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芬蘭

八月末為撰寫雜誌專題的緣故，隻身遠赴芬蘭，逗留了一個多星期，成為人生中其中一段難以忘懷的魔幻時光。任務完成，回到香港的這三個月，先是埋首寫這篇城市專題，後推出新書，竟然一直沒空把那十天的旅程作個紀錄。雖說已經替雜誌寫了篇長達二萬字的專題，但值得再寫的，還有很多，真的很多。沒法子，有些事情嘛，不記下，就會遺忘，就會遺憾。

香港的初冬天氣跟八月末的芬蘭相當相似，於是這幾天我總不自覺地想起那個奇妙的國度，也於是我又決定，趁那十天旅程仍然歷歷在目，就嘗羶把這一切都寫下來——關於在當地遇見那些可愛的人兒，關於逛過的地方名勝，關於旅程中的瑣細思考。

好，是時候回到那最美麗的，八月芬蘭。

Turku, Fin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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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旅遊/記者 — 關於被刪走的一篇稿

前言：在芬蘭遇上香港式清場

終於有時間整理自己的文章了。話說八月尾到芬蘭的臨 海小城土庫(Turku)——2011年歐洲文化之都，了解它的文化活動與氛圍。出發前約了好些官方人物進行訪問，也準備在當地參與好些各具特色的文化活 動，比如是音樂會啊、展覽啊、什麼什麼。一切都打理好後，又開始擔心整篇報導會變成太和諧，太一面倒。對我而言，如果一篇專題報道，只有一種角度、一種思 考，那它斷不是篇理想的專題。

於是我只得倚賴街上的路人，作好隨時跟當地人搭訕的準備，期望能套到什麼有用的資訊，把文章 的聲音、角度變得更多元。結果抵埗首天，我就有幸邂逅了一位街頭藝人，並在他的介紹下，認識了一群正在市中心公園示威的藝術家。沒錯，他們正在抗議政府舉 辦文化之都活動——正合我意。

跟這群藝術家揮手告別後，在我腦海中不停盤旋的疑問是，怎麼我好像回到香港了？這些抗議者的 訴求（需要一個自由、不受管制的工作空間）、行動（嘉年華式長期抗爭），以至遭遇（在大型文化活動舉行前一天被警方清場，連根拔起，迅即運走，才不過半句 鐘的事情），怎麼跟我所遇過的香港藝術工作者一模一樣了？也許是我的思想比較狹隘吧，以前總以為，外國，尤其是歐洲國家，風氣較自由，當藝術家應該也比較 自由吧。怎料天下鳥鴉一樣黑，到處楊梅一樣花。

翌日我按原定計劃，訪問了是次「歐洲文化之都」籌委會的主席Cay Sevón，她的答案都在預期之內：與藝術家們所說，恰如羅生門般對立矛盾。離開籌委會辦公室，我開始明瞭自己是次行程的身份——旅遊記者。

這名銜可以分拆成兩部分，先是旅遊，後是記者。「旅遊」是行為，「記者」不單是身份，更是一種心態——盡量抱持客觀角度，求問真相的心態。是的，我認為真正的旅遊記者，應當如此，而非單單的食買玩，然後寫稿。

捫心自問，對於這責任，我負擔不起，畢竟此行目的本非如此。結果，剩下的行程，我還是按照原定計劃，參觀展覽，聽音樂會，頂多就是多詢問幾個路人，就「文化之都」發表意見，僅此而矣。

回 到香港，開始寫稿。整個專題總共由十篇文章拼湊組成，而我最著緊上心的，就是關於Slum of Art的這一篇。然而，寫了一半，我逐漸察覺，這篇文章跟前後的「官方論調」、「正面報道」都有點格格不入。交稿後，雜誌那邊也是這樣認為，就著我修改一 下。於是我花費極大氣力，將之改頭換面，變得比較「順眼」，就交了。

十月初，雜誌出版，專題面世，我卻赫然發現，這專題只有九篇文章，被抽起的，正是我最著緊的那一篇。原因，當然可能因為雜誌一方「和諧」至上，但我又明瞭，這篇跟其他的放在一起，又確實有點礙眼。

然 而花過的時間、心血不能就此輕易地付諸東流。所以我一直希望將文章整理好，將為之補上前文後理，呈現在大家面前。這未必是相當inspiring的，但如 果你跟我一樣，曾經都稚嫩地以為，外國月光較清晰，外面的藝術家較自由自在、不受拘束的話，這篇文章應該是值得一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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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昇平下的反對聲音

走進藝術貧民窟(Slum of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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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藝術從來不屬社會主流，而以此維生的人許多更是潦倒窮困。梵古貧苦一世，常常餓著肚子，把省下來的錢用來買顏料和畫布；莫札特的一生幾乎都在負債中度 過，貧病交加，甚至葬禮也是跟另外幾個死者一同舉行。藝術與貧窮，兩者似乎息息相關。就在圖爾庫「歐洲文化之都」籌委會主席Cay Sevón在訪問時表示，是次盛事共有15,000名藝術家參與，而專案總經濟收益將達至二億歐元時，我反復想起梵古和莫札特。難道圖爾庫的藝術家就能夠 避免貧窮的慘況？要得知這問題的答案，最有效的方法當然是找些當地藝術家傾談，瞭解他們的生活環境及創作空間。

結果，我們 在市中心的芬蘭著名百貨公司Stockmann門外，找到正在盤坐街頭、賣藝維生的藝術家Oded。他是以色列人，在圖爾庫才逗留了不過一星期，和我們還 差不多。可是跟一般旅客不同的是，Oded慣於在旅途中表演籌集旅費。他把帽子裡的硬幣倒在掌心，稍稍一算，然後笑道：「這裡的人都很慷慨。我在這裡待了 兩小時，彈彈結他，吹吹口琴，便賺了二十六歐元。」看來，在圖爾庫，只要勤奮一點在街頭表演，當藝術家的生活應該還不賴。

來自以色列的街頭藝人Oded

跟Oded談到我們身在圖爾庫的目的，還以為同為過客的他應該對這些活動頗感興趣，怎料他聽見了，劈頭就是一句：「甚麼文化之都？都是廢話！」他批評，這些 所謂的文化活動都不過是政府的形象工程，目的旨在吸引遊客，刺激消費，從而推動經濟發展。「為何你會這樣想？你參加過那些活動嗎？」我提出質疑是因為，我 認為，他的批評源於對當權者的偏見，而非針對活動本身。怎料Oded卻回應說，自己雖然沒參加過這裡的什麼文化活動，卻曾與不少本土藝術家交談，聽過他們 的故事，知道文化藝術在圖爾庫的真正地位。我聽見後恍然大悟，急忙問他在哪裡可以找到這些本地藝術家，他微笑說：「就在河畔的公園，今天早上我才跟他們聊 完。他們正在那里拉起橫額，抗議歐洲文化之都活動，現在應該還未離開。你要見見他們嗎？我可以跟你一同走過去，反正這裡的硬幣應該足夠支付我的晚餐了。」 我當然樂意之至。

「這就是歐洲文化之都了」 

在 Oded的帶路下，我們到達當地名勝圖爾庫大教堂對面的一個公園。甫踏上草地，Oded便說：「糟糕，他們的貧民窟被員警清拆了！」我們親眼目睹員警把一 件件雜物搬上大貨車，然後失去蹤影。原來，這群本地藝術家早前在這裡搭好帳篷，用膠板當成牆壁，築起了他們稱之為「藝術貧民窟」(slum of art) 的基地，預備長期抗爭，怎料在我們到達前的十五分鐘，警員忽然前來，把整座「建築」拆卸運走，只留下一些本來在裡面展出的藝術作品。

「這 就是歐洲文化之都了。」在場的其中一位藝術家Julian顯得相當無奈。「不過我們不會怪責那些員警，畢竟他們只是執行上方指令的木偶罷了。」此時，一眾 藝術家們正在我們身邊圍坐，一邊喝酒，一邊聊天。他們都是本地藝術家，在這公園聚首，為的是要喚起公眾，以至相關政府部門關注當地藝術發展。Julian 解釋：「我們並非反對圖爾庫舉辦文化之都的活動，只是嘗試作出批評，期望當局能反思把公眾的金錢花在這些地方是否值得。」另一位藝術家Teema則對我們 表示，政府給予當地藝術家創作的空間嚴重不足，令他們生活艱難，無法在這城市以藝術維持生計。這正是他們舉行藝術貧民窟的原因——促請政府撥出市內一些場 所，容讓本地藝術家不受任何形式規限，專心一致地投入創作。事實上，貧民窟已經連續第五年在八月舉行，這意味著藝術家們的訴求五年前經已存在，但有關部門 仍舊對此置若罔聞。

本地藝術家的快樂抗爭 

近 年，國際社會開始興起一種以文化藝術為主題的抗爭方式，示威者將怒氣訴諸藝術創作、演出，並在愉快氣氛中向當權者表達訴求。而藝術貧民窟的成立，也因為這 群藝術家，包括Teema和Julian，都熱衷於這種快樂抗爭。「可惜你們遲了半小時，不然就會知道我們的貧民窟究竟是怎麼模樣的了。」Teema笑 言：「顧名思義，藝術貧民窟就是供平民百姓享受文化的地方。他們可以在裡面欣賞我們的藝術作品，也可以參與創作——在牆壁上恣意作畫。此外，基於『藝術就 是生活』的信念，早陣子我們還在貧民窟裡擺設桑拿裝置，讓遊客體驗芬蘭的地道文化。」乍聽來，這個藝術貧民窟其實頗為符合「歐洲文化之都」籌委會推廣文化 的理念。

於是我跟兩人談起「歐洲文化之都」的活動。究竟他們對活動有何不滿？只見Teema捋捋鬍子，從容答道：「這是資 源運用的問題。相比起舉辦歐洲文化之都的大型活動，我們的要求簡直就是九牛一毛，但有關部門卻一直拒絕回應我們的聲音。」這種取態明顯反映當局對本土文化 藝術的輕視。Julian接著道：「當局一方面聲言，期望透過歐洲文化之都的大型活動來推廣本地文化，另一方面卻從外地邀請著名藝術家策展項目，這做法根 本是自相矛盾。我們質疑，大會想推廣的文化，究竟是圖爾庫本土文化，抑或是那些著名藝術家的本國文化？若是前者的話，何以要忽略一大群已經缺乏創作、發展 空間的本地藝術家？他們這樣做，歸根究柢，還是因為外來的藝術家更有叫座力，能帶來更龐大的經濟收益。」

文化之都的陰暗一面

多 虧這個已經不存在的藝術貧民窟，我們得以知悉圖爾庫本地藝術家所面臨的處境。在圖爾庫就文化藝術活動大力宣傳的同時，這貧民窟卻暴露出有關部門對推動本地 藝術發展的冷漠。而跟Julian和Teema傾談的期間，我發現談起這個貧民窟，兩人的神情會特別自信快樂。這神態甚至教我聯想起數天前訪問過的活動籌 委會行政總裁Cay Sevón——她在提及自己所統籌的節目時，表情亦是同樣雀躍而自豪。雙方就「歐洲文化之都」計畫所抱持的立場也許對立，但我相信，他們對推動文化的熱誠 卻是不相伯仲，因為無論是籌備文化之都的活動，抑或是舉行「藝術貧民窟」，他們的目標都是，令圖爾庫變成一個更有文化的城市，甚至是名副其實的文化之都。

而這，或許也是每個圖爾庫人的共同盼望。

Slum of Art: http://vapaakulttuuri.blogspot.com/

抗爭者在商討下一步行動

作品沒被充公，就此擱在地上。

 照片版權： L5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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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學寫

新書面世轉眼又過了一整月，所謂的宣傳基本上都完成了，現在就只得學像農夫一般播好種，灌好溉，就等待默默地坐在旁，迎著陽光，等待秋收。本以為出版後自己定會悠閒得到各區書店視察，怎料一直在忙，就錯失了時機。幸好一直有各區友人報告情況，心裡大概有了底。f 說這幾天到過不少商務、三聯分店找書，卻遍尋不獲，懷疑已經賣個清光。呃，我自己也有所質疑。若然屬實，心情就會百感交集，既滿足，又惋惜。

無論如何，這陣子從各方聽見許多不同的話，或客氣，或真心。其實都不打緊，會讓我心裡介懷的，只有兩句話。一、任何把我和「作家」一詞扯上關係的句語。不是故作謙虛，只是我認為，無論是無法量化的能力，抑或是可被量化的成果，自己距真正的作家都是離數十萬丈遠，中間的隙縫不可踰越。請別將作家的門檻設得如此低下，也請關心那些備受忽略的真正作家。討厭的問題——二、幾時寫第二本？這不是恭維說話，問者也通常只是順口而問。，我對此卻甚為厭惡。原因，其實與問者無關。我厭惡的，可能是自己。嗯，早早決定，肯定不會寫第二本了，起碼暫時，一定是，請容我堅決地說不。。不是擱下寫作，只是放棄再出書的念頭。西方文壇中人常云 "Publish or Perish." 而我們身處的這座城市更可悲，Publish基本等同Perish的開始，所以才有所謂「一書作家」這不光彩名銜。不過對此我倒沒所謂，反正心願已償。

擱置寫書的真正原因，在於前輩作者的一席話。某天有幸跟某前輩見面傾談，他把書掃讀了一會，就說，為什麼要浪費樹木呢。對於當時正飄浮在半空的我，這話無疑是當頭棒喝。楞了半晌，他又質問我出版此書的意義——於是我就語塞了，只得低頭，不作聲。回家後愈反覆思量他的批評，心裡愈覺釋然。然後，我就開始明瞭這是怎樣的一回事。前輩問，如果一個人一生只能出版一本書，而你把這quota花在這個年紀所寫的這本書，值得嗎？他又說，假如我這幾年好好鍛煉自己，讓自己的性格以至這些事物都在時間裡好好沉澱以後，把一樣的題材再寫一遍，得出的結果，應該會很不同。我悄悄呼一口氣，或許所言甚是。

這刻，我最需要的，是沉澱。暫且不去理會前輩所言，關於寫作能力的問題，單以自身所積存的回憶以至想法而言，在經過《拾年記》的書寫後，我在這方面已經變得匱乏不堪。這些年來的想法、信念、不安、恕氣、快樂，都已全數灌注這本小書當中。這刻要再寫，根本不可能。唯一方法，就是待時間過去，讓自己有所經歷，有所成長，讓內心萌生新的想法，沉澱新的一套價值，那麼我的下一步，又或是下一本書，才有意義啊。

也於是，我又決定重新出發，摒棄那些微不足道的往事，再次踏上征途。我有其他事情想做，也有許多寫作計劃的念頭——即便不以出版為大前提，寫作仍是我生命裡很重要的一部分。現在，就靜靜地讀，默默地寫，學習農夫，做好本份，播好種，灌好溉，施好肥，然後等待，新果自然來。

農夫每天都要下田工作，而我可作的，最基本當然也是要把我的田地，也就是這個地方妥善打理。雖然每年年尾我都會說著差不多的話，發表相去不遠的宣言，訂立沒大分別的目標，但這刻我還是想跟自己說，在未來的日子要多點寫字，不可再懶再怠慢了。

重新學習寫作，總是快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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