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August 18, 2014

不可一不可再 向政府說不


8月中旬,北京開始高舉風筒,政府暗裏耍小動作,愛國人士繼續厚着臉皮,奉勸市民為香港未來,獻上菊花。毫無疑問,政改方案的底牌、700萬市民的取態,一同臨近決算。

決算前夕,想說點私事。這兩個星期,我懷疑自己染病了。


病徵如下﹕每晚看電視,一到廣告時段,例必坐立不安、嘴角上翹、冷汗直流;到「那個」廣告真的出現,就會全身發抖、心跳加速、七孔冒煙。與此同時,我又聽見在銀行當teller的朋友分享,近日每逢聽見客人說「有票(要入)」,都不期然眉頭一皺,然後滴汗;愛好環保的鄰居,捧着舊衣物到慈善團體,被問「(啲衫)真係唔要?」,立即狂打冷震、猛抽涼氣……病入膏肓的香港市民,明顯不止我一個。

「那個」電視廣告,是政改的最新宣傳片,片長15秒,先播出歷年示威遊行的畫面,接着旁白男聲用勸人戒毒的口吻,自問自答﹕「想變?2017有得普選!」最後,全黑畫面打出大剌剌的六個白字﹕「有票,真係唔要?」這兩個星期,宣傳片進駐電視黃金時段,日播夜播;同款的燈箱廣告,則在各大車站月台,不停插旗,誓死洗淨全港市民的眼球,以及腦袋。面對如此局面,我頭暈、不安。

不安,可能因為我向來跟亞視一樣,討厭廣告。翻開社會學課本,我知道廣告從來不是善男信女,它的存在,不是為了填充節目之間的空隙,而是為了填滿大商家那深不見底的荷包。為了達成目標,它努力翻弄符號、吸引注意、挑起欲望、產生信任、促使行動。電視黃金時段比黃金更加昂貴,因此廣告要一矢中的,賣的,從來不是實質的資訊、貨品,而是虛構的形象、聯想、感覺。因此,廣告的本質,從來都游走於「勸說」和「欺騙」之間。

當然,廣告就算討厭,但終歸是個你情我願的歡樂遊戲;廣大觀眾就算真的動了心,付了錢,最少也獲得新商品和大符號。倘若真的涉及欺騙,也有消費者委員會從旁監察,保障權益,你我着實毋須不安。

 政府賣廣告 靠嚇定洗腦?

但如果賣廣告的,是政府呢?恐怕又是另一回事。政府宣傳片(API),全名Announcement of Public Interest,乃港英年代的產物,與當時政府的管治方針一脈相承。它要做的,顧名思義,便是就着與公眾利益有關的議題,作出宣告。盤點過往片段,我們可以得知昔日的政府廣告,通常可分為三大類。

第一種,用以警告,無論是「小心扒手,保管好財物」,還是「生命冇take2」口號,都旨在「靠嚇」,希望市民做好人、防罪案;第二種廣告,多在新政策實施後(如「長者醫療券計劃」),反覆播放,傳遞資訊;第三種,將「公民教育」擺上枱面,鞏固觀念、宣揚意識,提醒大家「兩個就夠晒數」、「尊重不同價值」、「調解為先」。三種宣傳片,三種目的,卻都為了public interest而announce,大家當然沒有異議。

直至4年前,第四類宣傳片現身。當年的政改諮詢討論陷入僵局,為了搶佔先機,曾蔭權政府不惜做壞規矩,打出「政治廣告」王牌,一邊呼籲「信任讓夢想成真」,一邊質問「原地踏步點會有進步?」結果先例一開,規則一壞,政府愈來愈傾向就尚未落實,甚至極具爭議的政策,大賣廣告,鼓動民意。

近月例子,有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的廣告,找來地政總署署長現身說法,重申「新市鎮發展成就了香港的成功故事」;三堆一爐的宣傳片,請「理想主義者」林超英發表高見,勸香港市民「面對現實」……第四類廣告針對輿論,暗中發功﹕它的本質,不是announcement,而是propaganda;它的用意,不在「與市民對話」,而在「要市民聽我話」;或許它真箇為了「公眾利益」着想,但這裏的public interest,卻肯定採用政府定義的版本。
 隨意歪曲市民訴求

近日令香港人集體眼盲的「有票,真係唔要?」廣告,是第四類廣告的最新變種。比起前作,它更精簡,更直接,同時更加病態。它的病徵如下:

一、態度欠佳。Fear appeal是政府宣傳片的慣用伎倆,用在「酒後駕駛」、「打風觀浪」一類處境,向來行之有效。問題是,這次廣告宣傳的,以「有商有量」為號召(或幌子)的政改諮詢。眼前明明是滿佈灰色地帶的議題,它卻用「非黑即白」、「all or nothing」的態度來邀請「對話」,現在究竟是誰在威脅誰?

二、歪曲訴求。旁白說得沒錯,「想變」、「有票」,確實是許多香港人的人生志願,但廣告刻意隱瞞的是,大家對於「變」和「票」,不是毫無要求。我們希望自己手中的票,能夠投給真正心儀的候選人;更希望香港社會的改變,是朝着真正以民為主的方向而行。

面對這種將public interest置之不理的政府API,我們當然要義不容辭,矢志說「不」。然而,老老實實,回歸現實處境,除了(繼續)罷看電視、打爆燈箱,我們還可以怎樣說「不」?更重要的是,政改方案即將出爐,面對比全港市民身高加起來都要更高的提名門檻(傳聞需要過半提名委員會成員支持),面對俯身獻花、打算「袋住先」的親朋好友,立於高牆之下的我們,又可怎樣說「不」?這是每個人都要思考的問題。

為了防止舊病復發,我近來決定關掉電視,改煲舊碟。前兩晚,重溫了去年在港上映的智利電影《向政府說不》,感覺應景。電影由歷史改編,講述1988年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基於國際壓力而舉行公投,由人民決定,是否讓他再執政8年。這場原本形勢一面倒的公投,因為獲邀替反對陣營構思廣告的主角René力排眾議,炮製出一段容易入口、幸福滿瀉的廣告,而告逆轉。反對派與智利百姓,贏得一場不可能的勝利。

我貪心,看電影既要「有嘢睇」,更要「有嘢學」。連夜煲碟,我發現裏頭最少有兩點啟示,值得一記﹕(一)廣告威力強大,永遠要小心提防。它擅長玩符號,搶注意,造信任,令敵對陣營也不自覺「哼你首歌」,甚至「聽你支笛」;(二)廣告強大,擊中要害的廣告威力更強大。智利的反對派跟香港的一樣,主張拋頭顱、灑熱血,控訴「酷政不仁」,繼續向天呼喊「民主」、「自由」、「人權」。但主角卻決定放下舊論述,採用新說法,游說沉默百姓(中年婦女、年輕選民),放下菊花,立地成人,結果相當奏效。

 旨在喚醒沉默的大多數

這也是香港的處境。我們面前,同樣是高牆、假投票、假改變;尚未死心的我們要游說的,也是主張「袋住先」的沉默大多數。智利那場旨在說「不」的戰事,最後遍地開花;那身處香港的我們,又應該怎樣向政府,向北京,向親友,打好這場「不」的戰爭?廣播條例所限,我們不可能賣15分鐘的電視廣告,更要受州官們每天(無限個)15秒的重複轟炸,究竟有沒有還擊的可能?

平民百姓不能賣電視廣告,但我們可以各自在自己的崗位,成為廣告,結集連線,星火燎原。問題是,捫心自問,你會怎樣用自己的方法,賣這個廣告?是舊論述,還是新說法?是敲鍵盤,還是用嘴巴?

臨近決算,香港人,你的「不」是怎樣的?


刊於20140817明報星期日生活

Monday, August 11, 2014

插眼掩臉真人騷


前幾天,跟舊同事到酒樓打邊爐,因為遲到,被迫坐在電視機下面。除了《忠奸人》的懸疑音效有點吵耳,其他一切原本安好。直至十點半,鄭裕玲的聲音響起,全場食客突然放下碗筷,一同轉身,將目光投射到我上面——那部電視機,我有點靦腆。幾分鐘後,觀眾們按捺不住,紛紛化身流行文化評論人,互噴口水。「好假!」「好不安!」「好得人驚!」等感想,不約而同地在各檯響起,我大開眼界。

這個教人口水、眼淚一同奔流的節目,是電視台最新炮製的真人騷《沒女大翻身》,找來被(無綫)視為「沒樣貌、沒身材、沒青春、沒家底、沒成就」的7個平凡女人擔任主角。節目首先剖開主角們的個人歷史、內心世界,然後邀請專家導師從天而降,協助她們「大改造」,由外到內、再由內去返外,扭轉命運,重獲新生……結果,當然是引來大眾的一致怒罵。

大家知道,批評電視是我的畢生大志。於是過去幾天,我收到有識之士熱心送來的大小問號——「這節目明顯將社會學大師Pierre Bourdieu口中的『符號暴力』發揮得淋漓盡致,你認為對嗎?」「TVB為了搶收視、掀話題,不惜挑起各種矛盾(男女之間、中港之間,甚至電視台與觀眾之間),你同意嗎?」「製作人將女性擺上枱面,貼上標籤,絕對有貶低天下女性之嫌,你覺得對嗎?」

這些問題,我暫時不打算答覆,因為:(一)節目才播出了四五集,只有一個主角出了場,當下解構符號、分析矛盾,明顯時候尚早;(二)以上問題,全部沾上有識之士的口沫,但普羅大眾的口水又何去何從?他們之所以惴惴不安、破口大罵,是因為「符號」、「矛盾」和「標籤」嗎?恐怕不是。香港人對電視的感情,向來深入骨髓,直插肺腑,那為何這次群眾集體轉身,甚至與有識之士約定,示範插眼,表演掩臉?

於是進出酒樓、流連網上,發現這場真人騷犯眾憎、惹眾怒,有三大原因。
 犯眾憎三大原因

一、「好假!」《沒女》出街後,許多人質疑:為何會有人願意上鏡,被糟蹋、恥笑、辱罵?身處那所謂的「心靈劇場」,主角們怎麼會願意將自己的秘密,在幾百萬八公八婆面前公之於世?如果不是錢作怪,還有什麼解釋?真人騷的真實性被質疑,大眾自然摒棄。

二、「好不安!」節目以「真人真事」作號召,於是製作組將主角們的人生、情緒,赤裸裸地展示人前,毫不忌諱。廣大觀眾被迫一同揭發主角「逼母親替自己還債」,目擊鏡頭下的真人喪叫、嚎哭、崩潰。現實太殘酷,真人太真,觀眾的心情當然跌落谷底。

三、「好得人驚!」平民百姓打開電視,大部分只求快樂,不為其他。他們希望在小箱子出現的房子大一點、食物看起來可口一點、女星樣貌好看一點,就算不符合實情,總算看得舒服。但這星期亮着電視,大家卻發現面前的7個女人,全部不是慣常的camera face,不單「過於現實」,更加「好得人驚」。

有別於文化人、學院人針對節目隱含的符號、附帶的標籤來抨擊,普羅大眾心底最關注的,其實是「真人騷」——這種香港電視史上並不多見(與外國相比)的節目類型——虛假、殘酷、揭人陰私,究竟有沒有問題?它的存在,是對是錯?

這幾天讀了美國傳播學者Wendy Wyatt與Kristie Bunton編著的The Ethics of Reality TV,此書要解答的,正正是以上那串問題。編者在序言部分提出,大家在思考(甚至是攻擊「真人騷」)之前,必須先留心兩點。

 美國學者的兩點思考

第一,作為節目類型,真人騷注定品流複雜。香港電視台少有製作真人騷(也許因為電視台太少),但其實近十多年在外國,它是極其流行的節目類型。在這個大環境之下,真人騷的內容自然百花齊放,愈出愈多,有的追求競技(如Amazing Race);有的講求平凡(如Little People, Big World);有的則是比《沒女》玩得更盡更狂更放的「整容騷」(如Extreme Makeover)。因此,要評論真人騷,我們要先分門別類,後抽絲剝繭——例如說,《沒》跟外國的self-improvement show相比,有否過了火位?外國的真人騷會否公開主角接受心理治療的過程?

第二,我們要解構製作,更要捕捉觀眾反應。「真人騷」的弊病,大家其實老早心知肚明。它有時作假(例如有劇本),有時說謊(例如用剪接),更多的時候玩弄定型,揭人陰私,放大毛孔,怎看也是破壞人類文明的流行文化大毒瘤,但Wendy Wyatt與Kristie Bunton卻提醒我們,就算以上指控全部成立,但觀眾們究竟介不介意,又有沒有受到影響?要評論真人騷,我們要拋開刻板的原則,在聲討製作人所作所為的同時,也要留心觀眾的即時反應——《沒》明顯是一個立心不良的節目,但香港觀眾有否因而被騙,就此認同「沒女需要變女神」這個節目宗旨?明顯需要多點時間,慢慢驗證。

 「無添加」還是「修飾的現實」?

The Ethics of Reality TV書中引用《時代雜誌》電視評論人James Poniewozik所言,「『真人騷』的好與壞,從來不是一條『對或錯』的選擇題」。作為觀眾,我們既要留心黑白之間的大片灰色地帶,提防節目的「毒素」,或許更要質問自己——既然《沒女》注定有錯,「真人騷」未必有罪,那麼我們心目中理想的「真人騷」究竟應該是什麼樣子?它應該講求「無添加」的真實(就像《沒女》般將參加者的真實人生裸裎人前),還是經過適量修飾的完美「現實」?如果真人不完美,甚至「得人驚」,注定令你不安,教我怪叫……這樣的「真人騷」,我們應該歡呼,還是掩臉?

回到最原始的問題——大眾之所以討厭《沒女大翻身》,除了因為它是確立定型、挑起矛盾、亂貼標籤的「有毒節目」,還是因為主角長得其貌不揚,現實也殘酷得令人不安?若是後者,那麼面對現實生活那些並不完美、甚至「人見人憎、車見車撞」的真人,大家又會如何看待?

真人騷有問題,真人騷的觀眾也不見得沒有問題。


刊於20140810明報星期日生活

Monday, August 04, 2014

實况不見了



上星期,無綫劇集《我們的天空》播出名為《同根生》的單元,講述一個新移民來港飽受歧視,掙扎求存的故事。那個晚上,我獨坐梳化,除下黑紗,戴上眼鏡(有色的),追看電視。結果,全程心有玻璃,口噴涼氣,最後徹夜輾轉難眠。睡不着,或許因為心繫黑紗,更可能因為壓在心底的三個大字—— 「實况劇」。

請別誤會,對於「實况劇」,我情有獨鍾。幾個月前,多得港台網站的「經典重溫」,我得以與爸爸並肩而坐,兩父子一邊鯨吞檸檬夾心餅,一邊欣賞了幾十集最早期的《獅子山下》。對於這齣「普及文化經典之作」,我本來沒有太大感覺,但那段日子每天追看,就漸生情愫。事後回想, 我喜歡《獅子山下》,除了因為身旁的觀眾,更因為作為(好的) 「實况劇」,它做到三件好事:

一,它勾起回憶,拉扯情感。

每次看劇,爸爸定必變身大細路,笑逐顏開,雙眼發光,全因電視裏頭,有他的私家回憶、成長記號。爸爸是呂大樂口中的第二代香港人,小時候家住黃大仙徙置區,在橫頭磡波地踢過西瓜波,在獅子山腳一帶留下過不少腳毛。《獅子山下》將陌生童年重現眼前,令幾近遺忘的事物變得觸手可及,他的心情,自然翻滾。

二,它令我和爸爸有話說。

看劇之前,我只打算做個孝順兒子,專注遞上紙巾、遙控器和夾心餅。但看了一半,開始按捺不住,就着父親和香港人的身世,連珠炮發,不停追問。我未住過徙置區,未聽過「樓上閂水喉」,但看了「實况劇」,我對爸爸和香港的昔日實况,都多了認識。文化歷史、隔代故事,透過戲劇,薪火相傳。

三,它教我認識香港人。

對許多後生仔來說, 「七十年代」、「獅子山下精神」似近還遠,乃親切但陌生的港式詞彙。《獅子山下》以小見大,由小人物的小故事出發,繪影繪聲地展示大時代的大面貌,看過劇集,我重新學習詞彙(特別是「香港精神」這種結構複雜的詞語),更大致觸摸到香港人引以自豪的黃金歷史、集體心情。

被群眾摒棄的實况劇

好的實况劇,正視記憶,反映事實,能令爸爸開眼,教我微笑;那麼被群眾摒棄的實况劇呢?下場可能跟上星期的《我們的天空》一樣。

《我們的天空》,無綫電視的重頭新作,由當年「一手帶大」《獅子山下》的前廣播處長黃華麒出任監製,表明希望「透過高家五口面對的不同處境,帶出連串香港人高度關注的社會問題」(跟《獅》一模一樣)。電視與民生脫節多年,敢於介入社會、矢志反映現實的《我們的天空》,照道理應該是無綫的「誠意之作」。

可是「誠意之作」變成了「投誠之作」。上星期《我》的單元《同根生》,將「中港矛盾」擺上枱面,勸告港人「本是同根生,何必打毒針」,結果一句擊起千重浪,引起公憤,投訴過千——彭浩翔亮出毒舌,怒罵劇集「淺薄幼稚、廉價造作」;網民收起毒針,直斥這齣「維穩劇」醜化香港人,美化新移民,不副事實,有辱「實况劇」之名。

這邊廂,觀眾為實况落空而憤怒;另一邊廂黃華麒卻出來解畫,強調劇集根據事實編撰, 「我們見過許多新移民,亦了解過他們的生活,是有根有據寫出來」。他更表明,實况劇受抨擊乃「預料中事」,正如當年的《獅子山下》,一樣備受各方攻擊, 「甚至要剪咗成場戲」……對於「實况劇」, 雙方明顯各執一詞,互不退讓。

實况劇最後有幾「實」?

那究竟《我們的天空》是否反映社會現實?香港的新移民,臉孔究竟似朱璇,還是像厚多士?香港人又是否個個面目猙獰,視外來者如洪水猛獸?這些題目,內容空泛,例證成疑,就算是最權威的社會學者,一樣無法作答。作為觀眾,我們反而應該思考的是,究竟什麼是「實况劇」?我們對它,又應該抱有多少期望?

於是這幾天,為了尋找答案,重溫劇集,翻揭書本,結果全程心有玻璃,口噴涼氣——因為我發現「實况劇」會做好事,原來也會做壞事。

首先,它未必反映現實。實况劇以「實况」作招徠,但說到底,還是戲劇的一種。英國電影學者Alan Rosenthal 編撰Why Docudrama? Fact-Fiction on Film and TV 一書, 解構歐美多齣實况劇(docudrama)。他在書中引言便明確指出,多年以來實况劇最引人詬病之處,是它與真正事實關係曖昧,容易誤導觀眾。同為此書撰文的電視製作人Jerry Kuehl,說法更白: 「實况劇講的,都是關於真實人物的謊言(lies about real people)。」

港產實况劇一樣說謊。黃華麒接受訪問時曾說,《我們的天空》由構思到完成,一共用了兩年有多,其中最花時間的,是蒐集資料的工夫。這些工夫沒有白費,於是在《同根生》裏面,新移民主角的每一件經歷,無論是被港人歧視,抑或排隊打尖,看起來都熟口熟面,明顯有事實根據。但問題是,這些經歷是不是事實的全部?

哪個香港被刪去?

近年社會撕裂,一個香港變成了兩個香港,一個現實也變成了兩個現實。時間所限,實况劇的內容,往往需要刪減剪裁,那到最後什麼事實留下?哪個香港被刪去?這雙問題,既取決於幕後人員(甚至是管理層)的態度,也決定了實况劇最後有幾「實」。

第二,實况劇有立場,有信息。你也許會問,實况劇不就是客觀反映社會現實的劇集?背後怎麼會有信息?事實上,就連黃華麒自己也提過,當年之所以創作《獅子山下》,是希望透過戲劇,令市民大眾「聽取我們的說法,接受我們各種觀點」。現在重溫《獅》,你會發現這齣經典劇集,縱然膾炙人口,但它的說教味道——無論是《裸跑風波》的「性教育要從小開始」,還是《安全感》的「感情比金錢更加重要」——其實都濃得化不開。《獅子山下》啟播初期被批「像政府宣傳片一般」,不是沒有道理。

背後信息符合當權者心意?

跟《獅》一脈相承的《我們的天空》,一樣有向觀眾灌輸信息的傾向——首集《望子成龍》借兩個家庭的故事,勸告天下父母撕開怪獸面具,放手容讓子女自由成長;《同根生》則借用一眾「善良港人」的嘴巴,帶出「入鄉隨俗相敬相愛加相親」(劇集主題曲歌詞)的信息。劇集背後附帶信息,從來不是問題,但當信息的內容跟當權者的心意不謀而合,甚至與民意長期違背,觀眾就必須小心提防。

實况劇是否一定會引起爭議?或許是。但請黃華麒也記住,當年對於政府低效、官員貪污等現象有不少着墨的《獅子山下》,得罪的,大多是社會權貴、政府高官;至於現在將「何必打毒針」奉為唯一真理的《我們的天空》,觸怒的,卻是在太平山下徹夜難眠的廣大百姓。

如斯轉變,恐怕不是一句「時移世易」能夠解釋。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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