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願不是輓歌 — 《在浮城的角落唱首歌》

進場之前，還以為是齣談獨立音樂的電影。之所以購票，既因為喜歡 My Little Airport 和 The Pancakes，也因為心裡對「浮城」一詞有種莫名的好感。浮城，浮城。第一次接觸這詞語，理所當然地是從西西的書，《浮城誌》。後來在比較文學課得知這浮城意象，乃源於比利時印象派畫家 René Magritte 的作品《La Chateau Pyrenees》——畫中的小城，和龐大的基座，懸浮在澄明的空中。浮城，不上不下，既沒有歷史的紮根，也沒有對將來的期盼。市民生活焦躁，對未來惶惑不安，活然就是香港的寫照。這部《在浮城的角落唱首歌》，用上「浮城」一詞，合適不過。呃，其實，抱著這類牢固的概念框架去看戲，是我無法戒除的弊病。

《在浮城的角落唱首歌》論述的，顧名思義，就是我們身處這座浮城的過去、現在，以至未來。至於表達形式，則是邀請三隊本地獨立音樂單位，My Little Airport、The Pancakes 和迷你噪位，各自挑選一個地點，演唱一首他們自己的歌。結果，MLA 選擇在觀塘工業區的各處唱《Rm1210》，The Pancakes 在 Dejay 舊居石蔭邨唱《How much do we remember》，而迷你噪音的 Billy 則是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外的廣場高唱《記號》。導演 Anson Mak 根據三個單位的選曲，和地點，進行相關的資料搜集、田野錄音、人物訪問，便組成了這齣紀錄片。

逐一寫寫三段「故事」。My Little Airport 的故事，發生於牛頭角，因為他們的 Band 房，就位於當區某座工業大廈。成員阿 P 說，自從他們搬進牛頭角，就開始愛上這區：海濱公園的靜好、工廈天台的自由、老店舊舖的人情。鏡頭，沿著阿 P 的旁白，開始游走於工業區的每一角落，攝下這社區的光，和影。在超八菲林的拍攝下，每幅城市圖景變得粗糙朦朧，幻化成無與倫比的絢麗與浪漫。阿 P 開始留宿 Band 房，享受牛頭角不為人知的方面，比如是白晝無人的海邊、夜裡猶如鬼屋的大廈。就在他完全愛上這地方，也認為自己屬於這地方的時候，好景不常，由於 Band 房的業權轉手，令樂隊明年就要搬走。

在阿 P 無奈的話語背後，我們瞥見了操縱牛頭角的無形之手——活化工廈政策。為「回應」受訪者阿 P 的這個「困惑」，導演走訪觀塘、牛頭角區的各間 Band 房，既用映像讓樂隊空間在這時空中擬住定格，又記錄了各間 Band 房的租金變遷。噢，遺漏了，導演在此段開首還特意以升降機門的開關景象轉化成書本的開闔，將關於工廈政策的背景資料、現況發展，映在銀幕上。一切一切，用意都很簡單——拜活化工廈的政策所致，工廈單位租金大幅上揚，不單樂隊、藝術家生存空間遭扼殺，連那些多年來一直隱居於工廈的各種小型商業場所，例如麵包工場、糖果加工場，都一併捏死。所謂活化，原來只活化了地產商的荷包。

電影裡還記載了該區 Live House「Hidden Agenda」以及樂隊 False Alarm 的最後一夜，人來人往的喧鬧場面，與熱鬧過後的荒涼形成明確對比，令人扼腕。片段由 My Little Airport 的一曲《Rm1210》總結，歌詞描述，一對情侶明年就要分手，在這年他們既想珍惜彼此相對的最後時光，但又明瞭愈愛得深，離開時只會更不捨。歌曲所象徵的，無疑就是 My Little Airport 與這地方的關係，又甜美又悲傷。這曲，既寄託了樂隊的私密情感，又述說了我們身處這座浮城的，無奈。身為浮城的市民，我們目撃身邊各種空間，諸如老店小舖的生存空間，又或言論表返的機會，正在時刻萎縮，卻同時感到壓倒性的無力感。在面對高聳入雲、堅硬牢固的牆，我們還可怎樣？失去空間，其實就失去了自由。是的，我們都開始，不由自主了。

鏡頭一轉，The Pancakes 的 Dejay 與導演一同在石蔭邨漫步遊走，分享自己的童年記憶。石蔭邨是 Dejay 兒時住處，多年未返，面目全非。「這裡以前是……那邊則是……現在好像不見了……我記得當時……」電影裡，Dejay 猶如口述歷史的受訪者般，不住運用這種句式分享。有趣的是，她憶述的種種，觀眾都無法從影像觀之，只得倚賴她的說話，以及現時石蔭的環境，作出推敲和想像。她口中的石蔭，幾乎不再，但那份街坊之間的情和聯繫，卻仍然存在。說實話，對於住在浮城的我們來說，變幻並不陌生，甚至乎，不變才是我們所恐懼的。

店舖的易手與搬遷、人潮的流動與遷移、話題的爆發與消弭……起初我們或者會覺得惋惜慨嘆，但久而久之，就逐漸麻木地以「變幻原是永恆」一類口號開脫心中的不安。聽著 Dejay 如數家珍的回想童年時代的自己與這地方的關連，我也不禁的想，對了，我又有什麼建基於地方與城市的童年回憶呢。好像有許多，但要仔細羅列，又似乎有點難度。遺忘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為遺忘而甘之若飴。偏偏我們身處的浮城，就是這樣。一如天空之城，懸浮半空，沒有歷史的根，更不曾為沒有樹根而介懷，反倒為城的飛昇而感雀躍驕傲。如是者，城市、社區的面貌繼續轉，我們繼續，無知無覺。直至某天，重回舊地，目睹記憶與眼前事物的出入，才覺悲涼。那時我們開始回溯，開始挖掘那深藏於腦袋和抽屜裡的記憶，卻發現原來一切早已空空如也。

令我反思的，不僅是城市圖景的變異，更是童年生活方式的轉變。電影裡導演摘錄了網上「我們都在石蔭長大」群組的留言，闡述了二三十年前那些小孩如何運用空間來耍玩嬉戲——長長的走廊、寬敞的升降機前空間，等等。對於這一代的小孩，這些嬉戲的方式，似乎都遙不可及。如是者我想到的是，究竟城市生活記憶的流逝，是個人經過，抑或是社會發展所造成呢。導演在分享會中談及，連繫三個片段的概念，是自由。若要把石蔭邨這一段與自由扯上關係的話，我想那道問題應該就是：究竟我們還有沒有記憶的自由？正如片末The Pancakes在北葵涌市政大樓天橋演唱的那首歌《How Much Do we Remember》的首句歌詞——

How much do we remember?
And how much we have lost?

至於第三段，用意與訊息，最為顯而易見。在尖沙嘴文化中心對出，也就是鐘樓旁邊，有一個廣場，名稱不明，平常也常被忽略。由天星碼頭步往文化中心的行人，通常不會踏足此廣場，他們不是靠左穿越肉色的走廊，便是靠右在兩列棕櫚樹簇擁下昂首闊步，這個以十數張長椅劃成邊界的廣場，則是罕無人跡。那兒矗立著一座雕塑，頗有威勢，它官方名稱叫作「翱翔的法國人」，但很多人卻叫它「自由戰士」。在這雕塑周圍的公共空間，有自由行乘涼休息、有人拍攝結婚照、有人在雪糕車前吃雪糕、有人用免費wifi、有人無所事事…… 廣場與自由，嗯，隱含的意義，明顯不過。迷你噪音的 Billy 由 1999 年開始，每年六月三日晚上都會在暗黃的「自由戰士」雕像前唱同一首歌 《記號》 ，紀錄自己由悲傷中走出來向前望的足跡。關於六四，關於自由。北方的廣場，因為自由，而濺起了鮮血；南方的廣場，一直守望，悼念，傳承。不過這種自由，還能存留多久呢。又或者我們應該問，我們一直所擁有的自由，是什麼？「自由戰士」創作意念正是來自六四事件，雕塑的折翼暗喻了理想的失落。然而，官方卻刻意以「翱翔的法國人」為之命名，以掩蔽其政治含意。命名的自由，在當權者手中。廣場，以至其餘公共空間的使用自由，看似在大眾之手，但近年來我們又開始明瞭，原來沒錯我們能夠使用這些空間，但卻要遵守當局的限制——不能睡，不能拍攝，不能……空間運用的自由，早已遠去。

那麼最核心的，也就是八九六四廣場上學生爭取的自由呢？我們還有嗎？我也已經不肯定了。傳媒（自願）被捏住咽喉，疑似黨員治港，看似相安無事，但若問，浮城自由的低潮為何，我可以肯定地答，是今天，更是未來的每一天。

工廈藝文空間被扼殺，兒時珍貴回憶被遺忘，言論表達自由被遠離，這就是浮城的寫照。正如電影末段所表達的浮城意象——飄浮海港、微雨霏霏，迷霧撲朔，有時我們會為葉上的露珠而雀躍，以為它象徵希望，暗示新生，但當雲霧褪去，山谷裡，只見吊臂如魔爪伸出，觸目驚心。

在浮城的角落恣意高歌，也許是我們還能做的一點事。

但願，不是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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