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September 01, 2011

歷史之可能——《地圖集》



《地圖集》

作者:董啟章
出版:聯經出版(臺灣)



何謂歷史?英國歷史學家凱斯‧詹京斯(Keith Jenkins)的著作《Rethinking History》提出,歷史一詞雖然看起來客觀中立,但實質不過是人為產物,是一種由歷史學家所建構出來、自圓其說的論述。“歷史”這個詞語,不應是單數 (History),或單純由官方歷史書所記述的史料組成;反之它該是複數 (Histories),由眾多不同的論述來源合併而成。香港小說家董啟章的新作《地圖集》所指涉的物件,亦是如此。


事實上,《地圖集》並非董氏新作。這書本來寫成於1997年,距今已有十數年頭。今年臺灣的聯經出版把這書連同董氏於上世紀末創作的多部作品重新出版,並邀請年輕插畫家為文本創作插圖,組合成以香港的城市圖景為本位的V城系列作品。《地圖集》這本絕跡市面多時的小說作品,因而得以以全新面貌重現兩岸三地讀者眼前。


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 (Martin Heidegger)曾言,工具並非獨立地、客觀地存在的物件。即便被擱於一旁,它們其實都在等候用者對之執行設計工具者定下的使用法則。於許多人眼中,地圖乃單純地具備工具性的物件,其存在目的單單旨在紀錄一個地方的況貌並其地理景觀。“紀錄城市的地貌”就是繪製地圖者加諸於地圖身上的用途,然而我們手中的地圖所蘊含的文化意義卻遠遠不止於此。於是,董啟章借著創作《地圖集》,以地圖為幌子,闡明掌權者如何從不同途徑,比如是地圖的繪製、地方的命名,從而鞏固權力架構;並嘗試用看似嚴肅,實質瘋狂的文字顛覆地圖,以至歷史的單一可能。


對於好些讀者來說,《地圖集》是最晦澀難懂的,即便是活躍於文壇的香港年輕作家韓麗珠在董氏新作的對談會上回憶當初的閱讀經驗,亦不諱言:“讀到開首理論篇的文章,不禁對自己的理解能力感到懷疑,最後只得把整部分擱在一旁,先讀後面看來較易讀,較為趣味盎然的街道篇,才逐漸瞭解董啟章所寫的,是什麼一回事。”《地圖集》絕不易讀,尤其是起首的理論篇,所牽涉的“學術名詞”數目繁多,比如是“對應地”、“外領屬性”等看起來甚為艱深的專有名詞,容易教讀者摸不著頭腦。可是這理論篇的存在,卻奠定了整部小說的基礎。嚴肅艱澀的文字教讀者迷失于真實與虛幻之間,為及後混和歷史和聯想的部分作出了良好鋪墊。


《地圖集》是純粹杜撰的類小說,但這虛構作品卻建基於大量真實的史料、疑幻疑真的掌故,甚至是西方名著的概念。其用意旨在探討所謂的官方敘述。這於書中的城市篇和街道篇尤其普遍。在城市篇的《東方半人馬》一文中,董啟章將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幻想物之書》所勾勒的虛擬生物半人馬套用於香港中上環面貌的論述當中。他提出,香港的中環、上環兩區所呈現的風貌大相徑庭,乃政府刻意而為的舉措,並以兩區的街名之明顯差異作為論證理據:中環的砵甸乍街、德己笠街全以殖民地時代與香港相關的英方重要人物命名;上環的街道卻多用中國名稱,如永樂街、普仁街。此顯示出在殖民政府統治下,香港社會的東西文化呈對立狀,宛如東方半人馬般歧異並存,既是完美混和,又是涇渭分明。這種說法顯然從未出現於官方的正統論述(grand narrative)之中,卻被董啟章借著探討香港地理風貌而忽爾被提出。考慮到《地圖集》初版面世於香港回歸中國的1997年,故事所隱含的文化意義相當明顯。


董氏嘗試於正統敘述之外辟出另類可能的意圖,更明顯地見於街道篇有關大角咀區詩歌舞街街名起源的文章。話說該區的街道均以各種樹木命名,譬如是柏樹街、杉樹街等,只有詩歌舞街與別不同。事實上,詩歌舞街跟周邊街道一樣,均是先有英文名字Sycamore Street,後被譯作中文的。然而,為何其餘街道的中文名字皆為意釋,唯獨詩歌舞歌從讀音直接翻譯呢?董啟章先以主流的官方說法提出解釋: “Sycamore為無花果樹,而大角咀區為本地人集居地……‘無花果’與中國傳統‘開花結果’的祝願大相徑庭,所以為了尊重本土文化,(當局)便以名字譯作極為優雅的詩歌舞街(粵音),以收歌舞昇平之效。”此說法乍聽來相當合理,卻不無為殖民政府自圓其說的傾向。董啟章於是再杜撰(或記述)出另一種詮釋街名的方法:詩歌舞街本為區內文藝教化事業的中心,其名字出自《詩經.毛詩序》,流傳已久。及後英人開發該區時,強行把街道按讀音翻譯,實乃“漠視華人傳統、淡化本地文化氣息的舉動”。這說法似乎把官方敘述完全顛倒,卻倒也合乎道理。那麼,究竟何者方為真確的解釋?又或者說,究竟以地圖,以至歷史等為物件的詮釋之中,有沒有客觀的真實答案?這就是董啟章意欲借《地圖集》帶出的反思。


新書對談會甫開始,董啟章便神情從容地笑說,這兩本書(《地圖集》和《夢華錄》)其實都不是新書,現卻以新書的面貌推出,真划算。此時台下的我正不斷思考,何以現在拾起這本“十四年前面世的新書”竟不覺絲毫過時?也許,董啟章於新版後記所寫的,正好就此作出完美解答:


“在九七年,我選擇不去寫它的當下,而寫它的過去,但也同時寫它的未來……在過去和未來的任意編織中,我期待,一個更富可能性的現在,會慢慢浮現。”


《地圖集》探勘了歷史的另一可能性;這可能性,開創了我們身處的現在。


刊於《明日風尚MING》2011年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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