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不變？——《形象香港：梁秉鈞詩選》

《形象香港：梁秉鈞詩選》

作者： 梁秉鈞
出版： 香港大學出版社（ 香港）


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零時零分，小城回歸，飽歷風雨，如是這般地走過了十五個年頭。然後這陣子，香港，並其相關的一切話題，又再次成為國際舞台的焦點。

市民大眾，以至國際媒體最為關注的，當屬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問題，以至整個香港的形像變更。於是，《形象香港：梁秉鈞詩選》在這個關鍵時刻再版，意義顯來非同凡響。梁秉鈞是香港作家，其筆名也斯更為人熟悉。其小說著作，諸如《島與大陸》《剪紙》，對香港文學史影響深遠。與同代作家西西的作品一樣，也斯擅以故事和比喻側面描寫當代社會的片斷零碎，反映香港人身份認同、城市發展等社會深層價值問題。 《形象香港》詩集初版面世於1992 年，裡面所收錄的詩作，正含蓄地暗示時代過渡的歷程。詩作大多創作於1980 至1990 年代初期，當時香港社會正值對主權移交問題的動盪不安，對回歸中國總是浮想聯翩。於是，詩作以1997 年作為時間軸線的終端，藉以探討歷史、語言、身份及文化等話題，見證時代變遷。而書的英文譯名City at the End of Time，更是將這種對時間、歷史的意識表露無遺。是的，十五年前的小城，是這樣的。

十五年後，物換星移。小城裡一切彷彿不變，但又似在暗暗地變。變或不變，從書中梁秉鈞的四十篇詩作中，尤其是意為點題的首章《形象香港》，自能覓得線索。首篇詩作《北角汽車渡海碼頭》，就率先呈現一幕對香港人來說既熟悉又陌生的怪異光景(Uncanny)。香港的年輕一輩或許並無印象，但事實上，在地下鐵路通車以前，渡海碼頭曾經是香港的獨特城市景觀，它跟仍然寬闊的維多利亞海港共同構成當時市民的本土集體回憶。 “逼窄的天橋的庇蔭下／來自各方的車在這裡待渡”，詩作呈現了時間空間的過渡，也似在預言汽車渡輪碼頭的命運：1998 年，香港的最後一條汽車渡輪航線敵不過隧道與地鐵的競爭，宣布結束，自此汽車渡輪碼頭就如歷史學者Pierre Nora 筆下形容的歷史遺址(monument)，空載歷史況味地被擱在城市邊陲。如果像社會學家Maurice Halbwachs 所言，集體回憶乃構建文化身份認同的主要元素，那汽車渡輪碼頭、寬廣維港，以至後來的天星碼頭的衰亡，會否就是香港人身份逐漸褪色的證明？

至於另一首詩作《花布街》則嘗試以另一角度切入，從寓言和歷史喚起九七主權移交前香港人的身份危機。 “唉，盡是陳舊的意象／層層疊印了別人圖案的花布／那麼多酸餿的抒情性愛的／暗示，你要不要披在身上。”清晰澄明的比喻，完整地反映了當時香港人對前途、對身份的憂慮。而就城市發展方面來看，《花布街》同樣意義深遠— “花布街”即“永安街”，以聚集疋頭布料店鋪而得名。 1991 年，為發展中環商業區，街道“被消失”，部分店鋪遷入一幢由古蹟建築改建而成的商場，自此風光不再。梁氏再一次扮演預言家的角色，預言傳統工藝的消亡，縷述了城市發展的矛盾。類似的城市圖景描寫，在書中俯拾可見：《鴨寮街》倒映城市空間的擁擠不堪，以及單調乏味的消費價值觀；《抽獎》以幽默的筆觸調侃了香港人向來崇尚的物質生活。一篇篇的詩作，宛如學者Harry Harootunian 所提出，含有歷史觀照的日常空間，將香港小城的歷史從細微之處，鉅細無遺地呈現眼前。

有人或會質疑，重新審視了回歸前的香港又有何用？此書有沒明確指明，香港這艘帆船該駛往何方？此書編者，現任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系主任張美君博士於書末的回應，恰好作出解答：“詩作將'地方感'帶進一個過渡的空間，在時間與空間互相結合之後，讓詩人及讀詩的人思考變遷的意義。詩人的責任不是告訴大家一個答案，也不是爭辯問題的解決方法，而是表現一種態度。變遷一直在發生，而書寫變遷卻變成一種永恆的狀況。'九七'已經過渡了，但過渡本身卻是永恆的，我們永遠處於過渡之中。”

就如已故香港填詞人黃霑那句經典的歌詞“知否世事常變／變幻原是永恆”，從一個過渡，走到另一個過渡，香港人早已習以為常，然而，借助閱讀梁秉鈞的詩作，我們又能夠再次把時間與空間的過渡相互比較，反思己身，再思城市，方能昂首闊步，踏上另一個十五年。

寫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

刊於《明日風尚》八月刊New Books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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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下

打風的時候，總會想起劉以鬯的一篇微型小說，《颱風》。裡面描寫的是 60 年代香港打風的情況 —— 比較富裕的，都在聚集一起打牌，又或是急急忙忙地看戲。主角陳先生一家住木屋區，打風的時候，不能再留在那兒，只得往市區投靠表哥。表哥當時正在招呼客人打麻將，就把陳先生一家拒諸門外。陳先生一家唯有下樓，在舊樓的梯間暫避。風球高懸，由七號，變成九號，未幾，九號又變成十號。陳先生幾次上樓央求表哥讓他們暫留，都不果。整家人只得呆站在梯間，抵著不時竄進來的狂風，凝視前面的凌亂街景，不住的祈求 — 既求風快停止，又求自己的家別完全摧毀。故事以小女兒的一句提問作結：「爸爸，我們幾時可以上樓？」讀者心酸。

好的小說，應該能夠跨越時代。整整五十年後，世界依然。颱風來了，先嚷著為何不讓自己提早下班，後罵天文台為何不早早掛八號。回到家整頓好，不是再出去看戲，便是守在電腦前不住報道颱風實況，人人都是記者，
是以也為風雨中的汪溟曦感到一絲不值。夜了，繼續在螢幕前摩拳擦掌，一邊分享家裡風聲轟轟，一邊埋怨李氏力場怎樣剝削打工仔，心裡卻默默祈求，颱風再靠近一點，走北一點，一點就好。是的，我們都好自私。是的，我在跟自己，也跟每一個在讀著這段文字的你說，我們都是很自私的人。

五十年不變啊。六十年代有人未上樓，在梯間瑟縮。然後這個年頭，還有許多露宿者在街頭。在深水埗，在油麻地。今天上班的時候，你看到許多抑掉的樹枝，看到許多傾倒的樹木，你感慨，感慨到非掏出手機拍下兩秒後立刻上載不可。有些無家者，昨夜就是這樣受風吹雨打。你或者問，為何他們不往避避呢，是不是自作孽？

兩個月前，參加了突破書誌與一代人公社合辦的Human Library活動，探訪過一些無家者。有的住在棄置的行人天橋（如下圖所示），有的住在路邊轉角(上圖)。其中一個住在欽州街路邊的，叫毛哥。他住在這裡已經幾十年，基本上一切家當都在路邊。颱風來了，他可以走，但他的東西怎麼辦。二月的時候，有食環署職員，前來清場，他們真金白銀買來的東西，就這樣被充公。連鞋也不剩下一雙。於是從此，他們對於自己的財產家當，就更小心。十號風球的時候，你連忙 print screen 把天文台的 app 畫面 post 出來的時候，你心裡默禱明天千萬要繼續打風的時候，有一些露宿者，正在街角守候著，守候著自己的家當，守候著自己的，生命。

我們都是自私的人渣。是的，是的。
而可以做的，還有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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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計劃

這是我的打算 — 兩個星期讀完一本，一年至少讀完二十本文學名著。

***

初夏某夜，獨自在油麻地中華書店蹓躂。在上層漫無目的地亂逛，踱到翻譯小說的書架前面，目光在書架的每一行遊走。尤其是那些，文學名著。那些顯赫的名字我都懂得。我的意思是，這些名字我都聽聞過。但是那些書，我沒曾碰過。

蕭伯納王爾德但丁莎士比亞馬奎斯小仲馬
伊索屠格涅夫狄更斯歐威爾艾可卡爾維諾

我得再重覆一遍：我從來不是一個讀許多書的人。即便現在每月在寫介紹書籍的欄目，但手頭在讀的書，始終不多。讀書的原因有許多，不讀的原因卻只有一個。生活逼人啊。多漂亮的一記，謊言。現在對書稍感興趣仍不多讀，可想而之，從前的自己讀書就更少。小學時代，可很喜歡讀那些新雅出版的世界名著之旅。紫色的一千零一夜。藍色的三國演義。橙色的西遊記。都愛讀。只是那些所謂名著之旅的旅程總是短暫一如我們長大後去過的每一次旅行。於是我也一直無法從中讀到什麼。許多人踏入中學以後開始大量閱讀。別人讀紅樓夢而我則在讀三國……志。後面總拖著一個數字的那種，三國志。每年讀書獎勵計劃的讀書報告我都用慣常的技倆蒙混過關 — 起初是把封底的文字謄抄一遍，後來熟能生巧了，便懂得增刪一絲，在撰寫好些不大知名的書本報告時甚至還會杜撰故事橋段，胡扯一番。文藝青年推崇的百年孤寂和動物農莊，又或是其他種種，我都是後知後覺的聽過其名字，爾後又自顧自的回到那個深不見底的井，簡稱深井，當一隻幸福的蛙。

站在書架面前我無法按捺自己的羞愧，以及悔疚。我不停質問自己說假如我十年前已經有在讀這些小說我的人生會否有所不同？當然，答案可能是毫無分別，甚至是這些所謂文學名著只會把我引進一段更蜿蜒曲折的下坡路，但我依然沒法從中得到半點安慰釋然的幻覺。

下一瞬間我開始想，假如，我沒讀過這些深深影響世界的名著，我的人生是否會有所遺憾。當前人留下了如此多的智慧結晶，如果我就此錯失甚至視若無睹的話，又是否太浪費？

肯定是。


於是我回家，立時搜尋了一些西方文學名著清單，挑了比較家傳戶曉的那一些，然後準備開始我的閱讀計劃 — 兩個星期讀完一本，一年至少讀完二十本重要名著。


清單如下：


簡愛
老人與海
魯濱遜飄流記
戰爭與和平
一千零一夜
哈姆雷特
格理弗遊記
傲慢與偏見
小王子
齊瓦哥醫生
愛麗絲漫遊奇境
咆哮山莊
茶花女
雙城記
塊肉餘生錄
綠野仙蹤
基度山恩仇記
愛的教育
小婦人
唐吉訶德
罪與罰
少年維特的煩惱
紅與黑
神曲
包法利夫人
浮士德
悲慘世界
麥田捕手
烏托邦
動物農莊
百年孤寂
美麗新世界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變形記 : 卡夫卡短篇小說集
父與子
復活
尤利西斯
追憶似水年華
一九八四
卡拉馬左夫兄弟們
奧德賽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審判
巴黎聖母院
蘇菲的世界
異鄉人
瘟疫
盲目
大亨小傳

一連串書目，看似熟悉，實質，陌生得很。打鐵趁熱，用最短時間，找來 Salinger 的 The Catcher in the Rye（麥田捕手），開始閱讀。


這不是一個可以怎樣發展的 Project。它充其量只是我的讀書獎勵計劃 — 從前獎勵的，是猶如爛紙的獎狀，現在獎勵的，我期望，是難以忘懷的體會與刺激。

如果你也有興趣，歡迎一同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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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這城市寫下去——《書寫的人》

《書寫的人》

編輯：字花
出版：水煮魚文化製作有限公司（香港）


翻掠著《書寫的人》的素白書頁，內心翻騰，百感交集，原因無他的，只因此書其實乃香港文學圈子的寫照。如果要理解香港文學近年的狀況，翻開這本以“一幅由《字花》迸發放射的另類文學地圖”，準錯不了。

香港文壇之奇異，光看此書書名便見一二——《書寫的人》，如果換作兩岸三地別的城市​​出版一本作家訪談集，大概都不會彆扭的以此為名。然而，這種怪異的命名狀態，卻貼切地反映身處香港這座“亞洲國際都會”，寫作人的尷尬處境。在香港，甚少人會以“作家”自居，更多的以“寫作人”、“文字工作者”、“撰稿人”自稱。歸根究柢，或許有兩種面向的原因。首先、在香港的嚴竣大環境下，鮮有人能單純以寫書維生，這些“作家”需要從事出版、教育等不同類型的工作以補貼寫書的微薄收入，“作家”之名因而被沖淡了。第二個原因，是對於“作家”一字的想像差異。年青作家謝曉虹就曾說過，自己以“寫作人”自居，是因為“似乎責任小一些”。與國內的作者相比，這可算是香港文學人的特色——寫字的，在這裡都傾向縮小自己的存在。這並不是說，他們不相信文學擁有改變社會的力量，只是，他們更相信這種責任，更應由整個文學圈子來承擔。就“作家”與“書寫的人”的對立爭議，本書編者則提出了另一種見解：“'作家'是一個被外界建構出來的公共概念，而'書寫的人'則絕對自足。”在這序言的詮釋下，我們就明白此書存在的意義——這群在這年代落力筆耕的人究竟有著怎樣的思考？

事實上，《書寫的人》本為香港文學雜誌《字花》的長籌欄目，每期邀請不同的“書寫的人”與編輯隔著乾澀冷漠的互聯網筆談，暢論文學，以至生活。結果積累下來，儼然構成一個瑰異的文學風景。訪談者包括香港文學的旗幟人物董啟章、王貽興、朗天、韓麗珠、李維怡、袁兆昌、鄧小樺等，確切地反映香港文學現流之餘，書中亦收錄了幾名來自兩岸的華文作家的訪談，如駒以軍、張大春、孟浪，為這文學地圖補上重要一筆。

讀《書寫的人》，可知香港作者的生存狀態：詩人關夢南說，自己從未擁有一張書桌，他的詩幾乎都在上下班時間的交通工具上完成：“那是真正空間，屬於我的時間。在公司，我把時間賣給了老闆，在家庭，我要幫手做家務。”寫作在香港，如藤蔓般生長於生活的隙縫。類似的掙扎，在年輕作家身上同樣屢見不鮮。例如陳志華就道出“自由寫作人”身份的荒謬：“現在雖自稱自由寫作人，但其實這種生活模式也不見得很自由。寫作與維生之間，存在著根本的矛盾。這或許成為謝曉虹投身學院的原因：“學術論文規範化的語調或寫作程序也時時讓我感到那是鑲嵌自己的過程。但我暫時無法擺脫這種生活，當freelance時的為了生活費而焦慮的心情是至今仍記得的。 ”至於早幾年毅然踏足娛樂圈王貽興，則反過來的指出，外界的紛擾，讓他寫作時更加清澄專注：“我的工作有時候需要乾一些不太文學性的文字工作，例如編劇甚麼的，因為那是群體活動，牽涉商業計算，要妥協的地方很多，因此為了保持心態平衡我關起門來寫的時候就更加義無反顧。 ”年輕​​作家的告白，既勾勒了香港寫作人需要面對的掙扎，又點出了他們的不懈堅持——沒錯他們為了生計，不得不從事別的工作，不論是為財務公司拍攝電視廣告，抑或走進學院教導新生，但他們心裡都有一份偏執，竭力在繁忙生活闢出空間，栽種文字之花。

“成為書寫的人的唯一條件，就是一個人長期維持著如湧的書寫衝動，然後在適當時候付諸實行。”編者在序言中如此為書寫行為定義。在這座城市，要持續地書寫，又或成為“書寫的人”，似乎需要更大的勇氣，以及堅毅。 《書寫的人》向我們展示的，恰恰就是這樣的人。他們不單是作家，是文字工作者，更是對於文字、對於書寫的最偏執者。董啟章的長髮，似乎是這份偏執的一種象徵：“（留長髮代表）從此不再做'正經'事，即是再不會找一份需要我剪去長發的工作。”

沒錯，書寫與長髮 ，都是告別“正常”的一種“儀式”。

刊於《明日風尚MING》20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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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你能明白我

突然發現，自己好一段日子沒有靜下來，用寫字的方式，記錄紊亂無章的想法了。這一陣子，發生了許多許多的事，身心俱疲。好幾天流連急症室與醫院病房，終於把醫院蒼白的地圖搞明白了，來去自如。那個徹夜無眠的夜，坐在長椅上，睏得想死。上演完黑白老套的粵語殘片以後，電視開始播放那色彩斑駁的定格畫面，以及冒出那刺耳一如急症室機器的響聲。報紙未出版，雜誌都揭破，只得把四周當成戲劇舞台，定睛觀看。分流中心的病人像魚，專注呼吸，用力輾轉。看了好一會，然報不經意睡著。再醒來的時候，已近晨早。如此情景，幾乎是一個月前的倒模，只是主角換了人，配角依然。吃過早餐，回家換更，稍稍定神，只覺六月四日，特別漫長。前一個晚上，在維園燃亮燭光，默默紀念逝者，然後隨人流推擁至灣仔，遇見了下下下莊，登上了巴士，在紅隧口下車，跟C在昏暗的車站上吃東西，漫無邊際地吵鬧，直至午夜。翌日告了假，打算駕車跟家人外出遊歷一下。如是回到漆黑一片的客廳，之後的事情，一連串的發生。一晃，又是幾天。

另外這陣子也有好幾天在寫稿子，其實沒什麼特別反正每月也在寫，不過自從上月開始要多寫一篇以後，好像吃力多了，猶如苟延殘喘。某夜躲在大學裡使勁地寫，直至午夜。整幢歷史建築只剩下自己一人，沒有悚懼，只有寂靜。原來我確實迷戀於這種氛圍，從前在雜誌社我會刻意留守至最晚，待所有人都走光，便把播放器的音量調至極限，讓 Radiohead 的頹廢浪漫充斥辦公室的每一角。原來我比誰都更需要在生活裡靜留一角，誰都不可以進來，裡面只有我，和鏡裡的那個自己。我曾經以為，可以把這個額外闢出來的秘密基地公開，並邀請那些我所珍視暗戀的誰，踏足前來，相伴至永久。但原來，一切都是謊話，是我自己編出來的一個，謊話。我以為自己最珍惜某誰，但直至最後我還是發現，自己竟也不自覺把屬於她們的一切統統遺忘，能夠留下來得以被記住的，只有自己。我一邊寫著稿子，一邊擁抱著那種近乎陰涼的寂寞。是的，原來我不相信任何人，不相信任何人能夠透徹明白自己的處境、自己的苦澀。這陣子，斷斷續續地收過一些 SMS、來電、Facebook message、電郵，幾乎都沒有回覆。或許是因為疲憊，是因為懶惰，但最大的原因，應該是，我不懂怎樣回應。我無法輕易把事情的始末連同自身的情緒憂慮，像流水帳般一一傾吐。太詳細的縷述會教我陷入不安；太輕率 harmless 的謊言我也懶得編。於是乎，左思右想之下，就決定不回覆。有些時候甚至會想，其實所有的安慰說話都僅是隔靴搔癢罷了，不是嗎。

除非，你能明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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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力

無力感，一浪接一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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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喜歡怪物 — 《博物誌》

《博物誌》

作者：董啟章
出版：聯經（台北）


一直懷疑，董啟章有嚴重的戀物癖。

這可不是無的放矢。翻開董啟章最早期的作品，就已能窺見「物」對於其小說寫作之重要。 1997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名字的玫瑰》收錄了董氏的處女作《西西利亞》，故事裡的主角迷戀著一位名為西西利亞的女子，還每天給她寫信，憑信寄意。看似俗套單調的故事，卻那西西利亞的真正身份而顯來截然不同：她是店鋪櫥窗內的一個塑料模特兒。有人說過，一個作家的風格，通常會於其處女作表露無遺，因為其往後的寫作，通常都會以首作為雛形、基調，即使方向有變，也不過是從首作變奏，或增添元素，或刪去枝節。

若從此理論來看，董啟章的戀物情意結確實奠定了其寫作路向，由《西西利亞》及顧名思義的《皮箱女孩》，到以「物件」的角度來審視人身，藉此擴闊女性主義書寫想像的《雙身》、《安卓珍尼》，再到在近年《天工開物》裡企圖以收音機、電話、車床等物件的發展史，勾勒家族三代人的歷史……董啟章的創作，基本上無法割開與「物」的關係。

《博物誌》的存在，正正在董氏的「物件書寫」中扮演重要地位。此書的篇章原刊於上世紀末的報章欄目，從未結集出版，這次成書，讓讀者得以一窺董氏於「物件書寫」中一個承先啟後的階段。於時間軸在線，《博物誌》上承董氏初期小說對物件的偏執與狂戀，下啟了《天工開物．栩栩如真》以至「時間繁史．啞瓷之光」複雜詭桀的可能世界，尤其是那種對人物的獨特模塑，比如是在後來小說中出現，耳朵裡有真空管的龍金玉、以機械鐘為心臟的維真尼亞、有一頭天使面頭髮的栩栩，都從《博物誌》的短篇裡找到基本雛形。

如果要以一詞來概括歸納《博物誌》的意念，那詞明顯會是「人物」。在董啟章筆下，人物往往是「人和物的結合，又或者物在人中、人在物裡，人和物互為表表裡、互即互入」，也就是故事裡的人，不單擁有人性，更天然地被注入「物性」。在「人物合體」的想像模式下，人不再純粹的扮演主體的角色，而物，也不僅是單純的客體而已，兩者湊合，除能在單純的人類和物質世界中開闢廣闊的「可能世界」外，亦為每一短篇增添了寓言況味與意義。

即便以「人物合一」的模式書寫，董啟章還是能從中導引出不同可能。《博物誌》「單元組合式小說」（董啟章語）的形式寫成，全書分為「異地」、「異人」、「異物」、「異事」及「私事」五章，裡面的文章獨立成篇，全關乎物件。其中「異人」與「異物」的篇章，驟眼看來都是以物件切入的故事，但實質卻存在互相呼應的關係，值得仔細比對。 「異人」篇章裡的故事主角都是人，但他們跟物，無論是植物、動物，抑或是死物，都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或擁有特殊的「物性」：女生跟男友分道揚鑣後每天脫皮猶如白千層，以及永遠坐在班房窗前像冬青般迎接明媚陽光的女學生；或能與生物或死物邂逅以至溝通：男生在街巷遇上以蝎子為辮的神秘女生；老頭在公園長椅上與無異於常人的南猿分享食物。宛如科幻或惊栗小說的場面，其實都是外裹陌生包裝紙，內盛人文意義的寓言，甚至預言。 「異人」篇章意圖營造的，是人與物和諧共存的可能世界。人不再是能名主宰一切物件（以及生物）的主體，反而必須與「物」同在。在這可能世界裡，這些「物」既是以最自然的姿態存在（甚至無異於每位路人），又扮演了世界的異質角色，打擾了人類原有的生活秩序，同時揭露了人類潛在的物性——《羊與虎》裡那頭「尋找命中註定要把自吃掉的老虎」的羊，顯出的真實性情，屬人還是屬物，似乎也明顯不過。

至於「異物」篇章，則是幣的另外一面：為看來毫無性格可言的物件注入人性，於是我們會認識到思念妻子的煙斗嘴先生、儲存著父母之間所有私密情話的磁盤嬰兒、像快樂王子般默默把身上所有摘下來送人的粟米先生，以及世上最匹配的相架夫妻。每一個故事，雖然都像是那些哄騙小孩的典型童話，但實質卻反映了董氏對物件的敏銳觀察，以及無邊無際的張狂想像。出眾的觀察與想像，並非與生俱來，而是出於對物的關懷，有如對人的那種疼愛與偏執。因此我們可以推斷，董啟章的所謂戀物癖，不過源於他對於一切物件的銳利觀察和聯想。無論是家族車房裡的車床、收音機，抑或是與他沒甚關係的女生體育褲、地圖、髮夾，董啟章都可從中窺見另一個世界，一個常人無法觸碰理解的世界。 「怪物通常被認為是異常的，但怪物之怪又是那麼的順理成章」，董啟章的後記破解了怪物的迷思。

若你喜歡怪物，其實它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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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狀況

這陣子狀態很壞。可能因為又病倒了。躺在床上，伸手摸著遙控器，亮著唱機。唱機響起滋滋的聲音，唱片在轉。五秒後，房間被熟悉的琴音填滿。這張唱片，是藍奕邦的《無非想快樂》。第一首曲子，名《可樂》。肌肉痠，骨在痛，只得直勾勾的凝視天花，憶起了許多往事，不自覺地。這曲子對我意義重大。七年前的仲夏，我捧著幾本書離開灣仔。那年我首次獨個兒參觀書展。在天橋上我微微呼了一口氣，朝著下面喧鬧的告士打道。由那時開始我迷上凝視那如河流動的景像光影。拐個彎，拾級而下，便是巴士站。等了一會，也掏出了書來讀。裡面有王貽興的《路中拾遺》。我第一次讀他的書。未幾，車來了。連忙把書放回背包，再從裡面掏出了一部 Discman。是 Panasonic。圓圓的銀色機身，透明藍色的外邊。那唱機好像是某年的生日禮物，在第一城新商場近 A1 餅店的電器舖買的，三百多塊，我跟妹妹每人一部。按下播放鍵，然後隨人龍登上了過海巴士。人很多。擠進了下層中間近車門的位置，方有一點喘息空間。車駛動。扶著車門兩端的把手，臉朝門口。耳筒裡響起了《可樂》的琴音，然後是《六月》、《憂鬱小生》……再之後是《Born Unhappy》。一直聽一直聽，突然感到周圍的人群都很渺小，是的，他們肩膀的擠壓碰撞、嘴裡的聒噪呢喃都經已與我無關，我找到了那屬於自己的可能世界。穿過紅隧的時候，腦裡盤旋的，是《40號》：「或者每個搭客也相似 / 同樣冀盼到尾站會發現樂園 // 或者起點終點未必似 / 同樣每晚也會慣性累到失眠」。心顫動了一下。「車上 / 幾多張臉 // 一同 / 空虛中並存 // 可能 / 彼此都在 // 連忙收起所有的缺點」。出了紅隧，便下車。腳跟觸到地面時胸腔反射性式的想吐。可能因為巴士車廂裡太悶侷，也可能因為別的其他原因。

出了狀況，可能因為卧病在床，也可能因為別的其他原因。一直試圖把這些可能的原因從腦海裡不知名的抽屜悄悄扯出卻只是徒勞無功地把更多更為熬人更有害身體復原的回憶強行拔出並擱在桌上仔細端詳。我真的真的好想吐，但又真的真的找不著原因。那些會讓我情緒抑鬱的來源好像都有關，但又好像都不特別有關。躲在家睡了兩天，人好像變得更為模糊虛弱了。半睡半醒間我推開了薄薄的被子，近乎暈眩的站了起來才發現床單上印著用汗水舖成的人形。我一邊扶著書桌免得自己倒下，一邊考量這汗水人形。那人形不如我所認知的自己，那是個教我感到陌生的人形，既空活又彷彿正滿滿地壅塞什麼的人形。明明進睡那瞬我冷得有點發抖但為何醒來的時候竟會熱的冒汗呢。這種對於自我的陌生相遇，教我蹀躞不下。頭崩欲裂於是我趔趔趄趄的走了兩步，就唯有重回被單裡去。我不敢再讓那張唱片的音樂伴著自己進睡因為我心裡明瞭其實歌詞裡描述的種種於我而言壓根兒就是一把鋒利的小刀，恣意地捅進內心使勁地把一切都摳出來。那些已經過去的人啊諸如從不存在的朋友和戀人，事啊比如是那些沒有發生過的往事，物啊關於那些從未擁有過的物件，都會從裡面默默地流出來，又如支流般散開，再匯聚成河。

忽爾又想起多年前曾經興起過寫一篇小說的意圖，篇名都改好了，叫《男孩與刀》。那男孩天生沒有右手手掌，只繫著一把銳利的刀。自小家人都教他，定要把刀好好收好，還悉心替他用皮革縫好刀套，把那不容於現實世界的一點缺陷裹好掩藏。只是隨年紀漸長，男孩開始發現原來右手的刀原來也不怎樣傷人，有好些女生更因為這一點神秘而與他交往，哄他為自己亮出刀子。男孩一直不敢，直至某年遇上了真正親厚的同伴。在她面前他脫去了刀套，她仔細用布拭抹微微生鏽的刀面。男孩感動，輕輕提起刀，打算用刀背柔柔地撫著她的脖子，怎知一不小心，從此與她分別。男孩自此變得失常，任意亮刀，或威嚇那些孤立他的同儕，或在會議中刺傷那些不懷好意的仇敵。他的刀，再也藏不起來。開始沒人敢接近男孩，因為他有刀，因為他會傷人，因為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然後然後，久而久之，男孩在孤寂中死去。臨死前他用那把鋒利的小刀，恣意地捅進自己內心深處，使勁地把一切都摳出來。他好像在找尋什麼，但又好像是漫無目的。如同他的人生。他呼吸了最後一口氣，就死掉。斷氣那刻，他右手的刀脫落了，露出了潔白的手掌。

放心，這無關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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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失去許多

星期六晚。早點離開，剛好趕上了小巴尾班車。身心俱疲，若錯過了這班，得乘火車，繞個大圈，才能回家。所以上車時，心存感恩。整輛小巴，空無一人。甫坐下來，司機便關門，開車。

「是算好時間嗎？」

前方傳來司機的搭訕。她是位嬸嬸，束馬尾，臉目略模糊。這樣的臉孔，無論是當茶餐廳侍應、報紙檔老闆娘，抑或是住宅大堂清潔姐姐，都適合貼切。

抖擻僅餘的精神，開始跟她有一句沒一句的搭著談。我說幸好還趕上了否則就要花上半小時，她開始跟我計算確實要多花的時間。如是聊了橫跨兩個車站的時間，一直沒人上車，我以為自己在乘的士。直至車駛抵第一城。

小巴站站著個男生，跟我年紀相約，鼻樑上架著典型的斯文眼鏡。如常開門，如常給男生上車。嘟。然後男生如常步至空位坐下。這時，嬸嬸大喊：

「要開車了，快坐下！」

接著，萬籟寂靜無聲。男生似乎完全聽不見，仍然垂著頭，慢條斯理的站在走廊，整理袋子，然後施施然坐下。他可不是聾子，之所以不答話，或因他害羞被動，不慣跟陌生人溝通，但更可能的原因，是因為，他戴上了耳機。現實世界發生的種種，從此與他無關。

「唉！」嬸嬸突然長嘆。「這種人，不要得啊！」

我有點緊張，雖然男生戴著耳機，而且裡面的音樂還吵耳得連坐在前面的我也聽得見，但這不代表他完全無法接收現實世界的所有聲浪啊。如此明目張膽的批評，畢竟有點風險，於是我只得，唯唯諾諾，以輕輕一笑，或純粹的單字語氣助詞，無可無不可的應對。

「你知道嗎？戴上耳筒，他從此失去許多。」

從此．失去．許多。我有點感動，因為嬸嬸的想法，也是我的想法。但出於一位小巴司機口中，力量竟以幾何級數擴大。

「外面的世界，要親眼看。周圍的聲音，要親耳聽。」

我笑了笑，然後一直凝視窗外倒退的光影。為何要看呢，假如世界已經不堪入目。為何要聽呢，假如周遭已經充斥雜碎噪音。我們蒙著眼睛，閉上耳朵，會不會是因為對世界失望，還是有別的原因？

「不過也難怪，我年輕的時候，都曾經沉迷過看錄影帶。沒法子啊，因為年輕。後來，發現影帶裡的事情比不上現實裡的重要，就把心一橫，完全不看了。（一直至今？）對，一直至今。」

與對世界失望無關。瞎了眼，聾了耳，不過因為，自以為眼前屏幕、耳裡迴盪的聲音，都比這世界的美好，又或者退一步的，更為重要，更為有用。而原來，我們一直還未完全理解這個世界，無論是它的美好，抑或醜陋。就在理解認識之始，我們就以耳機和屏幕把這些可能性都搪塞過去。

正要下車的時候，心裡盤算，究竟男生失去了什麼。意思是，實質失去了什麼。好像沒有。車廂裡沒有警世的對話，也沒有盤膝而坐的美女，如果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事，或許確實藏於耳機裡。

「再見了！下次見！」

下了車，嬸嬸的聲音依然徘徊盤旋。然後我忽爾明瞭，耳機男生從此失去了什麼。


是陌生人相遇的親切與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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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男情懷總是寫

題目是胡謅的。

翻一翻最近寫的文章，幾乎清一色都是約稿，又或有特定社會目的，由心而發的寫生活瑣事，或是創作點什麼，都少之又少啊。噢。頗為累人的，寫作過程。

其實想寫篇微型小說，關於Project Glass的，意念，題材、結構俱備，就是欠缺精神和時間。對，還有一個潛在的寫作計劃——關於大學的種種，既想為「大學生」一詞設下新定義，又從任Tutor的朋友口中聽過太多大學生的有趣事跡了。只不過，如何把意念化為周詳而富系統性的寫作過程，才是最難熬過的一關啊。君不見多年來我不過能夠完成一個完整計劃罷了。

所以《拾年記》才可貴，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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