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劇直播
前兩天，一場事先張揚（兼大賣廣告）的「大悲劇」如期在電視上演——《M Club》的鄭丹瑞在與妻子視像通話之際，不幸碰上交通意外。電話另一端的李若彤，透過鏡頭直播，目睹丈夫活生生被車撞死，嚇得說不出話來。「好煽情啫！」看到這幕，我媽望着電視，大聲抱怨。同一時間，沙發上另一端的妹妹，卻選擇掩住雙眼，默不作聲。
李若彤和我妹的反應，大抵正常不過。心理學家說，許多災難的目擊者，當時狀况儘管並無異樣，但實質創傷只是埋藏心底，難以磨滅。到事情過去了，腦袋放鬆了，憂鬱、焦慮、恐懼等情緒，就一併浮上水面，纏繞一生。因此，倘若可以選擇命運，大部分人都鍾情大團圓，選擇悲劇告終的，大概很少。而希望悲劇在自己眼前發生的，更是少之又少。也難怪，生活已夠煩人，誰想加添不必要的沉重包袱呢？
跟殺人犯四目交投
星期三傍晚，面書傳來陣陣哀號，氣氛沉重。事緣台灣發生駭人聽聞的謀殺案，21歲大學男生鄭捷在行駛中的捷運列車上揮舞刀刃，隨機殺人，車上乘客傷亡慘重。接着那幾個小時，面書的頁面上流傳一張又一張車廂內的照片，加上台灣媒體的即時報道、現場訪問，整宗血案彷彿在眼前重演一遍。
其中最教人膽戰心驚的，莫過於網上瘋傳的一段短片，片長40秒，由車廂乘客所攝，記錄兇手與乘客對峙的恐怖場面。我掩住半邊臉，勉強看完短片，兇手的外貌、神態，以至那一瞬車廂內的緊張氣氛，透過轉播，越過海峽，印入腦海。從前，平常人終其一生，也沒機會跟殺人犯四目交投，現在科技發達，一切竟然變得那麼輕而易舉。媒體，拉近了我們和悲劇之間的距離。
媒體拉近了距離，也牽動了情緒。過去幾天，台灣民眾為兇案激動，網民聲言「這個如果不是死刑，那我不敢在台灣生活了」，情緒之沸騰，令人不期然想起三年多前的菲律賓人質事件，一樣的傷痛，一樣的憤怒。旅遊巴慘劇之所以令港人難忘，除了因為受害者跟你我一樣是香港人，更因為整個過程被鏡頭攝下，全程直播，一場意料之外的悲劇，就此在全港市民眼皮底下上演。對於事發經過，你我看得清楚，情緒因而大幅波動，或哀痛難過，或怒不可遏，都順理成章。
何謂「傳媒責任」？
但大家有沒有認真想過，其實一切是否有必要看得那麼清楚？透過各個鏡頭、各種角度，將一場慘劇全方面審視一遍，對於我們來說，除了滿足自我膨脹的好奇心，究竟還有沒有別的意義？現場目擊慘劇的旁觀者，有責任與警方合作，落口供，述過程。那麼作為（非常）間接的旁觀者，我們又有沒有責任要負？還是填滿了求知、分享、憐憫的欲望以後，就可以拍拍屁股，遠離熒幕去？
這邊廂，旁觀者「責任」成疑，那邊廂，大眾媒介卻致力將「傳媒責任」四個大字放到最大，義憤填膺，血脈賁張，搖旗吶喊。何謂「傳媒責任」？就是追求真相，為「公眾利益」着想。於是幾天下來，台灣媒體忙於翻揭瘡疤，既尋找兇徒家屬、同學進行訪問，又將所有與兇案有關的線索，追查到底；於是暢銷報章煞有介事推出「捷運屠魔懶人包」，列出幾十宗相關消息，將事件經過、兇徒背景、無名英雄、輿論迴響、專家意見，一一呈現讀者眼前。因為媒體「負責任」，因此悲劇發生，直播過後仍是直播，永不間斷，（在觀眾失去興趣之前）永無終結。不過慢着，何謂「公眾利益」？
大眾興趣=公眾利益？
這問題，已是老生常談。悲劇上演，周遭群眾情緒激動，握緊拳頭，自然對與兇案相關的所有事情，都感到興趣。但大眾興趣，就等同公眾利益嗎？譬如說，媒體對於兇徒的身世感到好奇，因此集中火力，翻舊照，持訪問，從而得知他就讀私立大學，沉迷電腦遊戲，早已不想生存——但這些細節對讀者們又有何「利益」可言？於是，有人回應說，歷史永遠重複，所以媒體有責任呈現（各種）真相，讓大眾汲取教訓，阻止慘劇再次發生。
可是我們經常忽略的是，這些「教訓」通常建立於歸納與標籤之上——鄭捷是理科生，沉默寡言，沉迷電腦，因此為免悲劇重演，媒體提醒我們，若身邊有這一種人，千萬要多多關心。假如兇手來自單親家庭，假如他有精神問題，假如他是校園欺凌的受害者……那就更簡單，大眾媒介定必找來相熟的專家提供意見，滔滔不絕地講解，社會究竟出現了什麼問題；又提出建議，期望政府、大眾攜手協力「解決」問題。然後？再沒有然後。專家發聲了，政府回應了，於是媒介鳴金收兵（直至下次同類事件再發生），大眾平復情緒，回歸生活。
從歷史汲取教訓，當然沒錯。但我有時也會思疑，是不是每一宗慘劇，都有適合你我消化、牢記的教訓？我們是否一定要從悲劇中悟出道理，才算值得？若然如此，我們彷彿就在說服自己，因為有了「得」，那麼事件中所「失」的，無論是生命、血汗，還是淚水，其實亦有意義——這又是事實嗎？
冷酷世界症候群
這陣子重溫傳播學大師George Gerbner的著作，讀到「冷酷世界症候群」（mean world syndrome）的概念，印象頗深。他之所以發明此詞，全因其多年的文化指標研究發現，長時間接收媒介暴力的觀眾，會開始丟失安全感和同情心，變得冷酷、麻木。當下的媒體觀眾的反應看似是相反：個個情緒激動，咬牙切齒，誓要將兇徒送上死刑台，伸張正義。但歸根究柢，這份正義感，有多少是來自媒體的渲染？
George Gerbner又愛將媒體比喻為「說故事者」（storyteller）。因為故事內容的選取、說故事的方法，往往影響觀眾理解，從而改寫歷史。面對在媒體鏡頭下直播（或轉播）的悲劇，我們這些聽故事的旁觀者，能否察覺大眾媒介怎樣將慘劇包裝、呈現？說到尾，對於倒卧血泊的受害者、心如刀割的兇徒父母，我們又有多少同情、憐憫的心？
悲劇落幕，群眾毋須盲從媒體，拘泥於找出細節、悟出道理。作為旁觀者，我們要做的，只是掏出一顆真心，與所有受害人——死傷者也好，兇手的家屬同學也好——並肩同行，好好生活。
刊於20140525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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