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還會嚼字嗎
嚼字者，即懂細味文字，而非狼吞虎嚥；懂欣賞文字，而非囫圇吞棗。書展甫完，我們從貿發局口中得悉這年入場人次又創新高，人均消費更達四百元，在如斯市道下不可謂不驚人。每年七月下旬，於灣仔行人天橋上總能瞥見好些婦人拉著行李箱，徐徐步進會展，一如坦克車進城，又會目睹少年通宵達旦在門外守候並露出躍躍欲進的神情。香港人有多愛讀書？又或者該更廣義地問（以避開那些無字天書如繪本、寫真等），其實香港人有多愛文字？進過書展會場的人大概不能否認香港人是愛書的，又或，起碼愛買書。其實也不單是書展，單觀乎免費報紙每天動輒派逾五十萬份，八卦雜誌一期印量亦達十數萬，香港人愛讀之況由此可知。問題只在於，他們愛讀什麼，又為什麼而讀呢。香港人讀書只有兩個理由，一是娛樂，一是為實用。娛樂者，即短期內能為讀者帶來快感，所以嚴格來說，他們並非在讀，更遑論在嚼字，他們不過在消費文字，以閱讀來換取快樂，不錯，八卦雜誌的流行正因如此。另一閱讀原因是為實用。什麼是實用？實用的定義會受整個社會氣候環境的更變而不同。股市上揚時財經書暢銷，豬流感蔓延時保健養生書籍特別好賣，正是這個原因。於是那些無法帶來短期快感，又或者被視為「無用」的書籍例如政治、文學一類，立時被摒棄於主流目光之外。
作者身為一書之本，於外地不管收入跟地位上備受尊崇，然如斯情況放諸香港顯然無法適用。一般作者只收取不多於十分之一的盈利，即若一書售五十元，每賣出一本可得五元。倘若賣出兩千本（這已是相當不俗的成績！），作者即獲得一萬元正。又假若該作者每年嘔心瀝血只寫出一部著作，其月入不過一千，比綜援收入更不堪。於是若然從事出版要有利可圖，不是向市場靠攏（於是才女肉女紛紛冒起），就要頻密推出著作，假若不怕如此大量林木化成紙張為你犧牲的話。偏偏有人明知山有虎仍執迷攀山，自資出版蔚然成風，一眾夢想出書的「作家」同聲高呼只為夢想不為銷量。出版社一於奉陪到底，為生存而向作者販賣夢想，幫補不景氣的賣書氣候。以作者袋口金錢作為收入資本，荒謬如斯，香港的出版業淪落扭曲至此，是他們的錯，還是整個文化氣候的錯？難怪香港不少年輕作家都不屑作家之名，自我介紹時慣常以文字工作者、甚至爬格子的人取而代之。
作為作家，縱然收入微薄僅供糊口，但其作家之名依然可受三分景仰。可是其餘以文字維生的呢？在香港當記者、編輯的苦頭顯然更不在話下。工作勞累，報酬微薄，只能以伸張正義，或一句「為興趣工作」來為自己開脫。中學生畢業大學選科首選固然是一眾收入穩定的職業如律師醫生，偶有人為「揭示社會不公」毅然讀新聞（讀新聞的成績可一點也不低），畢業後如願投身記者行列，踏進報館面試時怵然發現等待自己的，是一份月薪八千的工作。乍聽下去尚可接受，但捱下去又如何？五六年後也許成為編輯主任，月薪也不過萬五，此時同期畢業而從商的同學早已拍拍屁股，絕塵而去。用金錢待遇來衡量一個行業於社會受重視的程度無疑過於目光短淺，然而這的確是一群文字工作者在香港的境況。沒錯他們願意為理想為公義而甘願捨棄好些個人享受，但又是誰決定了當記者當編輯必然低薪的命運？當文字工作者並非慈善工作，他們理應得到合理的報酬。如斯的情況不獨出現於默默耕耘的文字工作者身上，好些名聲甚響的文化人在香港也有過類似的待遇，比如梁文道。「到內地圖書館演講通常有數千元報酬，但到香港圖書館，就會得到一支錦旗，好像以為文化人都是吃錦旗而不用吃飯的。」知名作家及交化人在這裡如此唏噓，其他人被剝削就更不足為奇。
當董啟章跟文學圈中人竭力爭取在西九興建文學館，以保存並推廣香港文學，當好些衛道之士直言將少女模特兒的寫真集攆出書展場館，以保障書展不會偏離原來推廣閱讀的目標，當市民大眾嘲弄某自命才女的歌手撰寫的小說集錯漏百出，我們是否應該回首反思，文字於社會的地位？即便沒有寫真集沒有錯字連篇的所謂小說敗壞風氣，香港的閱讀風氣跟文化土壤也不見得怎樣好；即使西九興建文學館，潛藏於這座城市陰暗角落的文字工作者也不見得能重回地面，獲應有尊重。若然如此，我們關注的不該是細微如塵的這些事宜，而是如何改變整個社會氣候，變得不再短視單一，變得不單追求所謂實用。正視文字，其實也是正視文化。香港人愛嚼字之時，正是文化於這片貧瘠土地獲得正視之時。
刊於學苑二零零九年九、十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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