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社工系教授黃洪：公民社會，撒種以待
九月初，蔡子強寫了一篇文章，談及「民主回歸派」的落幕，字裏行間，提及當年「民主回歸派的中堅人物」黃洪。
蔡子強說， 8．31晚會上看見黃洪黯然的臉，象徵「一代人的理想幻滅」。
一星期後，黃洪撰文，坦言「幻想或破滅，理想未敢忘」；同時糾正蔡子強，指「民主回歸派」六四過後已分道揚鑣，落幕不是今天的事。
一星期後，黃洪撰文，坦言「幻想或破滅，理想未敢忘」；同時糾正蔡子強，指「民主回歸派」六四過後已分道揚鑣，落幕不是今天的事。
他提起當年的自己：「這批人當中……有陳健民和我留在學院當學者，希望以研究來推進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
兩個月後的這星期，陳健民宣布，因佔中關係，已辭去自己一手創辦的中大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一職。
而接任人，正是黃洪。
事實上，黃洪在雨傘運動當中，同樣站得很前。由發起聯署到公開講課，由設立庇護站到寫分析文章，處處都是他的身影。
會否害怕步陳健民後塵，被禁止踏足內地做研究？「如果作為知識分子，都不講何謂真何謂假，我會後悔一生。」黃洪說得豪邁。
那麼，建立公民社會的理想，該怎樣堅持下去？這次，他沒有答話，只是稍微抬頭，陷入沉思。
看得出，他對「公民社會」四個大字，萬分着緊。
文 x 阿果
事實上，黃洪在雨傘運動當中，同樣站得很前。由發起聯署到公開講課，由設立庇護站到寫分析文章，處處都是他的身影。
會否害怕步陳健民後塵，被禁止踏足內地做研究？「如果作為知識分子，都不講何謂真何謂假，我會後悔一生。」黃洪說得豪邁。
那麼，建立公民社會的理想，該怎樣堅持下去？這次，他沒有答話，只是稍微抬頭，陷入沉思。
看得出，他對「公民社會」四個大字，萬分着緊。
文 x 阿果
圖 x 葉家豪
*
「作為學者，是其是，非其非」
訪問相約在黃洪的辦公室進行。訪問前，他說自己身體不太舒服。但談起來，我完全沒有這種感覺。訪問期間，他說話極多（最長試過連續發言半小時），用字不怎麼「學者」（最常用的形容詞是「戇居」），亦不會轉彎抹角，在他身上，我找到一份難得的坦誠。他不介意自嘲（「我呢啲左膠」、「我呢啲老人家」），但要他對別人，尤其是學生，作出評論，他會特別謹慎，回答前總會沉思幾秒，在腦海搜索最適合的字詞，「唔想用一個大人的身分去講嘢。」黃洪微笑，「一勸，就走架喇！」
話題少不免由中大公民社會研究中心開始。中心由陳健民於二○○八年成立，多年來通過學術研究及教育培訓工作，推動公民社會發展。但這一年香港社會風起雲湧，陳開始萌生退意。「年中左右我同佢一齊傾。我覺得應該堅持一陣，無必要有一些打壓或者障礙，自己就要退。中國知識分子有時退得太快，應該有些風骨。」但風骨終歸有價。中心與內地NGO向來關係密切，但過去幾個月正值敏感時期，許多活動不能照常進行。「有些合作伙伴，會被請飲茶，又落唔到香港。」黃洪有點無奈。「都覺得係我們的一些舉動，令他們受到不必要的滋擾。」為了研究中心着想，陳健民決定辭任主任一職，由原來的副主任黃洪接替。「畢竟佢已經返唔到內地。一些有關內地公民社會的研究、教育、聯絡工作，佢都未必做到。希望我返到去啦！」他露出一臉苦笑。
我為他擔心。黃洪是中大社工系副教授，多年來專研貧窮、勞工議題，但過去三個月，為了雨傘運動，他站得很前。「有啲嘢……作為學者，要是其是，非其非。8．31人大落閘之後，如果作為知識分子，都不講何謂真何謂假，我會後悔一生……就當係捍衛自己小小的思想自由囉！完全鵪鶉的話，我覺得不配當學者、知識分子。」但方丈向來小器。「當然講出嚟一定有代價，我唔會咁naive。但呢一個，並唔係值唔值得的問題。」
「我們老人家在追趕運動」
豪邁背後，黃洪坦承沒料過自己會企得咁前。「我都有簽佔中意向書，但場運動的發展同我預期有分別。當晚宣布提前佔中，我其實有點愕然。點解無人通知我嘅？係咪假架？呢個真係Benny？唔多似樣嘅？當晚我真係咁樣懷疑喎！哈哈！」質疑散去，他定過神來，開始行動。「我會咁樣形容場運動：啲學生、青年人衝得好前，衝得好快。我們這些老人家每一次就在後面追趕，追緊個運動。」
黃洪追趕的方式，是年輕人補位。警方施放催淚彈後，他忙於設立收容所、急救站，又尋求教會幫忙，找地方讓佔領者休息。「都係由人道主義立場出發，有些人衝咗出去，後面就要做多啲。」到後來雙方舉兵不動，情况膠着，黃洪開始轉換角色，開始串連中大學生，指導在佔領區外的他們組成不同圈子，分工合作；然後多次到佔領區宣講民生與民主之間的關係。「唔使做人道主義救援喎，不如做多少少老師會做的教育工作。」
但佔領行動持續至今，無論領袖、群眾，抑或媒體，都開始失去焦點。黃洪認為，當下發生的是佔領行動，更是香港民主運動，但很多佔領者沒有這種意識。「我諗佔領區入面，有一半人係因為催淚彈呢種暴力，出來想保護學生；另外有三四成人，會因為人大落閘，不滿這種粗暴做法而來。但對成個民主運動的進程、長遠目標，會思考成個民主應該點搞，強烈關心、肯投身的……其實人數都係同以前差唔多，一兩成人。」他分析，就算是帶頭組織的學生、年輕人，很多都沒有打算進入架構，只打算在制度外抗爭。
「成功指標太高 群眾會沮喪混亂」
黃洪本身也是行動者，爭取全民退休保障多年，也不乏與政府角力的經驗。「唔會因為佢唔畀你，就唔去爭。好多時候都會爭取談判的機會，逐步逐步去做。以爭取十單嘢去計，如果有一兩單即刻爭到呢，已經算好好；有三四單，可能係部分爭到，就要留待下一個階段再爭；但通常有三四單嘢係唔會有改變的，咁點樣判斷自己的成功、失敗？」他語重心長，指出社會運動的領導者，必須想得更遠、看得更廣。「咩叫贏呢？如果個指標太高，會令跟住你的群眾沮喪、混亂。要定一些能夠爭取到、階段性的目標，作為empower群眾的方法。」
這種「階段性勝利」說法，很多年輕人覺得不合時宜。「我覺得已經贏咗好多㗎喎。可能我們這些老餅就係咁阿Q。如果你咁都仲覺得係失敗，就係睇唔到一個運動最重要的，其實是佔領民心。」但佔領行動至此，要群眾相信自己打了勝仗，談何容易？黃洪認為學聯需要負責，「他們係好堅持、勇敢，但是（沉思幾秒）……太重視自己的光環。到關鍵時候，一畀人鬧就縮返轉頭。他們很着重群眾對自己的睇法，但呢種咁多元、咁分散的運動，咩叫群眾，其實都好複雜。需要有領導去協調大家的不同，指出方向。」他苦口婆心，說得肉緊。
「佔領要化成選票」
肉緊，因為他相信當下正是香港民主運動的關鍵時刻。「而家適合要做一啲中期嘅嘢，包括明年的選舉。學生要諗清楚，如果下一個階段民意係輸的話，好明顯到區議會選舉泛民會面臨一個重大的失敗。好簡單，無票咪輸囉，輸咗咪無議席囉，無議席咁今次運動成果咪畀人過咗囉。如果你今日做的事，同你原本想爭取的目標，正正係相反的話，咁真係要諗吓。」
「唔係淨係say sorry或者宣傳今次運動，而係要爭取選民的理解。」黃洪認為，地區宣傳是當務之急。「點解今次雨傘運動是整個香港民主運動的一部分？出來佔領係為咗乜？這些東西要化成選票，化成支持。而家仲有一年時間可以做，唔可以再蹉跎歲月，捱到出年二、三月，民望愈來愈低，就好難做。如果再出現衝擊，後果就更加嚴重。損害的，唔單止係雨傘運動的光環，更加係成場香港民主運動。」他叮囑學生，「要諗清楚啲」。
第三條路：壯大公民社會
要爭取民主，可以在架構內深耕細作，也可以在制度外持續抗爭。黃洪提醒，兩者中間還有第三條路：壯大公民社會。「東歐國家不合作運動的開始，好多都係基於公民社會的建立、公民意識的轉變。我最初支持佔中，都因為佢本身係一個公民社會運動。當然我們都未有經驗，傻吓傻吓，無諗會畀人拉，有千幾人覺醒就好開心。點知葉公好龍，一出嚟就已經萬幾、二萬人！」黃洪頓了一頓，再次苦笑。「但what's next？個公民社會可以點做出嚟？」佔領區內有自修室、垃圾分類，不正體現出公民社會嗎？我問。黃洪轉動眼珠，說：「嗯，我們只係體現咗高質素公民社會的……可能性啫。」
佔區「村」的視野 需推而廣之
可能性而已？「學生們的理想好純淨，為了環保，為了唔好令地球造成污染，就執垃圾。於是，執垃圾有一堆人，廁所有一堆人，印T恤又一堆。呢啲算唔算公民社會？有這種元素，但組織力同影響力都比較似peer group。」黃洪耐心解釋，「大家都只有『村』的視野，有幾個帳幕，十幾個friend，呢個就係我嘅世界。會唔會推而廣之呢？諗唔諗佔領區外的人呢？諗唔諗同婆婆伯伯傾下偈呢？」他強調，要建立公民社會，大家的視野，不能只局限於「地下無一張紙、一個罐」，而是要推廣、推深，將眼前的小現象，連結起大社會的議題，表達關注，然後行動。「佔領區入面，我們對環境的保護，對消費行為的反思，可唔可以令我們對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有多啲批判？」
公民社會內的個體之間，也要體現出「公民性」。黃洪再次想起「村民」：「村入面可以好和諧、好團結。但同其他村呢？可能係競爭、衝突，例如藍絲帶。非我族類就唔可以同佢共同生存，咁同中國傳統農村爭水有乜分別呢？」他解釋，公民社會必須處理價值矛盾的問題。「和而不同當然傻，但大家應該要諗諗點處理紛爭，例如用比較制度性的方法。今次成日用deliberation，但唔多有效。deliberation要用在比較相同的人身上。有唔同意見，應該透過咩體制去解決？」公民社會容許異見，但身為公民，要嘗試走出共同的價值，協商共同的規則。
架構內外連結抗爭
提起公民社會，黃洪滔滔不絕。但坦白說，不少年輕人出來佔領，不過為了普選議題。在他們眼中，有民主就會有民生。黃洪點點頭，同意這套理論缺乏市場：「呢套唔係好『群眾』既論述。落去佔領區，從來無人講。一講就你眼望我眼。」但他始終深信，公民社會是民主的重要零件。「呢班後生仔如果識諗，有部分入架構，部分係出面抗爭，然後公民社會可以連結。我們唔會輸得去邊。」
學生去得盡 「上一代有責」
話題轉到「後生仔」。黃洪年輕的時候參與過學運，曾跟陳健民、王維基等人一同圍堵時任校長馬臨，抗議學制「四改三」。對此，他聳聳肩：「我唔太覺得那些是學運，似係校園事件，講學制，咩『為咗中大理想，四不改三』。問心嗰句，都係好小嘅嘢。」後來時代巨輪轉動，香港前途問題被放上談判桌，當年擔任中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的他，才像今天的學運領袖一樣，「被時代選中」。
「歷史有啲位，係需要一啲人出聲。」當年黃洪致函趙紫陽，闡述學生立場，主張「民族回歸」：「站係民族立場，梗係覺得唔可以英國人管治啦。當時熱血啦，理想啦，浪漫啦，想一國兩制、民主治港。同埋覺得如果香港做到，對中國民主有示範作用。」他笑了。「當時係咁諗架喎，你覺得好戇居都好！係諗大咗，諗大咗自己的影響力。而家的學生都係咁。」
現代學生「勇武好多」
請黃洪比較兩代人，他沉思良久。「呢批學生有樣嘢好唔同。勇氣、堅持、毅力，我係佩服的。當時我哋都係少少精英，好多人出嚟會打政府工，會被拉的、consequence會長遠的事，都唔會做。佢哋勇武過我哋好多。原因一係就佢哋無知者無懼，未必好熟悉中國的歷史，或者打壓；又或者其實已經好熟悉，但就超越咗我哋。」
學生問：你哋爭取過乜
「我好深刻記得，有同學同我講（靜了幾秒）……『其實如果唔係因為你哋退縮，我哋今日就唔需要承擔呢個責任，去爭取民主。你哋呢三十年做過乜嘢？』黃洪倒抽一口氣。「我唔完全同意呢句嘢，因為我哋都做過好多。但係嗰種不滿、宣泄，好真實。」他說，這是他一直抗拒用大人身分說話的原因。「我都試過叫我個女唔好去㗎。點知佢話，扑咪扑囉。催淚彈一出，佢走。到第三個，『超！No big deal！』我話生命緊要，佢就話你咁驚做咩啫？」
這個大人，有深切反省過。「他們的勇武、毅力同堅持，正正基於他們對上一代人的批評：『你哋次次一爭唔到就騰咗，等下次先。』我反省，是的。（靜默片刻）所以我同意個運動大方向係畀青年人試。我哋做得太少，個社會改變得太少，佢哋覺得要承擔責任，今次先要去得咁盡。我地有無責任？有。」語氣裏，最少有十二分沉重。
「我當年都被人質問過，『如果將香港交畀共產黨，最後又無民主，咁點？』。當時我好大聲咁答，如果民族同民主原則有矛盾，我哋一定要將民主擺前！」黃洪再三苦笑。「點解我今日咁做，就係對自己當日講嘅嘢負責。」現在，許多人埋怨那一代人，如果沒有「民族回歸」，世界多美好。「好多人覺得我哋戇居，差唔多想我哋跪低、謝罪、切頭……但唔係喎，在我們的世代，呢個先係比較合理嘅選擇。我到而家仍然咁覺得。」執著，只因堅信種子落下，中國和香港的公民社會、民主運動，終有一天會開花。
談了兩小時，我跟黃洪道別，便沿走廊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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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學者，是其是，非其非」
訪問相約在黃洪的辦公室進行。訪問前，他說自己身體不太舒服。但談起來，我完全沒有這種感覺。訪問期間，他說話極多（最長試過連續發言半小時），用字不怎麼「學者」（最常用的形容詞是「戇居」），亦不會轉彎抹角，在他身上，我找到一份難得的坦誠。他不介意自嘲（「我呢啲左膠」、「我呢啲老人家」），但要他對別人，尤其是學生，作出評論，他會特別謹慎，回答前總會沉思幾秒，在腦海搜索最適合的字詞，「唔想用一個大人的身分去講嘢。」黃洪微笑，「一勸，就走架喇！」
話題少不免由中大公民社會研究中心開始。中心由陳健民於二○○八年成立，多年來通過學術研究及教育培訓工作，推動公民社會發展。但這一年香港社會風起雲湧，陳開始萌生退意。「年中左右我同佢一齊傾。我覺得應該堅持一陣，無必要有一些打壓或者障礙，自己就要退。中國知識分子有時退得太快，應該有些風骨。」但風骨終歸有價。中心與內地NGO向來關係密切，但過去幾個月正值敏感時期，許多活動不能照常進行。「有些合作伙伴，會被請飲茶，又落唔到香港。」黃洪有點無奈。「都覺得係我們的一些舉動，令他們受到不必要的滋擾。」為了研究中心着想，陳健民決定辭任主任一職，由原來的副主任黃洪接替。「畢竟佢已經返唔到內地。一些有關內地公民社會的研究、教育、聯絡工作，佢都未必做到。希望我返到去啦！」他露出一臉苦笑。
我為他擔心。黃洪是中大社工系副教授，多年來專研貧窮、勞工議題，但過去三個月，為了雨傘運動，他站得很前。「有啲嘢……作為學者，要是其是，非其非。8．31人大落閘之後，如果作為知識分子，都不講何謂真何謂假，我會後悔一生……就當係捍衛自己小小的思想自由囉！完全鵪鶉的話，我覺得不配當學者、知識分子。」但方丈向來小器。「當然講出嚟一定有代價，我唔會咁naive。但呢一個，並唔係值唔值得的問題。」
「我們老人家在追趕運動」
豪邁背後，黃洪坦承沒料過自己會企得咁前。「我都有簽佔中意向書，但場運動的發展同我預期有分別。當晚宣布提前佔中，我其實有點愕然。點解無人通知我嘅？係咪假架？呢個真係Benny？唔多似樣嘅？當晚我真係咁樣懷疑喎！哈哈！」質疑散去，他定過神來，開始行動。「我會咁樣形容場運動：啲學生、青年人衝得好前，衝得好快。我們這些老人家每一次就在後面追趕，追緊個運動。」
黃洪追趕的方式，是年輕人補位。警方施放催淚彈後，他忙於設立收容所、急救站，又尋求教會幫忙，找地方讓佔領者休息。「都係由人道主義立場出發，有些人衝咗出去，後面就要做多啲。」到後來雙方舉兵不動，情况膠着，黃洪開始轉換角色，開始串連中大學生，指導在佔領區外的他們組成不同圈子，分工合作；然後多次到佔領區宣講民生與民主之間的關係。「唔使做人道主義救援喎，不如做多少少老師會做的教育工作。」
但佔領行動持續至今，無論領袖、群眾，抑或媒體，都開始失去焦點。黃洪認為，當下發生的是佔領行動，更是香港民主運動，但很多佔領者沒有這種意識。「我諗佔領區入面，有一半人係因為催淚彈呢種暴力，出來想保護學生；另外有三四成人，會因為人大落閘，不滿這種粗暴做法而來。但對成個民主運動的進程、長遠目標，會思考成個民主應該點搞，強烈關心、肯投身的……其實人數都係同以前差唔多，一兩成人。」他分析，就算是帶頭組織的學生、年輕人，很多都沒有打算進入架構，只打算在制度外抗爭。
「成功指標太高 群眾會沮喪混亂」
黃洪本身也是行動者，爭取全民退休保障多年，也不乏與政府角力的經驗。「唔會因為佢唔畀你，就唔去爭。好多時候都會爭取談判的機會，逐步逐步去做。以爭取十單嘢去計，如果有一兩單即刻爭到呢，已經算好好；有三四單，可能係部分爭到，就要留待下一個階段再爭；但通常有三四單嘢係唔會有改變的，咁點樣判斷自己的成功、失敗？」他語重心長，指出社會運動的領導者，必須想得更遠、看得更廣。「咩叫贏呢？如果個指標太高，會令跟住你的群眾沮喪、混亂。要定一些能夠爭取到、階段性的目標，作為empower群眾的方法。」
這種「階段性勝利」說法，很多年輕人覺得不合時宜。「我覺得已經贏咗好多㗎喎。可能我們這些老餅就係咁阿Q。如果你咁都仲覺得係失敗，就係睇唔到一個運動最重要的，其實是佔領民心。」但佔領行動至此，要群眾相信自己打了勝仗，談何容易？黃洪認為學聯需要負責，「他們係好堅持、勇敢，但是（沉思幾秒）……太重視自己的光環。到關鍵時候，一畀人鬧就縮返轉頭。他們很着重群眾對自己的睇法，但呢種咁多元、咁分散的運動，咩叫群眾，其實都好複雜。需要有領導去協調大家的不同，指出方向。」他苦口婆心，說得肉緊。
「佔領要化成選票」
肉緊，因為他相信當下正是香港民主運動的關鍵時刻。「而家適合要做一啲中期嘅嘢，包括明年的選舉。學生要諗清楚，如果下一個階段民意係輸的話，好明顯到區議會選舉泛民會面臨一個重大的失敗。好簡單，無票咪輸囉，輸咗咪無議席囉，無議席咁今次運動成果咪畀人過咗囉。如果你今日做的事，同你原本想爭取的目標，正正係相反的話，咁真係要諗吓。」
「唔係淨係say sorry或者宣傳今次運動，而係要爭取選民的理解。」黃洪認為，地區宣傳是當務之急。「點解今次雨傘運動是整個香港民主運動的一部分？出來佔領係為咗乜？這些東西要化成選票，化成支持。而家仲有一年時間可以做，唔可以再蹉跎歲月，捱到出年二、三月，民望愈來愈低，就好難做。如果再出現衝擊，後果就更加嚴重。損害的，唔單止係雨傘運動的光環，更加係成場香港民主運動。」他叮囑學生，「要諗清楚啲」。
第三條路：壯大公民社會
要爭取民主，可以在架構內深耕細作，也可以在制度外持續抗爭。黃洪提醒，兩者中間還有第三條路：壯大公民社會。「東歐國家不合作運動的開始，好多都係基於公民社會的建立、公民意識的轉變。我最初支持佔中，都因為佢本身係一個公民社會運動。當然我們都未有經驗，傻吓傻吓，無諗會畀人拉，有千幾人覺醒就好開心。點知葉公好龍，一出嚟就已經萬幾、二萬人！」黃洪頓了一頓，再次苦笑。「但what's next？個公民社會可以點做出嚟？」佔領區內有自修室、垃圾分類，不正體現出公民社會嗎？我問。黃洪轉動眼珠，說：「嗯，我們只係體現咗高質素公民社會的……可能性啫。」
佔區「村」的視野 需推而廣之
可能性而已？「學生們的理想好純淨，為了環保，為了唔好令地球造成污染，就執垃圾。於是，執垃圾有一堆人，廁所有一堆人，印T恤又一堆。呢啲算唔算公民社會？有這種元素，但組織力同影響力都比較似peer group。」黃洪耐心解釋，「大家都只有『村』的視野，有幾個帳幕，十幾個friend，呢個就係我嘅世界。會唔會推而廣之呢？諗唔諗佔領區外的人呢？諗唔諗同婆婆伯伯傾下偈呢？」他強調，要建立公民社會，大家的視野，不能只局限於「地下無一張紙、一個罐」，而是要推廣、推深，將眼前的小現象，連結起大社會的議題，表達關注，然後行動。「佔領區入面，我們對環境的保護，對消費行為的反思，可唔可以令我們對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有多啲批判？」
公民社會內的個體之間，也要體現出「公民性」。黃洪再次想起「村民」：「村入面可以好和諧、好團結。但同其他村呢？可能係競爭、衝突，例如藍絲帶。非我族類就唔可以同佢共同生存，咁同中國傳統農村爭水有乜分別呢？」他解釋，公民社會必須處理價值矛盾的問題。「和而不同當然傻，但大家應該要諗諗點處理紛爭，例如用比較制度性的方法。今次成日用deliberation，但唔多有效。deliberation要用在比較相同的人身上。有唔同意見，應該透過咩體制去解決？」公民社會容許異見，但身為公民，要嘗試走出共同的價值，協商共同的規則。
架構內外連結抗爭
提起公民社會，黃洪滔滔不絕。但坦白說，不少年輕人出來佔領，不過為了普選議題。在他們眼中，有民主就會有民生。黃洪點點頭，同意這套理論缺乏市場：「呢套唔係好『群眾』既論述。落去佔領區，從來無人講。一講就你眼望我眼。」但他始終深信，公民社會是民主的重要零件。「呢班後生仔如果識諗，有部分入架構，部分係出面抗爭，然後公民社會可以連結。我們唔會輸得去邊。」
學生去得盡 「上一代有責」
話題轉到「後生仔」。黃洪年輕的時候參與過學運，曾跟陳健民、王維基等人一同圍堵時任校長馬臨，抗議學制「四改三」。對此，他聳聳肩：「我唔太覺得那些是學運，似係校園事件，講學制，咩『為咗中大理想，四不改三』。問心嗰句，都係好小嘅嘢。」後來時代巨輪轉動，香港前途問題被放上談判桌，當年擔任中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的他，才像今天的學運領袖一樣，「被時代選中」。
「歷史有啲位，係需要一啲人出聲。」當年黃洪致函趙紫陽，闡述學生立場，主張「民族回歸」：「站係民族立場，梗係覺得唔可以英國人管治啦。當時熱血啦，理想啦，浪漫啦，想一國兩制、民主治港。同埋覺得如果香港做到，對中國民主有示範作用。」他笑了。「當時係咁諗架喎，你覺得好戇居都好！係諗大咗，諗大咗自己的影響力。而家的學生都係咁。」
現代學生「勇武好多」
請黃洪比較兩代人，他沉思良久。「呢批學生有樣嘢好唔同。勇氣、堅持、毅力，我係佩服的。當時我哋都係少少精英，好多人出嚟會打政府工，會被拉的、consequence會長遠的事，都唔會做。佢哋勇武過我哋好多。原因一係就佢哋無知者無懼，未必好熟悉中國的歷史，或者打壓；又或者其實已經好熟悉，但就超越咗我哋。」
學生問：你哋爭取過乜
「我好深刻記得，有同學同我講（靜了幾秒）……『其實如果唔係因為你哋退縮，我哋今日就唔需要承擔呢個責任，去爭取民主。你哋呢三十年做過乜嘢？』黃洪倒抽一口氣。「我唔完全同意呢句嘢，因為我哋都做過好多。但係嗰種不滿、宣泄，好真實。」他說，這是他一直抗拒用大人身分說話的原因。「我都試過叫我個女唔好去㗎。點知佢話，扑咪扑囉。催淚彈一出，佢走。到第三個，『超！No big deal！』我話生命緊要，佢就話你咁驚做咩啫？」
這個大人，有深切反省過。「他們的勇武、毅力同堅持，正正基於他們對上一代人的批評：『你哋次次一爭唔到就騰咗，等下次先。』我反省，是的。（靜默片刻）所以我同意個運動大方向係畀青年人試。我哋做得太少，個社會改變得太少，佢哋覺得要承擔責任，今次先要去得咁盡。我地有無責任？有。」語氣裏，最少有十二分沉重。
「我當年都被人質問過，『如果將香港交畀共產黨，最後又無民主，咁點？』。當時我好大聲咁答，如果民族同民主原則有矛盾，我哋一定要將民主擺前！」黃洪再三苦笑。「點解我今日咁做，就係對自己當日講嘅嘢負責。」現在，許多人埋怨那一代人，如果沒有「民族回歸」，世界多美好。「好多人覺得我哋戇居，差唔多想我哋跪低、謝罪、切頭……但唔係喎，在我們的世代，呢個先係比較合理嘅選擇。我到而家仍然咁覺得。」執著，只因堅信種子落下，中國和香港的公民社會、民主運動，終有一天會開花。
談了兩小時，我跟黃洪道別，便沿走廊離開。
走了幾步，卻聽見身後傳來歌聲。他在哼唱。
「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着吧。」
「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着吧。」
是自由民主的夢，也是公民社會的夢，記着吧。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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