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角場與立法會——球賽完了，何去何從？

香港人，許久沒這麼鍾情「睇波」了。

眾所周知，這活動一直只是忠心球迷（如我）的深夜嗜好。可是近日，就連不明白「廿二個人追一個波有乜好睇」的朋友，也興致勃勃，回溯胡國雄生平，欣賞林嘉緯腳法，高呼「自己人撐自己人」，甚至追看直播，探討「裝越位」失敗的慘痛結果（輪流發出哭泣聲），學習點算「豬一般隊友」的數目（恰好組成三支球隊）。總之，全城狂熱。

狂熱，全因過去一星期，香港上演了兩場精彩絕倫的「球賽」。廣大百姓放大瞳孔，並肩欣賞。過程峰迴路轉，觀眾呼聲震天；完場後人人笑不攏嘴，鯨吞花生。然而幾天過去，發叔疲勞，水塘乾涸，大家狂歡過後，始終要面對一道問題﹕

完場以後，我們何去何從？

*

第一場波，主角是「香港足球」。

香港人曾經心愛香港足球。這星期胡國雄離世，再次提醒我們香港大眾與足球交往的歷史——30年前惜敗北韓的苦澀、20年前戰勝中國的狂喜，在大眾媒體的挑撥下，逐一浮上枱面，歷歷在目。大家對「大頭仔」有感情，對「五一九」有感覺，多少證明那個時候，「自己人撐自己人」不是球場口號，而是集體現象。

後來的故事大家明瞭﹕自1980年代起，香港足球走向下坡，雖然偶有閃光（例如在東亞運為曾蔭權帶來「今年最開心一日」），但也掩蓋不了世界排名持續下跌的尷尬（已經低過不丹），還有本地賽事場面的冷清（港超觀眾今年場均一千，已算不錯）。香港大眾，早已懶理香港足球。

響應港人身分 中足「誤推」海報

豈料過去十天，旺角大球場紅旗兩度升起，示意全場滿座。星期二晚，港隊對陣馬爾代夫，場內球迷高掛橫額，你一句「勁揪」，我一句「加油」，氣氛澎湃；場外有中年大叔重施失傳多年的爬樹舊技，窺看比賽；更多球迷盤踞家中梳化，扭開電視，收看直播，為港隊吶喊助威。

毫無疑問，大眾對球賽的狂熱，比起球賽比數（兩球淨勝），更加令人意外；香港人華麗轉身的現象，也比球賽本身更加引人入勝。

奇觀狂熱，究竟如何煉成？走進旺角場，我們至少可以窺見現象背後的兩大因由。

一、政治。不管各地足總怎樣竭力阻止政治進入球場，甚至因而雷厲風行，審查橫額，嚴懲搞事，卻始終改變不了一個事實﹕足球，本身就是政治。尤其在國際賽場，球場上除了是兩支球隊血汗交織的技術較量，更加是國族和身分的一場混戰。香港球迷蜂擁入場，同樣響應身分政治而來——因此尚未開波，大家率先狂噓國歌；港隊入波，全城一同疾呼「我愛香港」。足球拉扯本土意識，本土意識牽動情緒。

二、意外。當然我們也要知道，香港本土意識的構成，向來多靠誤打誤撞。這次港隊揚威旺角場令全城雀躍，無疑是身分認同的再次反擊，但整個反擊的過程，說到尾還是一場意外——要不是中國足總「不慎」設計出一款別具層次的海報暗諷港隊，香港人會否團結一致，入場大叫「唔好畀人睇死」？當然不會。

兩戰兩勝無疑是好開始，但誠如港隊教頭金判坤所言，這本來就是球隊目標，就算達成也毋須過分亢奮。完場以後，擺在全港球迷眼前的，是「大敵在後頭」的事實——兩個月後，港隊就要北上挑戰宿敵中國，戰術上是攻是守，還待有心人從長計議。30年前我們勝過一次，如今實力懸殊，唯望港隊人人化身胡國雄，技壓國足，創造奇蹟。

民主波勝敗 事關全民福祉

其實就算港足輸了，也沒太大所謂。畢竟足球是身外之物，沒能晉身世界盃，我們生活依然如常。

但第二場波卻不然。它跟全港市民的福祉息息相關，也因此「球賽」雖然已經打了30年有多，但大家依然無比肉緊——這場波的主角，名叫「香港民主」。

香港人一直追求香港民主。1980年代開始，知識分子打正「民主回歸」旗號，教育全港市民，在自由、法治和賺錢以外，還要追求民主。此後多年，有心人走進議會，推動改革，過程中贏過幾仗（九一直選、肥彭方案、○三七一），也試過慘敗收場（直通車告吹、人大釋法、八三一決定）。許多香港人曾經深信，只要萬眾一心，構建大台，一邊在制度裏促成政改，一邊在制度外抗爭，這場「球賽」，我們終於會技壓中國，創造奇蹟，奠定民主。

後來我們發現一切只是一廂情願。八三一後，香港民主走入死胡同。制度內的深耕細作，換來名不副實的「普選」方案；制度外的佔領抗爭，波瀾壯闊，卻始終徒勞無功。於是，由佔領清場一刻到這幾天前，香港百姓對「香港民主」早已不抱期望。就算本星期立法會上演終極一戰（名叫「政改表決」），大家也不過視為例行公事。面對趁機走進立法會的幾百警察，以及敵方僱用的場外球員（號碼由1至200），大家只是輕輕一笑，然後轉身，繼續參與「誰是二五仔」競猜遊戲。

政治意外 民主路得益否？

豈料周四下午，形勢峰迴路轉。本來無甚驚喜的一場球賽，因為一句「等埋發叔」而高潮迭起。泛民陣營以28:8大勝，為政改鬧劇拉上布幕之餘；就連此前漠不關心的廣大「球迷」，也陷入狂歡。此後兩天，人人腹肌抽搐，處處流傳笑話。毫無疑問，大眾對「球賽」再次狂熱，同樣出於兩點原因。

一、政治。老實說，因為建制派的「隊形」，過去30年來，「爭取民主」和「香港政治」向來都是悶戰一場。但這一次，廣大球迷終於有幸目睹建制隊形崩潰，有人離場，有人呆倒，有人投票，「越位陷阱」因而變成自掘墳墓。看見對方球員在完場後如何悲痛（「我睡不着」）、不安（「我怕中共嬲」）、內疚（「我有好大責任」）、憤怒（「戇居」），全港有良心的觀眾，無不心情舒暢。

二、意外。過去30年，球場上的每次意外，都為「香港民主」帶來進帳——六四屠城，令民主陣營成形抬頭；彭督方案，讓港人體驗（變相）直選；董伯不濟，群眾運動就此萌芽；警方催淚，雨傘一代就此冒起。因此這次建制意外潰敗，同樣令人浮想聯翩﹕中共會否大怒？梁振英會否腳痛？建制會否內訌？政改會否重啟？泛民區選會否有起色？一切看似美好。

要贏波 靠球員更靠自己

問題是，這場「球賽」我們真的勝出了嗎？足球是貨真價實的零和遊戲，但政治不是，建制蝦碌從不代表泛民得利。更重要是，政改否決本來就是預期結局，我們其實沒贏也沒輸。鬧劇散場以後，真正對手——中國——還在後頭。如果制度內的30年爭取證實無效，制度內的79天抗議也無功而還，那麼「香港民主」這場波，我們如何踢下去？又該打什麼戰術？

是攻取議席也好，是守擋赤化也好，我們都不能否認，這是實力懸殊的一戰。正因如此，要打好這場波，我們再不能單靠場上球員（或議員），而要依賴自身（又名「公民社會」）。未來我們要面對的，不是兩回合的球技較量，而是日以繼夜的生活角力；不是球場上的零和遊戲，而是滲透各個層面的攻防戰爭。

為了民主，這場球賽刻不容緩，有心球迷笑埋發叔後，就麻煩多作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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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有一雙手

星期五晚，看到藝人劉浩龍在facebook上載照片，我雙手發抖，內心有愧。

照片裏頭是一雙髒手，指甲綑滿黑邊，指縫滿佈污垢。照片下方寫着劉浩龍的親身經歷﹕話說他光顧麵店，一邊吃麵，一邊瞥見對面食客的骯髒雙手，於是心裏不安，多吃兩啖，就「宣布投降」，一走了事。

當晚，這張照片在網上廣泛流傳，潔癖藝人化身過街老鼠，全城喊打——網民痛罵他不尊重基層，明顯是思覺失調；工人自拍雙手，以行動證明西諺Dirty hands make clean money乃絕對真理；媒體點火又煽風，報道裏不忘諷刺劉吃「拖鞋飯」；品牌看準機會，抽水討好世人，順道宣傳自身……全城協力，最後逼得罪魁禍首劉浩龍刪去照片，鄭重道歉。毫無疑問，這個「人渣現身-全城追捕-罪人道歉」的過程，乃港式公義的（再一次）明確彰顯。事情告終，廣大百姓理應放鬆心情，安然入睡。

但這一夜，我睡不着。然後，在牀上輾轉的過程中，我想起好多好多雙手。

先想起自己的手。其實不用對面食客以行動提醒，我也知道自己的雙手並不好看。多年來我雖然緊遵母親吩咐，勤加洗手，因此指甲並無黑邊，但長大後我跟許多精神緊張的香港人一樣患上相同惡習——喜歡摧殘指甲，紓緩壓力。因此每次照鏡，我都發現自己的雙手跟照片裏那雙一樣，毫不好看。那夜看到劉浩龍嫌棄髒手，我和許多人感同身受，同遭傷害，自然輾轉難眠。

但更教我睡不着的，是因為我也嫌棄過那許多許多雙手。譬如說，路過公園看見露宿者那雙久未清洗的手，我會不自覺地加快腳步；走進鬧市，遇上精神似乎有點問題的朋友向我揚手，我會索性繞個大圈逃離現場。安老院裏那些陌生老人抖動的手，會令我微微不安；街上公開挽着一起的同性之手，也會令我不期然眼眉蹙起，嘴角微揚。

而印象中，對於上述那一雙雙手，許多香港人的反應比我激烈許多。對於露宿者、精神病人、新移民、殘疾人士、老人家、同性戀者、基層工人這些少數，群眾取態往往隨風搖擺。香港人有時聲討劉浩龍狗眼看人低，讚揚地盤工人默默耕耘，有時又會視國泰空中服務員為搞亂秩序的禍端，甚至直斥他們貪得無厭，「唔鍾意咪唔好做囉」；有時為陳志全在地鐵受辱而忿忿不平，痛罵大嬸用詞太離譜，有時身邊出現同性戀者，又憋不住竊竊私語；我們口裏會關心精神病人的情况，但在火車上遇上只穿內衣的中年女人，大家的反應是舉起手機，公諸同好；劍橋護老院的長者慘况令港人心碎，但日常生活上大家繼續嫌長者阻住地球轉，視之為社會負累、家庭負擔。

內心與劉浩龍沒兩樣

所以某程度上，許多香港人的內心跟劉浩龍其實沒有兩樣——劉浩龍說自己有潔癖，又患有（眼睛）敏感症，看見黑邊會食慾不振；香港百姓不是人人有潔癖，但對於性格、外表、行為、取向跟自己不同的少數，許多人都會心情敏感，恨不得他們是指甲黑邊，一剪了事。到最後，兩者的分別，只在於劉浩龍是公眾人物，更出奇地毫無身為公眾人物的警覺性，竟然比一般人更加斗膽，將這份對於少數的嫌惡，公諸於世、宣之於口。也許，沒有誰比誰更加高尚。

劉浩龍上載的照片，教我想起一本書。那夜睡不着，於是起牀取書，埋首細讀。那本書由社會學家John Berger於一九七五年所著，名叫A Seventh Man。於七十年代的歐洲工業國家（例如德英），每七個工人當中，就有一個是非歐籍的外來勞工。這班工人無名無姓，輪廓模糊，雙手沾滿機油，指甲綑滿黑邊，都是教劉浩龍難以下嚥、食慾不振的社會少數。

社會裏的七分之一

但John Berger卻把視線投向這七分之一。他跟攝影師Jean Mohr合作，訪問這班工人，記錄他們的名字和故事，拍攝他們的生活照片，述說這少數何所來、何所依，之後又何所去。書裏一百五十幀有黑邊有血汗、更有名有姓的黑白照片，是當刻歐洲社會少數的如實紀錄。

對於香港人來說，這書或許喚不起太多感覺。我們在獅子山下相遇上以後，絕少再有流離失所，更毋須離鄉別井，成為別人家裏的七分之一。但對自家門口的七分之一，我們又如何看待？A Seventh Man記錄戰後歷史，分析資本社會，但最最核心的，還是一種對社會少數的關懷——面對跟自己截然不同，雙手骯髒，滿臉泥濘的陌生人，卻願意盤膝而坐，細心傾聽，理解對方的來歷、困境，以至其獨一無二的故事。

讀後，我雙手發抖，內心有愧。身處香港的我們，對社會裏的七分之一又是如何看待？坦白說，道理我們人人都懂——要尊重性小眾，愛護老人家，關懷露宿者，接納新移民，還應該記得，記得記得跟基層工人一同吃飯，欣賞他們為社會付出的血與汗……也因此，我們自告奮勇，痛罵一切有違上述原則的生物——例如地鐵阿嬸，以及髒話阿七。對於這類社會公敵，我們甚至發明了一套對付的方法，每逢人渣現身，我們準會發起全城追捕，攜手抽水，最後逼得罪人道歉，顯彰港式公義。

除起底抽水 還可做什麼？
但老實說，對社會少數而言，我們的所作所為（例如鞭打過街老鼠），究竟會帶來什麼真正的幫助？如果沒有，那麼你我這雙乾淨的手，除了起底和抽水，還可以做什麼？對於社會裏碰口碰面的A Seventh Man，我們會否願意盤膝傾聽，了解對方的來歷、困境，及其獨一無二的故事？再進一步願意感同身受，握着對方或骯髒或乾淨的一雙手，為之爭取更大的權益？無論性小眾、老人家，抑或基層工人，都需要你我伸出雙手，抖着前行。

刊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5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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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那些年——流行文化的中年危機

「係喎！有無錄到《華麗轉身》？」開場前，後排的婦人突然在座位驚呼。「一早錄咗啦！」她身旁的丈夫，不徐不疾地回答。「話時話，今晚呢場有無阿姐？有就好喇！」後面傳來的，又是那位阿姐的聲音。

星期一晚，獨個兒到紅館看「顧嘉煇榮休盛典演唱會」。入場前，手執門票，身陷人潮，心情已經異常矛盾；入場後，不小心聽到這對夫婦的真情對話，內心更是翻滾，差點（毫不華麗地）轉身，滾下紅館長樓梯。

心情矛盾，因為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會在這裏出現——正確來說，是擠在這群對阿姐出場翹首以待的中年男女中間，出席一場由鄭少秋、汪明荃、葉麗儀、陳潔靈、仙杜拉、關菊英、張德蘭等擔綱演出的演唱會。當晚的紅館，有如星期日大清早的茶樓，席上盡是五六十歲開外（且喜歡《華麗轉身》）的觀眾，很偶爾遇上一兩張略為年輕的臉孔，也多為了「孝順長輩」而來。身處其中，確實渾身不自在。

香港中生代懷舊大派對

當然，年輕人集體缺席，不僅因為料到紅館會在一夜間變成香港中生代懷舊大派對，更加因為大家對於「顧嘉煇」、「傳奇」、「金曲」，根本毫無感覺。上一代說阿姐是傳奇，這代人說是「過氣」；中年人讚嘆煇哥筆下首首金曲，後生仔不忘在金曲前面加上「老餅」二字。對我這代人來說，《啼笑姻緣》主唱者不是仙杜拉，而是陳小春；《風雲》的歌手也不是仙杜拉，而是劉青雲；陳潔靈不是歌星，而是老師（Miss Chan Chan）；汪明荃是（阿姐級）歌星，但同時是「經過那些年」的（走音）歌星。在香港流行文化的領域裏，兩代人注定隔着一大條鴻溝。

但最後我還是撲飛入場（雖然據聞十二場門票一早賣完），原因只有一個﹕好奇。我向來喜歡香港流行文化，但很不幸，到我懂事的年頭，人人都說港式流行的輝煌年代經已逝去，留下只有無盡的嘆息，和極長的尾巴。如今霑叔已歿，煇哥榮休，對於這道尾巴的源頭，以及為這源頭而蜂擁入場的萬千（乘以12）中年觀眾，我很難不感到好奇。為此，我願意走進紅館，強忍（後排）驚呼，帶備（有色）眼鏡，放長雙眼，拉直雙耳，學習鯨吞「傳奇」，硬食「金曲」。

金曲有幾金？ 傳奇有幾奇？

結果教人意外。那夜在紅館，我竟然跟後排阿姐一樣，驚呼連連。過程中，除了眼界大開，耳窩出油，還有3點發現﹕

一、觀眾相觀。演唱會是顧嘉煇的榮休盛典，也是全場中生代觀眾的集體回望。當熒幕顯示無綫借出的陳年電視劇片段，他們會一同驚呼﹕「李司琪好後生！」當張敬軒唱《摘星》，他們會一同質疑﹕「無Danny唱得咁好！」當演唱會尾聲《獅子山下》的前奏響起，他們會全身震動，然後將私伙人生、煇哥生平和香港故事湊在一起，齊心合唱……毫無疑問，當晚在紅館上演的，乃呂大樂筆下香港第二代人的一次集體相認。

二、金曲很金。坦白講，當晚在紅館響起的歌曲，十居其九我都不懂得名字，但音樂一奏，感覺就來。這些歌大部分比我更年長（最老的《啼笑姻緣》已過不惑），可是出奇地我全部聽過，甚至懂唱。身旁的大叔更加厲害，全晚張大喉嚨，一人分飾十三歌手，由第一首歌的第一粒音，唱到第三十首歌的最後一個音符，親口示範金曲有幾金。很明顯，這些歌（連同與之相關的電視劇集）是香港流行文化的集體源頭，更是一代港人的私家回憶。

三、傳奇很奇。我自命年輕，對於各式各樣的傳奇（又名「老嘢」），向來少有好感。但當晚在紅館，我目擊接近失明的葉振棠在台上悠然漫步，任笑聲送走舊愁；也聽見葉麗儀狀甚輕鬆地運用巨肺，演唱CD版的浪奔浪流；還看到年近七十的鄭少秋扮印度王子，站在舞蹈員肩上擺甫士……當然，他們中間部分說話（「2017，一定要得！」）、某些歌聲（「做個勇敢中國人」）注定刺耳，但對這班用盡氣力，合力炮製出一場出色港式演唱會的「老嘢」，我很難不佩服。

演唱會精彩，理應令人心情舒暢。但離開紅館，回家（趕着追看《大時代》的）路上，我的心情卻竟然跟入場前沒有兩樣——矛盾，而且忐忑。

昨天的輝煌 今天的老本

無可否認，這場顧嘉煇榮休演唱會，教我們確認一個事實﹕就算《華麗轉身》如何難看，「經過那些年」的唱腔如何嚇人，香港的流行文化都肯定輝煌過。它曾出產多少今天經已鍍金的文化瑰寶，也炮製一個又一個令人拍掌驚呼的港式傳奇，更加出乎社會學家意外地，成為一代香港人的集體記認。這份輝煌，令後面阿姐尖叫，使台上阿姐自豪，觀眾們理應收貨。

問題只在於，昨天的輝煌，成了今天的老本。30多年前，觀眾們為阿姐喝采，為劉松仁動心，也視「獅子山下」奉為香港精神；30年後，打開電視，繼續是阿姐主唱，松哥主演；最矚目的文化話題，是23年前的《大時代》；港視最新的劇集，是打正旗號模仿《獅子山下》的《歲月樓情》。今天的香港流行，依賴的，竟然仍是30多年的老本。

當然，只要觀眾們願意（事實上亦然），媒體話事人絕不介意繼續咀嚼老本，複製傳奇，重唱金曲。《大時代》播完，電視台可以重播《他來自江湖》、《網中人》、《真情》；顧嘉煇正式退休，但《Sunday靚聲王》大可繼續靚聲，有心人也可繼續在紅館舉行香港中生代派對，讓一眾港人「重回那天暑假」……毫無疑問，觀眾的眼球、鈔票，定必奉陪到底。

但10年後，20年後，甚至30年後呢？到這班中生代退下來，老本還能吃下去嗎？傳奇的尾巴又能持續拖長，直到永遠嗎？更重要的是，我們是否願意看見大家曾經心愛的流行文化，就此活在昔日的輝煌之下，自我重複，不住打轉，最終湮沒在終於乾涸的老本裏面？

倘若香港流行文化是一個會行會走的人，成長於70年代的他，大概當晚紅館九成觀眾一樣，已經步入中年（危機）。作為新一代的觀眾，我們可以指着鴻溝，高聲恥笑；但更好的方法是左右開弓﹕一方面認識傳奇，傳唱金曲，了解歷史；另一方面指着媒介話事人的大鼻，大聲疾呼，提出訴求﹕我們不要輝煌老本，也不要求華麗轉身，只希望港式流行告別尾巴，重新上路，踏實前行。

否則經過這些年，我們將會一同目睹香港流行文化（毫不華麗地）滾下樓梯，永不超生。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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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真阿媽

　今天是母親節。作為孝順子女，我絕對應該公器私用，數算母親優點，歌頌養育親恩，然後帶媽媽上六星級酒店吃據說要六百元一位的自助午餐，再雙手奉上康乃韾、按摩椅，以及挑選老婆的權利。三歲小孩都懂得唱，世上只有媽媽好，所以大時大節（尤其是母親節），所有由母胎出生的生物必須聽聽話話，服從命令，視母親為最高權威，將其說話奉為絕對真理。

　但以下文章，恐怕要讓天下母親失望了。在細數母親功績，高歌一曲《真的愛你》之前，我想先回到一個基本的問題：誰是我阿媽？

　中央是我媽？

　請天下母親暫且收回藤條。作為家中孝子，我當然知道母親是誰。但作為香港人，這年母親節大家注定一同頭痛：我們要孝敬的，究竟是哪一位母親？最近一年，多款「新興阿媽」輪流現身，於城市論壇、旺角街頭和報章頭版嶄露頭角，反覆搶鏡，誓要將廣大百姓變成膝下子侄，說服大家，「世上只有媽媽好」是毋庸置疑的金科玉律。

　第一個媽，名叫（中國式）「大媽」。上星期日中午，在電視看《城市論壇》直播，討論「粗口究竟有幾粗」這個文明社會的大難題。台上有「社會（的）工作者」何君堯裝作道貌岸然，指點眾生；台下大媽接力（如穿校服裙那位），一時用粗口辱罵學生講粗口，一時以納稅黨發言人自居，說大學生行歪路，講粗口，會令天下有份交稅的家長雙膝發抖，頭冒冷汗，最後苦口婆心，稱若大學生再不生生性性，安坐班房，遠離廣場，繁榮香港恐怕就此沉淪，萬劫不復。

　這類觀點，大家屢見不鮮。這類大媽，我們近年也見過不少，於佔領街頭、撐亞視集會、美孚政改騷，都會遇上她們的身影。未行動之前，她們的衣着打扮無異於一般媽媽；但一旦熱了身，她們準會立刻變臉，撐大嗓門，斥罵眾生。她們嘴裏永遠有種「我食鹽多過你食米」的氣焰，思維也貼近封建傳統，左一句「家和萬事興」，右一句「家衰口不停」，當社會有異樣，她們自覺要做好大媽本分，嘮嘮叨叨，感化「子女」。

　第二個媽，名為「慈母」。上星期一，警務處長曾偉雄正式退休，談到任內警隊民望插水一事，他揶揄說，「若問綁匪警民關係好不好，他們當然會說不好」，聽得全港綁匪一同火冒三丈。在這位前一哥眼中，警察就如全港市民的共同媽媽，有些時候母親會擠出慈母容貌，用身體阻擋攻擊，就像保護兒女一樣；有些時候慈母會變臉，以警惡懲奸為名，高舉手中棍，擊打身上傷，藉此清理門戶，執行家法，維持倫理。

　跟將輩分掛在嘴邊的大媽不同，這班「慈母」最重視的，是自身的權威。你投訴他們以暴力清場，慈母一句回應，「我們有這樣的權力」；我們抱怨警察持雙重標準，厚此薄彼，慈母反駁說，天下母親都有苦衷，家務忙碌，偶爾發狂、合照，以至毆打，也是人之常情。在他們眼中，「慈母」的重點不在於她有多慈祥，而在於其母親身分，不容侵犯，不許挑戰，是至高無上的權威。

　第三個媽，遠在北京。上周末，陳智思落區宣傳政改，遭市民諷刺「中央幫你娶老婆」，陳馬上回應，即是「阿媽幫我揀」；事隔幾天，吳亮星於立法會重提「中央即阿媽」的論調，直言「中央是想香港好，即是媽媽那樣的心態」，而母親節將至，香港人究竟「信不信媽媽」？對於媽媽幫忙選老婆，吳亮星甚至大聲叫好：「不嬲幾千年都有這情况。」比喻一出，聽得全港百姓膽戰心驚。

　假阿媽只要求服從

　「中央是我媽」的說法，同樣從不新鮮。上一次政改爭議，政府在電視大賣廣告，勸說市民「信任令夢想成真」，片段中的母親對於女兒的要求，貼心回應，再配以動人背景音樂，旨在告訴港人，中央是所有香港人的共同母親，而作為母親，它無微不至，貼近心跳，只要大家予以信任，母親自會為大家設想，炮製（她心目中的）華麗新衣、完美方案。「我做乜都是為你好」是這個阿媽的口頭禪；「阿媽永遠是對的」更是這頭家的首要家訓。

　最近一年，這些阿媽三管齊下，一時「家和萬事興」，一時「我有權維持治安」，還有些時候，「做乜都為你好」，壓得全港百姓喘不過氣。老實說，這三種阿媽確實有齊香港母親的特性——嘮叨、兇猛、慈祥、操縱。但無論怎樣說，她們都不是我們的媽媽。因為跟真的媽媽相比，她們欠缺了一件東西。

　老實說，你我的媽媽，或許都有齊以上三位「母親」的特點。她會警告我們尊師重道，少講粗口；我們犯錯的時候，她或會出言責罵，甚至出手責打；面對我們人生中的不同抉擇，媽媽必定有她的取態，她希望我們讀那科，做那份工作，娶那樣的老婆，問原因，她會說：「我為你好啫！」但除此以外，在你我媽媽身上，還有一件獨一無二的物件，名叫「愛」。因為愛，所以她管我們，甚至想替我們揀老婆；但也因為愛，所以就算我們說了粗口，犯了大錯，甚至一意孤行，娶了不合媽媽心意的太太，她依然會當我們是她的子女，繼續去愛。

　當然，假的阿媽也很喜歡跟香港人說，我們也愛你（並請你愛我們愛港愛國愛黨）。但母愛不是掛在嘴邊的絕對真理，而是日以繼夜的身體力行。我愛我媽，不單因為懷胎十月的憂戚與共，還因為此後廿多年的不停照料，無微不至。至於最愛將「輩分」、「權威」、「血緣」放到最大的三位阿媽，坦白講，香港人根本不可能有感情，更不可能就此被說服，跟她們共度母親節，歌頌親恩——那他們為何仍然要以「阿媽」自居？

　因為「媽媽」對子女有所要求。假阿媽口裏會說「愛」，說「為你好」，但撕去表層說話，自會發現她們真正要求子女的，從來不是愛，而是服從，而是聽話。所謂的愛國，愛警察，愛建制，說到尾也只是要求大家遵從她的命令，視她的標準為唯一真理，並接受她為你打點的一切一切（例如一個擺明是假的普選方案）。

　真阿媽以真愛回應

　至於真的媽媽，口裏要求子女服從，希望全家聽聽話話，每逢母親節，最好帶自己吃六百元一位的自助午餐，送上價值萬元的按摩椅子。但撇去表層吩咐，每一個母親心裏最渴求的，從來都只是你和我以真愛回應。做母親永遠是最難做又最孤獨的「職業」，我們不要做節日子女，要細水長流；我們不要只唱《真的愛你》，更要真的愛你。

　願天下母親快樂健康，更願香港市民唾棄假媽媽，認清真阿媽，然後毫無保留，奉上真愛。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5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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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雞為鴨，開騷了

周三早上，政府公布「一定要得」（音﹕duck）政改方案，政府高官、建制中人，個個丁蟹上身，顛倒是非，指雞為鴨，聽得人心情納悶。同日傍晚，政改三人組（以及神秘嘉賓梁振英）在美孚擺下擂台、空櫈，替為期兩個月的政府民意騷揭開序幕（又名戰幔）。看見大媽跳舞、阿婆撐場、豺狼送禮，大家不單心情鬱悶，更加自挖雙目，刺穿耳窩，以免影響心情。

擺明作假的政府騷

當晚，我在荔枝角，一邊在手機閱讀報道，一邊在心裏踟躕不前﹕究竟好不好多坐一個站，到現場直擊這場情緒（及謊言）遍地、符號（及路姆西）亂掉的一場大騷？結果，才想了半秒，就有了答案。於是連忙跳上地鐵（往中環方向），遠離大騷，飛身歸家。

請別誤會，我從不是「以和為貴」的擁躉。之所以避開大騷，原因很簡單：這是一場擺明作假的政府騷。

對於「騷」，香港人向來容易心動。每次這地方有騷好看，不論選址於西洋菜南街、紅磡體育館，抑或是客廳電視機，群眾例必拋開矛盾，魚貫排隊，專心觀看。過去一周，我聽見不少朋友放下對無綫的不共戴天之仇，晚晚亮着（本已封塵的）電視，撐着眼袋，重溫《大時代》，翌日交換劇評，一同驚呼﹕「編劇好神！」「玲姐好靚！」「丁蟹好癲！」以及最重要的一句——「好好睇！」香港百姓喜歡追劇，迷戀看騷，從來不是新鮮事。

偏偏有兩種騷，多年以來，一直是香港的票房毒藥。一旦上映，場內場外不僅呵欠連連，更加髒話橫飛，萬箭齊發。

名不副實的假致敬

第一種騷，名叫「假騷」。上星期日晚，一年一度的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如常舉行。這類年度大騷，星光熠熠，地氈長長，而且大義凜然要「表揚對香港電影有傑出貢獻的電影從業人員」，照理不難打動群眾，俘虜眼球。然而由典禮開始直至結束，全港觀眾卻有違常態，甚至不約而同，破口大罵（只有劉青雲和黃秋生倖免），原因只有一個：假。

假，因為它的內容跟口號不符。觀眾以為金像獎乃認認真真看待電影的嚴肅場合？偏偏台上有陳小春示範何謂業餘，何謂毫不認真。以為頒獎禮的舉行，為的是表揚默默耕耘的電影工作者？偏偏連獲得提名的張雪芹，以及電影《點對點》，也被主持「林咩咩」輕蔑忽視，最終真正獲得「表揚」的，還是小圈子裏的那些人。以為台上嘉賓必定尊重電影，尊重文化？偏偏吳君如帶頭妄自菲薄，自言不懂蕭紅，只懂金雞。顯然，這是星光熠熠的年度大騷，又是名不副實的一場假騷。 如此假騷，引來百姓掩臉、全城哄動，也順理成章。
市民不信任政府

注定人人反感的第二種騷，名叫「政府騷」。過去多年來，香港人見識過林林總總的政府騷，年代久遠的有財爺唱歌、「雞珍」食雞、董太洗手、煲呔「起錨」；比較近期的有官員洗街（並堅持了幾分鐘）、梁振英落區（並有一眾口罩青年在旁護航）。這些騷，口號動聽（「凝聚民意」），劇本用心（梁振英「驚喜」現身），演員賣力（林鄭嗌到聲音沙啞），卻永遠無法感化百姓，原因也只有一個：市民根本不信任政府。

民望低迷的政府，得不到百姓信任，永遠辦不好一場騷。五年前的今日，曾蔭權除掉煲呔，放下身段，走入人群，在鬧市埋身肉搏，大派傳單，高喊口號，弄得面紅耳赤，青筋暴現。但如此賣力，結果卻是平民冷對（「阻住做生意」）；青年恥笑（「起錨就是超錯」）。整場起錨大騷，因為民心偏離，注定沒有好結果。政府騷，從來不是好東西。

這幾天，以「一定要得」為名的新一場政府騷，又告展開。老實說，面對這台體型龐大的政府宣傳機器，除了小部分人堅持初衷，圍堵官員，追擊特首，剩下來的香港人，大部分心情納悶，感覺淡然——因為未來兩個月將會持續上演的這場騷，有齊票房毒藥的兩大元素：它既是官方指定的例行公事，又是表裏不一的虛假盛事。

「一定要得」乃政府騷，這點肯定無人異議；但它如何作假？當中也可分為兩個層次。

一、內容虛假。曾蔭權喊「起錨」，是無謂，但起碼觀眾、情緒，都真確無誤。五年後在美孚，有人影到現場觀眾乘坐旅遊巴，集體進場；又有記者發現，所謂的「當區居民」，竟然自稱住在十三期（美孚新邨只有八期），很難不令人懷疑，整場騷不過是大龍鳳；周六下午，三人組坐在開篷巴士上層，宣傳政改，場面同樣教人不解﹕究竟有多少市民，真箇能夠從這種「離地宣傳」，得知政改方案？

二、目的虛假。如是者我們不禁質疑：既然宣傳成效頓成疑問，那官員們為何還要耗費人力，堅持落區？既然明知自己的現身，定必牽動示威者情緒，導致髒話齊發，揮春亂飛，那梁振英何以仍要擔任神秘嘉賓，送上蜜糖，迎接中指？很明顯，「宣傳政改」不過是幌子，這場政府大騷的真正目的，在於挑動矛盾，引起混亂，令游離民意（為免添煩添亂）投向政府，施壓泛民。

這場假騷的目標，沒錯是爭取民意，但真正在推銷的，卻不是「袋住先」政改方案，而是一個保守、安定、潔淨的（偽）完美社會。

提醒同路人切勿彎腰

問題又來了，面對擺明不懷好意的一場假騷，我們應該如何是好？表面看來，既然這場民意騷的對象並非我們，那麼為免影響心情，大家絕對應該自挖雙目，刺穿耳窩，把政改宣傳視為天大笑話。作為心清眼亮的香港人，我們只需要將全副精力花在廿七位泛民議員上面，確保他們腰骨挺直，軚盤鎖緊，否決方案，不就大功告成？

也許未必。請不要忘記「一定要得」既是弄虛作假的爛表演，又是深謀遠慮的民意戰。在未來兩個月，政府將會聯同一眾建制力量，學效丁蟹，用盡手段，顛倒是非，指雞為鴨。爭取也好，騙取也好，整副機器的最終目標，就是叫民意站在政府一邊。

作為「民意」的其中一點，我們的首要任務，固然是明確表態，同時提醒同路人（特別以湯家驊為首）潔身自愛，切勿彎腰；但同樣重要的，是站在政權對面，跟官員作民意爭戰——你可以花大錢，賣廣告，搞爛騷；我們同樣可以口耳相傳，勸說身邊人（尤其是長輩）「袋住先」的禍害——特別是政改方案的優劣，根本與香港社會的「亂象」（例如佔領）毫無關係，請他們勿受政府蒙騙。

當然你或許會說，八三一後，要說的話老早說過，他們就是不聽，還可怎樣？也許是的。身處大時代，丁蟹橫行，歪理當道，有心人難免心情納悶（只得寄託《大時代》）。但在政改大騷終於開場，民意戰鼓已經擊響的當下，在圍觀看騷和寄望泛民以外，這，或許是我們唯一可做的一件事。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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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記結業 與我何干

上個周末，路經沙田新城市廣場五樓的麥當勞，瞥見店內掛起紅底黃字的特大橫額，大刺刺地寫着「新城市麥當勞光榮結業」，心裏有半分震撼。於是，轉身避開埋頭苦幹的中學生與游手好閒的老人家，找個空位，一邊大啖吃包，一邊仔細盤點心情。

震撼，源於回憶與無奈

震撼，一半因為回憶。我和萬千家庭一樣，居住沙田多年。到新城市廣場閒逛，是典型沙田家庭的假日指定動作，也是一代人的童年記憶。走進棕紅色的大商場，當大人們光臨百貨，掃日用品、儲印花、換禮物的時候；孩童們就到八佰伴玩具部看玩具，到廣場中庭欣賞噴泉表演，以及到四樓麥當勞（的火車卡位上），大啖薯條。後來，火車和火車卡位都消失了，但當時讀中學的我，放學後依然流連搬上五樓的麥記，或埋頭苦幹，或游手好閒，浪擲青春。這個地方，到處是我的腳毛，和記憶。

另一半情緒，源於無奈。近幾年，拜自由行行李與店舖變遷所賜，我跟萬千沙田家庭，早已將「遠離新城市」視為假日指定動作。今天走進白色大商場，你會發現它的店舖平民勿近，就算吃個飯，也動輒上百元——除非你光顧的是麥當勞。眾所周知，麥當勞的快餐食品荼毒細路，吃壞大人，但它畢竟是手頭沒錢的百姓的唯一選擇，也是平民於新城市的最後據點。失去這個據點，我心底有半點無奈。

但畢竟只有半點。狼吞虎嚥以後，我帶着半份情緒（和一嘴油膩），離開餐廳，頭也不回。

豈料翌日，有麥記結業的消息如潮湧至。翻開報章，記者借用街坊嘴巴（「麥當勞陪我長大」），慨嘆時代無情（「三十載情難捨」），踐踏集體回憶。及後上網，我看見有人聲淚俱下，撰寫輓文，既悼念終將逝去的童年，又懷緬死完再死的新城市；有人發揚香港精神，蜂擁上樓，大啖「新城市味」薯條，甚至高舉神棍，與M字拍照留念……

老實說，讀着報道，看着照片，我心裏最少有萬分震撼，億分不解。

這些年來，社會學家時刻提醒我們，麥當勞向來不是好人，M字招牌下，是微微失焦的絢爛夢境，又是時常失控的社會夢魘。作為體積龐大的企業，它信奉劃一效率，劃一標準，劃一味道，每個細節都要嚴格監督，滴水不漏。若說時代無情，麥記也好不到哪裏去。再數下去，它就算不是十惡不赦，也算惡貫滿盈﹕剝削勞工、虐待動物、欺哄孩童、污染環境，還有吃壞肚皮（若還記得福喜）。會為如此壞人離別而眼泛淚光的，大概都患有瑞典首都症候群。

「集體回憶」的虛幻

至於集體回憶，同樣教人不解。無可否認，火車卡位確是一代人的童年記認，問題是，這個所謂「集體回憶」早已在2005年被拆卸，跟今天的結業事宜，根本無關。翻查當年報章，甚至找不到有關報道——顯然，在天星碼頭尚未被拆卸的當時，「集體回憶」根本尚未流行，無足輕重。這多少反映「集體回憶」的虛幻，報章上的集體和回憶，大多是記者們一廂情願地建構。事實上，若論毀掉回憶，罪魁禍首也該是企業本身﹕近年全港麥記都進行翻新，裝修成同一格調，就連店裏播放的歌曲，也大同小異（如Lost Stars）。「集體回憶被時代吞噬」的說法，站不住腳。

更不解的是，香港人近年已多次為「麥記結業」而痴心錯付——山林道、彩雲邨、海怡半島的老牌麥記，都曾打鑼打鼓宣布結業，換來萬千家庭抱頭痛哭，破口大罵，最後拍照留念。然後，幾個月過去，新的麥記就在原址或附近重新開業，哭過罵過的大眾啼笑不得。這次新城市麥記會不會重蹈覆轍？無人說得準。但前車可鑑，大家何不留住痴心，制止淚眼？

過了幾天，我再次經過那家行將結業的麥當勞。紅底黃字的橫額、低頭溫習的中學生，以及游手好閒的老人家，照舊佔據店裏一角，互不理睬。這一次，我放下情緒，用力觀察，然後想了許多許多。

有情、有義、鬧市的一扇窗

麥記結業，也許與你無干，亦非大事，但如此現象多少帶給我們三點啟示﹕

一、香港人對麥當勞有情——麥當勞叔叔注定是個紅髮綠眼的壞人，但無法否認，至七十年代第一家麥記於百德新街開業以來，香港人確實為這個壞人付上過如假包換的真感情。到今時今日，小朋友仍為開心樂園餐（的玩具）而傾心，大人仍然記得「雙層牛肉巨無霸」的蹺口、史諾比公仔的吸引、麥當勞姐姐的笑容，甚至是人生初次光顧美式快餐的興奮。這顯然不是一句「集體回憶」就能說明。

二、麥當勞對香港人有（意）義——作為企業，麥記做盡天下資本家都做過的壞事；作為餐廳，它賣的每份超值套餐都注定是垃圾食品。但我們又絕不能就此扼殺它對香港百姓的意義——畢竟，在社區遍地開花的它，既是中學生的自修室、老人家的娛樂場、情侶的纏綿地、購物客的休息點，又曾為多少口袋缺錢的平民大眾，換來半餐溫飽。麥記之於香港人的意義，並不簡單。

三、麥當勞是一扇窗——想深一層，為何沙田人會為大商場裏的一家小麥記而呼天搶地？不是大家情緒失控（雖然偶爾也會），而是因為它是新城市內最後一點（平價）公共空間。離開麥記，遊走商場，你會發現裏頭的座位寥寥無幾。如是推想，麥記受歡迎的現象，背後反映的，可能正是林林總總的社會問題——學生學業壓力大，又無處溫習；老人家生活艱難，又無處可去；情俗意欲拍拖，又處處是人。鬧市裏的麥記，如一扇窗，透視社會脈搏。

不信？大可找一晚，到一家通宵營業的市區麥記（如佐敦道那間），吃頓消夜。然後，你會發現，身邊的「食客」，全是無家可歸的露宿者，他們正盤踞各張餐桌，稍稍歇息。那露宿者為何無家可歸？情侶們為何無處可逃？商場裏為何無（免費）座椅？中學生為何要日夜溫習？這些問題，已經事關大社會，無關小麥記。

麥記結業，群情洶湧，這可以是香港人集體反智的又一證明，但同樣可以是社會問題的再三反映。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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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淚半年，佔領（或失戀）教我們的事

「咁就半年。」

三月二十八日，催淚半年。朋友一邊慨嘆，一邊跟我分享當晚寫下的日記，回溯「速離否則開槍」的悲痛與跌宕。字裏行間，他問了不少佔領者都問過的一條問題﹕我們會成功爭取真普選嗎？如果不，香港人究竟會怎麼樣？

半年過去，問號浮上水面，教人深思。前半截問題，固然是大刺刺的「不」，但後者呢？在煙霧散去但陰霾仍在，雨傘盛開又漸告凋零的當下，香港人處於怎樣的狀態了？根據這兩天的觀察，答案最少有三個。
繼續撐 / 鬱悶 / 嘲諷紀念

有人視「毋忘初衷」為人生格言，屢仆屢起。周五晚上，走過西洋菜街，十數個有心人無視警察的監視目光，結隊前行，撐起黃傘，高喊口號。這班貫徹「夜夜去鳩嗚」精神的中年人，還有如今仍在添美新村駐紮留守的，方是「深耕細作」、「深入社區」的一群。



他們不過是少數。更多曾經熱中佔領的香港人，當下臉上若無其事，心裏若有所失。周六中午，途經添馬，俯視夏愨，一路上的平民百姓，眉頭深皺，拳頭緊握，彷彿迷霧未散，依然瀰漫；滑動手機，很少人再大聲吶喊「不枯也不散」，頂多是輕輕慨嘆「咁就半年」，讓心情維持過去幾個月的狀態——不狂不放不慍不火不驚不喜不悲不哭——或曰，鬱悶。

還有第三派香港人。佔領期間他們血液沸騰，緊守街頭，每日每夜與有形無形的政權機器負隅頑抗。清場過後，他們回歸鍵盤前面，盤算結果，發現雨傘運動說到底不過敗仗一場。半年過去，他們斷定紀念即示弱，回顧即怯懦，於是捧起冷水，致力冷嘲熱諷，澆醒世人﹕運動成功了嗎？我們有真普選了嗎？既然不，那有什麼好紀念？

三種取態，各有成因。但歸根究柢，無論是哪種情緒哪種狀態，源頭都在於佔領經歷。那段日子，大家都交付真心，奮不顧身地投入運動裏頭。那種義無反顧式的全情投入，就像狂戀。



「呢幾個月，其實大家根本就好像失戀。」上周五晚，中大深夜讀堂上，陳慧老師打了這樣的比喻。話甫落，現場師生反應不一，有人流了清場後的第一滴淚，有人低頭回想昔日時光，而我，則在猛力點頭——催淚半年，香港人無論是堅持撐傘，是鬱悶沉寂，或是冷嘲熱諷，箇中因由，都源於一種難以宣之於口的，失戀感覺。

失戀，全因（自問）驚天動地愛戀過。對於「愛」，香港人向來含蓄。理性上，我們知道做人要愛伴侶，愛父母，愛香港，但現實擺到眼前時，卻往往不懂說，更不懂做。

但半年前，當第一枚催淚彈從天而降，許多人在不知不覺間，進入前所未有的狀態。由那時開始，我們突然迷上馬路，戀上帳篷，喜歡傘下每個同路人，更大言不慚，高叫「我愛香港」。更明顯的，是我們更熱愛跟這場運動有關的一切——無論是石壆上的貼紙、天橋旁的橫額、不斷進化的樓梯，以至一同捱催淚彈，吃警棍，共同進退的伙伴。難怪清場過後，經常有朋友說，好懷念佔領區的人事物。

愛過信過 卻沒有好結果

香港人熱愛這場運動，當然更因為大家認為，這是爭取公平制度，以至社會公義的途徑。催淚煙起，群眾退了兩次，然後不再讓步，那刻大家真心相信，政權或許真箇因而讓步，讓人民勝利。此後的七十九年裏，帳篷裏的人，捱警棍的人，都如此天真地相信過。

直至一切戛然而止。眼見馬路、香港、特首笑臉一同「回復正常」，佔領者無不心痛﹕我（們）付出了那麼多，為何依然沒有好結果？我們明明愛這個地方，甚至以此為家，為什麼這個地方（政府、權貴，甚至平民）不愛我們，懶理群眾死活？於是大家心碎了，失戀了。

但就跟真正的失戀一樣，不同的香港人面對相同的打擊，反應卻迥然不同——有人矢志不渝，堅持初衷，撐起黃傘，誓要感動蒼天，感動百姓；有人否定過去，堅決前望（並光復），視一切紀念留戀為不思進取的「港豬」表現；更多的人一邊顧忌崩口碗，一邊難忘未結疤的傷痕，只得鬱悶過活，靜候復原，等待（不知還會不會有的）新歡——過去兩三個月，我發現身邊朋友關心政治的程度，直線下跌；認識的大學老師甚至說，這陣子辦學生活動，反應前所未有地差。大家似乎身心俱疲。

到了今日，「我們會成功爭取真普選嗎」已經不再是值得探討的問題（近日議題已解格至「北韓是否真普選」）。身為曾經滄海的香港人，真正要思考的，是半年過去了，我們何所去又何所依？面對有發生過的佔領運動，我們應該執著舉傘，默默紀念，抑或拋諸腦後，另結新歡？佔領後心情破碎，我們如何自處，要學習的又是什麼？

「我的獨立宣言」

我想起何韻詩。

這個星期，何韻詩於報章專欄發表一篇「我的獨立宣言」，表面在談自己離開唱片公司，由主流歌手轉為獨立歌手的箇中心情，但細讀之下，她在宣告的，其實又是一個平凡人走過狂風巨浪後，學習坦率面對，嘗試自強獨立的心路歷程。這恰好，又是香港人經歷「失戀」陣痛後，需要學習的一件事——獨立。

何韻詩在宣言慨嘆，「我所認知的舊有規律，一夜間好像不再適用。這個新的方向，跟所謂的主流徹底對衝」。香港人面對的處境，同樣沒有分別——佔領前累積多時的躁動，馬路上大鳴大放的狂戀，今天經已過了期，不再適用。發現這個殘酷現實的時候，我們必然難受，甚至鬱悶。面對三跑的草率、官員的狠話，我們也彷彿用盡了憤怒的額度，不知再如何應對。

但身為成熟的人，我們不能再沉溺於載浮載沉的狀態。在陰霾罩城半年的今天，香港人或許無法推倒不義制度，但至少我們可以像何韻詩學習當獨立歌手（辦市集、做麵包）一般，嘗試在生活上的各個層面，彰顯獨立精神，小至支持有心的獨立歌手、出色的電視劇集，大至繼續不懈地監察施政，甚至像好些新的青年政治團體般，走上街頭，服務社群，出戰區選。

催淚半年，我們可以心灰，但要避免意冷；可以失望，但不能就此絕望。半年紀念看似無稽，但若能因而彼此勉勵（而不僅是圍爐取暖），鼓起勇氣，各自寫下「我的獨立宣言」，並重新在生活裏實踐，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咁就半年」，可以是無可奈何的長嗟短嘆，也可以是重新覺醒的自我勉勵。問題只在於，我們這些因心碎而裝睡的香港人，到底意願如何？又是否願意再次交託真心，付上所愛，全情投入下一場運動（又或選舉）？

在迷霧裏再踏征途，踽踽前行，這或許才是佔領（或失戀）教我們的事。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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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殆以外，香港電視劇的點線面

周中深夜，朋友煞有介事地傳來兩份報告。第一份，是「無綫過去一周收視報告」，劇集《衝線》錄得23點收視，即約150萬人收看；第二份，是「香港電視收視報告」，報告顯示，收看港視節目的每日平均人數（點播加直播），約為13萬人，粗疏地換算成傳統收視，即2點，剛好勝過亞視九成節目。朋友神色凝重，發出哀鳴﹕「香港電視，死得喇。」

我明白他的心情，這番結語，至少有兩層意思。

（一）香港（的）電視危殆——無綫劇集質素不濟，早已是人所共知的集體常識。過去幾年，我強忍眼痛，看過不少粗製濫造的「台慶鉅獻」、「溫情小品」，但從沒有一齣，足以「媲美」《衝線》。這齣掛着「青春劇」招牌的劇集，演員不濟，劇本難看，拼湊起來，不單脫離人類常識，更是無異於中學生話劇。如此水平的作品，竟可吸引150萬對眼球，這明顯是香港電視史上的（又）一次文明災難。

（二）「香港電視」危殆——數字說明一切。香港電視去年11月正式啟播，開台首周，每日平均有56萬人目擊《選戰》，欣賞《警界線》。這數字，此後逐個星期下跌，今天已跌至高峰的四分之一。眾所周知，電視媒介是體形龐大的文化工廠，要持續運作，就必須留住廣告客戶（袋裏錢）。偏偏客戶的目光，向來少看王宗堯演技，多理收視數字。觀眾離棄，收視下跌，客戶走避，工廠自然活不長久。更何况，香港電視開台四月，之前拍下的十八齣劇集，已經消耗了超過三分之一。前路，明顯只會愈發難行。

坦白說，這並非一兩個電視迷的低聲哀鳴。過去幾星期，隨着（大眾媒介緊貼報道）香港電視收視持續「失禁式下跌」（健吾語），不少有心人都在網上聲淚俱下，高談闊論——有的將矛頭指向觀眾，斥罵大眾「唔識貨」，慨嘆「香港人不值擁有自己的電視台」；有的踏後一步，重新檢視港視劇集，得出涼薄結論﹕其實《選戰》跟House of Cards差太遠，香港電視恐怕死不足惜。

這些說法，我有感覺，但說法背後所持的理據，卻令人有點渾身不自在。收視下跌，既可以因為觀眾全是井底之蛙，不懂欣賞，也可以歸咎無綫多年霸權，將「日頭猛做，到依家輕鬆吓」化成民間信仰，於是大眾寧願蒙眼《衝線》，也不願動腦思考《第二人生》；港視製作，肯定不及歐美，但除了與歐美比較，又或將收視點放到最大，我們還有否別的標準，去判斷一齣港劇是否好看？

　貼近社會時事愈見追捧

於是這個星期，我不理收視「點」，改由「線」出發——不是無綫的《衝線》，而是香港電視的《導火新聞線》。作為電視迷，這一條線，我看得很高興。

《導火新聞線》，香港電視的最新播放的劇集，講述一間報館，幾名記者報道新聞的故事。老實說，講記者的電視劇，在香港從不罕見，就算屢被批評脫離現實的無綫，去年的實况劇《我們的天空》亦是以記者的角色作為劇情主軸。但《導》的資料搜集明顯更加出色，劇中記者們的工作（查冊、問PPRB）、用語（「炒台」、「拎bite」）、信念（「新聞自由是用來呃街外人啫！」），都貼近真實，難怪身邊的記者朋友紛紛稱讚，「除了過分強調5W1H，真的很寫實！」

《導火新聞線》的另一賣點，在於劇情線「熟口熟面」。看完頭幾集，你會發現，裏頭描述的社會，跟現實中的香港，幾乎毫無差異——劉進圖遇襲一事，在熒幕再度上演；露宿者被食環署職員抄家一幕，也竟然會重現眼前……貼近社會現實的情節線，令《導》馬上被大眾媒體捧為「神劇」、「先知劇」；網民重拖故技，將畫面定格、拼湊，連點成線，成為有影像、有文字的信息，廣泛流傳。此情此景，就跟之前《選戰》，一模一樣。

這多少反映了，港視觀眾對劇情線的要求。翻查劇集口碑，就更是一目了然——評價較佳的四齣劇集，《選戰》、《警界線》、《來生不做香港人》、《導火新聞線》，都是比較貼近社會時事的作品，裏面蘊含的信息，亦因而更合觀眾的口味。

這豈不代表，香港觀眾需要更多刻劃現實的電視劇？有這種可能。但另一方面，觀眾之所以對這幾齣劇受落，也可能基於大眾媒體、廣大網民的推波助瀾——當一齣作品的劇情線（看似）跟社會政治有關，就馬上被捧上神台，對白鍍金，演員封聖，成為一時熱話。既成熱話，香港觀眾例必獻上時間，雙眼奉陪，然後化身推銷員，轉送親朋戚友。

問題在於，牽涉社會時事的劇集，就是好劇嗎？假如我們只因電視劇有觀眾「熟口熟面」的情節線，就為其高唱讚歌，這不單反映社會情緒無處抒發的悲哀，對電視製作人員來說，這也未嘗不是一種侮辱。畢竟，他們所花的工夫，注入劇集的信息，從不是兩、三張cap圖，就能表達。而我們要真正欣賞一齣劇集，除了可以依賴收視報告上面的「點」、看其劇情「線」是否符合現實，更重要的，是動刀剖開電視，從橫切「面」尋覓劇集的潛藏信息、幕後人員加諸其中的價值觀。

　製作心思非「cap圖」能表達

這才是《導火新聞線》令我看得高興的原因。這齣劇集，不僅貼切反映記者生活的現實，更加對好些新聞行業的問題，帶出了頗為立體的討論。譬如說，在市場主義大過一切的社會，「人狗交」的奇情和「炸彈案」的真相，哪個更值得被報道？所謂的「新聞道德」究竟又是什麼？記者好心做壞事，是否值得被寬恕？「新聞自由」這個人人掛在口邊的光環，事實上是怎樣的一回事？對這一連串問題，《導火新聞線》沒有（或者尚未）作出非黑即白式的解答。而這，恰好正是現實社會的橫切面。

香港電視是否危殆？這恐怕是全港電視迷必須承認的事實。然而，作為精明的觀眾，在聲淚俱下、長嗟短嘆以外，我們也應該擦亮雙眼，看清楚一點——香港電視劇集，有點，有線，更有面。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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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香港：Stay Weird, Stay Different.

上周一早上舉行的奧斯卡頒獎禮，據說是萬眾期待的全球盛事。但老實說，基於兩個原因，事前我一直沒打算看。

舞台上的人性

一、它「全球」——眾所周知，我是流行文化的發燒友，但發熱的範圍，長期限於香港境內（最遠達至南丫島）。多年來我關心荷李活道的冬青大樹，多於荷里活區的明星光影；本地牛雜的味道，往往比牛肉漢堡的美味，更令我心動。

二、它「盛大」——經驗所見，頒獎典禮永遠是大明星與真超人的遊戲，俊男美女個個穿上華衣美服，或白金，或藍黑，走到台上，接過耀眼獎座，演說漂亮謝辭（例如「多謝樂小姐、Paco」），就大功告成。舞台之上，盡是精心編寫的金句，卻鮮見有血有肉的人性。

當日早上，盯着（在面書上）即場轉播的頒獎典禮，瞥見朋友們蜂擁而上，人人朝着熒幕肉緊大叫「好感動」、「真是好感動」。終於按捺不住，即晚翻看明珠台重播，結果感覺有如被摑了許多巴掌。我知錯了——奧斯卡頒獎禮，不是一句「全城盛事」就能概括描述，因為它的台上台下，除了明星光影、牛肉漢堡和華衣美服，還有很多很多的，有心人。

因為有心，所以Boyhood女配角Patricia Arquette奪獎同時，不忘在台上對向來缺乏人性的美國社會和電影工業，作為呼籲﹕女人也是人類一分子，理應獲得公平待遇；因為有心，於是饒舌歌手Common一邊高唱馬丁路德金的民權之路，一邊向看似凋零的香港民主運動致以敬意；因為有心，編劇Graham Moore在電影細說Alan Turing的故事以外，還向全世界分享絕少在舞台出現的寶物——人性，以及發人深省的金句——Stay Weird, Stay Different.

坦白說，在這種級數的全球盛事上，踏上舞台的每一個人，都渴望能煉出流傳後世的足金金句。這次Stay Weird, Stay Different得以脫穎而出，成為全球焦點，除了因為它情感真摯、有血有肉（甚至血肉模糊），還因為它能夠為遠在香港、事不關己的我們，帶來啟示。

這星期活在香港，編劇金句，餘音裊裊，處處迴盪。

啟示一﹕藝人

Graham Moore的台上感言，換來台下群星一致歡呼、鼓掌、喝彩。這不難理解，娛樂圈向來是個人獸共處的大染缸，台前幕後的大明星、微生物，人人看似性格奇特，奇峰凸出，但實質卻要飽受世人白眼，是大鳴大放，還是鋸去稜角？向來是耀眼星光中的暗角黑影。

如果同一番話，放在香港，究竟又會換來什麼反應？恐怕完全不是那回事——香港的藝人，每天起牀，當然要面對同樣的兩難、同樣的掙扎。然而在市場、老闆的巨大壓力下，大部分藝人早已放棄奇峰，甘於平庸，學習一樣的唱腔，踏足一樣的道路，變身一樣的明星。今天回想，香港還有多少明星，特立獨行，堅持weird，甘於different，最後被大眾認同。數來數去，可能只有周潤發一個。

這個星期，我第一百次跟發哥（於朋友的面書上）碰面。這次有幸捕捉發哥的，是一個二十歲出頭的年輕朋友。看她和他的合照，我既羨慕又好奇﹕一個廿歲出頭的少女為何會對發哥着迷？香港人向來視周潤發為大眾子侄，但這份感情，大部分源於多年前大家對這香港傳奇的認識——出身南丫島，出身基層，住過旺角，讀過飛仔學校，中三輟學後，做過服務員、Sales、的士佬，最後走入電視城，成為天王巨星……但這些歷史，廿歲少女明顯一概不知，為何還要合照？為何發哥仍是全港街上體積最龐大的一顆明星？

只因全港的街上，只有他一顆星。香港藝人自命清高，出入神秘，乘地鐵甚至要自拍留念，否則便是有失身分。偏偏周潤發多年來不信這套，堅持在九龍城街市和港九行山徑上以真面目示人，是古怪（就香港明星的標準而言），又是親民。翻開他近日的訪問，更發現這顆明星，行徑怪異（用Nokia電話），習慣怪異（十點上牀，六點起身），興趣怪異（說自己只有兩股，所以不炒股）。但正因他異於「凡星」，香港人今天對「發哥」才情有獨鍾。

啟示二﹕高官

另一個大眾受落的名人，名叫「財爺」。

星期三，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發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當中多見小修小補，少有治港藍圖，真正有亮點的舉措儼如鳳毛麟角。但這份預算案出爐後，坊間反應卻出奇地好，評分更為五年新高。箇中原因，可能跟實際的派糖毫無關係，反而是出於對財爺的觀感。

老實說，作為（為交稅牙痛的）香港市民，我對預算案和曾俊華，都沒有好感。但這幾天，翻揭報紙，緊貼面書，我卻在財爺身上，發現一件近年在政府高官身上完全失傳的物件——人性。譬如說，他（的團隊）會自認「大鄉里」，學讀面書，勤練劍法；預算案中，他既跟從官方口徑，批評佔領運動，又不忘在結語部分認同年輕人對「心中富有」的追求，直言「我們需要回應」；記者會後，他會做好公關，舉起神棍，跟記者（而非地區「青年」）合照……如此人性，香港人許久沒見識過。

先撇開這份「人性」當中夾有多少陰謀雜質，背後藏着什麼公關伎倆，香港人的觀感又有多少出於一廂情願式的美麗誤會，但不能否認的是，財爺這一連串異於近年高官作風的舉動，頗為有效地俘虜香港人的心——起碼許多人因此醒悟，香港的官，至少應當如此。在這個講求統一口徑、集體意志、相同路線的梁振英高官班子中，這一點difference，縱然無關痛癢，也算是難能可貴（及悲哀）。

啟示三﹕香港

奧斯卡頒獎禮結束後，有心人再次痛心疾首地宣布﹕如果香港的金像獎也像如此，就好啦！

兩日後的財政預算案上，曾俊華響應呼籲，揚言受美國電影Chef啟發，提出引入美食車，矢志令香港貼近紐約，追趕倫敦，進入全球。結果引來「只許州官美食車，不准民間小販檔」的質疑。財爺捋着鬍子，急忙回應﹕「Food truck都可以賣魚蛋。」

作為地道魚蛋的發燒友，對於財爺這番話，我有感覺。這些年來，我走遍港九新界，發現魚蛋的體積逐漸由乒乓球變成波子，價錢卻由五蚊七粒，變成十蚊五粒。那麼價值五十萬元一部，即將「盛大」推出的美食車上，會不會出現又大又圓又好吃的魚蛋？大家心知肚明。多年以來，香港地的寶物，無論魚蛋、牛雜，還是藝人、明星，之所以是寶，通常因為它粗中帶幼，而不是它有多「盛大」的來頭和口號。

更重要是，究竟香港是否還要繼續盲目地朝着「全球」的標杆直跑？在邁向國際（又或大陸）的洪流之下，香港地是否可以容讓更多的有心人（無論是小販、藝人，抑或高官、學者），堅持怪雞，落力七彩（不是白金，不是藍黑），做好自己和香港的本分？

今天香港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帶一路」或是「賣魚蛋的food truck」，而是Graham Moore的一句﹕

Stay Weird, Stay Different.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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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鎮身分意識

某夜，收到朋友信息，相約本周日，前赴沙田市中心聲討水貨客。我為人冷血，對於外來邀約（尤其是有「光復」、「本土」、「前線」等字眼的活動），慣性說「不」。朋友血液向來熱得沸騰，聽見「不」字，馬上回敬一句：「喂，你係咪沙田人呀？」

這是教我徹夜輾轉的好問題。

我家住沙田。三十年前，父母結婚，各自搬離九龍老家，穿過獅子山隧道，戰戰競競，遷入當年剛發展的沙田。三數年後，我在這裏出生，學習寫字（就讀的中小學都在這區）、過馬路（照紅綠燈指示）、踏單車（在單車徑上），以及做人。直至中學畢業，我人生的頭十多年，基本上在這個新市鎮度過。當年的我，儘管在城門河四周留下過不少腳步，卻絕少覺得自己是「沙田人」——道理很簡單，因為從沒比較。

中學畢業後，為了「衝出沙田」（以及「犯賤」），我過了對面海讀書，生活的圈子，開始由這個事事整齊的新市鎮，逐漸向南移。每天上課，必須擠上火車，然後穿梭水泄不通的旺角街頭，尋找生路，登上小巴；放學後同學們相約晚飯，選址不再是沙田大商場的快餐店，而是西營盤、銅鑼灣，以至尖沙嘴、旺角的食肆；我身邊的豬朋狗友，不再是盤踞沙田各大屋苑的地頭蟲，而是來自全港十八區的過江龍。那刻，確有一種「大鄉里出城」的感覺。

新市鎮之別

出城，才知道自己是鄉里。離開沙田，我驚覺「屋邨名校」跟「傳統名校」的產品，原來永遠有點距離；踏入市區，我瞥見原來馬路上少有紅綠燈，而單車，卻永遠不在單車徑上行駛；跟同學傾談，我發現原來不少港島人仍然以為沙田是荒漠，上水居民居水上。事後回想，這種帶點無知的互相錯摸，既源於居住經驗的差異，又出於兩種截然不同的身分，「新市鎮人」與「市區人」。

當然這兩套身分的建立，並不單純出於居住地點的分別——畢竟香港交通便捷，區與區之間的流動，頻繁又方便﹕凌晨在旺角登上紅色小巴，半句鐘直達上水。居住的地點，似乎未必主宰一個人日常生活所踏足的範圍、地域。然而，許多「新市鎮人」跟我一樣，八、九十年代隨着家人遷進屯門、元朗、沙田、粉嶺等區，一直居住，拜教育局派位政策所賜，大部分人得以在原區就讀中、小學，加上新市鎮的規劃，往往着重「自給自足」，不少「新市鎮一代」人生的頭十數年，足不出「區 」。個人的歷史配合生活經驗，形成「在旺角會迷路」的新市鎮人。

話雖如此，就算「新市鎮一代」能夠藉着自身與「市區人」之別，勾勒出自己所屬的身分，但這個身分，畢竟仍是一個極其廣泛的模糊概念——政府統計處的數字就顯示，現居新市鎮的香港人口，已經超過半數。在這一半香港人當中，除了覺得自己跟「市區人」有點差異以外，又會否感知各個新市鎮之別，從而建立出「沙田人」、「屯門人」、「上水人」這些地區身分？

對此，我一直心存問號，因為香港新市鎮的規劃，大多出自同一模子﹕沙田市中心跟屯門市中心（特別是大會堂附近）外觀極度相似；大埔與上水的城市佈局，某程度上又如出一轍……不同新市鎮的居民，無論是行街購物、出入交通、日常康樂等生活經驗，其實都出入不大。除非是擁地自重的鄉紳權貴，否則一般的新市鎮居民，照道理不會以什麼「元朗人」、「粉嶺人」自居。

時代巨輪 社區自救

結果，過去幾星期翻揭報章，我的問號，屢屢受到挑戰﹕傘開以後，社區組織（北區動源、沙田新幹線、埔向晴天等）相繼成立，成員多數為年輕臉孔，銳意改變社區，於是連日大派口罩，宣傳選民登記；地區媒體遍地開花，有的實體印刷，現場派發（如《埔紙》），有的每日更新，在網上發布資訊（如「沙田區Sha Tin District」）；群眾運動擴散社區，每逢假日，例必出現當區居民（以及大量血液沸騰人士）與國內遊客、水貨客衝突的場面……姑勿論成效如何，現象又摻有多少外來雜質，我們都無法否認，地區身分，以至街坊意識，已經正在新（市鎮）一代，高速滋長。

這種意識究竟從何而來？仔細盤點，至少有兩個原因。

一、外敵當前。我們不難發現，許多新成立的社區組織都位於東西鐵路線——屯門、北區、大埔、沙田。這兩條鐵路線，既連繫中港兩地，近年又燃點不少衝突場面。無論是把香港視為超級市場的自由行旅客，抑或旨在「搵食」的水貨客，都為這幾個地區帶來源源不絕的煩惱。居民的生活受阻，更是求助無門﹕區議員永遠唯唯諾諾，然後專注寫揮春；政府往往把市民的急切訴求，置若罔聞，一拖再拖。年輕人眼見居住多年的家園，就此毀於行李篋與時代巨輪的夾擊下，又有冤無路訴，只得聯群結黨，發揚社區意識，連繫公民社會。

二、社交媒體。以往，屯門人要知屯門事，並非理所當然。在大眾媒體橫行無忌的年代，社區消息猶如甜點，可有可無。於是居民要得悉社區資訊，許多時候只靠口耳相傳。社交平台興起後，信息的流通逐漸以小眾主導，在他區居民眼中看來無關痛癢的地區新聞，從此得以透過社交網絡，廣泛流傳。各區居民，開始對所住社區正發生的事——無論是老舖關門，抑或遊客肆虐——更加瞭如指掌。「自己社區自己救」的意識，以及隨之而來的身分，因而滋長。

當然，在這一代人社區意識萌芽之時，我們除了可以大聲質問「你係咪沙田人？你去唔去光復？」，還可以思考一連串問題﹕區議會選舉就在年底，對於社區有承擔的年輕人是否願意落區迎戰蛇齌餅粽？面對眼前一點一滴被侵蝕的社區，血液向來熱得沸騰的朋友選擇驅除韃虜，恢復本土，我們可以支持，可以反對，但除此以外，平民百姓又可否多走一步，聚集力量，守望相助，把這份意識、這個身分，發揚光大，感染他人，用於改變社區（又或阻止社區被改變）？

這是教新市鎮一代徹夜輾轉的好問題。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15-0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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