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May 30, 2014

不是甚麼是甚麼 / 讀書好訪問



早前接受《讀書好》訪問,從流行文化講「香港人」身分。雜誌剛剛出版。

*

知道自己不是甚麼,
但不知道是甚麼

阿果

談到流行曲與香港人身份的關係,阿果認為單是流行曲的力度不大,受眾在聽流行曲的同時,也會摻合了其他媒介如電影、電視等,所以這個關係,其實是個合力的結果。但無論流行曲,抑或其他流行文化與香港人的身份建立,其實都是個意外:「就以今天我們大唱特唱,奉為「港歌」的《獅子山下》而言,創作者黃霑在當時其實也沒有刻意去形塑甚麼,其他歌曲,甚至其他流行文化的情況也類似。」

但「文本誕生,作者已死」,將視線放回歷史脈絡會更明白:「八十年代後期,不少人舊歌重聽,覺得這些歌有味道,是在講身份的,一直到九十年代頭,就真的開始有意識地講身份,如達明一派的作品和《皇后大道東》這些,但回歸後卻停了下來,一直到近年才再次出現。我甚至覺得,這些音樂創作比那個身份的出現還要遲,是社會先討論,詞人才去回應,而且這些歌在主流樂壇只佔很少比重,得看一些小的創作單位。」

阿果

讀:《讀書好》
果:阿果

讀:如果要你選最能體現香港人身份的流行曲,會是哪一首?
果:如果是現時的香港人身份,我會選My little airport的《美麗新香港》和黃耀明的《太平山下》。《太平山下》很能說明香港人的身份,因為它是在說香港不是些甚麼,不是獅子山下、不是從前的一套,但太平山下又是甚麼呢?又為何是太平山呢?是指香港和九龍的分別嗎?但這些問題,哪怕我翻查明哥和林夕的訪問都沒有答案。當然歌詞也很說明香港現時的狀況,特別是「現在是爛鬥爛」,很能說明香港人的心態。就如現時香港人思考自己的身份時,他會知道自己已經不是從前的一套,也知道自己不是大陸人,但卻不知道香港人是甚麼,很難講定。不同年代的我們都靠「揸住」一些東西去形塑香港人身份,九七前是生活細節,如飲奶茶和菠蘿油,但現在卻很迷茫,未有共識。

至於《美麗新香港》,就是電影《金雞sss》的主題曲,情況也類似,知道這個香港不再是我地頭,但之後的香港、香港人是怎樣?沒有人回答到,也沒有人敢回答。


讀:假如要你為現時這個茫然的香港找一條出路,那會是怎樣?
果:我希望她不會是一個中國城市。因為香港再這樣發展下去,悲觀點想,就真的是一個中國城市,而且大陸的管治方向也似乎是這樣,但我們能做,或希望做到的,就是那一天不要太快來臨。


My little airport《美麗新香港》,黃耀明
《太平山下》

Tuesday, May 27, 2014

香港地,拍拖難!



香港地,是否適合談戀愛?講這個三分無聊、七分無謂的題目之前,想先分享三個朋友的故事。

朋友A某天跟女友在尖東吃過晚飯,心血來潮,便到海傍散步談心。兩人站在海邊看夜景,微風拂面,甜美的爵士音樂從遠方傳來,好不寫意。「這裡真是拍拖的好地方呀!」A驚呼。話音未落,幾輛旅遊巴士突然出現,導遊跳下車,揮動旗幟,然後外省旅客像瀑布般傾瀉下來,連綿不斷。一瞬之間,整個尖東海傍擠滿遊客,爵士音樂逝去無蹤,綿綿情話戛然而止。

朋友B跟許多香港人一樣,對於行街、睇戲、食飯這些拍拖活動,心裡其實不怎樣享受。有些時候,她寧願跟男友二人世界,玩一下煮飯仔,你洗菜,我洗碗,然後並肩而坐,看看電視,度過簡單但窩心的一個晚上。但她同樣心知,以上這些,純屬奢望——哪裡找個廚房玩煮飯仔?兩人都與家人同住,正儲錢結婚,二人世界和煮飯仔一樣,遙遙無期。

朋友C自認悶蛋,平日拍拖多逛商場,頂多跟從雜誌介紹,間中尋找特色餐廳,跟女友吃點好的。他自知如此下去,不是辦法,於是有次向女友提議,趁公眾假期到赤柱遊玩,兩口子浪漫一下。假期當日,兩人相約在銅鑼灣見面,一同乘小巴入赤柱,結果被小巴站的驚人情景嚇壞——那條人龍大概有過百人,由街頭排在街尾。C跟女友望著人龍,進退失據。

香港是彈丸之地,地小人多,這些既是小學常識,也是香港人的集體共識。然而到這幾年,大家正在面對的,卻是情況急劇惡化——地一樣小,但人呢?卻愈來愈多。政府早前公布的《香港承受及接待旅客能力評估報告》就估計,十年後的訪港旅客數字將會比現時增加一倍至超過一億人次,再加上人口持續增長,「香港迫爆」是大眾共識,更是集體憂慮。香港空間捉襟見肘,誰最受害?是每天在地鐵車廂埋身肉搏的上班族(張志剛語)?是以往最愛到廣東道購物掃貨的平民百姓?除此以外,還有別的受害者嗎?

或許還有一眾年輕情侶。何以見得?全因情侶比誰都更需要二人空間。大部分情侶拍拖,都如我的三位朋友一樣,嚮往寧靜,追求浪漫,在不受打擾的地方,促膝詳談,細訴情話。偏偏當下的香港似乎「情人止步」。

香港地怎樣不歡迎情侶?上一代的戀愛勝地,如山頂、尖東海傍、荔園、雍雅山房,要麼早已清拆(並改建成豪宅),要麼被遊客佔據,儼如淪陷。市區人多,不如遊走郊外?環境優美,適合大家影相上載「呃like」的,每逢假日好天氣,定必接踵摩肩,大打蛇餅。外面人那麼多,不如安坐家中,玩煮飯仔,看DVD?偏偏樓價高企,年輕情侶要成家立室,享受二人世界,又似遙不可及。最後,香港年輕情侶要拍拖,就只得行街、睇戲、食飯,沒有其他。

對此,大學生Jack和Cherrie感受很深。兩人是同系同學,各有伴侶,也因而各有煩惱。Jack自小居於狹隘斗室,一直嚮往空間,平日與女友相處,也多上高山,少入鬧市。今年情人節晚上,他路經公園,卻發現一幕城市奇觀——每一張長椅,相隔不遠,卻都有情侶在上面親熱……香港的情侶是否真的缺乏空間到這樣的地步?Jack渴望了解。

至於Cherrie,平日時常上網,將那些適合與男友攜手前往的地方,通通寫在睡房牆壁上面。為了探索香港今昔的拍拖勝地,她向長輩請教,跟同輩傾談,然後穿梭街頭巷尾,親身視察……可是她又發現,上一代的拍拖勝地,許多都已經不存在了,至於時下年輕人的熱門拍拖勝地,如南生圍,卻多是人山人海,別說要安靜談心,就連想拍張不見「閒雜人等」的合照,也十分艱難。

身處空間愈來愈擠迫、生活方式愈來愈單一的香港,情侶們莫非真的只能行街、睇戲、食飯?Jack和Cherrie不願妥協,決定另闢蹊徑,用自己的雙手,設計出一個註明「Do not disturb」的「二人世界」——它既讓煩囂鬧市中的情侶,得以懶理他人目光,獨處對望,情深一吻;又藉機諷刺我們的城市,竟然連可供情侶相處的地方,亦告缺乏!

容不下二人空間的香港,真的還是下一代樂於安居的地方嗎?不容許我們彼此相愛的香港,還是昔日我們愛的那個香港嗎?這是情侶們的私人煩惱,也是香港社會的公共問題。


刊於主場新聞

Monday, May 26, 2014

悲劇直播




如果可以選擇,你是否願意睜大雙眼,旁觀悲劇發生?

前兩天,一場事先張揚(兼大賣廣告)的「大悲劇」如期在電視上演——《M Club》的鄭丹瑞在與妻子視像通話之際,不幸碰上交通意外。電話另一端的李若彤,透過鏡頭直播,目睹丈夫活生生被車撞死,嚇得說不出話來。「好煽情啫!」看到這幕,我媽望着電視,大聲抱怨。同一時間,沙發上另一端的妹妹,卻選擇掩住雙眼,默不作聲。


李若彤和我妹的反應,大抵正常不過。心理學家說,許多災難的目擊者,當時狀况儘管並無異樣,但實質創傷只是埋藏心底,難以磨滅。到事情過去了,腦袋放鬆了,憂鬱、焦慮、恐懼等情緒,就一併浮上水面,纏繞一生。因此,倘若可以選擇命運,大部分人都鍾情大團圓,選擇悲劇告終的,大概很少。而希望悲劇在自己眼前發生的,更是少之又少。也難怪,生活已夠煩人,誰想加添不必要的沉重包袱呢?

跟殺人犯四目交投

星期三傍晚,面書傳來陣陣哀號,氣氛沉重。事緣台灣發生駭人聽聞的謀殺案,21歲大學男生鄭捷在行駛中的捷運列車上揮舞刀刃,隨機殺人,車上乘客傷亡慘重。接着那幾個小時,面書的頁面上流傳一張又一張車廂內的照片,加上台灣媒體的即時報道、現場訪問,整宗血案彷彿在眼前重演一遍。

其中最教人膽戰心驚的,莫過於網上瘋傳的一段短片,片長40秒,由車廂乘客所攝,記錄兇手與乘客對峙的恐怖場面。我掩住半邊臉,勉強看完短片,兇手的外貌、神態,以至那一瞬車廂內的緊張氣氛,透過轉播,越過海峽,印入腦海。從前,平常人終其一生,也沒機會跟殺人犯四目交投,現在科技發達,一切竟然變得那麼輕而易舉。媒體,拉近了我們和悲劇之間的距離。

媒體拉近了距離,也牽動了情緒。過去幾天,台灣民眾為兇案激動,網民聲言「這個如果不是死刑,那我不敢在台灣生活了」,情緒之沸騰,令人不期然想起三年多前的菲律賓人質事件,一樣的傷痛,一樣的憤怒。旅遊巴慘劇之所以令港人難忘,除了因為受害者跟你我一樣是香港人,更因為整個過程被鏡頭攝下,全程直播,一場意料之外的悲劇,就此在全港市民眼皮底下上演。對於事發經過,你我看得清楚,情緒因而大幅波動,或哀痛難過,或怒不可遏,都順理成章。

何謂「傳媒責任」?

但大家有沒有認真想過,其實一切是否有必要看得那麼清楚?透過各個鏡頭、各種角度,將一場慘劇全方面審視一遍,對於我們來說,除了滿足自我膨脹的好奇心,究竟還有沒有別的意義?現場目擊慘劇的旁觀者,有責任與警方合作,落口供,述過程。那麼作為(非常)間接的旁觀者,我們又有沒有責任要負?還是填滿了求知、分享、憐憫的欲望以後,就可以拍拍屁股,遠離熒幕去?

這邊廂,旁觀者「責任」成疑,那邊廂,大眾媒介卻致力將「傳媒責任」四個大字放到最大,義憤填膺,血脈賁張,搖旗吶喊。何謂「傳媒責任」?就是追求真相,為「公眾利益」着想。於是幾天下來,台灣媒體忙於翻揭瘡疤,既尋找兇徒家屬、同學進行訪問,又將所有與兇案有關的線索,追查到底;於是暢銷報章煞有介事推出「捷運屠魔懶人包」,列出幾十宗相關消息,將事件經過、兇徒背景、無名英雄、輿論迴響、專家意見,一一呈現讀者眼前。因為媒體「負責任」,因此悲劇發生,直播過後仍是直播,永不間斷,(在觀眾失去興趣之前)永無終結。不過慢着,何謂「公眾利益」?

大眾興趣=公眾利益?

這問題,已是老生常談。悲劇上演,周遭群眾情緒激動,握緊拳頭,自然對與兇案相關的所有事情,都感到興趣。但大眾興趣,就等同公眾利益嗎?譬如說,媒體對於兇徒的身世感到好奇,因此集中火力,翻舊照,持訪問,從而得知他就讀私立大學,沉迷電腦遊戲,早已不想生存——但這些細節對讀者們又有何「利益」可言?於是,有人回應說,歷史永遠重複,所以媒體有責任呈現(各種)真相,讓大眾汲取教訓,阻止慘劇再次發生。

可是我們經常忽略的是,這些「教訓」通常建立於歸納與標籤之上——鄭捷是理科生,沉默寡言,沉迷電腦,因此為免悲劇重演,媒體提醒我們,若身邊有這一種人,千萬要多多關心。假如兇手來自單親家庭,假如他有精神問題,假如他是校園欺凌的受害者……那就更簡單,大眾媒介定必找來相熟的專家提供意見,滔滔不絕地講解,社會究竟出現了什麼問題;又提出建議,期望政府、大眾攜手協力「解決」問題。然後?再沒有然後。專家發聲了,政府回應了,於是媒介鳴金收兵(直至下次同類事件再發生),大眾平復情緒,回歸生活。

從歷史汲取教訓,當然沒錯。但我有時也會思疑,是不是每一宗慘劇,都有適合你我消化、牢記的教訓?我們是否一定要從悲劇中悟出道理,才算值得?若然如此,我們彷彿就在說服自己,因為有了「得」,那麼事件中所「失」的,無論是生命、血汗,還是淚水,其實亦有意義——這又是事實嗎?

冷酷世界症候群

這陣子重溫傳播學大師George Gerbner的著作,讀到「冷酷世界症候群」(mean world syndrome)的概念,印象頗深。他之所以發明此詞,全因其多年的文化指標研究發現,長時間接收媒介暴力的觀眾,會開始丟失安全感和同情心,變得冷酷、麻木。當下的媒體觀眾的反應看似是相反:個個情緒激動,咬牙切齒,誓要將兇徒送上死刑台,伸張正義。但歸根究柢,這份正義感,有多少是來自媒體的渲染?

George Gerbner又愛將媒體比喻為「說故事者」(storyteller)。因為故事內容的選取、說故事的方法,往往影響觀眾理解,從而改寫歷史。面對在媒體鏡頭下直播(或轉播)的悲劇,我們這些聽故事的旁觀者,能否察覺大眾媒介怎樣將慘劇包裝、呈現?說到尾,對於倒卧血泊的受害者、心如刀割的兇徒父母,我們又有多少同情、憐憫的心?

悲劇落幕,群眾毋須盲從媒體,拘泥於找出細節、悟出道理。作為旁觀者,我們要做的,只是掏出一顆真心,與所有受害人——死傷者也好,兇手的家屬同學也好——並肩同行,好好生活。


刊於20140525明報星期日生活

Tuesday, May 20, 2014

救救兒歌,救救童年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童年,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兒歌。

提起兒歌,年長一輩,自然會憶起昔日父母在床邊哼的廣東童謠:「月光光,照地堂;年卅晚,摘檳榔」;七、八十年代成長的,不期然唱起「小小的宇宙」、「天空海闊任鳥飛」、「創作力量同幻想會嚇你一跳」;再之後的那一代,邊看卡通邊做功課,於是男孩子吶喊「遇怪魔我即刻變大個」,小女孩驚呼「百變小櫻魔法神奇誰可阻擋」。歌唱兒歌,追憶童年,大部分人滿腦回憶,會心微笑,更不介意流露童真,暴露年齡,反而放鬆讓心情和表情,一同返老還童。

慢著。我們似乎忽略了最年輕的一代。現在這一代的小朋友呢?他們的兒歌又是什麼?唱起兒歌,他們會像上幾代一樣,盡快將憂愁眼睛、憂愁面孔、憂愁內心拋棄嗎?

答案,可能讓你我失望。

前陣子跟一班五、六歲的小朋友聊天,談到興起,便問他們喜歡唱什麼兒歌。結果,孩子們搖頭晃腦,好像不知道什麼是「兒歌」。後來,再跟幼稚園老師傾談,才知道現在的小朋友懂得唱的「兒歌」,原來不是《跳飛機》和《月光光》,而是……

衝上雲霄》和《Gangnam Style》!

這些算是兒歌嗎?當然不,因為這些流行曲根本不是為他們而寫。這一代孩子,並沒有屬於他們自己的兒歌,全因近年香港兒歌,將近沒落。

本地兒歌何以沒落?歸根抵底,至少有三大原因。

一、媒介失蹤——電視台為節省資源,停辦兒歌金曲頒獎典禮多年,平日的兒童節目也絕少再見兒歌蹤影(提倡「食麵好比生命的幻變」的《請你食麵》是例外);電台的兒童節目(基於《廣播條例》要求)仍然健在,但播放時間卻越調越偏,小朋友根本聽不到……當大眾媒介不再推廣,市民大眾難以接觸兒歌,也是理所當然。

二、創作失蹤——大眾少接觸兒歌,市場自自然萎縮。結果兒歌創作人賣碟難,維生更難,大部分只得放棄,留下來堅持的,也要另找辦法,逆境求存。要專心一致為兒童創作音樂,在這個年代,幾乎不可能。

三、童年失蹤——為了贏在起跑線,這一代孩子步出課室,就要踏入興趣班、補習班的大門,要像上一代般放學躺在沙發上看電視,聽兒歌?不可能。往日的家長會在床頭講故事,跟寶貝子女一同聽錄音帶,哼唱兒歌;今日的家長,為了令社會當子女是寶貝,有時間也寧願督促他們聽英文歌,學多幾個艱深詞彙。香港兒歌,既不符合成本效益,又遭社會大眾摒棄,被時代淘汰,似乎順理成章。

但中大音樂系二年級生Max拒絕放手。熱愛創作,又對下一代的音樂教育有所承擔的他,眼見香港人的兒歌和童年一同失蹤,決定聯同三個同系師弟妹,挽救兒歌,重拾童真。但在行動以前,Max首先要面對一條關乎現實的問題——沒有兒歌,香港會死嗎?如果不會,那為何兒歌重要?

要回答這問題,註定不易。Max決定向幾位經典兒歌創作人討教——七十年代一口氣寫了三百首廣東童謠兒歌的「香港兒歌之父」韋然老師、寫下《小時候》《叮噹》《IQ博士》等兒歌的鄭國江老師,以及近年仍活躍於兒歌樂壇的Purple姐姐(李紫昕)。Max在探索當下社會為何容不下兒歌的同時,亦嘗試從前輩身上學習兒歌曲詞的創作技巧。兒歌,其實絕不兒戲。

取經之後,Max打算為這世代的孩子度身訂造一首真正屬於他們的兒歌——但屬於這個時代的兒歌曲風應該怎樣?歌詞又應該盛載什麼訊息?Max費煞思量,最終寫下一曲《小天使》,憑歌寄意。及後,他帶著同伴走入小學音樂室,舉行一場兒歌親子音樂會,以遊戲玩樂的方式,鼓勵同學和家長,一起走出框框,享受歌唱新舊兒歌的樂趣,重拾童年應有的快樂。

是的,沒兒歌、沒童真,香港人也許還是一樣過日子。然而,我們又是否忍心讓屬於童年的聲音,就此湮沒在揠苗助長的社會風氣之下?假如二、三十年後,社會棟樑,就是由這些被功利主義薰陶,沒有兒歌,更沒有童年的孩子組成,我們的香港會變成怎樣?兒歌,不僅影響小朋友的成長軌跡,更關乎大社會的發展路徑——贏在起點線,輸在終點線,請問又有何用?

也許你會懷疑,作一首新歌,找來一班小朋友試唱,就算是拯救香港兒歌嗎?沒錯,Max和同伴不過是小人物,他們的行動,也不過是一個小小的起點。要救兒歌,救童年,我們要靠小人物在起點出力,更需要大人們在途中接力——香港的大人們,是否願意放手,讓孩子們有童年可過,有兒歌可聽?孩子的童年就像肥皂泡一般,色彩絢爛,卻又一觸即破。大人們願意放棄插手,讓空中的肥皂泡,多飛一會嗎?

要救救兒歌,救救童年,也許我們首先要救救大人。



香港電台電視節目《十個救港的少年》第五集「拯救 .香港兒歌」將於5月19日(星期一)晚上7時,在港台電視及亞洲電視本港台播映;港台網站tv.rthk.hk 同步直播及提供節目重溫。

原文《兒歌不見了》刊於16-05-2014《都市日報》,加長版刊《主場新聞》。


文:阿果
圖:香港電台

Sunday, May 18, 2014

香港仔,何處尋?



「我們想知道怎樣從流行文化理解香港人身分,找你談兩句,可以嗎?」

早幾天,收到雜誌記者傳來的這段信息,我毫不猶豫,對號入座,飛身赴會。訪問當日,我口若懸河,如數家珍,由德叔談到阿燦,再由許冠傑講到達明一派。口沫橫飛,因為對於流行文化與香港身分的緊密關係,我(自以為)十分熟悉。「那麼當下的流行文化呢?在訴說怎樣的香港身分?」記者追問。我拭去嘴角口水和額角汗水,開始猶豫。

為了這條大問題,我猶豫過許多遍,也曾將那份猶豫化成文字,在這裏寫過許多遍。之所以猶豫,全因它似乎沒有答案——當下的流行文化,看來跟香港身分扯不上太大關係。就算近年本土意識重新抬頭,席捲你我心底,其立足點也在廣東道、港鐵車廂和政總門外,跟紅磡香港體育館、將軍澳電視城及其相關的大媒介、大製作,都欠缺直接關係。

黃耀明 彭浩翔 杜汶澤

大媒介刻意迴避問題,因此我一直相信,這個年頭,要從媒體抽絲剝繭,尋找本土意識,就得從零碎入手,將關鍵詞由「大眾」過渡成「小眾」,由「主流媒體」變為「新媒體」、「跨媒體」,由大機構的「流水作業」,變成小衛星的「個性創作」。也所以,要知道怎樣從流行此化理解香港身分,我們應當聆聽黃耀明(《太平山下》)、My Little Airport(《美麗新香港》)等小眾巨星的聲音,也應仰望陳果、彭浩翔、杜汶澤這些未必廣為大眾接受的有心電影人,看他們如何或嘗試從合拍片中開闢空間,或堅持本土,將香港故事(及相關的金句、情慾和粗口)重現戲院。

這個由媒體結構、製作單位為出發點,再作延伸的香港流行文化故事,我講過,你聽過,在此不便再贅。然而,普及文化向來是「製作—媒介—受眾」的傳遞過程,我們在解構媒體,理解製作以外,又怎能忽視受眾——他們究竟怎樣看待流行文化中的香港身分?又甚至乎,香港大眾,是否跟文首的雜誌記者一樣,仍然期待從自己每天埋身接觸的普及文化中,找到香港身分以至本土意識的線索?若然不是,那就算文化評論如何口沫橫飛,如數家珍,飛身拆解在大小媒介裏面輾轉流傳的信息符號,亦屬枉然。

是他是你還是我?

正在思考這連串問題的時候,我正在戲院門外,排隊入場,對號入座,準備欣賞彭浩翔的新作《香港仔》。看這齣電影的原因十分簡單:(一)我喜歡彭浩翔——他的小聰明和毒舌頭、他的狂和放,我自《買兇拍人》以來, 一直十分欣賞;(二)我喜歡「香港仔」——別誤會,我並不住在南區,但對於「香—港—仔」這個稱號,我(和曾蔭權一樣)情有獨鍾。電影海報一出,由朱祖兒設計的「香港仔」霓虹招牌,也自然教人記掛夜色,想起香港。我喜歡香港,這齣以「香港仔」命名的電影又在宣傳海報上明言,會上映「是他也是你和我」的香港故事。所以電影上畫,我眾「香港仔」,走入戲院,乃理所當然。

但散場之時,我心(又再)猶豫。這故事是他是你還是我的?這就是一齣名叫「香港仔」的電影?我不敢相信。回到家裏,在網上老實讀了許多專家和平民的意見,大部分都認為《香港仔》令人大失所望——影評人說,《香港仔》是「無比精緻的河蟹電影」,因為它「完全抽空香港所有一切文化生活,包括政治和自由普選權利」;網民問,究竟戲中哪個是香港仔?隱喻香港身分的符號,是變色龍,還是擱淺鯨魚?是忘不了亡母的楊千嬅,還是曾經妄想一條一路通往「所有目的地」的曾志偉? 「有無巴打可以解答?」

《香港仔》是不是一齣好電影?還待專業影評人細心解構符號,分析情節,老實作答。於我而言,這齣電影(連同早前的《紅Van》)不論好壞,其引伸的現象,至少給了我們一點啟示:對於「流行文化介入香港身分」之說,香港的大眾,仍然萬分着緊。

許多人對《香港仔》失望,全因它違反「顧名思義」的金科玉律:既勾勒不出「香港仔」的面貌、脾性,又無力呼應當下時局;它沒有對香港的大環境作出任何具體描寫,更沒有像《紅Van》般為廣大港人寫下警世寓言。對於急欲入場,了解彭導如何理解香港人身分的觀眾來說,《香港仔》絕對是名不副實的爛電影。

「《紅Van 》一定是個大符號」

大眾渴望從流行文化之中,解讀身分政治議題的現象,近年甚是普遍。只要敢於為時局發聲的創作人(如黃耀明、杜汶澤、彭浩翔)所寫的文本出現,媒體與群眾也就自動從他們的作品尋找線索,點出金句,解讀符號,彷彿這些文本裏頭,除了政治,再不會有其他。所以在大家眼中,《紅Van》一定是個大符號;《太平山下》定必是對舊香港故事的大質疑;《香港仔》鐵定要講「是他也是你和我」的香港身分。

香港人看待流行文化,向來並不認真。長久以來,再認真的文本(如《表姐你好嘢》),在大眾的眼皮底下,也會自動變身,成為令大家「日頭猛做」以後的大眾娛樂。那現在港人何以熱中鮮讀文本,誓死要從電影裏找到「香港仔」的面容、性格、情緒?

一、宣傳影響。電影公司當然不介意大眾舉起放大鏡,仔細解讀——畢竟流行文化產品要獲得市場成功,最好當然能夠引起議題,成為全城熱話,令群眾為一窺風采而爭相入場。於是無論創作的文本與政治、身分是否直接相關,宣傳的時候難免加入「還我香港」、「莫失莫忘」等金句,教你無限聯想,令我捕風捉影。「流行文化—香港身分」的疑似連繫,原是一個「你願玩,我願賺」的市場遊戲。

你願玩, 我願賺

二、時勢所逼。近年本土意識重新崛起,是眾所周知的常識。但究竟當下的香港身分有何成分,卻少有人能夠解答。我們知道自己不是誰——不是愛吃厚多士的中國人、也不是曾蔭權那輩的「香港仔」;但我們現在是誰?將來又會是誰?問號很大,迴響很小。於是乎,平民百姓開始有意識地,從一眾當下的流行文化傳奇身上尋找答案;於是乎,大家一旦發現符號,連忙蜂擁而上,眾聲喧嘩。對號入座,源於對當下,對將來身分的惶惑不安。

普羅大眾這份對於在《香港仔》找「香港仔」的堅持,或許才是當下香港身分的最佳註腳——有點多事,有點敏感,熱愛捕風,沉迷捉影,是他也是你和我,更是廣大香港仔的集體心事。

刊於20140518明報星期日生活.果欄

Monday, May 12, 2014

朋友,我當你一_朋友



「人生於世上有幾個知己」——大家不妨數數指頭,仔細想一下,你究竟有幾多個朋友?

這個問題,以往不大好答。原因有二:

(一)人的記憶有限,一時之間,要記起每一張跟自己稔熟的臉孔,注定是難題;

(二)「知己」、「朋友」這類字眼,從來沒有清晰定義——可以共赴患難絕望裡緊握我手的、曾共渡患難日子總有樂趣的,肯定份屬好友,但其他呢?曾經並肩看過演唱會的、平日碰面會互相微笑點頭的,又算不算?基於以上兩點,文首由肥媽唱出來的這條問題,向來沒有一定答案。

直至近年社交媒體出現。facebook的盛行,令「好友」不再是遙遠而抽象的概念,而是一個具體並實際的數字。就算我們記性再差,只要捽捽電話,不消一刻就會知道自己(的facebook上)總共有多少「好友」。有了社交媒體,我們甚至不用再擔心自己會遺忘朋友的生日,又或錯過他們生活中的零碎片段——只要順從指示,準時寫句「Happy birthday」,慷慨給profile picture讚個好,那麼「好友」既收到自己的小小心意,我們也自覺盡了朋友的本分。如此,絕對是皆大歡喜。

但問題是,每天在(facebook)時間線上跟你我擦身而過,甚至看似同呼同吸的「好友」們,真的算是我們的朋友嗎?許多人都愛唱陳奕迅的《最佳損友》——在這個世代,還在堅持「朋友,我當你一世朋友」,無疑是痴人說夢;但我們又是否應該委曲求全,默默接受「朋友,我當你一秒朋友」(然後下一秒又忘記了)的好友關係?一部部的智能電話、一個個的社交平台,究竟是拉近了我們和好友之間的距離,抑或令彼此之間從此隔著無可踰越的距離?朋友越來越多,知己越來越少,又是好現象嗎?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一年級生Gloria第一時間舉手反對。升上大學不久的她發覺,無論是同代人還是自己,與朋友的關係,都隨著科技的普及,而變得逐漸疏離。也許大家的交流,都比往日更加頻繁;透過社交媒體,友儕間對彼此的生活軌跡,也變得更瞭如指掌。但與此同時,關係的厚度,卻開始大不如前——快樂時想朋友替你高興?換來的可能是WhatsApp的拍掌符號;明明人人心裡都有悶極欲吐的心情,但大家都情願在社交平台跟大眾作廣播式分享,就算難得見面,也個個在凝視手機屏幕,用冰冷的科技來維繫熱暖的人情。若時代逼使我們用訊息代替問候,以讚好取代擁抱,那麼「友誼」這兩個字,究竟還應如何定義?

Gloria於是貫徹人類學的精神,走入田野,由自己出發,身體力行,嘗試挽救因為時代變遷而變得脆弱的友情。廚藝不精的她,先跟要好的中學同學約定,每兩星期輪流下廚,跟朋友舉起回憶佳釀的甜美——從而一邊學習如何為友情付出,一邊嘗試讓彼此關係,盛載更多共同經歷。認識新朋友的時候,Gloria拒絕跟大隊,單純地行街、睇戲、食飯,反而跟新朋友把臂同遊,漫步社區,到朋友喜歡的公園並肩乘涼,造訪她平日最愛逛的小店,跟「睇住佢大」的街坊攀談,藉以從更貼身、更透徹的角度,來認識這位新朋友。

另一方面,Gloria又模仿長輩,用舊時代的方式,來維繫新時代的朋友關係 —— 大夥兒聚會唱K,與其用智能電話拍攝合照,加入相差無幾的濾鏡效果,再用半秒鐘上載面書「呃like」,不如反璞歸真,改用菲林,然後一起約定下次見面的時候,欣賞沖曬好的照片?與其在WhatsApp花(極大量的)時間約日子見面,倒不如現在就約定下次的時間、日期、地點,希望大家信守承諾,不見不散,別再臨時用「Sorry,我要遲少少」作藉口,讓朋友等完又等?

舊時代的溝通方式,究竟還是否適用於這個年頭?結果也許並不要緊。更重要的,是活於這個時代的大家,如何看待友誼?眾所周知,科技對人際關係的影響,從來並非絕對,也互為辯證;然而,到大時大節才單靠兩個表情符號、三句Happy birthday來維繫友情,卻肯定是時代逼我們染上的惡習。與其在下雨天掛念從前,在深夜慨嘆朋友仔感情如何天真,何不學效Gloria,由自己做起,改變習慣,尋回「的確好極」的真正朋友?

也許我們不用拘泥於「人生於世上有幾個知己」這種注定沒有答案的問題,卻要撫心自問 —— 朋友,我當你一秒朋友?還是一世朋友?


原文《網上交友=真的有?》刊於08-05-2014《都市日報》,加長版刊於《主場新聞》。

Sunday, May 11, 2014

母親節,是單數還是眾數?



又是一年一度的母親節。先來兩條(答中無獎的)問題:(一)一年之中,最多人在網上搜尋引擎輸入「花朵」的日子是什麼?(二)母親節的英文為何是單數(Mother's Day) , 而非眾數(Mothers' Day)?


先談第一題。答案是動輒上演「鮮花軍備競賽」的情人節?還是讓孝子賢孫聊表心意的春秋二祭?都不是。早幾天翻閱外國報章,讀到美國一項調查發現,每年四月底、五月初,就是母親節前的兩星期,往往是最多人在網上「採花」的時候。搜尋的次數,甚至比情人節前兩星期,還要多上三成。讀完調查,禁不住在想:這,究竟出於什麼原因?

最多人網上「採花」

最直接的原因,當然因為按道理, 「母親」的人數永遠比「情人」多:人人都有母親,但不是個個都有情人。如此,為母親蒐羅鮮花的人更多,很合理。但除此以外,還有否其他因由?我在想,母親節買花,合理之外,其實亦更合情——情人節送玫瑰花、朱古力、燭光晚餐,夠浪漫,但感覺終歸有點奢侈。事隔三個月後的母親節, 百物繼續騰貴(有酒樓主打鮑參翅肚宴,特價三萬大元),但為頌親恩,我們送康乃馨、海味、按摩椅,花費更多,感覺卻更理所當然。

我們一反常態,荷包受創卻仍強顏歡笑,全因「孝順母親」向來是香港人立身處世第一大規條。這道規條,既源於傳統社會的核心價值,叫我們多看重孝義,少問候(別人)母親; 亦有賴大眾媒介( 如《東張西望》)每天為你我翻弄常識( 「母親節快到!」),既溫故( 「康乃韾今年市價為何?」),又知新( 「今年有何特色品種?」)敦促你我謹守本分,遵從規則,讓平日跟劉家輝師傅一樣「很難笑得出」的母親,展露笑容。

大眾媒介要緊貼流行,追趕話題,於是教育大家尊敬媽媽,慶祝母親節,實屬情理之內。另一方面,大商家要賣鮑參翅肚、康乃韾、按摩椅,做好生意,於是鼓勵大家(花錢)聊表心意,更是意料之中。結果兩者攜手,煽風點火,母親節從此真箇變成了「(不要為)母親節(省太多)」——做孝順子女,不用自助下廚煮飯,應該請媽媽到酒店吃自助餐; 要紓緩母親辛勞, 與其出手按摩,不如掏出荷包,揮動鈔票,媽媽就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可以享受按摩(椅)的暢快?平民百姓趁母親節向媽媽表達心意,然而這份心意的成分,卻往往交由媒體和商家合力決定。

媒體和商人主導的「母親節」,就是天下母親想過的母親節嗎?我不敢說不。近日台灣一項有關母親節消費方式的調查就顯示,受訪的在職母親當中,有近一半人表示最想收到的母親節禮物,是現金。當母親實際行先,孝順子女亦不介意大破慳囊,母親節商業化又何罪之有?

原是女性主義運動

至少一百年前創辦母親節的Anna Jarvis 不會同意。跟許多節日一樣,母親節的起源, 跟我們現在所慶祝的, 完全不一樣。1850 年代,Anna Jarvis 的母親,經常組織女性運動的Ann Reeves Jarvis,為了改善當時的衛生條件、降低嬰兒死亡率、對抗疾病並防止母乳污染,跟其他有心人成立了「母親日工作俱樂部」。美國南北戰爭後,她們繼續舉辦「母親友誼日」的野餐及其他聯誼活動,嘗試讓先前敵對的雙方和解。AnnReeves Jarvis 的其中一名同伴Julie WardHowe 更發表了廣為人知的《母親日宣言》(Mother's Day Proclamation),號召女性站起來,為維持世界和平,擔任積極的政治角色。母親節的起點,原是一場女性主義的運動。

Ann Reeves Jarvis 於1905 年離世後,她的女兒Anna Jarvis 為了紀念自己的母親及其事迹,遂籌辦第一次的「母親日」,希望鼓勵其他子女,趁母親健在多回家相聚,感謝她為自己做過的一切一切。結果,在Anna Jarvis 的推動下,美國愈來愈多城市與州份,都開始慶祝這個「母親日」。直到1914 年,當時的美國總統Woodrow Wilson 正式將5 月的第二個星期日訂為母親節,流傳至今。

痛恨節日商業化

但故事還未完結。Anna Jarvis 之所以發起母親節,本來不過希望提醒子女們多回家,感謝母親的貢獻,但她及後發現,這個節日很快成為商人賺錢的好機會——花束、糖果、賀片大行其道之餘,有些慈善組織更在「母親節」抬高康乃馨的價格,趁機籌款。如此的轉變,令Anna Jarvis 深深困擾,而為了讓母親節重回正軌,她花光了自己的時間,以至整副身家——發起杯葛行動,威脅興訟,甚至闖入商會,咒罵所有借母親節獲利的人。結果如何? 自然是徒勞無功。Anna Jarvis 的抗爭持續了三十年,到了1948 年,身無分文且精神失常的她,終於在療養院中離世,享年84 歲。

這段遙遠的歷史,於我們而言,或許沒什麼大不了。然而Anna Jarvis 窮一生精力的抗爭卻提醒我們,母親節真正要歌頌的, 絕對不像大眾媒體搖旗吶喊所言,是「普天之下的所有母親」;節日的對象,對每一個人來說,都只有一個——就是你我家裏的那一位母親。這也是Anna Jarvis 一直堅持母親節的名稱,應該是單數(Mother's Day) 而非眾數(Mothers' Day)的原因。

一直相信,母親節、情人節這類節日的意義,在於給大眾的行為以至價值觀,定下一個「尚可接受」的標準——平日少見媽媽,多見老闆?每次聚頭,又是多享受(五餸一湯),少付出(除了定時定候的家用)?不打緊。但若然每年一度的母親節,見的仍然是老闆,而不是逐漸老去的母親,溝通的方式仍然是她付出,你享受……那就注定為世人唾棄,天地不容。

然而,在滿足最低要求,送上康乃馨、海味、按摩椅( 並將「小小心意」拍下,然後上載面書,大大炫耀)以外,我們還能否多做什麼?也許孝順仔女更應該撫心自問的,是我們想至愛母親過的,究竟是由媒體和商家悉心為大眾安排的「眾數」母親節?還是因人而異、貼近你媽我媽他媽需要的「單數」母親節?

是時候回到最基本的問題—— 我的母親,母親節真正想要的,究竟是什麼?這個問題,麻煩大家今天解答,答中無獎,但絕對可令母親笑逐顏開,母親節快樂。


刊20140511明報星期日生活

Tuesday, May 06, 2014

樂透

小思老師提及阿果,讓我樂上了一整個上午。



Monday, May 05, 2014

鍾意中文,不如拯救中文?



香港學生的中文水準如何?這個問題,不太好答,也不知從何答起。作答與否,其實也沒大所謂,反正在香港,中文向來少人關注。中大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副教授黃念欣接受《明報》訪問時就曾如是說:「在外部的考試之下,我們才會覺得中文重要,這不叫重視中文,這只是重視中文帶給你的後果。」對,在香港,中文從來不重要,因此施政報告的封面,會出現「讓香港得以發揮」這種歐化病句(而且無人能察覺), 也於是,寫得一手通順中文的人才,永遠不及寫艱澀英文的吃香。

香港人輕視中文,乃不爭事實。但近一兩年,香港社會卻「轉死性」,忽然關心起下一代的中文水準來。媒體左手舉起大聲公,右手拿出證據(近兩年文憑試中文教的合格率,分別只有49.8%及52.3%),繼而為年輕人的中文水平敲響警號。香港人向來將公開考試奉若神明,也認定成績是評核個人能力高低的關鍵。那麼考生中文成績直插谷底,豈不正正反映他們的中文水準,同樣慘不忍睹?面對如此局面,專家托腮,老師捶胸,家長頓足,莘莘學子面面相覷,一同滴汗。

公開試中文科成績欠佳,就代表下一代中文水平下滑?也許我們應該要問,在試場以外,大家運用中文的能力又是如何?能寫的出流暢通順的句子嗎?能運用多樣化的詞彙嗎? 在閱讀理解練習拿滿分的考生,真箇能夠理解文章,甚至能夠欣賞好文字嗎?答案,似乎不言以喻。也沒法子,對於中文,無論大人還是學生,一律少寫字(請試想想你上一次認真寫一篇中文文章,是多久之前?),少閱讀(上次完成一本書,又是幾時?)。不讀不寫,中文不好,自是順理成章。

中六學生阿孝絕對是個異數。今年要考文憑試的他,最愛看詩詞文學,閒時喜歡創作,是真正熱愛中文的香港少年。當然,在身邊朋友眼中,他更是古怪的香港青年——竟然會隨身攜帶《道德經》、《胡適文選》,手不釋卷。甚至連阿孝自己,偶爾也覺得「自己好像有點怪」。是的,活在這個年頭的香港,還鍾情中文的,大概都會被視為「怪胎」。

好了,你也許在想,像阿孝這種男生,閱書廣泛、寫作了得,照道理中文水平應該不錯吧?考公開試,更加理應易如反掌,毫無難度?實情,卻絕非如此。阿孝校內中文科的成績一直平平。雖然自問中文不錯,但在荒謬的考試制度下,中文好,並不保證考中文就會好。於是,為了確保自己不會成為放榜後抱頭痛哭的那一半考生,阿孝只得遵從遊戲規則,走入人群,上補習班,熟讀各種題型,訓練應試技巧。這豈不諷刺?

比這更諷刺的,還在後頭。

近年,為了解決「香港學生中文不濟」這個特大問題,社會人士各出奇謀。教育局新學制中期檢討首階段報告,就建議於高中課程重設12篇文言範文,結果引來「走回頭路」的質疑;而更惹人爭議的,是用普通話教中文(普教中)。2008 年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提出計劃,撥款二億元,鼓勵中小學推行「普教中」(只有符合要求,就可領取資助)。結果,各間學校迅速回應,紛紛試行計劃。

「普教中」引起的爭議,明顯難跟兩年前的反國教事件相比。縱然如此,正反意見卻依然爭持不下——許多人以為,「普教中」可改善學生作文時以口語入文,亦有助他們透徹理解中文;但反對者則堅持,粵語是中文正宗,亦是香港文化命脈,在教育層面以普代粵,將無異於實行(更全面的)「洗腦」,勢對本土文化、香港身分造成嚴重衝擊。

阿孝對「普教中」亦有感受。一方面他不認為以普通話授課,就能夠讓香港學生學好中文——因為學生中文不好,全因中文課沉悶,大家對這種語言缺乏興趣;而用普通話授課,只會令中文堂悶上加悶,大家打呵欠打得更起勁。另一方面,他更發現,現正接受「普教中」的妹妹,已不懂用廣東話唸某些詞彙(如「一簇簇」),長此下去,香港在夏天吃的,將不再是「雪糕」,而是「冰淇淋」。「普教中」影響之廣,著實不能為你我輕視。

為了捍衛中文,為了拯救香港,阿孝夥同一樣熱愛中文的中三學生木子,組織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普教中關注組,設立街站,派發傳單,期望讓大眾知悉「普教中」的禍害,走在社會運動最前線。同一時間,為救中文而勇於發聲的他,一邊在街頭控訴教育制度的漏洞,另一邊又要為應付教育制度以內的文憑試而搏鬥。這顆「未夠秤」的心裡,滿是矛盾,盡見掙扎。

說到尾,就算香港學生的中文可以點救?不用「普教中」,不重讀文言古文,還有什麼方法?

阿孝與木子,嘗試探索另類可能——他倆走入學校,擱下課文,丟低試卷,教小學生說文解字,啟發他們對中文的興趣。原來,只要動點腦筋,中文堂也可以很精彩。

要拯救中文,當然該從教育入手,但箇中關鍵,絕非在於用文言古文、普教中等方法,務求確保學生考好試(起碼不能有一半人「肥佬」),入大學;反而,教育要能夠啟發學生對中文的興趣,培養他們閱讀、書寫,以至欣賞文字的習慣。

拯救中文,要先讓他們鍾意中文。




*香港電台電視節目《十個救港的少年》第三集「拯救 .中文」將於5月5日(星期一)晚上7時,在港台電視及亞洲電視本港台播映;港台網站tv.rthk.hk 同步直播及提供節目重溫。

**原文《拯救中文的少年》刊於02-05-2014《都市日報》,加長版刊於《主場新聞》。

Sunday, May 04, 2014

是港鐵出事,也是香港故事

1979年9月30日地鐵首日通車的入閘情景,刊《港鐵動力:36載情與事》。 

「港鐵的故事就是香港的故事,兩者未來的持續成功都有賴這種香港精神。」

2011 年底,港鐵出版了一本名為《港鐵動力:36 載情與事》的紀念刊物,圖文並茂,印刷精美。這星期,我一邊做好香港市民的本分,留意有關港鐵的新聞(或醜聞);一邊翻揭特輯,回溯歷史。然後,我在書本的序言末段,發現了以上這句。讀下來,百感交集。


港鐵故事就是香港的故事?也許所言非虛。但兩者未來會持續成功嗎?香港人和我的內心,都注定沒底。至少這幾星期下來,由「間中故障」到「全線停駛」,由「隱瞞高鐵工程延誤」到「為趕工漠視考古文物」……港鐵的種種事故,幾乎將這個昔日港人信奉的成功故事,摧毁得蕩然無存。面對如此景况,作為香港人,我的心情不無唏噓。

那些年我們一起坐的港鐵

唏噓,因為我們曾經一如廣告口號所言,「心繫港鐵」。如何「心繫」?那本厚重的紀念特輯,就記載了港鐵通車後首數個月的有趣畫面: 「每當列車由彩虹站駛往九龍灣站,在彩石的得寶花園附近從地底升上地面時,乘客總不期然驚歎一聲—— 『嘩!』」乘客興奮尖叫,除了因為離開地底,重見光明,更因為這種交通工具,對當時的香港人來說,是新奇玩意,更是偉大發明——與當時其他交通工具相比,地鐵更加安全(少發生意外——除了「意外」加價)、可靠(多準時出現)、效率更高(最方便,最快捷),讓乘客坐得更舒服(《富貴逼人》的董驃:「坐地鐵可以歎冷氣」)……因此,我們曾經深愛港鐵。

與此同時,港鐵也與香港社會並肩成長。根據紀念刊物記載,當年的地鐵與社區居民關係密切: 「我們在鐵路通車前舉辦車站開放日,請來附近的居民,給他們硬幣,教他們如何購票。他們不能登上列車,但可在職員的帶領下參觀車站和站內設施。」此情此景,現在重溫也許可笑,但放諸1970 年代香港的社會框架,又是合理非常。翻開通車首日的黑白照片,我們會看見一個個面目猙獰的香港市民,或跳馬,或攀爬,爭先恐後地試圖入閘。東京大學都市交通研究室的原田昇教授曾說:「搭乘大眾運輸,就是學習如何和其他人合作,學習在公共空間該有什麼樣的行為表現。」地鐵的啟用以至通車後實行的高效管理方法,與當時香港社會逐漸建立出一套公共秩序,不無關係。

鐵路好比人的血管

當然,港鐵對社區重要,更因為它既令居於市區邊緣或新市鎮的平民百姓( 如我),出入毋須左轉右轉,長途跋涉,並因而擁有更好的生活;另一方面,它讓人群流動,帶動路線沿途的社區經濟。許多人都愛說,鐵路是城市的血管,血液的流動,為各個器官輸送氧氣、養分,令身體正常運作。回顧近30 年的香港社會發展,這個說法,似乎沒有誇張。

但問題是,這些血管逐漸出現毛病。

我住在港鐵沿線,但老實說,因為人多,又沒風景看,我一直不大喜歡乘港鐵。縱然不喜歡,我一直信任港鐵——記得很多年前考公開試,老師會叮囑學生,就算拐大圈,花多點時間,也要乘港鐵到達試場,如此起碼比較穩陣,可以預計好時間。但這個星期,我竟然聽到剛考完文憑試的師妹說, 「好彩我考試當日港鐵無壞啫!」我知道,平民對港鐵的信任,已經土崩瓦解。過去幾個月,我試過因為「信號故障」,被困火車站大半小時,想搭接駁巴士,又望(那條幾百人的人) 「龍」輕嘆;也嘗過杯弓蛇影,在家門口緊張地查看網上的「港鐵故障消息」……這些,明顯是我們以往難以想像的畫面。有人說,與外國城市相比,港鐵服務還算不錯。也對,但在本地居民的心目中,它的「高效」、「可靠」,卻逐漸化作泡影。

逼爆車廂 壞車 加價 管理失當

讓人看不過眼的,可還多着。昔日港鐵貼近民情,俘虜人心,今天百姓喝止加價,高呼「太迫」,它卻一於少理,用(有限期的)折扣優惠等手法,繼續賺好你我生活每一程;昔日乘地鐵,可以是「有冷氣歎」的寫意體驗(雖然機會其實甚小)。

這種空間,甚至可以讓年輕人有「地下鐵碰着她」的想像,期望與女神「沉默對望車廂中」。現在呢?在車廂停留不動也像要花力氣;在繁忙時間乘客之間對望的距離,大概不足一呎。我們曾經為港鐵的高效管理而心動,現在卻為那些「小心腳趾」、「唔好掛住望手提電話」的廣播而心煩;更別提報章頭條上面,有關高鐵工程的管理失當—— 港鐵管理層的所作作為,還是香港人引以為榮的管理方式嗎?

不過說回頭,香港地小,大家每天乘港鐵東鐵的時間不算長,擠一點,焗一點,貴一點,遲一點,對你我的影響,都未必太大(公開試考生除外)。這些年來,港鐵對香港更大的影響,在於它如何扭轉社區生態。地鐵在1980 年代確實帶動了周邊社區的經濟,但這套發展模式走到今天逐漸扭曲,過於極端,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實——為了迎合南港島線明年通車,海怡半島(西)商場趕走原有租戶,準備為源源不絕的北方旅客,搖身一變,成為名牌特賣場;即將通車的西港島線,鄰近社區如西營盤的高街、正街等,亦逢巨變,平民小店失蹤,貴價食肆遷入,社區原本的肌理、網絡,被「心繫社區」的港鐵,一舉摧毁。沒錯,港鐵一直為香港書寫了壯麗的大歷史;但同一時間,它也扼殺了本土社區的小歷史。

港鐵恍如香港政府象徵

港鐵肯定是香港的血管。但這幾個月來,大家目睹的,卻是血管網絡如何出現毛病,甚至乎,大家也開始思考,好了,假如有朝一日整個網絡出事,這個香港軀體,中了風,患了冠心病,又可以點救?

答案,可能是「無得救」——當整個社會的發展,都順從港鐵的方向,高速運轉,懶理其他(無論是古井、花崗岩,還是平民百姓),那我們還有回頭路可走嗎?假如有一天港鐵全線出事,香港還能正常運作嗎?

區家麟曾經提出一個「有趣」的想法:「如果有一日暴動,港鐵故障就係導火線。」我倒在想,港鐵故障可能引起暴動,除了因為大家的生活陷入癱瘓,動彈不得,更可能因為這象徵「港鐵精神」,以至「香港(政府)精神」——可靠、高效、誠信、安全、管理——的終極敗亡。

這個,是港鐵故事,也是香港故事。


刊於2014-05-04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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