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November 24, 2014

訪問社工系教授黃洪:公民社會,撒種以待



九月初,蔡子強寫了一篇文章,談及「民主回歸派」的落幕,字裏行間,提及當年「民主回歸派的中堅人物」黃洪。

蔡子強說, 8.31晚會上看見黃洪黯然的臉,象徵「一代人的理想幻滅」。

一星期後,黃洪撰文,坦言「幻想或破滅,理想未敢忘」;同時糾正蔡子強,指「民主回歸派」六四過後已分道揚鑣,落幕不是今天的事。

他提起當年的自己:「這批人當中……有陳健民和我留在學院當學者,希望以研究來推進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

兩個月後的這星期,陳健民宣布,因佔中關係,已辭去自己一手創辦的中大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一職。

而接任人,正是黃洪。

事實上,黃洪在雨傘運動當中,同樣站得很前。由發起聯署到公開講課,由設立庇護站到寫分析文章,處處都是他的身影。

會否害怕步陳健民後塵,被禁止踏足內地做研究?「如果作為知識分子,都不講何謂真何謂假,我會後悔一生。」黃洪說得豪邁。

那麼,建立公民社會的理想,該怎樣堅持下去?這次,他沒有答話,只是稍微抬頭,陷入沉思。

看得出,他對「公民社會」四個大字,萬分着緊。

文 x 阿果
圖 x 葉家豪

*

「作為學者,是其是,非其非」

訪問相約在黃洪的辦公室進行。訪問前,他說自己身體不太舒服。但談起來,我完全沒有這種感覺。訪問期間,他說話極多(最長試過連續發言半小時),用字不怎麼「學者」(最常用的形容詞是「戇居」),亦不會轉彎抹角,在他身上,我找到一份難得的坦誠。他不介意自嘲(「我呢啲左膠」、「我呢啲老人家」),但要他對別人,尤其是學生,作出評論,他會特別謹慎,回答前總會沉思幾秒,在腦海搜索最適合的字詞,「唔想用一個大人的身分去講嘢。」黃洪微笑,「一勸,就走架喇!」

話題少不免由中大公民社會研究中心開始。中心由陳健民於二○○八年成立,多年來通過學術研究及教育培訓工作,推動公民社會發展。但這一年香港社會風起雲湧,陳開始萌生退意。「年中左右我同佢一齊傾。我覺得應該堅持一陣,無必要有一些打壓或者障礙,自己就要退。中國知識分子有時退得太快,應該有些風骨。」但風骨終歸有價。中心與內地NGO向來關係密切,但過去幾個月正值敏感時期,許多活動不能照常進行。「有些合作伙伴,會被請飲茶,又落唔到香港。」黃洪有點無奈。「都覺得係我們的一些舉動,令他們受到不必要的滋擾。」為了研究中心着想,陳健民決定辭任主任一職,由原來的副主任黃洪接替。「畢竟佢已經返唔到內地。一些有關內地公民社會的研究、教育、聯絡工作,佢都未必做到。希望我返到去啦!」他露出一臉苦笑。

我為他擔心。黃洪是中大社工系副教授,多年來專研貧窮、勞工議題,但過去三個月,為了雨傘運動,他站得很前。「有啲嘢……作為學者,要是其是,非其非。8.31人大落閘之後,如果作為知識分子,都不講何謂真何謂假,我會後悔一生……就當係捍衛自己小小的思想自由囉!完全鵪鶉的話,我覺得不配當學者、知識分子。」但方丈向來小器。「當然講出嚟一定有代價,我唔會咁naive。但呢一個,並唔係值唔值得的問題。」

「我們老人家在追趕運動」

豪邁背後,黃洪坦承沒料過自己會企得咁前。「我都有簽佔中意向書,但場運動的發展同我預期有分別。當晚宣布提前佔中,我其實有點愕然。點解無人通知我嘅?係咪假架?呢個真係Benny?唔多似樣嘅?當晚我真係咁樣懷疑喎!哈哈!」質疑散去,他定過神來,開始行動。「我會咁樣形容場運動:啲學生、青年人衝得好前,衝得好快。我們這些老人家每一次就在後面追趕,追緊個運動。」

黃洪追趕的方式,是年輕人補位。警方施放催淚彈後,他忙於設立收容所、急救站,又尋求教會幫忙,找地方讓佔領者休息。「都係由人道主義立場出發,有些人衝咗出去,後面就要做多啲。」到後來雙方舉兵不動,情况膠着,黃洪開始轉換角色,開始串連中大學生,指導在佔領區外的他們組成不同圈子,分工合作;然後多次到佔領區宣講民生與民主之間的關係。「唔使做人道主義救援喎,不如做多少少老師會做的教育工作。」

但佔領行動持續至今,無論領袖、群眾,抑或媒體,都開始失去焦點。黃洪認為,當下發生的是佔領行動,更是香港民主運動,但很多佔領者沒有這種意識。「我諗佔領區入面,有一半人係因為催淚彈呢種暴力,出來想保護學生;另外有三四成人,會因為人大落閘,不滿這種粗暴做法而來。但對成個民主運動的進程、長遠目標,會思考成個民主應該點搞,強烈關心、肯投身的……其實人數都係同以前差唔多,一兩成人。」他分析,就算是帶頭組織的學生、年輕人,很多都沒有打算進入架構,只打算在制度外抗爭。

「成功指標太高 群眾會沮喪混亂」

黃洪本身也是行動者,爭取全民退休保障多年,也不乏與政府角力的經驗。「唔會因為佢唔畀你,就唔去爭。好多時候都會爭取談判的機會,逐步逐步去做。以爭取十單嘢去計,如果有一兩單即刻爭到呢,已經算好好;有三四單,可能係部分爭到,就要留待下一個階段再爭;但通常有三四單嘢係唔會有改變的,咁點樣判斷自己的成功、失敗?」他語重心長,指出社會運動的領導者,必須想得更遠、看得更廣。「咩叫贏呢?如果個指標太高,會令跟住你的群眾沮喪、混亂。要定一些能夠爭取到、階段性的目標,作為empower群眾的方法。」

這種「階段性勝利」說法,很多年輕人覺得不合時宜。「我覺得已經贏咗好多㗎喎。可能我們這些老餅就係咁阿Q。如果你咁都仲覺得係失敗,就係睇唔到一個運動最重要的,其實是佔領民心。」但佔領行動至此,要群眾相信自己打了勝仗,談何容易?黃洪認為學聯需要負責,「他們係好堅持、勇敢,但是(沉思幾秒)……太重視自己的光環。到關鍵時候,一畀人鬧就縮返轉頭。他們很着重群眾對自己的睇法,但呢種咁多元、咁分散的運動,咩叫群眾,其實都好複雜。需要有領導去協調大家的不同,指出方向。」他苦口婆心,說得肉緊。

「佔領要化成選票」

肉緊,因為他相信當下正是香港民主運動的關鍵時刻。「而家適合要做一啲中期嘅嘢,包括明年的選舉。學生要諗清楚,如果下一個階段民意係輸的話,好明顯到區議會選舉泛民會面臨一個重大的失敗。好簡單,無票咪輸囉,輸咗咪無議席囉,無議席咁今次運動成果咪畀人過咗囉。如果你今日做的事,同你原本想爭取的目標,正正係相反的話,咁真係要諗吓。」

「唔係淨係say sorry或者宣傳今次運動,而係要爭取選民的理解。」黃洪認為,地區宣傳是當務之急。「點解今次雨傘運動是整個香港民主運動的一部分?出來佔領係為咗乜?這些東西要化成選票,化成支持。而家仲有一年時間可以做,唔可以再蹉跎歲月,捱到出年二、三月,民望愈來愈低,就好難做。如果再出現衝擊,後果就更加嚴重。損害的,唔單止係雨傘運動的光環,更加係成場香港民主運動。」他叮囑學生,「要諗清楚啲」。

第三條路:壯大公民社會

要爭取民主,可以在架構內深耕細作,也可以在制度外持續抗爭。黃洪提醒,兩者中間還有第三條路:壯大公民社會。「東歐國家不合作運動的開始,好多都係基於公民社會的建立、公民意識的轉變。我最初支持佔中,都因為佢本身係一個公民社會運動。當然我們都未有經驗,傻吓傻吓,無諗會畀人拉,有千幾人覺醒就好開心。點知葉公好龍,一出嚟就已經萬幾、二萬人!」黃洪頓了一頓,再次苦笑。「但what's next?個公民社會可以點做出嚟?」佔領區內有自修室、垃圾分類,不正體現出公民社會嗎?我問。黃洪轉動眼珠,說:「嗯,我們只係體現咗高質素公民社會的……可能性啫。」

佔區「村」的視野 需推而廣之

可能性而已?「學生們的理想好純淨,為了環保,為了唔好令地球造成污染,就執垃圾。於是,執垃圾有一堆人,廁所有一堆人,印T恤又一堆。呢啲算唔算公民社會?有這種元素,但組織力同影響力都比較似peer group。」黃洪耐心解釋,「大家都只有『村』的視野,有幾個帳幕,十幾個friend,呢個就係我嘅世界。會唔會推而廣之呢?諗唔諗佔領區外的人呢?諗唔諗同婆婆伯伯傾下偈呢?」他強調,要建立公民社會,大家的視野,不能只局限於「地下無一張紙、一個罐」,而是要推廣、推深,將眼前的小現象,連結起大社會的議題,表達關注,然後行動。「佔領區入面,我們對環境的保護,對消費行為的反思,可唔可以令我們對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有多啲批判?」

公民社會內的個體之間,也要體現出「公民性」。黃洪再次想起「村民」:「村入面可以好和諧、好團結。但同其他村呢?可能係競爭、衝突,例如藍絲帶。非我族類就唔可以同佢共同生存,咁同中國傳統農村爭水有乜分別呢?」他解釋,公民社會必須處理價值矛盾的問題。「和而不同當然傻,但大家應該要諗諗點處理紛爭,例如用比較制度性的方法。今次成日用deliberation,但唔多有效。deliberation要用在比較相同的人身上。有唔同意見,應該透過咩體制去解決?」公民社會容許異見,但身為公民,要嘗試走出共同的價值,協商共同的規則。

架構內外連結抗爭

提起公民社會,黃洪滔滔不絕。但坦白說,不少年輕人出來佔領,不過為了普選議題。在他們眼中,有民主就會有民生。黃洪點點頭,同意這套理論缺乏市場:「呢套唔係好『群眾』既論述。落去佔領區,從來無人講。一講就你眼望我眼。」但他始終深信,公民社會是民主的重要零件。「呢班後生仔如果識諗,有部分入架構,部分係出面抗爭,然後公民社會可以連結。我們唔會輸得去邊。」

學生去得盡 「上一代有責」

話題轉到「後生仔」。黃洪年輕的時候參與過學運,曾跟陳健民、王維基等人一同圍堵時任校長馬臨,抗議學制「四改三」。對此,他聳聳肩:「我唔太覺得那些是學運,似係校園事件,講學制,咩『為咗中大理想,四不改三』。問心嗰句,都係好小嘅嘢。」後來時代巨輪轉動,香港前途問題被放上談判桌,當年擔任中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的他,才像今天的學運領袖一樣,「被時代選中」。

「歷史有啲位,係需要一啲人出聲。」當年黃洪致函趙紫陽,闡述學生立場,主張「民族回歸」:「站係民族立場,梗係覺得唔可以英國人管治啦。當時熱血啦,理想啦,浪漫啦,想一國兩制、民主治港。同埋覺得如果香港做到,對中國民主有示範作用。」他笑了。「當時係咁諗架喎,你覺得好戇居都好!係諗大咗,諗大咗自己的影響力。而家的學生都係咁。」

現代學生「勇武好多」

請黃洪比較兩代人,他沉思良久。「呢批學生有樣嘢好唔同。勇氣、堅持、毅力,我係佩服的。當時我哋都係少少精英,好多人出嚟會打政府工,會被拉的、consequence會長遠的事,都唔會做。佢哋勇武過我哋好多。原因一係就佢哋無知者無懼,未必好熟悉中國的歷史,或者打壓;又或者其實已經好熟悉,但就超越咗我哋。」

學生問:你哋爭取過乜

「我好深刻記得,有同學同我講(靜了幾秒)……『其實如果唔係因為你哋退縮,我哋今日就唔需要承擔呢個責任,去爭取民主。你哋呢三十年做過乜嘢?』黃洪倒抽一口氣。「我唔完全同意呢句嘢,因為我哋都做過好多。但係嗰種不滿、宣泄,好真實。」他說,這是他一直抗拒用大人身分說話的原因。「我都試過叫我個女唔好去㗎。點知佢話,扑咪扑囉。催淚彈一出,佢走。到第三個,『超!No big deal!』我話生命緊要,佢就話你咁驚做咩啫?」

這個大人,有深切反省過。「他們的勇武、毅力同堅持,正正基於他們對上一代人的批評:『你哋次次一爭唔到就騰咗,等下次先。』我反省,是的。(靜默片刻)所以我同意個運動大方向係畀青年人試。我哋做得太少,個社會改變得太少,佢哋覺得要承擔責任,今次先要去得咁盡。我地有無責任?有。」語氣裏,最少有十二分沉重。

「我當年都被人質問過,『如果將香港交畀共產黨,最後又無民主,咁點?』。當時我好大聲咁答,如果民族同民主原則有矛盾,我哋一定要將民主擺前!」黃洪再三苦笑。「點解我今日咁做,就係對自己當日講嘅嘢負責。」現在,許多人埋怨那一代人,如果沒有「民族回歸」,世界多美好。「好多人覺得我哋戇居,差唔多想我哋跪低、謝罪、切頭……但唔係喎,在我們的世代,呢個先係比較合理嘅選擇。我到而家仍然咁覺得。」執著,只因堅信種子落下,中國和香港的公民社會、民主運動,終有一天會開花。

談了兩小時,我跟黃洪道別,便沿走廊離開。
走了幾步,卻聽見身後傳來歌聲。他在哼唱。

「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着吧。」

是自由民主的夢,也是公民社會的夢,記着吧。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123

電視迷奇遇記:小箱子裏的平行世界


「你睇唔睇到?」
「終於入到去,好感動!」
「有啲窒喎!」
「睇唔到!點算?」
「開唔到,都唔會睇番TVB!」

星期三晚,電腦前、電視旁、面書上,人人都在談論同一件事。你一言,他一語。頃刻之間,形成了一種空氣、一種壓力、一種誘惑,彷彿看不了(香港)電視,就是人生一大憾事。

太多的「未試過」

我自小就是電視迷,看電視,是我人生第二最愛的活動(第一是呼吸)。當晚事關重大,當然不能讓自己抱憾終生。不過事後回想,那夜我雖然如願看到了《警界線》,但過程其實不是沒有意外。意外,全因太多的「未試過」。

一、未試過要做足準備。以往看電視,我頂多進行三個步驟:開電視、睇電視、熄電視(近年甚至慣性跳過第二個步驟,直接熄機)。這一次,新台未開,電視未着,我率先帶頭,自發狂奔——翻開封塵多年的說明書,檢查電視機的智力狀况;走進黃金商場,向(正在奸笑的)老闆詢問電視盒子最新行情;開台日早上,甚至摸黑起牀,表演空肚看劇集(及吃早餐)……準備之足,連我自己都感到有點匪夷所思。

二、未試過要隨機應變。開台當晚,我夾在人潮當中,收看直播,結果處處碰釘——先用手機收看,不行;改上網站,畫面若隱若現,廖啟智行路窒吓窒吓;納悶之際,接到朋友傳來的串流網址,終於成功看到智叔流暢地行路,也總算避免給人生留下污點。不過與此同時,又有朋友出言勸阻,「咁樣唔計數!我寧願按爛F5,直到入到去為止!」就如每年盛夏,總有人為了「數人頭」而死命擠進維園。

三、(許久)未試過看電視有伴。有一段時間,「電視迷」的標籤,是我揮之不去的夢魘,因為在許多人心目中,「看電視」代表反智,而「看無綫電視」更是有違人類文明的舉動,是反智之中的反智。然而開台當晚,我左眼看電視,右眼在網上檢驗着朋友們的七嘴八舌,彷彿時光倒流,回到梁款與劉天賜口中的電視黃金年代——吃過晚飯,收好碗筷,劇集主題曲便從每一戶人的小箱子中奏起,夾雜笑聲、議論聲,傳遍整條屋邨。當晚,熒幕前沒錯只有我一個人(偶爾加上埋怨「畫面好暗」的我媽),但我也知道,有許多香港人跟我一樣,正為看電視而忙得不可開交。

不過作為電視迷,我十分貪心。我相信,好的電視,除了要令觀眾驚訝自己原來「未試過」,更要有能力提供他們「未睇過」的節目,讓他們窺見另一個世界。開台當日,收看《選戰》,我的眼睛確實擘得很大——原來電視的尺度可以去到好盡;原來現實元素鑽進電視機,那感覺會是如此,又荒誕又震撼。

但是港視所描繪的世界,令我又愛又恨。一方面,作為觀眾,我無法不為緊湊的劇情,並眾多潛藏的情節伏筆而瞳孔擴張、大汗淋漓;但另一方面,我又禁不住在想,世情已夠殘酷,現實也太險峻,為何連難得的放鬆時間,也要繼續被電視提醒「政治很骯髒」、「政客很狡猾」?天呀,每天追看新聞的我們難道還不夠清楚嗎?我甚至開始質疑,港視小箱子裏映照出的那個世界,是否正如《選戰》的色調一樣,過於昏暗?

於是當晚九點半,我沒有選擇再看《選戰》(也因為早上已看了一遍),而是做了當日最重大的一個決定——轉台,忍痛收看《萬千星輝賀台慶》。我跟無綫電視交往多年,關鍵時刻出於好奇,當然免不了念起舊愛。結果,成就了當天最大的奇遇。

貼近現實vs.營造夢幻

一轉台,眼睛完全不能適應。原因無他,兩部電視,竟然呈現出極端對立的兩個世界——港視燈光昏暗,無綫萬千星輝;港視開台令人陌生,無綫台慶熟口熟面,它的音樂(誰也背得出)、它的主持(照舊有你我「最愛」的阿叻)、它的內容(藝員趣劇另加唱歌跳舞),跟此前幾十年相比,保證沒太大出入。

當然,以上所說,只是視覺上的比較。兩個世界的更大分別,在於港視追求貼近現實,無綫努力營造夢幻——這邊廂《選戰》勾起傷痛(例如講明大家2017年只爭取到一個「有限度」的普選),那邊廂台慶令人發笑,甚至感動落淚。無綫台慶全晚焦點,當屬王祖藍向李亞男求婚一幕,在電視鏡頭下,男方做盡一切典型求婚動作,有驚喜,有搞笑,有戒指,有花束,更重要是有觀眾,有主持,有祝福,有眼淚——最cliché的電視台,附送最cliché的求婚場面。聽起來,多麼合理。

這個,就是無綫多年來一直描繪的世界、推銷的價值觀。

社會學家Pierre Bourdieu在On Television一書中,狠批電視媒介只為討好最大數目的觀眾,於是傾向因循苟且,自我設限,炮製出來的節目大多流於平庸,安全行先,好睇殿後(甚至失蹤)。於意識形態上,它更是如此——因此,過去40多年來,劇集會告訴我們「一家人最緊要齊齊整整」、「做人最緊要開心」;遭遇挫折的時候,它會提醒「發生啲咁嘅事大家都唔想」,然後提供解決方法:「肚唔肚餓?使唔使煮碗麵你食?」電視台要討好大部分觀眾(特別是上了年紀的),因此它不敢造次,描繪的世界,一切都很簡單、很合理、很順理成章。

但問題是,真實的世界究竟是不是一樣?在眾目睽睽下求婚,是否就是浪漫,等於「佢好愛你」?談戀愛,是不是一定要得到全世界擁抱祝福?今天隆重求婚,是否就代表他日白頭到老、永不抱憾?當然不!但許多年來,香港觀眾卻在電視媒介的慫恿下,接受這樣的思想。這個包裹糖衣的世界,表面看來很甜蜜、很萬千星輝,但裏面很可能不怎樣美好。

觀眾如何取捨

回到起點。面對平行線上的兩部電視、兩個世界,觀眾們究竟應該如何取捨?我們應該跟社會學家作對,擁抱夢幻,繼續交由大電視台,為我們示範何為完美無瑕的快樂人生?還是適應陰暗,面對現實,學習在殘酷社會中尋找出路?我們應該滿足於「熟到爛」的藝員、角色、音樂、對白、橋段、情節所帶來的安全感?還是緊記由「未睇過」、「未試過」的小箱子裏,摸索驚喜的那份好奇?

期望從此以後,我們一道寫下更多的電視迷奇遇記。


圖:程展緯
全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123

Monday, November 17, 2014

知音的責任——由RubberBand到香港電視



先旨聲明,以下文章,極似鱔稿。

上星期日晚,跟知音一同由金鐘走到灣仔,入伊館看RubberBand的音樂會,結果(一如所料)耳朵出油、眼角滴淚、額頭冒汗。腦袋卻出乎意料地,想起香港電視。

 RubberBand

眾所周知,我是RubberBand歌迷,為撐偶像,過往不止一次在這裏書寫肉麻情書。當晚入場之前,我照舊剔去耳垢,攜同真心,引頸以待。散場以後,回味演出,我重新確認了自己喜歡這樂隊的3個原因。

一、他們坦白。大家知道,流行樂壇向來是個五光十色的特大染缸,小角色要脫穎而出,許多都會配戴面具,披上花紙,勤練(在記者面前)做戲。RubberBand偏偏反其道而行,冒着得罪娛記、悶壞大眾的風險,堅持不賣花巧,做好音樂,坦率示人。是次音樂會,四子貫徹始終,一切從簡——沒有華麗的出場方式(開場第一首歌竟是清唱),也沒有眩目的舞台效果(背景是三大塊坦蕩蕩的白板)。三小時演出,只有到肉的歌詞、真摯的歌聲,以及直率的情感。

二、他們留白。主流樂壇地雷處處,排除異類,暗藏殺機,RubberBand因此吃過不少苦頭(例如在「巨蛋騷」)。為了尋求平衡,他們的演出與創作,大多傾向含蓄表達,或用比喻,或說故事,留下大片空間。當晚《睜開眼》前奏響起,樂隊沒有什麼多餘說話,只是關掉全場燈光,漆黑中與全場觀眾「蒙住兩眼/迷信煙花未散」。唱至末句「就覺醒/面向這現實世界/無懼睜開眼」,舞台打起刺眼白光,劃破漆黑,直插心臟。一切,盡在不言中。

三、他們找到知音。樂隊礙於現實,不便直言,他們留下的空白,就由知音人填補。唱《睜開眼》前,有觀眾自發撐起雨傘,隨音樂旋動起舞;也有人學效蜘蛛仔,在山頂位高舉黃色揮春,表明「我要真普選」。至燈光熄滅,他們又亮起手機電筒,置於傘下,猶如在荒夜裏,點起一盞盞燈。主音六號開騷時笑言,入場的,不是「粉絲」,而是「知音」——這無疑不僅是「賣口乖」。

知音難尋。當晚我一邊聽歌,一邊不禁在想,現場其實有沒有反佔中的觀眾?他們會否覺得自己被騎劫,於是自挖雙目,憤而離場?換個角度去想,究竟怎樣的樂隊,吸引了一班敢於在音樂會裏撐傘的知音?這班人,鐵定不是一般的港式演唱會擁躉;他們會為「遙望那獅子山」而牽掛,為「八百個超市吞噬着城市」而憤怒,甚至為「撞碎了冰山」而落淚,大概都是追求公義,嚮往自由,期待改變之輩。過去幾年,這班人甚至可能撐過佔領,反過國教,為過港視高呼不值,是政治路上的同道中人。

抱歉,以上文字讀起來,確有幾分像鱔稿,但我相信,這是身為知音的本分。沒辦法,這場坦率的音樂會,最後換來的,是主流媒介集體掩臉、冷淡以對。娛記寧願報道馬國明激凸、鄭嘉穎緋聞,也不願提起撐傘場面。流行文化不是慈善活動,要生存,除了做好事,存好心,更要尋找更多知音。樂隊無言,媒體冷對,就只得再靠知音口耳相傳,大賣廣告。

香港電視

這兩個星期,最渴求知音相助的,非周三正式開台的香港電視莫屬。

眾所周知,我是香港電視的擁躉。為睇電視,過往曾經聲淚俱下,寫成血書,告誡世人。開台在即,近日重讀血書,聆聽訪問,我再次確認自己欣賞香港電視的原因。

一、它坦白。電視媒介與港人交往多年,一直致力將「隱惡揚善」進行到底。為了討好客戶,守護權貴,電視台慎言謹行,粉飾太平,就連開台47周年,也嫌不夠吉利,非要改成「邁向48周年」不可。反之香港電視,則主張坦率迎戰,開台劇《選戰》擺明車馬,不介意得罪方丈,嚇退客戶,堅持攤開底牌,諷刺時弊。兵行險着,為的只是「給香港人出一口氣」(編審黃偉強語)。

二、它留白。跟車太貼,易生意外。這次港視開台,台前幕後,由老闆到員工,個個少踩油門,多留空間——開台日撞正無綫台慶,王維基的說法是因為「通勝啟示」;大眾期待港視開台會帶來電視革命,王連忙搖頭,說自己只是「邊做邊試」;雨傘運動政治敏感,一台之首不能明撐,只得在專欄下詔罪己,坦言自己「只是一個無膽匪類」。處處留白,但人人心照。

三、它有知音。王維基近日表明,港視開台首要任務,並非要搶無綫那20點收視,而是「為餘下八成的香港人提供更多電視節目的選擇」。大台擁躉緊貼梳化已久,要他們轉台,殊非易事,因此香港電視的當務之急,是尋找新的知音。過去幾個星期,許多額頭刻着「知音」二字的朋友,熱烈蒐羅不同型號的電視盒子,更自動自覺進行「壓力測試」。電視向來是一個培養懶人的媒介,這次為何會有人願意為轉台而自動獻身?這班知音究竟是什麼人?我十分好奇。

知音 沒有倦怠的藉口

去年的港視一籃子風波,距今已有一年。回想當日,確有不少政治冷感的電視觀眾終於睡醒,站出來矢志用良心照亮黑箱。然而熱情易冷,一年過去,隨着港視開台一波三折,加上無綫劇集回復熱鬧,不少人經已與電視重拾舊歡,每晚甘心看張繼聰震胸,聽蔣志光唱歌。《警界線》?他們老早拋諸腦後。

時至今日,仍然願意伸起長頸,剔去眼垢,奉上真心,靜候開台的,可能只剩下少數。他們當中,有人或許真的純粹期望有電視可看,但更大部分的,其實為求社會公義,渴望普羅大眾有多一分選擇的自由。然後,看與不看,說到尾恐怕只是另一場「改變vs保守」的社會拉鋸戰。

但身為知音,我們已無餘地再退一步。面對政府高官出術阻攔、其他媒介冷淡對待,知音們必須多走一步——不僅停留於自我感覺良好的層面,更加要自動自覺,口耳相傳,讓更多人洞悉選擇的可能。我們已經踏入了這樣的一個年頭:自己香港,自己救;自家電視,也要自己救。每一個知音,都沒有倦怠的藉口。

老實說,對於廖啟智的戲技,我其實沒太大興趣。但星期三晚,我肯定會盡知音本分,睜大雙眼,落力欣賞;接着化身推銷員,四處游走,大賣廣告,繼續尋找下一個知音。

寄望一星期後,我會耳朵出油,眼角滴淚,額頭冒汗,坦然寫出另一篇良心鱔稿。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116

Monday, November 10, 2014

傘開以後,我們沒有悲觀的理由

原文刊於《號外》11月號。我再補寫了一點。此加長版,便成為一連四周星期日生活「傘開以後」欄目的總結。



「政府完全不肯讓步。若我們現在撤退,一切根本不會變。」夏愨道上,經已留守多天的受訪者如是說。身穿黑衣的他,臉色像柏油路一樣灰。我拍拍膊頭,示意理解他的心情。

佔領第二十四夜,學聯與政府進行首次對話。這場會面,大家事前少有期望,但當晚隔著螢幕,目睹官員如何扮演花園導遊,甚或人肉錄音機,我們依然憤慨,甚至無奈——政府拒絕讓步,大家此後如何是好?若今天佔領無助改變香港,我們是否應該早日認命,打傘回府?「我害怕人走了,路開了,這裡又變回以往的模樣。」年輕受訪者看完直播,言辭依然堅定,額頭繼續刻著四個大字:我不甘心。

這份心情,我明白。過去一個月,面對不理民意的政權、「光明磊落」的警察、恣意行兇的暴徒,許多時候我跟他一樣,並不甘心。然而,政府不願讓步,就代表香港沒有改變?倒又未必。

雨傘運動,也許尚未改變政制,但至少改變了香港。

一、世代在變。

一直以來,香港社會以戰後嬰兒一代主導,他們看重現實,考究效率,深信「搵食大過一切」,更視中環價值、獅子山下精神為神聖不可侵犯的金科玉律。然而如今,中環馬路佈滿帳篷,獅子山峭壁寫下「我要真普選」的不朽香江名句……雨傘運動,是建制與民主的檯面爭戰,又明顯是兩個世代、兩套價值的暗中角力。

傘開以後,新一代人破繭而出,認定大人屬於過去,自己主導未來,因而矢志與上一代畫清界線。餐桌前,他們竭力對抗父母、長輩、大人們的高壓管治、長氣嘮叨;廣場上,他們對佔中大佬、泛民議員、民意領袖的善意提點、尖酸批評視若無睹。他們眼裡有火,額角流汗,是被時代選中的一代人,更是足以改變時代的一代人。

二、身分在變。

一個群體的身分認同,往往建基於兩大問題:我們不是誰?我們是誰?對於前者,香港人態度向來明確:我們不再是捱過苦、制過水的獅子山下香港人,明顯也不是「愛國愛黨」的中國人。但究竟我們是誰?新一代人時常漫無頭緒——到底「香港人」當下的性格特徵為何?作為「香港人」,我們又有什麼共同的生活經驗?回歸以後,這些問題成了許多人心中的問號。

然而這場運動,卻讓我們看見愈來愈多年輕人樂意擁抱「香港人」身分,甚至明言「自己香港自己救」。本土意識顯然在這代人身上,逐漸醞釀。在他們眼中,香港人共同持守的核心價值,不再是以往大人多番強調的「捱到苦」、「賺到錢」和「識變通」,而是在這場運動中反覆確認體現的公民意識、普世價值。雨傘之下的互助互愛、公路之上的理想香港,從此成為他們的集體記認,也因而奠定香港身分。同遮共濟,就是新香港人。

三、媒體在變。

大眾媒介,以往是香港人接收資訊的主要途徑。近年情況有變,網絡媒體、社交平台有如雨後春筍,急速成長,更盤踞各自山頭,對應發聲。雨傘之下,是這個新媒體時代的最佳體現——運動規模大、發展快、地域廣、人數多,傳統媒介自然無法綜概覽全貌;反觀網絡媒體,輕巧敏捷、全民互動,反而更容易貼近事情進展。

過去月餘,大量「資訊上癮」的讀者嫌電視太假、報紙太慢、雜誌太風花雪月,斷然與傳統媒介揮手告別,於是轉身湧入網絡世界,接收現場消息,拜讀即時評論,欣賞改圖創作,自得其樂。結果,新聞網站的瀏覽人次屢創新高,面書專頁的讚好數目亦錄得幾何級數增長。當然大家必然質疑,當下網絡世界紛亂有如泥漿摔角,許多時候暗箭亂飛,謠言密佈,所謂「新媒體帶動公民社會」之說,有待驗證。然而,雨傘運動帶來的,卻肯定是一場媒體革命的開始——大眾的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正在穩步上揚。

四、(一代人)覺醒在即。

香港人向來討厭政治,就算是年輕人,不少也鍾情玩樂,少理時事。但這一次,就連不談政治、抗拒社運的大多數,也投入佔領運動裡去。他們的出發點或各有不同:有的為求公民提名,有的誓推梁振英下台,而更多的,可能單純出自良知的感召、道德的呼喚,於是遠離鍵盤,步上街頭。這段日子,我跟不少年輕的佔領者談過,當中許多都說,本來不打算佔中,但看到催淚彈在自己眼皮底下劃過,就憋不住要出來了。這無疑是一代人的覺醒。

沉睡的被煙霧燻醒,早已睡醒的則在傘下變得更加醒目。以往香港人仰望長毛、追捧袋巾,指望代議士為民發聲,推動改變,今天大家發現自己頭髮不長、袋裡無巾,但一樣可以捧起大聲公,隨時吶喊,直接行動;從前香港人以為警察是人民公僕,永遠站在正義一方;現在大家驚覺害群之馬是自然界常態,警察內心一樣充滿暗角;昔日香港人認定公義是現代社會的附屬品,民主或會從天而降,當下大家終於醒覺,原來民主和公義,是需要你我用汗水和淚水換取的昂貴概念。

覺醒了,就再裝睡不了。同樣地,雨傘既開,香港已變,我們同樣回不了去。面對冰冷的高牆、催淚的迷霧、腐朽的政權,香港人只得銘記初衷,同遮共濟。

拍拍膊頭,我們沒有悲觀的理由。



*

《傘開以後》採訪系列

【世代矛盾】
陪我講出我們現在何以生疏 — 給爸媽的信
http://goo.gl/SR6pgZ

【香港身分】
麥高登:明明是香港!
http://goo.gl/8ohuxP

【政治覺醒】
小人物,睜開眼
http://goo.gl/RNsPkn

【媒體革命】
新媒體時代,摸黑前進——造訪《100毛》
http://goo.gl/rzh0ZR

傘開以後:新媒體時代,摸黑前進——造訪《100毛》



雨傘之下,媒體要生存,何其艱難。

這邊廂,它照例受資本約束。有話要說的媒體工作者,只得扮作老闆與客戶肚裏那條蟲,睇面色,學收口,然後拚命在風花雪月間尋找縫隙,擊出擦邊球。這也難怪,傳統媒介茲事體大,結構繁複。它外形像揚聲器,內裏卻是大生意,運作起來,自然地雷遍野,處處掣肘。

那邊廂,它的局限愈來愈明顯。雨傘運動規模大、發展快、地域廣、人數多,單一媒介要概覽全貌,很難。就算不求有功,只求緊貼,電視、報章、雜誌也難敵網絡媒體的輕巧敏捷、社交平台的全民參與。因此,過去月餘,大量「資訊上癮」的讀者由傳統媒介湧入網絡世界,新聞網站的瀏覽人次屢創新高,面書專頁的讚好數目錄得幾何級數增長。然而網絡世界紛亂有如泥漿摔角,置身其中,要堅守地盤,甚至伺機擴張版圖,也絕非易事。

新舊媒體之中,滿身泥濘的《100毛》無疑表現出眾。它自命「討厭政治」,近月卻刻意一反常態,瘋狂地與劉江華、習近平、李偲嫣等人周旋纏鬥,更將政治熱話換成雜誌封面,發揚光大。結果,佔領期間,其面書專頁曝光率奇高,圖片動輒換來上萬個like;政治掛帥的雜誌封面,亦引來廣傳熱議,年輕一輩甚是受落。

「其實我哋都係一路行,一路試。」雜誌編輯Johnathan說起來,輕描淡寫。「慢慢大家就有共識,開始摸索到出嚟。」

這個下午,筆者造訪《100毛》編輯部,了解新時代的媒體,如何在泥漿混戰中,摸索一條出路。


*

《100毛》的辦公室位於葵涌某工廈一樓。推門進去,發現裏面燈光昏暗,環境似cafe多過辦公室。長長的編輯室中間有部大電視,播放的不是互動新聞台,而是FIFA14的畫面。
「100毛專區」現旺角佔領區

難怪他們受年輕一輩青睞,而且不限於吃喝玩樂那批。近日走在旺角佔領區內,同樣發現公共書架上出現「100毛專區」,近三期的雜誌——封面分別由羅莽裝成習總、劉江飾演劉江華,以及阿Bob扮作手持生果刀的中年怒漢——放在最當眼的位置。抓住時代脈搏,佔領少年愛讀,其實絕不出奇。

《100毛》年半前由《黑紙》三子(林日曦、陳強、阿Bu)創辦,至今出版了八十七期。最近半年,三人逐漸放手,退居幕後,日常編採工作就交由下屬Johnathan和Yan打理。Johnathan形容,老闆現在的職責,「主要係制衡住我哋,令我哋唔好太癲。」訪問當日,三人亦未有露面。

大眾媒介受資本約束,許多時候為免得失權貴,都情願多談風月,少講政事。《100毛》本也一樣。「以前不是刻意有政治潔癖,只係想本書輕巧輕鬆,好似甜品書咁,畀人在繁忙生活之中喘息。沉重的、社會性的,就由《黑紙》做。但後來慢慢發現個社會變緊,讀者都變緊。香港的政治變得生活化,而大家其實根本就唔討厭政治,咁無辦法啦!」Johnathan形容,因應時代變遷,老闆放手後,雜誌的政治性內容反而愈來愈多。但大部分流於發泄、抽水,這樣又有何用?「可能都會reach到一些本來認定政治非常艱澀、難以下嚥的人。唔好話係功德,但都算係有意義的事。」Johnathan如此回應。

流於娛樂,止於戲謔,是許多人對《100毛》的觀感。偏偏傘開以來,它又是極少數旗幟鮮明地支持佔領的媒體。十月二日出版的《100毛》,封面全黑,只印上一大個黃絲帶,跟廣大網民的面書頭像沒有兩樣,在色彩繽紛的雜誌叢中,顯得格外奪目,又或礙眼。

大膽的封面背後,藏着一個不為人知的故事。「本身某主題樂園買了這一期的封面廣告,已經準備好晒。到(催淚彈後)嗰個禮拜一,大家返到嚟,見到咁歡樂的封面,都知死硬嘅。無論入面點寫,都一定有反效果。」Yan憶述當日情况,「Sales同事、老細都有落力,終於說服到嗰邊,遲一期先登。」結果,封面臨時換成黑底黃絲帶,內文加送五頁白紙,大開天窗。「唔想太過繽紛,想盡可能地同香港人走在同一陣線。」向來喜歡講笑的Yan收起笑臉,語重心長。

但辦雜誌,永遠有廣告壓力。坊間許多雜誌,廣告、內容各佔一半,是名副其實的廣告雜誌。Johnathan自認有別:「我哋廣告頂多係十幾隻,同其他人相比係好少。有啲雜誌廣告多,唔使賣書都夠,但我哋係要賣嘅。」廣告不夠,就只得回歸基本,靠銷量,哄讀者。他們因此每星期為封面的題材,費煞思量。「都係睇下嗰個禮拜發生咩事,網絡文化興乜嘢。例如無啦啦有幅改圖爆咗出嚟,我哋有時都會搵人扮返件事出嚟。」Yan解釋。


追趕動態 與讀者互動

講究銷量,因此《100毛》比一般媒體更有意識地捉摸讀者的口味。Johnathan認同這一點,「捉口味,就一定嘅。不過有時候就像Steve Jobs說,你唔畀到佢(讀者)面前,佢都唔知自己想要咩。」雜誌最成功的封面,公認是找來阿Bob扮張家輝。「未扮都唔知咁好笑。不過唔中,咪下一次再試囉。我們好敢去挑撥某啲常規。點解一定要黃曉明搭李冰冰上封面?點解劉江唔得?許紹雄唔得?明明大家都好鍾意佢哋!」新媒體時代的受眾品味愈趨分化,媒體要吸引讀者「臭味相投」,進行互動,從而訂造更適合的內容。Johnathan反覆提及的「試」、「摸」、「捉」,就是這一回事。

當然,印刷雜誌成本高昂,不算是測試市場、捉摸口味的好地方。網絡平台性質開放,成本低廉,人來人往,顯然是更理想的實驗場所。負責管理《100毛》面書專頁的Alison深明此道,「雜誌做啲嘢出嚟,係單方面的。有時我們想娛樂讀者,但他們係咪鍾意呢?好難知。用facebook就唔同,我哋寫完啲嘢,以為好笑,結果得二、三百個like,咁就知道唔係真係咁好。然後咪不停轉format、轉content囉。」傳統媒介測試反應會看銷量、睇收視。但對於置身新媒體時代的Alison來說,like的數目,就是一切。「它反映你的post成不成功。」那多少算是成功?Yan搶答,「依家有一萬,我就會『Yes!得咗!』」Jonathan笑着補充,「過萬那些,是列入哈佛商學院研究個案的級數!當然無咁誇張啦,有三、四千已很不錯。」

用面書碰釘 錯誤中學習

嚴格來說,《100毛》不算擅用新媒體。以往他們的面書專頁,只會分享雜誌的內容,曝光率不算很高。直至佔領開始,卻意外迎來轉捩點。「初頭facebook好靜,因為以前我哋share嘅係書的內容、消費娛樂等東西。但發生咗咁大件事,可以點呢?又唔可以唔post,因為facebook好狡猾,一段時間唔post,睇到的讀者就會急劇下降。」Yan坦承當時陷入兩難,「都有掙扎,唔知講唔講(佔領)好。同咗老細傾,大家有共識,可以提、亦應該提,但個工夫係你點樣提。」紙上談兵沒有意義,於是他們學效習總,捲起褲管,一同嘗試。

Yan試過碰釘。「有一段時間,我們好興在facebook page扮自己係藍絲帶,好曲筆咁抽水。有一次我用呢個方法,又拿揑得唔係幾好,畀人覺得我真係藍絲帶。出咗十分鐘,我問Alison,『啲人係咪真心咗?』跟手就delete咗個post。」他笑言,facebook是一個「知錯能改」的媒介。「然後咪知道,呢種筆風大家未必鍾意,以後就唔再用呢個寫法,用返我們之前試過、可行、大家又受落的方法去寫囉。」摸索受眾口味,調節信息內容,成為了新時代媒體的當務之急。

信息飛快 摸索網絡—實體界線

時代巨輪急轉,信息流動也愈趨高速。傳統媒介受限特性,先天輸在起跑線上。要平反敗局,只得轉戰網絡。雜誌之中反應算是數一數二的《100毛》,近月之所以發燒上網,同樣有此考慮。「個世界變得太快,一啲好即時嘅嘢,係會甩的。做書,永遠跟唔貼。我哋星期二埋稿,成日一埋完稿,就有好正的事發生,又放唔到落星期四出的書度。到下一期先講呢,又out咗。咁就好唔開心囉!我哋需要一個即時一點的媒介去表達自己。」Johnathan點出《100毛》突然活躍網絡的一大緣由。

「書同facebook page有唔同的玩法。書有少少章法,有step,有format,但facebook呢,就再短啲、零碎啲、跳躍式一啲。」Johnathan認為,兩套媒介的內容深度,亦有顯著分別。「例如劉江華唔講嘢呢件事,太好笑喇,純粹笑下佢,就已經係一個facebook post。但到要落書的時候,就需要多啲經營同鋪排。」他打開今期雜誌,向筆者展示。「於是我哋設計咗一個叫Where’s華ly的遊戲,等讀者從咁多個垃圾桶中搵返佢出嚟。」這條「網絡—實體」的界線,是怎樣醞釀的?我好奇再問。「唔知架,都係大家慢慢摸索出嚟。」

生存之道:邊行邊試

整個訪問,三人說得最多的,不是「廣告」、「銷量」,而是「摸索」和「嘗試」。雨傘運動,促成新媒體時代。新的時代,信息飛快,受眾分化,人人各執一詞,媒體要找一套必勝方程式,幾乎不可能。要生存下去,只得邊行邊試,從泥漿的隙縫中,摸出一條與別不同的路。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109

Wednesday, November 05, 2014

家是香港2.0



催淚滿月夜,人在金鐘。葉德嫻、黃耀明、何韻詩在台上高唱《獅子山下》的時候,我在台下遇上一個眼泛淚光的少年。出於多事,我(極其唐突地)打斷淚水,問他為何感觸。男生先是一怔,然後悄悄回答:「我都唔知點解……可能因為我愛香港。」

老實說,我有點意外,因為「我愛香港」這四個肉麻大字,本來不應出自年輕人口中。香港百姓由「愛祖國」到後來發現自己「愛香港」,中間有一段絕不易講的故事。這個故事,我想試試再講。


 本土意識 始於七十年代

故事要由六七暴動說起。當時殖民政府為培養本土意識,特地燒銀紙,搞巡遊,辦香港節,矢志令全城歡騰,異口同聲疾呼「我愛香港」。結果節慶過去,騰來騰去的,終歸只有一個西瓜波。踏入七十年代,官方插手不成,香港身分卻在公共政策與流行文化雙重夾擊下,意外滋長。大眾住過公屋,看過阿燦,聽過歌神,開始說服自己不再留戀昔日家鄉,確認我哋大家在獅子山下相遇上,總算是歡笑多於唏噓的一場緣分。此後,大眾逐漸以香港人自居,視香港是我家,清潔、買樓、炒股、煲劇,我哋大家一齊參加。第一波「家是香港」意識,由此而來。

重溫這段封塵的歷史,我們會發現香港身分的誕生,從來少靠有心培植的官方計劃,多屬無心插柳的一場意外。剖開它的結構,會發現裏頭絕少講究實質概念(如「身分證上有三粒星」),放得最大的,反而是不着邊際的真感覺(哀六四、怕九七)、大符號(獅子山下、紅白藍),以及鮮活記憶(「樓下閂水喉」、「日頭猛做」)。

這分夾雜七分虛無的本土意識,始於七十年代的誤打誤撞,再在八、九十年代經由大眾媒介、公民社會悉心承傳、落力盤點,最後成為摸得到、講得出的實質概念。現在,大人們唱起《獅子山下》會雙唇微震,重遇肥彭會眼泛淚光,喊起「我愛香港」、「家是香港」等肉麻字句會理直氣壯、不遺餘力,全因他們撫心自問,跟香港攜手走過一段蜿蜒崎嶇的路。

 後回歸一代 「香港人」身分失效
問題是,對於回歸後成長的下一代人來說,以上三段文字不過是歷史故事。他們沒有經歷過上一代人口中的黃金歲月,也沒有踏足過那段凹凸不平的路。對他們來說,六四是晚會,九七是回歸,《獅子山下》是一首(唔知邊個唱的)金曲、紅白藍只是膠袋一個,「樓下閂水喉」、「日頭猛做」不過是歷史博物館常設的展覽項目。昔日香港身分所盛載的感覺、符號、記憶,在他們眼中看來,已經過時,甚至失效。這一代人少有深究「香港人」的臉譜,甚至少以「香港人」自居——就算會,也不過為了將自己從「中國人」中間區分出來。

回歸前後,不少學者就曾預言,隨着中港政府在政經、媒體、教育等範疇多管齊下,香港身分恐怕會消失於歷史洪流。事情也確實如此路進:一方面,政府落力推銷中國人身分,於是中小學生要對冉冉升起的大國國旗流淚,廣大百姓看電視新聞前先要被國歌洗禮(或腦),劉翔奪金、楊利偉升空,(在傳媒的推波助瀾下)香港人更加要視為百姓子侄、人民英雄;另一方面,舊版本的香港人身分亦再被搬出,於是梁錦松獻唱《獅子山下》,勉勵大眾同舟共濟,梁振英與高官一同做騷,宣傳「家是香港」、「築福香港」……政府的用意很明顯,希望大家安分守己,在獅子山下擁抱「香港中國人」這個混雜新身分。

 中國身分集體回憶 年輕人說不

但對於這兩套論述,年輕人們都毫不賣帳。這邊廂,他們愈發抗拒中國身分,因此投身抗爭,守護菜園,反對高鐵工程,也因此換上黑衣,聚集公民廣場,聲討國民教育;另一邊廂,他們又拒絕「集體回憶」,認為獅子山下精神「難聽過粗口」,更向上一波的香港身分高聲說「不」。這兩個度身訂做的身分,年輕人並不接受。自此,他們知道自己不是什麼,但卻問到「你是誰」,大家又難免聳肩口啞。

直至雨傘盛開。

過去一個月,出於工作需要(或多事),我流連佔領區,跟不少雙眼發光的年輕人談過。我喜歡故作老成,最愛問他們「這場運動改變了你什麼」。結果換來的答案,有的肉麻(「重新認識香港人」),有的十分肉麻(「從來無試過咁堅持想為香港做啲嘢」)、有的百分之百肉麻(「好似同香港復合咁!」「唔再諗移民去台灣囉!」)

 雨傘造就新感覺符號記憶

香港身分少講培植,多靠意外。年輕人以往討厭政府做騷,現在卻為「職安真漢子」自發的「築福香港」而感動;他們曾經撕爛梁振英的驚世著作,今天卻自認「家是香港」,落力拾垃圾、建防線,為這個家出一分力;他們一直害怕舊曲新唱,當下卻為黃色直幡和葉德嫻的《獅子山下》而暗自掉淚……很明顯,這場運動足以令一代人refriend返香港(何韻詩語),甚至重新想像香港身分,學習做個香港人。

當然,誠如Gordon Matthews所言,現在斷定「新香港人」身分由此誕生,既是過於武斷,又是言之尚早。然而,就算這場運動功敗垂成、一無所得,新的感覺(喜歡香港、厭惡警察、憎恨政權)、新的符號(雨傘、黃絲帶、保鮮紙、帳幕)、新的記憶(催淚彈的氣味、暗角的暴行),也已然在一代香港人的腦海,盤踞紮根。如是者,下一波的本土意識、香港身分,亦注定醞釀,準備生長。傘開以後,只會有愈來愈多的年輕人因着「家是香港」的號召,走上街頭,守護家園,捍衛香港。正如黃之鋒所言,今天大人剝奪年輕人的未來,但終有一天主客易主,我們會決定他們的未來。

大人們,請你面對現實。年輕人委身佔領,甚至願意留守一年,絕不是被外國勢力控制,更不是受泛民政客煽動。我們瞓街,我們留守,我們抗命,說到底只為了一個簡單不過的原因:家是香港,就如你們當年一樣。三十年前,自覺家是香港,於是你們發奮上爬,安身立命,留守獅子山下,建設繁榮城市;三十年後,自覺家是香港,於是我們咬緊牙關,抗拒認命,留守柏油路上,爭取公義社會。

你可以繼續(扮)唔知點解,但請不要阻止我們為時代吶喊:我愛香港!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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