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September 29, 2013

《半沢直樹》到《巨輪》:為何還要講港劇?



這個星期,為看兩套電視劇集而弄得雙眼分叉。本來打算寫的,是《半沢直樹》。

《半沢直樹》,日本TBS 電視台周日連續劇,由堺雅人擔綱主角,講經濟泡沫年代入行的銀行家,如何與銀行內外的宿敵競標鬥爭,攀爬向上。自播映以來,劇集收視同樣一直向上,深受觀眾歡迎,大結局收視更達到42.2%,超越曾讓多少港人心動心碎的《美麗人生》,成為本世紀最高收視日劇。

日經濟泡沫情節觸動打工仔

過去星期,我連夜凝視屏幕,專心「煲劇」,照鏡時發現自己雙眼嚴重發光, 拇指「半集直豎」,面容全程繃緊。我肯定,《半沢直樹》是令人開眼、讚歎、肉緊的佳作;朋友聚會上,人人眼袋隆起,口沫橫飛:「你追到第幾集?」一眾電視迷滴血相認,四目交投,我知道,這是又一波(來得快去得快)的香港熱潮。

熱潮興起,媒體自然興奮拍掌,戮力追捧,於是從生產、文本、觀眾的角度,逐一剖析劇集——日本專家作出政經分析,解構劇集的創作背景,如何反映日本經濟金融泡沫的大時代;文化評論人現身說法,分析文本,重溫金句,解釋故事情節如何觸動打工仔,令你我每日默唸「以牙還牙,雙倍奉還」;普羅劇迷從觀眾角度奔走相告,訴說自己喜愛劇集的因由。我本來打算講《半沢直樹》,因為「流行文化評論人」有責任勸勉大眾,放開懷抱,欣賞優質文化產品。

正要下筆,又踟躕不前,因為這個星期,我不小心(其實是全神貫注)看了《巨輪》。

文化評論依舊避談狠批

《巨輪》,香港TVB 製作的時裝倫理電視劇,陳展鵬、蕭正楠當主角,以港澳雙城近三十年的大事為背景,講一對兄弟的命運,如何因應時代巨輪而逆轉。劇集本周首播,收視未知,但觀眾反應頗為冷淡——網民照舊捉錯處,在一九八〇年的香港看見二〇一三年的垃圾桶與的士;文化評論者集體冷對,認為劇集製作求其,情節犯駁,不值一提。

文化評論人冷對電視,警戒世人要向(令人盲目反智的)劇集說不,已非新鮮事。過去幾年,隨着無綫一邊壟斷市場,一邊製作垃圾,對此知識分子採取兩種態度——(一)堅持「三不」(不看不評不分析),然後轉移視線,搜索各地優質作品,向大眾瞓身推介;(二)狠毒批判。即使已經少看電視,但每逢大眾關注,例必冒出頭來,罵上幾句,內容不是製作求其、創意凋零,就是文本垃圾、觀眾反智;不是對內新不如舊,就是對外無還擊之力……總之論據寥寥,結論多多。

這些說法,我十分認同。無綫劇集質素低劣、影響力大不如前,都是事實。不過,這是否代表文化評論人應該從此抽身,掩臉罷看,甚至沿用樣板,重複狠批,妄下定論,不停慨嘆?看過《巨輪》,我對此很有保留。

先旨聲明,《巨輪》絕對不是令人開眼、讚歎、肉緊的文化佳作。它一如其他無線劇集,充滿沙石,教人莞爾;但它同時有兩大特點,令我決定睜大雙眼,認真「煲劇」。

《巨輪》營造時代感

第一,它講時代。《巨輪》開宗明義,述時代變遷,論人心轉變。它的故事由一九八〇年抵壘政策實施開始,途中經歷港澳回歸、金融風暴、沙士疫症,一直講到二〇一三年。年初的《老表你好嘢》曾輕輕帶過近年的中港矛盾,但要隆而重之去講「香港三十年來的時代變遷」,上一齣大概已是二十年前的《大時代》。近年電視台劇集的時空設定,往往抽離社會、經濟、政府環境,脫離現實——劇集的背景通常似是香港,但除了在香港取景,角色講的是廣東話,其他基本與香港無關。《巨輪》這種以時代為題的創作,甚是罕見。

Raymond Williams說,電視像一條永不止息的節目長流,而在長流之中,連續劇每集重複出現的「片頭」與格式,是識別節目的重要工具,也為潛藏的媒介論述提供了一種詮釋脈絡。馬傑偉曾經按此思路,分析《大時代》,指出該劇以維港夜景作背景,然後打出「大時代」三個大字的做法,暗示「劇集是關於香港一段重要時期內發生的故事」。

無綫 倘未棄述我城歷史

《巨輪》既講時代,亦有類似的做法支持:劇集主題曲的背景是一連串社會大事片段,當中有的甚至跟劇情無關(如反國教事件);每集開首,都會加插真實的新聞片段或報章頭條,由旁白鄭重讀出……明顯試圖營造時代感,引起共鳴。作為流行文化評論人,看過《巨輪》,我很好奇:無綫既然老早放棄社會背景的創作,那為何突然又會出現《巨輪》?是製作組的構思,還是另有旨意?《巨輪》縷述的時代大事,有港澳回歸、金融風暴、沙士襲港,那為何沒有六四集會、七一遊行、國教風波?當中有何考慮?文本敘述的時代更替,跟平民百姓真正經歷的究竟有什麼分別?它的論述究竟是大是小?無綫近年常被批評脫離現實,遠離群眾,那這次嘗試觀眾又有何反應?

第二,它觸及香港故事。無綫有輝煌歷史,因為它曾經落力為香港人講故事。平民百姓亮着小箱子,既窺見其他港人生活,又明白普羅百姓為何喜為甚憂。至於最近十年,無綫劇集令文化評論人頭痛,甚至耍手擰頭,同樣因為它拒絕再講香港故事,大眾電視媒介與港人的身分、文化認同逐漸脫鈎。

這幾年我聽過專家說,時移世易,無綫已經毋須再拍《大時代》、《網中人》式的「實况劇」,再去講什麼香港故事;它只會專注製作《半沢直樹》式的類型劇,以各種專業為題材,談愛情、親情、友情,不痛不癢,就已大功告成。結果《巨輪》令我和專家同跌眼鏡——它向現在仍然為新移民問題吵得不可開交的香港人,呈現三十年前偷渡客到市區登記一幕;跟九十後訴說回歸前後,香港人的複雜心情……總而言之,《巨輪》的出現,意味電視劇集仍然試講關於我城的歷史故事(當然成效未明,版本亦可有爭議)。

留給評論人的(大堆)疑問

馬傑偉曾經對《大時代》做過文本分析,認為該劇故事重溫「香港傳奇」,再次確定資本主義在香港故事中永不言敗。那麼《巨輪》創作人流露的意識形態又如何?這如何從文本中看出來?再次嘗試講香港故事的電視媒介在刻下政經環境有何局限?觀眾(尤其是年輕一代)又有何反應?我肯定,這些都是值得文化評論人思考的問題。

以上所寫,結論寥寥,疑問多多,作者明顯是個不負責任的電視迷。所以未來一周,他決定暫且(忍痛)放下《半沢直樹》,(忍笑)觀看《巨輪》,盤點記錄,分析總結,只因港劇雖然夾雜沙石、充斥垃圾,但同樣有歷史,有意外,有啟示,仍值得你我留意。

刊於2013-09-29明報星期日生活.果欄 


Sunday, September 22, 2013

純恩對偉文 — 讓流行文化走第三條路




「歌手唱得難聽,音樂千篇一律,歌詞不知所謂,以前樂壇好得多!」大時大節跟親戚晚飯,飯後大伙兒邊吃水果,邊看電視,每當熒幕上有歌手獻唱,總有親戚皺眉、輕笑,然後獻以指摘。我愛唱反調,擅替流行文化說好話,但遇上這種情形,總是內心交戰,意欲反駁,又有口難言。

這個星期,旁觀李純恩與樂壇中人隔空對罵,交戰感覺,再次湧上心頭。事緣李在報章專欄撰文,以「香港歌壇之死」為題,狠批「現在香港歌壇謀生的人好像都文盲了」,而創作人既然「自作孽不可活」,「香港歌壇死到今天這地步」,自是活該。言詞尖銳,情緒激憤,自然引起樂壇中人放聲反駁——黃偉文帶頭直斥李「騙稿費胡言亂吠」;金培達暗諷「有些人的審美停滯不前」;何韻詩反問「我的廣東歌有感動過你們嗎?」;李克勤質疑「不清楚,不明白,就請不要寫」……一篇方格文章,竟能號召樂壇團結一致,槍口對外,相信李純恩也感意外。

現代流行音樂真的已死?

我和許多香港人一樣,素來喜歡黃偉文的詞,也曾因聽見「分開簡單抹去往事極難」而感動落淚。按照慣例,這場口水戰我們都理應站在樂壇一方。然而這幾天,細讀過網民留言,參加過一個與法證科學有關的投票選舉(「香港樂壇究竟死咗未?」),我訝然發現,市民大眾原來頗為一致地認同李純恩,同意廣東歌詞大不如前(「跟八、九十年代差太遠」)、香港樂壇岌岌可危(「我無聽廣東歌好耐了」),並從速作出反應(紛紛轉投中韓台各大流行文化陣營)。民心倒戈,反映這場有關香港樂壇的論戰,不單是李黃二人的意氣之爭,更能記錄港人對流行文化現况的集體反彈——事實上最近幾年,每逢論到香港電影、電視、音樂,大眾最常作出的評價,正是「無復昔日風光」、「缺乏文化修養」。

刻板印象vs.瑕疵充斥的危機

應該支持李純恩,努力放狠話摑醒流行文化?還是擁護黃偉文,保衛屬於一代人的金漆招牌?內心交戰,欲言又止。想嗆聲反對,因為李的觀點,其實十分懨悶——聽見新晉歌手一時失手,一兩首歌曲平板乏味、詞不達意,就妄下定論?如斯批評,往往建基於「新不如舊」的刻板想像,侷促地抽離時空,隔空比對,卻又漠視媒體生態、工業模式、觀眾口味的轉變對於作品形態的影響,絕對是大錯特錯。

要推翻這種「樂壇已死論」,可以邀請林二汶即場演唱《如水》,請林夕朗讀《弱水三千》歌詞,更可以大逆不道地指着對方鼻尖大叫:「這些歌能夠感動我這代人,而你,就回去鑑賞黎彼得的詞作吧!」

然而話到嘴唇,又有猶豫。不能否認,在暗啞灰敗的這個年頭,我城並不缺少能令人開眼、尖叫的流行文化作品;不過另一方面,我們又必須承認,流水工業生產的連串作品當中,不少確實質素參差,令你頭痛,教我失明。瑕疵品充斥市面、群眾轉身撤離……香港樂壇、流行文化就算仍然未到「已死」的地步,明顯也是危機重重。但這是創作人(又或填詞人)的責任嗎?我不同意。

滿足大眾口味的樣板

這些年來,香港流行音樂雖偶有佳作,但整體而言創意不足、活力衰退,難敵鄰近地區,絕對是不爭事實。不過箇中原因,卻肯定不是因為填詞人「文盲」、「唔識字」,導致作品出事,不能「流傳後世」。歸根究柢,問題還是出於工業體制本身。在全球化與數碼化的大環境影響下,香港音樂工業要努力存活,在資本主義的殘酷遊戲底下繼續賺錢,只得減低風險,將以往曾經成功的方程式奉行到底,於是音樂沿用樣板,千篇一律;監製只要確保歌曲不走音、易上口,就告任務完成;歌手沒有性格,態度謹慎,多念(唱片公司給予的)對白,少出(發自內心的)真聲。在保守至上的牢固體制之下,創作人除非大名鼎鼎,否則自然要步步為營,努力符合老闆與聽眾(或K迷)的口味,做些「唔會輸」的音樂。所謂創意,根本無從談起。

當然媒體也有責任。最近幾年,學院派與互聯網的音樂評論、歌詞研究,猶如雨後春筍,遍地開花(不信可試在網上搜尋「香港歌詞研究小組」或「香港音樂評論組織」)。同一時間主流媒體的態度,卻是急轉直下,愈發輕視——電視台為鞏固壟斷地位,不惜一切為歌手提供練習普通話的機會,封殺其生存空間;大時大節視他們為充撐場面的工具,年尾頒獎又將他們變成談判籌碼……卻一直未曾認真看待音樂,更遑論要推動創意,參與推廣。音樂評論(或推介)在主流媒體逐漸缺席,大眾對於好音樂的賞析能力、業內創作人對於改良作品的推動力,自然大打折扣。如是者,環環緊扣,惡性循環,香港樂壇自然佳作凋零。

懷舊創新各有缺欠

今後何去何從?李純恩(及大部分網民)的說法,主張流行文化要走下去,必須燃亮你意志,鼓起我勇氣,踏實回望,模仿鄭國江,學習林振強,以優美詞藻啟迪人心,務求重拾港式流行的黃金風采;至於黃偉文及一眾樂壇中人的反戈,則放眼現在,肯定本地音樂方向正確,有Q嘜保證,持異見者不過因為不懂欣賞、視野狹窄而已……這兩套主張,其實各有缺欠。

沒錯,我們毋須手持竹篙作武器,亦不必拘泥於新舊比較,但另一方面,大家又必須睜開雙眼,認真看待刻下的香港流行音樂。如何認真?媒體要放低稚嫩目光,嘗試嚴肅挑剔,容許評論人就歌詞含義、旋律編排、創新精神等作出票房毒藥式的詳細批判;圈中人要戒掉自我感覺良好的惡習,專注聆聽,低頭改進,堅持創新;唱片公司要拋棄保守,放開懷抱,既重計算,亦要容許火花。

李純恩的文章,左一句「文盲」、右一句「已死」,既訴諸情緒,難聽刺耳,又缺乏理據,立論鬆散,絕對可以不理;然而事後群眾迴響,既反映心態,又訴說期望,樂壇中人就絕對不能再坐視不理——唯有冷靜聆聽,仔細盤點,用心急救,方可讓港式流行走出第三條路,殺出重圍,掙扎求存。


刊於2013-09-22明報星期日生活.果欄

Tuesday, September 17, 2013

收放之間——家長、老師、大學生



我在大學工作,每逢九月行走江湖,例必掌心冒汗、念念有詞。即便在飯堂遇上(如洪水猛獸)瘋狂亂叫的舊生,又或在圖書館碰見(如迷途羔羊)橫衝直撞的新生,亦提醒自己要放鬆拳頭,勒緊喉嚨,保持冷靜。九月份的校園,無論走廊、課堂、圖書館,通通反常(早上九時已經人頭湧湧);九月份的學生,無論是表情、態度、口號,一律太「放」——彷彿世上除了「大學生」就再沒有其他人類。對此,我的手汗表示抗議。

冒汗抗議的,絕不止我一個。每年九月,媒體例必貼身追蹤「大學生」,將迎新營的(淫賤)遊戲、男生的(女裝)衣著、新生的(離譜)口號,逐一審視,大肆批判。這年九月,故事繼續。翻查近一個月的報章,發現「大學生」的罪名包括:擾民(浸大學生在火車車廂扮火車)、缺德(城大學生被揭發隨處便溺)、敗壞風氣(中大男生穿胸圍扮女人)、欠缺自信(有新生因漏接電話而怕被同學孤立)、毫無承擔(機構調查發現大學生「唔捱得鬧」)……媒體鏡頭下的「大學生」,照舊受盡千夫所指,跟龜苓膏一樣,名不副實,有負眾望,人人喊打。

媒體炒作的大學生問題

然而,今年(媒體炮製)的「大學生問題」,又有變奏——開學日出現大批替子女背書包、護送上學、「關懷備至」的家長;大學因應要求舉行家長日,於是「怪獸家長」、「直升機家長」的罵名,不絕於耳;科大教授實施遲到罰企,理大講師警告沒收電話,網民鬧爆,狠批大專院校「小學(雞)化」……這年開學,家長、老師同受責打。問題來了,大學生(如果真的)有問題,那罪魁禍首究竟是「淫賤學生」、「怪獸家長」,抑或「小學化大學」?要令這場鬧劇明年不再上演,究竟有何辦法?

懲罰還是教育?

香港大學生是否真的有問題?這並不好答,因為當中牽涉的,其實是「大學生應該是怎樣?」或「大學的功用是什麼?」對此,普羅百姓自有答案。一直以來,群眾既期望大學頒發沙紙(又名就業入場券),又旨意它做好socializing agent的角色——大學要協助社會運轉順利,定要培養學生收好自我,戒絕粗口,努力考試,發憤向上,貢獻社會,成為一個頂天立地、符合期望的好人。既要「生產」社會精英,大學的任務自要重「收」,於是訂立規條,約法三章,出席導修要剔名,上堂遲到要罰企,考試肥佬會(被)提早畢業……大學教育,要令學生收斂、收心、收聲,令社會收貨。

至於近年媒體、大學、家長攜手關注「香港大學生問題」,全因他們緊握(已經過時的)道德標準,斷定大學生不懂「收」。他們認為學生要上足每一節課(途中不能張開嘴巴),課餘時間要在圖書館消化知識,吃飯聚首必須低頭細語,畢業才可成為一個有用的人。學生自己不懂「收」,所以傳媒報道醜聞告誡世人;校方訂規則勒令收聲(甚至收機);家長陪伴左右防止子女誤交損友……這番心意我明白,但更想問:(一)學生真的不懂「收」?(二)要令他們「收」,這些是好方法嗎?

不能否認,有些待人接物的底線(如上堂遲到不要大聲關門、教授面前不要亂打呵欠),大學生確實要學懂。但問題是,大家是否認為他們真的不懂得這些底線的存在?建立底線並附以賞罰制度嚴格執行,肯定是需要的,但實施的場所究竟應該是小學班房,還是大學課堂?道德教育跟個人成長階段有關,一個將近成年的年輕人,究竟會否因為「上堂用手機會被罰」而學懂尊師重道?即使如報章所述,「遲到罰企」的措施實行後,上堂遲到者確實大減,但誰又能確認他們真正已經懂得重視規則,而非僅僅怯於責罰,被迫就範?大學教育的本義究竟是要令人人行為合乎社會標準,抑或要使學生能夠思考規則背後的意義?

緊急關頭會「收」但不懂「放」

要令學生懂得「收」,是中小學幼稚園的責任。大學更重要的任務,在於令他們學懂「放」:放開懷抱,放下枷鎖,獨立思考,特立獨行。多年下來,香港學生的最大問題其實不在於媒體、家長口中的不懂「收」——畢竟在重要關頭(如畢業見工、結婚生仔),他們總會記得小學教科書片碎所言,戒掉遲到,告別損友;然而更大的問題,在於年輕人不懂「放」——導修課人人沉默寡言,考試個個照背答案;被迫參與反智迎新時無人夠膽放聲反對,離開大學時缺乏勇氣放下社會枷鎖。媒體、家長、老師堅持學生要學習「收」,但對於他們不夠「放」,卻是視若無睹,甚至點頭叫好——上一代總認為,大學生按照傳統,少發怨言,多幹實事,就最理想。這是真的嗎?這就是我們理想中的大學生?

如何令大學生學懂放開懷抱,活出自我?肯定是大難題。我相信除了要靠年輕人忽然覺醒、努力昂首、發憤做人,更要仰賴媒體、家長、大學,高抬貴手,在處理「大學生問題」時學習收放自如。這個年頭,媒體要報道大學生醜聞,有網友相助,無疑易如反掌,但究竟哪些「事件」真箇與公眾利益有關,值得報道?又有哪些純為搶奪眼球,嘩眾取寵?家長想子女成材,當然情有可原,但堅持貼身保護,一路披荊斬棘,這方法又可以維持多久?四年?之後呢?大學導師要令課堂順利進行,在訂立刻板規條以牙還牙,以及任由學生放肆之間,究竟有沒有第三條路,可以令老師鬆一口氣,又能讓學生自律守規,安心上堂?

這個九月,讓學生、老師、家長、媒體,掌心冒汗,一同開學。


刊於2013-09-15明報星期日生活.果欄

Sunday, September 08, 2013

致G.E.M.:別當寂寞星球的睡公主

圖 Angry Angry


G.E.M.(鄧紫棋):

又一次站在風口浪尖,未知你內心怎樣想? 是埋怨「群眾( 再次) 被媒體煽動」?抑或慨嘆「我(跟王菀之一樣)討厭政治」?作為旁觀者,我的感想倒很簡單:這個年頭,這個社會愈來愈容易因為名人的一句說話而情緒激動,或驀地亢奮,或暴躁抓狂。你同意嗎?

也許你說得對,這場小風波的源頭,是傳媒的推波助瀾——周中有媒體翻揭香港集思會的《90 後有話說…》文集,發現你的大名赫然在列。文中你以90 後的身分發聲自白,暢論時政。對於有人激烈反對政府,你反問「嘩!使唔使呀?」對於梁振英,你想說聲「加油」,並勸大家「不要去judge 他做得好不好」;對於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係,你認為「我不覺得一個特首、或者一個政府可以怎樣幫助市民,一個政府應該盡最大能力去提高社會的生活質素,但哪個人可以幫到你呢?就是你自己!」說實話,你的觀點,近年在茶餐廳、立法會、電視台俯拾皆是,港人從不陌生。然而,當這番言論出自你的嘴巴,素來嗜血的媒體自然打鑼打鼓,火速流傳。

結果,那篇短文「成功」惹來大眾反感(戲稱「紅色娘子軍」)、網民惡搞(不停改編重作)。恁地不起眼的一段字,竟可觸發軒然大波,看似情理之外,但放諸時代框架,又是意料之中。你喜歡看電視嗎?這星期初,電視上亦有藝人因為一番話而全城矚目——剛當選港姐冠軍的陳凱琳,手握十七萬選票接受專訪,表明支持(TVB 式)普選;又期望特首做些事:「希望滿足到人們的需要」。小妮子跟你年紀相同(22 歲),立場與命運卻與你迥然不同——翌日她登上報章頭條,名嘴與師奶一同大讚她美貌與智慧並重,是歷年最美麗的港姐。藝人論政,有時招來如潮劣評,有時收穫大眾掌聲,對於這點,歐錦棠、杜汶澤、黃秋生、王菀之,以及你,都該清楚。

藝人應否談論政治?曾志偉、陳志雲都有高見;而你也似有定論。周五晚上,你在facebook 表明「政治一直是我避免談論的領域」,既澄清風波,又預告自己「學精」,不欲再碰政治渾水。對此,我能夠理解,卻有點失望——沒錯就這些議題發聲,絕對有可能兩面不討好,甚或因着自己觀點的缺欠而被狠批教訓,但政治既在你我身邊( 詳情你可以問RubberBand),你若就此抽身,自動滅聲,拒絕思考,那就是放棄你作為「眾人」的權利與義務。「藝人應否談政治」,絕對是偽命題,而「為何談」、「怎樣談」才是重點。我知道你不欲離地,亦討厭「一啲都唔理性」的討論,所以以下段落,保證貼身,絕對理性。

美國社會學家C. Wright Mills 曾經寫了一本名為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的小書,他教我們,世上所有的「私人恩怨」其實都有社會背景,跟大眾議題、架構體制,息息相關。就像去年因你而起的樂壇頒獎禮風波,當時你狠批商台頒獎禮變質,講一套做一套,令(你自己的)好音樂失去被表揚的機會。作為一個「會做good quality」音樂的歌手,你當時有何感受?無助?氣憤?就算你如何調整心態,向不公平的商台說聲加油,但結果仍不會改變,這就是體制的可怕——它的不公,既可扼殺個人,又能自圓其說。當時你選擇拍片發聲,公然與商台決裂,為的是令更多人關心此事,令體制得以改變,公平得以伸張。我希望你謹記,自己曾經如此對體制作出抗爭。

而刻下有許多香港人,正面臨你當日的處境。不,兩者甚至不能類比——你當日失去的,是獎項和功名;而這刻港人瀕臨丟失的,卻是自由、民主,甚至生計。去年你曾發起「秘撈Tour」,步下舞台,走入民間, 當上便利店店員、化妝店sales、外籍傭工……當時有何感受?途中除了體驗生活,還有否留意到在基層生活的人們,究竟在想什麼?又有什麼煩惱?我可以告訴你,當日你見證的外傭滴汗、店員假笑,既是他們的個人煩惱,更是不公體制下的直接結果。我們可以選擇心情,但無法決定命運。

我知道你會說,政府有其困難,我們每個人少說廢話,多做好事(或義工,王菀之語),不就可以解決問題麼?這幾年,許多有心人已經努力在做,例如向露宿者派飯;但早幾天,又有官員出來埋怨他們幫倒忙,令露宿者不夠淒涼,不願接受福利——拒絕看清自身漏洞,甚至諉過他人,這就是我們的政府,我們的體制。面對生活種種難關,我們或可緊守崗位,仰望expert;又或守望相助,獨自發功,但更需要的,其實是像你(曾經)一樣,站起發聲,爭取改變。對於「在商言商」的商台既應如此,面對屬於人民的政府,豈不更加合理?

你是聰明的女孩子,年紀尚輕,就知道媒體是半人獸,最愛煽風和點火。但你既曉得媒體愛玩火(或被火玩),其判斷又時而片面,那就請你也不要輕易相信個別傳媒的鏡頭角度,並跟白頭翁與禿鷹一樣認定那些(即將會)激烈反對政府的人,是為反而反,蓄意搗亂。請你相信,在鏡頭以下,有更多的有心人,不像你年少卻絕望,正在鑽研體制漏洞,有節有理地為公義發聲,建立更美好的社會。他們絕不是什麼偉大的人,但大家站出來,無論是講些眾人皆知的說話( 「特首應做啲嘢」),抑或大談理論,投入筆戰,為的絕不單純因為「唔gur」、「無benefit」,而是身為香港人,大家都覺得身邊有些核心價值,正逐漸(被)消失,今天不站出來,明天站不出來。在質問「嘩使唔使呀?」之前,我希望你考究清楚。

也想講你知,流行文化與政治的關係。我喜歡流行文化,經常冒昧向世人推銷這城少數精彩文化產品(如《G.E.M. X.X.X.LIVE》),但我同時相信,流行文化之所以能get everybody moving/moved,除了因為它(像《你把我灌醉》般)有聲有色,有時更有情有義——講大眾心情、守社會公義。我不算是你的歌迷,但一直深信年僅廿二的你是個有心、有技藝的音樂人。不過,假若他日你堅持自己創作,只是想為無法面對世情的觀眾「帶來一些動力和鼓勵」,那我想告訴你,這樣的音樂,就算能夠教我快樂,把他灌醉,也不過是嗎啡。

請放心,我們並非逼你(或陳凱琳)像政治明星般走上街頭,放聲抗爭;亦不要求你就此噤聲,對身邊事情不聞不問。港人只是期望你們(及其他藝人)立足群眾,細心思考——究竟令這社會充滿怨氣,讓人們屢屢因為一句話而亢奮暴烈的原因,除了「媒體煽動」、「人心苦毒」,還有什麼?大家心中的幾多爭鬥,抑鬱的幾多傷口,究竟是單純的「自尋煩惱」,還是另有原因?

G.E.M.,願你盡快遠離自我中心的寂寞星球,早日睡醒,與百姓同呼同吸。


阿果



刊於2013-09-08明報星期日生活.果欄



*

後記

講真,寫了接近一年,多少也已說服自己,別看 Like 的數量做人。多 Like,不代表寫得出色;少 Like,也不意味寫得不好。然而,當我自問某些文章寫得特別用心,例如這篇,就自自然然期望,外間有很大很大的迴響。而這一篇,我相信是做到了。

編輯在前言說,「醉心流行文化的阿果,繼上回寫信給RubberBand,今次又寫信給G.E.M.。雖然他口口聲聲不是G.E.M.的歌迷,但覺寫來情深意重。」是的,這是我寫的第二封信,而我確實喜歡寫這些信,又或這樣說,喜歡寫信的那個自己。總覺得那一個自己,特別溫柔,特別情深。謝謝大家。

Tuesday, September 03, 2013

可樂與奶 — 普及文化對話年代



既喝可樂,又飲牛奶,究竟會不會肚瀉?

翻開新鮮出版的《號外》9月號,揭到目錄,發現專欄部分出現了兩個新名字:《字花》主編黃靜、《100毛》創辦人林日曦。是有點驚喜。雜誌主編張鐵志在啟首語提到這安排:「我們衷心希望《號外》能成為一個真正的開放平台,讓香港(、以及台灣及中國)的精彩文字、創意、思想,一起激盪、創造這個時代或巨大或邊緣的聲音。」

至於林日曦也用一貫的口吻去講這件事:「由今個月開始,我會在《號外》開新專欄「book story」,寫一些無聊小故事。(真的很無聊,不要亂讀。)無聊雜誌《100毛》及扮嘢雜誌《黑紙》創辦人,要在文化雜誌《號外》開始寫字,這件事,說明了我跟《號外》主編張鐵志一樣,明白真正的多元文化,從來都不該分高低。」

林這期所寫的小故事《文化奶》,其實不單絕不無聊,更是刻意地回應許多人對《100毛》的批評。故事講述,兩個文化人,吳謬和巫禮青,上了名為《文化奶》的電視節目,在主持人孫一知的引導下,進行一場「有關《號外》與《100毛》雜誌」的辯論。兩人的討論火花四濺,拳來拳往,但內容核心卻一直圍繞著含義顯而易見的比喻——可樂和牛奶,你喜歡喝哪樣?

文化人吳謬理所當然地站在牛奶一邊。他所持的理據很簡單:牛奶有益、可樂有害。牛奶有蛋白質,有文化起源甚至宗教背景(顯然是胡扯的),總之就是有內涵;至於可樂,就是反面的即食、無益,甚至對人體有害。所以吳主張,現在香港缺乏的就是牛奶。

至於巫禮青的立場,也站得很穩——「人家問你喜歎喝牛奶還是可樂,你懂嗎?重點在於喜歡,不在於哪一方有益健康!」也就是說,香港有些人就是喜歡喝可樂,那我們就讓他喝吧。曲高和寡的文化評論人就是喜歡自我沉醉,站在高地恣意批評。

吳巫之間的論戰,顯然也是一個比喻。而身為作者,林日曦當然更應站在巫禮青的一方,聲討「自以為是」的文化人,擁抱低俗,握緊庶民。然而從這故事的另一主線,我們會發現,林的心思似乎不限於此:整個《文化奶》節目進行期間,主持人孫一知都背負重大壓力,他既自知沒辦法好好控制場面,讓辯論雙方互相打斷,劍拔弩張;更受老闆陳總在背後監視。

節目結束,孫一個箭步地走到陳總面前道歉,卻被責難「沒有在節目中稱讚一下贊助商的牛奶」;而這個誕生於成人台的《文化奶》節目,雖為孫一直以來的心願,卻要在這場鬧劇的纏繞下,宣告腰斬。

此情此景,難道不是有點熟悉?香港普及文化刻下的氛圍,有點像成人台的環境:商業掛帥,銷量至上,於是屢屢出動事業線和重口味,事事講究市場與道德。近年我們瞥見越來越多有心人作一些新嘗試,卻總會有人走出來大肆抨撃:嘩邊有營養?嘩以前的經典好幾萬倍啦。然後那些頗為有心的文化產品,又隨即被爭議聲淹沒,直至消失影蹤,甚至被故事中的《美詩內衣特約:歐美電影搓一搓》所取代淘汰。

這是我們所願意見到的事情嗎?

個多月前,我寫了一篇長文,嘗試分析今年初面世的《100毛》於這時代的文化意義。之所以寫那篇文章,目的其實很簡單:想更多人留意甚至關注,一些能夠反映刻下時代的流行文化產品。對於這個年頭的流行文化,我們慣常以謾罵、嘲笑的態度應對,甚或慨嘆新不如舊,但少有人真心嘗試定睛觀察這些新浪,理解他們葫蘆裡究竟賣什麼藥。另一方面,隨著媒體生態改變,各式衛星媒體平台抬頭,各自吸引觀眾目光,而跟傳統媒體不同,這些新媒體代言人,其實有更大空間去交流、對話、比試、碰撞,但至今不算明顯。

以上所言,是我寫《100毛就是這年代的號外》的全部因由。文章發布以後,引來頗大的迴響——小部分人同意點頭:原來這本「性質無聊」的消閒雜誌也可作如是觀;大部分人(因著文章的標題而)搖頭,批評將《100毛》拿來跟《號外》對比,是有損文化經典,而這本面世半年的雜誌也根本未有達到那種高度。更多的人繼續依照這思路去抨撃《100毛》,罵它教壞細路,改變閱讀習慣,令讀者再不懂寫長文,更遑論是吸收文化養份。

事後我不得不承認,作出如此比較,未必恰當。然而,我仍舊慶幸自己做了這件蠢事。因為它確實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討論,而兩方人馬也因而留下片言隻語,握手相認。如果可以令一些忠實「號外人」步經便利店時買本《100毛》來揭揭(甚至邊揭邊鬧);令鍾情《100毛》抵死金句的年輕人得以爬上神枱,偷窺《號外》的文化經典故事……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在那篇長文中,我提出了以下頗受非議的觀察:

你還你,我還我,媒體之間只有競爭,何曾如此寬宏大量?這反映了在新媒體生態下的另一文化現象:這個年頭的媒體,不再拘泥與「爭競」的關係。隨著媒體分散,再沒有單一的mass存在,每一本雜誌的目標讀者群也變得相當分散——是以雜誌之間的較量關係,不怎樣濃,反而互相合作,將各自的讀者群擴充,更似是新媒體生態下的玩法。

那句「這個年頭的媒體,不再拘泥於爭競的關係」,結果被路人甲狠批。然而當這期《號外》我發現《字花》《100毛》主編各有專欄,而林日曦專欄一頁更同時印有《100毛》(及《JET》!!!)和《號外》的封面,我就仍然堅持上述說法——好的,也許不是沒有競爭的關係,但各媒體之間,卻肯定也不止爭競的關係。

可樂溝牛奶,會不會肚瀉?可能會,但未試過的話,我們總不能肯定。期待媒體之間有更多混合、拼湊與越界,也期待更多有心人細心分析可樂味道,解構牛奶養分,定期為大眾推介時令飲品。

這個born in 2013的香港文化故事,因為有可樂,也有牛奶(及橙汁、鴛鴦……),應該會愈來愈好玩。

Monday, September 02, 2013

「香港良心」被迫害?



星期三晚,甫抵家門,連忙飛身擁抱家中新成員——電視機,撐大雙眼,盡情觀賞。屏幕播映的,不是令全城雀躍(或洗眼)的《衝上雲霄II》,而是亞視本港台的《星動亞洲》。飛撲追看這冷門節目(平日收視只有一點)的原因很簡單:它播放當日下午政總門外的「撐亞視集會」。我既痛恨亞視,又愛看騎呢表演,這節目自然不容錯過,於是擦掌摩拳,暗暗期待王征跳舞、盛品儒講笑話的場面在熒光幕重現。

結果卻是大失所望。周三上演的「撐亞視」集會(下集),既不見王征和一眾亞洲小姐的蹤影,盛品儒沒再貢獻「我是花弗的後生靚仔高層」一類高質素笑話,就連萬眾期待的完場大合唱《萬里長城永不倒》,也是配樂大、歌聲小、沒精打采……整場騷缺高潮、欠驚喜,是以集會過後,輿論反應不若以往,網民照例掩臉,劃清界線,慨嘆亞視跟香港毫無關係,祈求它盡早歸天,倒沒誰願花心神去研究輪流上台的「良心電視支持者」究竟有何「訴求」。

亞洲CNN 泡影 電視風雲無影

幾日前得知亞視準備重施故技,到政總舉行集會「請願」,我的第一反應是——為什麼?通訊局的調查報告既已白紙黑字地列明電視台如何違規,並按照廣播條例的罰則作出懲處,那究竟亞視一方還會用什麼理據去為自己辯解?結果,當日主辦單位掛上兩張白底紅字的搶眼橫額: 「支持良心電視」、「反對政治迫害」,似乎回應了我心裏疑問: 「良心」、「迫害」,是這次亞視垂死掙扎的兩大憑據。

眾所周知,王征入股以來,亞視向以「香港良心」自居。事實上在2010 年初,正準備入股亞視的王征接受媒體訪問,其間除了流露建立「亞洲CNN」的野心,更表明他期望「讓亞視成為代表香港良心的電視台,不光是娛樂」。於是這三年來,在王征的堅持下,亞視捨娛樂,取資訊,努力《把酒當歌》,開辦《亞洲大學堂》。當另一邊廂無綫致力將冷飯炒熟,堅守慣性,不求上進;這邊廂亞視大刀闊斧的新思維曾經令人刮目相看——王征上任半年,許多視評人紛紛表示,電視風雲,勢將上演。

良心理據與受罰何干?

當然最終,那場「電視風雲」,一如歷史上亞視眾多大計一樣,還是變成只有雷聲、不見雨點的泡影。然而,在集會當日,我們發現台上的「亞視人」仍舊戳力抓住泡影,複述大計,嘗試證明三年過去,亞視確實成為了王征口中的「良心電視台」,命不該絕。亞洲會會長魏秋樺說亞視是「良心媒體」( 「多年來成績有目共睹;踏入新時代,市民除了需要娛樂,更要接收社會資訊,亞視一直做好這角色」);深受盛品儒重用的製作總監堅稱盛是「良心總裁」( 「James 一直有就節目提供意見」);亞洲小姐周嘉莉背誦節目表(《感動香港》、《滅癌獻愛心》),力證亞視發掘好人好事,絕對是社會良心。

聽見這些「良心理據」,我搖頭。通訊局這次重罰亞視,要求盛品儒離任,全因王征身為(非香港永久居民的)投資者,卻被發現介入電視台日常事務,違反注資時的「不控制承諾」,跟亞視是否「香港良心」,根本沒有任何關連。就算亞視真箇如台上眾人所描繪,是混濁香江中的一道清泉,但它既違反《廣播條例》,就應該受到相應懲處,否則本地電子媒體運作既不受制度規管,港人素來賴以自豪的法治精神也會宣告敗壞陷落。

真係有良心?

更何况,亞視這顆「香港良心」,早已朽壞。作為媒體,它的節目少有建樹,多搞重播,近年更嚴格順(老闆的)心而行,甘願將人民公器淪為富豪玩物;作為企業,它苛刻待人,時而拖延出糧,久不久全公司缺A4 紙、厠紙、蒸餾水,外判清潔公司和員工接駁巴士耍手擰頭,怎看也不是一名良心僱主;作為社會機構,它一邊「感動香港」,推舉好人好事,一邊在《ATV 焦點》抹黑佔中,聲討學民,將小城僅餘的「政治良心」描繪成千古罪人……請問這算是什麼「香港良心」?

集會既粉飾「香港良心」,也着意塑造「受害者」形象。亞視長年積弱,現在處境更是水深火熱,打這張「苦主」牌似是順理成章。但看着那大刺刺印着「反對政治迫害」的橫額,我還是想問,就當亞視真的受「政治迫害」,那幕後主謀又是何方神聖?是通訊局?蘇錦樑?還是梁振英?根本都說不過去。更何况論到「被政治打壓的受害者」,怎說也該先算上王維基(及剛被新電視台辭退的員工)吧?多年以來,亞視每况愈下卻一直生還,政府表面開放卻遲遲不願開放天空,引入新競爭者……無論從哪個角度看,苟延殘喘的這間電視台也更似是深受政治祝福的「幸運兒」。

盛品儒辭職風波就結束?

目睹亞視(再次)落難,盛品儒走鋼線,部分香港人(包括我)心情興奮,到處搜購花生、爆谷。然而,有更多的人感覺麻木,寧願討論江美儀如何「重口味」,也不願再花時間去理會早已與香港脫離關係的「良心電視台」。亞視(假如願意)被罰,盛品儒(假如真的)辭職,是否就代表這場風波即將結束?

近日聽見身邊不少朋友說,通訊局重罰亞視,可能是現屆政府僅有做過的好事之一。然而真正的考驗,還在後頭。政總集會翌日,傳出亞視委任《大公報》前執行總編雷競斌取代盛品儒任公司執行董事,外間輿論無不擔心,這是亞視「換湯不換藥」的前奏——若這次亞視只需替盛品儒調職,換個傀儡,稍微執正,就可以安然無恙地通過考驗,確保王氏干預得以千秋萬世,那絕對是香港傳媒價值史無前例的一次崩壞。

我們知道,這些年來,香港的傳媒確實做過許多錯事,但關鍵時候,它始終能夠扮演社會良心,讓真相得以顯明,令人民的聲音回復響亮。至於動用大氣電波的電子傳媒,觀眾層面廣泛,數量多,其社會地位就更加吃重,而這正正是《廣播條例》的精神所在——它要守住底線,確保傳媒運作維持潔淨,不受外來壓力操控,甚至迫害,(在某程度上)發揮良心角色。這道關口、這個體制,絕不可破,否則真正的「香港良心」,自會風雨飄搖,不堪一擊。

這個星期,亞視提出上訴,意圖推翻裁決。究竟這次政府會如何處理?是堅守法治,抓緊守則,抑或半開雙眼,放虎歸山?這場鬧劇,值得你我放大瞳孔,細心跟進。


刊於2013-09-01明報星期日生活.果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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