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December 03, 2011

八月芬蘭

八月末為撰寫雜誌專題的緣故,隻身遠赴芬蘭,逗留了一個多星期,成為人生中其中一段難以忘懷的魔幻時光。任務完成,回到香港的這三個月,先是埋首寫這篇城市專題,後推出新書,竟然一直沒空把那十天的旅程作個紀錄。雖說已經替雜誌寫了篇長達二萬字的專題,但值得再寫的,還有很多,真的很多。沒法子,有些事情嘛,不記下,就會遺忘,就會遺憾。

香港的初冬天氣跟八月末的芬蘭相當相似,於是這幾天我總不自覺地想起那個奇妙的國度,也於是我又決定,趁那十天旅程仍然歷歷在目,就嘗羶把這一切都寫下來——關於在當地遇見那些可愛的人兒,關於逛過的地方名勝,關於旅程中的瑣細思考。

好,是時候回到那最美麗的,八月芬蘭。

Turku, Finland

作為旅遊/記者 — 關於被刪走的一篇稿

前言:在芬蘭遇上香港式清場

終於有時間整理自己的文章了。話說八月尾到芬蘭的臨 海小城土庫(Turku)——2011年歐洲文化之都,了解它的文化活動與氛圍。出發前約了好些官方人物進行訪問,也準備在當地參與好些各具特色的文化活 動,比如是音樂會啊、展覽啊、什麼什麼。一切都打理好後,又開始擔心整篇報導會變成太和諧,太一面倒。對我而言,如果一篇專題報道,只有一種角度、一種思 考,那它斷不是篇理想的專題。

於是我只得倚賴街上的路人,作好隨時跟當地人搭訕的準備,期望能套到什麼有用的資訊,把文章 的聲音、角度變得更多元。結果抵埗首天,我就有幸邂逅了一位街頭藝人,並在他的介紹下,認識了一群正在市中心公園示威的藝術家。沒錯,他們正在抗議政府舉 辦文化之都活動——正合我意。

跟這群藝術家揮手告別後,在我腦海中不停盤旋的疑問是,怎麼我好像回到香港了?這些抗議者的 訴求(需要一個自由、不受管制的工作空間)、行動(嘉年華式長期抗爭),以至遭遇(在大型文化活動舉行前一天被警方清場,連根拔起,迅即運走,才不過半句 鐘的事情),怎麼跟我所遇過的香港藝術工作者一模一樣了?也許是我的思想比較狹隘吧,以前總以為,外國,尤其是歐洲國家,風氣較自由,當藝術家應該也比較 自由吧。怎料天下鳥鴉一樣黑,到處楊梅一樣花。

翌日我按原定計劃,訪問了是次「歐洲文化之都」籌委會的主席Cay Sevón,她的答案都在預期之內:與藝術家們所說,恰如羅生門般對立矛盾。離開籌委會辦公室,我開始明瞭自己是次行程的身份——旅遊記者。

這名銜可以分拆成兩部分,先是旅遊,後是記者。「旅遊」是行為,「記者」不單是身份,更是一種心態——盡量抱持客觀角度,求問真相的心態。是的,我認為真正的旅遊記者,應當如此,而非單單的食買玩,然後寫稿。

捫心自問,對於這責任,我負擔不起,畢竟此行目的本非如此。結果,剩下的行程,我還是按照原定計劃,參觀展覽,聽音樂會,頂多就是多詢問幾個路人,就「文化之都」發表意見,僅此而矣。

回 到香港,開始寫稿。整個專題總共由十篇文章拼湊組成,而我最著緊上心的,就是關於Slum of Art的這一篇。然而,寫了一半,我逐漸察覺,這篇文章跟前後的「官方論調」、「正面報道」都有點格格不入。交稿後,雜誌那邊也是這樣認為,就著我修改一 下。於是我花費極大氣力,將之改頭換面,變得比較「順眼」,就交了。

十月初,雜誌出版,專題面世,我卻赫然發現,這專題只有九篇文章,被抽起的,正是我最著緊的那一篇。原因,當然可能因為雜誌一方「和諧」至上,但我又明瞭,這篇跟其他的放在一起,又確實有點礙眼。

然 而花過的時間、心血不能就此輕易地付諸東流。所以我一直希望將文章整理好,將為之補上前文後理,呈現在大家面前。這未必是相當inspiring的,但如 果你跟我一樣,曾經都稚嫩地以為,外國月光較清晰,外面的藝術家較自由自在、不受拘束的話,這篇文章應該是值得一讀的。

***

HEAD

歌舞昇平下的反對聲音

走進藝術貧民窟(Slum of Art)

BODY

文 化、藝術從來不屬社會主流,而以此維生的人許多更是潦倒窮困。梵古貧苦一世,常常餓著肚子,把省下來的錢用來買顏料和畫布;莫札特的一生幾乎都在負債中度 過,貧病交加,甚至葬禮也是跟另外幾個死者一同舉行。藝術與貧窮,兩者似乎息息相關。就在圖爾庫「歐洲文化之都」籌委會主席Cay Sevón在訪問時表示,是次盛事共有15,000名藝術家參與,而專案總經濟收益將達至二億歐元時,我反復想起梵古和莫札特。難道圖爾庫的藝術家就能夠 避免貧窮的慘況?要得知這問題的答案,最有效的方法當然是找些當地藝術家傾談,瞭解他們的生活環境及創作空間。

結果,我們 在市中心的芬蘭著名百貨公司Stockmann門外,找到正在盤坐街頭、賣藝維生的藝術家Oded。他是以色列人,在圖爾庫才逗留了不過一星期,和我們還 差不多。可是跟一般旅客不同的是,Oded慣於在旅途中表演籌集旅費。他把帽子裡的硬幣倒在掌心,稍稍一算,然後笑道:「這裡的人都很慷慨。我在這裡待了 兩小時,彈彈結他,吹吹口琴,便賺了二十六歐元。」看來,在圖爾庫,只要勤奮一點在街頭表演,當藝術家的生活應該還不賴。

來自以色列的街頭藝人Oded

跟Oded談到我們身在圖爾庫的目的,還以為同為過客的他應該對這些活動頗感興趣,怎料他聽見了,劈頭就是一句:「甚麼文化之都?都是廢話!」他批評,這些 所謂的文化活動都不過是政府的形象工程,目的旨在吸引遊客,刺激消費,從而推動經濟發展。「為何你會這樣想?你參加過那些活動嗎?」我提出質疑是因為,我 認為,他的批評源於對當權者的偏見,而非針對活動本身。怎料Oded卻回應說,自己雖然沒參加過這裡的什麼文化活動,卻曾與不少本土藝術家交談,聽過他們 的故事,知道文化藝術在圖爾庫的真正地位。我聽見後恍然大悟,急忙問他在哪裡可以找到這些本地藝術家,他微笑說:「就在河畔的公園,今天早上我才跟他們聊 完。他們正在那里拉起橫額,抗議歐洲文化之都活動,現在應該還未離開。你要見見他們嗎?我可以跟你一同走過去,反正這裡的硬幣應該足夠支付我的晚餐了。」 我當然樂意之至。

「這就是歐洲文化之都了」 

在 Oded的帶路下,我們到達當地名勝圖爾庫大教堂對面的一個公園。甫踏上草地,Oded便說:「糟糕,他們的貧民窟被員警清拆了!」我們親眼目睹員警把一 件件雜物搬上大貨車,然後失去蹤影。原來,這群本地藝術家早前在這裡搭好帳篷,用膠板當成牆壁,築起了他們稱之為「藝術貧民窟」(slum of art) 的基地,預備長期抗爭,怎料在我們到達前的十五分鐘,警員忽然前來,把整座「建築」拆卸運走,只留下一些本來在裡面展出的藝術作品。

「這 就是歐洲文化之都了。」在場的其中一位藝術家Julian顯得相當無奈。「不過我們不會怪責那些員警,畢竟他們只是執行上方指令的木偶罷了。」此時,一眾 藝術家們正在我們身邊圍坐,一邊喝酒,一邊聊天。他們都是本地藝術家,在這公園聚首,為的是要喚起公眾,以至相關政府部門關注當地藝術發展。Julian 解釋:「我們並非反對圖爾庫舉辦文化之都的活動,只是嘗試作出批評,期望當局能反思把公眾的金錢花在這些地方是否值得。」另一位藝術家Teema則對我們 表示,政府給予當地藝術家創作的空間嚴重不足,令他們生活艱難,無法在這城市以藝術維持生計。這正是他們舉行藝術貧民窟的原因——促請政府撥出市內一些場 所,容讓本地藝術家不受任何形式規限,專心一致地投入創作。事實上,貧民窟已經連續第五年在八月舉行,這意味著藝術家們的訴求五年前經已存在,但有關部門 仍舊對此置若罔聞。

本地藝術家的快樂抗爭 

近 年,國際社會開始興起一種以文化藝術為主題的抗爭方式,示威者將怒氣訴諸藝術創作、演出,並在愉快氣氛中向當權者表達訴求。而藝術貧民窟的成立,也因為這 群藝術家,包括Teema和Julian,都熱衷於這種快樂抗爭。「可惜你們遲了半小時,不然就會知道我們的貧民窟究竟是怎麼模樣的了。」Teema笑 言:「顧名思義,藝術貧民窟就是供平民百姓享受文化的地方。他們可以在裡面欣賞我們的藝術作品,也可以參與創作——在牆壁上恣意作畫。此外,基於『藝術就 是生活』的信念,早陣子我們還在貧民窟裡擺設桑拿裝置,讓遊客體驗芬蘭的地道文化。」乍聽來,這個藝術貧民窟其實頗為符合「歐洲文化之都」籌委會推廣文化 的理念。

於是我跟兩人談起「歐洲文化之都」的活動。究竟他們對活動有何不滿?只見Teema捋捋鬍子,從容答道:「這是資 源運用的問題。相比起舉辦歐洲文化之都的大型活動,我們的要求簡直就是九牛一毛,但有關部門卻一直拒絕回應我們的聲音。」這種取態明顯反映當局對本土文化 藝術的輕視。Julian接著道:「當局一方面聲言,期望透過歐洲文化之都的大型活動來推廣本地文化,另一方面卻從外地邀請著名藝術家策展項目,這做法根 本是自相矛盾。我們質疑,大會想推廣的文化,究竟是圖爾庫本土文化,抑或是那些著名藝術家的本國文化?若是前者的話,何以要忽略一大群已經缺乏創作、發展 空間的本地藝術家?他們這樣做,歸根究柢,還是因為外來的藝術家更有叫座力,能帶來更龐大的經濟收益。」

文化之都的陰暗一面

多 虧這個已經不存在的藝術貧民窟,我們得以知悉圖爾庫本地藝術家所面臨的處境。在圖爾庫就文化藝術活動大力宣傳的同時,這貧民窟卻暴露出有關部門對推動本地 藝術發展的冷漠。而跟Julian和Teema傾談的期間,我發現談起這個貧民窟,兩人的神情會特別自信快樂。這神態甚至教我聯想起數天前訪問過的活動籌 委會行政總裁Cay Sevón——她在提及自己所統籌的節目時,表情亦是同樣雀躍而自豪。雙方就「歐洲文化之都」計畫所抱持的立場也許對立,但我相信,他們對推動文化的熱誠 卻是不相伯仲,因為無論是籌備文化之都的活動,抑或是舉行「藝術貧民窟」,他們的目標都是,令圖爾庫變成一個更有文化的城市,甚至是名副其實的文化之都。

而這,或許也是每個圖爾庫人的共同盼望。

Slum of Art: http://vapaakulttuuri.blogspot.com/

抗爭者在商討下一步行動
作品沒被充公,就此擱在地上。
 照片版權: L5 Vision

Thursday, December 01, 2011

重新學寫

新書面世轉眼又過了一整月,所謂的宣傳基本上都完成了,現在就只得學像農夫一般播好種,灌好溉,就等待默默地坐在旁,迎著陽光,等待秋收。本以為出版後自己定會悠閒得到各區書店視察,怎料一直在忙,就錯失了時機。幸好一直有各區友人報告情況,心裡大概有了底。f 說這幾天到過不少商務、三聯分店找書,卻遍尋不獲,懷疑已經賣個清光。呃,我自己也有所質疑。若然屬實,心情就會百感交集,既滿足,又惋惜。

無論如何,這陣子從各方聽見許多不同的話,或客氣,或真心。其實都不打緊,會讓我心裡介懷的,只有兩句話。一、任何把我和「作家」一詞扯上關係的句語。不是故作謙虛,只是我認為,無論是無法量化的能力,抑或是可被量化的成果,自己距真正的作家都是離數十萬丈遠,中間的隙縫不可踰越。請別將作家的門檻設得如此低下,也請關心那些備受忽略的真正作家。討厭的問題——二、幾時寫第二本?這不是恭維說話,問者也通常只是順口而問。,我對此卻甚為厭惡。原因,其實與問者無關。我厭惡的,可能是自己。嗯,早早決定,肯定不會寫第二本了,起碼暫時,一定是,請容我堅決地說不。。不是擱下寫作,只是放棄再出書的念頭。西方文壇中人常云 "Publish or Perish." 而我們身處的這座城市更可悲,Publish基本等同Perish的開始,所以才有所謂「一書作家」這不光彩名銜。不過對此我倒沒所謂,反正心願已償。

擱置寫書的真正原因,在於前輩作者的一席話。某天有幸跟某前輩見面傾談,他把書掃讀了一會,就說,為什麼要浪費樹木呢。對於當時正飄浮在半空的我,這話無疑是當頭棒喝。楞了半晌,他又質問我出版此書的意義——於是我就語塞了,只得低頭,不作聲。回家後愈反覆思量他的批評,心裡愈覺釋然。然後,我就開始明瞭這是怎樣的一回事。前輩問,如果一個人一生只能出版一本書,而你把這quota花在這個年紀所寫的這本書,值得嗎?他又說,假如我這幾年好好鍛煉自己,讓自己的性格以至這些事物都在時間裡好好沉澱以後,把一樣的題材再寫一遍,得出的結果,應該會很不同。我悄悄呼一口氣,或許所言甚是。

這刻,我最需要的,是沉澱。暫且不去理會前輩所言,關於寫作能力的問題,單以自身所積存的回憶以至想法而言,在經過《拾年記》的書寫後,我在這方面已經變得匱乏不堪。這些年來的想法、信念、不安、恕氣、快樂,都已全數灌注這本小書當中。這刻要再寫,根本不可能。唯一方法,就是待時間過去,讓自己有所經歷,有所成長,讓內心萌生新的想法,沉澱新的一套價值,那麼我的下一步,又或是下一本書,才有意義啊。

也於是,我又決定重新出發,摒棄那些微不足道的往事,再次踏上征途。我有其他事情想做,也有許多寫作計劃的念頭——即便不以出版為大前提,寫作仍是我生命裡很重要的一部分。現在,就靜靜地讀,默默地寫,學習農夫,做好本份,播好種,灌好溉,施好肥,然後等待,新果自然來。

農夫每天都要下田工作,而我可作的,最基本當然也是要把我的田地,也就是這個地方妥善打理。雖然每年年尾我都會說著差不多的話,發表相去不遠的宣言,訂立沒大分別的目標,但這刻我還是想跟自己說,在未來的日子要多點寫字,不可再懶再怠慢了。

重新學習寫作,總是快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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