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June 30, 2014

訪問鍾氏兄弟:唱到肉 時代曲





最近重溫黃霑的博士論文,讀到「一代一聲音」五個大字。
意思是,流行音樂跟一個時代的社會結構、民間感性,往往緊扣相連。
怎樣的時代,理應就有怎樣的時代曲。
對着這五個大字,我抓破頭皮。
近年的香港社會,步履蹣跚,陰霾籠罩,但主流樂壇豈有為時代發聲?
就算有,也多要求聽眾破解符號,撕開隱喻,略嫌隔靴搔癢。
撇開主流,網上的世界也許更闊更廣。

過去半年,兩首歌曲先後熱播,備受追捧:一首是改編自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的《問誰未發聲》,一句「捨我其誰衛我城」,唱進了港人心坎。
另一首,是鍾氏兄弟的《時代的顛覆者》。
歌曲在YouTube點擊率有四萬多,以新媒體的標準而言,不過不失。
但另一邊廂,它卻讓周博賢感慨(「正中港人犬儒或裝睡的要害,灰得要命」),教梁家傑讚賞(「能創作一首勇於控訴不義的歌,實在難能可貴」),甚至令政界人物、娛圈中人,鼎力支持,爭相轉載,就連負責安排訪問的公關同事也自認始料不及:「當初只是把歌曲上載到YouTube,什麼宣傳也未做,完全估不到迴響會咁大。」

原唱人也感意外。
「我想,可能香港太耐無試過有人用咁白的歌詞,去寫這些東西。」
哥哥鍾一匡有感而發。
「好多人覺得隱喻才是藝術,我唔覺得囉!其實講得白,都係一種藝術。」
弟弟鍾一諾隨即補充。

沒錯,坦白的藝術、時代的聲音,香港社會久違了。

*

寫香港情書

如何久違?執筆之時,立法會剛通過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前期撥款。目睹吳亮星的暴力行徑,《時代的顛覆者》的一句歌詞,就如應驗了的預言,頃刻在耳邊響起——

政客厚面皮,
橫蠻沒有道理;
只思想歪理,
休想講真理。

當時代持續動盪,社會折進窮巷,百姓有冤無路訴,你我耳朵,自然青睞更赤裸、更坦白的,時代歌聲。



鍾氏兄弟,名副其實,是一對姓鍾的親生兄弟。訪問當日,驟晴驟雨,我們相約大清早在咖啡室見面。兩兄弟並肩而坐,侃侃而談,性格脾性卻略有差異:兄長鍾一匡(Henry)內斂深沉,每次作答之前,總要沉思幾秒;話到口唇邊,偶爾會縮回去,然後重新搜索合適的字詞。弟弟鍾一諾(Roger)則更像一個陽光大男孩,活潑外向,握手有勁;傾談的時候,語速較快,語氣也較放鬆。

作為「樂壇組合」,鍾氏兄弟不算是媒體寵兒。訪問之前,在網上略作搜尋,發現兩人出道五年,做過的專訪卻是十隻手指數得完。可是,到了今天,新碟《極》明明七月中才面世,各大傳媒的訪問邀約,卻是接踵而來,當日我們的訪問尚未完成,已有別的記者在後頭等候,兩人幾乎沒有片刻的喘息空間。

差異如此大,當然全拜一炮而紅的《時代的顛覆者》所賜。「之前沒想過有什麼迴響,當然都希望有人受感動、有回音,但這些事永遠唔到我們控制。」Henry自認受寵若驚。話雖如此,但就如歌詞所寫,這個年頭,社會盡是「堆積出的怨氣」,歌曲能夠一石擊起千重浪,也不是無迹可尋。「絕對係。」歌曲受追捧,當然與社會氣候有關。「我諗大家都睇到個變遷,首歌,尤其是它的MV,只是將整個變遷帶了出來。」〈時代的顛覆者〉MV,拍了露宿者、低頭族,也將人去樓空的舊區、封上圍板的老舖,和深不見底的高鐵地盤,攝入鏡頭。

鍾氏兄弟出道五年,定位一向是「爵士音樂」和「福音歌手」。他們的第一張專輯《鐘聲》,是當年HMV最高銷量的爵士樂專輯之一。但這次引起熱議的《時》,卻換成民歌曲風。用民歌唱時代,全因二人偶像、美國傳奇民謠歌手Bob Dylan啟發。「他是一個能夠用音樂將社會現象表達出來的人。正值一九六○年代的民權運動時期,他的歌曲令很多人開始反思個人和時代的關係」Henry形容,《時代的顛覆者》也想用這種手法告誡大眾,若要避免歌詞末段所描述的事情發生(「思想給清潔了/顛覆者不見了……這裏安定和諧,但聲音消失了」),普羅百姓必須醒覺。

Bob Dylan曾提及,自己喜歡被稱為民謠歌手,因為他正正「是為民眾演奏的(I play music for folks)」。至於鍾氏兄弟的音樂,「民」的聲音,一樣嘹亮:「奮勇去抗爭想不到/換來是現實的煎熬/如何能逃離這腐朽制度?」每字每句,都直指社會環境,拉扯港人神經,敲中集體心扉。許多人有所共鳴,甚至心情翻滾。「其實我們就係想咁。如果這份歌詞能令你覺得夭心夭肺,就代表你對香港還有感覺,還是有情,還會去愛這個地方。」Roger寫歌詞的時候,甚至自己哭了出來,「就像是寫給香港的一封情書。」

大眾習慣了隱晦

流行文化為香港寫情書的舉動,並不罕見。追溯歷史,有許冠傑感慨「此時此處此模樣」,也有羅大佑預言「要靠偉大同志搞搞新意思」,無不句句鏗鏘,字字有情。但到近二十年,情書仍在,但言詞愈趨隱晦(如陳奕迅主唱的《主旋律》)。Henry認為,他們的歌所以引起哄動,可能正因為「香港太耐無試過有人用咁白的歌詞,去講這些東西。隱晦的歌詞在這二十年出現之後,大家都習慣了……但我是受鄭國江、林振強、潘源良那一輩填詞人影響,所以寫出來的歌詞,不會轉彎抹角,亦不會避任何嘢,就係寫囉。」說得這樣白,不怕被和諧?「也控制不了。我們只是盡自己的公民責任、社會責任,將一些社會現象述說、表達出來。這是我們最少能夠做到的事。」

謊言滿天飛的社會裏,坦白反而成為了罕見的美德。「好多人覺得隱喻才是藝術,我唔覺得囉!其實講得白,都係一種藝術,都係一種表達的方式。」Roger補充。「我們用音樂去表達這些信息,可能是少數。Bob Dylan做的時候,也是少數。」先鋒者雖是少數,卻可引來他人仿傚。「我講公義你又講公義,不單對樂壇,對社會其實也是一件好事。」

顛覆者 vs. 自我麻醉

但公義口講無憑。對於「顛覆者」,鍾氏兄弟有何期望?「顛覆的定義可以很闊。它不一定限於政治,也不一定negative。」Roger表示,他倆希望顛覆的,是大眾對於社會的看法。「不期望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只望大家也想一想,自己可以為城市做啲乜……只要大家行出一小步,開始關心周圍的人、社會發生的事,世界就會更美好。」社會不公,着眼小處、跨出小步,就足夠嗎?「也要由那一小步開始。當你連一小步都唔踏出,好難講到要制度上的改變。」那麼七一將至,鍾氏兄弟有什麼看法?「七一遊行,我們年年都去的……」這條問題,Henry回答得特別謹慎。「但不需要將我們去定位,認為關心社會就要做這些那些。因為我倆另外也做了許多事,去探訪老人院啦,派飯畀露宿者啦,為不同團體做義工啦。關心社會的方式,可以有好多。」

身處灰暗時代,鍾氏兄弟致力用音樂勸告港人,及早覺醒,顛覆思想,尋找出路。這些說話,近年來我聽過許多遍,坦白說,有點倦也有點厭。原因很簡單——要醒的人,老早醒了;而其他人,就算大家如何努力,彷彿一樣無動於中。有時我在想,與其罵人「港豬」,繼續在Facebook盲目呼喊,叫人醒覺醒覺醒覺,倒不如了解身邊的沉睡者,究竟在想什麼?

「這類人,我身邊有好多,而且是愈來愈多……」Henry描述,「他們寧願自己的生活過得安穩,多過去幫身邊的人。」鍾氏兄弟的新歌《麻醉式快樂》,正好開宗明義,獻給這些沉睡和裝睡中的人,「平和地理論佢扮晒醒/但對熱諷或冷嘲/謝絕回應」。「他們接觸的人、傳媒,都比較主流……從沒真正了解為何這個社會那麼多貧富懸殊,為何要清拆村落,為何要起高鐵,為何領匯要上市,只是很平面地去看這些事。聽到有人示威,就覺得這班人好嘈,是不是故意出來搞事呢?」Henry不認同安靜等於和諧,「我倆經常引用馬丁路德金的名言,『真正的和諧,不是爭議的消失,而是公義得以彰顯。』那麼在我們社會裡面,公義有無實踐到呢?」

面對自己的後果

《麻醉式快樂》歌詞以至MV描繪的,就是恁地荒謬的一個世界。填詞的Henry自言,他的寫作手法,源自兩兄弟最愛的許冠傑:「例如他寫過《傀儡》、《人辦》,還有《搵嘢做》,都好像用了擬人法一樣,將某類人的特徵放大。《麻》用誇張的手法描述,目的也是希望大家別做這類人……」話到唇邊,Henry嘗試修改說法。「又或者,你可以做這一類人,你有choice,有自由意志,但是……個後果就要自己承受番。」

聽到「後果」兩個大字,我連忙儳亂歌柄,舉手發問——許多人之所以樂於安睡,全因「顛覆者」關心世事,換來的卻總是現實的煎熬。沉睡或裝睡,真的有後果嗎?我很懷疑。Henry沉思幾秒,再答,「可能會好好的,飛黃騰達,甚至走到社會上面好高的位置。但是……你過唔過到自己良心嗰關?」歸根究柢,還是回到起點:面對未必有好結果的社會現實,大家夠不夠膽對自己、對良心坦白?

行公義
嚴格來說,鍾氏兄弟不是一般的「樂壇組合」。兩人各有正職,哥哥Henry是事務律師,弟弟Roger於中大當助理教授,專研公共衛生。音樂,頂多算是兩人的業餘興趣。然而這對業餘音樂人,來頭卻絕對不少:Henry在美國留學期間,自學得一口動人的藍調口琴,是Muddy Waters Blues Band成員,也被當地報刊選入音樂人Hall of Fame;Roger大學期間於美國著名音樂學院兼修鋼琴及聲樂,是公認的唱得之人。

身懷絕技,棲身香港,豈不是大材小用?「很多人跟我說,『你在美國生活都好好吖,為什麼要回流?』」Roger憶述當年處境,「雖然我們都有一段時間不在香港,去了美國讀書,但始終是在香港長大的人。我記得有美國生活的時候,有一晚聽到《鐵塔凌雲》,『豈能及漁燈在彼邦』,就覺得好像在呼喚我回港。」兩兄弟在香港出生,中學時期赴美留學,到○五、○六年先後回流,全因對香港有情,「希望將我學到的東西,貢獻番畀香港社會。」Roger說。

出道五年,鍾氏兄弟出過兩張唱片,也做過不少音樂,但在許多人心目中,兩人跟「爵士樂」、「藍調」、「福音歌手」這些標籤,一直分不開。Roger笑言,他們的音樂一向關心社會,但許多人看不出。「其實我們一路都係咁,應該跟性格、教育都有關……就算是我們的第一張碟,也已經有一首歌叫《行公義、好憐憫》。」兩兄弟都是虔誠的基督徒。

「基督教裏面,『公義』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聖經也說,要『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這句話不是「講到爛」了嗎?印象中,陳茂波也愛講。Henry認真解說,「聖經說『你們要行道,不要單單聽道』,就是強調,真係要行出去、行公義囉。」Roger也作補充:「『行公義、好憐憫』真的不可以濫用囉!它講的是憐憫弱勢呀,而不是亂咁憐憫啲乜嘢。」我突然想起早幾天在政總門外絕食的「正義聯盟」召集人。

拒絕悲觀

行公義,談何容易?老實說,近半年香港發生的事,令我十分心灰。面對眼前的不義社會,鍾氏兄弟卻拒絕悲觀。「馬丁路德金講過,『雖然社會上面不公義的事情有好多,但我們仍然要用無限的盼望去迎接未來。(We must accept finite disappointment, but never lose infinite hope.)』如果你連那一點的希望,都不嘗試抓緊的話,這個地方、這個世界,就玩完。你give up,就無㗎喇!」這句話,兩兄弟肉緊得幾乎異口同聲。

「就如《麻醉式快樂》的MV結局,你可以做一個木偶,你可以去逃避現實,但個現實係會搵返上門,到最後你只會死喺個現實度。與其係咁,不如試下行第三條路,就係–擰返轉頭,面對個現實,面對自己的心魔!」

香港人,是時候坦白。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生活達人,20140630
圖 黃志東
編輯 方曉盈

Sunday, June 22, 2014

我們只是一班香港人



事先聲明,以上標題,改寫自社會學者梁款二○○二年底所寫的一篇文章。當年廿三條立法諮詢如火如荼,全城公憤,他談情說理,闡明立場,並借用John Lennon歌曲Jealous Guy的金句,向變調的香港,表明心迹:

我沒有企圖傷害你,

我抱歉我令你哭泣,我不想傷害你;
我只是一個香港人。

言猶在耳。過去一星期,又聽見不少有名有姓的大人物,警告香港人別再「傷害」立法會玻璃門、香港長遠發展、中國人民感情——高官議員群起譴責示威者,稱「明眼人」都看得出這是「徹頭徹尾的嚴重暴力行為」;特首梁振英呼籲東北居民擁抱「我為人人」的精神,犧牲小我,成就大局(或「大騙局」);律師會會長林新強為白皮書護航,讚揚「共產黨係好偉大」,揚言愛國愛港是每位香港中國公民的責任……你一言我一語,教人突然分不清楚——究竟誰在傷害誰?


沉默大多數變身義氣仔女

此刻,廿三條(尚且)未立法,一國兩制(據聞)仍然生效,但二○○三年夏天的憤怒、恐懼、悲慟,彷彿重現民間,席捲全城。「我只是一個香港人」的鏗鏘呼喊,再次在大氣迴盪,於天空打轉。過去幾天,我將這句話刻在枱頭,反覆細味,然後發現它告訴我們三件事:

一,香港人對香港有愛。

幾十年前的香港,人人以過客自居,心繫家鄉。直至一九七○年代,公共政策與普及文化雙管齊下,一舉俘擄香港心。自此,港人住公屋,搭地鐵,簽賣身契,然後高唱「香港是我家」,寫下「不朽香江名句」。廿三條立法,令全民震怒,群眾上街,全因我們愛香港,但如此是非顛倒,黑白不分的一個香港,大家愛不了。

二,香港人對香港有情。

香港百姓待人處事,向來錢字行頭,情字殿後。對於城市所發生的事(特別是政治),大家更是少有感情。直至六四後,九七前,大家恐懼家園被毁,於是對香港的感情,突然由地底走上地面,變成可以觸摸,可以歌唱,可以談論的實體事物。跨過九七,越過○三,許多人發現自己百感仍然交集,情緒(尤其是恐懼和憤怒)尚未止息。

三,香港人對香港有義。

「我只是一個香港人」看似無力認命,實質卻是行動宣言。香港人品流複雜,質素參差,但到關鍵時候,準會記起自己的身分,發揚「港式公義」。於是廿五年前百萬人蜂擁上街,支援北方學運;十一年前五十萬人「公眾假期無嘢做出嚟行街」,大叫「還政於民」。當政治平衡倒向北方,香港的沉默大多數,自然變身義氣仔女。
及時去愛盤點心情堅持行義

香港人對香港有愛,有情,有義,因為兩者曾經攜手並肩,走過蜿蜒曲折的歷史大道。然而,時移世易,這條大道上斜下坡,兼且多拐了幾個彎。那點愛,那份情,那種義,仲可以點講?

出於(自虐及)工作需要,過去幾個月,我紅着臉,叉住腰,問了不少中學生「覺得自己是『香港人』嗎?」其中一個男生,拒絕兜圈,直截了當:「我對『香港人』,其實無乜feel!」係囉,無feel,點「愛」?另一邊廂,我又聽過同代人埋怨說,對香港早已死心,「大不了咪變成一個中國城市?都係咁啫!」對於已變臉的香港,許多人不想再投注感情。至於「義」,更加看似不為現實所容,「公義,還有可能嗎?」

這兩個星期,惡人當道,平民被捕;白皮書蓋過基本法,黑客朝着「不愛國不愛黨」的大眾媒介、民調機構,狂攻猛打。普羅百姓如你如我,日子難過,心裏難受,明顯不過。一個香港人,面目模糊,平平凡凡,營營役役,除了認命做順民,除了搵夠即移民,究竟還有什麼可以做?

第一,及時去愛。

許多人會高舉民主、自由、普選,然後叫人愛香港。但這些概念太抽象,太離地,一般人經常無乜feel。如此,不如先放下一切理所當然——例如想像,假如有天一覺醒來,發現Facebook上不了(早兩天已預習過一遍),Google開不了(何必為了香港而與中國市場對着幹?),民調做不了(任何形式的公投都是非法而無效的),報章不見了(又或只見《人民日報》),新聞動不了……那個(無異於大陸的)香港,你還會愛嗎?若不,當下香港尚未壞到盡頭,大家請及時去愛。

第二,盤點心情。

梁振英上台後的香港,烏煙瘴氣,百病叢生,這點可能已成大眾共識。那為何這種共識,一直沒有化成集體民怨,正如當年廿三條風波一樣?我不知道。但作為香港人,我們要正視情緒,盤點心情——「五十年不變」即將成為空談,我們有多恐懼?吳亮星完完全全不按規則辦事,我們如何憤恨?連網站也可以被封鎖,對於香港的未來,我們有幾擔憂?這些心事,我們毋須壓抑,反而更加要着急地向親朋戚友——特別是絕不上網、少理政事那批——大講特講。

第三,堅持行義。

老老實實,許多事情,就算你我如何堅持,最終也可以是徒勞無功。公投如是,佔中亦然,就算今年七一有一百萬人上街,又如何?特首會立即腳痛嗎?普選會從天而降嗎?無人能夠肯定。然而,再實際的香港人也要明瞭,明天未有結果,不代表今天坐以待斃。我們珍惜的港式公義,從來不是一條必然見效的公式,而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蠻勁。

金曲舊調重彈 改寫再唱

時代令我們不一定有共同的過去,但命運注定你我面對同樣的將來。至於這個將來的成分,是明亮還是晦暗,是自由還是翻牆,是遊行還是上訪,是發聲還是和諧……就視乎我們這刻如何爭取。爭取的,不是梁國雄、余若薇、黃之鋒,而是你、我,以及每一個香港人。

是時候臉向北方,眼望大人,將金曲舊調重彈,改寫再唱:

我們不想傷害任何人,
但同樣不忍香港被(兩個政府)繼續傷害;
抱歉令你憤怒抓狂(甚至派出黑客狙擊),
但我們投票,我們上街,我們靜坐,我們衝擊,我們流汗,我們啜泣,我們有愛有情有義,都只是為了同一個原因……

我們只是一班香港人。


刊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0622

識玩,一定玩呢啲!



文:阿果
圖:香港電台

講「玩」之前,循例先說兩件小事。

第一件發生在地鐵車廂。前兩天乘地鐵,旁邊坐著一對父子,樣貌一致,行為更加一致——父親手推智能電話,迷頭迷腦地轉珠;穿著幼稚園校服的兒子,則捧著比他的頭還要大的平板電腦,指手劃腳玩遊戲。幼稚園學生竟也變了低頭族,果真贏在起跑線上。

第二件事。前一陣子心血來潮,重返童年社區,亂走閒逛。結果老街坊沒碰見幾個,倒發現了一個殘酷現實——我兒時最愛的玩具舖,全部消失,一間不留。新的屋邨商場,簇新亮麗,就是沒有玩具店、機舖,甚至孩子影蹤。是地產霸權又一傑作?還是現在的小朋友根本不再碰玩具了?

前者,當然是鐵一般的事實。地產霸權牢不可破,屋邨商場租金飛升,逼使老舖小店逐一結業,小本經營的玩具舖,自然首當其衝。至於後者,同樣不無可能,只因——不同年代的香港人,本來就有不同的玩樂方法。

追溯社會歷史,香港的戰後嬰兒,成長於資源匱乏的年代,根本就沒有什麼玩具。要消磨時間,就只得就地取材,自行動手,闊走廊裡捉迷藏,跳飛機,玩紅綠燈;大平台上跳橡筋繩,射碼子,散香雞籤,打波子……或自得其樂,或與眾同樂,總算度過簡樸但不失愉快的童年。之後的香港社會,經濟起飛,物資逐漸豐富,兒童不再是縮水大人,而是需要被培育的社會棟樑。自此,小朋友開始玩洋娃娃、機械人、煮飯仔、砌積木,甚至是紅白機、超任、Game Boy、Play Station。社會變了,香港年輕人的玩樂方式也變了。

直至近十年,時代在變,娛樂也在變。年輕一代當然繼續將「最緊要好玩」奉為人生信條,但閒時玩樂的方式,卻明顯漸趨單一。他們玩的遊戲,也許很多(App store遊戲應有盡有),玩的場所,同樣不少(網吧、快餐店、車廂、睡房),但玩的方法,卻永遠只有一種——各人不是盯著電腦,就是凝視手機,全神貫注,一心一意,不亦樂乎。

這種玩法,究竟有沒有問題?

你或許會想——玩之嘛,有乜所謂!但事實上,「玩」深入民間,與香港人的集體生活,絕對息息相關。它看似單純是正經讀書以外的生活奢侈品,卻一直反映香港人的脾性——戰後出生那一代,沒有玩具,卻會信手拈來,自製玩具,發揮創意,靈活變通。他們的玩具、遊戲,沒有說明書,全憑口耳相傳;沒有既定規則,只能因人而異,自訂玩法,務求玩得開心。時代,培養了他們變通、創新的習性。

香港人一直相信「獨樂樂不如眾樂樂」。於是,在港人的「玩樂足跡」裡頭,我們多見群體,少見個人。就算是遊戲機盛行的九十年代,無論你玩的是《街頭霸王》,要與宿敵一較高下;還是《魂斗羅》,與同伴攜手協力,「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打機也不止個人活動,而是「最好去朋友屋企一齊玩」的玩意。

至於現在,遊戲沒錯變得更好玩,畫面也更吸引,但放學時分,到快餐店逛一圈,你會發現年輕人雖然圍成一圈,但大部分都正低頭,盯著閃爍螢幕,埋頭苦幹,旁若無人。新的「玩法」,既方便(起碼唔駛去隔離屋,又或落機舖),又好玩(遊戲層出不窮),更十分舒服(躲在室內玩足一個暑假也沒問題),缺少的,只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交流——偶爾交換過關心得者,除外。

以為「勤有功,戲無益」?有時也視乎如何「戲」——近十年港式娛樂的單一化,彷彿勾勒出下一代香港人的面貌:受說明書所限,難以創新,不擅溝通。玩樂,可以事關重大。

在中五學生希賢與小麥心目中,「有無得玩」肯定至關重要,但更加重要的,卻是「究竟點玩」。他倆不單是相識多年的死黨玩伴,更是這個世代少見的「玩得之人」——無論是街舞、滑板、音樂、拍攝,兩人均有涉獵。兩個男生不單志趣相投,更一樣認為,這世代年輕人的「玩法」過於單一,也過於沉悶。兩人認為,要「好玩」,絕對要跳出框框,扔下說明書,遠離科技,聯同三五知己,揮發汗水,燃燒青春。

而玩樂,更應該是沒有任何藉口的——天有不測之風雲?其實落雨有咩可怕喎!隨街玩,要承受旁人的奇異目光?那為什麼要理會陌生人的看法?最緊要好玩!

眼見同代人,年紀輕輕,內心卻早已變成不折不扣的大人——不單少有玩樂時間,更加失去玩樂的能力,希賢與小麥決定攜手做個大娛樂家,將「最緊要好玩」的宗旨發揚光大。為此,兩人一邊追溯歷史,繼承埋周、捉雞腳、跳橡筋繩等昔日港式遊戲;一邊身體力行,嘗試用自己的汗水、熱誠和傻勁,逐一感染身邊的「宅男」朋友——與其埋首冷氣房間,獨自發笑,私下心跳,何不告別虛擬,回歸基本,抓住青春的尾巴,一班人聚起來,一同嬉戲,一同歡笑,一同流汗?

識玩,不如玩呢啲!

刊於主場新聞、都市日報

Monday, June 16, 2014

用菲林,認真定格每一刻



文:阿果
圖:香港電台

香港人喜不喜歡攝影?答案,明顯是肯定的。

出入K房,我們會點唱陳奕迅的《沙龍》,拼命「捉緊生命濃度,坦白流露感情和態度」;到餐廳吃飯,每逢上菜,我們不介意餓壞肚子,讓「手機先吃」;到紅館看騷,我們會甘願冒(累壞雙手的風)險,長期舉起手機,眼睛緊盯螢幕;到外地旅行,我們未出發先興奮,必定跟最受歡迎的香港景點——機場顯示板——先行合照,公諸同好……時刻記錄生活瑣碎的香港人,豈不是最為熱衷攝影的一群?

好了,那香港人為何特別「鍾情」攝影?仔細推敲,大概可以歸納出兩個原因。

第一,純粹分享。試回想一下,在餐桌上、紅館內、旅途中,大家趕忙拍照之後的下一個動作,究竟是什麼?不就是檢查(自己的樣子)、修改,然後上載,與家人、朋友,甚至陌生人分享?現代人熱衷拍照,全因每個人心底裡,都埋藏著分享的需要,又或慾望。

第二,求安全感。香港人有眼睛,有腦袋,但經常埋怨視力有限,記性欠佳,唯有旨意攝影,拍照存檔,時刻定格,留住瞬間,妄想永恆。我們連自己的記憶系統也不相信,反而將相機裡頭的記憶卡視為安全感的來源,彷彿一旦遺失記憶卡,我們腦海裡僅存的記憶,亦告失去。

既滿足我們分享的慾望,又填補現代人安全感之不足……攝影似乎已經連繫普羅大眾的生活軌跡,不可分割。然而,這種攝影態度其實有沒有問題?我們用相機(或手機)的快門代替眼睛,以發光屏幕的凝視取代置身現場的感官,這種行為又是否有點兒病態?將眼前所見的美景統統攝下,與摯愛親朋分享,固然是一件美事,但當分享成為習慣,上載變成反射動作,作為攝影師,我們究竟是因為感動而拍照、分享,還是純粹為分享而拍照(然後為著節節上升的「讚好」數目而暗自感動)?

科技,無疑是拉近了普羅百姓與攝影之間的距離,但與此同時,它亦令大眾難再欣賞真正的攝影。何謂真正的攝影?是動用貴重的器材,還是倚賴高超的技術?都不是。更重要的,是攝影者的態度——究竟是否夠認真?按動快門一刻,他的腦袋是否在轉動?然而,身處這個時代的我們,拍照後可即時翻看,拍得不好就立即刪除,不斷再試。倘若效果真的不甚理想,也大可以用電腦軟件修改……既然有那麼多挽救的機會,那麼回到最初,按快門的一刻,似乎根本毋須過分認真。

熱愛攝影的中五學生Michael從不相信「認真你就輸了」。平日機不離身的他是聯校攝影學會的成員,卻是當中的異數——因為他喜歡菲林。在他眼中,傳統的菲林攝影,由上菲林到沖曬一刻,每個步驟雖然都較為麻煩,但這些麻煩,卻令他學懂如何憧憬、期待,從而推動自己用最嚴謹的態度,按動每一次快門,珍惜每一次定格。也許更重要的是,在過程之中,Michael不單思考攝影的意義,更開始尋索自己人生路向——因為人生就如一筒菲林,拍完就要沖曬,不能重拍,更不可PS……我們可以做的,就是認真看待每一格菲林、每一段人生。

為此,Michael走訪前輩攝影師,學習菲林攝影。他知道自己要學習的,不單是技術,更是攝影師對待快門的認真態度。這種態度,也許已經不合時宜,甚至隨著數碼攝影大行其道而漸被淘汰,但Michael相信,這份偏執,絕非不切實際的浪漫情懷,而是對待人生的正確態度。

「捉緊生命濃度,坦白流露感情和態度」,是《沙龍》歌詞,是攝影意義,更是十七歲年輕人對成長的反思。



香港電台電視節目《十個救港的少年》第九集「拯救.十七歲的照相機」將於6月16日(星期一)晚上7時,在港台電視及亞洲電視本港台播映;港台網站tv.rthk.hk 同步直播及提供節目重溫。

由黃霑到彭浩翔:一種「香港仔」精神




早陣子,入場欣賞彭浩翔的新作《香港仔》。散場之時,竟想起黃霑。

彭浩翔與黃霑,一個乃小人物,拍電影愛耍小聰明,亦依然極其活躍;一個是大傳奇,跨界創作,寫下不朽香江名句,但亦已逝世十年。兩個人,雖同為香港流行文化出過力,但明顯風馬牛不相及,難以比對。之所以想起黃霑,可能因為「香港仔」三個大字。

5月上旬某個下午,到了石硤尾美荷樓,出席「黃霑書房」座談會。「黃霑書房」計劃是港大社會學系副教授梁款的多年心血,過去八年,他受黃家委託,徘徊書房,整理遺物,在紙堆、錄音、照片、書架之間,勾勒出黃湛森(黃霑原名)不為人知的眾多面相。

當日在獅子山下聆聽梁款分享「黃霑書房」點滴,我內心翻騰;回家以後,連夜漫遊網上書房,我瞳孔放大,下巴落地。一直以來,大眾(如我)自以為熟悉霑叔,知道他是「傳奇」,是「鬼才」,卻忽略了他和你我一樣,都是「香港仔」。對此,我有三點新發現,不得不講。

一、霑叔平凡——梁款說,了解霑叔,切忌神化,因為黃霑性格出奇,但到底是個凡人。這個凡人充滿天份(用廿五分鐘填好膾炙人口的《上海灘》歌詞),但同時願意努力(為了解上海灘是否「浪奔浪流」而鑽研《春申續聞》等著作),甘心協作(經常與顧家輝深夜傳真,不眠奮鬥),最終一字一句,寫下傳奇。

二、霑叔有心——文化工業茲事體大,制度行先,商業萬歲。黃霑在廣告界、娛樂圈行走多年,成功之餘,也做過許多有心人才會做的傻事。例如寫備受非議的《不文集》,看似鹹濕使然(實質也是),但他其實更希望能夠打破社會禁忌,開通低俗禁區;又例如為了深研流行文化,黃霑臨老重返學院,認真上課,書寫論文。作為有心的香港仔,黃霑不單追求成功,更會實現自家夢想,貢獻流行。

三、時代造黃霑——香港人仰慕天才,鍾情傳說,但時常忽略時代。「黃霑書房」還原混雜多元,少下定義,不講共識的五十年代,帶大眾追蹤黃湛森的成長歷程。身處如此年代的這位小朋友,目擊大事(如木屋大火),結識宗師(如梁日昭),慢慢成長,能變身黃霑,明顯「是大時代對小人物的慷慨」(梁款語)。要爬梳流行文化,我們要留意香港仔身後,是社會也是時代。

《香港仔》背後也是時代。散場以後,我聽見許多人埋怨,說電影少談政治,多講家庭,內容與片名無關,名不副實,不合時代。回家路上,因為「香港仔」,我除了想起黃霑,更想了解彭浩翔更多——因為對於他,我和香港人一樣,腦裡滿是成形的見解(簡稱「成見」)。我知道他不至「鬼才」,但有幾分聰明,十分幽默;我知道他有齊香港仔的缺點,市井、低俗、嘴賤、不文,但同時堅持做好香港仔的本份,有心宣講這個小城故事。

於是翻揭剪報,重溫訪問,觀看特輯,重新認識彭浩翔。也因而發現,大家未必要對《香港仔》失望,因為裡面確有「香港仔」的化身——不是變色龍、大鯨魚、醜小孩,而是鏡頭以外,手執導演筒的彭浩翔。基於以下三點,我對這個「香港仔」有不一樣的印象:

一、他平凡。彭浩翔智商異於常人(據報達135),但他的出身(讀Band 5學校)、成長(被怪獸家長「栽培」)、入行(由亞視編劇做起),其實跟平民無異。他天賦異稟,但肯努力(曾在訪問中直言「我看的書多過大家上課看的很多很多」);拍出來的電影多數言之有物,少見空洞之作。

二、他有心。從電影的製作特輯,我們可以得知《香港仔》是彭浩翔的情意結,也是他童年心願的總和——古天樂說,彭一直希望將鯨魚放進自己的作品,這次難得找到機會,一嘗宿願;楊千嬅透露,《香港仔》用了四齣電影的拍攝成本,顯然少理商業,多講夢想;彭浩翔坦言,片中的紙紮模型,他一直想做,但做完了,其實也「不知道要拍什麼」;電影中的變色龍之所以在鬧市出現,亦全因導演童年夢想扮演怪獸,摧毀都市……《香港仔》呈現的,是彭浩翔作為香港仔的即興、蠻勁,以至心願。

三、他處於獨特時代。如梁款所言,黃霑幸運,因為他成長於一個沒有邊際、未有定義的時代,可以放開懷抱,放肆創作。彭浩翔算是不幸,入行時港產電影已陷低潮,幾年後合拍片當道,創作環境以至生產機制,亦逢巨變。然而彭從未放棄,反而抓住時代尾巴,為港式流行的種種碎片(不論粗野低俗,抑或昔日情懷)尋找縫隙,發揚光大。

請別誤會,我絕不是要拿彭浩翔與黃霑相比。但這兩個不同年代的故事,卻都在呼籲廣大觀眾擦亮雙眼,拋開成見。因為香港流行文化要順著時代走下去,靠的不是大師、傳奇、經典,而是平民、狂放、蠻勁。

一種屬於「香港仔」的精神。


原文刊於《號外》六月號

Sunday, June 15, 2014

媒介奇觀世界盃



六月十二日凌晨四時,球證鳴笛,世界盃揭開戰幔,聖保羅球場氣氛沸騰。數千公里以外的香港,事不關己,但照舊「一齊落場,全城興奮」,只因四年一度的世界盃,是許多香港人的情意結。

提到世界盃,資深球迷的腦海自然會閃起以下畫面:一零年迪莊施展穿心腿;零六年施丹使出鐵頭功;零二年太極虎狂奔,九八年朗拿度腳軟,九四年意國金童巴治奧一飛沖天,九零年德國鐵衛布林美一錘定音,八六年上帝之手降臨,八二年巴西藝術飲恨……為何不繼續數下去?可能因為八二年,香港電視台才首次提供全部世界盃賽事直播。年代再久遠的球賽,電視少播,老少球迷就普遍印象不深。香港人對世界盃情根深種,但播種者斷不是比利、哥連拿、白禮達,而是人造衛星、「阿叔」林尚義、「阿叻」陳百祥……以及他們身後的大眾媒介。

全城興奮的「大生意」

綠茵場上進行的世界盃,是體育競賽,更(顧名思義)是一門關乎全世界的大生意。大眾媒介利字行頭,商業萬歲,插手世界盃,亦全因它是一門「大生意」——為此,無綫電視不惜工本,以「歷屆最高價」投得賽事獨家播映權,將普天同慶的「巴西世界盃」改頭換面,變成We are the only one的「TVB世界盃」,每日四次,把賽事精華聯同客戶廣告,源源不絕送到觀眾眼前;為此,雜誌賣大包推出「世界盃特輯」,「深入」分析三十二強陣容,再加送半本書的球衣、飲品廣告;也因此,足球評述員黃興桂的嗓子、金句,突然灸手可熱,成為各大商家促銷的不二之選。

大眾媒介扭盡六壬,包裝、捧紅,甚至「主辦」世界盃的動機,十分明顯。然而到落實執行的時候,往往要面對一大難題:香港人與世界盃,其實無甚關連。世界盃是國族意識與民族精神的大混戰,但整場混戰,只容許三十二個國家參與。香港隊無論戰績(外圍賽早早出局)、排名(現時名列一百六十三),都注定與賽事無緣。自家球隊永遠缺席,觀眾又如何傾力流汗,賣命參與?而且,大眾媒介的對象永遠是「大眾」,(英式)足球雖然是全球最受歡迎運動,但真正全情投入的觀眾,往往只有小部分血脈賁張、髒話橫飛的雄性動物,談何「大眾」?怎樣保障節目收視、廣告收入?這堆問號,註定令媒介話事人輾轉反側,頭皮發癢。

扭盡六壬「一齊落場」

大眾媒介的應戰之計,在於全面圍堵、裝熟博懵,誓死將球場上的生死激戰,變成錄影廠內的歡樂派對,從而讓對足球興趣不大的觀眾「一齊落場」——今屆揭幕戰前,電視台悉心炮製長達四小時的餘慶節目,請來歌手藝人與眾同樂,講波經,玩遊戲,唱金曲,跳勁舞,甚至出動大廚教烹飪,吸引大眾注意。另一邊廂,攝製隊、藝人、旁述員,早早出動,輪流進駐巴西,既傳遞盛事氣氛,又大賣「深度」旅遊。看不懂巴西足球?請繼續欣賞巴西的貧民窟、耶穌像、麵包山。嫌阿根廷球王狀態太飄忽?那麼阿根廷探戈、牛扒準會合你口味。要大眾參與世界盃,大眾媒介落足重本,飛身攔截,四面圍剿,絕不錯過任何機會。

香港人與世界盃無直接關係,於是媒體絕不罷休,竭力摸索特色,尋找賣點,拼死向大眾推銷三十二隊不屈雄獅——因此,巴西新秀尼馬變身「頭號球星」、英國朗尼「都幾有型」、荷蘭洛賓「算有團隊精神」。香港隊缺席也無所謂,因為大家可以親身體驗全球化,支持巴西(「因為是主辦國」)、英格蘭(「有情意結」),就算出局,又可改捧「全能」荷蘭、「鐵血」意國、「機動」德國,總有一隊合心意。怕球賽悶壞「足球文盲」?於是電視台早午晚重播比賽精華,將世界波、進攻足球、小禁區、慶祝動作放到最大,其餘環節,例如唱國歌、防守、團隊合作,太沉悶,難賣座,可免則免……最後,火花四濺、血汗橫飛的世界盃,終於變成了奇觀大騷、全城盛事。

好的,這刻你或在想,作為觀眾,我們坐享其成,毋須付出(想看另外四十二場賽事的球迷除外),就能欣賞世界盃,內容如何,又有何所謂?也許是的。然而我們不能忽略的,是大眾媒介的本質——在呈現事實,直播真相的同時,不免將鏡頭以外的事實、真相,棄如草芥,視若謊言,正如電視鏡頭下的示威事件,暴力放大,和平縮小,衝撃行先,理據失蹤。對於這頭雙面獸,我們要時刻警醒,不失戒心。

大眾傳媒,是人造衛星、攝製隊、直播鏡頭的總和,更是多元文化、意識、價值的混戰場所。當鏡頭下的洛賓飛身插入西班牙後防重地,鏡頭外的媒介同樣奮不顧身,將刻板價值、傳統意識,安插香港觀眾腦海。例子太多,這次只談性別定型。

女人是「足球文盲」?

揭幕戰當晚,我左眼目撃尼馬禁區頂施射破網,右眼(在面書)為女性朋友對足球的熱誠、知識,另眼相看。很明顯這個年頭,女性與足球,早已不再水火不容。偏偏在大眾媒介的操作下,女人永遠扮演「足球文盲」的角色——男人鍾情西班牙,可以因為tiki taka打法亮麗,沙維傳送準繩;但女人喜歡西班牙,就只有「睇靚仔球星」一個原因;就算並肩看球賽,男人也一定是專業球迷,偉論多多,至於女人,則只可以是(名為World Cup Girls的)花瓶、(被萬千球迷咒罵的)燈神、(不懂越位為何物的)文盲、(乖乖遞上花生的)賢內助,沒有其他。總之一句到尾,球證鳴笛,男人睇波,女人最好收聲。

可是另一邊廂,大眾傳媒商業大哂,市場主導,眼球行先,要設計媒體內容,亦始終要留心觀眾口味。一班男人穿波衫、哂長腿,明顯令人反胃;清一色的麻甩佬講波,聲線低沉,亦有令電視觀眾不慎中場休息(又名「睡著」)的危機。所以,電視台悉心安排女性參與——但程度當然有所限制。女人可以參與旁述,但必須依書直說(「現場有三十二部攝影機……」),一句起兩句止,至於評論、分析等「專業」項目,請交由男人負責。

當然,媒體更加主張的,是男人睇波,女人被睇。電視台直播球賽,悉心安排一眾衣著性感的少女,騷首弄姿,在以大爺姿勢安坐沙發的黃毓民、農夫身後,遞上提子,奉上笑容。女人「唔識波」?大眾媒體不單十分歡迎,更樂意繼續質問(詳見阿叻當晚表現),放大缺點(「美斯高大靚仔」),務求為廣大(男性)球迷確立定位,盡興而歸。「女人永遠不懂得越位」這種「金科玉律」是否事實,我不肯定。我只知道,「唔睇波」甚至不明白「廿二個人搶一個波有乜好玩」的男人,其實一樣多的是。

大眾媒介主辦的世界盃,是利字行頭的大生意,是全面圍堵的奇觀騷,更是性別意識、傳統價值的角力場。「全城興奮」的廣大球迷,「一齊落場」之前,麻煩多作熱身。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0615

夢想,於漆黑裡仍然鏗鏘



夢想在香港,這麼近又那麼遠。

這邊廂,大眾把電影金句倒背如流(「人無夢想,同條鹹魚有咩分別?」「為咗夢想,你可以去到幾盡?」)把盛載夢想的流行曲反覆傳誦(「踏上這無盡旅途」「誰人沒試過猶豫,達到理想不太易」「人皆尋夢,夢裡不分西東」)。頃刻間,「夢想」兩個大字,彷彿觸手可及,即將成真。

不過另一邊廂,大家心裡明瞭,以上一眾香港流行文化的文本,很多時候不過是百姓用以自我安慰的工具,實質意義不大。香港地,向來都是一個只許嚴禁發夢的地方——好的,除非你的夢(如「賺大錢」)能夠獲得主流社會認同。至於其他與錢無關,甚至與主流價值互相違背(如「做藝術家」)的夢想,則逐漸在社教過程中被淘汰,先變成大人口中的「發你個夢!」,後成為大家閒時愛發,不痛不癢的「白日夢」。

就以玩音樂為例。這一代人,小時候都被父母催逼學樂器,當時大人們的理由十分動聽——音樂既能「陶冶性情」,又讓你有「一技傍身」(沒錯,下一句是「方便考入名校」)。但過了十年八載,當小孩子慢慢長大,情況就開始逆轉。若他仍然熱愛音樂,甚至被流行文化「教壞」,想繼續玩音樂,甚至以此為業,阻止的聲音就自然不絕於耳——「玩音樂,當興趣還可以,做終身職業?邊搵唔到食?」「有幾多個李雲迪呀?藝術家,要死咗先出名喎!」結果,無數年輕人的天分、才華,以至心裡好不容易才燃起的那團火,就此淹沒在社會主流之下。夢想,離香港人有多麼多麼的遠。

你也許在想,這不就是現實嘛?香港地,也一向是將「現實」兩個字放到最大的地方。這說法絲毫不錯——戰後出生的一代人,出身卑微,字典裡一直鮮見「夢想」兩字。他們自小知道要養活父母,改善一家幾口的物質生活,因此不問因由,落力工作,遵守遊戲規則,攀爬社會階梯。他們後生時或許發過夢,但「夢想」之於他們,始終是無法在人前宣之於口的奢侈品。

但以上不已是上一代的故事嗎?這一代年輕人,養家的壓力沒上一輩那麼大之餘,對世界、對夢想的想像力也更多,那為何他們仍然要活於主流陰影底下,致力學效上一輩,或踏實做人(然後買樓度過平凡一生), 或視「發達」為人生唯一理想?又為何會變成社會學家呂大樂口中那些「知道別人喜歡他們喜歡甚麼,也知道自己不喜歡些甚麼,卻不能輕易講出內心真正最喜歡」的年輕人?

當社會氛圍迫使年輕人不敢發夢,甚至不懂發夢,那麼只求實際,不問遠景的香港,究竟還剩下了什麼?

身處「嚴禁發夢」的香港,有火的日籍香港人Yukimi,注定是異數。自小喜歡「行到邊畫到邊」的她,中學時期就下定決心,要以藝術創作作為終身事業。因此,她雖然在中學文憑試考獲優異成績,卻選擇不理實際,只求夢想,毅然報讀大學的視覺藝術學系。對於中學老師感慨她浪費大好成績,長輩、同儕一同擔憂她日後無法維生,Yukimi一笑置之,只因以自己喜歡的方式生活比一切都更重要。這,就是夢想的重量。

Yukimi熱衷發夢,也為身邊朋友不敢發夢,甚至不懂發夢而痛心。其中一個讓她特別肉緊的朋友,是中學同學阿麟。阿麟是才華洋溢的古典結他手,中三之前從未接觸音樂,開竅以後進步神速,讀副學士期間更瞞住家人退學,專注練習,由零級直接考上八級,當下夢想是成為一個古典結他演奏家,令普羅百姓不再認為結他難登大雅之堂。

追夢,永遠要令出代價。阿麟的父母從商,亦一直反對兒子以此為終身職業。至於阿麟,間中亦覺得自己「好似好自私」,因而在追夢的路上,踟躕不前。為了拯救老友夢想,Yukimi親自物色地點,與場地的老闆商量,希望為阿麟籌備了一場小型演奏會,令一直少有機會表演的他,享受演出瞬間,不再猶豫,找到心底夢想的世界。

發夢,不單是Yukimi和阿麟的個人選擇,更是每一個人,不分年紀,莫論出身,都可以擁有的權利。但說到尾,香港的年輕人有否足夠的勇氣,在背誦金句、默唸歌詞以外,也嘗試質問自己,「為了夢想我可以去到幾盡」?發問以後,又是否願意告別鹹魚,不分西東,只為踏上這無盡旅途?

只要願意,任何人都可以是拯救夢想的少年。


香港電台電視節目《十個救港的少年》第八集「拯救.夢想」將於6月9日(星期一)晚上7時,在港台電視及亞洲電視本港台播映;港台網站tv.rthk.hk 同步直播及提供節目重溫。

Friday, June 13, 2014

問誰在喧嘩



眾聲,又再喧嘩。

周五晚上,反對新界東北發展撥款申請的村民與相關團體,裏應外合,突擊闖進立法會,佔領大堂,靜坐抗議。同一晚上,面書(再再再次)被「洗板」,你一言,他一語,兩個派別,兩種思考,針鋒相對,氣氛沸騰,喧鬧至死。這個狀態,我向來喜歡稱為「眾聲喧嘩」,又有人說,這種大家熱中表態,用觀點碰撞的情景,是達至公民社會的必經階段。


「網上討論會否促成公民社會」這個政治學上的大問題,錯綜複雜,等閒之輩,當然不懂作答。我只知道,當晚不停更新信息、相片、短片和討論(又名「罵戰」)的網上公民,令一眾旁觀者思緒紊亂,心情煩躁(有朋友深夜歸家,打開面書,然後疾呼「好亂!發生咩事?」)當局者迷,旁觀者似乎迷上加迷。

當然,這種喧嘩現象,大家老早見怪不怪。這幾年,面對各種議題,各個派別劍拔弩張,隨時進行各式爭論,烽煙四起,亂箭漫天,稻草人、花生、塑膠俯拾皆是,隨處可見。毫無疑問,吵吵鬧鬧,已經成為網上世界的常態。要在這個世界活得自在,要麼習以為常,甚至加入喧嘩;要麼蒙住耳朵,逃離現場……不過說實話,要做到後者,又談何容易?就算我自挖雙目,不理世事,也要身邊朋友同樣封上嘴巴,少作分享,否則,網上世界的紛擾,還是會隨時闖進生活,影響心情,躲也躲不了。是時代,是網絡,把一眾關心社會的人,綑在一起,沉浸在「眾聲喧嘩」當中。

不過,剖開表象,「眾聲喧嘩」又是否真實地存在?沉默的大多數,究竟是在旁觀局勢而選擇默不作聲,抑或他們壓根兒聽不見半點噪音?眾所周知,網上世界的內容,大多用家自決。關心社會的人,會自動自覺地「追隨」意見領袖,訂閱各式新媒體的散亂資訊。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他們交上的朋友,也大多志同道合。結果,從社交平台的小窗子望出去,分分秒秒都有事發生。社會動盪,世界聒噪,氣氛教人焦慮不安。

社會大眾置身平行世界

別忽略另一群人的存在。他們或許不甚熱血,不分左右,更加「討厭政治」;從這些人的窗戶往外望,最重要的是吃喝玩樂,而不是嚴肅政事;他們同樣會追隨「意見領袖」,但這些領袖,多是「環球膠報」、「對白cap圖王」,少見「主場新聞」、「明報即時新聞」的蹤影。各大門派盤踞山頭互放暗箭的「眾聲喧嘩」現象,於他們來說,也許從不存在。在沉默大多數眼中,世界根本並不喧嘩,一如既往,悄靜無聲,死寂一片。

原來眾聲並不喧嘩,社會大眾置身平行世界,那怎麼辦?答案當然是「發聲」。這一兩年,許多有心人逐漸發現,要令我們的社會現狀得以改變,關鍵不在於鼓動早已喧嘩的一群,而在喚醒習慣不吭一聲的沉默大多數——唯有令這一群人不再裝睡,不再噤聲,公民社會的力量才能壯大,高不可攀的權勢才會低頭,真正的改變才得以出現。但問題又來了:如何叫醒他們?有什麼方法能有效鼓勵啞巴「發聲」?

有人選擇採用「音樂治療」。這兩個星期,由一位小女孩主唱、改編自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的《問誰未發聲》在網上熱播、瘋傳。不單普羅百姓為「都捨我其誰衛我城」等歌詞而感動,暢銷報章更索性發起活動,廣邀藝人明星(如艾威、黃秋生)、平民百姓,歌唱「神曲」,拍成短片,上載網上,集結力量,據說已收到超過500份短片投稿。就連六四晚會,尾段也來合唱此曲,憑歌寄意,鼓勵大眾覺醒,為社會發聲。

需要怎樣的「眾聲喧嘩」?

對上兩個星期,出於好奇,我把歌曲反覆聽了許多遍。毫無疑問,它的歌詞動人,如吳志森所說,「是提醒,是詰問,也是期許」,明顯有資格成為當下香港社會的主題曲。但多聽幾遍,有兩大個關於「發聲」的問號,開始浮現。

一、誰要發聲?

正確答案,你我心知肚明——當然是所有人!但《問誰未發聲》一曲,真的能喚醒沉默大多數嗎?似乎事與願違。早幾天,曾經留守政總的港視員工在面書記下了一件小事:話說他們嚮應呼籲,返回政總,錄唱《問誰未發聲》。其間有警員湊前查詢:「你哋唱咩歌?」他們如實作答,卻換來警員一句「咩歌嚟㗎?」十壯士於是感慨,「原來仍然有人未識這首歌」。看似意外,但細想之下,其實正常不過——這首歌雖說是「網上熱傳」,但最踴躍傳誦的,往往是早已覺醒的人。結果孩子的詰問,沒有成為劃破沉默的音符,只變成了向來喧嘩的「眾聲」之一。

二、如何發聲?

面對不公的社會現實,我們要及早覺醒,站立發聲,這也許已是一部分的共識。但究竟要如何發聲?卻持續意見分歧:是出席六四集會、七一遊行,甚或佔中、佔領立法會?還是在網上放箭,敲打鍵盤,發出噪音?我們要鼓勵「沉默的大多數」踴躍發聲,更要認清楚「發聲」不是目的,而是過程。否則,你一言我一語,沒錯是發了聲,但繼續堅持立足平行線上,永不重疊,這樣的「眾聲喧嘩」,是你我所樂見嗎?它,又能帶我們進入公民社會嗎?

在問誰未發聲以外,更值得你我認真思考的是,社會究竟需要怎樣的「眾聲喧嘩」?也許,我們可以從這四個大字的原意當中,尋找答案。「眾聲喧嘩」(heteroglossia)的概念,由俄羅斯文學評論家Mikhail Bakhtin所創,其概念基礎,在於探討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對話關係。所謂「對話」,即有來有往,你講之餘,我也要聽,反之亦然。過程當中,大家或會誤解對方,但對話的終點,應該是互相了解,達成共識。

「發聲」之外,有「了解」,有「聆聽」,有「(尋找)共識」。理想的「眾聲喧嘩」,就是這樣的一回事。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0608

Monday, June 02, 2014

「香港人」,是咁的!



讀這篇文章之前,不妨先停下來,用三秒時間想一下,何謂「香港人」?

一。二。三。以下問號,過去三秒可能在大家腦海浮現——身份證上要有三顆星?能夠用純正廣東話大罵「你好多事」?懂得背誦《獅子山下》、《香港香港》、《香港地》等「港歌」?平日會到茶餐廳飲「茶走」,到麵檔食「細蓉」,更認為紅Van比法拉利更厲害?每年七一會上街,六四當晚會悼念,遇上區旗無感覺,見到龍獅就興奮?

以上問題全部答「是」……所謂「香港人」,就是咁?


你可能更加想問的是,香港人不就是香港人?既是與生俱來的身分,那還有什麼好問?社會學家告訴我們,看似理所當然的身分認同,永遠都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就算手持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證,也不代表要認同自己是「香港人」。因此,要答「香港人是誰」這個大問題,我們必須追溯歷史軸線,查探社會脈絡。

回想七十年代,「香港人」身分以至本土意識之所以出現,有兩大因素。第一,我哋大家有共同生活經驗。戰後嬰兒在香港出生,跟同代人活於同一座城市,日常生活的片段開始重疊——大家都是「住屋邨大」;都會到茶餐廳喝熱奶茶;並肩目堵地鐵通車、隧道啟用、大商場開幕;旁觀足球場上的五一八事件等……這些零碎片段,經凝結、整理後,就成為了「香港人」辨別同伴的共同依據。

香港身分的興起,既來自日常生活經驗,又與社會力量息息相關。自七十年代開始,大眾媒介意外製造各式文本——《鐵塔凌雲》、《獅子山下》、《網中人》、《表姐你好嘢》、《今年應該很高興》、《金雞》……讓群眾不自覺對號入座,認同「香港故事」,更逐漸以「香港人」自居。 這,就是我們現在口中「香港人」的由來。

以上豈不解釋了「香港人」是誰?或許是,但我們也要留心,這個香港身分誕生的故事,主人翁往往是上一代的香港居民。那新一代究竟又怎樣想?「香港人」身分的出現,與社會脈絡息息相關,因此出現世代差異,也在所難免——戰後嬰兒因《獅子山下》落淚,並因而認同「我是香港人」,但沒有住過徒置區的下一代呢?他們不認識德叔,沒經歷制水,又如何慨嘆「那不朽香江名句」?去年「家是香港」運動主題曲《同舟之情》備受非議,正是明證。

「香港人」身分,不是一個固定概念。每一代人、每一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定義。

更重要的是,出生、成長於香港回歸前後的新一代,不單未必對長走廊、阿燦、菠蘿油、《中英聯合聲明》、肥彭,無甚感覺(甚至可以直接高呼「港英年代嘅嘢,我識條_咩!」)……就算連2003年的七一、沙士、2005年天星拆卸這些奠定後九七香港身分的大事發生時,他們也尚未懂事。如此,究竟他們眼中的「香港人」究竟是怎樣的?後生仔又是否會認同自己是「香港人」?還是會以「中國人」甚至「沙田人」、「高登仔」取而代之?

中四學生Jason正是新一代的香港人。他在母胎中經歷香港回歸(生於1997年9月),是學校的冰球隊長,也對歷史科(特別是中西史課本都封口不談的「香港保衛戰」)有濃厚興趣。在回歸線上誕生的特殊背景,令他對身份認同的議題,有自己的一番見解,但對於香港人身分的由來,他始終少有接觸,腦海裡因此有很多很多的問號。

為了尋找「香港人」,Jason以自己出生的一天為起點,試圖回到過去,還原當時生活面貌。於是,他找來兩位朋友相伴,上山下海,由二戰時期的香港保衛戰遺跡開始,入粥店,逛書局,上茶樓,遊小艇,登人力車,坐茶餐廳……既透過吃喝玩樂等層面,嘗試了解香港身份的成分,途中又跟不同階層,甚至不同膚色的「香港人」傾談、交流,了解本土精神,承傳香港身分。

他們因而明白,「香港保衛戰」絕不僅是上世紀的歷史事件,而是每一個香港人當下都應該秉承的概念。唯有努力捍衛屬於香港的生活、語言、價值、信念,香港人這個身分,才能得以存留下去。

香港保衛戰,是咁的!

*

香港電台電視節目《十個救港的少年》第七集「拯救.消失中的身份」將於6月2日(星期一)晚上7時,在港台電視及亞洲電視本港台播映;港台網站tv.rthk.hk 同步直播及提供節目重溫。

相關連結:《十個救港的少年》節目重溫


刊於主場新聞

愛是這樣傻——兩個解不開的心結



過去一星期,翻開報章,在港聞版和娛樂版,發現了兩大個解不開的心結。


第一個心結,姓李。星期四早上,全港報章的娛樂版頭條,都刊登了彭順和李心潔夫婦二人的聯合聲明。記性不俗(兼且十分八卦)的朋友瞥見新聞,就想起五年多前哄動一時的倪震偷食事件。於是連夜搜尋當年倪周二人的公開信,跟本周新鮮出爐的聯合聲明加以比對,最後感嘆:「彭順和李心潔這份聲明,沒有『結構性中年危機』、『我的伴侶絕對犯得起這個錯誤』等金句,只有『難過是因為有愛』、『感情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這些順嫂和三姑都講厭了的陳腔濫調……好悶囉!」

「偷食事件」是有點悶,卻引來全城關注。媒體每日緊貼進展,不單問勻娛圈中人,更加直擊大馬,拍攝李心潔一臉倦容,捕捉彭順捽手機的神態。媒體打鑼打鼓,於是全城議論,紛紛責打——王迪詩直指,彭順本身賤格,但「連遮掩都懶得」、「要錫就錫」,就證明他是「極品狗公」;郭富城表示自己「個心覺得唔舒服」,希望男方承擔責任;網友們有的非常激動(「成世人流流長,總會愛上幾個人渣!」),有的非常非常非常激動(「賤男人!虧心潔連做繼母都不介意!」)總之希望女主角早日認清賤男真面目,慧劍斬情絲,免受傷害。

彭順是不是賤男?李心潔是不是傻女?與有婦之夫當眾親熱的嫩模,又是不是早有預謀,另有居心?這些問題,相信娛記為了全港百姓(的八卦心理)着想,會繼續孜孜不倦,努力作答。但作為事不關己的旁觀者,對待這宗「偷食事件」,我們除了聲討賤男,摑醒傻女,鞭撻第三者,還有沒有其他事可以做?若說大眾媒介每天都致力點醒平民,教化眾生,那麼這星期在媒體上映的這堂「愛情課」,我們又有何得着?

這幾天,我再三細讀那份不過爾爾的「聯合聲明」,發現上面那個「講到爛」的中文大字——「愛」——仍然值得用紅筆圈起,細細再講。

愛裏充滿分岔口

什麼是「愛」?一百個人,可能有一百種不同答案。聲明上面寫着,「我們終於慢慢學習到婚姻並非只是王子和公主的結合,然後一輩子無憂無慮的幸福。」看似是輕描淡寫、陳腔濫調,但真正能夠明白並且實踐的人,又有多少?德國社會學大師Ulrich Beck多年前出版The Normal Chaos of Love一書,顧名思義地指出「愛」,從來沒有正軌。「一見鍾情」可能是起點,「白頭到老」或許是終點,但兩者之間,許多時候不止「婚姻」這條康莊大道,而是岔口處處,歧路滿佈——曖昧、戀人未滿、劈腿、小三、分居、離婚、同性戀……要認識「愛」,不單要看它的正常形態,更要明白它時而變形,時而流動,形態並不統一,成分並不單純。

「愛」不單純,很多時候更關乎心結。這些心結,大眾和媒體固然好奇,但要實質解開,卻十分困難。(李心潔在)聲明上面說,「沒有愛或許就容易處理了。」對於這句話,群眾不以為然,紛紛為李高呼不值,認為她執迷不悔,被賤男玩弄於鼓掌之中。這是事實嗎?當然沒有人能下定論。這兩天重溫李心潔在《最佳女主角》節目上接受黎芷珊訪問,在談及丈夫的重要性時,她坦言彭好像自己的心理醫生,治療了自己的情緒問題;在提到自己為何願意當繼母,照顧女兒時,李更有感而發地說:「原來愛一個人,心的闊度是可以無窮無盡的。」

旁人現在聽起來,當然覺得李心潔是傻女,被騙也懵然不知。但誰又能輕言否認她感受到的,不是愛?「愛」這個字,關乎記憶,勾住心結,往往由當事人自行定義,外人永遠難以介入,更遑論要否定別人的「愛」——哪怕你認為這個結、這份愛,甚至是無止境的「等待」,是多麼多麼的傻。

不過說實話,這種娛樂版花邊新聞,沒錯是引人入勝,惹人熱論,但最後結果,通常沒多少人在乎。譬如說,五年多前倪震與周慧敏分手、復合、結婚,全城爭相哄動,個個心結重重,但之後的故事呢?兩人現在感情如何?幸不幸福?沒有人想知。藝人心結、偷食疑團,解開與否,到最後其實無關痛癢。

堅持二十五年的傻瓜

但另一個心結,廿五年來卻一直教港人頭皮發癢,內心作痛。

這個心結,每年五、六月交界,在大眾媒介的版面,以及全港市民的心底,自會準時現身。一直以來,「六四」作為心結,纏繞港人腦海,更觸發大眾行動——於是,每年夏天總有一個晚上,天后與銅鑼灣站會擠滿一個又一個的黑衣人,水泄不通;也於是,維園裏面盡是一張又一張神情肅穆的香港臉孔,矢志不移,舉起燭光,期望讓遠在北方,舉目張望的逞兇者知道,仍然有這麼的一群傻瓜,恁地堅持,不願遺忘。「六四」這個心結,香港人解不開,更一直堅持,在運動得以平反之前,永不解開。

到近幾年,有人開始質疑,甚至揚言要解開這個集體心結——高達斌說,六四事件是「歷史悲劇」,但清場決定卻是「決斷、英明、當機立斷」……好的,這種陳腔濫調,歷年來已被重複過許多遍,有腦之人,大概毋須再理。但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忽略,有更多年輕人這刻在問:「為何要平反六四?」「香港人為何有此心結?」「如果我心底沒有這個結,又該怎樣?」

因為愛 所以痛

我的答案十分簡單,李心潔和香港人的心結,都來自同一個字——「愛」。聽起來十分矯情?也許是。但在氾濫的情感背後,我們亦要認清楚這個結、這份愛背後的兩種特質。

一、愛有許多可能。

正如上面所述,關係上的「愛」永遠是眾數,香港人既對六四有心結,而那份愛的對象,同樣並不單一:它可以是「愛祖國」、「愛學生」,也可以是「愛香港」、「愛民主」、「愛自由」。香港人可以對六四有同一樣的着緊,但每個人心裏可以有一百樣不同的理由,沒有哪一個理由比另一個更加正規,更加高尚,因為心結的形態永遠不統一,成分也並不單純。

二、愛有許多方法。

就如李心潔親身示範一樣,「愛」的闊度永遠因人而異,每個人對「愛」的反應,亦可以有所出入。對「六四」有心結,可以如昔日般聚集維園,跟從李卓人與蔡耀昌的腔調,吶喊「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也可以聽從本土派呼籲,在維港對岸另起爐灶「對着幹」,堅持「打倒共產黨才是悼念六四的唯一目標」。別人的心結,他者絕對毋須否定——哪怕你認為這個結、這份愛,甚至是無止境的「等待」,是多麼多麼的傻。

六四二十五。願有心人擇善固執,堅持將這個解不開的心結,傳下去,講下去。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0601.果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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