。

流行音樂,不如我們從頭來過?

Photo: 是日果欄,是聖誕日看山上音樂會的感想,也是雨傘運動過後,對香港流行音樂的感想。還是那一句,一年下來,對於香港流行文化,我還是心存感恩的。

***

流行音樂,不如我們從頭來過?

文 / 阿果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028

聖誕佳節,我上山。由大學火車站出發,沿着濕滑斜坡往上爬,然後在烽火台前,冒着滂沱大雨,欣賞了一場由何韻詩、黃耀明與香蕉奶領銜主唱的音樂會,十分感動。

坦白說,這段文字,全屬馬後炮。當天下午,踏出火車站閘門前一刻,我的內心仍徘徊在十五和十六之間。猶豫,源於害怕——我怕大雨令人狼狽,更怕長命斜使人疲累,但最怕的,恐怕還是香港流行音樂,再次令慕名而來的我,狼狽又疲累。

我的恐懼,絕對是有的放矢。過去幾個月來,有兩套關於香港流行音樂的說法,在街頭巷尾異常流行。批評論者手執理據,高聲宣講,更呼籲香港百姓刺穿耳膜,回頭是岸。在他們眼中,流行音樂在當下的香港社會,有兩大核心問題,不可不理:

流行歌曲無料兼無用?

一、流行音樂無料。幾星期前,《星期日檔案》用兩集篇幅探討「廣東歌之死與生」,再次運用陳腔,奏起濫調,用八、九十年代的巨星光芒,對比當下樂壇的暗淡無光;臨近年底,電台舉行一年一度的例行公事(又名樂壇頒獎禮),出名明星紛紛缺席,只剩(說)不出名的暗星奀星,聯同觀眾,強忍耳痛,狂打呵欠,順道為香港流行音樂掩上棺蓋。在許多人心目中,港式流行早已滾下山坡,不見蹤影。因此,他們相信,與其上山舉傘聽歌,不如安坐家中,透過墳場新聞直播,重溫哥哥、梅姐、霑叔等人的勁歌金曲。

二、流行音樂無用。由歌神到校長,由天王到吹神,港式流行曲輝煌多年,主要原因是它既能引出百姓耳油,又能牽動聽眾情感,當中偶現刻畫時代之作,如《皇后大道東》《獅子山下》,大眾就更加七情上面,唱得肉緊。然而,過去幾個月社會風雲色變,「流行音樂究竟有何用」的質疑,愈發壯大。於是群星合唱的《撐起雨傘》被批評太柔弱、太離地,無助抗爭;於是每晚在海富中心掃動結他的香蕉奶,常被揶揄質疑;於是夏愨道、彌敦道上,愈來愈少人「不羈放縱愛自由」。與其快樂過生活(簡稱自high),不如拚命去生存,許多人如是相信。

步上斜坡,兩套說法,一直在頭頂盤旋。路上,我瞥見不少同路人,撐起黃傘,魚貫登山。看着他們的身影,我努力勸服自己﹕身為怕執輸(又怕執錢)的香港人,這次音樂會牌面超大(以何韻詩為首),歌單特長(三十多首),意義深遠(音樂會名為「回到初衷」),最重要是免費入場,照理是穩賺不賠的假日節目。結果,我握緊拳頭,順隨人潮,踏上大道,在台前找個位置,鋪好枱布,席地而坐。

結果,長達三小時的馬拉松式音樂會一如所料,令人疲累又狼狽。期間天下大雨,我多番萌生退意,但結果還是留守原位,努力從雨傘隙縫間觀看演出,直至完場。從中我再次認識香港流行音樂。

一、流行音樂作為技藝。港式流行質素參差,時常為人詬病。多年來,我們有時目擊歌手走音而若無其事,有時聽見歌詞不知所云。當日的音樂會在戶外舉行,設備當然難比紅館,但三小時下來,絕對不乏出色的演出。向來唱得的何韻詩、黃耀明和盧凱彤固然保持水準,但後起之秀、無名小卒,甚至是學民義工,唱起自家創作的歌曲,也絕不失禮。

最讓我大開眼界的,是由一班中三男生組成的Big Boyz Club。這班男生,上台時個個面容靦覥,一如所有青春期男生的模糊臉孔,但音樂響起,男孩們卻都換上了另一張臉。翻看資料,這班相識於社區中心的男生,結成組合已有四年之久。928翌日,他們跟導師合作,創作並說唱《催淚彈》一曲,技巧或幼嫩,成品卻動人。這些「歌手」,注定無緣任何頒獎禮,但他們的技藝,以至熱誠,比起游走主流的音樂人,有時有過之而無不及。

二、流行音樂作為世代。香港人向來追逐大牌,鍾情明星,當日的音樂會卻是一反常態——觀眾對黃耀明的《今天應該更高興》和《太平山下》興趣缺缺,卻為年輕歌手的《日日去鳩嗚》與《話你戇X怕你嬲》而瘋狂尖叫;音樂會中途有過冷場,但重新燒滾氣氛的,不是何韻詩,而是中三男孩組合;全場高潮,不在群星合唱「不朽香江名句」,而在岑敖暉上台,高喊「我要真普選」一刻。

自家創作出色 唱出熱情

世代在變,我們看待流行音樂的方式也要變。我們不能再任由電視定義廣東歌生死,也毋須依賴電台頒發樂壇成績表,更要棄掉以往聽歌的習慣﹕只看牌面、單純觀星。反之,我們要擴闊眼界,放眼YouTube,留意「香港樂評選」,甚至借用新世代的眼球、耳朵和心跳,重新尋找流行音樂之於觀眾的意義、價值和地位。 然後,我們會發現港式流行從未死去,近年更在從頭茁壯,問題只在於——你究竟用哪一把尺來量度?

三、流行音樂作為記憶。我本來以為,音樂會在中大舉行,聽眾應該全是學生,結果不然。在年輕臉孔以外,也有為數不少的中年人慕名上山,觀看表演。他們未必懂得與羅冠聰合唱《無盡》,而教全場躍動的《光明會》,他們也許亦沒感覺。但他們依舊赴約,甚至在冷雨夜裏留守到底,可能純料因為對於雨傘運動,他們有記憶,更有感情。

音樂會既名為「回到初衷」,自然滿載雨傘運動的平民記憶。台下觀眾反應熱烈、情緒高昂,絕對不僅因為台上音樂人歌聲美妙(對不起,周博賢除外),更因為前奏響起,人人腦海裏已盡是回憶片段。看羅冠聰唱《無盡》,自然想起同樣在中大舉行的罷課大會,又或是夏愨道上隨處可見的「難得夢一場革命不老」橫額;聽着《日日去鳩嗚》,不期然聯想起每晚在旺角街頭上演的奔放與癲狂;合唱《獅子山下》,那黃色巨型直幡頃刻間重現腦海,永誌不忘……流行音樂在佔領路上,從沒離開過。

滿載回憶 叫人「毋忘初衷」

批評論者說得沒錯,香港流行音樂也許並無實際效用,說到尾,它是幾個音符,無助抗爭,更沒法改寫歷史。因此風繼續吹,頭繼續扑,場繼續清,普選仍是夢想中的彼岸,永遠還未到。然而我們同樣無法視而不見的是,過去這段日子,無論在街頭、石壆,抑或廣場、天橋,流行曲一樣化成符號,翻弄記憶,挑起情感,書寫歷史。是它教我們在佔領時有所依據,也是它讓我們在清場後毋忘初衷。

走過山坡,撐過雨傘,香港流行音樂,不如我們從頭來過?

Photo from HOCC facebook page.
Tag: MC² 香港樂評 Big Boyz Club Music (大男孩音樂) 文化界監察暴力行動組

聖誕佳節,我上山。由大學火車站出發,沿着濕滑斜坡往上爬,然後在烽火台前,冒着滂沱大雨,欣賞了一場由何韻詩、黃耀明與香蕉奶領銜主唱的音樂會,十分感動。

坦白說,這段文字,全屬馬後炮。當天下午,踏出火車站閘門前一刻,我的內心仍徘徊在十五和十六之間。猶豫,源於害怕——我怕大雨令人狼狽,更怕長命斜使人疲累,但最怕的,恐怕還是香港流行音樂,再次令慕名而來的我,狼狽又疲累。

我的恐懼,絕對是有的放矢。過去幾個月來,有兩套關於香港流行音樂的說法,在街頭巷尾異常流行。批評論者手執理據,高聲宣講,更呼籲香港百姓刺穿耳膜,回頭是岸。在他們眼中,流行音樂在當下的香港社會,有兩大核心問題,不可不理:

流行歌曲無料兼無用?

一、流行音樂無料。幾星期前,《星期日檔案》用兩集篇幅探討「廣東歌之死與生」,再次運用陳腔,奏起濫調,用八、九十年代的巨星光芒,對比當下樂壇的暗淡無光;臨近年底,電台舉行一年一度的例行公事(又名樂壇頒獎禮),出名明星紛紛缺席,只剩(說)不出名的暗星奀星,聯同觀眾,強忍耳痛,狂打呵欠,順道為香港流行音樂掩上棺蓋。在許多人心目中,港式流行早已滾下山坡,不見蹤影。因此,他們相信,與其上山舉傘聽歌,不如安坐家中,透過墳場新聞直播,重溫哥哥、梅姐、霑叔等人的勁歌金曲。

二、流行音樂無用。由歌神到校長,由天王到吹神,港式流行曲輝煌多年,主要原因是它既能引出百姓耳油,又能牽動聽眾情感,當中偶現刻畫時代之作,如《皇后大道東》《獅子山下》,大眾就更加七情上面,唱得肉緊。然而,過去幾個月社會風雲色變,「流行音樂究竟有何用」的質疑,愈發壯大。於是群星合唱的《撐起雨傘》被批評太柔弱、太離地,無助抗爭;於是每晚在海富中心掃動結他的香蕉奶,常被揶揄質疑;於是夏愨道、彌敦道上,愈來愈少人「不羈放縱愛自由」。與其快樂過生活(簡稱自high),不如拚命去生存,許多人如是相信。

步上斜坡,兩套說法,一直在頭頂盤旋。路上,我瞥見不少同路人,撐起黃傘,魚貫登山。看着他們的身影,我努力勸服自己﹕身為怕執輸(又怕執錢)的香港人,這次音樂會牌面超大(以何韻詩為首),歌單特長(三十多首),意義深遠(音樂會名為「回到初衷」),最重要是免費入場,照理是穩賺不賠的假日節目。結果,我握緊拳頭,順隨人潮,踏上大道,在台前找個位置,鋪好枱布,席地而坐。

結果,長達三小時的馬拉松式音樂會一如所料,令人疲累又狼狽。期間天下大雨,我多番萌生退意,但結果還是留守原位,努力從雨傘隙縫間觀看演出,直至完場。從中我再次認識香港流行音樂。

一、流行音樂作為技藝。港式流行質素參差,時常為人詬病。多年來,我們有時目擊歌手走音而若無其事,有時聽見歌詞不知所云。當日的音樂會在戶外舉行,設備當然難比紅館,但三小時下來,絕對不乏出色的演出。向來唱得的何韻詩、黃耀明和盧凱彤固然保持水準,但後起之秀、無名小卒,甚至是學民義工,唱起自家創作的歌曲,也絕不失禮。

最讓我大開眼界的,是由一班中三男生組成的Big Boyz Club。這班男生,上台時個個面容靦覥,一如所有青春期男生的模糊臉孔,但音樂響起,男孩們卻都換上了另一張臉。翻看資料,這班相識於社區中心的男生,結成組合已有四年之久。928翌日,他們跟導師合作,創作並說唱《催淚彈》一曲,技巧或幼嫩,成品卻動人。這些「歌手」,注定無緣任何頒獎禮,但他們的技藝,以至熱誠,比起游走主流的音樂人,有時有過之而無不及。

二、流行音樂作為世代。香港人向來追逐大牌,鍾情明星,當日的音樂會卻是一反常態——觀眾對黃耀明的《今天應該更高興》和《太平山下》興趣缺缺,卻為年輕歌手的《日日去鳩嗚》與《話你戇X怕你嬲》而瘋狂尖叫;音樂會中途有過冷場,但重新燒滾氣氛的,不是何韻詩,而是中三男孩組合;全場高潮,不在群星合唱「不朽香江名句」,而在岑敖暉上台,高喊「我要真普選」一刻。

自家創作出色 唱出熱情

世代在變,我們看待流行音樂的方式也要變。我們不能再任由電視定義廣東歌生死,也毋須依賴電台頒發樂壇成績表,更要棄掉以往聽歌的習慣﹕只看牌面、單純觀星。反之,我們要擴闊眼界,放眼YouTube,留意「香港樂評選」,甚至借用新世代的眼球、耳朵和心跳,重新尋找流行音樂之於觀眾的意義、價值和地位。 然後,我們會發現港式流行從未死去,近年更在從頭茁壯,問題只在於——你究竟用哪一把尺來量度?

三、流行音樂作為記憶。我本來以為,音樂會在中大舉行,聽眾應該全是學生,結果不然。在年輕臉孔以外,也有為數不少的中年人慕名上山,觀看表演。他們未必懂得與羅冠聰合唱《無盡》,而教全場躍動的《光明會》,他們也許亦沒感覺。但他們依舊赴約,甚至在冷雨夜裏留守到底,可能純料因為對於雨傘運動,他們有記憶,更有感情。

音樂會既名為「回到初衷」,自然滿載雨傘運動的平民記憶。台下觀眾反應熱烈、情緒高昂,絕對不僅因為台上音樂人歌聲美妙(對不起,周博賢除外),更因為前奏響起,人人腦海裏已盡是回憶片段。看羅冠聰唱《無盡》,自然想起同樣在中大舉行的罷課大會,又或是夏愨道上隨處可見的「難得夢一場革命不老」橫額;聽着《日日去鳩嗚》,不期然聯想起每晚在旺角街頭上演的奔放與癲狂;合唱《獅子山下》,那黃色巨型直幡頃刻間重現腦海,永誌不忘……流行音樂在佔領路上,從沒離開過。

滿載回憶 叫人「毋忘初衷」

批評論者說得沒錯,香港流行音樂也許並無實際效用,說到尾,它是幾個音符,無助抗爭,更沒法改寫歷史。因此風繼續吹,頭繼續扑,場繼續清,普選仍是夢想中的彼岸,永遠還未到。然而我們同樣無法視而不見的是,過去這段日子,無論在街頭、石壆,抑或廣場、天橋,流行曲一樣化成符號,翻弄記憶,挑起情感,書寫歷史。是它教我們在佔領時有所依據,也是它讓我們在清場後毋忘初衷。

走過山坡,撐過雨傘,香港流行音樂,不如我們從頭來過?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028

Monday, December 22, 2014

香港甘草


又是懺悔的時候。周一晚上,一不小心,看了萬眾(無甚)期待、萬千星輝(不再)的電視台頒獎禮。

頒獎禮又名例行公事。當晚節目環節不多(只有「講」和「頒」兩項),驚喜欠奉(照舊是「多謝Sandy、樂小姐、珍姐賜我飲食」),教訓相同(繼續為全港觀眾示範何謂「假普選」),而昔日足以掀起全城熱話的視帝視后之爭,亦老早跟收視一樣,化成輕煙,流過無痕。既是例行大騷,又何苦含淚收看?事後回想,當晚我竟然不慎看足全程,一半因為犯賤,另一半可能因為蔣志光。

身為電視迷,我對蔣志光一向情有獨鍾。由《花樣中年》的羅家輝、《仁心解碼》的連志森到《護花危情》的細喬生,他扮演的每一個角色都不甚起眼,但總有辦法吸引觀眾的目光。眾所周知,娛樂圈是一條永遠停不下來的扶手電梯,人人巴不得置身其中,扶搖直上。偏偏蔣志光反其道而行,卸下歌手身分後安分守己,隱居公仔箱內,充當綠葉,映襯牡丹,如此踏實,如此低調,正好把「綠葉」的特質,發揮得淋漓盡致。我由衷欣賞。

頒獎禮當晚,蔣志光一如所料,獲得男配角獎項,並繼續在台上飾演自己,當眾祈禱,即席獻唱,我看得感動。身邊友人卻冷嘲熱諷:「不過是又一場小圈子遊戲罷了,何必認真。」是的,是的。但情緒激動的人,又豈止蔣志光和我兩個。當晚瀏覽面書,為他(與「歡喜哥」)直呼「好感動」的觀眾,大有人在。這份感動,甚至令大家甘願背負「我仍在看TVB」的恥辱,也要向世人宣講心情。很明顯,我們對綠葉、甘草,都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情。

香港人向來鍾情明星,追逐閃光。這些年來,我們追捧「四朵金花」、「四大天王」,但絕少理會「五塊綠葉」、「八大護法」。頒獎典禮既以「萬千星輝」為名,開宗明義,理應就是花旦與小生的埋身肉搏,怎也輪不到配角們上台高歌。但奇怪的是,近年觀眾們一同患上眼疾,見光即閃,把牡丹、玫瑰棄若草芥,將綠葉、甘草奉為神明。以電視台偶像為例,愈來愈多人對楊怡、郭晉安失去感覺,反而鍾情阿Bob,迷戀Benz。就連劉江、蘇恩磁、韓馬利等甘草演員,竟也各有年輕粉絲。

 多年努力終獲肯定?

與綠葉相比,甘草感覺更老資格一點。自從兩年前香港電視掀起一陣挖角潮後,無綫開始在頒獎禮上新增「專業演員大獎」,顧名思義,表揚一眾甘草演員(順道以獎留人)。今年獲獎的五人當中,就有朱維德、羅樂林等老演員。看見他們獲獎,禁不住在想:究竟甘草們那刻在想什麼?是多年努力終獲肯定?還是為自己終於被歸類為甘草而不快?甘草演員也許都有過風光時刻,由明星變甘草,他們中間有何掙扎?

香港的「甘草演員」豈止這些。傘開以後,我們除了看見一代年輕人崛起,還目擊上一代集體回朝——羅范慨嘆「怕咗年輕人」;梁愛詩坦言不放心廿年後交出香港;董伯伯(及其獨門慢速講話)重現江湖,向now記者叮囑社會要謹記佔中的警惕。早已退居台下的「甘草」們突然集體現身,雄踞媒體,指點江山,教人納悶。另一邊廂,民主山頭上,一樣甘草滿佈——上星期,民主黨主席改選,劉慧卿繼續連任,受萬眾(網民)期待的區諾軒慘敗收場。

 政壇甘草

政壇甘草們的腦袋,究竟又在想什麼?是戀棧權力,死不放手?還是真的不放心把棒子交到年輕人手中?許多人期望雨傘運動促成世代交替,但情况是不是那般樂觀?現在滿地問號。長此下去,青年人要搶回話語權,恐怕只得採用更激烈的方法——無論是新一波的抗爭,抑或是在選舉中攆走同路的政壇長者。這,又是甘草們所樂見嗎?

翻查網上資料,甘草乃中醫最常處方的草藥,味甘,性平,可以補脾益氣,滋咳潤肺,緩急解毒,調和百藥。沒錯,是「調和百藥」。雨傘運動以後,波譎雲詭,社會各界熱中藥石亂投,胡亂處方。活於這大時代,甘草的作用,理應是從中調解,緩和衝突,甚至是安份守己,充當綠葉,讓下一代有路可走。但政壇甘草們?卻繼續立足前線,挑起矛盾,搶佔鏡頭。

或許他們不是甘草,更不願當綠葉。他們只是一班山草藥而已。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221

Sunday, December 14, 2014

訪港視製作總監李志堅:不做新聞搞購物,Why not?

按圖觀看下一張

香港電視近日跟快餐店合作,於《警界線》內植入「點Jack」廣告,牽起熱潮。
不少觀眾特地登入網站,將劇集連廣告,一併重溫。
廣告人畢明觀察到相同現象,打趣說「看香港電視的人都變了態」。
也不難理解,香港人對港視期待已久,當然「汁到撈埋」,連廣告也不放過。
但較少人留意,港視開台主打的,除了「電視」,還有「購物」。
大半年前,王維基事先張揚,要開設一條24小時購物頻道,而劇集本來只是配菜。
頻道預計下月啟播,幕後團隊現時則每天製作直播節目Shopping Hero,替客戶宣傳商品。
結果廣告雜誌式的節目,引來少有的劣評。
有觀眾大叫沉悶,甚至說,「好似有點娘味」。

負責主管購物頻道的港視製作總監李志堅倒看得開。
「都係要一路試落去。壓力係有,但仍然有空間試。」
反覆強調「試」,大概因為他本人也在「試」。
幾個月前,李志堅的身分是香港電視新聞總監,主管新聞部。
豈料牌照告吹,新聞部門隨即解散,分道揚鑣。
做了二十年新聞的他,前路茫茫,本打算創業。
結果王維基一通電話,令他跟另一同事繼續留守,改做購物頻道。
「咪試吓囉!」

訪問約定在香港電視的辦公室進行。開始前,我們先走進錄影廠裏逛了一圈。由一般辦公室改裝而成的錄影廠,樓底不高,甚至頗有山寨廠的况味,但現時卻每天進行兩次直播,拍攝Shopping Hero節目。我們參觀的時候,工作人員正落力地試燈光,試位置,準備一小時後的節目綵排。踏出錄影廠,便是購物頻道創作團隊工作的辦公室。驟眼看來,都是年輕的臉孔。

要畀年輕同事試

過去幾個月,李志堅跟這班年輕人一同籌備購物頻道。頻道正式啟播前,先有每天共兩小時的購物節目,既試水溫,又讓幕後人員邊做邊試。「我們有一半同事都係九十後,唔畀佢試,咁好『抆』喎。」李志堅一臉認真,舉例解釋。「例如有產品是口服的,就要注意醫藥條例,唔可以隨便話預防癌症啦,唔可以話降低膽固醇,只能夠話『適合關注膽固醇人士服用』。」他說,許多新人沒有這種意識。「他們不一定會理,但寫完我們會犯法。所以要有trial run,這個階段壓力會有,但不算很擔心。」

總監唔急,觀眾急。購物節目推出後,坊間反應平平,有專欄作家甚至批評節目「有陣ATV味」。李志堅不諱言,節目既要顧及觀眾,又要向商戶交代,不是易事。「要做到個個party都話正,其實好難。當然有好多關心我們的朋友會話,『喂!做靚啲啦!有趣味性啲啦!多啲人睇啦!』出面朋友對我們期望好高。」面對批評,李志堅強調團隊會繼續嘗試。「畢竟這件事在香港無乜好好的reference,亞視有做過,但係咪好成功呢?又未見到。同埋從未試過咁大規模。」港視已聯絡三百三十間商戶合作,他日瀏覽購物頻道,貨品選擇將會超過十萬種。規模之大,香港少見。

話你知個餡其實係乜?

電視購物,在台灣、日本、韓國都頗為流行,偏偏在香港,卻是新鮮玩意。王維基年中公布大計後,許多人並不看好,認為香港的大商場遍地開張,顧客要購物本已很方便。李志堅坦言自己曾經同樣懷疑,只是後來到韓國做研究,看見人家的購物頻道,賣的貨品包羅萬有,表達方式百花齊放,才有所改觀。但放在香港,究竟可不可行?他以太太的日常生活作例,「佢係一個OL,平日八點收工,基本上無得行街,如果平日工作不開心,都無得買嘢發泄。如果個電視好似櫥窗咁,會唔會吸引到消費者呢?」但李志堅強調,他們不是要做一般的廣告雜誌,「除了拍件product,更要想想怎樣將它應用於日常生活的畫面,例如拍一些台灣式的微電影。」

呢啲叫責任消費

香港人工時長兼不快樂,已是常態。但早已成形的消費習慣,有可能改變嗎?李志堅認為,習慣一時三刻也許改不了,但香港人的消費態度,卻應扭轉﹕「譬如買個袋,你有無諗過佢點樣嚟?成個概念係點?用料係咪OK?如果消費者對件產品的故事認識多啲,我有理由相信佢買的時候會諗過度過,買返去理論上亦會用得耐啲。」他說,這叫責任消費。

話題轉到近日大熱的「點Jack」廣告,以及「變態」的港視觀眾。香港人向來對電視廣告沒太大感覺,甚至視之為「廁所位」、「生果位」。偏偏港視開台近一個月來,不少人破例高呼「廣告愈多愈好」。李志堅主理購物節目,廣告製作與他無關,但他作為觀眾,同樣興奮。「我記得開台當日,朝早起身,一睇到廣告就覺得『點解啲廣告咁好睇嘅?』」筆者笑他誇張,畢竟港視的廣告客戶,跟TVB其實差不多。「係係係!我平時都好憎睇廣告,但當日唔知點解……可能因為真是等咗好耐,等開台都等咗四年。睇到廣告,知道嗰個係收入來源,即係有人支持喎!」李志堅頓了一頓。「係一種……抑壓咗好耐的釋放。」

「其實都係嗰啲廣告,都係咩咩白咖啡。但好多人都話未睇過!」李志堅分析,觀眾反應異常,說到底不過出於對香港電視的偏愛。「你當係鋤強扶弱又好,當係抑過咗好耐又好……我們目標係做一個香港人的電視台,現在終於面世,(觀眾)當係捧場,當然連汁都撈埋。他們這幾年有跟住我哋的事態發展,支持我哋嗰種精神、香港精神的,應該唔會介意連廣告都睇埋。」

十年準備 被政府煞停

觀眾為港視開台雀躍,李志堅身為員工,前後在這裏工作近十年,感受理應更深。今年三月,港視推流動電視受阻,他跟新聞部同事一同被裁。現在回想,依然唏噓。「好正常啫,你諗吓,今年年頭諗住做嘅嘢,突然間無得做,你點會開心呢?當時老婆都話我,不事生產啦,無正職,行行企企。」他當時接受媒體訪問,直言自己作為新聞總監,要派解僱信給並肩作戰多年的同事,感覺像「割掉自己一塊肉」。

想過用「癲噹」報天氣

痛苦,只因本來滿腹大計。李志堅主理的電視新聞部,當年不乏新嘗試。他們試過跟漫畫家合作,以「癲噹」報天氣,也試過拋棄「數白欖」形式,另闢蹊徑,改以微電影、主題方式做年終的大事回顧。到今年年初,他除了巡迴各間大學,招攬新血,更密謀構思一支二十多人的偵查報道團隊。「整隊人不用做daily嘢,專注做古仔。當然依然電視台都有類似的報道,但無所謂,大家有資源咪去做多些有深度的報道囉!」他認為這是大勢所趨,「新一代唔會只係滿足於純粹報道。啲事我都知道啦,點解要睇你個台?他們只會願意花時間,接收一些有價值的資訊。」可惜牌照失落,計劃告吹,他改革電視新聞的夢想,始終落空。

如做新聞 要把關睇稿求證

李志堅在新聞行業打滾了超過二十年。九二年,他進入無綫新聞部實習,一年後畢業轉為正職,「因為當年有線開台,(無綫)走了不少人,好缺男記者,做啲粗重嘢。十個intern入面,只有我一個男仔,唔算最叻,但就請咗我。TVB係好好畀記者成長的地方,一路做,一路學到許多製作新聞的技巧、原則。」二十年過去,無綫新聞部金漆招牌早已墜下,李志堅也退下新聞崗位,毅然開發購物頻道。「做呢個位要把關、睇稿,做fact check,都好似以前做新聞,技巧有相通之處,都唔係咁難適應。」他微笑。

但畢竟在新聞行業埋首多年,這決定豈不艱難?李志堅依舊樂觀,「其實都無咩掙扎唔掙扎,我的事業第一個十年在TVB成長,第二個十年在這裏學做新聞,咁第三個十年,可以做什麼?我本來以為自己會做電視新聞,但無喎!咁做shopping channel會唔會係另一個挑戰呢?」年初新聞部解散後,李志堅本來想過創業,辦新聞媒體,在尋找投資者的過程中,卻處處碰壁。到五月左右,他接到王維基電話,邀請回巢做購物頻道。「佢打嚟,話呢個project其實都係創業啫,叫我用半日時間考慮。」他爽快答允。「可能因為我對香港電視這個平台,還有憧憬。咪試吓囉!」

少談執著 多講can-do

眼前的李志堅為人樂觀,甚至有點世故。訪問中,他少談堅持、執著,多講嘗試、變通、can-do。但言談之間,這位前新聞總監偶爾又會流露自己對新聞專業的眷戀。「有人話我(轉做shopping channel)是逃兵,我覺得唔係囉。」看得出,他仍然介懷。「鍾意新聞,係咪一定要做記者呢?最好當然自己落手做,但如果個際遇、環境有變化,咁作為香港人,是否應該要適應個變化呢?我覺得可以嘗試做唔同的project。」他如此解釋。

不脫離新聞 拍紀錄片

李志堅也在大專院校教書,任教電視新聞。年初開始離開新聞崗位,身為老師,他於心有愧。「唔能夠脫離太耐,教新聞要實戰同理論並重,唔可以停。」於是他開始在公餘時間拍紀錄片,主題是他最熟悉的「電視記者」。「好多人成日話佢哋片面報道,究竟係咪真係咁呢?心裏有個迷思。」紀錄片由年中開拍,直至佔領運動開始,題材突然大增。「原本只諗住拍二十分鐘,但依家估計拍到七八十分鐘,之後會考慮搵戲院放映。」提起這個side project,他一臉自豪。

探討兩代新聞人的鴻溝

紀錄片內容圍繞電視新聞記者,核心主題則是近期最流行的「世代矛盾」。李志堅說,雨傘運動固然與世代矛盾有關,但這套論述同樣能應用在電視記者身上。「拍的時候,咁啱發生無綫電視記者聯署事件,當中好多都係二十、三十世代,跟管理層那班四十、五十世代的人,明顯有唔同的價值取向,有衝突。」他舉例說明。「例如有些記者好支持個運動,咁點好呢?我哋嗰個年代係咁教嘛,如果你有參與個行動,有表態,咁就唔應該做採訪,要避嫌。但呢一代唔係咁諗,佢哋覺得做報道會中立、專業,其他時候可以為學生、為警察打氣。」兩代新聞人,間隔着鴻溝。

後記

揸機入佔領區 做訪問

但始終相同的,是對採訪的熱誠。為了拍攝紀錄片,李志堅親身上陣,揸機出入佔領區,跟行家們做訪問,他自言無官一身輕。「無咗新聞總監的身分,可以周圍搵人傾嘢影嘢,唔使尷尬。」他甚至為新嘗試而慶幸。「如果唔係無得做新聞台,就唔會做這件事啦。到時應該係指揮緊啲人去做,唔會自己落手落腳。所以際遇嘅嘢,有時好難講。」

客串《選戰》

撕去新聞總監的名牌,還換來亮相電視劇的機會。李志堅在《選戰》第二集客串一角,飾演富二代,身邊是資深演員駱應鈞。「既然無咗新聞總監的包袱,我平時又會睇電視劇,咁咪試囉。當然後果都要諗,不過就算之後做返新聞,咁新聞總監係咪唔可以拍劇集呢?又無講過呀。」說到尾,一切只因他熱中嘗試。「你可以好多嘢諗,然後諗完唔做。咁點解唔試吓呢?」由開發電視購物,到客串《選戰》,他從一而終。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214

Monday, December 08, 2014

開電視看警察


過去兩星期,警方執法失當的片段、報道,化成連續劇,連日上演。劇情有的異常老套(開大風扇折磨「犯人」),有的極度離奇(「昏倒」警員突然蘇醒),有的十分暴力(大棍一揮血流如注),有的急需家長指引(警員清場後向示威者高舉中指)。

眾所周知,香港人向來喜歡圍觀睇戲,但這齣由警察擔綱主演的恐怖片,既推翻常識,又異常殘暴,心理不變態的尋常百姓(抱歉,鍾議員、王大導、高大導均不在此列)都緊閉雙目,不忍觀看。我當然沒有例外。

新聞慘不忍睹,唯有改看劇集。怎料轉了台,警察身影卻仍揮之不去——無綫電視周末王牌劇集《飛虎II》,講述警隊「精英中的精英」執行任務,儆惡懲奸;香港電視開台劇《警界線》,開宗明義,探討警賊之間的微妙關係。作為電視迷,我對馬德鐘、廖啟智、唐寧從不反感,但近日瞥見他們出入警署,高舉正義,總不期然心口作悶,掌心冒汗,腦袋同時聯想到暗角、警棍、垃圾袋、中指,以及一大問號——究竟有多少電視劇集以警察作題材?

為了解答問號,我求問維基(百科),嘗試做了一個(不太科學的)統計。結果發現,由2000年至今,無綫合共播出了50齣以警察(不計古代捕快)為題材的劇集,換句話說,每隔三、四個月,就有一齣警匪片,為數絕對不少。劇集中涵蓋的警隊部門極其廣泛——由飛虎、法證、情報,到掃毒、重案、反黑、談判……彷彿定時定候,在全港市民面前進行一場警隊大檢閱,而觀眾們又似乎甘之若飴。

 警察形象 現實與劇集互動

過去兩個月,每有警方執法失當片段傳出,總有人為之維護:香港警隊傳統優良,行事專業、極具效率……究竟以上印象是怎樣構成的?香港平民最愛奉公守法,向來少與警察打交道,又如何得知警方專業、高效、善良?最主要的渠道,除了教育(如少年警訊),當然就是媒體——看新聞,警方高層在記者會上滔滔不絕,威風凜凜地講解破案經過;看《警訊》,英俊阿sir警告「騙徒行騙手法層出不窮」,又進行案件重演,告誡世人;看劇集,杰佬、娥姐、Laughing哥輪流向觀眾示範,警察是大好人、真英雄,應受萬世景仰……當中,又以每夜準時播映的電視劇最為「入屋」,影響最深。

電視劇的警察形象是怎樣構成的?美國學者Jonathan Nichols-Pethick年前出版TV Cops: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Television Police Drama一書,分析當地三十年來的警匪片種,結果發現電視中的警察形象,原來與社會環境互為影響。早年的美國電視劇,多視警察為儆惡懲奸、彰顯公義的大英雄,劇集情節也離不開「邪不能勝正」的老生常談;至八十年代,隨着電視業競爭愈發激烈,加上社會對公民權利等議題展開討論,製作人對警察角色的描寫,也逐漸立體,主角們仍是英雄,但這些英雄除了有血有肉,還有情緒有腦袋;到了近二十年,「警匪片」甚至不再是貼切的形容詞,因為在此類型之下的作品,已是百花齊放,有的探討法制,有的剖開人性,有的主打懸疑推理,而觀眾對警察的理解,也變得不再單一。

追溯歷史,香港電視中的警察形象,同樣經歷過轉折。此刻重溫七十年代的《獅子山下》,你必定會為劇中警察角色的遭遇大感驚訝——小巴司機怪他「只識抄牌,捉賊唔見你咁叻」,富家女罵他「只懂作威作福,不知好歹」;就連妓女,也恥笑警察跟自己同是天涯淪落人,一樣「要錢不要臉」。情節看似誇張,卻提醒我們,在廉政公署成立前,警隊在普羅大眾的心目中確實有如過街老鼠。

之後的事,你我熟知。在廉政公署成立後,警隊開始有意識地整頓紀律,在社區、媒體展開形象工程,《獅子山下》同樣記錄了當時情形——《鄰居警察》單元講述警隊高層刻意培育形象健康的新一代警員,扎根社區,與街坊打好關係;《富哥與我》則透過對貪污警員的負面描寫,側面呈現年輕警員對廉潔的堅持。電視劇,既記錄了大眾心目中對警察形象的轉變,又反過來模塑觀眾對警隊的觀感。

 為求洗底 警隊傳媒暗地發功

此舉看似無心插柳,實際卻是有意為之。在《獅子山下》飾演正直警察的潘志文憶述,當年曾經在張敏儀陪同下,到警察總部與警務處長共晉午餐,飯後潘才被告知,獲准飾演警察。警方對大眾媒介形象工程的緊張程度,由此可見。就算踏入八十年代,商業媒介熱中於開拍警察題材的劇集,警方依然透過公共關係科,暗地發功——製作人劉天賜當年就曾被總警司曾蔭培鐵青着臉,高聲訓斥,是無綫劇集對警員的負面描繪,令警隊招募新血出現困難。

八十年代起的香港警匪片集,少再出現《獅子山下》式的寫實描繪。警察開始被形容為一支能幹、高效的專業團隊,破解一道又一道奇案,擒獲一個又一個悍匪。如此設定,既與大眾心目中的印象同步,又持續確立百姓對警察的想像,甚至令大家對一連串論述堅信不移:香港治安良好,有賴警隊除暴安良;警方做事,必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你我毋須質疑。

 「黑警」現 製作人如何是好?

問題是,這些論述已經走到盡頭。今天的觀眾,眼看《飛虎》、《警界線》中威風八面的警察,腦裏卻不自覺地想起現實生活裏的一個個「黑警」。那電視製作人員今後如何是好?是嘗試按照社會實况,調整劇集內容(一如當年的《獅》),抑或為當權者固守界線,努力灌輸「警察即英雄」的印象?

更重要的是,警隊建立聲譽,用了足足三十年,摧毁形象,卻只需區區兩個月。那往後的路,還該如何走下去?當權者,你要繼續躲在幕後,讓警隊打爛招牌,撕破面皮,解決他們根本解決不了的政治問題嗎?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207

Monday, December 01, 2014

訪問前檔案處長朱福強:留檔案 存公義

早兩天,坐巴士經過彌敦道,心裏不期然有一種超現實的感覺。
彈指間,人來人往的佔領區,清理得乾乾淨淨,彷彿打回原形。
塗鴉、海報、帳篷、關帝廟、小聖堂,就此化為歷史塵埃,杳無痕迹。
清場風聲愈傳愈緊,下一站,許是金鐘。
只要在腦海裏稍稍模擬,連儂牆被剝皮拆骨的情景,心已隱隱作痛。
雨傘運動的歷史,究竟該如何保存?

有心人月前未雨綢繆,發起「雨傘運動視覺文化庫存計劃」,

記錄佔領區內每一件藝術品,為歷史留一個見證。
前政府檔案處(署理)處長朱福強有份提供意見:

「呢啲嘢,令大家對運動的認識more complete、more colourful,值得留低。」
但應當保留的絕不止藝術品,還有與運動相關的政府檔案。
「檔案,是問責的基礎。」他說起來,斬釘截鐵。
譬如說,當日誰下令施放催淚彈?
「如果有檔案法,之後就可以搵得番啲檔案……」朱福強輕拍桌面。
「呢啲人,日後就會被歷史釘在十字架上,被歷史鞭撻。」字字鏗鏘。


圖 / 郭慶輝


記錄佔區藝術品 記錄創作意圖

朱福強,政府檔案處前(署理)處長, 2007年退休後,聯同退休法官王式英、蔡慧蘭等人組成「檔案行動組」,多年來為提倡訂立檔案法四出奔走。他們最新近的行動,是月前去信政府,要求保存雨傘運動相關檔案。

訪問當日下着濛濛細雨。跟朱福強約在銅鑼灣傾談,途中路經接近被遺忘的銅鑼灣佔領區。從怡和街的圓形天橋俯瞰過去,佔領區內人很少,所佔地方也不多。雨一直下,打在藍白帳篷上面,此情此景,多少有幾分蒼涼。「都無話可惜嘅,成件事都已經令到好多人,尤其是年輕一輩覺醒。」朱福強邊行邊說。話雖如此,但佔領區內滿是年輕人心血,例如連儂牆,一旦被清理撕毁,恐怕令許多人心碎。「其實Lennon Wall應該要留,可以用玻璃鋪在上面保存好。就好似Berlin Wall咁,都留番一段,反映番個歷史啦!不過……」他畢竟在政府打滾多年,「政府都唔會咁做架喇,呢啲係反對聲音」。

令運動more complete more colourful

政府袖手,唯有由民間自發保留。藝術家與學者上月發起「雨傘運動視覺文化庫存計劃」,組成過百人的研究小組和義工隊,記錄佔領區內的每一件藝術作品,朱福強有份參與,在幕後出謀獻策。「這些藝術品,係創作者、藝術家想表達的東西,反映了他們點睇件事,點睇個運動,當然值得收藏。不過更重要的是,記錄低作品背後的創作意圖,即係作者想講乜嘢、想傳達咩意思,簡單來說,就是藝術品背後的故事。」因此,在拍照、錄影以外,訪問創作者也是庫存計劃的當務之急,「如果你揸住個object,但唔知背後的故事,無意思架喎。」雨傘運動,注定是香港歷史的重要章節,「這些藝術品,就能夠潤色、豐富大家對運動的認識,變得more complete、more colourful」。他予以肯定。

這一節歷史,朱福強明顯深切關注。訪問前一天,旺角黑夜再度上演,他刻意路過,一窺究竟。「尋晚先去完旺角,專登好似擦邊球咁經過,想感受吓。不過真係好驚,好驚。」更多時候,他在金鐘出現。「有一段時間幾乎晚晚落去,因為有班中文大學的學生在那邊,想畀他們一些支持。講真,支持真普選呢個訴求,點解唔好啫?反對的人,只係擔心自己的利益會被損害。」朱福強讀歷史出身,現時為中大歷史系客席副教授。「我讀歷史、教歷史,一個讀過吓書的人,對政治亦有少少認識,有乜理由唔支持真普選呢?」

不袖手旁觀的旁觀者

他熟悉歷史,更自覺有責任見證歷史。六月中旬,新界東北工程前期撥款申請付諸表決,大批市民在立法會示威,記者竟意外發現朱福強的身影。「無呀,呢啲歷史時刻,我想在現場睇,拍少少片,做啲紀錄。」他說起來,輕描淡寫。「在這些運動裏面,我的身分係一個『不袖手旁觀的旁觀者』,無乜特別學術目的,純粹鍾意去現場,睇吓歷史點樣在我眼前進行。就好似睇波咁,我都唔多鍾意喺電視睇。現場睇得到,咪去現場囉。」當下即歷史,朱福強誓要用雙眼見證。

留住政府檔案 可知誰令放催淚彈

但置身現場,也不保證能夠了解歷史實情。走在佔領區內,我們或許窺見百姓訴求,但當權者的舉動,似乎不易洞察。朱福強形容,真相細節,永遠藏在檔案之中。「檔案,即係人與人之間、機構與機構之間,又或人與機構之間,於交往過程中產生的文件、記錄,經過專業的歸檔,就成為了該事情的憑證。」話題回到雨傘運動。「所以,如果要認識呢個運動的歷史,我們除了要保存視覺文化的東西,更加要留住所有相關的檔案,特別係政府嗰啲。」否則他日回溯,歷史恐怕會被改寫。

「一個機構做事,不會只是口噏噏的。以雨傘運動為例,政府入面,一定有討論過點樣對付呢班o靚仔,所以會產生檔案,會議紀錄呀,梁振英下達的directive呀,instruction呀。譬如說,是誰下令要放催淚彈?誰決定停止?警隊採取怎樣的行動?用了哪個level的武力?日後我們要了解整個運動,這些檔案是需要的。」文件機密,幕後黑手當然希望毁屍滅迹。因此上月底,朱福強聯同檔案行動組馬上行動,去信政府要求保留相關檔案。

法制漏洞 政府銷毁檔案沒刑責

行動,全因法制漏洞。有別其他先進地區,香港沒有訂立檔案法。政府部門要銷毁檔案,只需得到檔案處處長同意。偏偏負責把關的檔案處處長,份屬行政主任職系。對此,朱福強極力批評:「佢三四年就會調職,有咩理由要同你撐呢?要銷毁檔案的官員仲高級過佢。佢點解要得失老闆?不如簡單簽個名批准,跟住就去歎杯咖啡、上吓網,出番十萬八萬糧啦!」他眼裏明顯有火。「但有檔案法就唔同,政府一定要立檔存檔,規規矩矩,否則會有刑事責任。」朱福強強調,若訂立檔案法,官員做事就不能放肆。「現在放肆,因為他們可以將檔案,行轉背就銷咗,無法律上的制裁。但如果立咗法,呢個政府做事的時候,就要諗清諗楚,會有後果。」

檔案法 問責基礎

雨傘運動終有一日成歷史。眾所周知,歷史裏面,往往有英雄,也有罪人。朱福強指出,檔案法之重要,在於有助大眾揪出罪人,大聲問責。「檔案是問責的根源、基礎。如果唔係日後有咩事,點問責?問責而無檔案法,係絕對空談,呃你嘅啫!」他輕輕敲一敲桌面。「但如果搵到證據,呢啲人日後就會被歷史釘在十字架上,被歷史鞭撻。」因此朱福強一直強調,檔案,可以為人民伸張公義。

但公義之路,理應不止一條。立法會不是有特權法嗎?政府行事的蛛絲馬迹,總有機會到手吧。「呢個就更加荒謬!你有特權法可以要求政府提交檔案,查找不足,但就無檔案法作為後盾,政府根本唔需要立檔、存檔。你班友仔就算有特權法呢把尚方寶劍又好,咩法都好,一叫政府拎檔案,佢可以話『無喎!』咁你點呀?無檔案法作後盾,特權法是廢的、跛的。」朱福強說得激動。「更何况……(頓了一下)立法會用特權法都無乜幾多次成功啦!」語畢,剩下一記苦笑。

「你估官員會否積極立法綁自己?」

檔案法既然至關重要,許多國家及地區如英國、美國、台灣、韓國、新加坡,甚至中國,亦已制訂法例,那麼香港何以恁地落後、(再次)趕不上國際標準?朱福強有以下分析。「你諗一諗吖,呢條法律,係綁政府官員嘛,係咪呀?你估他們會不會咁積極,立一條法逼自己做乜做物、去綁住自己先?」他不忘諷刺,「如果條法律係用來綁你嘅,綁市民嘅,當然就好好多啦!你睇吓23條,政府成日都想立,係未立到之嘛!」連記者鏡頭也要遮擋的政權,面對可以有效監察政府管治的檔案法,自然有戒心。「他們都可能知道自己偏心、政策上有過傾斜,覺得證據留下來,會對自己不利。」訂立檔案法,於是遙遙無期。

過去幾年,為了推廣檔案法,朱福強不遺餘力。2011年有傳媒揭發,因應政府總部遞至添馬,政府檔案處於一年半內,共批准銷毁600多萬份政府檔案(3幢IFC的高度),大量重要的施政紀錄、歷史文獻,就此灰飛煙滅。朱福強當年勃然大怒,既撰文炮轟政府做法,後又聯同檔案行動組約見當時只是特首候選人的梁振英。「我好清楚記得,當時佢講咗一句好『梁振英式』的藝術語言,話咩『香港有好多嘢都應該要做』,好似好positive咁。後來佢在競選辯論當中,亦對IT界選委親口講過,會支持立檔案法。」朱福強憶述前事,面露慍色。

「政府秘秘密密 民主參與無從講起」

面露慍色,只因當選後,梁振英換了另一張臉。「之後我們再寫信畀佢,甚至成份法例的草案交畀佢睇,佢都已經唔睬、唔應,多謝咗就算數。」朱福強仍然不忿。此後,檔案法一事再無進展。問他心情如何,朱福強倒看得開。「都無乜點,我們要求好低,如果我們的聲音,已經令好多人聽見,知道檔案法有幾重要,咁已經好好啦!」他甚至想起近月在佔領區的經歷。「好多人都認得我,叫我『檔案佬』,又同我講會支持檔案法。」心裏有幾分安慰。

我有保留。當下香港社會風雲變色,許多人立定心志,站上街頭,不過為了爭取民主,其餘的事,大家根本無暇理會,何况是檔案法這個不太貼身的議題?朱福強不同意。「在香港爭取民主,路途真係好長,亦唔知點行。但是,就算你爭到民主,到時個政府如果無檔案法,剛才我講的那些弊端依然會存在。」他點出檔案法與民主政制之間的重要關連。「檔案是政府行事的證據、問責的基礎。民主講究人民的參與,不過要批評、監察政府,都要知道佢做過乜嘢先得。如果政府什麼都是秘秘密密的,不讓市民睇檔案的,咁民主的參與,其實亦無從講起。」朱微微一笑,再說:「爭取檔案法都難,但無爭取民主咁難,至少大陸都有(檔案法)啦!」

有民主無檔案法 弊端仍存

訪問尾聲,我們重踏佔領區外。我問朱福強,對於雨傘運動,你心裏有沒有解不開的問題,想透過翻查政府檔案,了解真相?朱福強先大笑,後沉思,再回答。「我想知嘅嘢,檔案都唔會有答案。」即是?「例如,我唔會明白點解……警察會同黑社會『合作』,真係解唔通喎!我亦都唔明白,點解梁振英會容許這些事情發生。我真係覺得好恐怖。有些人成日講『香港不再是我們熟悉的香港』,呢句老生常談,講得太多,但我覺得都真係要講喎。」他的語氣,變得愈來愈沉重。「呢個,真係唔係我所認識的香港喎。」

這個在政府工作23年的前官員,此刻流露的,只有疑惑。「70年代起,你見到政府一直慢慢走向開明、自由。係無民主,但有自由嘛!同埋,政府做嘢一定有底線架嘛!但𠵱家……唉!無底線嘅。我覺得,兩個字講晒,恐怖。」沒有公義的社會,便是恐怖。這種感覺,檔案無法記錄,惟歷史自會作證。


刊於20141130明報星期日生活

Monday, November 24, 2014

訪問社工系教授黃洪:公民社會,撒種以待



九月初,蔡子強寫了一篇文章,談及「民主回歸派」的落幕,字裏行間,提及當年「民主回歸派的中堅人物」黃洪。

蔡子強說, 8.31晚會上看見黃洪黯然的臉,象徵「一代人的理想幻滅」。

一星期後,黃洪撰文,坦言「幻想或破滅,理想未敢忘」;同時糾正蔡子強,指「民主回歸派」六四過後已分道揚鑣,落幕不是今天的事。

他提起當年的自己:「這批人當中……有陳健民和我留在學院當學者,希望以研究來推進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

兩個月後的這星期,陳健民宣布,因佔中關係,已辭去自己一手創辦的中大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一職。

而接任人,正是黃洪。

事實上,黃洪在雨傘運動當中,同樣站得很前。由發起聯署到公開講課,由設立庇護站到寫分析文章,處處都是他的身影。

會否害怕步陳健民後塵,被禁止踏足內地做研究?「如果作為知識分子,都不講何謂真何謂假,我會後悔一生。」黃洪說得豪邁。

那麼,建立公民社會的理想,該怎樣堅持下去?這次,他沒有答話,只是稍微抬頭,陷入沉思。

看得出,他對「公民社會」四個大字,萬分着緊。

文 x 阿果
圖 x 葉家豪

*

「作為學者,是其是,非其非」

訪問相約在黃洪的辦公室進行。訪問前,他說自己身體不太舒服。但談起來,我完全沒有這種感覺。訪問期間,他說話極多(最長試過連續發言半小時),用字不怎麼「學者」(最常用的形容詞是「戇居」),亦不會轉彎抹角,在他身上,我找到一份難得的坦誠。他不介意自嘲(「我呢啲左膠」、「我呢啲老人家」),但要他對別人,尤其是學生,作出評論,他會特別謹慎,回答前總會沉思幾秒,在腦海搜索最適合的字詞,「唔想用一個大人的身分去講嘢。」黃洪微笑,「一勸,就走架喇!」

話題少不免由中大公民社會研究中心開始。中心由陳健民於二○○八年成立,多年來通過學術研究及教育培訓工作,推動公民社會發展。但這一年香港社會風起雲湧,陳開始萌生退意。「年中左右我同佢一齊傾。我覺得應該堅持一陣,無必要有一些打壓或者障礙,自己就要退。中國知識分子有時退得太快,應該有些風骨。」但風骨終歸有價。中心與內地NGO向來關係密切,但過去幾個月正值敏感時期,許多活動不能照常進行。「有些合作伙伴,會被請飲茶,又落唔到香港。」黃洪有點無奈。「都覺得係我們的一些舉動,令他們受到不必要的滋擾。」為了研究中心着想,陳健民決定辭任主任一職,由原來的副主任黃洪接替。「畢竟佢已經返唔到內地。一些有關內地公民社會的研究、教育、聯絡工作,佢都未必做到。希望我返到去啦!」他露出一臉苦笑。

我為他擔心。黃洪是中大社工系副教授,多年來專研貧窮、勞工議題,但過去三個月,為了雨傘運動,他站得很前。「有啲嘢……作為學者,要是其是,非其非。8.31人大落閘之後,如果作為知識分子,都不講何謂真何謂假,我會後悔一生……就當係捍衛自己小小的思想自由囉!完全鵪鶉的話,我覺得不配當學者、知識分子。」但方丈向來小器。「當然講出嚟一定有代價,我唔會咁naive。但呢一個,並唔係值唔值得的問題。」

「我們老人家在追趕運動」

豪邁背後,黃洪坦承沒料過自己會企得咁前。「我都有簽佔中意向書,但場運動的發展同我預期有分別。當晚宣布提前佔中,我其實有點愕然。點解無人通知我嘅?係咪假架?呢個真係Benny?唔多似樣嘅?當晚我真係咁樣懷疑喎!哈哈!」質疑散去,他定過神來,開始行動。「我會咁樣形容場運動:啲學生、青年人衝得好前,衝得好快。我們這些老人家每一次就在後面追趕,追緊個運動。」

黃洪追趕的方式,是年輕人補位。警方施放催淚彈後,他忙於設立收容所、急救站,又尋求教會幫忙,找地方讓佔領者休息。「都係由人道主義立場出發,有些人衝咗出去,後面就要做多啲。」到後來雙方舉兵不動,情况膠着,黃洪開始轉換角色,開始串連中大學生,指導在佔領區外的他們組成不同圈子,分工合作;然後多次到佔領區宣講民生與民主之間的關係。「唔使做人道主義救援喎,不如做多少少老師會做的教育工作。」

但佔領行動持續至今,無論領袖、群眾,抑或媒體,都開始失去焦點。黃洪認為,當下發生的是佔領行動,更是香港民主運動,但很多佔領者沒有這種意識。「我諗佔領區入面,有一半人係因為催淚彈呢種暴力,出來想保護學生;另外有三四成人,會因為人大落閘,不滿這種粗暴做法而來。但對成個民主運動的進程、長遠目標,會思考成個民主應該點搞,強烈關心、肯投身的……其實人數都係同以前差唔多,一兩成人。」他分析,就算是帶頭組織的學生、年輕人,很多都沒有打算進入架構,只打算在制度外抗爭。

「成功指標太高 群眾會沮喪混亂」

黃洪本身也是行動者,爭取全民退休保障多年,也不乏與政府角力的經驗。「唔會因為佢唔畀你,就唔去爭。好多時候都會爭取談判的機會,逐步逐步去做。以爭取十單嘢去計,如果有一兩單即刻爭到呢,已經算好好;有三四單,可能係部分爭到,就要留待下一個階段再爭;但通常有三四單嘢係唔會有改變的,咁點樣判斷自己的成功、失敗?」他語重心長,指出社會運動的領導者,必須想得更遠、看得更廣。「咩叫贏呢?如果個指標太高,會令跟住你的群眾沮喪、混亂。要定一些能夠爭取到、階段性的目標,作為empower群眾的方法。」

這種「階段性勝利」說法,很多年輕人覺得不合時宜。「我覺得已經贏咗好多㗎喎。可能我們這些老餅就係咁阿Q。如果你咁都仲覺得係失敗,就係睇唔到一個運動最重要的,其實是佔領民心。」但佔領行動至此,要群眾相信自己打了勝仗,談何容易?黃洪認為學聯需要負責,「他們係好堅持、勇敢,但是(沉思幾秒)……太重視自己的光環。到關鍵時候,一畀人鬧就縮返轉頭。他們很着重群眾對自己的睇法,但呢種咁多元、咁分散的運動,咩叫群眾,其實都好複雜。需要有領導去協調大家的不同,指出方向。」他苦口婆心,說得肉緊。

「佔領要化成選票」

肉緊,因為他相信當下正是香港民主運動的關鍵時刻。「而家適合要做一啲中期嘅嘢,包括明年的選舉。學生要諗清楚,如果下一個階段民意係輸的話,好明顯到區議會選舉泛民會面臨一個重大的失敗。好簡單,無票咪輸囉,輸咗咪無議席囉,無議席咁今次運動成果咪畀人過咗囉。如果你今日做的事,同你原本想爭取的目標,正正係相反的話,咁真係要諗吓。」

「唔係淨係say sorry或者宣傳今次運動,而係要爭取選民的理解。」黃洪認為,地區宣傳是當務之急。「點解今次雨傘運動是整個香港民主運動的一部分?出來佔領係為咗乜?這些東西要化成選票,化成支持。而家仲有一年時間可以做,唔可以再蹉跎歲月,捱到出年二、三月,民望愈來愈低,就好難做。如果再出現衝擊,後果就更加嚴重。損害的,唔單止係雨傘運動的光環,更加係成場香港民主運動。」他叮囑學生,「要諗清楚啲」。

第三條路:壯大公民社會

要爭取民主,可以在架構內深耕細作,也可以在制度外持續抗爭。黃洪提醒,兩者中間還有第三條路:壯大公民社會。「東歐國家不合作運動的開始,好多都係基於公民社會的建立、公民意識的轉變。我最初支持佔中,都因為佢本身係一個公民社會運動。當然我們都未有經驗,傻吓傻吓,無諗會畀人拉,有千幾人覺醒就好開心。點知葉公好龍,一出嚟就已經萬幾、二萬人!」黃洪頓了一頓,再次苦笑。「但what's next?個公民社會可以點做出嚟?」佔領區內有自修室、垃圾分類,不正體現出公民社會嗎?我問。黃洪轉動眼珠,說:「嗯,我們只係體現咗高質素公民社會的……可能性啫。」

佔區「村」的視野 需推而廣之

可能性而已?「學生們的理想好純淨,為了環保,為了唔好令地球造成污染,就執垃圾。於是,執垃圾有一堆人,廁所有一堆人,印T恤又一堆。呢啲算唔算公民社會?有這種元素,但組織力同影響力都比較似peer group。」黃洪耐心解釋,「大家都只有『村』的視野,有幾個帳幕,十幾個friend,呢個就係我嘅世界。會唔會推而廣之呢?諗唔諗佔領區外的人呢?諗唔諗同婆婆伯伯傾下偈呢?」他強調,要建立公民社會,大家的視野,不能只局限於「地下無一張紙、一個罐」,而是要推廣、推深,將眼前的小現象,連結起大社會的議題,表達關注,然後行動。「佔領區入面,我們對環境的保護,對消費行為的反思,可唔可以令我們對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有多啲批判?」

公民社會內的個體之間,也要體現出「公民性」。黃洪再次想起「村民」:「村入面可以好和諧、好團結。但同其他村呢?可能係競爭、衝突,例如藍絲帶。非我族類就唔可以同佢共同生存,咁同中國傳統農村爭水有乜分別呢?」他解釋,公民社會必須處理價值矛盾的問題。「和而不同當然傻,但大家應該要諗諗點處理紛爭,例如用比較制度性的方法。今次成日用deliberation,但唔多有效。deliberation要用在比較相同的人身上。有唔同意見,應該透過咩體制去解決?」公民社會容許異見,但身為公民,要嘗試走出共同的價值,協商共同的規則。

架構內外連結抗爭

提起公民社會,黃洪滔滔不絕。但坦白說,不少年輕人出來佔領,不過為了普選議題。在他們眼中,有民主就會有民生。黃洪點點頭,同意這套理論缺乏市場:「呢套唔係好『群眾』既論述。落去佔領區,從來無人講。一講就你眼望我眼。」但他始終深信,公民社會是民主的重要零件。「呢班後生仔如果識諗,有部分入架構,部分係出面抗爭,然後公民社會可以連結。我們唔會輸得去邊。」

學生去得盡 「上一代有責」

話題轉到「後生仔」。黃洪年輕的時候參與過學運,曾跟陳健民、王維基等人一同圍堵時任校長馬臨,抗議學制「四改三」。對此,他聳聳肩:「我唔太覺得那些是學運,似係校園事件,講學制,咩『為咗中大理想,四不改三』。問心嗰句,都係好小嘅嘢。」後來時代巨輪轉動,香港前途問題被放上談判桌,當年擔任中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的他,才像今天的學運領袖一樣,「被時代選中」。

「歷史有啲位,係需要一啲人出聲。」當年黃洪致函趙紫陽,闡述學生立場,主張「民族回歸」:「站係民族立場,梗係覺得唔可以英國人管治啦。當時熱血啦,理想啦,浪漫啦,想一國兩制、民主治港。同埋覺得如果香港做到,對中國民主有示範作用。」他笑了。「當時係咁諗架喎,你覺得好戇居都好!係諗大咗,諗大咗自己的影響力。而家的學生都係咁。」

現代學生「勇武好多」

請黃洪比較兩代人,他沉思良久。「呢批學生有樣嘢好唔同。勇氣、堅持、毅力,我係佩服的。當時我哋都係少少精英,好多人出嚟會打政府工,會被拉的、consequence會長遠的事,都唔會做。佢哋勇武過我哋好多。原因一係就佢哋無知者無懼,未必好熟悉中國的歷史,或者打壓;又或者其實已經好熟悉,但就超越咗我哋。」

學生問:你哋爭取過乜

「我好深刻記得,有同學同我講(靜了幾秒)……『其實如果唔係因為你哋退縮,我哋今日就唔需要承擔呢個責任,去爭取民主。你哋呢三十年做過乜嘢?』黃洪倒抽一口氣。「我唔完全同意呢句嘢,因為我哋都做過好多。但係嗰種不滿、宣泄,好真實。」他說,這是他一直抗拒用大人身分說話的原因。「我都試過叫我個女唔好去㗎。點知佢話,扑咪扑囉。催淚彈一出,佢走。到第三個,『超!No big deal!』我話生命緊要,佢就話你咁驚做咩啫?」

這個大人,有深切反省過。「他們的勇武、毅力同堅持,正正基於他們對上一代人的批評:『你哋次次一爭唔到就騰咗,等下次先。』我反省,是的。(靜默片刻)所以我同意個運動大方向係畀青年人試。我哋做得太少,個社會改變得太少,佢哋覺得要承擔責任,今次先要去得咁盡。我地有無責任?有。」語氣裏,最少有十二分沉重。

「我當年都被人質問過,『如果將香港交畀共產黨,最後又無民主,咁點?』。當時我好大聲咁答,如果民族同民主原則有矛盾,我哋一定要將民主擺前!」黃洪再三苦笑。「點解我今日咁做,就係對自己當日講嘅嘢負責。」現在,許多人埋怨那一代人,如果沒有「民族回歸」,世界多美好。「好多人覺得我哋戇居,差唔多想我哋跪低、謝罪、切頭……但唔係喎,在我們的世代,呢個先係比較合理嘅選擇。我到而家仍然咁覺得。」執著,只因堅信種子落下,中國和香港的公民社會、民主運動,終有一天會開花。

談了兩小時,我跟黃洪道別,便沿走廊離開。
走了幾步,卻聽見身後傳來歌聲。他在哼唱。

「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着吧。」

是自由民主的夢,也是公民社會的夢,記着吧。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123

電視迷奇遇記:小箱子裏的平行世界


「你睇唔睇到?」
「終於入到去,好感動!」
「有啲窒喎!」
「睇唔到!點算?」
「開唔到,都唔會睇番TVB!」

星期三晚,電腦前、電視旁、面書上,人人都在談論同一件事。你一言,他一語。頃刻之間,形成了一種空氣、一種壓力、一種誘惑,彷彿看不了(香港)電視,就是人生一大憾事。

太多的「未試過」

我自小就是電視迷,看電視,是我人生第二最愛的活動(第一是呼吸)。當晚事關重大,當然不能讓自己抱憾終生。不過事後回想,那夜我雖然如願看到了《警界線》,但過程其實不是沒有意外。意外,全因太多的「未試過」。

一、未試過要做足準備。以往看電視,我頂多進行三個步驟:開電視、睇電視、熄電視(近年甚至慣性跳過第二個步驟,直接熄機)。這一次,新台未開,電視未着,我率先帶頭,自發狂奔——翻開封塵多年的說明書,檢查電視機的智力狀况;走進黃金商場,向(正在奸笑的)老闆詢問電視盒子最新行情;開台日早上,甚至摸黑起牀,表演空肚看劇集(及吃早餐)……準備之足,連我自己都感到有點匪夷所思。

二、未試過要隨機應變。開台當晚,我夾在人潮當中,收看直播,結果處處碰釘——先用手機收看,不行;改上網站,畫面若隱若現,廖啟智行路窒吓窒吓;納悶之際,接到朋友傳來的串流網址,終於成功看到智叔流暢地行路,也總算避免給人生留下污點。不過與此同時,又有朋友出言勸阻,「咁樣唔計數!我寧願按爛F5,直到入到去為止!」就如每年盛夏,總有人為了「數人頭」而死命擠進維園。

三、(許久)未試過看電視有伴。有一段時間,「電視迷」的標籤,是我揮之不去的夢魘,因為在許多人心目中,「看電視」代表反智,而「看無綫電視」更是有違人類文明的舉動,是反智之中的反智。然而開台當晚,我左眼看電視,右眼在網上檢驗着朋友們的七嘴八舌,彷彿時光倒流,回到梁款與劉天賜口中的電視黃金年代——吃過晚飯,收好碗筷,劇集主題曲便從每一戶人的小箱子中奏起,夾雜笑聲、議論聲,傳遍整條屋邨。當晚,熒幕前沒錯只有我一個人(偶爾加上埋怨「畫面好暗」的我媽),但我也知道,有許多香港人跟我一樣,正為看電視而忙得不可開交。

不過作為電視迷,我十分貪心。我相信,好的電視,除了要令觀眾驚訝自己原來「未試過」,更要有能力提供他們「未睇過」的節目,讓他們窺見另一個世界。開台當日,收看《選戰》,我的眼睛確實擘得很大——原來電視的尺度可以去到好盡;原來現實元素鑽進電視機,那感覺會是如此,又荒誕又震撼。

但是港視所描繪的世界,令我又愛又恨。一方面,作為觀眾,我無法不為緊湊的劇情,並眾多潛藏的情節伏筆而瞳孔擴張、大汗淋漓;但另一方面,我又禁不住在想,世情已夠殘酷,現實也太險峻,為何連難得的放鬆時間,也要繼續被電視提醒「政治很骯髒」、「政客很狡猾」?天呀,每天追看新聞的我們難道還不夠清楚嗎?我甚至開始質疑,港視小箱子裏映照出的那個世界,是否正如《選戰》的色調一樣,過於昏暗?

於是當晚九點半,我沒有選擇再看《選戰》(也因為早上已看了一遍),而是做了當日最重大的一個決定——轉台,忍痛收看《萬千星輝賀台慶》。我跟無綫電視交往多年,關鍵時刻出於好奇,當然免不了念起舊愛。結果,成就了當天最大的奇遇。

貼近現實vs.營造夢幻

一轉台,眼睛完全不能適應。原因無他,兩部電視,竟然呈現出極端對立的兩個世界——港視燈光昏暗,無綫萬千星輝;港視開台令人陌生,無綫台慶熟口熟面,它的音樂(誰也背得出)、它的主持(照舊有你我「最愛」的阿叻)、它的內容(藝員趣劇另加唱歌跳舞),跟此前幾十年相比,保證沒太大出入。

當然,以上所說,只是視覺上的比較。兩個世界的更大分別,在於港視追求貼近現實,無綫努力營造夢幻——這邊廂《選戰》勾起傷痛(例如講明大家2017年只爭取到一個「有限度」的普選),那邊廂台慶令人發笑,甚至感動落淚。無綫台慶全晚焦點,當屬王祖藍向李亞男求婚一幕,在電視鏡頭下,男方做盡一切典型求婚動作,有驚喜,有搞笑,有戒指,有花束,更重要是有觀眾,有主持,有祝福,有眼淚——最cliché的電視台,附送最cliché的求婚場面。聽起來,多麼合理。

這個,就是無綫多年來一直描繪的世界、推銷的價值觀。

社會學家Pierre Bourdieu在On Television一書中,狠批電視媒介只為討好最大數目的觀眾,於是傾向因循苟且,自我設限,炮製出來的節目大多流於平庸,安全行先,好睇殿後(甚至失蹤)。於意識形態上,它更是如此——因此,過去40多年來,劇集會告訴我們「一家人最緊要齊齊整整」、「做人最緊要開心」;遭遇挫折的時候,它會提醒「發生啲咁嘅事大家都唔想」,然後提供解決方法:「肚唔肚餓?使唔使煮碗麵你食?」電視台要討好大部分觀眾(特別是上了年紀的),因此它不敢造次,描繪的世界,一切都很簡單、很合理、很順理成章。

但問題是,真實的世界究竟是不是一樣?在眾目睽睽下求婚,是否就是浪漫,等於「佢好愛你」?談戀愛,是不是一定要得到全世界擁抱祝福?今天隆重求婚,是否就代表他日白頭到老、永不抱憾?當然不!但許多年來,香港觀眾卻在電視媒介的慫恿下,接受這樣的思想。這個包裹糖衣的世界,表面看來很甜蜜、很萬千星輝,但裏面很可能不怎樣美好。

觀眾如何取捨

回到起點。面對平行線上的兩部電視、兩個世界,觀眾們究竟應該如何取捨?我們應該跟社會學家作對,擁抱夢幻,繼續交由大電視台,為我們示範何為完美無瑕的快樂人生?還是適應陰暗,面對現實,學習在殘酷社會中尋找出路?我們應該滿足於「熟到爛」的藝員、角色、音樂、對白、橋段、情節所帶來的安全感?還是緊記由「未睇過」、「未試過」的小箱子裏,摸索驚喜的那份好奇?

期望從此以後,我們一道寫下更多的電視迷奇遇記。


圖:程展緯
全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123

Monday, November 17, 2014

知音的責任——由RubberBand到香港電視



先旨聲明,以下文章,極似鱔稿。

上星期日晚,跟知音一同由金鐘走到灣仔,入伊館看RubberBand的音樂會,結果(一如所料)耳朵出油、眼角滴淚、額頭冒汗。腦袋卻出乎意料地,想起香港電視。

 RubberBand

眾所周知,我是RubberBand歌迷,為撐偶像,過往不止一次在這裏書寫肉麻情書。當晚入場之前,我照舊剔去耳垢,攜同真心,引頸以待。散場以後,回味演出,我重新確認了自己喜歡這樂隊的3個原因。

一、他們坦白。大家知道,流行樂壇向來是個五光十色的特大染缸,小角色要脫穎而出,許多都會配戴面具,披上花紙,勤練(在記者面前)做戲。RubberBand偏偏反其道而行,冒着得罪娛記、悶壞大眾的風險,堅持不賣花巧,做好音樂,坦率示人。是次音樂會,四子貫徹始終,一切從簡——沒有華麗的出場方式(開場第一首歌竟是清唱),也沒有眩目的舞台效果(背景是三大塊坦蕩蕩的白板)。三小時演出,只有到肉的歌詞、真摯的歌聲,以及直率的情感。

二、他們留白。主流樂壇地雷處處,排除異類,暗藏殺機,RubberBand因此吃過不少苦頭(例如在「巨蛋騷」)。為了尋求平衡,他們的演出與創作,大多傾向含蓄表達,或用比喻,或說故事,留下大片空間。當晚《睜開眼》前奏響起,樂隊沒有什麼多餘說話,只是關掉全場燈光,漆黑中與全場觀眾「蒙住兩眼/迷信煙花未散」。唱至末句「就覺醒/面向這現實世界/無懼睜開眼」,舞台打起刺眼白光,劃破漆黑,直插心臟。一切,盡在不言中。

三、他們找到知音。樂隊礙於現實,不便直言,他們留下的空白,就由知音人填補。唱《睜開眼》前,有觀眾自發撐起雨傘,隨音樂旋動起舞;也有人學效蜘蛛仔,在山頂位高舉黃色揮春,表明「我要真普選」。至燈光熄滅,他們又亮起手機電筒,置於傘下,猶如在荒夜裏,點起一盞盞燈。主音六號開騷時笑言,入場的,不是「粉絲」,而是「知音」——這無疑不僅是「賣口乖」。

知音難尋。當晚我一邊聽歌,一邊不禁在想,現場其實有沒有反佔中的觀眾?他們會否覺得自己被騎劫,於是自挖雙目,憤而離場?換個角度去想,究竟怎樣的樂隊,吸引了一班敢於在音樂會裏撐傘的知音?這班人,鐵定不是一般的港式演唱會擁躉;他們會為「遙望那獅子山」而牽掛,為「八百個超市吞噬着城市」而憤怒,甚至為「撞碎了冰山」而落淚,大概都是追求公義,嚮往自由,期待改變之輩。過去幾年,這班人甚至可能撐過佔領,反過國教,為過港視高呼不值,是政治路上的同道中人。

抱歉,以上文字讀起來,確有幾分像鱔稿,但我相信,這是身為知音的本分。沒辦法,這場坦率的音樂會,最後換來的,是主流媒介集體掩臉、冷淡以對。娛記寧願報道馬國明激凸、鄭嘉穎緋聞,也不願提起撐傘場面。流行文化不是慈善活動,要生存,除了做好事,存好心,更要尋找更多知音。樂隊無言,媒體冷對,就只得再靠知音口耳相傳,大賣廣告。

香港電視

這兩個星期,最渴求知音相助的,非周三正式開台的香港電視莫屬。

眾所周知,我是香港電視的擁躉。為睇電視,過往曾經聲淚俱下,寫成血書,告誡世人。開台在即,近日重讀血書,聆聽訪問,我再次確認自己欣賞香港電視的原因。

一、它坦白。電視媒介與港人交往多年,一直致力將「隱惡揚善」進行到底。為了討好客戶,守護權貴,電視台慎言謹行,粉飾太平,就連開台47周年,也嫌不夠吉利,非要改成「邁向48周年」不可。反之香港電視,則主張坦率迎戰,開台劇《選戰》擺明車馬,不介意得罪方丈,嚇退客戶,堅持攤開底牌,諷刺時弊。兵行險着,為的只是「給香港人出一口氣」(編審黃偉強語)。

二、它留白。跟車太貼,易生意外。這次港視開台,台前幕後,由老闆到員工,個個少踩油門,多留空間——開台日撞正無綫台慶,王維基的說法是因為「通勝啟示」;大眾期待港視開台會帶來電視革命,王連忙搖頭,說自己只是「邊做邊試」;雨傘運動政治敏感,一台之首不能明撐,只得在專欄下詔罪己,坦言自己「只是一個無膽匪類」。處處留白,但人人心照。

三、它有知音。王維基近日表明,港視開台首要任務,並非要搶無綫那20點收視,而是「為餘下八成的香港人提供更多電視節目的選擇」。大台擁躉緊貼梳化已久,要他們轉台,殊非易事,因此香港電視的當務之急,是尋找新的知音。過去幾個星期,許多額頭刻着「知音」二字的朋友,熱烈蒐羅不同型號的電視盒子,更自動自覺進行「壓力測試」。電視向來是一個培養懶人的媒介,這次為何會有人願意為轉台而自動獻身?這班知音究竟是什麼人?我十分好奇。

知音 沒有倦怠的藉口

去年的港視一籃子風波,距今已有一年。回想當日,確有不少政治冷感的電視觀眾終於睡醒,站出來矢志用良心照亮黑箱。然而熱情易冷,一年過去,隨着港視開台一波三折,加上無綫劇集回復熱鬧,不少人經已與電視重拾舊歡,每晚甘心看張繼聰震胸,聽蔣志光唱歌。《警界線》?他們老早拋諸腦後。

時至今日,仍然願意伸起長頸,剔去眼垢,奉上真心,靜候開台的,可能只剩下少數。他們當中,有人或許真的純粹期望有電視可看,但更大部分的,其實為求社會公義,渴望普羅大眾有多一分選擇的自由。然後,看與不看,說到尾恐怕只是另一場「改變vs保守」的社會拉鋸戰。

但身為知音,我們已無餘地再退一步。面對政府高官出術阻攔、其他媒介冷淡對待,知音們必須多走一步——不僅停留於自我感覺良好的層面,更加要自動自覺,口耳相傳,讓更多人洞悉選擇的可能。我們已經踏入了這樣的一個年頭:自己香港,自己救;自家電視,也要自己救。每一個知音,都沒有倦怠的藉口。

老實說,對於廖啟智的戲技,我其實沒太大興趣。但星期三晚,我肯定會盡知音本分,睜大雙眼,落力欣賞;接着化身推銷員,四處游走,大賣廣告,繼續尋找下一個知音。

寄望一星期後,我會耳朵出油,眼角滴淚,額頭冒汗,坦然寫出另一篇良心鱔稿。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116

Monday, November 10, 2014

傘開以後,我們沒有悲觀的理由

原文刊於《號外》11月號。我再補寫了一點。此加長版,便成為一連四周星期日生活「傘開以後」欄目的總結。



「政府完全不肯讓步。若我們現在撤退,一切根本不會變。」夏愨道上,經已留守多天的受訪者如是說。身穿黑衣的他,臉色像柏油路一樣灰。我拍拍膊頭,示意理解他的心情。

佔領第二十四夜,學聯與政府進行首次對話。這場會面,大家事前少有期望,但當晚隔著螢幕,目睹官員如何扮演花園導遊,甚或人肉錄音機,我們依然憤慨,甚至無奈——政府拒絕讓步,大家此後如何是好?若今天佔領無助改變香港,我們是否應該早日認命,打傘回府?「我害怕人走了,路開了,這裡又變回以往的模樣。」年輕受訪者看完直播,言辭依然堅定,額頭繼續刻著四個大字:我不甘心。

這份心情,我明白。過去一個月,面對不理民意的政權、「光明磊落」的警察、恣意行兇的暴徒,許多時候我跟他一樣,並不甘心。然而,政府不願讓步,就代表香港沒有改變?倒又未必。

雨傘運動,也許尚未改變政制,但至少改變了香港。

一、世代在變。

一直以來,香港社會以戰後嬰兒一代主導,他們看重現實,考究效率,深信「搵食大過一切」,更視中環價值、獅子山下精神為神聖不可侵犯的金科玉律。然而如今,中環馬路佈滿帳篷,獅子山峭壁寫下「我要真普選」的不朽香江名句……雨傘運動,是建制與民主的檯面爭戰,又明顯是兩個世代、兩套價值的暗中角力。

傘開以後,新一代人破繭而出,認定大人屬於過去,自己主導未來,因而矢志與上一代畫清界線。餐桌前,他們竭力對抗父母、長輩、大人們的高壓管治、長氣嘮叨;廣場上,他們對佔中大佬、泛民議員、民意領袖的善意提點、尖酸批評視若無睹。他們眼裡有火,額角流汗,是被時代選中的一代人,更是足以改變時代的一代人。

二、身分在變。

一個群體的身分認同,往往建基於兩大問題:我們不是誰?我們是誰?對於前者,香港人態度向來明確:我們不再是捱過苦、制過水的獅子山下香港人,明顯也不是「愛國愛黨」的中國人。但究竟我們是誰?新一代人時常漫無頭緒——到底「香港人」當下的性格特徵為何?作為「香港人」,我們又有什麼共同的生活經驗?回歸以後,這些問題成了許多人心中的問號。

然而這場運動,卻讓我們看見愈來愈多年輕人樂意擁抱「香港人」身分,甚至明言「自己香港自己救」。本土意識顯然在這代人身上,逐漸醞釀。在他們眼中,香港人共同持守的核心價值,不再是以往大人多番強調的「捱到苦」、「賺到錢」和「識變通」,而是在這場運動中反覆確認體現的公民意識、普世價值。雨傘之下的互助互愛、公路之上的理想香港,從此成為他們的集體記認,也因而奠定香港身分。同遮共濟,就是新香港人。

三、媒體在變。

大眾媒介,以往是香港人接收資訊的主要途徑。近年情況有變,網絡媒體、社交平台有如雨後春筍,急速成長,更盤踞各自山頭,對應發聲。雨傘之下,是這個新媒體時代的最佳體現——運動規模大、發展快、地域廣、人數多,傳統媒介自然無法綜概覽全貌;反觀網絡媒體,輕巧敏捷、全民互動,反而更容易貼近事情進展。

過去月餘,大量「資訊上癮」的讀者嫌電視太假、報紙太慢、雜誌太風花雪月,斷然與傳統媒介揮手告別,於是轉身湧入網絡世界,接收現場消息,拜讀即時評論,欣賞改圖創作,自得其樂。結果,新聞網站的瀏覽人次屢創新高,面書專頁的讚好數目亦錄得幾何級數增長。當然大家必然質疑,當下網絡世界紛亂有如泥漿摔角,許多時候暗箭亂飛,謠言密佈,所謂「新媒體帶動公民社會」之說,有待驗證。然而,雨傘運動帶來的,卻肯定是一場媒體革命的開始——大眾的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正在穩步上揚。

四、(一代人)覺醒在即。

香港人向來討厭政治,就算是年輕人,不少也鍾情玩樂,少理時事。但這一次,就連不談政治、抗拒社運的大多數,也投入佔領運動裡去。他們的出發點或各有不同:有的為求公民提名,有的誓推梁振英下台,而更多的,可能單純出自良知的感召、道德的呼喚,於是遠離鍵盤,步上街頭。這段日子,我跟不少年輕的佔領者談過,當中許多都說,本來不打算佔中,但看到催淚彈在自己眼皮底下劃過,就憋不住要出來了。這無疑是一代人的覺醒。

沉睡的被煙霧燻醒,早已睡醒的則在傘下變得更加醒目。以往香港人仰望長毛、追捧袋巾,指望代議士為民發聲,推動改變,今天大家發現自己頭髮不長、袋裡無巾,但一樣可以捧起大聲公,隨時吶喊,直接行動;從前香港人以為警察是人民公僕,永遠站在正義一方;現在大家驚覺害群之馬是自然界常態,警察內心一樣充滿暗角;昔日香港人認定公義是現代社會的附屬品,民主或會從天而降,當下大家終於醒覺,原來民主和公義,是需要你我用汗水和淚水換取的昂貴概念。

覺醒了,就再裝睡不了。同樣地,雨傘既開,香港已變,我們同樣回不了去。面對冰冷的高牆、催淚的迷霧、腐朽的政權,香港人只得銘記初衷,同遮共濟。

拍拍膊頭,我們沒有悲觀的理由。



*

《傘開以後》採訪系列

【世代矛盾】
陪我講出我們現在何以生疏 — 給爸媽的信
http://goo.gl/SR6pgZ

【香港身分】
麥高登:明明是香港!
http://goo.gl/8ohuxP

【政治覺醒】
小人物,睜開眼
http://goo.gl/RNsPkn

【媒體革命】
新媒體時代,摸黑前進——造訪《100毛》
http://goo.gl/rzh0ZR

傘開以後:新媒體時代,摸黑前進——造訪《100毛》



雨傘之下,媒體要生存,何其艱難。

這邊廂,它照例受資本約束。有話要說的媒體工作者,只得扮作老闆與客戶肚裏那條蟲,睇面色,學收口,然後拚命在風花雪月間尋找縫隙,擊出擦邊球。這也難怪,傳統媒介茲事體大,結構繁複。它外形像揚聲器,內裏卻是大生意,運作起來,自然地雷遍野,處處掣肘。

那邊廂,它的局限愈來愈明顯。雨傘運動規模大、發展快、地域廣、人數多,單一媒介要概覽全貌,很難。就算不求有功,只求緊貼,電視、報章、雜誌也難敵網絡媒體的輕巧敏捷、社交平台的全民參與。因此,過去月餘,大量「資訊上癮」的讀者由傳統媒介湧入網絡世界,新聞網站的瀏覽人次屢創新高,面書專頁的讚好數目錄得幾何級數增長。然而網絡世界紛亂有如泥漿摔角,置身其中,要堅守地盤,甚至伺機擴張版圖,也絕非易事。

新舊媒體之中,滿身泥濘的《100毛》無疑表現出眾。它自命「討厭政治」,近月卻刻意一反常態,瘋狂地與劉江華、習近平、李偲嫣等人周旋纏鬥,更將政治熱話換成雜誌封面,發揚光大。結果,佔領期間,其面書專頁曝光率奇高,圖片動輒換來上萬個like;政治掛帥的雜誌封面,亦引來廣傳熱議,年輕一輩甚是受落。

「其實我哋都係一路行,一路試。」雜誌編輯Johnathan說起來,輕描淡寫。「慢慢大家就有共識,開始摸索到出嚟。」

這個下午,筆者造訪《100毛》編輯部,了解新時代的媒體,如何在泥漿混戰中,摸索一條出路。


*

《100毛》的辦公室位於葵涌某工廈一樓。推門進去,發現裏面燈光昏暗,環境似cafe多過辦公室。長長的編輯室中間有部大電視,播放的不是互動新聞台,而是FIFA14的畫面。
「100毛專區」現旺角佔領區

難怪他們受年輕一輩青睞,而且不限於吃喝玩樂那批。近日走在旺角佔領區內,同樣發現公共書架上出現「100毛專區」,近三期的雜誌——封面分別由羅莽裝成習總、劉江飾演劉江華,以及阿Bob扮作手持生果刀的中年怒漢——放在最當眼的位置。抓住時代脈搏,佔領少年愛讀,其實絕不出奇。

《100毛》年半前由《黑紙》三子(林日曦、陳強、阿Bu)創辦,至今出版了八十七期。最近半年,三人逐漸放手,退居幕後,日常編採工作就交由下屬Johnathan和Yan打理。Johnathan形容,老闆現在的職責,「主要係制衡住我哋,令我哋唔好太癲。」訪問當日,三人亦未有露面。

大眾媒介受資本約束,許多時候為免得失權貴,都情願多談風月,少講政事。《100毛》本也一樣。「以前不是刻意有政治潔癖,只係想本書輕巧輕鬆,好似甜品書咁,畀人在繁忙生活之中喘息。沉重的、社會性的,就由《黑紙》做。但後來慢慢發現個社會變緊,讀者都變緊。香港的政治變得生活化,而大家其實根本就唔討厭政治,咁無辦法啦!」Johnathan形容,因應時代變遷,老闆放手後,雜誌的政治性內容反而愈來愈多。但大部分流於發泄、抽水,這樣又有何用?「可能都會reach到一些本來認定政治非常艱澀、難以下嚥的人。唔好話係功德,但都算係有意義的事。」Johnathan如此回應。

流於娛樂,止於戲謔,是許多人對《100毛》的觀感。偏偏傘開以來,它又是極少數旗幟鮮明地支持佔領的媒體。十月二日出版的《100毛》,封面全黑,只印上一大個黃絲帶,跟廣大網民的面書頭像沒有兩樣,在色彩繽紛的雜誌叢中,顯得格外奪目,又或礙眼。

大膽的封面背後,藏着一個不為人知的故事。「本身某主題樂園買了這一期的封面廣告,已經準備好晒。到(催淚彈後)嗰個禮拜一,大家返到嚟,見到咁歡樂的封面,都知死硬嘅。無論入面點寫,都一定有反效果。」Yan憶述當日情况,「Sales同事、老細都有落力,終於說服到嗰邊,遲一期先登。」結果,封面臨時換成黑底黃絲帶,內文加送五頁白紙,大開天窗。「唔想太過繽紛,想盡可能地同香港人走在同一陣線。」向來喜歡講笑的Yan收起笑臉,語重心長。

但辦雜誌,永遠有廣告壓力。坊間許多雜誌,廣告、內容各佔一半,是名副其實的廣告雜誌。Johnathan自認有別:「我哋廣告頂多係十幾隻,同其他人相比係好少。有啲雜誌廣告多,唔使賣書都夠,但我哋係要賣嘅。」廣告不夠,就只得回歸基本,靠銷量,哄讀者。他們因此每星期為封面的題材,費煞思量。「都係睇下嗰個禮拜發生咩事,網絡文化興乜嘢。例如無啦啦有幅改圖爆咗出嚟,我哋有時都會搵人扮返件事出嚟。」Yan解釋。


追趕動態 與讀者互動

講究銷量,因此《100毛》比一般媒體更有意識地捉摸讀者的口味。Johnathan認同這一點,「捉口味,就一定嘅。不過有時候就像Steve Jobs說,你唔畀到佢(讀者)面前,佢都唔知自己想要咩。」雜誌最成功的封面,公認是找來阿Bob扮張家輝。「未扮都唔知咁好笑。不過唔中,咪下一次再試囉。我們好敢去挑撥某啲常規。點解一定要黃曉明搭李冰冰上封面?點解劉江唔得?許紹雄唔得?明明大家都好鍾意佢哋!」新媒體時代的受眾品味愈趨分化,媒體要吸引讀者「臭味相投」,進行互動,從而訂造更適合的內容。Johnathan反覆提及的「試」、「摸」、「捉」,就是這一回事。

當然,印刷雜誌成本高昂,不算是測試市場、捉摸口味的好地方。網絡平台性質開放,成本低廉,人來人往,顯然是更理想的實驗場所。負責管理《100毛》面書專頁的Alison深明此道,「雜誌做啲嘢出嚟,係單方面的。有時我們想娛樂讀者,但他們係咪鍾意呢?好難知。用facebook就唔同,我哋寫完啲嘢,以為好笑,結果得二、三百個like,咁就知道唔係真係咁好。然後咪不停轉format、轉content囉。」傳統媒介測試反應會看銷量、睇收視。但對於置身新媒體時代的Alison來說,like的數目,就是一切。「它反映你的post成不成功。」那多少算是成功?Yan搶答,「依家有一萬,我就會『Yes!得咗!』」Jonathan笑着補充,「過萬那些,是列入哈佛商學院研究個案的級數!當然無咁誇張啦,有三、四千已很不錯。」

用面書碰釘 錯誤中學習

嚴格來說,《100毛》不算擅用新媒體。以往他們的面書專頁,只會分享雜誌的內容,曝光率不算很高。直至佔領開始,卻意外迎來轉捩點。「初頭facebook好靜,因為以前我哋share嘅係書的內容、消費娛樂等東西。但發生咗咁大件事,可以點呢?又唔可以唔post,因為facebook好狡猾,一段時間唔post,睇到的讀者就會急劇下降。」Yan坦承當時陷入兩難,「都有掙扎,唔知講唔講(佔領)好。同咗老細傾,大家有共識,可以提、亦應該提,但個工夫係你點樣提。」紙上談兵沒有意義,於是他們學效習總,捲起褲管,一同嘗試。

Yan試過碰釘。「有一段時間,我們好興在facebook page扮自己係藍絲帶,好曲筆咁抽水。有一次我用呢個方法,又拿揑得唔係幾好,畀人覺得我真係藍絲帶。出咗十分鐘,我問Alison,『啲人係咪真心咗?』跟手就delete咗個post。」他笑言,facebook是一個「知錯能改」的媒介。「然後咪知道,呢種筆風大家未必鍾意,以後就唔再用呢個寫法,用返我們之前試過、可行、大家又受落的方法去寫囉。」摸索受眾口味,調節信息內容,成為了新時代媒體的當務之急。

信息飛快 摸索網絡—實體界線

時代巨輪急轉,信息流動也愈趨高速。傳統媒介受限特性,先天輸在起跑線上。要平反敗局,只得轉戰網絡。雜誌之中反應算是數一數二的《100毛》,近月之所以發燒上網,同樣有此考慮。「個世界變得太快,一啲好即時嘅嘢,係會甩的。做書,永遠跟唔貼。我哋星期二埋稿,成日一埋完稿,就有好正的事發生,又放唔到落星期四出的書度。到下一期先講呢,又out咗。咁就好唔開心囉!我哋需要一個即時一點的媒介去表達自己。」Johnathan點出《100毛》突然活躍網絡的一大緣由。

「書同facebook page有唔同的玩法。書有少少章法,有step,有format,但facebook呢,就再短啲、零碎啲、跳躍式一啲。」Johnathan認為,兩套媒介的內容深度,亦有顯著分別。「例如劉江華唔講嘢呢件事,太好笑喇,純粹笑下佢,就已經係一個facebook post。但到要落書的時候,就需要多啲經營同鋪排。」他打開今期雜誌,向筆者展示。「於是我哋設計咗一個叫Where’s華ly的遊戲,等讀者從咁多個垃圾桶中搵返佢出嚟。」這條「網絡—實體」的界線,是怎樣醞釀的?我好奇再問。「唔知架,都係大家慢慢摸索出嚟。」

生存之道:邊行邊試

整個訪問,三人說得最多的,不是「廣告」、「銷量」,而是「摸索」和「嘗試」。雨傘運動,促成新媒體時代。新的時代,信息飛快,受眾分化,人人各執一詞,媒體要找一套必勝方程式,幾乎不可能。要生存下去,只得邊行邊試,從泥漿的隙縫中,摸出一條與別不同的路。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109

Wednesday, November 05, 2014

家是香港2.0



催淚滿月夜,人在金鐘。葉德嫻、黃耀明、何韻詩在台上高唱《獅子山下》的時候,我在台下遇上一個眼泛淚光的少年。出於多事,我(極其唐突地)打斷淚水,問他為何感觸。男生先是一怔,然後悄悄回答:「我都唔知點解……可能因為我愛香港。」

老實說,我有點意外,因為「我愛香港」這四個肉麻大字,本來不應出自年輕人口中。香港百姓由「愛祖國」到後來發現自己「愛香港」,中間有一段絕不易講的故事。這個故事,我想試試再講。


 本土意識 始於七十年代

故事要由六七暴動說起。當時殖民政府為培養本土意識,特地燒銀紙,搞巡遊,辦香港節,矢志令全城歡騰,異口同聲疾呼「我愛香港」。結果節慶過去,騰來騰去的,終歸只有一個西瓜波。踏入七十年代,官方插手不成,香港身分卻在公共政策與流行文化雙重夾擊下,意外滋長。大眾住過公屋,看過阿燦,聽過歌神,開始說服自己不再留戀昔日家鄉,確認我哋大家在獅子山下相遇上,總算是歡笑多於唏噓的一場緣分。此後,大眾逐漸以香港人自居,視香港是我家,清潔、買樓、炒股、煲劇,我哋大家一齊參加。第一波「家是香港」意識,由此而來。

重溫這段封塵的歷史,我們會發現香港身分的誕生,從來少靠有心培植的官方計劃,多屬無心插柳的一場意外。剖開它的結構,會發現裏頭絕少講究實質概念(如「身分證上有三粒星」),放得最大的,反而是不着邊際的真感覺(哀六四、怕九七)、大符號(獅子山下、紅白藍),以及鮮活記憶(「樓下閂水喉」、「日頭猛做」)。

這分夾雜七分虛無的本土意識,始於七十年代的誤打誤撞,再在八、九十年代經由大眾媒介、公民社會悉心承傳、落力盤點,最後成為摸得到、講得出的實質概念。現在,大人們唱起《獅子山下》會雙唇微震,重遇肥彭會眼泛淚光,喊起「我愛香港」、「家是香港」等肉麻字句會理直氣壯、不遺餘力,全因他們撫心自問,跟香港攜手走過一段蜿蜒崎嶇的路。

 後回歸一代 「香港人」身分失效
問題是,對於回歸後成長的下一代人來說,以上三段文字不過是歷史故事。他們沒有經歷過上一代人口中的黃金歲月,也沒有踏足過那段凹凸不平的路。對他們來說,六四是晚會,九七是回歸,《獅子山下》是一首(唔知邊個唱的)金曲、紅白藍只是膠袋一個,「樓下閂水喉」、「日頭猛做」不過是歷史博物館常設的展覽項目。昔日香港身分所盛載的感覺、符號、記憶,在他們眼中看來,已經過時,甚至失效。這一代人少有深究「香港人」的臉譜,甚至少以「香港人」自居——就算會,也不過為了將自己從「中國人」中間區分出來。

回歸前後,不少學者就曾預言,隨着中港政府在政經、媒體、教育等範疇多管齊下,香港身分恐怕會消失於歷史洪流。事情也確實如此路進:一方面,政府落力推銷中國人身分,於是中小學生要對冉冉升起的大國國旗流淚,廣大百姓看電視新聞前先要被國歌洗禮(或腦),劉翔奪金、楊利偉升空,(在傳媒的推波助瀾下)香港人更加要視為百姓子侄、人民英雄;另一方面,舊版本的香港人身分亦再被搬出,於是梁錦松獻唱《獅子山下》,勉勵大眾同舟共濟,梁振英與高官一同做騷,宣傳「家是香港」、「築福香港」……政府的用意很明顯,希望大家安分守己,在獅子山下擁抱「香港中國人」這個混雜新身分。

 中國身分集體回憶 年輕人說不

但對於這兩套論述,年輕人們都毫不賣帳。這邊廂,他們愈發抗拒中國身分,因此投身抗爭,守護菜園,反對高鐵工程,也因此換上黑衣,聚集公民廣場,聲討國民教育;另一邊廂,他們又拒絕「集體回憶」,認為獅子山下精神「難聽過粗口」,更向上一波的香港身分高聲說「不」。這兩個度身訂做的身分,年輕人並不接受。自此,他們知道自己不是什麼,但卻問到「你是誰」,大家又難免聳肩口啞。

直至雨傘盛開。

過去一個月,出於工作需要(或多事),我流連佔領區,跟不少雙眼發光的年輕人談過。我喜歡故作老成,最愛問他們「這場運動改變了你什麼」。結果換來的答案,有的肉麻(「重新認識香港人」),有的十分肉麻(「從來無試過咁堅持想為香港做啲嘢」)、有的百分之百肉麻(「好似同香港復合咁!」「唔再諗移民去台灣囉!」)

 雨傘造就新感覺符號記憶

香港身分少講培植,多靠意外。年輕人以往討厭政府做騷,現在卻為「職安真漢子」自發的「築福香港」而感動;他們曾經撕爛梁振英的驚世著作,今天卻自認「家是香港」,落力拾垃圾、建防線,為這個家出一分力;他們一直害怕舊曲新唱,當下卻為黃色直幡和葉德嫻的《獅子山下》而暗自掉淚……很明顯,這場運動足以令一代人refriend返香港(何韻詩語),甚至重新想像香港身分,學習做個香港人。

當然,誠如Gordon Matthews所言,現在斷定「新香港人」身分由此誕生,既是過於武斷,又是言之尚早。然而,就算這場運動功敗垂成、一無所得,新的感覺(喜歡香港、厭惡警察、憎恨政權)、新的符號(雨傘、黃絲帶、保鮮紙、帳幕)、新的記憶(催淚彈的氣味、暗角的暴行),也已然在一代香港人的腦海,盤踞紮根。如是者,下一波的本土意識、香港身分,亦注定醞釀,準備生長。傘開以後,只會有愈來愈多的年輕人因着「家是香港」的號召,走上街頭,守護家園,捍衛香港。正如黃之鋒所言,今天大人剝奪年輕人的未來,但終有一天主客易主,我們會決定他們的未來。

大人們,請你面對現實。年輕人委身佔領,甚至願意留守一年,絕不是被外國勢力控制,更不是受泛民政客煽動。我們瞓街,我們留守,我們抗命,說到底只為了一個簡單不過的原因:家是香港,就如你們當年一樣。三十年前,自覺家是香港,於是你們發奮上爬,安身立命,留守獅子山下,建設繁榮城市;三十年後,自覺家是香港,於是我們咬緊牙關,抗拒認命,留守柏油路上,爭取公義社會。

你可以繼續(扮)唔知點解,但請不要阻止我們為時代吶喊:我愛香港!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102

Monday, October 27, 2014

傘開以後:小人物,睜開眼

Mr. & Little Ms. HK People插圖系列創作人Maxwell


黑夜悄然離去,太陽探頭冒出。清晨的金鐘,換上迥然不同的一道風景。天色由暗轉亮,陽光躡手躡腳地鑽進帳篷,推醒一個個好夢正酣的年輕人。是繼續沉睡,還是睜開雙眼?帳篷內的他們,總有幾分猶豫。

但就政治而言,他們卻是態度明確:不再猶豫,拒絕沉睡,選擇覺醒。

佔領運動已持續近一整月。不少人說,這次投身運動的,許多都是陌生臉孔。這些臉孔以往討厭政治,不曾參與七一遊行、六四晚會。但這一次,卻選擇遠離鍵盤,立足街頭,甚至自動獻身,在傘下各就各位,跟其他小人物一同揮灑汗水,編織大時代。無論他們上街的理由為何——或受大學生呼喚,或被催淚彈感召——雨傘運動都注定造就一代人的政治覺醒。

也有人更在意孩子們的覺醒。「小朋友應該要知道有班哥哥姐姐,為了香港的未來而每日喺街上面瞓。」Maxwell於是繪畫雨傘運動主角,創作出Mr. & Little Ms. HK People的插圖系列。當中有林鄭、長毛等大人物,也有Mr. Lion Shan、Mr. Hungry等小人物。「其實嚟得抗爭嘅,全部都唔係小人物……」他一臉認真。

「人人都係大人物。」



 催淚彈觸怒平民

Maxwell也是小香港人。鼻樑架着一副黑框眼鏡的他畢業數年,現職廣告公司,從事設計。跟許多香港人一樣,他對醞釀年半的佔中行動,本有保留。「最初有啲覺得會阻到人,同埋真係犯法嘛,所以都唔想太into這件事。但因為催淚彈,真係好嬲,好嬲。」Maxwell認為,這也是不少港人上街的原因。「而家條街咁多人,未必因為政府真係做得咁差……其實大家一早知道佢做得差。最終喚醒到香港人的,係一份怒氣。」

這份怒氣,令本來打算袖手旁觀的Maxwell醒覺,自發走上街頭,支援運動。「都係買必需品呀,幫手派嘢呀,在佔領區行來行去。」到一星期前,他開始嘗試另一方式的參與。「那天搭車,突然在想,其實家長可以點樣同小朋友講社會發生緊咩事呢?有咩素材可以用呢?無理由用TVB新聞架嘛,咁暴力。」燈泡一亮,Maxwell即晚創作多個維肖維妙的卡通政治人物。結果作品在網上瘋傳,幾天過去,專頁已有逾五萬人讚好。

 畫出閃亮小人物

孩子的覺醒何以重要?「其實好多人出來抗爭,都唔係為了自己,而係為了香港的未來。」Maxwell微笑解釋,「小朋友條命長過我哋,佢哋先會係呢場運動的最大得益者。」的確,不管佔領最終能否逼令政府回心轉意,它至少已經改變了香港的未來。「講真,今次未必有咩理想結果,但過程入面已經改變咗好多東西,例如好多人唔再單單留喺屋企睇新聞,好多人在政治方面已經覺醒了。」Maxwell語重心長。

當然,對於Maxwell的插畫,許多人不過為求一笑。因此這段日子,最多人提議他畫的,竟然是李偲嫣。「其實我想畫支持運動的人,多過政府或者反對的人。因為我想大家笑完之後,都可以支持場運動多啲。呢件事牽涉好多人,我表達到的只佔好少部分。佢哋比較多人關注,而我就趁機畫出來。」但在鎂光燈以外,還有愈來愈多閃亮的小人物。「有好多我睇唔到嘅,希望之後可以在現場親眼去睇,然後再畫出嚟。」只因雨傘下的主角,從來不限於梁麗幗、周永康、黃之鋒,還包括自修室旁的木匠、救傷站內的義工、看守防線的哨兵,以及在帳篷下睜眼留守的萬千港人。

 喚醒隱蔽中學生

這一夜,筆者走在公路上,跟佔領區內不少小人物傾談。他們肯定不是Maxwell筆下那些備受注目的大人物,嘴裏也未必說得出許多發人深省的大道理,但今天他們都選擇穿上黑衣,成為公路上萬千小人物的其中一個,全因傘開之後,每個香港人的內心,都有不同程度的覺醒。

有以往厭惡政治的學生開始醒覺,像穿著整齊校服的中四學生Cheenee。她與同學Yoyo放學後特地由東區前來,為的是爭取二○一七年可以選到合自己心意的特首,「因為三年後我十八歲,可以做選民。」同行的Yoyo因為父親影響,從小關心社會,是遊行常客,但Cheenee卻是另一極端:「以前唔係好關心,只係間唔中留意下。會覺得立法會好亂,成日好似鬧交,好醜陋,唔想接觸咁多。」她坦言,從前的自己少管政治,只理時事,「即係有人受傷呀,撞車意外嗰啲。」

着眼「時事」是小女生,卻被催淚彈激發,首次決定上街:「睇到新聞,真係好嬲。點解警察要咁樣對付學生?第二日就來了,想出一分力,希望這分微小的力量可以幫到學生。」Cheenee形容,身邊不少朋友也因這場運動而覺醒。「有一個之前同我們一齊嚟的男同學,平時唔會離開屋企,淨係識打機,就連食嘢都要叫外賣。今次佢竟然都出來,仲幫手舉牌呀、寫紙呀。真係估唔到。」落在雨傘上的催淚煙霧,化成最響亮的良知感召,不知喚醒了多少蒙住雙眼的年輕人。

 由討厭變成理解

在紅棉道橋底駐紮的Danny是另一例子。他熱中打機,自認跟王菀之一樣討厭政治:「好老實咁講,平時都係打機,唔理呢啲野。到罷課開始,感覺到開始大件事,但我都係想睇多陣LOL比賽囉!」每個逃避政治的人,都有不同的原因。Danny表面怕用腦,坦言「關心政治就像要讀多一科,好辛苦」,但細問下去,才曉得他拒絕政治,全因對自己要求太高:「東北發展我無理到,因為正反理據太多,唔知點樣深入研究;白皮書我都無睇晒,淨係睇節錄一段,好多嘢都唔知。咁唔係幾好囉!」

眼前這個自稱不諳政治的大專生,卻因雨傘運動而改變。「在街上會遇到好多人來勸告,建制派、談判專家、反佔中的人,聽到他們的說話,例如成日有人來問『有真普選咁又點?』你會諗深一層囉!」Danny說,透過同路人之間的討論,又或是公民講台上的發言,無意間就學到許多政治知識。問他現在是否不再討厭政治?「好老實咁講,討厭就梗架喇。就算係黃之鋒、梁振英,都唔鍾意(政治)架,但唔鍾意還唔鍾意,佢係影響緊全香港市民嘛!你可以覺得佢煩,但都要關心,都要理解,都要知道。」佔領的經歷,令這個打機少年,說話變得有節有理。


 人生的政治啟蒙

由討厭到關注,是覺醒;由盲目關注到認真思考,亦未嘗不是覺醒。在海富天橋下畫漫畫的Timothy以往也曾為反國教事件而站出來,但又始終認定這次運動,才是他人生最重要的政治啟蒙:「之前都會了解件事,但就無今次咁深。可能因為這次的議題牽涉到成個香港,那種嚴重性會推動我去認真去諗好多嘢:我眼中的自由、民主究竟是怎樣的呢?香港的將來要係點,先稱得上好的發展?」才十八歲的他,在一腔熱誠以外,也有慎密細微的思考。
 媒體素養的提升

有年輕人則在其他層面上開始思考,例如媒體。中六學生Lorraine形容,自己向來絕少讀報:「之前都係老師畀就睇,英文科要做剪報就望下,從來唔會好深入咁研究任何issue。」最近一個,她卻跟報紙成為好友,「一有機會就會拎晒成個星期的報紙嚟睇,了解多啲。」旁邊的同班同學Chopper插話,「開始咩報紙都會睇,因為不同報章有不同立場,要睇晒,先可以知道成件事係點。」一場運動,令新一代的媒體素養,直線上升。

那夜,筆者跟許多小人物傾談,蒐集雨傘下的覺醒故事。聽過他們的真摯分享,才曉得原來從沉睡中蘇醒的人,其實只屬少數,更普遍的現象,是以往只有關心,沒有行動,甚或以鍵盤取代雙腳的人,這次都紛紛告別安舒,走上街頭。

 沒資格在家睡覺

例如在天橋上盤膝而坐的Leo與阿壕。兩人讀大學二年級,是社運初哥。「好老實講,之前連遊行都無出過來。Even七一,會關心,會留意,但唔會行動。好似無咩initiative咁,個感覺係:都幾十萬人啦,多一個唔多,少一個唔少。」樣子斯文的阿壕說。九二八當日的電視直播,卻讓他改變想法。「成班friend在出面,食胡椒,食催淚彈,我有咩資格在屋企瞓覺?」自此,他和同伴隔天在馬路上過夜。「從來無expect過自己去得咁盡。」說話夾雜有幾分沉重。

他倆這次遠離鍵盤,立足街頭,卻有另一番體會。「我發現……原來自己都幾愛香港。」說話內斂的Leo語出驚人,教旁邊的阿壕同伴偷笑。「其實我之前成日笑香港人怕死,唔夠膽,次次遊行完就返屋企。但那天見到催淚彈啲煙散咗,班人竟然會行返轉頭,圍住警察,真係嚇親。我以後唔會再笑香港人。」阿壕收起笑容,一臉正經。「本來我驚好多嘢,畀人拉、留案底……但廿八號晚好似比人叫醒咗——人哋咁都唔淆,我仲有咩要驚呢?」黑夜裏,他的眼神依然堅定而閃亮。

告別他倆,已是夜深。沿天橋返回夏愨道上,卻發現不少人仍未進睡。他們睜開眼,抬起頭,彷彿在等待下一次天明。慶幸長夜裏有願意覺醒的一群,大人物。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026

Wednesday, October 22, 2014

傘開以後 — 麥高登:明明是香港!



「香港人!」「加油!」「香港!」「加油!」

又一個晚上,台上主持發燒吶喊,台下群眾激情和應。呼聲如潮水,此起彼落。腳踏夏愨道,滿目盡是絢爛斑駁的帳篷。點點色彩,連成一線村落。沿路散步,瞥見帳篷下有人呼呼大睡,有人促膝夜話。走到添美道附近,看到藍色帳篷內,四眼男生正隨音樂節奏,搖頭晃腦地讀筆記,「同熱愛這片土地,大家刻骨銘記……」

愁或喜,生與死,也在香港地。過去三個星期,許多人之所以上街、佔領、留守、連結,不僅為了爭取民主、捍衛公義,更是出於對香港的熱愛。狂風呼嘯,迷煙彌漫,色彩繽紛的雨傘之下,原是一張張以「香港人」自居的年輕臉孔。

「我已以此為家。」麥高登(Gordon Mathews)並不年輕,但過去三個星期,專研文化身分認同的他,卻頻繁走到旺角鬧市、金鐘街頭,甚至留守至夜深,明顯也為「香港地」的發燒友。

周三早上,年近六十的麥教授本打算勸學生回家:「現在他們是英雄,但長久下去,只會失去大眾支持。」怎料同日傍晚,筆者卻收到他的來電。「我決定要到金鐘留宿,跟學生在一起……因為警察已經不再可信!」教授語帶激動,原來剛看了警員圍毆示威者的片段。


「我真的,真的不相信自己會這樣說,This is Hong Kong!」




麥高登生於美國,二十年前來港定居,現為中大人類學系系主任,專門研究身分認同、全球文化。年前他將多年來進出重慶大廈的研究心血結集成書,獲國際注視,廣為人知。

這個國際知名的學者,卻少有架子,有時甚至像大孩子般古靈精怪,因而與不少學生打成一片(訪問前一晚,就有留守金鐘的學生半夜三時致電給他)。他為人開朗、樂觀,最愛大笑,但訪問之初,談到佔中,他說話照舊如機關槍急促,但心情,卻明顯帶有幾分沉重。
 參與佔中被捕計劃告吹

「於策略層面上,我認為示威者是時候宣布勝利,結束佔領,因為以後還有很多很多場仗要打。」麥高登皺起眉頭,擔心日復日的佔領會挑起民憤。縱然如此,他又明言,會繼續去金鐘、旺角支持學生:「因為從另一層面來說,他們做的事完全正確。對,這是違法的,但當香港政府跟市民完全脫節,我們還有什麼辦法可令官員聆聽民意?」他攤開兩隻手掌。

請別誤會,麥高登不是一般那些規勸學生早日歸家的教授。事實上,他比許多年輕人站得更前——人大落閘後,他公開宣布參與佔中。九二八早上,他接到陳健民來電,「叫我快點到現場,準備被捕,於是我便收拾行裝,動身出發。奇怪的是,到了警方發射催淚彈的那夜,人太多,於是有人對我說:『噢,這次警察不可能拘捕我們了!』」麥高登聳聳肩,自言這次經歷荒謬,但有趣。


上街盡本分 自認香港人

原定的被捕計劃告吹,但麥高登卻堅持一直參與集會。作為人類學家,他最享受與在場的陌生人交談:「早幾天在旺角,看到不同立場的人正在理性辯論,你來我往,這正是我所嚮往的公民課堂!」他直言,為人師表不能鼓勵學生犯法,但他走入現場,同樣為履行教師職責:「人類學強調對不同觀點的理解,我正在做這件事。老師的責任是促進思考,令人們想得更透徹,所以每遇上持相反立場的人,我很樂意跟他們交談,甚至辯論!」

當然,麥高登上街,不單要盡老師本分,更因為他自認「香港人」。「我知道不少外國人都沒打算佔中,這也難怪,因為他們不常接觸香港人。」他自覺有別。「我在這裏二十年了,因工作關係時常跟本地學生接觸。像昨晚,我的學生深夜在金鐘來電,就是要訴說她對香港的憂慮,並尋求我的意見。經常跟這樣的學生一起,我豈能不覺得自己是香港人?」
 憂廿三條立法毁港價值

這個鬍子長長的香港人,既肉緊學生,也肉緊香港。「老實說,我最關心的其實不是民主……因為我從不認為北京會妥協。我擔憂的,是廿三條立法。一旦它立法,香港就不再是我熟悉、熱愛的地方。」恐懼,源於他察覺到近年香港的核心價值正在崩壞:「我珍惜的香港價值,諸如禮貌、公民意識、廉潔,都正消失於內地化的過程中。官商竟然勾結,你看看許仕仁,看看梁振英,他們就像大陸官員。再看看葉劉淑儀,她一直支持廿三條立法……當這些人的聲音日漸壯大,你怎能不擔心?」教授罕有地收起笑容,「這是我的家,我可能會在這裏終老,所以我一定要撐住這個地方。」

消弭中的香港價值,卻在街頭重現。「我從未見過有示威可以如此文明有禮。這或許誇張,但現場確有如社會主義下的烏托邦,有公眾書架鼓勵閱讀分享、有自修區讓學生溫習;人人都有手尾,自動自覺執拾;越過石壆又有人攙扶……若理想的社會主義者要找個地方借鏡,他們不應去內地,那只是愚蠢的獨裁!他們反而應該來看看現在的香港!」麥高登打趣說道。

愛國歧義 新香港人身分

幾年前麥高登出書分析港式愛國主義,並指出香港人的愛國理念,通常離不開一個「錢」字——經濟發展、商業良機。香港人素來利字行頭,這次又為何能夠建立烏托邦?「可能是年輕人的緣故。你看看學生如何公民抗命?別人推我,我或許會還手,但這些學生並不會!他們就像新的香港人。」教授眨一眨眼,目光閃亮。「這絕對令人欽佩。」

那麼,雨傘運動可會造就「新香港人」身分的誕生?麥高登微微頓了一下:「我真不知道……坦白說,我們現在看到的,只是區區的十多萬人。所以我不能輕易斷言,說新香港人要誕生了。」新身分未現,但香港人的文化認同,卻注定拉扯。「我記得幾天前在旺角,有婦人走過來向示威者大叫:『其實大家都是中國人!』卻換來廿來歲年輕人一同回應:『我們只是香港人!』然後,雙方無言以對。」對此,麥高登甚是意外。

他本以為香港人會變成中國人。回歸前後,他寫了一篇論文,預言「香港人」身分即將淡出歷史,被「中國人」侵吞,結果不然。「這正反映了內地的政策是何其愚蠢!以這次為例,假如人大決議溫和一點,假如候選人不止兩三個,運動根本不會發生。」管治錯誤的代價,就是令一代人更用力擁抱「香港人」,遠離「中國人」。

警民互信破裂 守護學生

無論如何,一代人的覺醒,已足以在他日締造更美好的社會。「他們就是未來。因此就算這場運動,令我對政府的管治、官員的反智,感到絕望,但對這個家,我仍然心存希望。」訪問尾聲,麥高登繼續樂觀。「至少與一個月前相比,現在好多了!」周三早上,教授如是說。

幾小時後,麥高登改變了想法。那天黃昏,話筒另一端的他有點激動,更揚言要到金鐘留宿,守護學生,守護香港。於是翌日晚上,我們相約夏愨道上,再續前緣。

九時許,公路上人頭湧湧。麥高登跟太太Yoko結伴坐在天橋中央,旁邊坐着他的學生,有年輕的,也有畢業多年的。「我真的真的十分傷心。我明白警察也有壓力,但在文明社會,就算你不同意一個人的所作所為,也總不能毆打他。」麥高登嘆了一口氣,然後吐出一句:「我再不可能像以往一樣信任警方了。」

傷痛,全因警民互信,本是他所珍視的香港價值。「我記得在○三○四年的七一遊行,警察們都在安分地維持秩序,與市民保持友好的關係。」麥高登慨嘆此情不再。「What’s going on?坦白說,示威者都犯了法,若警察執法拘捕,我是沒有問題的……但打示威者?卻是違反法律秩序,令警方變成人民公敵!」教授說話夾雜唏噓。「我太太看到片段,也落淚了。」

於是夫婦二人決定執拾行裝,在金鐘過夜。「我是老人家了,未必可以擋在前面保護學生。但我可以為他們作見證,他們有需要的時候也可過來找我。」問到今晚睡哪兒,他笑言一切交由學生拍板。「睡在天橋上比較危險,還是到下面那些帳篷比較安全。」畢業多年的舊生Lydia細心為他打點。

香港人 香港地 成長時機

那夜,麥高登與他心愛的學生圍圈而坐,閒話家常。他們年齡各異,對於雨傘下的香港人,也有不同看法。連日來在充電站工作的三年級生Vivian察覺到烏托邦的醜惡一面:「好多人掛住影相,阻住條路,又唔聽人勸。」她因此質疑,這個「美好的香港」不會持久。Lydia倒比師妹樂觀說,「這次見到香港人的本質,係善良而正直的」。但她同時不失戒心,「不過善良的人容易畀人蝦、畀人呃!正如大家無幻想過畀差人打,根本就唔識防範。」

雨傘下,喜與悲,我或你,也在香港地。這一役,港人注定刻骨銘記。

刊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019

Tuesday, October 14, 2014

傘開以後:陪我講出我們現在何以生疏 — 給爸媽的信



佔中第十一夜,月正圓。添馬公園的盡頭,站滿了舉目觀天的年輕人。可惜密雲滿佈,月色躲藏,人人臉上都難掩掃興之情。轉身離開之際,卻瞥見一個男生,躺在草地上,仰望星雲,輕聲哼唱﹕「明月光,為何未照地堂……」歌聲不算動聽,卻應景。

回到夏慤道,台上講者力竭聲嘶,痛陳政府不是;台下仍舊人影散亂,有人側耳傾聽,但更多人選擇盤踞馬路一角,自得其樂——路壆旁,校服女生正襟危坐,全神貫注,彷彿要看穿手上筆記;瀝青上,黑衣少年三五成群,圍圈而坐,時而靜默,時而嬉笑,時而拌嘴。兩星期前的金鐘,是香港命脈所在,乃成年人的世界;當下的金鐘,是青春革命的源頭,由年輕人畫下邊界。

這陣子,聽見許多人說,新時代已經來臨,雨傘運動的主角,由始至終都是年輕的一代。他們之所以撐起雨傘,流連街頭,除了是奮身抵抗政權,更致力以行動向上一代說不。因此,中年十死士就此湮沒人海,三子被迫消失於視線,就連日前陳日君抨擊學生「行錯路」、「愚蠢」,也換來黃之鋒義正詞嚴,高聲反駁﹕「樞機爺爺,時代已經不同。」

時代已經不同。過去兩星期,走上街頭的,盡是幼嫩臉孔。他們自發行動,不要組織,不要領袖,更不再奉大人的信念為真理。廣場上,他們怕李柱銘、戴耀廷、陳日君越俎代庖;飯桌前,他們厭惡父母、大姨媽、四舅父高壓管治,動輒使出十二道金牌。

一場運動,兩代裂痕,不知擘開了多少家庭。

然後,有心人發起「給爸媽的信」行動,鼓勵年輕人掏出真心,親筆疾書,寫下難以宣之於口的萬語千言。「平時喺課室叫學生寫嘢,佢哋實交行貨。」發起人Indie坦言。另一發起人阿Lo接着說﹕「但估唔到收到嘅每一封信都有金句。」隨意翻揭學生信件,果然讀到發人深省的句子——「也許您現在覺得我們阻礙了他人的道路,不過馬路不只一條,如果我們不爭取,以後的路就只有一條」。動筆的,是一個年輕女生。

佔領的第十一個晚上,筆者跟阿Lo和Indie走在寬廣的馬路上,收集年輕人們給爸媽的信。

明月光,照出的,原是一代人的集體心事。

*

「給爸媽的信」角度年輕,但兩名發起人其實不算後生。一頭金髮的阿Lo畢業數年,現任職製作公司;西裝骨骨的Indie年長幾年,現從事教育工作。兩人離開校園多年,佔中開始後,卻一直思考如何與學生同行。阿Lo每晚到佔領現場留守,「係擋過催淚彈嗰批」;Indie沒走那麼前,卻嘗試捫心自問,「件事發生到呢個stage,我哋其實可以做啲乜?」

於是國慶日下午,兩人在WhatsApp即興談了兩個多小時,碰撞出不少有趣點子。「初頭想寫封信畀梁振英,又或者寫畀世界各地的人,之後諗不如回收膠樽啦,要大家寫少少東西,塞入去,好似漂流瓶咁,在佔領場地飄吓飄吓,最後都係交畀梁振英,又或者世界各地的人。」阿Lo回想意念,一臉興奮。但當日的衝勁,實質夾雜無奈,「其實當時都係畀少少嘢自己做,等自己無咁被動,無咁無力啫。」

「不過國際媒體都知(香港情况)啦,再話畀佢聽乜嘢呢?」Indie續說,「所以與其對外講,不如都幫坐喺度的人,諗清楚自己做緊乜嘢啦。」兩人因而構思「給爸媽的信」,希望大家用寫信整理思緒,再將心中所想轉告父母,化解兩代分歧。「最緊要夠touching,因為感動人的東西最容易spread開去,大家會有共鳴。」最終,阿Lo透過舊上司林日曦請來在《100毛》雜誌工作的手足,用幾個小時,就設計好標誌,印刷好信紙,約齊了幫手,當晚一行十人走到佔領現場,講解意念,派發信紙,然後拍照記錄。一星期後,兩人手上已有上百封信件。

 這手中信 分量重千斤

活動原希望年輕人交信後,會用手機拍下父母讀信的情形,但阿Lo發現,別說要父母讀信,許多人連將信親手交到爸媽手上,都覺艱難。「在銅鑼灣遇上一個女仔,一見到我就話『啱喇,你嚟得啱喇,我尋日先同老竇嘈完。』」女孩隨即展示手上傷痕,說是爭執期間,被鐵閘撞傷。「終於佢寫了封信,同爹哋講對唔住,話發咗佢脾氣,想叫佢唔好擔心。不過,她最後都唔敢交那封信。」

寫信難,寄信更難,大概因為兩代之間,夾雜太多的誤會、太多的不解。阿Lo每天收發信件,從中發現一個共同現象:「人人的阿爸阿媽,都認為自己仔女係被煽動的!所有人都係咁講。點解咁一致呢?我真係唔明囉!」Indie笑着補充﹕「佢哋唔係好相信有人會自己諗嘢的,哈哈哈……」因此,他們接觸過的年輕人,大部分都不被家人認同。但少年們一於少理,繼續堅守街頭。

就連阿Lo的母親,起初也堅決反對。「本身(佔中)這個話題,係唔會在我家出現的。到催淚彈那一晚,她就開始叫我唔好再出去喇,好反對。」於是兩母女展開連日拉鋸,「佢不斷send文章畀我睇囉,又話美國控制呀,又話『個個都睇我哋中國唔順眼呀依家!』」阿Lo啼笑不得,還要應付父親的突然來電,「第一句就問『佔中係咪好好玩呀?』又話咩其實共產黨咪幾好。但明明我就知道阿爺以前被人批鬥過……」阿Lo氣憤,但又理解﹕「可能佢哋曾經suffer過一些事,驚咗呢個話題。」

到「給爸媽的信」正式開始,母親才有轉變。「我send番一些學生的信畀佢睇,想話佢知,這件事純粹想感動人,唔通咁都有錯?」結果,翌日母親用WhatsApp錄音激動回應,「我總算無生錯你!」分歧就此解開。「我阿媽係好鬼浮誇的。」阿Lo咧嘴而笑。

 不退一步的堅持

9時許,明月高掛夜空。我們沿夏慤道行走,派發信紙。阿Lo喜歡找看上去比較年輕的,「同自己年紀差唔多的會尷尬。」結果我們繞了一圈,就原路回去收信。第一個寫好的,是在紅十字會附近,正倚坐石壆的Simon和Melle。

兩人都是大學三年級生,留守多日,父母同樣反對。「衝公民廣場嗰晚先第一次留守。返到去,屋企人完全估唔到我會參與這種活動,反應好大,問我點解要咁樣做。我就喊晒,唔敢望佢哋。」Melle的笑容,帶着苦澀。「之後佢哋好強硬,話我再出嚟,就唔會再理我……不過我最後都係照出。」她認為,摩擦源於父母對自己的輕視。「你們說抗爭這種事情應該留給有能力的人,但我很想跟你們說,這種事情與能力無關。」Melle在信紙上寫下如此一句。

並肩而坐的Simon,家裏鬧得一樣僵。「佢哋知我有去,最近除了『食飯喇』,都無乜同我講過嘢……(心情如何?)咁都好嘅,唔使佢煩!」微皺的信紙上,他寫字不多,但態度堅持﹕「你們可能會唔認同,但希望你們會理解。」Simon說,父母看重現實,質疑他「改變唔到中共」。但他仍然執著,全因要爭取未來﹕「他們過安逸的生活過得太久,有樓有工,想要的東西都已經到手。但大學生呢?一出來就要揹十幾廿萬的loan,買唔到樓啦,生仔又要同人爭學位,我們真係睇唔到未來。」言語流露年輕人獨有的悵惘。「上一代或者覺得我們阻住他們搵食,但我覺得人唔應該就咁為啖飯、為五斗米折腰。」迷霧散去,男生的眼神回復澄明而閃亮。

上一代也許難以明瞭,何以年輕人願意犧牲青春,告別安舒,流連街頭。我跟阿Lo、Indie走到大台附近,遇上John及同行的三名朋友。四人20來歲,已經出來工作,但這幾天下班後,卻堅持相約在金鐘,原因是為了「下一代」。「我唔想第日有小朋友,要同佢講,當日你阿爸龜縮喺屋企,無出到街。我未必要企最前,亦未必好似其他示威者咁叫口號,但會坐喺度靜默,而沉默都係一種對抗。」John說得認真。身旁的Paul微微點頭,沒半點猶豫:「你唔能夠望住學生去為社會犧牲而袖手旁觀。」

那一夜,月光流瀉在夏慤道上。一路上我們跟許多不想喝湯的年輕人談過。大部分人想法清澄,意志堅定。有人為了上街,跟父母鬧翻,例如坐在紙皮上溫習的阿芝。「出嚟第一日開始,我爸就嬲咗我囉,依家勁憎我,一句嘢都未講過。」她是中六生,明年要考公開試。「佢係發晦氣嗰種,我一話出去,我媽就會嗌『快啲阻止佢啦!』跟住我爸就會話,佢要出去死咪由佢死囉!」稚嫩的臉上,只剩下一記慘笑。

夏蟲不可語冰,於是有年輕人選擇迴避。「要講一定講得掂的,但唔想有咩麻煩嘢囉!畢竟除了父母,還有好多親戚,他們反對得更激烈。」在海富天橋下靜坐的Dick笑言,自己已經在facebook unfriend了所有親戚。「驚有摩擦嘛。我平時都會post嘢,費事佢哋見到又說三道四。」朋友可以unfriend,但親戚總不能斷交。「都怕成為茶餘飯後嘅話題,第日見面就濕滯。」兩代之間,像雞同鴨講,又像螳螂面對蟋蟀,無言以對,自說自話。

 父母不願子女置身危險

當然,天下間沒人想做天安門母親。上一代之所以激烈攔阻,許多都源於安全考慮。坐在行車天橋上的Tina知道母親擔心,所以一直隱瞞﹕「我話去同學宿舍屈蛇,呃咗佢出嚟。但出得多,佢都估到。」自此母親千叮萬囑,「要我帶多啲器具去,遮呀口罩呀,帶多幾個去」。母親默許,但父親一關更難過。「到依家都無同爹哋講。佢平時好擔心我,連我去camp都會勁驚,莫講話上這種場面啦。佢應該會鎖住道門,唔畀我出街。」呂大樂在《四代香港人》提到,戰後嬰兒為人父母後,都傾向基於以往的社會經驗,緊密監視年輕一代。父母擔心子女安危乃人之常情,但界線設在哪兒,背後恐怕藏着需要整代人思考的問題。

雨傘運動青春煥發,但上一代不也曾經年輕?是時間讓他們遺忘初衷,抑或兩代人之間,始終隔着無可踰越的縫隙?這成為了許多現場人士心裏的問號。「我好細個的時候,八九六四,他們都帶過我上街遊行。到今日,他們就選擇短淺,覺得依家生活到咪得囉,唔好搞咁多嘢喇。」對於父母的轉變,坐在馬路中央的阿茵大惑不解。「請你們再拿出當年的勇氣,不要再作沉默的一群,沉默是等於幫兇。」無奈以外,她寫給父母的信,依然懷着一絲希冀。

 反智的上一代?

言談之間,許多年輕人都提到CCTVB。運用媒體的習慣,似乎是兩代分歧的另一個原因。跟友人圍圈而坐的林同學分析,「佢哋個年齡層係用WeChat,唔睇facebook的,所以有好大分別。我爸跟得好貼,會問我有咩facebook專頁好睇,即晚like晒,但我相信好多父母都唔會咁做,他們始終比較抗拒去融入呢個新時代。」旁邊的Emily搶嘴,「大家對網上資料的睇法好唔同,例如律敦治產房張圖,個個都手痕轉載!他們覺得資料的真偽唔重要,個信息最重要……」再旁邊的Kaye說得更激動,「所以咪唔明囉,這個是一個群體的反智喎!」

有的學生比較幸運。讀大學一年級的Bianne在信中稱讚母親﹕「最意想不到係佢都出來,身體力行。通常上一輩的人,尤其阿媽會話,『細路咁危險,咪出嚟喇!』但佢就係咁塞錢畀我,叫我買物資過來,又同姨媽一齊嚟睇,好難得。」母親支持運動,Bianne有時會反過來勸她回家。「我成日問佢攰唔攰,攰就返屋企。到夜晚黑就會叫佢走,因為佢精神一向麻麻,驚佢有事,哈哈!」小妮子笑得燦爛。

那夜,筆者翻閱了無數本難念的經﹕大人講究現實,年輕人追求理想;父母怕危險,子女認為失去公義的社會更加危險。你一言我一語,最後各自回復必要的沉默。

而對年輕人來說,更矛盾的,在於他們之所以能夠獨立思考,又有餘暇追求理想,恐怕全因為上一代踏實做人,用雙手取代腦袋。「如果唔係爸爸媽媽咁樣培育我哋,我哋就唔會讀書比佢哋多,有自己的諗法。所以,都係要多謝自己屋企……」大學生阿樂,吃着消夜,淡然地說,「既然係咁,都無需要去改變任何一方的意見,唔一致咪算囉,都無咩好講。」語畢,再次沉默。

明月光,照地堂,兩代人,shall we talk?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012

Monday, October 06, 2014

一把雨傘.兩岸三地.四點觀察



實不相瞞,這篇文章,我本來打算在旺角街頭寫起的。

過去幾天,我在兩岸三地的集會,留下了不少腳毛——在銅鑼灣,與同路人並肩抵擋突如其來的傾盆大雨;在金鐘,見識到黑衣人潮如何洶湧,在向來人迹罕至的大馬路上靜坐、散步、徘徊……然而,最教我心動的,始終是最平民地道的旺角。因此,周五下午,我帶備手提電腦,準備在彌敦道席地而坐,迎着涼風,專心書寫。


多日觀察所見,跟金鐘與銅鑼灣相比,旺角的佔領現場至少有四個特點:

一、高度流動——旺角向來人頭湧湧,這次馬路堵塞,車駛不進,路人卻照舊從街頭巷尾,四方八面,高速流竄。他們或許並無立場,卻因好奇,湊近集會,舉起手機,駐足圍觀。這些旁觀者與示威者距離極近,路過的時候會在我們頭頂拋下幾句挑釁說話(「要瞓就返屋企瞓啦!」)起初有示威者不忿,嗆聲回應(怒火隨即被其他人高呼的「冷靜」撲熄)後來大家都習慣了,你有你罵,我有我坐。火花處處,卻始終未有釀成大火。這種民眾流動、眾聲喧嘩的場面,旺角獨有。

銅鑼灣與金鐘,是另一世界。同樣身處鬧市,銅鑼灣的旁觀者集中在街道兩側流動,少與示威者接觸,旁邊的商場有的照常營業,遊人如常在大型時裝店裡面購物、試衫,猶如置身平行世界。至於金鐘,在馬路上聚集的多是站在同一陣線的群眾,旁觀者主要立足天橋,霸定好位,攝下照片。如此看來,銅鑼灣與金鐘比較像傳統意義上的集會地方,而旺角,則是一個民意高度流動、趁墟多於參與的行人大廣場(又或戰場)。

二、混雜多元——在銅鑼灣、金鐘,集會的大多是年輕人。沿軒尼詩道行走,一路上有許多學生,有的念中學,還穿著校服。他們圍圈而坐,在聊天,在討論,甚至攤開作業,埋頭苦幹,既學習擔當公民,又不忘負起學生責任。夏愨道上,也多是年輕面孔——也難怪,會特地前赴金鐘的,許多都是佔中運動的中堅分子。他們的訴求一致,信念相近,一呼百應。

旺角完全相反。彌敦道與亞皆老街交界的「大台」,輪流由不同人提咪發言,每人限時兩分鐘。勇於發表己見的,多是基層市民,他們小部分批評政制,更多由民生出發,控訴領匯加租,慨嘆貧富懸殊。這些分享,有的引起歡呼,有的令全場靜默,反應不一。在場聚集的群眾亦相對多元——金髮紋身青年一邊吸煙,一邊吶喊「我要真普選」;銀髮老翁走入人群,大叫「梁振英下台」;自由行旅客拖着行李,潛入人潮,一窺究竟。旺角特別,因為它的群眾多元、混雜,說話內容並不單一。

三、市井地道——旺角的佔領現場,跟一街之隔的行人專用區,有時沒大分別。有一晚,少女義工提着結他與咪高峰,帶彌敦道的群眾合唱《海闊天空》,突然有一中年漢出現,站在兩人身旁,隨着旋律,扭動身子(抱歉那真不能稱為舞蹈),極其騎呢,但大家照舊捧腹大笑,彷彿置身專區,欣賞表演;旺角道上那幅「巴士民主牆」,上面的標語,多數幽默準繩(如「N689﹕開往地獄」),泛滿香港街頭的市井味道——無聊、惡搞、粗魯,但相當到位。

銅鑼灣和金鐘的馬路之上,又是另一種風景。軒尼詩道兩旁的巴士站,一樣有民主牆,但明顯沒那麼歹毒、市井,當中不少甚至是用英文寫成。與旺角相比,這裏聚集的群眾沒那麼狂放,傾向溫柔、理性。金鐘中環一帶,台上常見大人物,但台下一直少見販夫走卒,或是仗義執言的屠狗之輩。

四、危機四伏——金鐘現場的群眾,有一致的共同敵人。他們比較警惕,較多人配備眼罩,穿上雨衣,預備警方突然來襲,衝擊防線。也難怪,踏上夏慤道,許多人就自不然想起當日煙霧瀰漫、淚光遍地的畫面——現在,又有誰能斷定,政府不會再用相同的暴力,對付手無寸鐵的平民?

旺角,則是迥然不同的一個戰場。這裏幾乎從來不見警察蹤影,因此最教人提心吊膽的,不是實質可見的催淚彈、警棍,而是防不勝防的滋事分子,甚至是持續積累的社區民怨——有小商店不忿生意受阻,狂呼無奈;也有附近居民投訴集會聲浪過大,擾亂生活。旺角,不單是佔領者與當權者的對峙場所,更是香港人、兩面獸的真戰場。

 社區民怨 不容忽視
你也許會問,金鐘、銅鑼灣、旺角,三個地方的分別,是否真箇那麼重要,值得長篇大論,仔細分析?我們既然嚮往風雨中抱緊自由,又何須計較現場細節,只管帶備一腔熱誠,繼續佔領,用良心照亮黑暗?也許是的。

但又也許不。以上就三地現場作出的觀察,之所以重要,絕不因為它能夠滿足你我的好奇心,以便大家每天下班後作出相應的「佔領選擇」——不,絕對不。相反,比較三地集會,尤其是將旺角的集會與銅鑼灣、金鐘的加以比較,自會發現,雨傘運動雖然遍地開花,但每一朵花,並不如我們所想那般單純——起碼在旺角,你會瞥見民意流動,眾聲喧嘩。在夏愨道上,在互聯網上,我們與同樣戴着黃絲帶的同路人,大鳴大放,自彈自唱。可是回歸彌敦道,我們也要明白另一個平行世界的存在,事情也許並非一面倒。

實不相瞞,我最後無法在旺角現場寫完這篇文章。周五下午,我提着電腦,趨近十字路口,卻赫然發現自己身處在一群反佔中人士中間。我身邊站着兩三個學生,穿黑衣,戴黃絲帶,和一樣在圍觀。突然,前面的人轉過頭來,發現學生身上的黃絲帶,然後衝過來,高聲喝罵:「你哋班黃絲帶,死開啦!」學生們被嚇退,躲到一旁,激動流淚。

 混亂中喝罵學生

帶頭鬧事的人明顯有組織地行事,專挑學生與女性下手,藉故挑釁、突然推撞。但更令人心寒的,是所有站在石壆上、欄杆後的旁觀者,面對此情此景,他們不僅袖手,更嘗試起哄歡呼。站在原地,你會聽見有人選擇割爛選票(「特首唔係我哋選架,走啦!」)有人甘心投身拳賽(「阻住晒!打佢!」)有人放棄做人(「我哋唔要自由唔要民主唔要公義!」更可悲的是,和應的平民,絕對不在少數。

有身處現場的朋友慨嘆,此情此景,就像大家的父母親戚一同湧上街頭。說得沒錯,在網上世界,大家也許槍口向外,但回歸家中桌前,許多人又只得萬箭穿心;在金鐘,我們同仇敵愾,永遠高唱我歌,但在旺角,我們始終要承受現實的煎熬,迎接背棄了理想的尋常百姓。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005

Saturday, October 04, 2014

催淚旺角

寫於十月三日,旺角。



下午四時半,到了旺角東,沿天橋往市中心走去,欄柵上的黃絲帶被蓄意剪斷,散落在地上。到了旺角道行人天橋的盡頭,許多人在圍觀。樓梯上的人只管拍照,不願移動。好不容易下了去,原本天橋底的物資站被反佔中的人團團圍住,學生在中間執拾物資,中間隔著警員,組成人鏈,分開兩方。旁觀的嬸嬸說,警察幾好吖,好好人。我不以為然。

物資站旁的大巴士仍在。半天前才到過這裡,那時它如民主牆般矗立,上面貼滿了示威者的訴求,幽默又準確。這次再見,所有紙張已經被撕掉。撕去訴求以後,兩個男人趕忙貼上一張新的上去,上面大概寫:支持警方執法,云云。許多人在圍觀。我不以為然。

我沿彌敦道往集會現場走過去。欄柵上的紙張,無論是「和平理性」,抑或「提防左膠」,都被人撕去。熱血公民的成員正在攤位執拾,準備撤離。步近十字街口,愈來愈吵耳。圍觀的人比前兩天集會的時候更多,許多人站在石壆上,有的在拍照,有的在高聲傾談。香港人向來好奇心大過天,對於這些圍觀的人,我不以為然。

十字路口是原本集會的地方。那個帳篷我有份築起。今天,篷仍在,但下面只剩下三幾十人,手拖手圍成一圈,保護物資。外面是為數極多的反佔中人士,中間隔著為數不多的警員。兩幫人約有幾米距離。

一分鐘後,我突然發現自己身處在一群反佔中人士中間。我以為他們是圍觀的八卦市民,原來不。身邊本來站著兩三個學生,穿黑衣,戴黃絲帶,跟我一樣站得不前,只是抬頭張望。突然,前面的人轉過頭來,發現學生身上的黃絲帶,然後衝過來,高聲喝罵。帶頭的是十多個中年男人,廣東話純正。最恐怖的不是他們,而是其他在欄杆上在行人路上的旁觀者,他們不單袖手,更加在起哄、鼓掌、歡呼。學生在有心人的掩護下被迫離開。他們只是戴了黃絲帶的圍觀者,不經意地走過來,然後就遭殃。

我發現,原先的主場已變成作客,作客的已變主場。

無可否認有一班人在搞事,或許收了錢。但最令我心寒的是有更多更多的人在一旁嘲弄,高聲議論。有人大叫,「特首唔係我地選架,走啦!」有人質問,「話我知,而家呢屆政府有咩唔好!」有人怒罵,「你班賣國賊!」有人不忿,「阻左哂我地!去死啦!打佢!」

他們是一般市民。示威者正在為他們爭取更好的香港,但他們並不需要。

我意識到自己及同路人可能有危險(雖然怕死的我一早脫下了絲帶),於是開始轉身,望著正往十字路口走過來的人們,有誰在戴黃絲帶。我認為要必要提醒他們,主客已易,小心挑釁。有的聽見,立時除下絲帶;有的不,只管留在原地。我遇見不少同路人,三五成群,望著前面的十字路口不知所措,留在原地之際,就被圍觀市民挑撥怒罵,用相機狂影相,甚至拋水樽襲擊。不少人離開的時候淚流滿面,特別是女生,年輕的。

我幫不上忙,只得一邊嘗試護送離開,一邊努力辨認其他正步近的同路人,在他們耳邊輕聲說,危險勿近。我覺得自己好像置身於異地,一個完全不屬於自己的地方。我連高聲說話都不敢;站得累了,想像前兩天那樣坐在馬路休息,一樣不敢,怕被人蜂擁而上指罵。我覺得自己好無用。我很討厭香港人的這一面,那一刻我想移民。

別以為這是個別例子。事實上,那兩三個小時,在十字路口的四邊,不停上演一樣的戲碼。不停有人被罵,被趕,圍觀的群眾一同歡呼。更不用提十字路口中心正有反佔中人士嘗試衝擊,當街追打。

人群之中,我已經分不出誰是人,誰是鬼,使徒行者從此變得不再好看,因為卧底易認,鬼卻不然。

今天的旺角,比催淚彈更催淚。我心寒,我恐懼,我傷感。

Tuesday, September 30, 2014

在旺角,我們撐起帳篷,築起了家

「有無人有尼龍繩?」路中心的青年大聲呼叫。

今天香港,陽光燦爛。彌敦道與亞皆老街交界本來坐滿了黑衣人,但陽光灑下來,大家都有點辛苦,在滴汗。物資站的朋友開始傳來雨傘,新的、舊的,彩色的。大家撐開,抵擋著猛烈陽光。過了一會,舉咪的朋友說,有人買了帆布,我們可以築起帳篷。我不期然想,在旺角市中心露營?是有點失真,但這兩天的香港,又有哪件事是大家事前能想像的呢?也許沒有,真的沒有。

然後,本來坐在路中心的市民紛紛站起來,義工張開帆布,然後著大家舉起手,撐起傘,承托帆布。那衹只是一塊布,沒有支架,如何成帳篷?有人弄來了杆,撐住幾個支點,但顯然並不足夠。我們要用繩子,繫在帆布,再縛在周圍的燈柱、交通燈、路牌上。

「有無人有尼龍繩?」路中心的青年大聲呼叫。兩分鐘後,有中年人全身捧著許多個繩球,藍的,紅的,紫的,橙的,趕忙走來。

於是大家開始工作。有的人繼續舉起傘,撐住帆布;有的負責拉繩,固定好位置;年青力壯的則攀上圍欄,打死結,把繩縛在高處。大家低著頭、流著汗,埋頭苦幹。十五分鐘後,一個藍白色的帳篷在旺角市中心築起。猛烈的陽光再阻嚇不了集會的群眾。

帳篷下的我們,就像有了家。這個家,需要我們攜手協力,逐點逐點地編織。過程中或會流汗,甚至滴淚,但大家埋首,大家合作,大家出力,都不過是因為一個簡單的信念:這是我們的家,我們責無旁貸。

帳篷之下,是一張又一張的香港臉孔。與銅鑼灣、金鐘相比,旺角的人也許沒那麼熱血。願意一直坐在馬路的,只有區區幾百,更多的人站在外圍,在圍觀,在拍照,在驚嘆原來旺角市中心會出現如此一幕。現場完全沒有警察,但集會絕對井然有序,每次有人冒出來挑釁,部分群眾會呼喊「走啦!」但更多的人高叫「冷靜!」帳篷下的香港人,正在學習做公民——關心自己家園的公民、和平表達訴求的公民、尊重反對聲音的公民。若你一直懷疑香港成不了一個公民社會,請你來旺角一趟。

集會也沒有正式的主持。穿粉紅色上衣的少年較多用咪,但他不是領袖。任何人,只要願意,都可以走過去,舉起咪,發表意見、抒發感受。集會甚至沒有一套音響器材,只有兩個大聲公,坐前面的也許會聽得見,但坐在稍後位置的,其實聽不清楚說話的內容。但大家仍然繼續待在原地,因為我們前來,我們聚集,我們流汗,根本不是為了聽「主持」的分享,也不是要搞對抗。我們只是在等待,等待自己的家有改變的一天。

等待的時候,不妨仰首,欣賞一下旺角當下的風景。這個地方,許久不再像我們的家了——彌敦道兩旁,是無窮無盡的金舖;亞皆老街兩邊,是招牌永遠閃亮(但連水也無得買)的藥房。

然而這一刻,金舖關上大閘,藥房再沒有人在搜購奶粉。旺角看起來陌生但親切,這個家就像回復了昔日的模樣。當然,大家明瞭,這不過是片刻的安寧,但我們這次走出來,坐下來,為的正是要為我們的家築起帳篷,讓它回復昔日的面貌。

我們的訴求卑微,但香港人會同心協力,撐起帳篷,重新築起香港這個家。

Sunday, September 28, 2014

佔中之後 — 平行世界裏的教會領袖

平行世界裏的教會領袖:

要現實,定要理想?

吳宗文 vs 袁天佑 


佔領中環,怎看也是一場宗教色彩特別濃郁的社會運動——「愛與和平」出自聖經;發起人(有兩個半)信奉基督;記招在禮拜堂舉行;就連月前三子削髮明志,也像宗教儀式般莊嚴、專注。偏偏基督徒對此意見分歧:有牧師矢志投身,誓不低頭;也有主教調侃「佔中不如帶埋菲傭」。當下佔中迫在眉睫,教會領袖到底在想什麼?更重要的是,他們又如何思考佔中之後的香港?

*



吳宗文 政治就是妥協
吳宗文,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主任牧師,是基督教界反佔中的代表人物。去年四月,他為教會會友撰寫文章,表明「公民抗命不是聖經教導的普遍通則」,結果文章被轉載、引用、流傳,教內教外抨擊不斷,吳更被冠以「維穩牧師」的稱號。半年後,吳宗文與戴耀廷在神學院同場辯論,訴說自己「每講一次就被抹黑、醜化一次」的慘况,因而決定「講埋今次就唔再講」。自此,他的名字在媒體絕迹。

一年後的今天,這邊廂昔日辯論對手削髮明志,繼續為民主盛宴籌謀奔波,那邊廂沉默已久的吳宗文卻斷定一切「塵埃落定」,決定重出江湖,抒發己見。「好多宗派怕得失人,於是各打五十大板,呢個唔反對,嗰個又唔反對,咁有咩意思呢?」訪問剛開始,吳宗文擺出一副「捨我其誰」的姿態,「我係屬於少數聲音……唔敢講自己一定絕對正確,但至少我呢種思維同分析方法,可能好多人都無咁諗……作為牧師、傳道人,如果樣樣嘢因為怕就唔講,我又覺得對唔起上帝,過唔到自己。」

因此,吳宗文一直選擇站在佔中運動的對立面,旗幟鮮明。他認為,這場行動由此至終,無論是策略到定位,都大錯特錯:「一開頭談判就用刀放在人哋喉嚨,邊能夠有信任啫?」問他預期佔中會如何結束,他語帶譏諷,「天要落雨,娘要嫁人,要發生的事情,無論如何總會有人將它催生。」他揶揄,佔中「雷聲大、雨點小」,不過是發起人自行搭建的一個下台階。

對於泛民主派,吳宗文同樣不留情面地抨擊。提到佔中,他批評泛民「根本就係畀班學生挾持咗,成班大律師讀書咁叻,都被綑綁」;論到人大決議,他炮轟泛民政客假如不是敵對中央,而是建立互信,人大的決定就不會如此保守,「佢哋將香港推到去一個邊緣,香港人要承受呢個惡果。」這個說法豈不暗示人大框架帶來的是「惡果」?吳宗文連忙否認,更認定它「起碼有助釐清一國兩制下中央和地方的從屬關係,可以為將來的政治發展訂立框架,令大家不再有誤會和遐思」。

過去一年,社會氣氛動盪,一個香港變成兩個香港。吳宗文觀察到這種撕裂的狀况,因而期望佔中之後各界關係可以復和。具體要怎樣做?他認為關鍵在於「向現實妥協」:「我的立場係realism。政治從來係協商的藝術,成熟的政治人應該在現實的基礎上繼續行,唔可以好似屋企的小朋友咁,唔畀糖我食就繼續扭,一路咁樣激化,改變唔到任何嘢,只會延長痛的時間,浪費復和同埋重建的機會。」他呼籲議員重現光譜,無論泛民還是建制,都要有中間人士重新站出來,收窄分歧,從而改善中央與香港、行政與立法機關、泛民與建制之間的緊張關係。

政治就是講求現實、協商、共識,這種說法大家都不會陌生。但當這句說話出自牧師之口,又難免令人驚詫——基督教信仰,不是向來鼓勵信徒謹遵教訓,放大原則嗎?若要計算政治現實,耶穌又何必走上十字架,延長痛的時間,拯救無知罪人如你如我?吳宗文不同意:「你所講的,正是呢個時代一些信徒的錯誤假設,以為基督徒要認同某些政治人物的理想。每個人都可以有佢的理想,但呢個理想係咪對社會現實最好呢?又係咪源於佢個信仰,同信仰相接連呢?」他指出,基督徒不應迷信任何政治理念、體制和方案,更不應該將民主絕對化,將它提升到與上帝同等。

聖經沒有「民主」二字,信徒對此有戒心,懷疑它脫離信仰,也許不足為奇。但「行公義、好憐憫」不也是上帝的囑咐麼?公義,難道不是基督徒應當竭力爭取的理想?吳宗文也不同意,在他看來,許多人對公義的理解,都缺乏了「橫向的比較」和「立體的分析」:「任何人如果去過菲律賓旅行,睇吓住在垃圾山上面的人,三十年前係咁,今日仲係咁。咁比較起來,係香港政府不公義,還是菲律賓政府不公義?現在許多人講的劏房,我以前都住過……我大學畢業之後,都要做十年嘢先有首期,咁現在的香港社會係咪真係差到咁呢?」吳宗文強調,公義只是一個相對性的概念,香港人愛掛在口邊的「社會不公」,許是誤會一場。

可是,假如凡事都要借鑑歷史、「客觀」分析,才可作決定,那麼社會不就原地踏步,直到永遠?畢竟,相比北韓,香港算是民主天堂。既然如此,又何須信徒秉持公義?吳宗文並未正面回答,只是強調政客口中的公義,永遠有其局限,並進而提議,「與其要求公民提名、一人一票,不如諗吓醫療有沒有好的保障,關心生活上最基本的交通、居住、飲食……」但許多民生問題的核心,不是都源於政制漏洞?「呢個又係一個錯誤,兩者無必然的邏輯,只係政治上的宣傳。就算可以選出泛民的特首,佢都唔會特別有智慧可以處理這些事,係咪先?」筆者無言以對。

坦白說,吳宗文講的,盡是建制派的一貫觀點。對此,他自然不會贊同:「我就好似有政治上的原罪咁,教會鄰近政府,會友又多高官,所以無論我講咩,人哋都係話我建制派。」換個角度思考,牧師的「建制」立場,與其說與教會位置、會友身分緊扣相連,倒不如說是安徒筆下「新保守主義」的自然產品——它不單要固守道德和政治上的傳統,更加致力為「沉默大多數」代言,幫港出聲。

唯一例外,是談到近月溫州清拆教會的時候。問到若果此事在香港上演,他會如何處理,吳一反常態,聲言會選擇抗命:「這不是civil disobedience,而是holy obedience,我要順從上帝在信仰上畀我的指令。」吳宗文眼裏沒有一絲猶豫,只有「捨我其誰」的堅持。




袁天佑 不妨天真一點

「我諗咗好耐,應該講啲咩好呢?」袁天佑牧師,香港基督教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會長,是基督教界其中一位領袖人物。訪問前一天,他代表基督教界出席宗教界國慶茶會,同場除了有各宗教代表,還有中聯辦官員及政府高官。為了席上要發表的那份賀辭,他十分苦惱,「你知好多人講的賀辭通常係點架啦!哈哈!」

結果,袁天佑選擇用愛心說誠實話。賀辭中他直言人大常委的框架「並沒有解決社會所面對的撕裂」,表明港人「期望着一個真正代香港市民心聲的普選」,不希望有「作虛弄假,指鹿為馬的情况出現。」言者有心,聽者又有何反應?「啲官員都明白嘅……他們未必鍾意,但我作為一個基督徒、一個牧師,甚至是一個香港人,我覺得都應該將現實話畀佢哋聽。我最擔心的是,有些香港人睇阿爺面色,只講啲阿爺鍾意聽嘅說話。」袁天佑坦承,這樣做根本無法改變現實,但至少算是盡了本分,香港人的本分、基督徒的本分。

過去一年政局動盪,袁天佑所屬教會,是少有竭力為時代發聲的主流教派——年初舉辦研討會,請朱耀明與梁美芬對談,同場附送李偲嫣與傅振中嗆聲助興;七一過後,教會舉行祈禱會,邀請幾位在遮打道被捕的會友,向其他信徒分享經歷;八月中,牧師部向會眾發表牧函,申明立場,抗拒篩選:「我們所關心的不單是一人一票選舉特首的權利,我們同樣關注選民的選擇權」。兩星期後,大閘落下,有基督徒發起「守望香港宣言」聯署,對禮樂崩壞的香港社會表示憤慨,袁天佑一樣有份參與。

一直以來,許多人批評香港教會政治冷感,為何袁牧一反常態?「上帝創造每一個人都係平等的,每個人都有權利同責任去管理呢個社會,貧或富都係。政府不過係被授予權力去管理,而權力應該來自普通市民。所以,一個比較公平的普選係大家都應該爭取的。」因此,他和教會決定在政改諮詢的關鍵時候闡明立場,「坦白講,寫的時候都知無咩可能,但我覺得唔介意架,有些人話『唓!明知唔得,點解仲要講?』,但如果最後無人講呢,政府就會話『市民無呢個意見』。明知唔得,唔代表唔可以講架嘛。」袁天佑立場堅定,但言談間,總是不經意流露出一種天真和純粹的氣質。

對於佔中,袁牧一樣從悲觀中擁抱希望。「如果講要成功爭取普選,咁佔中可以話係失敗的。」他不相信人大會改變決定,但又認為過去一年有關佔中的討論,提高了港人的公民意識:「就以基督徒來講,以前啲人只會傳福音、拯救喪失靈魂,到呢個問題出現呢,做到一個效應,就係大家都要反思,喂,我哋基督徒應唔應該去佔中呢,話晒佔中三子都有兩個半係基督徒。」袁牧回想,在反思的過程當中,信徒有的贊成、有的反對,但大家最少學習到一件事:立場可以不同,但彼此要有尊重。作為教會領袖,他從未講明支持佔中運動,卻表示教會已組成義務律師團,盡力支持在前台爭取民主的會友。

牧師樂觀是一回事,但人大落閘以後,港人一同心灰,集體哀鳴。袁牧可有同感?港人又可以怎樣走下去?「咁我又唔覺得失望喎。都係要延續爭取,千祈唔好灰心,唔好絕望。能夠用和平方式去爭取梗係好啦,但就算係佔中,原意都唔係想用暴力方式,我亦唔反對。」袁天佑又認為,香港人要反思過往的信念,持受適當的核心價值:「以前香港人成日諗住經濟好緊要,又覺得自己可以影響大陸。𠵱家知道啦,香港在大陸眼中好微小,佢自己的安全緊要過你啦……香港人要識分是非黑白,諗吓咩叫公義,咩叫平等,咩叫誠實。然後將這些價值持守下去、深化下去,先至會有盼望,民主的路終有一日會達成。」

在這個講究政治現實的時代,怕不怕被人批評為太天真?袁天佑先是大笑,然後沉思:「點講呢?我諗……(頓了半秒)在我的信仰裏面,有個信念叫already but not yet,已臨到但未完成,例如耶穌話天國在我地心中,但天國亦尚未來臨。」袁牧借用神學概念解釋,港人也應該活在這個拉扯當中,現實擺在眼前,但不代表要放棄理想:「在罪惡的世界入面呢,更加唔好話唔表達你的聲音。基督徒要有咁嘅guts,其他人會講『唉算啦,做生意緊要呀。』我哋唔好理佢,天真啲,做要做嘅嘢。」天真,源於對理想的偏執,天國如是,民主也如是。

當然,天真地追求理想,並不等同擱下思考。「基督徒應該成日去反思,我過去所信嘅嘢,係咪受得起挑戰呢、有無錯誤呢?」袁牧不諱言,過去一年無論社會抑或教會,一樣意見分歧,屢生齟齬,但他又覺得,辯論有助尋找真理,也是好事。只是他擔心有些人將自己眼中的公義當成上帝的公義,「所以我成日提醒會友,話你可以聽我講,但我唔係絕對的。講到政治,有些係個人立場,有些係聖經睇法,(牧者)一定要分清楚。」

佔中之後,要持續爭取公義,是許多人的集體共識。但究竟何謂「公義」?向來難講。問袁牧是否覺得拆教堂不公義、是否願意為此抗命,他笑了幾聲,吐出意外答案:「我又唔覺得一定係唔公義喎。社會裏面,有人無屋住,就係唔公義喇!我個人覺得,基督徒有無禮拜堂聚會,唔係咁緊要啦。拆教堂你要嘈,係因為覺得『我』的權益被損害嘛。但公義並唔係講緊你的權益被損害,而係人哋權益被損害,你都要出聲。咁先係公義,係咪?」

天真的氣質裏頭,盛載着少有的牧者心腸。

文/阿果
圖/劉焌陶
編輯/ 梁詠璋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0928


Tuesday, September 23, 2014

至少踏出了一步 — 第一城罷買後記



周一讀報,看到沙田第一城居民為了抗議區內百佳的蘋果太爛、人龍太長、管理太差,遂發起為期一天的罷買行動。同日上網,目睹網民張大嘴巴,伸長舌頭,嘲諷「這班離地中產」,「罷得一日有乜用」。讀畢留言,內心有點百感交集。

可能因為我是第一城的舊街坊。

1990年,父母牽着剛學懂走路的我搬進屋苑,一住就是十幾年。其間我除了學習走路,快高長大,還致力留低腳毛,走遍屋苑內每一個角落。對於年少的我來說,當年的第一城絕對有如1984年的賣樓廣告對白一樣,「擺明樣樣都喺眼前」——正常人的生活所需,無論是大蘋果、洗頭水、市區巴士,以至小學學位,同樣一應俱全。也因此,我的童年及少年時代,基本上完全在裏面度過。是有點悶,但沉悶有時也是幸福。我如此相信。

觀察力爭上游的準中產

當然事後回想,才知道「擺明樣樣都喺眼前」,原來就是(準)中產的理想生活,又或是低下階層「由下移上」憧憬的生活模階。同為第一城街坊的湯禎兆,曾經借用暢銷社會學著作《下流社會》說明,「沙田第一城由於擁有大量的小型單位(最小面積為395 呎),於是成為胼手胝足爭取往上層流動的年輕人之熱門選擇」,也因此,屋苑明顯是香港人「由低層向上移至中層的最佳跳板」。我在第一城行走多年,沒發現跳台(泳池邊除外),但確實見過不少街坊,飯後甜品由華盛頓蘋果變成富士蘋果,假日午餐也由麥當勞漢堡包變成元氣壽司。還有更多的街坊,儲夠了錢,就遷離小城,流動到更豪華的樓盤(起碼要有會所)、更上層的階級(終於成為了真正的中產)。

由此看來,沙田第一城也許有超越一般屋苑的社會意義——如湯禎兆所言,它不單是沙田最大型的私人屋苑,更是「香港社會階層流動的一個主要觀察據點」。這52座綠白色的大廈,即使今天呎價翻了幾倍(早已破萬),但裏面仍然住着許多等中六合彩、抽iPhone、八號風球「打到嚟」的典型香港人。立足這個據點,我們除了可以目擊樓價升跌(又或只升不跌),更能夠觀察「香港人」的生活習性、消費模式。

沙田第一城商場的轉變,恰好說明這一點。屋苑內有兩個商場,由大馬路分隔,比較陳舊的以往叫「銀城商場」,另一邊的叫「第一城中心」(被街坊稱為「新商場」)。以往這兩個商場主要由小店組成,以銀城商場為例,有(門口沒賣奶粉的)藥房、文具店、報紙檔、唱片舖、五金舖、糖水舖等等。我試過在文具店被東主母子恫嚇「唔買唔好搞」,也嘗過在時裝店老闆慫恿下,買下人生第一條名牌牛仔褲(事後發現並不合穿)。這些小店,服務態度不過爾爾,貨品價錢、質素也明顯參差,不過起碼讓居民大家有得揀——買大卷廁紙,可以入超市,也可到藥房門外玩層層疊遊戲,揪出合心意的一排廁紙。

商場翻新 焗買百佳「仲方便」

直至2005年,我家已經搬離了第一城,屋苑內的兩個商場則面臨巨變——改為長實旗下的置富產業信託公司接手,並在此後的四、五年翻天覆地,徹底變身。以銀城商場為例,昔日的小店幾乎全部被淘汰,商場的一半面積都(順「李」成章地)改建為百佳超級廣場,其餘的商舖也盡是豐澤等連鎖店,就連商場的名字也被改成「置富第一城‧樂薈」。自此,居民要購置生活所需,幾乎都只能走進百佳——不是因為大家甘願奉「李」的名為聖,只是商場的大翻新,令居民只剩下一種選擇,亦即沒有選擇。

當然,這種批評很容易會被理解為一個懷舊支持者的片面之詞。前幾年商場完成翻新後,我確實找過一些舊街坊傾談,一廂情願地問他們會否覺得「新不如舊」。結果,我被摑了多記耳光——在公園閒坐的伯伯說,現在的商場光線充足,乾淨企理,「總好過之前」;勾着百佳膠袋回家的太太直言「而家仲方便啦」,然後不忘埋怨我等年輕人老是「搞事」,「你哋咪唔好幫襯囉!」同行採訪的記者提醒,「現在這個商場豈不是更符合第一城營造的中產感覺?」我無言,然後如夢初醒。

上述轉變,是第一城的故事,也是香港故事。同樣是2005年後那幾年,在領匯管理下,屋邨商場一樣將「貪新棄舊」進行到底,取連鎖,捨人情,迎大牌,趕小店,屋邨商場從此變樣。同一時間,香港的大型商場也進行類近的翻新工程,只是大商場內的店舖,牌子更大,針對的顧客消費力也更高(最好使用人民幣)。商場改,店舖變,既由社會環境的因素(如自由行政策、經濟不景)主導,亦與一般香港人的消費心態、模式轉變有關,就如第一城街坊的肺腑之言,「總好過之前」、「而家仲方便啦」。

這種消費心態,近一兩年走到盡頭。由幾個月前海怡半島居民遊行反對商場改造成特賣場,到上星期日的第一城居民罷買百佳行動,都顯示再離地的香港人,也開始腳踏實地,思考連串問題——有蘋果,係咪就要買?有隊,係咪就要排?有商場,係咪就要受?更重要是,我們的日常生活,究竟有沒有選擇這一回事?地溝油進佔全港食肆,我們有無得避?政府提議再建7條鐵路支線,日後我們除了用港鐵取代雙腳,還有沒有別的生活模式?

「罷」抗爭不能只看成果

初踏實地,少不免被質疑。第一城居民的罷買行動結束後,我聽見不少人擺出教授臉孔,冷嘲熱諷﹕「罷得一日有乜用?」「佔領百佳啦!」我倒覺得,所有以「罷」作抗議的行動,向來就不能單以結果論成敗。它不是要以自身的代價、犧牲來恫嚇敵人,令對方屈服,而是要向所有人展示離開體制的可能——離開百佳,我們可以多走一步,光顧久違了的街市;離開課室,我們可以繼續學習,在人生路途多走幾步。「罷」,既是溫柔而激進的行動,又是讓自己、讓身邊人回歸基本、重新思考的必要過程。

說回第一城。湯禎兆在文章結尾說﹕「當大家可以購下私人物業,那已證明憂柴憂米的日子已經稍為遠離己身,那麼是否可以為自己信奉的理念多說一句?多走一步?那不一定是什麼政治上的見解立場,所謂『品味的政治』就是對自己的好惡挺身而出去維護——選擇就是政治。」說得沒錯,如果選擇就是政治;沒有選擇,更是政治。

「沒有選擇」,是香港平民的共同處境。面對如此困境,有大人拒絕離地,罷買爛蘋果;也有孩子離開課室,學做公民。他們的做法或許值得商榷、討論,但那不成嘲笑的理由——因為,為了自己信奉的理念,為了維護自己的選擇,他們至少踏出了一步。

Who cares?至少他們都care。

刊於 2014年9月21日 明報星期日生活

Monday, September 15, 2014

關於罷課,變色龍想的其實是……




近兩個星期,香港社會打起大光燈,照出兩個版本的「中學生」。

第一個版本,叫「孩子」。上星期一,周融高舉紙牌,發起「學校家長救救孩子」行動,呼籲金手指為無知羔羊指點迷津。此後幾天,反佔中大聯盟友好相繼現身——吳秋北慨嘆「小朋友面對各種誤導威脅很危險」;陳勇認為學生像「痱滋」,只有家長才知道痛;黃均瑜形容,學生現時的處境就像被黑社會招攬,「一步步逼近犯法行為的邊緣」……總之,中學生茅廬未出、乳臭未乾、腦囟生未埋,容易被慫恿、教壞、踢入會。為了救救孩子,救救香港,大人們必須用熱線勒緊子侄,阻止孩子接觸到「罷課」、「佔中」、「公民」、「公義」等大逆不道的詞彙,以免他們成為「政治陪葬品」,斷送一生前途。

另一個版本,叫「英雄」。上星期日,學民思潮舉行「中學生政改大會」,商議籌備罷課行動,有約200個中學生出席。三天後,他們公布名單,指有88間中學的學生已於校內成立政改關注組,「數目有望再增加」。遍地開花之勢,引來一眾港人圍觀。有人抱怨說「未見自己母校名字有點失落」,更多人將「未來是屬於年輕人的」奉為信仰,希望替這班學生說聲加油。在他們眼中,中學生們雖然年紀尚輕,卻懂得關心社會,更願意不計代價,為香港民主出一分力。這片丹心,當然值得尊敬。


望見這兩個版本的「中學生」,我其實有點頭痕。過去幾年,出於好奇及自虐,我跟不少中學生噴過口水、打過交道(甚至打過交)。根據觀察,他們中間確有部分熱中政治表態,落力發聲;但有更大部分人,其實像(排iPhone 6、買六合彩的)很多平凡的香港人一樣,熱愛高舉算盤,鍾情大啖花生。罷課在即,究竟一般的中學生在想什麼?求問媒體,很少找到答案。因此,我決定拋個身出去,約幾個相熟的中學生吃個午飯,「順道」打聽他們如何理解罷課。

結果周五中午,我一邊吃着葡汁雞皇意粉,一邊聽着眼前的五個中六生在吵吵嚷嚷。他們就讀的中學位列Band one,成績不算非常突出,但區內的聲譽普遍不錯。更重要的是,它在學民思潮那份名單之中,榜上有名。因此,我以為,「罷課」一事,應該在校內鬧得沸沸揚揚。

原來不然。身為飯局中的唯一女生,劉同學率先開口﹕「吓?我哋全班同學都傾過,全班都不會罷課喎。」為什麼?「Form Six先嚟罷課?你覺得自己的成績重要啲,還是香港的前路、政改重要啲?你要揀囉!」這個說法,跟學民思潮在「罷課不罷學」宣傳單張上所寫,「學生除了需要努力讀書準備考試外,也是應該關心香港未來的公民」,恰好背道而馳。公開試臨近,學業要緊,中學生們自問十分小心。至於其他年級的同學,他們自認所知不多,但一致同意校內有關罷課、政改的討論,不太熱烈﹕「係通識堂提過吓咁囉。」

 罷課?「通識堂提過吓」


校內不是有政改關注組嗎?五人卻說,知悉很多校友為此興奮,但校內同學們,其實並不知情。說到這點,劉同學的語氣有點怨懟﹕「好似拎咗個校名出去,令人誤會,而我哋唔知發生緊咩事。」李同學則表示,知道是誰成立了關注組,但也不諱言關注組「似乎得佢一個人,好難做到啲乜嘢。」學校關注組名單一出,令網民興奮,港人尖叫(「師弟妹加油!」)。但實情是種子落下,繁花未開。中學生推動罷課要遍地開花,長路漫漫。

一提起中學生罷課,社會大眾普遍肉緊。不過眼前幾位中學生卻說,其實學校、老師、家長都不算緊張。「老師係有提起,但語氣卻顯示他們其實唔太擔心(罷課)件事發生……」李同學回想,「或者他們根本都唔覺得我哋學校有人會罷課。」那家長呢?有千叮萬囑嗎?同樣沒有。羅同學用母親作例:「佢覺得你咁大個人,都無得控制你思維啦。去做(罷課)都阻止唔到。」五人之中,除了劉同學的「所有親戚都反對」之外,其他四人的家長作風都比較自由,又或者,根本不覺得子女會罷課。

 家長教師未算擔心

不過家長唔急,周融急。提起「報料熱線」,五人均覺反感。嚴同學認為,這做法「就好似班長摘名咁,『哦!你抄功課!』」,「要令人人自危」;羅同學義正詞嚴地表明,「中學生都係社會一分子,每一個人都應該有言論自由,以及參與不同活動的自由,無理由set條hotline去批鬥人,去標籤人『你佔中』囉!」連政見比較保守的劉同學也說,「我feel唔到佢哋真係想救我哋,都係想做啲嘢,畀少少反對聲音你聽啫。」嚴同學再補充:「即係擺你上枱囉。」

坦白說,這碟葡汁意粉,我吃得有點累。他們肯定不是無知孩子(能從容分析「政黨提名」的好處),但也絕非英雄(不曾也不打算參與社會運動,最接近的一次是在反國教期間繫上絲帶)。我倒覺得他們有幾分像變色龍,隨時變色,一時面紅耳赤,一時灰頭土臉,教人很難捉摸——問他們對香港將來的看法,五人的答案都是「迷惘」,甚至打趣說,「可能人人都戴上紅領巾」;但叫他們想想方法,由今天開始,救救香港、救救自己,他們又會猶豫﹕「發聲囉。」怎樣發?「唔知呀。」

例如提到「政改關注組」,羅同學期望「佢哋可以做多啲嘢,例如派吓黃絲帶……」那為何你們不加入幫忙?我質問。「唔敢去做囉。」「我哋學校管教好嚴,未必畀。」「啲人一定話你係傻仔囉……同埋大家對政改咁多意見,你都會驚。」如是者,五個學生,你一言我一語,口水幾乎淹沒葡汁意粉。

 政治無力,變色龍也變灰

臨近尾聲,我問大家是否都執著於「政治中立」?「係政治無力感囉!」羅同學少有地語重心長,「覺得無論做啲乜都改變唔到,阿爺話乜你就話乜架啦,可以點啫?(全場靜默兩秒)係咪先?好認真咁講,呢件事要好大好大的迴響先阻止到,我哋力量真係唔夠囉,高牆的確好高好高,雞蛋無得鬥。」我突然望見五條變色龍,集體變灰。

回家路上,想起這五條心灰的變色龍,我有點心痛,但不覺得他們有錯。說到底,他們無力,他們心灰,他們「中立」,全因為大人們近年也正在做同樣的事;在擁護孩子,仰賴英雄的同時,或許我們也該照照鏡,望望自己的樣子,是否有幾分像變色龍——一種眼球突出、舌頭特長、隨時變色(以保護自己)的冷血動物。

Monday, September 08, 2014

幾代人的民主



周四黃昏,民主女神像前,我捲起衫袖,翹起雙手,旁聽中大學生會發起的罷課論壇。環顧四周,盡是鮮色的拖鞋、搶眼的短褲,以及奪目的青春。我身穿恤衫,腳踏布鞋,混在其中,明顯格格不入。

五時四十分,論壇開始,穿皮鞋西褲的蔡子強神色凝重,率先開口。身為上一代的中大學生會會長,他首先談起三十年前的自己和「民主回歸派」怎樣「很傻很天真」,錯信中央承諾,以為「民主和民族兩者可以相輔相成」。他向眼前的下一代自認「於心有愧」,表明同代人需要急切反省。聽畢,我雙唇微震,心情翻滾,幾組詞語懸浮腦海:上一代、同一代、下一代、民主。

我從來不是世代論的擁躉。但這一次,我想破例由自己出發,談一點世代。



我出生於八十年代,和許多同代人一樣,近月最常參與的假日活動,名叫「去飲」。也難怪,這代人臨近(或已過)三十,許多都自動走上人生的高速公路,結婚的結婚,供樓的供樓,升職的升職,進修的進修。踏入這個年紀,我們開始遵照遊戲規則,攀爬社會階梯,更開始渴望自己的人生裏頭,有多幾件可以實質抓住的東西,例如磚頭、證書;少一點難以量化的虛浮概念,例如「爭取民主」。

請別誤會,這一代人依然肉緊民主。我們受○三七一啟蒙,後又為天星、皇后、菜園,流過不少汗水。幾年過去,這代人離開校園,進入社會,告別拖鞋,換上皮鞋。作為曾經被放大審視的「八十後」,我們望見「民主」兩個大字,雙眼依舊發光;每晚上網,我們繼續痛罵政府,鞭撻建制,大鳴大放。但談到現實生活裏的抗爭,我們開始舉起算盤,踟躕不前。也許改變的熱情仍在,但抗爭的成本卻愈來愈大,甚至開始大得我們難以承受。

我這代人習慣遊行,從不介意付出寶貴的公眾假期,步上街頭,追求民主。但當這種表達異議的方式逐漸失效,我們也就猶豫——是不是要再委身一點、激烈一點?但激烈委身的代價,我又付得起嗎?過去幾個月,我聽過十分有心的同代人說,「每天都在問自己願意走多前、投入多少精力和時間,是否怕被捕」;更聽過許多同樣有心的朋友說,「我支持佔中,但真的參與不了。」這代人不是沒想過盤坐公路,爭取民主,但面對走上了高速公路的人生軌迹,我們逐漸不知所措。

人大落閘,群魔亂舞,這一代人其實不太憤怒(至少與上一代相比),甚至有點故作漠然——不是不着緊,而是大家心底根本沒抱有太多的幻想,也不曾真正相信中央會賜予民主。也許是過往的經驗影響,我們始終堅信民眾的力量有能力改變社會,正如大家仍然反覆提及的反廿三條、反國教運動。只不過我們中間有許多人,也寧願將改變社會的棒子,交付穿拖鞋的下一代——哪管我們或許從未握緊那根棒。這代人最近怕看新聞,有時更喜歡看《香港人漂流記》,讓自己入睡前暗自猜想﹕其實趁年輕移民台灣,可不可行?

 太多人在尋求退路

這個星期,我第一萬零一次聽見有心人慨嘆「香港已死」、「這是民主最黑暗的一天」。在這一天,我倒想問同代人,也問問自己,如果不願漂流,如果仍要爭取光明,除了交棒,我們這一代究竟還願意付出什麼?

許多人喜歡用「未來是屬於年輕人的」來為自己開脫。九月一日的開學禮上,中大學生會會長張秀賢發言,表明「我們避無可避亦退無可退」,鼓勵同窗毅然面對時代的挑戰。 無退路,可能因為時代挑戰,更可能因為太多人在尋求退路。

過去幾天,民主風雨飄搖,幾乎石沉大海。走在最前,甚至嘗試出海打撈的,再次是香港最年輕的一代。他們生於九十年代,與彭定康素未謀面,對回歸前的香港沒有絲毫印象。他們知道○三七一是香港社會重要里程碑,但同樣曉得這塊石板跟自己沒太大關係,因為他們中間,更多人都是因為「反國教」而關心政治(或被政治關心)。

這一代人沒有「民主回歸」的包袱,也沒有「和理非非」的偏執。為了民主(當然他們當中有許多未必真的單純為了「民主」),他們既在網上大呼小叫,也逐漸活躍街頭,成為抗爭的中堅分子——七月二日預演佔中,被捕的511人當中,不少都是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可以預期的是,未來這段「長期民主抗爭」當中,他們的角色會愈來愈吃重。罷課是第一步,不過他們似乎也不打算為之後鋪排退路。

 大人有做好本分嗎?

周四黃昏,我在民主女神像前為學生們的拖鞋、短褲和青春感動,但同時也禁不住在想——為何年輕人永遠都是爭取民主的先頭部隊?因為「未來是屬於年輕人的」?因為他們才有時間、夠天真,可以扮演《國王的新衣》裏那懵懂小孩的角色?還是因為大人們都未曾做好本分,一邊抗拒交棒,一邊推卸責任?

這幾天,佔中策略引起爭議。為此,我翻揭戴耀廷去年的訪問,嘗試重溯運動的起點,然後發現這場運動最錯的,不是教授口中的「嚇不死中央」,也不是網民愛講的「只講不做」,而是——中年人的付出太少,年輕人的參與太多——明顯有違初衷。這不是佔中三子的問題,而是如蔡子強所說,乃需要一整代人急切反思的問題。

這個星期,有一代人明顯在哀鳴。人大一錘定音以後,方志恆感慨(「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戴耀廷擊鼓(「香港民主進程及一國兩制最黑暗一天」),蔡子強悲嘆(「這也是民主回歸派落幕的時候」);湯家驊在鏡頭前痛哭流涕,然後撰文說自己「萬念俱灰」、「心灰意冷」,過去十年從政的努力,就此付諸東流。

這種心情,我同情、理解,但同樣有保留。上一代人為了香港民主,既有心,也做過許多好事,這是《前途解密三十後》雖然遺漏但也推不翻的客觀事實。不過問題是,現在回想,這些好事,當中有許多原來都是「好心做壞事」,一代人的理想,一代人的赤子之心,被利用了,被暪騙了。

 重拾勇氣 反思自己願付出什麼

現在肯定不是冷嘲熱諷、追究責任的時候。然而,在這個波瀾壯闊的時代,前浪除了被推走(當然,實情是更多不願被推走)、悲鳴、落幕,甚至學效周永恆,自認人渣,激動道歉,究竟還可以做什麼?是繼續高舉「未來是屬於年輕人的」?還是拒絕推諉,在關鍵時候脫下皮鞋,把餘下人生奉獻馬路?我不屬於那一代,無法代答,更不想質疑。我只想上一代人在沮喪的同時,也不忘拾回思考的勇氣﹕「我願意走多前、投入多少精力和時間?是否怕被捕?」

已經上位的上一代人,是時候為下一代做點好事。去年明志的佔中十死士,本來有這樣的意思,可是中央機器一發動,十個佔中的中年——特別是從商的三個——有人疾呼「我恐懼」,有人的專欄被裁,有人被突然轉軚。上一代人是當下社會的主流,他們肩上膝下滿是包袱,要守要鬥,比起之後那幾代人,肯定更艱巨、更險峻。只是,大家願意看見高牆之下,只有短褲和拖鞋嗎?

期待幾代香港人翻滾心情,反思歷史,叩問同代。然後一同捲起衫袖,踏上征途。

Tuesday, September 02, 2014

助人以後 自救之前




星期二讀報,瞥見機構問卷調查結果發現,有近四成受訪長者,過去一星期乘車時無人讓座,求座時甚至曾被罵「黐線」,心情十五十六。兩天後,聽見(平日大概很少讓座的)田北辰再次公開呼籲,要立法規定「低頭族」抬起頭顱、遠離座位,我的眉頭自動自覺,七上八落。

這不是我們近來認識的香港人面貌。過去兩個星期,身處香港,你會發現天若有情,人間有愛:打開面書,朋友掏空冰格,勤力洗澡,既出錢又出力,不過為了呼籲世人體驗痛苦、關心病患;翻開報章,平民百姓掏心掏肺,為唐狗「未雪」震怒,怒吼港鐵草菅狗命,冷血成性,甚至發起簽名行動,打鑼打鼓,聲討罪魁。這兩星期的所見所聞告訴我們,「拔刀」已經成為香港最受歡迎的運動項目,「助人為快樂之本」明顯是每一個香港人的做人底線。

 人人化身「利他」擁躉

皺眉,也因為它與香港人素來的習性,徹底相違。一直以來,小學老師教導學生「為善最樂」,每逢「便服日」、「賣旗日」,定要打爛豬仔、慷慨解囊;大眾傳媒提醒觀眾,慈善是城中大事,必須「星光熠熠」、「萬眾同心」,將滿城歡樂、總理歌聲和捐款熱綫,直傳萬家;手機鏡頭警告網民,遇見(疑似)老人家、孕婦固然要賜座,若果不幸碰見攝錄中的鏡頭,更加要加緊步伐,飛身彈開,否則肯定成為網上人辦、指罵對象……有教育、媒體、(網上)法庭三管齊下,就算未讀過書的香港百姓,也化身成為「利他主義」(altruism)的忠實擁躉。

然而,事實擺在眼前。沒錯,有些時候,香港人會自動蹙起眼眉,做盡淋冰、救狗、買旗等人間好事,但有些時候,我們會選擇合上單眼,垂下頭腦,安坐原位,對所有(疑似)長者、孕婦、窮人、賣旗義工的呼求,置若罔聞,「你死你事」。香港人對雙頭筆、雙面獸和雙重標準情有獨鍾,早已是街知巷聞,但現在的問題是,他究竟因何變臉?什麼時候他會像月台上那不止三十八個的旁觀者一般冷血?又有什麼時候會模仿大慈善家的身影,將雪櫃的冰塊、嬰孩的眼淚,連同人性的光輝,一併(在鏡頭前)發揚光大?這堆問題,恐怕並不易答。

人類究竟是冷漠還是熱血的動物?美國心理學家Daniel Kahneman曾經伙拍同僚進行測試,他們安排兩個參加者進入實驗室,給其中一個二十大元,並告訴他,現在他有以下兩個選擇:(一)跟另外的參加者均分金錢,各得十元;(二)只給人兩元,剩下來的十八元,全部是自己的。實驗的目的,旨在測試參加者的內心,究竟會傾向(某程度上)「利人」,還是「利己」?結果恐怕出乎許多香港人意料——有四分之三的參加者都選擇與不知名的陌生人均分金錢。

實驗結果,豈不證明人類先天血液發燙,堅信為善最樂,福有攸歸?倒又未必。有經濟學家後來反駁指出,以上實驗最少有兩大盲點:(一)參加者的選擇只有「給錢」一種,當然不難選擇,但若然他們可以選擇奪去陌生人的金錢呢?情况就會逆轉;(二)整個實驗都在旁人的監察下進行,參加者自然會作出合乎道德、緊扣期望的「正確選擇」。曾經在暢銷著作Superfreakonomics引述這連串實驗的作者Steven Levitt和Stephen Dubner,總結得直截了當:「只要有效誘因,人的善惡都能被操縱」。

 助人不過為了「快樂」

換句話說,「助人為快樂之本」和「施比受更為有福」其實說得一點也沒錯,許多時候,助人不過為了「快樂」、「有福」——於是總理們高舉支票,援助災民之餘,不忘要求與藝人合照對唱;於是百姓提起冰桶,體驗痛苦之餘,也不忘拍下紀錄,轉身上載,以饗各方友好……助人,實質是自助。那麼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讓座呢?除了老人家的微笑點頭,以及後生仔的手機鏡頭,還有沒有其他誘因,讓大家身體力行,離開座位呢?可能沒有。當「不讓座」能擁抱的私欲,比起「讓座」所帶來的滿足,來得更大,大家的屁股,自然緊貼座位,聞老不動。

以上說法,難免泯滅人性、扼殺真心。但我們真正要問的也許是:為了自助而助人,究竟有沒有問題?近日拜冰桶挑戰所賜,類似的討論被擺上枱面,七嘴八舌,吵個不停——有人一盤冷水照頭淋,認定行善者只為曝光、貪玩、跟風,千方百計也要聲討;亦有人將「起碼幫到人吖」視為堅固盾牌,迎接冷水,抵擋亂箭……誰是誰非,一時之間明顯沒有確切答案。

一星期過去,冰溶了,雪化了。熱潮遠去,倒讓人禁不住在想:撇去個人私欲,就當讓座、救狗、淋冰水,都是值得歌頌的好事,但除了以上這些,在這個「愛」字氾濫卻又缺乏的年代,如果要繼續愛長者、貓狗、病人,我們還可以做什麼?「關愛座」沒有保障是鐵一般的事實,那長者退休後的生活呢?又有沒有保障?動物在城市行動,以至生存的權利呢?各類病人求存的尊嚴、權益呢?行善是覺醒、關注的切入點,但我們絕對不能就此滿足,在起點線駐足,反而要將銳利的目光,由個別的「不幸事件」,轉移到集體的現象,並藉此尋找真正值得批判的體制,揪出必須鞭撻的真兇。

 毋須助人,只要自救

我不喜歡站在高地俯瞰眾生,也不認為,為了曝光、貪玩、跟風而助人有太大問題。不過在「自助」以後,我們同樣要問自己,若然要真正在這個城市活得「快樂」、「有福」,買旗、淋冰、讓座、做義工,是否就足夠?若不,香港還欠什麼,我們如何自助自救?

醞釀多時的終極(保守)政改方案即將揭盅,筲箕就在頭頂,佔中如箭在弦,很難不讓人心情十五十六。在這歷史關頭,香港人是冷漠還是熱血?是蹙眉還是閉目?以上問號,就取決於你我的一念之差。這次我們毋須助人,只要自救。


刊於20140831明報星期日生活

Monday, August 18, 2014

不可一不可再 向政府說不


8月中旬,北京開始高舉風筒,政府暗裏耍小動作,愛國人士繼續厚着臉皮,奉勸市民為香港未來,獻上菊花。毫無疑問,政改方案的底牌、700萬市民的取態,一同臨近決算。

決算前夕,想說點私事。這兩個星期,我懷疑自己染病了。


病徵如下﹕每晚看電視,一到廣告時段,例必坐立不安、嘴角上翹、冷汗直流;到「那個」廣告真的出現,就會全身發抖、心跳加速、七孔冒煙。與此同時,我又聽見在銀行當teller的朋友分享,近日每逢聽見客人說「有票(要入)」,都不期然眉頭一皺,然後滴汗;愛好環保的鄰居,捧着舊衣物到慈善團體,被問「(啲衫)真係唔要?」,立即狂打冷震、猛抽涼氣……病入膏肓的香港市民,明顯不止我一個。

「那個」電視廣告,是政改的最新宣傳片,片長15秒,先播出歷年示威遊行的畫面,接着旁白男聲用勸人戒毒的口吻,自問自答﹕「想變?2017有得普選!」最後,全黑畫面打出大剌剌的六個白字﹕「有票,真係唔要?」這兩個星期,宣傳片進駐電視黃金時段,日播夜播;同款的燈箱廣告,則在各大車站月台,不停插旗,誓死洗淨全港市民的眼球,以及腦袋。面對如此局面,我頭暈、不安。

不安,可能因為我向來跟亞視一樣,討厭廣告。翻開社會學課本,我知道廣告從來不是善男信女,它的存在,不是為了填充節目之間的空隙,而是為了填滿大商家那深不見底的荷包。為了達成目標,它努力翻弄符號、吸引注意、挑起欲望、產生信任、促使行動。電視黃金時段比黃金更加昂貴,因此廣告要一矢中的,賣的,從來不是實質的資訊、貨品,而是虛構的形象、聯想、感覺。因此,廣告的本質,從來都游走於「勸說」和「欺騙」之間。

當然,廣告就算討厭,但終歸是個你情我願的歡樂遊戲;廣大觀眾就算真的動了心,付了錢,最少也獲得新商品和大符號。倘若真的涉及欺騙,也有消費者委員會從旁監察,保障權益,你我着實毋須不安。

 政府賣廣告 靠嚇定洗腦?

但如果賣廣告的,是政府呢?恐怕又是另一回事。政府宣傳片(API),全名Announcement of Public Interest,乃港英年代的產物,與當時政府的管治方針一脈相承。它要做的,顧名思義,便是就着與公眾利益有關的議題,作出宣告。盤點過往片段,我們可以得知昔日的政府廣告,通常可分為三大類。

第一種,用以警告,無論是「小心扒手,保管好財物」,還是「生命冇take2」口號,都旨在「靠嚇」,希望市民做好人、防罪案;第二種廣告,多在新政策實施後(如「長者醫療券計劃」),反覆播放,傳遞資訊;第三種,將「公民教育」擺上枱面,鞏固觀念、宣揚意識,提醒大家「兩個就夠晒數」、「尊重不同價值」、「調解為先」。三種宣傳片,三種目的,卻都為了public interest而announce,大家當然沒有異議。

直至4年前,第四類宣傳片現身。當年的政改諮詢討論陷入僵局,為了搶佔先機,曾蔭權政府不惜做壞規矩,打出「政治廣告」王牌,一邊呼籲「信任讓夢想成真」,一邊質問「原地踏步點會有進步?」結果先例一開,規則一壞,政府愈來愈傾向就尚未落實,甚至極具爭議的政策,大賣廣告,鼓動民意。

近月例子,有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的廣告,找來地政總署署長現身說法,重申「新市鎮發展成就了香港的成功故事」;三堆一爐的宣傳片,請「理想主義者」林超英發表高見,勸香港市民「面對現實」……第四類廣告針對輿論,暗中發功﹕它的本質,不是announcement,而是propaganda;它的用意,不在「與市民對話」,而在「要市民聽我話」;或許它真箇為了「公眾利益」着想,但這裏的public interest,卻肯定採用政府定義的版本。
 隨意歪曲市民訴求

近日令香港人集體眼盲的「有票,真係唔要?」廣告,是第四類廣告的最新變種。比起前作,它更精簡,更直接,同時更加病態。它的病徵如下:

一、態度欠佳。Fear appeal是政府宣傳片的慣用伎倆,用在「酒後駕駛」、「打風觀浪」一類處境,向來行之有效。問題是,這次廣告宣傳的,以「有商有量」為號召(或幌子)的政改諮詢。眼前明明是滿佈灰色地帶的議題,它卻用「非黑即白」、「all or nothing」的態度來邀請「對話」,現在究竟是誰在威脅誰?

二、歪曲訴求。旁白說得沒錯,「想變」、「有票」,確實是許多香港人的人生志願,但廣告刻意隱瞞的是,大家對於「變」和「票」,不是毫無要求。我們希望自己手中的票,能夠投給真正心儀的候選人;更希望香港社會的改變,是朝着真正以民為主的方向而行。

面對這種將public interest置之不理的政府API,我們當然要義不容辭,矢志說「不」。然而,老老實實,回歸現實處境,除了(繼續)罷看電視、打爆燈箱,我們還可以怎樣說「不」?更重要的是,政改方案即將出爐,面對比全港市民身高加起來都要更高的提名門檻(傳聞需要過半提名委員會成員支持),面對俯身獻花、打算「袋住先」的親朋好友,立於高牆之下的我們,又可怎樣說「不」?這是每個人都要思考的問題。

為了防止舊病復發,我近來決定關掉電視,改煲舊碟。前兩晚,重溫了去年在港上映的智利電影《向政府說不》,感覺應景。電影由歷史改編,講述1988年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基於國際壓力而舉行公投,由人民決定,是否讓他再執政8年。這場原本形勢一面倒的公投,因為獲邀替反對陣營構思廣告的主角René力排眾議,炮製出一段容易入口、幸福滿瀉的廣告,而告逆轉。反對派與智利百姓,贏得一場不可能的勝利。

我貪心,看電影既要「有嘢睇」,更要「有嘢學」。連夜煲碟,我發現裏頭最少有兩點啟示,值得一記﹕(一)廣告威力強大,永遠要小心提防。它擅長玩符號,搶注意,造信任,令敵對陣營也不自覺「哼你首歌」,甚至「聽你支笛」;(二)廣告強大,擊中要害的廣告威力更強大。智利的反對派跟香港的一樣,主張拋頭顱、灑熱血,控訴「酷政不仁」,繼續向天呼喊「民主」、「自由」、「人權」。但主角卻決定放下舊論述,採用新說法,游說沉默百姓(中年婦女、年輕選民),放下菊花,立地成人,結果相當奏效。

 旨在喚醒沉默的大多數

這也是香港的處境。我們面前,同樣是高牆、假投票、假改變;尚未死心的我們要游說的,也是主張「袋住先」的沉默大多數。智利那場旨在說「不」的戰事,最後遍地開花;那身處香港的我們,又應該怎樣向政府,向北京,向親友,打好這場「不」的戰爭?廣播條例所限,我們不可能賣15分鐘的電視廣告,更要受州官們每天(無限個)15秒的重複轟炸,究竟有沒有還擊的可能?

平民百姓不能賣電視廣告,但我們可以各自在自己的崗位,成為廣告,結集連線,星火燎原。問題是,捫心自問,你會怎樣用自己的方法,賣這個廣告?是舊論述,還是新說法?是敲鍵盤,還是用嘴巴?

臨近決算,香港人,你的「不」是怎樣的?


刊於20140817明報星期日生活

Monday, August 11, 2014

插眼掩臉真人騷


前幾天,跟舊同事到酒樓打邊爐,因為遲到,被迫坐在電視機下面。除了《忠奸人》的懸疑音效有點吵耳,其他一切原本安好。直至十點半,鄭裕玲的聲音響起,全場食客突然放下碗筷,一同轉身,將目光投射到我上面——那部電視機,我有點靦腆。幾分鐘後,觀眾們按捺不住,紛紛化身流行文化評論人,互噴口水。「好假!」「好不安!」「好得人驚!」等感想,不約而同地在各檯響起,我大開眼界。

這個教人口水、眼淚一同奔流的節目,是電視台最新炮製的真人騷《沒女大翻身》,找來被(無綫)視為「沒樣貌、沒身材、沒青春、沒家底、沒成就」的7個平凡女人擔任主角。節目首先剖開主角們的個人歷史、內心世界,然後邀請專家導師從天而降,協助她們「大改造」,由外到內、再由內去返外,扭轉命運,重獲新生……結果,當然是引來大眾的一致怒罵。

大家知道,批評電視是我的畢生大志。於是過去幾天,我收到有識之士熱心送來的大小問號——「這節目明顯將社會學大師Pierre Bourdieu口中的『符號暴力』發揮得淋漓盡致,你認為對嗎?」「TVB為了搶收視、掀話題,不惜挑起各種矛盾(男女之間、中港之間,甚至電視台與觀眾之間),你同意嗎?」「製作人將女性擺上枱面,貼上標籤,絕對有貶低天下女性之嫌,你覺得對嗎?」

這些問題,我暫時不打算答覆,因為:(一)節目才播出了四五集,只有一個主角出了場,當下解構符號、分析矛盾,明顯時候尚早;(二)以上問題,全部沾上有識之士的口沫,但普羅大眾的口水又何去何從?他們之所以惴惴不安、破口大罵,是因為「符號」、「矛盾」和「標籤」嗎?恐怕不是。香港人對電視的感情,向來深入骨髓,直插肺腑,那為何這次群眾集體轉身,甚至與有識之士約定,示範插眼,表演掩臉?

於是進出酒樓、流連網上,發現這場真人騷犯眾憎、惹眾怒,有三大原因。
 犯眾憎三大原因

一、「好假!」《沒女》出街後,許多人質疑:為何會有人願意上鏡,被糟蹋、恥笑、辱罵?身處那所謂的「心靈劇場」,主角們怎麼會願意將自己的秘密,在幾百萬八公八婆面前公之於世?如果不是錢作怪,還有什麼解釋?真人騷的真實性被質疑,大眾自然摒棄。

二、「好不安!」節目以「真人真事」作號召,於是製作組將主角們的人生、情緒,赤裸裸地展示人前,毫不忌諱。廣大觀眾被迫一同揭發主角「逼母親替自己還債」,目擊鏡頭下的真人喪叫、嚎哭、崩潰。現實太殘酷,真人太真,觀眾的心情當然跌落谷底。

三、「好得人驚!」平民百姓打開電視,大部分只求快樂,不為其他。他們希望在小箱子出現的房子大一點、食物看起來可口一點、女星樣貌好看一點,就算不符合實情,總算看得舒服。但這星期亮着電視,大家卻發現面前的7個女人,全部不是慣常的camera face,不單「過於現實」,更加「好得人驚」。

有別於文化人、學院人針對節目隱含的符號、附帶的標籤來抨擊,普羅大眾心底最關注的,其實是「真人騷」——這種香港電視史上並不多見(與外國相比)的節目類型——虛假、殘酷、揭人陰私,究竟有沒有問題?它的存在,是對是錯?

這幾天讀了美國傳播學者Wendy Wyatt與Kristie Bunton編著的The Ethics of Reality TV,此書要解答的,正正是以上那串問題。編者在序言部分提出,大家在思考(甚至是攻擊「真人騷」)之前,必須先留心兩點。

 美國學者的兩點思考

第一,作為節目類型,真人騷注定品流複雜。香港電視台少有製作真人騷(也許因為電視台太少),但其實近十多年在外國,它是極其流行的節目類型。在這個大環境之下,真人騷的內容自然百花齊放,愈出愈多,有的追求競技(如Amazing Race);有的講求平凡(如Little People, Big World);有的則是比《沒女》玩得更盡更狂更放的「整容騷」(如Extreme Makeover)。因此,要評論真人騷,我們要先分門別類,後抽絲剝繭——例如說,《沒》跟外國的self-improvement show相比,有否過了火位?外國的真人騷會否公開主角接受心理治療的過程?

第二,我們要解構製作,更要捕捉觀眾反應。「真人騷」的弊病,大家其實老早心知肚明。它有時作假(例如有劇本),有時說謊(例如用剪接),更多的時候玩弄定型,揭人陰私,放大毛孔,怎看也是破壞人類文明的流行文化大毒瘤,但Wendy Wyatt與Kristie Bunton卻提醒我們,就算以上指控全部成立,但觀眾們究竟介不介意,又有沒有受到影響?要評論真人騷,我們要拋開刻板的原則,在聲討製作人所作所為的同時,也要留心觀眾的即時反應——《沒》明顯是一個立心不良的節目,但香港觀眾有否因而被騙,就此認同「沒女需要變女神」這個節目宗旨?明顯需要多點時間,慢慢驗證。

 「無添加」還是「修飾的現實」?

The Ethics of Reality TV書中引用《時代雜誌》電視評論人James Poniewozik所言,「『真人騷』的好與壞,從來不是一條『對或錯』的選擇題」。作為觀眾,我們既要留心黑白之間的大片灰色地帶,提防節目的「毒素」,或許更要質問自己——既然《沒女》注定有錯,「真人騷」未必有罪,那麼我們心目中理想的「真人騷」究竟應該是什麼樣子?它應該講求「無添加」的真實(就像《沒女》般將參加者的真實人生裸裎人前),還是經過適量修飾的完美「現實」?如果真人不完美,甚至「得人驚」,注定令你不安,教我怪叫……這樣的「真人騷」,我們應該歡呼,還是掩臉?

回到最原始的問題——大眾之所以討厭《沒女大翻身》,除了因為它是確立定型、挑起矛盾、亂貼標籤的「有毒節目」,還是因為主角長得其貌不揚,現實也殘酷得令人不安?若是後者,那麼面對現實生活那些並不完美、甚至「人見人憎、車見車撞」的真人,大家又會如何看待?

真人騷有問題,真人騷的觀眾也不見得沒有問題。


刊於20140810明報星期日生活

Monday, August 04, 2014

實况不見了



上星期,無綫劇集《我們的天空》播出名為《同根生》的單元,講述一個新移民來港飽受歧視,掙扎求存的故事。那個晚上,我獨坐梳化,除下黑紗,戴上眼鏡(有色的),追看電視。結果,全程心有玻璃,口噴涼氣,最後徹夜輾轉難眠。睡不着,或許因為心繫黑紗,更可能因為壓在心底的三個大字—— 「實况劇」。

請別誤會,對於「實况劇」,我情有獨鍾。幾個月前,多得港台網站的「經典重溫」,我得以與爸爸並肩而坐,兩父子一邊鯨吞檸檬夾心餅,一邊欣賞了幾十集最早期的《獅子山下》。對於這齣「普及文化經典之作」,我本來沒有太大感覺,但那段日子每天追看,就漸生情愫。事後回想, 我喜歡《獅子山下》,除了因為身旁的觀眾,更因為作為(好的) 「實况劇」,它做到三件好事:

一,它勾起回憶,拉扯情感。

每次看劇,爸爸定必變身大細路,笑逐顏開,雙眼發光,全因電視裏頭,有他的私家回憶、成長記號。爸爸是呂大樂口中的第二代香港人,小時候家住黃大仙徙置區,在橫頭磡波地踢過西瓜波,在獅子山腳一帶留下過不少腳毛。《獅子山下》將陌生童年重現眼前,令幾近遺忘的事物變得觸手可及,他的心情,自然翻滾。

二,它令我和爸爸有話說。

看劇之前,我只打算做個孝順兒子,專注遞上紙巾、遙控器和夾心餅。但看了一半,開始按捺不住,就着父親和香港人的身世,連珠炮發,不停追問。我未住過徙置區,未聽過「樓上閂水喉」,但看了「實况劇」,我對爸爸和香港的昔日實况,都多了認識。文化歷史、隔代故事,透過戲劇,薪火相傳。

三,它教我認識香港人。

對許多後生仔來說, 「七十年代」、「獅子山下精神」似近還遠,乃親切但陌生的港式詞彙。《獅子山下》以小見大,由小人物的小故事出發,繪影繪聲地展示大時代的大面貌,看過劇集,我重新學習詞彙(特別是「香港精神」這種結構複雜的詞語),更大致觸摸到香港人引以自豪的黃金歷史、集體心情。

被群眾摒棄的實况劇

好的實况劇,正視記憶,反映事實,能令爸爸開眼,教我微笑;那麼被群眾摒棄的實况劇呢?下場可能跟上星期的《我們的天空》一樣。

《我們的天空》,無綫電視的重頭新作,由當年「一手帶大」《獅子山下》的前廣播處長黃華麒出任監製,表明希望「透過高家五口面對的不同處境,帶出連串香港人高度關注的社會問題」(跟《獅》一模一樣)。電視與民生脫節多年,敢於介入社會、矢志反映現實的《我們的天空》,照道理應該是無綫的「誠意之作」。

可是「誠意之作」變成了「投誠之作」。上星期《我》的單元《同根生》,將「中港矛盾」擺上枱面,勸告港人「本是同根生,何必打毒針」,結果一句擊起千重浪,引起公憤,投訴過千——彭浩翔亮出毒舌,怒罵劇集「淺薄幼稚、廉價造作」;網民收起毒針,直斥這齣「維穩劇」醜化香港人,美化新移民,不副事實,有辱「實况劇」之名。

這邊廂,觀眾為實况落空而憤怒;另一邊廂黃華麒卻出來解畫,強調劇集根據事實編撰, 「我們見過許多新移民,亦了解過他們的生活,是有根有據寫出來」。他更表明,實况劇受抨擊乃「預料中事」,正如當年的《獅子山下》,一樣備受各方攻擊, 「甚至要剪咗成場戲」……對於「實况劇」, 雙方明顯各執一詞,互不退讓。

實况劇最後有幾「實」?

那究竟《我們的天空》是否反映社會現實?香港的新移民,臉孔究竟似朱璇,還是像厚多士?香港人又是否個個面目猙獰,視外來者如洪水猛獸?這些題目,內容空泛,例證成疑,就算是最權威的社會學者,一樣無法作答。作為觀眾,我們反而應該思考的是,究竟什麼是「實况劇」?我們對它,又應該抱有多少期望?

於是這幾天,為了尋找答案,重溫劇集,翻揭書本,結果全程心有玻璃,口噴涼氣——因為我發現「實况劇」會做好事,原來也會做壞事。

首先,它未必反映現實。實况劇以「實况」作招徠,但說到底,還是戲劇的一種。英國電影學者Alan Rosenthal 編撰Why Docudrama? Fact-Fiction on Film and TV 一書, 解構歐美多齣實况劇(docudrama)。他在書中引言便明確指出,多年以來實况劇最引人詬病之處,是它與真正事實關係曖昧,容易誤導觀眾。同為此書撰文的電視製作人Jerry Kuehl,說法更白: 「實况劇講的,都是關於真實人物的謊言(lies about real people)。」

港產實况劇一樣說謊。黃華麒接受訪問時曾說,《我們的天空》由構思到完成,一共用了兩年有多,其中最花時間的,是蒐集資料的工夫。這些工夫沒有白費,於是在《同根生》裏面,新移民主角的每一件經歷,無論是被港人歧視,抑或排隊打尖,看起來都熟口熟面,明顯有事實根據。但問題是,這些經歷是不是事實的全部?

哪個香港被刪去?

近年社會撕裂,一個香港變成了兩個香港,一個現實也變成了兩個現實。時間所限,實况劇的內容,往往需要刪減剪裁,那到最後什麼事實留下?哪個香港被刪去?這雙問題,既取決於幕後人員(甚至是管理層)的態度,也決定了實况劇最後有幾「實」。

第二,實况劇有立場,有信息。你也許會問,實况劇不就是客觀反映社會現實的劇集?背後怎麼會有信息?事實上,就連黃華麒自己也提過,當年之所以創作《獅子山下》,是希望透過戲劇,令市民大眾「聽取我們的說法,接受我們各種觀點」。現在重溫《獅》,你會發現這齣經典劇集,縱然膾炙人口,但它的說教味道——無論是《裸跑風波》的「性教育要從小開始」,還是《安全感》的「感情比金錢更加重要」——其實都濃得化不開。《獅子山下》啟播初期被批「像政府宣傳片一般」,不是沒有道理。

背後信息符合當權者心意?

跟《獅》一脈相承的《我們的天空》,一樣有向觀眾灌輸信息的傾向——首集《望子成龍》借兩個家庭的故事,勸告天下父母撕開怪獸面具,放手容讓子女自由成長;《同根生》則借用一眾「善良港人」的嘴巴,帶出「入鄉隨俗相敬相愛加相親」(劇集主題曲歌詞)的信息。劇集背後附帶信息,從來不是問題,但當信息的內容跟當權者的心意不謀而合,甚至與民意長期違背,觀眾就必須小心提防。

實况劇是否一定會引起爭議?或許是。但請黃華麒也記住,當年對於政府低效、官員貪污等現象有不少着墨的《獅子山下》,得罪的,大多是社會權貴、政府高官;至於現在將「何必打毒針」奉為唯一真理的《我們的天空》,觸怒的,卻是在太平山下徹夜難眠的廣大百姓。

如斯轉變,恐怕不是一句「時移世易」能夠解釋。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0803

Tuesday, July 29, 2014

她做錯了什麼?


周五早上,鬧市報攤旁的人流,比往日流得更加緩慢。路人的視線,不約而同地集中在報檔當眼位置那兩本雜誌上面,有的目不轉睛,有的若無其事。前面的辦公室女郎,瞄過標題,輕輕向身邊人拋下一條一百萬問題,然後,她的友人默不作聲,身邊路人竊竊私語,報檔的行人路繼續閉塞。

「其實我唔明,究竟她做錯了什麼?」

六年後再現問號

實不相瞞,這條問題,我思考了足足六年。六年前,陳冠希與一眾女星的裸照被公開,全城嘩然(同時結識「朋友」),群眾聲討(不忘偷看「閃卡」)。翻揭一連十多日的頭條報道,我不禁要問:這些藝人究竟做錯了什麼,而要落得「無限期退出」,甚至改名換姓的下場?是錯在男星濫交,有違社會傳統?是錯在女星撩人,傷風敗德?還是錯在雙方大意,攝下片段卻被人盜取發放?我的頭頂,滿是解不開的問號。

六年後的今日,馬賽落難,媒體尖叫,我摸摸頭頂,再見問號——藝人在私人地方穿性感內衣,舞動身體,取悅伴侶,究竟錯在哪裏了?愛,從來都是跌跌撞撞的學習過程,本來就難分對錯。何况就算錯了又如何?如馬賽受訪所言——有誰未嘗過在情到濃時,放低戒心,擱下理智,以為盡量滿足對方要求(不論是獻上名貴手袋,還是拍下豔舞片段),就是真愛?那為何當事人要遭受責難,明明是自己的私隱被公開剝削,無人維護之餘,更竟然要開記招,向全港八公八婆公開道歉(何韻詩語)?有說她身為藝人,就有責任做好榜樣,改良社會風氣,教化天下眾生……拜託,那不是藝人,是聖人。

這些年,許多人都愛把「藝人也是平凡人」掛在口邊,並以此呼籲這些「平民」面對政治,堅持發聲。然而,一旦論到愛慾情事,大家自然掉轉槍頭,狂搬龍門:花旦小生在家中親熱,是天下第一奇聞,要登上雜誌封面; 娛圈玉女「是否處女」、「何時失身」,是娛記最關心的議題;馬賽喜歡同性,是「搞斷背情」,理應被教訓、雪藏、再教訓、再雪藏……但明明「親熱」、「失身」、「同性戀」這些詞彙,老早已經收入普羅百姓的日常字典,絕不新鮮。性愛本是平常事,這次全城責難馬賽,說到尾,其實就是在責難正常不過的情慾性愛。

不過話說回頭,百姓之所以將正常情慾視為終生污點,也全因為大眾媒介在旁推波助瀾,替藝人盤點情慾,劃分對錯——八卦雜誌封面刊登裸照,標題大刺刺地寫着「馬賽淫上絕路」,指其清純形象一夜間(被)破產;暢銷報章連日追擊,直斥主角不單「講大話」、「扮純情」,事發後更加做出「揸車亂切線」、「氣定神閒去飲茶」等天地不容的惡行;電視台勒令她即時停工,更安排在鏡頭下交代事發經過、心路歷程,最後將訪問片段,連同她的淚水,一同上載mytv,大肆宣傳,吸引點擊……再像禽獸的香港人也看得出,這次媒體一錘定音、未審先罰的做法,明顯是禽獸不如,卑劣不堪。倘若馬賽有錯(頂多是「愛錯」),那左手教育、右手荼毒的大眾媒介,則肯定大錯特錯。

道德市場兩藉口

藝人無罪,媒體有錯,從來不是新鮮觀點;八卦雜誌刊登藝人裸照,同樣有迹可尋。那為何多年過去,報刊仍然繼續淫賤,媒介依舊沉迷犯錯?原因很簡單——媒體每次出事,總有人搬出藉口,為報道開脫,為娛記呼冤,令事情不了了之。批評商業媒介,往往要跨過兩個難關。

第一關,名叫「道德」。這個關口,堅持天地有正氣,做人要頂天立地,媒體有責任教化社會,令男女老幼思想貼近常識,行為符合傳統。馬賽落難,雜誌貼裸照、放飛劍,明顯是要警惕世人(尤其是女人),引以為鑑,既要學習保護自己,更要小心辨別何謂「情慾正宗」——總之就不可能跟情趣內衣( 或許該穿樽領睡衣) 、同性戀( 「那就不能繁衍後代!」)、酒店房( 「一定有錢銀交易啦!」),扯上任何關係。道德論者認為,將全人類的福祉建築在馬賽一人的痛苦上面,當然值得。

第二關,在於「市場」。過往商業媒介出事,經常以此作護身符:我們不過是貼合大眾口味,滿足百姓的求知慾。雜誌淫賤是事實,但讀者犯賤更是事實,商業世界,市場話事,試問何罪之有?這次馬賽出事,雜誌繼續售罄,片段繼續廣傳,不正正代表大眾授權媒體,繼續躲在「市場」背後,大放暗箭,肉光四射,直到永遠?

群眾冰山在溶化

倒又未必。從這次事件看來,香港大眾對情慾的取態,雖然看來不動如山(不信請問報檔檔主),但同一時間,冰山底端卻似乎在暗地融化——暢銷報章的報道出街以後,網上最多人讚好的留言,不是「食得鹹魚抵得渴」,而是「一世人流流長總會錯愛過一兩個人渣」;剖開大眾迴響,會發現嘲弄當事人「很傻很天真」的,固然大有人在,但也有很多人反駁「這其實是她的私隱,她沒偷沒搶,沒犯法,影片遭泄露,她是受害者」,甚至質疑身為始作俑者、左右逢源的媒體, 「一時將明哥、何韻詩捧上天,一時話馬賽爆攣情導致前途盡毁!」觀察所見,大家今次的反應,明顯有異於六年前。既然群眾有異,觀念在變,商業媒介的兩個藉口,就難再站得住腳。

那是否代表,香港人(終於)開始學習尊重不同的性∕愛觀念?這很難講。過去幾天,我只知道的是,就算電視台每晚的《瘋狂夏水禮》怎樣碧波蕩漾;無論八卦雜誌如何將「摷」、「啜」、「攬」等動詞發揚光大,環顧全港,心底裏最保守、最愛將「性」視作洪水猛獸的,從來不是黎民百姓,而是大眾媒介。否則,如何解釋馬賽何以會被電視台雪藏,被雜誌意淫上絕路?

對於愛慾情事,香港人有的喜歡若無其事,有的擅長竊竊私語,但共通點是,大部分人的觀念,一樣閉塞。觀念保守,其實也沒有問題,真正重要的問題是,對於「性」——不論是自己的、別人的、正常的、不正常的——我們到底有多尊重?

對於跟你我一樣,有情慾、會愛錯的一個藝人,我們又會付出多少尊重?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0727 

Monday, July 21, 2014

一個香港,兩次放榜


老老實實,我自小努力飾演好學生,作文偶爾貼堂,試卷通常早交,成績永遠中上,名副其實是典型(好的,又名「畸形」)香港教育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因此,對於許多人一聽見就打冷震、流眼淚的「放榜」,我向來沒太大感覺。

不過到後來,人愈大,就愈不喜歡放榜。不喜歡的原因有許多,但最重要的只有一個:它缺乏保證,半斤未必等於八両——考生十年苦讀,不保證一舉成名;八十萬平民意向,最終也可隨時縮小,變成「一些意見」。這種落差,令我狂打冷震,眼泛淚光。作為老老實實的香港人,我不喜歡這種感覺。


過去一星期,香港放了兩次榜,有人心醉,有人心碎。第一次放榜,在周一早上,主角是當屆中學文憑試的七萬考生。當日我左眼看電視,右眼讀面書,跟全港市民一起,全程追蹤七萬考生(特別是黃之鋒)的最新情况……結果,打了許多個呵欠。

文憑試放榜令我納悶,有三個原因。

一、它高度量化——教育是偉大而神聖的任務,但公開試終歸是一場羊頭高掛的大人遊戲。至於放榜,就更注定是一張有數字(以及星星)、無血性的成績表。它可以整齊地顯示各科成績,讓優劣成敗一目了然,卻永遠無法告訴我們,考生究竟下過多少苦功,寫作技巧又如何高超;所謂的等級,無法確切反映考生的能力,卻只能顯示他填寫的答案,跟model answer有多接近。當年我的同窗好友付出了200%的努力,卻只換來50%的收穫(升學機會一半半),結果他揑住成績單,認定自己是個100%的失敗者。放榜,是用成績量化「人生」、「命運」、「前途」的一場遊戲,十分悶蛋。

二、它隱惡揚善——放榜,告訴我們何謂「成王敗寇」:金榜題名的,成績單會被補習社、母校、報章,搶着貼堂,更會被記者簇擁,詢問個人生平、讀書心得、佔中意見;名落孫山的,不好意思,請躲在一旁,抱頭痛哭。如果我是今屆考生,翻開報章,定會舉手發問——這十幾個狀元憑什麼代表我,發表對佔中的看法?因為他們成績優異,是具代表性的尖子?那麼成績零蛋、考不上大學的考生,其實會不會更有代表性?放榜,往往是媒體、學校(「今年奪5**的人數有……」)、家長(「我個仔考到大學!」)隱惡揚善的內心角力。

三、它引來(不必要的)迴響——公開試放榜,本是幾萬個考生的私事。然而,香港人素來重視後代,關心棟樑。放榜就算事不關己,大家照樣豎起耳朵,勞心勞力——狀元答佔中疑被學校阻撓,於是媒體煽風,群眾點火;黃之鋒成績出爐,於是記者、網民、專欄作家一擁而上,合力圍堵。在政改風波如箭在弦的當下,一場小小的考試,竟然引來全城迴響,意見領袖互噴口水,普羅百姓爭相滴汗,黃之鋒的一句That’s enough,也是我的心聲。

我不喜歡放榜,因為它有成績、無人性,更致力將刻板的考試制度,流傳後世。但另一方面,我也得承認,考試制度刻板,但至少是一個前有規則、後有覆核的完整制度;放榜無情,但成績單上至少有名有姓,與同窗、老師、家長、考官,通通無關,就如黃之鋒所言,「自己成績自己負責」。這樣的放榜,我納悶,但收貨。

至於本周香港放的第二次榜——抱歉,我們納悶,但絕不可能收貨。

「民意成績單」更不堪入目

文憑試放榜翌日,政府啟動政改首部曲,公布公眾諮詢報告。這份成績單的「考生姓名」一欄,寫上全體港人的名字;但真正編寫的,卻是負責聆聽民意、整理成績的林鄭月娥。諮詢報告一出,全城嘩然,我把這份民意成績表掃讀一遍,然後發現,跟文憑試的放榜成績單相比,它另走極端,結果在港人眼中,看起來更加不堪。

一、它絕不量化——政府做公眾諮詢,向來少提精確數字,多講各方意見,這是事實。但當人民對政府失去信任,這種不談理據的諮詢方式,就容易為人詬病。港人對「政改民意成績表」反感,除了因為它有違大眾認知,更因為大家不相信政府——「主流意見認同行政長官必須愛國愛港」、「較多意見認為提委會要維持四大界別」……如此結論,究竟真箇來自公眾諮詢,抑或是政府一廂情願,假意歸納?政改諮詢茲事體大,一張毫無根據、等級亂搬(主流、普遍、大部分、較多、不少)的成績單,究竟能否符合七百萬考生的期望?答案,就如林鄭當年金句:不言而喻。

二、它揚惡隱善——要普選不要篩選,是許多(至少近八十萬)港人的期望。但你有你期望,我有我幻想,政府這次率先亮出篩子,示範何謂「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八十萬人的民意調查,絕口不談;個別建制區議員的表態,如數記錄。終於,整份報告佈滿魔鬼細節(「候選人數目定為二至三人」、「愛國愛港不可或缺」),善良的建議(哪怕是較為溫和的方案)幾乎一併失蹤。刪一些、添一些,民意就此被掩埋,報告於是塗成一片鮮紅。

三、迴響無用——我討厭香港太多無謂迴響,更痛恨港人的大聲迴響,時常化成幾圈漣漪,漾開了,就杳無痕迹。票已投,街已上,但政府繼續置若罔聞,報告粗暴解讀民意,我們還可以怎樣?過去幾個星期,政治上的分裂對立,由報章、議會蔓延至親友聚會。我不止一次聽見親戚說,北京受軟不受硬,你用佔中威脅,定無好下場,又損害經濟(下刪十萬字)……不如有商有量,說不定阿爺會回心轉意?「公眾諮詢報告」放榜以後,這說法自動瓦解——連民意都不能上達天庭,談何「有商有量」?我們的根據都被無視了,又如何展開「有根有據」的商討?

老老實實,如果這份報告只是政府的建議,我憤慨,但至少完全理解。偏偏這份成績單,又名為「公眾諮詢報告」——它不單關乎七百萬考生的命運,更印上了全體港人的名字,「反映」了香港公眾意見。「自己意見自己負責」這種常識,竟可落空。

除了狂打冷震,我只能眼泛淚光,學黃之鋒慨嘆一句:That’s enough.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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