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September 30, 2014

在旺角,我們撐起帳篷,築起了家

「有無人有尼龍繩?」路中心的青年大聲呼叫。

今天香港,陽光燦爛。彌敦道與亞皆老街交界本來坐滿了黑衣人,但陽光灑下來,大家都有點辛苦,在滴汗。物資站的朋友開始傳來雨傘,新的、舊的,彩色的。大家撐開,抵擋著猛烈陽光。過了一會,舉咪的朋友說,有人買了帆布,我們可以築起帳篷。我不期然想,在旺角市中心露營?是有點失真,但這兩天的香港,又有哪件事是大家事前能想像的呢?也許沒有,真的沒有。

然後,本來坐在路中心的市民紛紛站起來,義工張開帆布,然後著大家舉起手,撐起傘,承托帆布。那衹只是一塊布,沒有支架,如何成帳篷?有人弄來了杆,撐住幾個支點,但顯然並不足夠。我們要用繩子,繫在帆布,再縛在周圍的燈柱、交通燈、路牌上。

「有無人有尼龍繩?」路中心的青年大聲呼叫。兩分鐘後,有中年人全身捧著許多個繩球,藍的,紅的,紫的,橙的,趕忙走來。

於是大家開始工作。有的人繼續舉起傘,撐住帆布;有的負責拉繩,固定好位置;年青力壯的則攀上圍欄,打死結,把繩縛在高處。大家低著頭、流著汗,埋頭苦幹。十五分鐘後,一個藍白色的帳篷在旺角市中心築起。猛烈的陽光再阻嚇不了集會的群眾。

帳篷下的我們,就像有了家。這個家,需要我們攜手協力,逐點逐點地編織。過程中或會流汗,甚至滴淚,但大家埋首,大家合作,大家出力,都不過是因為一個簡單的信念:這是我們的家,我們責無旁貸。

帳篷之下,是一張又一張的香港臉孔。與銅鑼灣、金鐘相比,旺角的人也許沒那麼熱血。願意一直坐在馬路的,只有區區幾百,更多的人站在外圍,在圍觀,在拍照,在驚嘆原來旺角市中心會出現如此一幕。現場完全沒有警察,但集會絕對井然有序,每次有人冒出來挑釁,部分群眾會呼喊「走啦!」但更多的人高叫「冷靜!」帳篷下的香港人,正在學習做公民——關心自己家園的公民、和平表達訴求的公民、尊重反對聲音的公民。若你一直懷疑香港成不了一個公民社會,請你來旺角一趟。

集會也沒有正式的主持。穿粉紅色上衣的少年較多用咪,但他不是領袖。任何人,只要願意,都可以走過去,舉起咪,發表意見、抒發感受。集會甚至沒有一套音響器材,只有兩個大聲公,坐前面的也許會聽得見,但坐在稍後位置的,其實聽不清楚說話的內容。但大家仍然繼續待在原地,因為我們前來,我們聚集,我們流汗,根本不是為了聽「主持」的分享,也不是要搞對抗。我們只是在等待,等待自己的家有改變的一天。

等待的時候,不妨仰首,欣賞一下旺角當下的風景。這個地方,許久不再像我們的家了——彌敦道兩旁,是無窮無盡的金舖;亞皆老街兩邊,是招牌永遠閃亮(但連水也無得買)的藥房。

然而這一刻,金舖關上大閘,藥房再沒有人在搜購奶粉。旺角看起來陌生但親切,這個家就像回復了昔日的模樣。當然,大家明瞭,這不過是片刻的安寧,但我們這次走出來,坐下來,為的正是要為我們的家築起帳篷,讓它回復昔日的面貌。

我們的訴求卑微,但香港人會同心協力,撐起帳篷,重新築起香港這個家。

Sunday, September 28, 2014

佔中之後 — 平行世界裏的教會領袖

平行世界裏的教會領袖:

要現實,定要理想?

吳宗文 vs 袁天佑 


佔領中環,怎看也是一場宗教色彩特別濃郁的社會運動——「愛與和平」出自聖經;發起人(有兩個半)信奉基督;記招在禮拜堂舉行;就連月前三子削髮明志,也像宗教儀式般莊嚴、專注。偏偏基督徒對此意見分歧:有牧師矢志投身,誓不低頭;也有主教調侃「佔中不如帶埋菲傭」。當下佔中迫在眉睫,教會領袖到底在想什麼?更重要的是,他們又如何思考佔中之後的香港?

*



吳宗文 政治就是妥協
吳宗文,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主任牧師,是基督教界反佔中的代表人物。去年四月,他為教會會友撰寫文章,表明「公民抗命不是聖經教導的普遍通則」,結果文章被轉載、引用、流傳,教內教外抨擊不斷,吳更被冠以「維穩牧師」的稱號。半年後,吳宗文與戴耀廷在神學院同場辯論,訴說自己「每講一次就被抹黑、醜化一次」的慘况,因而決定「講埋今次就唔再講」。自此,他的名字在媒體絕迹。

一年後的今天,這邊廂昔日辯論對手削髮明志,繼續為民主盛宴籌謀奔波,那邊廂沉默已久的吳宗文卻斷定一切「塵埃落定」,決定重出江湖,抒發己見。「好多宗派怕得失人,於是各打五十大板,呢個唔反對,嗰個又唔反對,咁有咩意思呢?」訪問剛開始,吳宗文擺出一副「捨我其誰」的姿態,「我係屬於少數聲音……唔敢講自己一定絕對正確,但至少我呢種思維同分析方法,可能好多人都無咁諗……作為牧師、傳道人,如果樣樣嘢因為怕就唔講,我又覺得對唔起上帝,過唔到自己。」

因此,吳宗文一直選擇站在佔中運動的對立面,旗幟鮮明。他認為,這場行動由此至終,無論是策略到定位,都大錯特錯:「一開頭談判就用刀放在人哋喉嚨,邊能夠有信任啫?」問他預期佔中會如何結束,他語帶譏諷,「天要落雨,娘要嫁人,要發生的事情,無論如何總會有人將它催生。」他揶揄,佔中「雷聲大、雨點小」,不過是發起人自行搭建的一個下台階。

對於泛民主派,吳宗文同樣不留情面地抨擊。提到佔中,他批評泛民「根本就係畀班學生挾持咗,成班大律師讀書咁叻,都被綑綁」;論到人大決議,他炮轟泛民政客假如不是敵對中央,而是建立互信,人大的決定就不會如此保守,「佢哋將香港推到去一個邊緣,香港人要承受呢個惡果。」這個說法豈不暗示人大框架帶來的是「惡果」?吳宗文連忙否認,更認定它「起碼有助釐清一國兩制下中央和地方的從屬關係,可以為將來的政治發展訂立框架,令大家不再有誤會和遐思」。

過去一年,社會氣氛動盪,一個香港變成兩個香港。吳宗文觀察到這種撕裂的狀况,因而期望佔中之後各界關係可以復和。具體要怎樣做?他認為關鍵在於「向現實妥協」:「我的立場係realism。政治從來係協商的藝術,成熟的政治人應該在現實的基礎上繼續行,唔可以好似屋企的小朋友咁,唔畀糖我食就繼續扭,一路咁樣激化,改變唔到任何嘢,只會延長痛的時間,浪費復和同埋重建的機會。」他呼籲議員重現光譜,無論泛民還是建制,都要有中間人士重新站出來,收窄分歧,從而改善中央與香港、行政與立法機關、泛民與建制之間的緊張關係。

政治就是講求現實、協商、共識,這種說法大家都不會陌生。但當這句說話出自牧師之口,又難免令人驚詫——基督教信仰,不是向來鼓勵信徒謹遵教訓,放大原則嗎?若要計算政治現實,耶穌又何必走上十字架,延長痛的時間,拯救無知罪人如你如我?吳宗文不同意:「你所講的,正是呢個時代一些信徒的錯誤假設,以為基督徒要認同某些政治人物的理想。每個人都可以有佢的理想,但呢個理想係咪對社會現實最好呢?又係咪源於佢個信仰,同信仰相接連呢?」他指出,基督徒不應迷信任何政治理念、體制和方案,更不應該將民主絕對化,將它提升到與上帝同等。

聖經沒有「民主」二字,信徒對此有戒心,懷疑它脫離信仰,也許不足為奇。但「行公義、好憐憫」不也是上帝的囑咐麼?公義,難道不是基督徒應當竭力爭取的理想?吳宗文也不同意,在他看來,許多人對公義的理解,都缺乏了「橫向的比較」和「立體的分析」:「任何人如果去過菲律賓旅行,睇吓住在垃圾山上面的人,三十年前係咁,今日仲係咁。咁比較起來,係香港政府不公義,還是菲律賓政府不公義?現在許多人講的劏房,我以前都住過……我大學畢業之後,都要做十年嘢先有首期,咁現在的香港社會係咪真係差到咁呢?」吳宗文強調,公義只是一個相對性的概念,香港人愛掛在口邊的「社會不公」,許是誤會一場。

可是,假如凡事都要借鑑歷史、「客觀」分析,才可作決定,那麼社會不就原地踏步,直到永遠?畢竟,相比北韓,香港算是民主天堂。既然如此,又何須信徒秉持公義?吳宗文並未正面回答,只是強調政客口中的公義,永遠有其局限,並進而提議,「與其要求公民提名、一人一票,不如諗吓醫療有沒有好的保障,關心生活上最基本的交通、居住、飲食……」但許多民生問題的核心,不是都源於政制漏洞?「呢個又係一個錯誤,兩者無必然的邏輯,只係政治上的宣傳。就算可以選出泛民的特首,佢都唔會特別有智慧可以處理這些事,係咪先?」筆者無言以對。

坦白說,吳宗文講的,盡是建制派的一貫觀點。對此,他自然不會贊同:「我就好似有政治上的原罪咁,教會鄰近政府,會友又多高官,所以無論我講咩,人哋都係話我建制派。」換個角度思考,牧師的「建制」立場,與其說與教會位置、會友身分緊扣相連,倒不如說是安徒筆下「新保守主義」的自然產品——它不單要固守道德和政治上的傳統,更加致力為「沉默大多數」代言,幫港出聲。

唯一例外,是談到近月溫州清拆教會的時候。問到若果此事在香港上演,他會如何處理,吳一反常態,聲言會選擇抗命:「這不是civil disobedience,而是holy obedience,我要順從上帝在信仰上畀我的指令。」吳宗文眼裏沒有一絲猶豫,只有「捨我其誰」的堅持。




袁天佑 不妨天真一點

「我諗咗好耐,應該講啲咩好呢?」袁天佑牧師,香港基督教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會長,是基督教界其中一位領袖人物。訪問前一天,他代表基督教界出席宗教界國慶茶會,同場除了有各宗教代表,還有中聯辦官員及政府高官。為了席上要發表的那份賀辭,他十分苦惱,「你知好多人講的賀辭通常係點架啦!哈哈!」

結果,袁天佑選擇用愛心說誠實話。賀辭中他直言人大常委的框架「並沒有解決社會所面對的撕裂」,表明港人「期望着一個真正代香港市民心聲的普選」,不希望有「作虛弄假,指鹿為馬的情况出現。」言者有心,聽者又有何反應?「啲官員都明白嘅……他們未必鍾意,但我作為一個基督徒、一個牧師,甚至是一個香港人,我覺得都應該將現實話畀佢哋聽。我最擔心的是,有些香港人睇阿爺面色,只講啲阿爺鍾意聽嘅說話。」袁天佑坦承,這樣做根本無法改變現實,但至少算是盡了本分,香港人的本分、基督徒的本分。

過去一年政局動盪,袁天佑所屬教會,是少有竭力為時代發聲的主流教派——年初舉辦研討會,請朱耀明與梁美芬對談,同場附送李偲嫣與傅振中嗆聲助興;七一過後,教會舉行祈禱會,邀請幾位在遮打道被捕的會友,向其他信徒分享經歷;八月中,牧師部向會眾發表牧函,申明立場,抗拒篩選:「我們所關心的不單是一人一票選舉特首的權利,我們同樣關注選民的選擇權」。兩星期後,大閘落下,有基督徒發起「守望香港宣言」聯署,對禮樂崩壞的香港社會表示憤慨,袁天佑一樣有份參與。

一直以來,許多人批評香港教會政治冷感,為何袁牧一反常態?「上帝創造每一個人都係平等的,每個人都有權利同責任去管理呢個社會,貧或富都係。政府不過係被授予權力去管理,而權力應該來自普通市民。所以,一個比較公平的普選係大家都應該爭取的。」因此,他和教會決定在政改諮詢的關鍵時候闡明立場,「坦白講,寫的時候都知無咩可能,但我覺得唔介意架,有些人話『唓!明知唔得,點解仲要講?』,但如果最後無人講呢,政府就會話『市民無呢個意見』。明知唔得,唔代表唔可以講架嘛。」袁天佑立場堅定,但言談間,總是不經意流露出一種天真和純粹的氣質。

對於佔中,袁牧一樣從悲觀中擁抱希望。「如果講要成功爭取普選,咁佔中可以話係失敗的。」他不相信人大會改變決定,但又認為過去一年有關佔中的討論,提高了港人的公民意識:「就以基督徒來講,以前啲人只會傳福音、拯救喪失靈魂,到呢個問題出現呢,做到一個效應,就係大家都要反思,喂,我哋基督徒應唔應該去佔中呢,話晒佔中三子都有兩個半係基督徒。」袁牧回想,在反思的過程當中,信徒有的贊成、有的反對,但大家最少學習到一件事:立場可以不同,但彼此要有尊重。作為教會領袖,他從未講明支持佔中運動,卻表示教會已組成義務律師團,盡力支持在前台爭取民主的會友。

牧師樂觀是一回事,但人大落閘以後,港人一同心灰,集體哀鳴。袁牧可有同感?港人又可以怎樣走下去?「咁我又唔覺得失望喎。都係要延續爭取,千祈唔好灰心,唔好絕望。能夠用和平方式去爭取梗係好啦,但就算係佔中,原意都唔係想用暴力方式,我亦唔反對。」袁天佑又認為,香港人要反思過往的信念,持受適當的核心價值:「以前香港人成日諗住經濟好緊要,又覺得自己可以影響大陸。𠵱家知道啦,香港在大陸眼中好微小,佢自己的安全緊要過你啦……香港人要識分是非黑白,諗吓咩叫公義,咩叫平等,咩叫誠實。然後將這些價值持守下去、深化下去,先至會有盼望,民主的路終有一日會達成。」

在這個講究政治現實的時代,怕不怕被人批評為太天真?袁天佑先是大笑,然後沉思:「點講呢?我諗……(頓了半秒)在我的信仰裏面,有個信念叫already but not yet,已臨到但未完成,例如耶穌話天國在我地心中,但天國亦尚未來臨。」袁牧借用神學概念解釋,港人也應該活在這個拉扯當中,現實擺在眼前,但不代表要放棄理想:「在罪惡的世界入面呢,更加唔好話唔表達你的聲音。基督徒要有咁嘅guts,其他人會講『唉算啦,做生意緊要呀。』我哋唔好理佢,天真啲,做要做嘅嘢。」天真,源於對理想的偏執,天國如是,民主也如是。

當然,天真地追求理想,並不等同擱下思考。「基督徒應該成日去反思,我過去所信嘅嘢,係咪受得起挑戰呢、有無錯誤呢?」袁牧不諱言,過去一年無論社會抑或教會,一樣意見分歧,屢生齟齬,但他又覺得,辯論有助尋找真理,也是好事。只是他擔心有些人將自己眼中的公義當成上帝的公義,「所以我成日提醒會友,話你可以聽我講,但我唔係絕對的。講到政治,有些係個人立場,有些係聖經睇法,(牧者)一定要分清楚。」

佔中之後,要持續爭取公義,是許多人的集體共識。但究竟何謂「公義」?向來難講。問袁牧是否覺得拆教堂不公義、是否願意為此抗命,他笑了幾聲,吐出意外答案:「我又唔覺得一定係唔公義喎。社會裏面,有人無屋住,就係唔公義喇!我個人覺得,基督徒有無禮拜堂聚會,唔係咁緊要啦。拆教堂你要嘈,係因為覺得『我』的權益被損害嘛。但公義並唔係講緊你的權益被損害,而係人哋權益被損害,你都要出聲。咁先係公義,係咪?」

天真的氣質裏頭,盛載着少有的牧者心腸。

文/阿果
圖/劉焌陶
編輯/ 梁詠璋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0928


Tuesday, September 23, 2014

至少踏出了一步 — 第一城罷買後記



周一讀報,看到沙田第一城居民為了抗議區內百佳的蘋果太爛、人龍太長、管理太差,遂發起為期一天的罷買行動。同日上網,目睹網民張大嘴巴,伸長舌頭,嘲諷「這班離地中產」,「罷得一日有乜用」。讀畢留言,內心有點百感交集。

可能因為我是第一城的舊街坊。

1990年,父母牽着剛學懂走路的我搬進屋苑,一住就是十幾年。其間我除了學習走路,快高長大,還致力留低腳毛,走遍屋苑內每一個角落。對於年少的我來說,當年的第一城絕對有如1984年的賣樓廣告對白一樣,「擺明樣樣都喺眼前」——正常人的生活所需,無論是大蘋果、洗頭水、市區巴士,以至小學學位,同樣一應俱全。也因此,我的童年及少年時代,基本上完全在裏面度過。是有點悶,但沉悶有時也是幸福。我如此相信。

觀察力爭上游的準中產

當然事後回想,才知道「擺明樣樣都喺眼前」,原來就是(準)中產的理想生活,又或是低下階層「由下移上」憧憬的生活模階。同為第一城街坊的湯禎兆,曾經借用暢銷社會學著作《下流社會》說明,「沙田第一城由於擁有大量的小型單位(最小面積為395 呎),於是成為胼手胝足爭取往上層流動的年輕人之熱門選擇」,也因此,屋苑明顯是香港人「由低層向上移至中層的最佳跳板」。我在第一城行走多年,沒發現跳台(泳池邊除外),但確實見過不少街坊,飯後甜品由華盛頓蘋果變成富士蘋果,假日午餐也由麥當勞漢堡包變成元氣壽司。還有更多的街坊,儲夠了錢,就遷離小城,流動到更豪華的樓盤(起碼要有會所)、更上層的階級(終於成為了真正的中產)。

由此看來,沙田第一城也許有超越一般屋苑的社會意義——如湯禎兆所言,它不單是沙田最大型的私人屋苑,更是「香港社會階層流動的一個主要觀察據點」。這52座綠白色的大廈,即使今天呎價翻了幾倍(早已破萬),但裏面仍然住着許多等中六合彩、抽iPhone、八號風球「打到嚟」的典型香港人。立足這個據點,我們除了可以目擊樓價升跌(又或只升不跌),更能夠觀察「香港人」的生活習性、消費模式。

沙田第一城商場的轉變,恰好說明這一點。屋苑內有兩個商場,由大馬路分隔,比較陳舊的以往叫「銀城商場」,另一邊的叫「第一城中心」(被街坊稱為「新商場」)。以往這兩個商場主要由小店組成,以銀城商場為例,有(門口沒賣奶粉的)藥房、文具店、報紙檔、唱片舖、五金舖、糖水舖等等。我試過在文具店被東主母子恫嚇「唔買唔好搞」,也嘗過在時裝店老闆慫恿下,買下人生第一條名牌牛仔褲(事後發現並不合穿)。這些小店,服務態度不過爾爾,貨品價錢、質素也明顯參差,不過起碼讓居民大家有得揀——買大卷廁紙,可以入超市,也可到藥房門外玩層層疊遊戲,揪出合心意的一排廁紙。

商場翻新 焗買百佳「仲方便」

直至2005年,我家已經搬離了第一城,屋苑內的兩個商場則面臨巨變——改為長實旗下的置富產業信託公司接手,並在此後的四、五年翻天覆地,徹底變身。以銀城商場為例,昔日的小店幾乎全部被淘汰,商場的一半面積都(順「李」成章地)改建為百佳超級廣場,其餘的商舖也盡是豐澤等連鎖店,就連商場的名字也被改成「置富第一城‧樂薈」。自此,居民要購置生活所需,幾乎都只能走進百佳——不是因為大家甘願奉「李」的名為聖,只是商場的大翻新,令居民只剩下一種選擇,亦即沒有選擇。

當然,這種批評很容易會被理解為一個懷舊支持者的片面之詞。前幾年商場完成翻新後,我確實找過一些舊街坊傾談,一廂情願地問他們會否覺得「新不如舊」。結果,我被摑了多記耳光——在公園閒坐的伯伯說,現在的商場光線充足,乾淨企理,「總好過之前」;勾着百佳膠袋回家的太太直言「而家仲方便啦」,然後不忘埋怨我等年輕人老是「搞事」,「你哋咪唔好幫襯囉!」同行採訪的記者提醒,「現在這個商場豈不是更符合第一城營造的中產感覺?」我無言,然後如夢初醒。

上述轉變,是第一城的故事,也是香港故事。同樣是2005年後那幾年,在領匯管理下,屋邨商場一樣將「貪新棄舊」進行到底,取連鎖,捨人情,迎大牌,趕小店,屋邨商場從此變樣。同一時間,香港的大型商場也進行類近的翻新工程,只是大商場內的店舖,牌子更大,針對的顧客消費力也更高(最好使用人民幣)。商場改,店舖變,既由社會環境的因素(如自由行政策、經濟不景)主導,亦與一般香港人的消費心態、模式轉變有關,就如第一城街坊的肺腑之言,「總好過之前」、「而家仲方便啦」。

這種消費心態,近一兩年走到盡頭。由幾個月前海怡半島居民遊行反對商場改造成特賣場,到上星期日的第一城居民罷買百佳行動,都顯示再離地的香港人,也開始腳踏實地,思考連串問題——有蘋果,係咪就要買?有隊,係咪就要排?有商場,係咪就要受?更重要是,我們的日常生活,究竟有沒有選擇這一回事?地溝油進佔全港食肆,我們有無得避?政府提議再建7條鐵路支線,日後我們除了用港鐵取代雙腳,還有沒有別的生活模式?

「罷」抗爭不能只看成果

初踏實地,少不免被質疑。第一城居民的罷買行動結束後,我聽見不少人擺出教授臉孔,冷嘲熱諷﹕「罷得一日有乜用?」「佔領百佳啦!」我倒覺得,所有以「罷」作抗議的行動,向來就不能單以結果論成敗。它不是要以自身的代價、犧牲來恫嚇敵人,令對方屈服,而是要向所有人展示離開體制的可能——離開百佳,我們可以多走一步,光顧久違了的街市;離開課室,我們可以繼續學習,在人生路途多走幾步。「罷」,既是溫柔而激進的行動,又是讓自己、讓身邊人回歸基本、重新思考的必要過程。

說回第一城。湯禎兆在文章結尾說﹕「當大家可以購下私人物業,那已證明憂柴憂米的日子已經稍為遠離己身,那麼是否可以為自己信奉的理念多說一句?多走一步?那不一定是什麼政治上的見解立場,所謂『品味的政治』就是對自己的好惡挺身而出去維護——選擇就是政治。」說得沒錯,如果選擇就是政治;沒有選擇,更是政治。

「沒有選擇」,是香港平民的共同處境。面對如此困境,有大人拒絕離地,罷買爛蘋果;也有孩子離開課室,學做公民。他們的做法或許值得商榷、討論,但那不成嘲笑的理由——因為,為了自己信奉的理念,為了維護自己的選擇,他們至少踏出了一步。

Who cares?至少他們都care。

刊於 2014年9月21日 明報星期日生活

Monday, September 15, 2014

關於罷課,變色龍想的其實是……




近兩個星期,香港社會打起大光燈,照出兩個版本的「中學生」。

第一個版本,叫「孩子」。上星期一,周融高舉紙牌,發起「學校家長救救孩子」行動,呼籲金手指為無知羔羊指點迷津。此後幾天,反佔中大聯盟友好相繼現身——吳秋北慨嘆「小朋友面對各種誤導威脅很危險」;陳勇認為學生像「痱滋」,只有家長才知道痛;黃均瑜形容,學生現時的處境就像被黑社會招攬,「一步步逼近犯法行為的邊緣」……總之,中學生茅廬未出、乳臭未乾、腦囟生未埋,容易被慫恿、教壞、踢入會。為了救救孩子,救救香港,大人們必須用熱線勒緊子侄,阻止孩子接觸到「罷課」、「佔中」、「公民」、「公義」等大逆不道的詞彙,以免他們成為「政治陪葬品」,斷送一生前途。

另一個版本,叫「英雄」。上星期日,學民思潮舉行「中學生政改大會」,商議籌備罷課行動,有約200個中學生出席。三天後,他們公布名單,指有88間中學的學生已於校內成立政改關注組,「數目有望再增加」。遍地開花之勢,引來一眾港人圍觀。有人抱怨說「未見自己母校名字有點失落」,更多人將「未來是屬於年輕人的」奉為信仰,希望替這班學生說聲加油。在他們眼中,中學生們雖然年紀尚輕,卻懂得關心社會,更願意不計代價,為香港民主出一分力。這片丹心,當然值得尊敬。


望見這兩個版本的「中學生」,我其實有點頭痕。過去幾年,出於好奇及自虐,我跟不少中學生噴過口水、打過交道(甚至打過交)。根據觀察,他們中間確有部分熱中政治表態,落力發聲;但有更大部分人,其實像(排iPhone 6、買六合彩的)很多平凡的香港人一樣,熱愛高舉算盤,鍾情大啖花生。罷課在即,究竟一般的中學生在想什麼?求問媒體,很少找到答案。因此,我決定拋個身出去,約幾個相熟的中學生吃個午飯,「順道」打聽他們如何理解罷課。

結果周五中午,我一邊吃着葡汁雞皇意粉,一邊聽着眼前的五個中六生在吵吵嚷嚷。他們就讀的中學位列Band one,成績不算非常突出,但區內的聲譽普遍不錯。更重要的是,它在學民思潮那份名單之中,榜上有名。因此,我以為,「罷課」一事,應該在校內鬧得沸沸揚揚。

原來不然。身為飯局中的唯一女生,劉同學率先開口﹕「吓?我哋全班同學都傾過,全班都不會罷課喎。」為什麼?「Form Six先嚟罷課?你覺得自己的成績重要啲,還是香港的前路、政改重要啲?你要揀囉!」這個說法,跟學民思潮在「罷課不罷學」宣傳單張上所寫,「學生除了需要努力讀書準備考試外,也是應該關心香港未來的公民」,恰好背道而馳。公開試臨近,學業要緊,中學生們自問十分小心。至於其他年級的同學,他們自認所知不多,但一致同意校內有關罷課、政改的討論,不太熱烈﹕「係通識堂提過吓咁囉。」

 罷課?「通識堂提過吓」


校內不是有政改關注組嗎?五人卻說,知悉很多校友為此興奮,但校內同學們,其實並不知情。說到這點,劉同學的語氣有點怨懟﹕「好似拎咗個校名出去,令人誤會,而我哋唔知發生緊咩事。」李同學則表示,知道是誰成立了關注組,但也不諱言關注組「似乎得佢一個人,好難做到啲乜嘢。」學校關注組名單一出,令網民興奮,港人尖叫(「師弟妹加油!」)。但實情是種子落下,繁花未開。中學生推動罷課要遍地開花,長路漫漫。

一提起中學生罷課,社會大眾普遍肉緊。不過眼前幾位中學生卻說,其實學校、老師、家長都不算緊張。「老師係有提起,但語氣卻顯示他們其實唔太擔心(罷課)件事發生……」李同學回想,「或者他們根本都唔覺得我哋學校有人會罷課。」那家長呢?有千叮萬囑嗎?同樣沒有。羅同學用母親作例:「佢覺得你咁大個人,都無得控制你思維啦。去做(罷課)都阻止唔到。」五人之中,除了劉同學的「所有親戚都反對」之外,其他四人的家長作風都比較自由,又或者,根本不覺得子女會罷課。

 家長教師未算擔心

不過家長唔急,周融急。提起「報料熱線」,五人均覺反感。嚴同學認為,這做法「就好似班長摘名咁,『哦!你抄功課!』」,「要令人人自危」;羅同學義正詞嚴地表明,「中學生都係社會一分子,每一個人都應該有言論自由,以及參與不同活動的自由,無理由set條hotline去批鬥人,去標籤人『你佔中』囉!」連政見比較保守的劉同學也說,「我feel唔到佢哋真係想救我哋,都係想做啲嘢,畀少少反對聲音你聽啫。」嚴同學再補充:「即係擺你上枱囉。」

坦白說,這碟葡汁意粉,我吃得有點累。他們肯定不是無知孩子(能從容分析「政黨提名」的好處),但也絕非英雄(不曾也不打算參與社會運動,最接近的一次是在反國教期間繫上絲帶)。我倒覺得他們有幾分像變色龍,隨時變色,一時面紅耳赤,一時灰頭土臉,教人很難捉摸——問他們對香港將來的看法,五人的答案都是「迷惘」,甚至打趣說,「可能人人都戴上紅領巾」;但叫他們想想方法,由今天開始,救救香港、救救自己,他們又會猶豫﹕「發聲囉。」怎樣發?「唔知呀。」

例如提到「政改關注組」,羅同學期望「佢哋可以做多啲嘢,例如派吓黃絲帶……」那為何你們不加入幫忙?我質問。「唔敢去做囉。」「我哋學校管教好嚴,未必畀。」「啲人一定話你係傻仔囉……同埋大家對政改咁多意見,你都會驚。」如是者,五個學生,你一言我一語,口水幾乎淹沒葡汁意粉。

 政治無力,變色龍也變灰

臨近尾聲,我問大家是否都執著於「政治中立」?「係政治無力感囉!」羅同學少有地語重心長,「覺得無論做啲乜都改變唔到,阿爺話乜你就話乜架啦,可以點啫?(全場靜默兩秒)係咪先?好認真咁講,呢件事要好大好大的迴響先阻止到,我哋力量真係唔夠囉,高牆的確好高好高,雞蛋無得鬥。」我突然望見五條變色龍,集體變灰。

回家路上,想起這五條心灰的變色龍,我有點心痛,但不覺得他們有錯。說到底,他們無力,他們心灰,他們「中立」,全因為大人們近年也正在做同樣的事;在擁護孩子,仰賴英雄的同時,或許我們也該照照鏡,望望自己的樣子,是否有幾分像變色龍——一種眼球突出、舌頭特長、隨時變色(以保護自己)的冷血動物。

Monday, September 08, 2014

幾代人的民主



周四黃昏,民主女神像前,我捲起衫袖,翹起雙手,旁聽中大學生會發起的罷課論壇。環顧四周,盡是鮮色的拖鞋、搶眼的短褲,以及奪目的青春。我身穿恤衫,腳踏布鞋,混在其中,明顯格格不入。

五時四十分,論壇開始,穿皮鞋西褲的蔡子強神色凝重,率先開口。身為上一代的中大學生會會長,他首先談起三十年前的自己和「民主回歸派」怎樣「很傻很天真」,錯信中央承諾,以為「民主和民族兩者可以相輔相成」。他向眼前的下一代自認「於心有愧」,表明同代人需要急切反省。聽畢,我雙唇微震,心情翻滾,幾組詞語懸浮腦海:上一代、同一代、下一代、民主。

我從來不是世代論的擁躉。但這一次,我想破例由自己出發,談一點世代。



我出生於八十年代,和許多同代人一樣,近月最常參與的假日活動,名叫「去飲」。也難怪,這代人臨近(或已過)三十,許多都自動走上人生的高速公路,結婚的結婚,供樓的供樓,升職的升職,進修的進修。踏入這個年紀,我們開始遵照遊戲規則,攀爬社會階梯,更開始渴望自己的人生裏頭,有多幾件可以實質抓住的東西,例如磚頭、證書;少一點難以量化的虛浮概念,例如「爭取民主」。

請別誤會,這一代人依然肉緊民主。我們受○三七一啟蒙,後又為天星、皇后、菜園,流過不少汗水。幾年過去,這代人離開校園,進入社會,告別拖鞋,換上皮鞋。作為曾經被放大審視的「八十後」,我們望見「民主」兩個大字,雙眼依舊發光;每晚上網,我們繼續痛罵政府,鞭撻建制,大鳴大放。但談到現實生活裏的抗爭,我們開始舉起算盤,踟躕不前。也許改變的熱情仍在,但抗爭的成本卻愈來愈大,甚至開始大得我們難以承受。

我這代人習慣遊行,從不介意付出寶貴的公眾假期,步上街頭,追求民主。但當這種表達異議的方式逐漸失效,我們也就猶豫——是不是要再委身一點、激烈一點?但激烈委身的代價,我又付得起嗎?過去幾個月,我聽過十分有心的同代人說,「每天都在問自己願意走多前、投入多少精力和時間,是否怕被捕」;更聽過許多同樣有心的朋友說,「我支持佔中,但真的參與不了。」這代人不是沒想過盤坐公路,爭取民主,但面對走上了高速公路的人生軌迹,我們逐漸不知所措。

人大落閘,群魔亂舞,這一代人其實不太憤怒(至少與上一代相比),甚至有點故作漠然——不是不着緊,而是大家心底根本沒抱有太多的幻想,也不曾真正相信中央會賜予民主。也許是過往的經驗影響,我們始終堅信民眾的力量有能力改變社會,正如大家仍然反覆提及的反廿三條、反國教運動。只不過我們中間有許多人,也寧願將改變社會的棒子,交付穿拖鞋的下一代——哪管我們或許從未握緊那根棒。這代人最近怕看新聞,有時更喜歡看《香港人漂流記》,讓自己入睡前暗自猜想﹕其實趁年輕移民台灣,可不可行?

 太多人在尋求退路

這個星期,我第一萬零一次聽見有心人慨嘆「香港已死」、「這是民主最黑暗的一天」。在這一天,我倒想問同代人,也問問自己,如果不願漂流,如果仍要爭取光明,除了交棒,我們這一代究竟還願意付出什麼?

許多人喜歡用「未來是屬於年輕人的」來為自己開脫。九月一日的開學禮上,中大學生會會長張秀賢發言,表明「我們避無可避亦退無可退」,鼓勵同窗毅然面對時代的挑戰。 無退路,可能因為時代挑戰,更可能因為太多人在尋求退路。

過去幾天,民主風雨飄搖,幾乎石沉大海。走在最前,甚至嘗試出海打撈的,再次是香港最年輕的一代。他們生於九十年代,與彭定康素未謀面,對回歸前的香港沒有絲毫印象。他們知道○三七一是香港社會重要里程碑,但同樣曉得這塊石板跟自己沒太大關係,因為他們中間,更多人都是因為「反國教」而關心政治(或被政治關心)。

這一代人沒有「民主回歸」的包袱,也沒有「和理非非」的偏執。為了民主(當然他們當中有許多未必真的單純為了「民主」),他們既在網上大呼小叫,也逐漸活躍街頭,成為抗爭的中堅分子——七月二日預演佔中,被捕的511人當中,不少都是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可以預期的是,未來這段「長期民主抗爭」當中,他們的角色會愈來愈吃重。罷課是第一步,不過他們似乎也不打算為之後鋪排退路。

 大人有做好本分嗎?

周四黃昏,我在民主女神像前為學生們的拖鞋、短褲和青春感動,但同時也禁不住在想——為何年輕人永遠都是爭取民主的先頭部隊?因為「未來是屬於年輕人的」?因為他們才有時間、夠天真,可以扮演《國王的新衣》裏那懵懂小孩的角色?還是因為大人們都未曾做好本分,一邊抗拒交棒,一邊推卸責任?

這幾天,佔中策略引起爭議。為此,我翻揭戴耀廷去年的訪問,嘗試重溯運動的起點,然後發現這場運動最錯的,不是教授口中的「嚇不死中央」,也不是網民愛講的「只講不做」,而是——中年人的付出太少,年輕人的參與太多——明顯有違初衷。這不是佔中三子的問題,而是如蔡子強所說,乃需要一整代人急切反思的問題。

這個星期,有一代人明顯在哀鳴。人大一錘定音以後,方志恆感慨(「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戴耀廷擊鼓(「香港民主進程及一國兩制最黑暗一天」),蔡子強悲嘆(「這也是民主回歸派落幕的時候」);湯家驊在鏡頭前痛哭流涕,然後撰文說自己「萬念俱灰」、「心灰意冷」,過去十年從政的努力,就此付諸東流。

這種心情,我同情、理解,但同樣有保留。上一代人為了香港民主,既有心,也做過許多好事,這是《前途解密三十後》雖然遺漏但也推不翻的客觀事實。不過問題是,現在回想,這些好事,當中有許多原來都是「好心做壞事」,一代人的理想,一代人的赤子之心,被利用了,被暪騙了。

 重拾勇氣 反思自己願付出什麼

現在肯定不是冷嘲熱諷、追究責任的時候。然而,在這個波瀾壯闊的時代,前浪除了被推走(當然,實情是更多不願被推走)、悲鳴、落幕,甚至學效周永恆,自認人渣,激動道歉,究竟還可以做什麼?是繼續高舉「未來是屬於年輕人的」?還是拒絕推諉,在關鍵時候脫下皮鞋,把餘下人生奉獻馬路?我不屬於那一代,無法代答,更不想質疑。我只想上一代人在沮喪的同時,也不忘拾回思考的勇氣﹕「我願意走多前、投入多少精力和時間?是否怕被捕?」

已經上位的上一代人,是時候為下一代做點好事。去年明志的佔中十死士,本來有這樣的意思,可是中央機器一發動,十個佔中的中年——特別是從商的三個——有人疾呼「我恐懼」,有人的專欄被裁,有人被突然轉軚。上一代人是當下社會的主流,他們肩上膝下滿是包袱,要守要鬥,比起之後那幾代人,肯定更艱巨、更險峻。只是,大家願意看見高牆之下,只有短褲和拖鞋嗎?

期待幾代香港人翻滾心情,反思歷史,叩問同代。然後一同捲起衫袖,踏上征途。

Tuesday, September 02, 2014

助人以後 自救之前




星期二讀報,瞥見機構問卷調查結果發現,有近四成受訪長者,過去一星期乘車時無人讓座,求座時甚至曾被罵「黐線」,心情十五十六。兩天後,聽見(平日大概很少讓座的)田北辰再次公開呼籲,要立法規定「低頭族」抬起頭顱、遠離座位,我的眉頭自動自覺,七上八落。

這不是我們近來認識的香港人面貌。過去兩個星期,身處香港,你會發現天若有情,人間有愛:打開面書,朋友掏空冰格,勤力洗澡,既出錢又出力,不過為了呼籲世人體驗痛苦、關心病患;翻開報章,平民百姓掏心掏肺,為唐狗「未雪」震怒,怒吼港鐵草菅狗命,冷血成性,甚至發起簽名行動,打鑼打鼓,聲討罪魁。這兩星期的所見所聞告訴我們,「拔刀」已經成為香港最受歡迎的運動項目,「助人為快樂之本」明顯是每一個香港人的做人底線。

 人人化身「利他」擁躉

皺眉,也因為它與香港人素來的習性,徹底相違。一直以來,小學老師教導學生「為善最樂」,每逢「便服日」、「賣旗日」,定要打爛豬仔、慷慨解囊;大眾傳媒提醒觀眾,慈善是城中大事,必須「星光熠熠」、「萬眾同心」,將滿城歡樂、總理歌聲和捐款熱綫,直傳萬家;手機鏡頭警告網民,遇見(疑似)老人家、孕婦固然要賜座,若果不幸碰見攝錄中的鏡頭,更加要加緊步伐,飛身彈開,否則肯定成為網上人辦、指罵對象……有教育、媒體、(網上)法庭三管齊下,就算未讀過書的香港百姓,也化身成為「利他主義」(altruism)的忠實擁躉。

然而,事實擺在眼前。沒錯,有些時候,香港人會自動蹙起眼眉,做盡淋冰、救狗、買旗等人間好事,但有些時候,我們會選擇合上單眼,垂下頭腦,安坐原位,對所有(疑似)長者、孕婦、窮人、賣旗義工的呼求,置若罔聞,「你死你事」。香港人對雙頭筆、雙面獸和雙重標準情有獨鍾,早已是街知巷聞,但現在的問題是,他究竟因何變臉?什麼時候他會像月台上那不止三十八個的旁觀者一般冷血?又有什麼時候會模仿大慈善家的身影,將雪櫃的冰塊、嬰孩的眼淚,連同人性的光輝,一併(在鏡頭前)發揚光大?這堆問題,恐怕並不易答。

人類究竟是冷漠還是熱血的動物?美國心理學家Daniel Kahneman曾經伙拍同僚進行測試,他們安排兩個參加者進入實驗室,給其中一個二十大元,並告訴他,現在他有以下兩個選擇:(一)跟另外的參加者均分金錢,各得十元;(二)只給人兩元,剩下來的十八元,全部是自己的。實驗的目的,旨在測試參加者的內心,究竟會傾向(某程度上)「利人」,還是「利己」?結果恐怕出乎許多香港人意料——有四分之三的參加者都選擇與不知名的陌生人均分金錢。

實驗結果,豈不證明人類先天血液發燙,堅信為善最樂,福有攸歸?倒又未必。有經濟學家後來反駁指出,以上實驗最少有兩大盲點:(一)參加者的選擇只有「給錢」一種,當然不難選擇,但若然他們可以選擇奪去陌生人的金錢呢?情况就會逆轉;(二)整個實驗都在旁人的監察下進行,參加者自然會作出合乎道德、緊扣期望的「正確選擇」。曾經在暢銷著作Superfreakonomics引述這連串實驗的作者Steven Levitt和Stephen Dubner,總結得直截了當:「只要有效誘因,人的善惡都能被操縱」。

 助人不過為了「快樂」

換句話說,「助人為快樂之本」和「施比受更為有福」其實說得一點也沒錯,許多時候,助人不過為了「快樂」、「有福」——於是總理們高舉支票,援助災民之餘,不忘要求與藝人合照對唱;於是百姓提起冰桶,體驗痛苦之餘,也不忘拍下紀錄,轉身上載,以饗各方友好……助人,實質是自助。那麼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讓座呢?除了老人家的微笑點頭,以及後生仔的手機鏡頭,還有沒有其他誘因,讓大家身體力行,離開座位呢?可能沒有。當「不讓座」能擁抱的私欲,比起「讓座」所帶來的滿足,來得更大,大家的屁股,自然緊貼座位,聞老不動。

以上說法,難免泯滅人性、扼殺真心。但我們真正要問的也許是:為了自助而助人,究竟有沒有問題?近日拜冰桶挑戰所賜,類似的討論被擺上枱面,七嘴八舌,吵個不停——有人一盤冷水照頭淋,認定行善者只為曝光、貪玩、跟風,千方百計也要聲討;亦有人將「起碼幫到人吖」視為堅固盾牌,迎接冷水,抵擋亂箭……誰是誰非,一時之間明顯沒有確切答案。

一星期過去,冰溶了,雪化了。熱潮遠去,倒讓人禁不住在想:撇去個人私欲,就當讓座、救狗、淋冰水,都是值得歌頌的好事,但除了以上這些,在這個「愛」字氾濫卻又缺乏的年代,如果要繼續愛長者、貓狗、病人,我們還可以做什麼?「關愛座」沒有保障是鐵一般的事實,那長者退休後的生活呢?又有沒有保障?動物在城市行動,以至生存的權利呢?各類病人求存的尊嚴、權益呢?行善是覺醒、關注的切入點,但我們絕對不能就此滿足,在起點線駐足,反而要將銳利的目光,由個別的「不幸事件」,轉移到集體的現象,並藉此尋找真正值得批判的體制,揪出必須鞭撻的真兇。

 毋須助人,只要自救

我不喜歡站在高地俯瞰眾生,也不認為,為了曝光、貪玩、跟風而助人有太大問題。不過在「自助」以後,我們同樣要問自己,若然要真正在這個城市活得「快樂」、「有福」,買旗、淋冰、讓座、做義工,是否就足夠?若不,香港還欠什麼,我們如何自助自救?

醞釀多時的終極(保守)政改方案即將揭盅,筲箕就在頭頂,佔中如箭在弦,很難不讓人心情十五十六。在這歷史關頭,香港人是冷漠還是熱血?是蹙眉還是閉目?以上問號,就取決於你我的一念之差。這次我們毋須助人,只要自救。


刊於20140831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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