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這城市寫下去——《書寫的人》
《書寫的人》
編輯：字花
出版：水煮魚文化製作有限公司（香港）
翻掠著《書寫的人》的素白書頁，內心翻騰，百感交集，原因無他的，只因此書其實乃香港文學圈子的寫照。如果要理解香港文學近年的狀況，翻開這本以“一幅由《字花》迸發放射的另類文學地圖”，準錯不了。
香港文壇之奇異，光看此書書名便見一二——《書寫的人》，如果換作兩岸三地別的城市出版一本作家訪談集，大概都不會彆扭的以此為名。然而，這種怪異的命名狀態，卻貼切地反映身處香港這座“亞洲國際都會”，寫作人的尷尬處境。在香港，甚少人會以“作家”自居，更多的以“寫作人”、“文字工作者”、“撰稿人”自稱。歸根究柢，或許有兩種面向的原因。首先、在香港的嚴竣大環境下，鮮有人能單純以寫書維生，這些“作家”需要從事出版、教育等不同類型的工作以補貼寫書的微薄收入，“作家”之名因而被沖淡了。第二個原因，是對於“作家”一字的想像差異。年青作家謝曉虹就曾說過，自己以“寫作人”自居，是因為“似乎責任小一些”。與國內的作者相比，這可算是香港文學人的特色——寫字的，在這裡都傾向縮小自己的存在。這並不是說，他們不相信文學擁有改變社會的力量，只是，他們更相信這種責任，更應由整個文學圈子來承擔。就“作家”與“書寫的人”的對立爭議，本書編者則提出了另一種見解：“'作家'是一個被外界建構出來的公共概念，而'書寫的人'則絕對自足。”在這序言的詮釋下，我們就明白此書存在的意義——這群在這年代落力筆耕的人究竟有著怎樣的思考？
事實上，《書寫的人》本為香港文學雜誌《字花》的長籌欄目，每期邀請不同的“書寫的人”與編輯隔著乾澀冷漠的互聯網筆談，暢論文學，以至生活。結果積累下來，儼然構成一個瑰異的文學風景。訪談者包括香港文學的旗幟人物董啟章、王貽興、朗天、韓麗珠、李維怡、袁兆昌、鄧小樺等，確切地反映香港文學現流之餘，書中亦收錄了幾名來自兩岸的華文作家的訪談，如駒以軍、張大春、孟浪，為這文學地圖補上重要一筆。
讀《書寫的人》，可知香港作者的生存狀態：詩人關夢南說，自己從未擁有一張書桌，他的詩幾乎都在上下班時間的交通工具上完成：“那是真正空間，屬於我的時間。在公司，我把時間賣給了老闆，在家庭，我要幫手做家務。”寫作在香港，如藤蔓般生長於生活的隙縫。類似的掙扎，在年輕作家身上同樣屢見不鮮。例如陳志華就道出“自由寫作人”身份的荒謬：“現在雖自稱自由寫作人，但其實這種生活模式也不見得很自由。寫作與維生之間，存在著根本的矛盾。這或許成為謝曉虹投身學院的原因：“學術論文規範化的語調或寫作程序也時時讓我感到那是鑲嵌自己的過程。但我暫時無法擺脫這種生活，當freelance時的為了生活費而焦慮的心情是至今仍記得的。 ”至於早幾年毅然踏足娛樂圈王貽興，則反過來的指出，外界的紛擾，讓他寫作時更加清澄專注：“我的工作有時候需要乾一些不太文學性的文字工作，例如編劇甚麼的，因為那是群體活動，牽涉商業計算，要妥協的地方很多，因此為了保持心態平衡我關起門來寫的時候就更加義無反顧。 ”年輕作家的告白，既勾勒了香港寫作人需要面對的掙扎，又點出了他們的不懈堅持——沒錯他們為了生計，不得不從事別的工作，不論是為財務公司拍攝電視廣告，抑或走進學院教導新生，但他們心裡都有一份偏執，竭力在繁忙生活闢出空間，栽種文字之花。
“成為書寫的人的唯一條件，就是一個人長期維持著如湧的書寫衝動，然後在適當時候付諸實行。”編者在序言中如此為書寫行為定義。在這座城市，要持續地書寫，又或成為“書寫的人”，似乎需要更大的勇氣，以及堅毅。 《書寫的人》向我們展示的，恰恰就是這樣的人。他們不單是作家，是文字工作者，更是對於文字、對於書寫的最偏執者。董啟章的長髮，似乎是這份偏執的一種象徵：“（留長髮代表）從此不再做'正經'事，即是再不會找一份需要我剪去長發的工作。”
沒錯，書寫與長髮 ，都是告別“正常”的一種“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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