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砸破信任才是勝利

不是危言聳聽，這段日子活在香港，確有「地球很危險」的感覺——扭開水龍頭，我們怕眼前食水「鉛鉛不絕」；接到陌生來電，我們怕話筒的另一端不是政府權威，而是狡猾騙徒；走在林蔭大道，我們既怕大樹塌下壓傷途人，但更怕的，是這些植根多年的好鄰居，會在一夜間被突擊斬首……這些「危險」，有的關乎身家性命財產，也有的牽涉無以名狀的感覺。細碎的感覺，也是香港人安居樂業的基礎。

風險處處，危機四伏，那怎麼辦？香港人本來喜歡講個「信」字。

港人本來喜歡講個信字

這個「信」字，根據心理學家的說法，是一件奇妙的東西。從來沒有正常人會對素未謀面的陌生人毫無保留，奉上信任。人與人之間的「信」，跟關係、身分、經驗，息息相關。對相處日久的家人，我們可以攤開雙手，徹底信任；但對電視上的謝賢和曾江，香港人怎也不敢盡信——因為我們不信「藝人」會在鏡頭前展露真性情，更不信「藝人」的舉手投足，可以跟宣傳無關。

有的身分（如「藝人」），會令香港人信任盡失；但也有的身分，永遠令市民大眾充滿好感，例如「專家」。雖然這些專家，百姓大多素不相識，然而基於他們的學歷、專業、銜頭，大家自然奉上真心，付出信任，從而填補資訊的縫隙——於是，世界上有幾百樣人，我們只信醫生一個；於是談起樹木生長，在榕樹頭擺檔多年的阿伯，怎也及不上「樹博士」詹志勇的一句話。這份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令我們知道哪些水可以飲、哪些樹底可以行，什麼人比什麼（藝）人的話更值得留心。

但這也不是「信」字的全部。社會學家說，「信」除了建基於人與人之間，也存在於人與社會機構之間。一個人可以相信學校，相信政府，相信警隊，甚至相信中聯辦。大家所信的，不是這些機構裏的特定對象（ 例如梁振英和張曉明），而是機構背後象徵的權威和合法性。香港人相信政府部門為人民服務，於是稅局來信，我們二話不說填寫個人私隱；大眾相信銀行系統嚴謹，因此願意將半生心血擺放其中……近日流行的騙案中，受害人之所以上當，也正因為這份對機構對權威的信任。

涉及「中聯辦」、「內地官員」的騙案，卻是鏡子的另一面——平民百姓被騙倒，當然不因為真心信服大陸權威，而是相信在這班人的處事手法中，金錢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他們心裏相信的，不是神州大地的法治制度，而是天朝中國制度失效。

信任來自制度

而這正正是中港之別。呂大樂曾經說過，市民天生不相信政府，是很正常的事。但正正因為大家的不信任，現代社會的政府才有需要想盡辦法，建立規章，設定制度，令擁有權力的機構以至大權在握的官員，也要跟隨程序，妥當辦事；天生多疑的平民百姓才能因此放下戒心，安居樂業。很明顯， 「信」理應是一個過程。

過去幾十年來，香港人攜手見證這個過程。由七十年代開始，香港社會逐漸建立起一套大家賴以自豪的程序和制度。今天看來，這套秩序有的確實夾雜過多神話的味道，但不能否認的是，它確實令香港大眾逐漸懂得講個「信」字——就算大家不信任政府，但起碼可以對健全的制度，投下信任一票。

譬如說，我們從何時開始相信警隊？就算在街上與警員狹路相逢，也不會雙膝狂震？是在廉政公署成立、有獨立制度監察警隊運作以後。又例如，由港英時代開始，政府開始構築諮詢制度，成立專家小組，設立一個又一個委員會，最表面的原因也是令市民覺得有人代表自己發聲，因而信任政府施政。

雖然民調顯示，香港人對政府的信任程度過去二十年來一直浮動（近期更徘徊谷底），但至少在日常生活的起居飲食上，這個「信」字，確令我們度過不少危機，甚至很自然地，對埋藏身邊的種種風險（如鉛水、地溝油）無知無覺。

只是這個「信」字，近年逐漸消失。活在香港，我們開始分不清楚什麼值得相信，什麼不——政府部門聲稱食水安全，但政黨說不，那怎麼辦？於是我身邊有不少朋友開始自行驗水，求個安心；路政署、土力工程署對榕樹石牆各執一詞，誰更有理？樹博士說樹木健康，但樹木辦卻堅持要斬樹，那我們身邊的大樹此後怎辦？於是網上開始出現「民間樹木辦」群組，學效波士頓的Adopt a Tree 活動，民間自發，監察政府會否對古樹無故動起手腳。

沒有信任的社會才最危險

要建立信任，是一個經年累月的歷程；但要摧毁信任，卻可以是一夜之間的事。這些年來，香港大眾好不容易建立起對平民，對專家，對政府，對制度的信任；但隨着制度起了裂痕（例如斬樹決定不用諮詢區議會，更毋須知會專家），這份得來不易的「信」，也在日漸崩壞。

當然樂觀的人會說，這沒所謂呀，若政府不可信，反而能興起公民社會的自發關注，唱起葉倩文名曲《信自己》，也未嘗不是好事。但身為香港人，我們不能不思考的是，若長此下去，假若有天香港不幸像天津那樣發生大爆炸，我們又能夠相信誰？死傷的究竟有多少？留在現場呼吸安不安全？今後消防員的救火技巧仍可信嗎？如果不能從政府機關找到可信的答案，我們將會非常手足無措。

因為沒有信任的社會，恐怕才最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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