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一不可再 向政府說不
決算前夕，想說點私事。這兩個星期，我懷疑自己染病了。
病徵如下﹕每晚看電視，一到廣告時段，例必坐立不安、嘴角上翹、冷汗直流；到「那個」廣告真的出現，就會全身發抖、心跳加速、七孔冒煙。與此同時，我又聽見在銀行當teller的朋友分享，近日每逢聽見客人說「有票（要入）」，都不期然眉頭一皺，然後滴汗；愛好環保的鄰居，捧着舊衣物到慈善團體，被問「（啲衫）真係唔要？」，立即狂打冷震、猛抽涼氣……病入膏肓的香港市民，明顯不止我一個。
「那個」電視廣告，是政改的最新宣傳片，片長15秒，先播出歷年示威遊行的畫面，接着旁白男聲用勸人戒毒的口吻，自問自答﹕「想變？2017有得普選！」最後，全黑畫面打出大剌剌的六個白字﹕「有票，真係唔要？」這兩個星期，宣傳片進駐電視黃金時段，日播夜播；同款的燈箱廣告，則在各大車站月台，不停插旗，誓死洗淨全港市民的眼球，以及腦袋。面對如此局面，我頭暈、不安。
不安，可能因為我向來跟亞視一樣，討厭廣告。翻開社會學課本，我知道廣告從來不是善男信女，它的存在，不是為了填充節目之間的空隙，而是為了填滿大商家那深不見底的荷包。為了達成目標，它努力翻弄符號、吸引注意、挑起欲望、產生信任、促使行動。電視黃金時段比黃金更加昂貴，因此廣告要一矢中的，賣的，從來不是實質的資訊、貨品，而是虛構的形象、聯想、感覺。因此，廣告的本質，從來都游走於「勸說」和「欺騙」之間。
當然，廣告就算討厭，但終歸是個你情我願的歡樂遊戲；廣大觀眾就算真的動了心，付了錢，最少也獲得新商品和大符號。倘若真的涉及欺騙，也有消費者委員會從旁監察，保障權益，你我着實毋須不安。
政府賣廣告 靠嚇定洗腦？
但如果賣廣告的，是政府呢？恐怕又是另一回事。政府宣傳片（API），全名Announcement of Public Interest，乃港英年代的產物，與當時政府的管治方針一脈相承。它要做的，顧名思義，便是就着與公眾利益有關的議題，作出宣告。盤點過往片段，我們可以得知昔日的政府廣告，通常可分為三大類。
第一種，用以警告，無論是「小心扒手，保管好財物」，還是「生命冇take2」口號，都旨在「靠嚇」，希望市民做好人、防罪案；第二種廣告，多在新政策實施後（如「長者醫療券計劃」），反覆播放，傳遞資訊；第三種，將「公民教育」擺上枱面，鞏固觀念、宣揚意識，提醒大家「兩個就夠晒數」、「尊重不同價值」、「調解為先」。三種宣傳片，三種目的，卻都為了public interest而announce，大家當然沒有異議。
直至4年前，第四類宣傳片現身。當年的政改諮詢討論陷入僵局，為了搶佔先機，曾蔭權政府不惜做壞規矩，打出「政治廣告」王牌，一邊呼籲「信任讓夢想成真」，一邊質問「原地踏步點會有進步？」結果先例一開，規則一壞，政府愈來愈傾向就尚未落實，甚至極具爭議的政策，大賣廣告，鼓動民意。
近月例子，有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的廣告，找來地政總署署長現身說法，重申「新市鎮發展成就了香港的成功故事」；三堆一爐的宣傳片，請「理想主義者」林超英發表高見，勸香港市民「面對現實」……第四類廣告針對輿論，暗中發功﹕它的本質，不是announcement，而是propaganda；它的用意，不在「與市民對話」，而在「要市民聽我話」；或許它真箇為了「公眾利益」着想，但這裏的public interest，卻肯定採用政府定義的版本。
隨意歪曲市民訴求
近日令香港人集體眼盲的「有票，真係唔要？」廣告，是第四類廣告的最新變種。比起前作，它更精簡，更直接，同時更加病態。它的病徵如下：
一、態度欠佳。Fear appeal是政府宣傳片的慣用伎倆，用在「酒後駕駛」、「打風觀浪」一類處境，向來行之有效。問題是，這次廣告宣傳的，以「有商有量」為號召（或幌子）的政改諮詢。眼前明明是滿佈灰色地帶的議題，它卻用「非黑即白」、「all or nothing」的態度來邀請「對話」，現在究竟是誰在威脅誰？
二、歪曲訴求。旁白說得沒錯，「想變」、「有票」，確實是許多香港人的人生志願，但廣告刻意隱瞞的是，大家對於「變」和「票」，不是毫無要求。我們希望自己手中的票，能夠投給真正心儀的候選人；更希望香港社會的改變，是朝着真正以民為主的方向而行。
面對這種將public interest置之不理的政府API，我們當然要義不容辭，矢志說「不」。然而，老老實實，回歸現實處境，除了（繼續）罷看電視、打爆燈箱，我們還可以怎樣說「不」？更重要的是，政改方案即將出爐，面對比全港市民身高加起來都要更高的提名門檻（傳聞需要過半提名委員會成員支持），面對俯身獻花、打算「袋住先」的親朋好友，立於高牆之下的我們，又可怎樣說「不」？這是每個人都要思考的問題。
為了防止舊病復發，我近來決定關掉電視，改煲舊碟。前兩晚，重溫了去年在港上映的智利電影《向政府說不》，感覺應景。電影由歷史改編，講述1988年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基於國際壓力而舉行公投，由人民決定，是否讓他再執政8年。這場原本形勢一面倒的公投，因為獲邀替反對陣營構思廣告的主角René力排眾議，炮製出一段容易入口、幸福滿瀉的廣告，而告逆轉。反對派與智利百姓，贏得一場不可能的勝利。
我貪心，看電影既要「有嘢睇」，更要「有嘢學」。連夜煲碟，我發現裏頭最少有兩點啟示，值得一記﹕（一）廣告威力強大，永遠要小心提防。它擅長玩符號，搶注意，造信任，令敵對陣營也不自覺「哼你首歌」，甚至「聽你支笛」；（二）廣告強大，擊中要害的廣告威力更強大。智利的反對派跟香港的一樣，主張拋頭顱、灑熱血，控訴「酷政不仁」，繼續向天呼喊「民主」、「自由」、「人權」。但主角卻決定放下舊論述，採用新說法，游說沉默百姓（中年婦女、年輕選民），放下菊花，立地成人，結果相當奏效。
近日令香港人集體眼盲的「有票，真係唔要？」廣告，是第四類廣告的最新變種。比起前作，它更精簡，更直接，同時更加病態。它的病徵如下：
一、態度欠佳。Fear appeal是政府宣傳片的慣用伎倆，用在「酒後駕駛」、「打風觀浪」一類處境，向來行之有效。問題是，這次廣告宣傳的，以「有商有量」為號召（或幌子）的政改諮詢。眼前明明是滿佈灰色地帶的議題，它卻用「非黑即白」、「all or nothing」的態度來邀請「對話」，現在究竟是誰在威脅誰？
二、歪曲訴求。旁白說得沒錯，「想變」、「有票」，確實是許多香港人的人生志願，但廣告刻意隱瞞的是，大家對於「變」和「票」，不是毫無要求。我們希望自己手中的票，能夠投給真正心儀的候選人；更希望香港社會的改變，是朝着真正以民為主的方向而行。
面對這種將public interest置之不理的政府API，我們當然要義不容辭，矢志說「不」。然而，老老實實，回歸現實處境，除了（繼續）罷看電視、打爆燈箱，我們還可以怎樣說「不」？更重要的是，政改方案即將出爐，面對比全港市民身高加起來都要更高的提名門檻（傳聞需要過半提名委員會成員支持），面對俯身獻花、打算「袋住先」的親朋好友，立於高牆之下的我們，又可怎樣說「不」？這是每個人都要思考的問題。
為了防止舊病復發，我近來決定關掉電視，改煲舊碟。前兩晚，重溫了去年在港上映的智利電影《向政府說不》，感覺應景。電影由歷史改編，講述1988年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基於國際壓力而舉行公投，由人民決定，是否讓他再執政8年。這場原本形勢一面倒的公投，因為獲邀替反對陣營構思廣告的主角René力排眾議，炮製出一段容易入口、幸福滿瀉的廣告，而告逆轉。反對派與智利百姓，贏得一場不可能的勝利。
我貪心，看電影既要「有嘢睇」，更要「有嘢學」。連夜煲碟，我發現裏頭最少有兩點啟示，值得一記﹕（一）廣告威力強大，永遠要小心提防。它擅長玩符號，搶注意，造信任，令敵對陣營也不自覺「哼你首歌」，甚至「聽你支笛」；（二）廣告強大，擊中要害的廣告威力更強大。智利的反對派跟香港的一樣，主張拋頭顱、灑熱血，控訴「酷政不仁」，繼續向天呼喊「民主」、「自由」、「人權」。但主角卻決定放下舊論述，採用新說法，游說沉默百姓（中年婦女、年輕選民），放下菊花，立地成人，結果相當奏效。
旨在喚醒沉默的大多數
這也是香港的處境。我們面前，同樣是高牆、假投票、假改變；尚未死心的我們要游說的，也是主張「袋住先」的沉默大多數。智利那場旨在說「不」的戰事，最後遍地開花；那身處香港的我們，又應該怎樣向政府，向北京，向親友，打好這場「不」的戰爭？廣播條例所限，我們不可能賣15分鐘的電視廣告，更要受州官們每天（無限個）15秒的重複轟炸，究竟有沒有還擊的可能？
平民百姓不能賣電視廣告，但我們可以各自在自己的崗位，成為廣告，結集連線，星火燎原。問題是，捫心自問，你會怎樣用自己的方法，賣這個廣告？是舊論述，還是新說法？是敲鍵盤，還是用嘴巴？
臨近決算，香港人，你的「不」是怎樣的？
這也是香港的處境。我們面前，同樣是高牆、假投票、假改變；尚未死心的我們要游說的，也是主張「袋住先」的沉默大多數。智利那場旨在說「不」的戰事，最後遍地開花；那身處香港的我們，又應該怎樣向政府，向北京，向親友，打好這場「不」的戰爭？廣播條例所限，我們不可能賣15分鐘的電視廣告，更要受州官們每天（無限個）15秒的重複轟炸，究竟有沒有還擊的可能？
平民百姓不能賣電視廣告，但我們可以各自在自己的崗位，成為廣告，結集連線，星火燎原。問題是，捫心自問，你會怎樣用自己的方法，賣這個廣告？是舊論述，還是新說法？是敲鍵盤，還是用嘴巴？
臨近決算，香港人，你的「不」是怎樣的？
刊於20140817明報星期日生活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