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淚半年，佔領（或失戀）教我們的事

「咁就半年。」

三月二十八日，催淚半年。朋友一邊慨嘆，一邊跟我分享當晚寫下的日記，回溯「速離否則開槍」的悲痛與跌宕。字裏行間，他問了不少佔領者都問過的一條問題﹕我們會成功爭取真普選嗎？如果不，香港人究竟會怎麼樣？

半年過去，問號浮上水面，教人深思。前半截問題，固然是大刺刺的「不」，但後者呢？在煙霧散去但陰霾仍在，雨傘盛開又漸告凋零的當下，香港人處於怎樣的狀態了？根據這兩天的觀察，答案最少有三個。
繼續撐 / 鬱悶 / 嘲諷紀念

有人視「毋忘初衷」為人生格言，屢仆屢起。周五晚上，走過西洋菜街，十數個有心人無視警察的監視目光，結隊前行，撐起黃傘，高喊口號。這班貫徹「夜夜去鳩嗚」精神的中年人，還有如今仍在添美新村駐紮留守的，方是「深耕細作」、「深入社區」的一群。



他們不過是少數。更多曾經熱中佔領的香港人，當下臉上若無其事，心裏若有所失。周六中午，途經添馬，俯視夏愨，一路上的平民百姓，眉頭深皺，拳頭緊握，彷彿迷霧未散，依然瀰漫；滑動手機，很少人再大聲吶喊「不枯也不散」，頂多是輕輕慨嘆「咁就半年」，讓心情維持過去幾個月的狀態——不狂不放不慍不火不驚不喜不悲不哭——或曰，鬱悶。

還有第三派香港人。佔領期間他們血液沸騰，緊守街頭，每日每夜與有形無形的政權機器負隅頑抗。清場過後，他們回歸鍵盤前面，盤算結果，發現雨傘運動說到底不過敗仗一場。半年過去，他們斷定紀念即示弱，回顧即怯懦，於是捧起冷水，致力冷嘲熱諷，澆醒世人﹕運動成功了嗎？我們有真普選了嗎？既然不，那有什麼好紀念？

三種取態，各有成因。但歸根究柢，無論是哪種情緒哪種狀態，源頭都在於佔領經歷。那段日子，大家都交付真心，奮不顧身地投入運動裏頭。那種義無反顧式的全情投入，就像狂戀。



「呢幾個月，其實大家根本就好像失戀。」上周五晚，中大深夜讀堂上，陳慧老師打了這樣的比喻。話甫落，現場師生反應不一，有人流了清場後的第一滴淚，有人低頭回想昔日時光，而我，則在猛力點頭——催淚半年，香港人無論是堅持撐傘，是鬱悶沉寂，或是冷嘲熱諷，箇中因由，都源於一種難以宣之於口的，失戀感覺。

失戀，全因（自問）驚天動地愛戀過。對於「愛」，香港人向來含蓄。理性上，我們知道做人要愛伴侶，愛父母，愛香港，但現實擺到眼前時，卻往往不懂說，更不懂做。

但半年前，當第一枚催淚彈從天而降，許多人在不知不覺間，進入前所未有的狀態。由那時開始，我們突然迷上馬路，戀上帳篷，喜歡傘下每個同路人，更大言不慚，高叫「我愛香港」。更明顯的，是我們更熱愛跟這場運動有關的一切——無論是石壆上的貼紙、天橋旁的橫額、不斷進化的樓梯，以至一同捱催淚彈，吃警棍，共同進退的伙伴。難怪清場過後，經常有朋友說，好懷念佔領區的人事物。

愛過信過 卻沒有好結果

香港人熱愛這場運動，當然更因為大家認為，這是爭取公平制度，以至社會公義的途徑。催淚煙起，群眾退了兩次，然後不再讓步，那刻大家真心相信，政權或許真箇因而讓步，讓人民勝利。此後的七十九年裏，帳篷裏的人，捱警棍的人，都如此天真地相信過。

直至一切戛然而止。眼見馬路、香港、特首笑臉一同「回復正常」，佔領者無不心痛﹕我（們）付出了那麼多，為何依然沒有好結果？我們明明愛這個地方，甚至以此為家，為什麼這個地方（政府、權貴，甚至平民）不愛我們，懶理群眾死活？於是大家心碎了，失戀了。

但就跟真正的失戀一樣，不同的香港人面對相同的打擊，反應卻迥然不同——有人矢志不渝，堅持初衷，撐起黃傘，誓要感動蒼天，感動百姓；有人否定過去，堅決前望（並光復），視一切紀念留戀為不思進取的「港豬」表現；更多的人一邊顧忌崩口碗，一邊難忘未結疤的傷痕，只得鬱悶過活，靜候復原，等待（不知還會不會有的）新歡——過去兩三個月，我發現身邊朋友關心政治的程度，直線下跌；認識的大學老師甚至說，這陣子辦學生活動，反應前所未有地差。大家似乎身心俱疲。

到了今日，「我們會成功爭取真普選嗎」已經不再是值得探討的問題（近日議題已解格至「北韓是否真普選」）。身為曾經滄海的香港人，真正要思考的，是半年過去了，我們何所去又何所依？面對有發生過的佔領運動，我們應該執著舉傘，默默紀念，抑或拋諸腦後，另結新歡？佔領後心情破碎，我們如何自處，要學習的又是什麼？

「我的獨立宣言」

我想起何韻詩。

這個星期，何韻詩於報章專欄發表一篇「我的獨立宣言」，表面在談自己離開唱片公司，由主流歌手轉為獨立歌手的箇中心情，但細讀之下，她在宣告的，其實又是一個平凡人走過狂風巨浪後，學習坦率面對，嘗試自強獨立的心路歷程。這恰好，又是香港人經歷「失戀」陣痛後，需要學習的一件事——獨立。

何韻詩在宣言慨嘆，「我所認知的舊有規律，一夜間好像不再適用。這個新的方向，跟所謂的主流徹底對衝」。香港人面對的處境，同樣沒有分別——佔領前累積多時的躁動，馬路上大鳴大放的狂戀，今天經已過了期，不再適用。發現這個殘酷現實的時候，我們必然難受，甚至鬱悶。面對三跑的草率、官員的狠話，我們也彷彿用盡了憤怒的額度，不知再如何應對。

但身為成熟的人，我們不能再沉溺於載浮載沉的狀態。在陰霾罩城半年的今天，香港人或許無法推倒不義制度，但至少我們可以像何韻詩學習當獨立歌手（辦市集、做麵包）一般，嘗試在生活上的各個層面，彰顯獨立精神，小至支持有心的獨立歌手、出色的電視劇集，大至繼續不懈地監察施政，甚至像好些新的青年政治團體般，走上街頭，服務社群，出戰區選。

催淚半年，我們可以心灰，但要避免意冷；可以失望，但不能就此絕望。半年紀念看似無稽，但若能因而彼此勉勵（而不僅是圍爐取暖），鼓起勇氣，各自寫下「我的獨立宣言」，並重新在生活裏實踐，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咁就半年」，可以是無可奈何的長嗟短嘆，也可以是重新覺醒的自我勉勵。問題只在於，我們這些因心碎而裝睡的香港人，到底意願如何？又是否願意再次交託真心，付上所愛，全情投入下一場運動（又或選舉）？

在迷霧裏再踏征途，踽踽前行，這或許才是佔領（或失戀）教我們的事。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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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殆以外，香港電視劇的點線面

周中深夜，朋友煞有介事地傳來兩份報告。第一份，是「無綫過去一周收視報告」，劇集《衝線》錄得23點收視，即約150萬人收看；第二份，是「香港電視收視報告」，報告顯示，收看港視節目的每日平均人數（點播加直播），約為13萬人，粗疏地換算成傳統收視，即2點，剛好勝過亞視九成節目。朋友神色凝重，發出哀鳴﹕「香港電視，死得喇。」

我明白他的心情，這番結語，至少有兩層意思。

（一）香港（的）電視危殆——無綫劇集質素不濟，早已是人所共知的集體常識。過去幾年，我強忍眼痛，看過不少粗製濫造的「台慶鉅獻」、「溫情小品」，但從沒有一齣，足以「媲美」《衝線》。這齣掛着「青春劇」招牌的劇集，演員不濟，劇本難看，拼湊起來，不單脫離人類常識，更是無異於中學生話劇。如此水平的作品，竟可吸引150萬對眼球，這明顯是香港電視史上的（又）一次文明災難。

（二）「香港電視」危殆——數字說明一切。香港電視去年11月正式啟播，開台首周，每日平均有56萬人目擊《選戰》，欣賞《警界線》。這數字，此後逐個星期下跌，今天已跌至高峰的四分之一。眾所周知，電視媒介是體形龐大的文化工廠，要持續運作，就必須留住廣告客戶（袋裏錢）。偏偏客戶的目光，向來少看王宗堯演技，多理收視數字。觀眾離棄，收視下跌，客戶走避，工廠自然活不長久。更何况，香港電視開台四月，之前拍下的十八齣劇集，已經消耗了超過三分之一。前路，明顯只會愈發難行。

坦白說，這並非一兩個電視迷的低聲哀鳴。過去幾星期，隨着（大眾媒介緊貼報道）香港電視收視持續「失禁式下跌」（健吾語），不少有心人都在網上聲淚俱下，高談闊論——有的將矛頭指向觀眾，斥罵大眾「唔識貨」，慨嘆「香港人不值擁有自己的電視台」；有的踏後一步，重新檢視港視劇集，得出涼薄結論﹕其實《選戰》跟House of Cards差太遠，香港電視恐怕死不足惜。

這些說法，我有感覺，但說法背後所持的理據，卻令人有點渾身不自在。收視下跌，既可以因為觀眾全是井底之蛙，不懂欣賞，也可以歸咎無綫多年霸權，將「日頭猛做，到依家輕鬆吓」化成民間信仰，於是大眾寧願蒙眼《衝線》，也不願動腦思考《第二人生》；港視製作，肯定不及歐美，但除了與歐美比較，又或將收視點放到最大，我們還有否別的標準，去判斷一齣港劇是否好看？

　貼近社會時事愈見追捧

於是這個星期，我不理收視「點」，改由「線」出發——不是無綫的《衝線》，而是香港電視的《導火新聞線》。作為電視迷，這一條線，我看得很高興。

《導火新聞線》，香港電視的最新播放的劇集，講述一間報館，幾名記者報道新聞的故事。老實說，講記者的電視劇，在香港從不罕見，就算屢被批評脫離現實的無綫，去年的實况劇《我們的天空》亦是以記者的角色作為劇情主軸。但《導》的資料搜集明顯更加出色，劇中記者們的工作（查冊、問PPRB）、用語（「炒台」、「拎bite」）、信念（「新聞自由是用來呃街外人啫！」），都貼近真實，難怪身邊的記者朋友紛紛稱讚，「除了過分強調5W1H，真的很寫實！」

《導火新聞線》的另一賣點，在於劇情線「熟口熟面」。看完頭幾集，你會發現，裏頭描述的社會，跟現實中的香港，幾乎毫無差異——劉進圖遇襲一事，在熒幕再度上演；露宿者被食環署職員抄家一幕，也竟然會重現眼前……貼近社會現實的情節線，令《導》馬上被大眾媒體捧為「神劇」、「先知劇」；網民重拖故技，將畫面定格、拼湊，連點成線，成為有影像、有文字的信息，廣泛流傳。此情此景，就跟之前《選戰》，一模一樣。

這多少反映了，港視觀眾對劇情線的要求。翻查劇集口碑，就更是一目了然——評價較佳的四齣劇集，《選戰》、《警界線》、《來生不做香港人》、《導火新聞線》，都是比較貼近社會時事的作品，裏面蘊含的信息，亦因而更合觀眾的口味。

這豈不代表，香港觀眾需要更多刻劃現實的電視劇？有這種可能。但另一方面，觀眾之所以對這幾齣劇受落，也可能基於大眾媒體、廣大網民的推波助瀾——當一齣作品的劇情線（看似）跟社會政治有關，就馬上被捧上神台，對白鍍金，演員封聖，成為一時熱話。既成熱話，香港觀眾例必獻上時間，雙眼奉陪，然後化身推銷員，轉送親朋戚友。

問題在於，牽涉社會時事的劇集，就是好劇嗎？假如我們只因電視劇有觀眾「熟口熟面」的情節線，就為其高唱讚歌，這不單反映社會情緒無處抒發的悲哀，對電視製作人員來說，這也未嘗不是一種侮辱。畢竟，他們所花的工夫，注入劇集的信息，從不是兩、三張cap圖，就能表達。而我們要真正欣賞一齣劇集，除了可以依賴收視報告上面的「點」、看其劇情「線」是否符合現實，更重要的，是動刀剖開電視，從橫切「面」尋覓劇集的潛藏信息、幕後人員加諸其中的價值觀。

　製作心思非「cap圖」能表達

這才是《導火新聞線》令我看得高興的原因。這齣劇集，不僅貼切反映記者生活的現實，更加對好些新聞行業的問題，帶出了頗為立體的討論。譬如說，在市場主義大過一切的社會，「人狗交」的奇情和「炸彈案」的真相，哪個更值得被報道？所謂的「新聞道德」究竟又是什麼？記者好心做壞事，是否值得被寬恕？「新聞自由」這個人人掛在口邊的光環，事實上是怎樣的一回事？對這一連串問題，《導火新聞線》沒有（或者尚未）作出非黑即白式的解答。而這，恰好正是現實社會的橫切面。

香港電視是否危殆？這恐怕是全港電視迷必須承認的事實。然而，作為精明的觀眾，在聲淚俱下、長嗟短嘆以外，我們也應該擦亮雙眼，看清楚一點——香港電視劇集，有點，有線，更有面。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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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香港：Stay Weird, Stay Different.

上周一早上舉行的奧斯卡頒獎禮，據說是萬眾期待的全球盛事。但老實說，基於兩個原因，事前我一直沒打算看。

舞台上的人性

一、它「全球」——眾所周知，我是流行文化的發燒友，但發熱的範圍，長期限於香港境內（最遠達至南丫島）。多年來我關心荷李活道的冬青大樹，多於荷里活區的明星光影；本地牛雜的味道，往往比牛肉漢堡的美味，更令我心動。

二、它「盛大」——經驗所見，頒獎典禮永遠是大明星與真超人的遊戲，俊男美女個個穿上華衣美服，或白金，或藍黑，走到台上，接過耀眼獎座，演說漂亮謝辭（例如「多謝樂小姐、Paco」），就大功告成。舞台之上，盡是精心編寫的金句，卻鮮見有血有肉的人性。

當日早上，盯着（在面書上）即場轉播的頒獎典禮，瞥見朋友們蜂擁而上，人人朝着熒幕肉緊大叫「好感動」、「真是好感動」。終於按捺不住，即晚翻看明珠台重播，結果感覺有如被摑了許多巴掌。我知錯了——奧斯卡頒獎禮，不是一句「全城盛事」就能概括描述，因為它的台上台下，除了明星光影、牛肉漢堡和華衣美服，還有很多很多的，有心人。

因為有心，所以Boyhood女配角Patricia Arquette奪獎同時，不忘在台上對向來缺乏人性的美國社會和電影工業，作為呼籲﹕女人也是人類一分子，理應獲得公平待遇；因為有心，於是饒舌歌手Common一邊高唱馬丁路德金的民權之路，一邊向看似凋零的香港民主運動致以敬意；因為有心，編劇Graham Moore在電影細說Alan Turing的故事以外，還向全世界分享絕少在舞台出現的寶物——人性，以及發人深省的金句——Stay Weird, Stay Different.

坦白說，在這種級數的全球盛事上，踏上舞台的每一個人，都渴望能煉出流傳後世的足金金句。這次Stay Weird, Stay Different得以脫穎而出，成為全球焦點，除了因為它情感真摯、有血有肉（甚至血肉模糊），還因為它能夠為遠在香港、事不關己的我們，帶來啟示。

這星期活在香港，編劇金句，餘音裊裊，處處迴盪。

啟示一﹕藝人

Graham Moore的台上感言，換來台下群星一致歡呼、鼓掌、喝彩。這不難理解，娛樂圈向來是個人獸共處的大染缸，台前幕後的大明星、微生物，人人看似性格奇特，奇峰凸出，但實質卻要飽受世人白眼，是大鳴大放，還是鋸去稜角？向來是耀眼星光中的暗角黑影。

如果同一番話，放在香港，究竟又會換來什麼反應？恐怕完全不是那回事——香港的藝人，每天起牀，當然要面對同樣的兩難、同樣的掙扎。然而在市場、老闆的巨大壓力下，大部分藝人早已放棄奇峰，甘於平庸，學習一樣的唱腔，踏足一樣的道路，變身一樣的明星。今天回想，香港還有多少明星，特立獨行，堅持weird，甘於different，最後被大眾認同。數來數去，可能只有周潤發一個。

這個星期，我第一百次跟發哥（於朋友的面書上）碰面。這次有幸捕捉發哥的，是一個二十歲出頭的年輕朋友。看她和他的合照，我既羨慕又好奇﹕一個廿歲出頭的少女為何會對發哥着迷？香港人向來視周潤發為大眾子侄，但這份感情，大部分源於多年前大家對這香港傳奇的認識——出身南丫島，出身基層，住過旺角，讀過飛仔學校，中三輟學後，做過服務員、Sales、的士佬，最後走入電視城，成為天王巨星……但這些歷史，廿歲少女明顯一概不知，為何還要合照？為何發哥仍是全港街上體積最龐大的一顆明星？

只因全港的街上，只有他一顆星。香港藝人自命清高，出入神秘，乘地鐵甚至要自拍留念，否則便是有失身分。偏偏周潤發多年來不信這套，堅持在九龍城街市和港九行山徑上以真面目示人，是古怪（就香港明星的標準而言），又是親民。翻開他近日的訪問，更發現這顆明星，行徑怪異（用Nokia電話），習慣怪異（十點上牀，六點起身），興趣怪異（說自己只有兩股，所以不炒股）。但正因他異於「凡星」，香港人今天對「發哥」才情有獨鍾。

啟示二﹕高官

另一個大眾受落的名人，名叫「財爺」。

星期三，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發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當中多見小修小補，少有治港藍圖，真正有亮點的舉措儼如鳳毛麟角。但這份預算案出爐後，坊間反應卻出奇地好，評分更為五年新高。箇中原因，可能跟實際的派糖毫無關係，反而是出於對財爺的觀感。

老實說，作為（為交稅牙痛的）香港市民，我對預算案和曾俊華，都沒有好感。但這幾天，翻揭報紙，緊貼面書，我卻在財爺身上，發現一件近年在政府高官身上完全失傳的物件——人性。譬如說，他（的團隊）會自認「大鄉里」，學讀面書，勤練劍法；預算案中，他既跟從官方口徑，批評佔領運動，又不忘在結語部分認同年輕人對「心中富有」的追求，直言「我們需要回應」；記者會後，他會做好公關，舉起神棍，跟記者（而非地區「青年」）合照……如此人性，香港人許久沒見識過。

先撇開這份「人性」當中夾有多少陰謀雜質，背後藏着什麼公關伎倆，香港人的觀感又有多少出於一廂情願式的美麗誤會，但不能否認的是，財爺這一連串異於近年高官作風的舉動，頗為有效地俘虜香港人的心——起碼許多人因此醒悟，香港的官，至少應當如此。在這個講求統一口徑、集體意志、相同路線的梁振英高官班子中，這一點difference，縱然無關痛癢，也算是難能可貴（及悲哀）。

啟示三﹕香港

奧斯卡頒獎禮結束後，有心人再次痛心疾首地宣布﹕如果香港的金像獎也像如此，就好啦！

兩日後的財政預算案上，曾俊華響應呼籲，揚言受美國電影Chef啟發，提出引入美食車，矢志令香港貼近紐約，追趕倫敦，進入全球。結果引來「只許州官美食車，不准民間小販檔」的質疑。財爺捋着鬍子，急忙回應﹕「Food truck都可以賣魚蛋。」

作為地道魚蛋的發燒友，對於財爺這番話，我有感覺。這些年來，我走遍港九新界，發現魚蛋的體積逐漸由乒乓球變成波子，價錢卻由五蚊七粒，變成十蚊五粒。那麼價值五十萬元一部，即將「盛大」推出的美食車上，會不會出現又大又圓又好吃的魚蛋？大家心知肚明。多年以來，香港地的寶物，無論魚蛋、牛雜，還是藝人、明星，之所以是寶，通常因為它粗中帶幼，而不是它有多「盛大」的來頭和口號。

更重要是，究竟香港是否還要繼續盲目地朝着「全球」的標杆直跑？在邁向國際（又或大陸）的洪流之下，香港地是否可以容讓更多的有心人（無論是小販、藝人，抑或高官、學者），堅持怪雞，落力七彩（不是白金，不是藍黑），做好自己和香港的本分？

今天香港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帶一路」或是「賣魚蛋的food truck」，而是Graham Moore的一句﹕

Stay Weird, Stay Different.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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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鎮身分意識

某夜，收到朋友信息，相約本周日，前赴沙田市中心聲討水貨客。我為人冷血，對於外來邀約（尤其是有「光復」、「本土」、「前線」等字眼的活動），慣性說「不」。朋友血液向來熱得沸騰，聽見「不」字，馬上回敬一句：「喂，你係咪沙田人呀？」

這是教我徹夜輾轉的好問題。

我家住沙田。三十年前，父母結婚，各自搬離九龍老家，穿過獅子山隧道，戰戰競競，遷入當年剛發展的沙田。三數年後，我在這裏出生，學習寫字（就讀的中小學都在這區）、過馬路（照紅綠燈指示）、踏單車（在單車徑上），以及做人。直至中學畢業，我人生的頭十多年，基本上在這個新市鎮度過。當年的我，儘管在城門河四周留下過不少腳步，卻絕少覺得自己是「沙田人」——道理很簡單，因為從沒比較。

中學畢業後，為了「衝出沙田」（以及「犯賤」），我過了對面海讀書，生活的圈子，開始由這個事事整齊的新市鎮，逐漸向南移。每天上課，必須擠上火車，然後穿梭水泄不通的旺角街頭，尋找生路，登上小巴；放學後同學們相約晚飯，選址不再是沙田大商場的快餐店，而是西營盤、銅鑼灣，以至尖沙嘴、旺角的食肆；我身邊的豬朋狗友，不再是盤踞沙田各大屋苑的地頭蟲，而是來自全港十八區的過江龍。那刻，確有一種「大鄉里出城」的感覺。

新市鎮之別

出城，才知道自己是鄉里。離開沙田，我驚覺「屋邨名校」跟「傳統名校」的產品，原來永遠有點距離；踏入市區，我瞥見原來馬路上少有紅綠燈，而單車，卻永遠不在單車徑上行駛；跟同學傾談，我發現原來不少港島人仍然以為沙田是荒漠，上水居民居水上。事後回想，這種帶點無知的互相錯摸，既源於居住經驗的差異，又出於兩種截然不同的身分，「新市鎮人」與「市區人」。

當然這兩套身分的建立，並不單純出於居住地點的分別——畢竟香港交通便捷，區與區之間的流動，頻繁又方便﹕凌晨在旺角登上紅色小巴，半句鐘直達上水。居住的地點，似乎未必主宰一個人日常生活所踏足的範圍、地域。然而，許多「新市鎮人」跟我一樣，八、九十年代隨着家人遷進屯門、元朗、沙田、粉嶺等區，一直居住，拜教育局派位政策所賜，大部分人得以在原區就讀中、小學，加上新市鎮的規劃，往往着重「自給自足」，不少「新市鎮一代」人生的頭十數年，足不出「區 」。個人的歷史配合生活經驗，形成「在旺角會迷路」的新市鎮人。

話雖如此，就算「新市鎮一代」能夠藉着自身與「市區人」之別，勾勒出自己所屬的身分，但這個身分，畢竟仍是一個極其廣泛的模糊概念——政府統計處的數字就顯示，現居新市鎮的香港人口，已經超過半數。在這一半香港人當中，除了覺得自己跟「市區人」有點差異以外，又會否感知各個新市鎮之別，從而建立出「沙田人」、「屯門人」、「上水人」這些地區身分？

對此，我一直心存問號，因為香港新市鎮的規劃，大多出自同一模子﹕沙田市中心跟屯門市中心（特別是大會堂附近）外觀極度相似；大埔與上水的城市佈局，某程度上又如出一轍……不同新市鎮的居民，無論是行街購物、出入交通、日常康樂等生活經驗，其實都出入不大。除非是擁地自重的鄉紳權貴，否則一般的新市鎮居民，照道理不會以什麼「元朗人」、「粉嶺人」自居。

時代巨輪 社區自救

結果，過去幾星期翻揭報章，我的問號，屢屢受到挑戰﹕傘開以後，社區組織（北區動源、沙田新幹線、埔向晴天等）相繼成立，成員多數為年輕臉孔，銳意改變社區，於是連日大派口罩，宣傳選民登記；地區媒體遍地開花，有的實體印刷，現場派發（如《埔紙》），有的每日更新，在網上發布資訊（如「沙田區Sha Tin District」）；群眾運動擴散社區，每逢假日，例必出現當區居民（以及大量血液沸騰人士）與國內遊客、水貨客衝突的場面……姑勿論成效如何，現象又摻有多少外來雜質，我們都無法否認，地區身分，以至街坊意識，已經正在新（市鎮）一代，高速滋長。

這種意識究竟從何而來？仔細盤點，至少有兩個原因。

一、外敵當前。我們不難發現，許多新成立的社區組織都位於東西鐵路線——屯門、北區、大埔、沙田。這兩條鐵路線，既連繫中港兩地，近年又燃點不少衝突場面。無論是把香港視為超級市場的自由行旅客，抑或旨在「搵食」的水貨客，都為這幾個地區帶來源源不絕的煩惱。居民的生活受阻，更是求助無門﹕區議員永遠唯唯諾諾，然後專注寫揮春；政府往往把市民的急切訴求，置若罔聞，一拖再拖。年輕人眼見居住多年的家園，就此毀於行李篋與時代巨輪的夾擊下，又有冤無路訴，只得聯群結黨，發揚社區意識，連繫公民社會。

二、社交媒體。以往，屯門人要知屯門事，並非理所當然。在大眾媒體橫行無忌的年代，社區消息猶如甜點，可有可無。於是居民要得悉社區資訊，許多時候只靠口耳相傳。社交平台興起後，信息的流通逐漸以小眾主導，在他區居民眼中看來無關痛癢的地區新聞，從此得以透過社交網絡，廣泛流傳。各區居民，開始對所住社區正發生的事——無論是老舖關門，抑或遊客肆虐——更加瞭如指掌。「自己社區自己救」的意識，以及隨之而來的身分，因而滋長。

當然，在這一代人社區意識萌芽之時，我們除了可以大聲質問「你係咪沙田人？你去唔去光復？」，還可以思考一連串問題﹕區議會選舉就在年底，對於社區有承擔的年輕人是否願意落區迎戰蛇齌餅粽？面對眼前一點一滴被侵蝕的社區，血液向來熱得沸騰的朋友選擇驅除韃虜，恢復本土，我們可以支持，可以反對，但除此以外，平民百姓又可否多走一步，聚集力量，守望相助，把這份意識、這個身分，發揚光大，感染他人，用於改變社區（又或阻止社區被改變）？

這是教新市鎮一代徹夜輾轉的好問題。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15-0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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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五歲小孩遇上《學苑》

周三早上，目睹特首於《施政報告》開首，特地為青年開闢廣告時段，大力宣傳《學苑》；及後當眾表演「即席朗誦」，示範「大石砸死蟹」。看畢，腦袋隱隱作痛。

頭痛，一半因為《學苑》。我是港大學生。多年前的新生迎新日，我呆滯地跟萬千新生一同在校園亂走，其間遇上不少學會、宿舍派出俊男美女，張牙舞爪，中途攔截，招攬入會。我生平最怕去動物園，自然左閃右避。好不容易逃到大學書店附近，看見一個攤位，規模細小（只有一張長枱），作風低調（沒有美女學姐投懷送抱）。「有無興趣幫《學苑》做記者呀？」不起眼的師兄問。聽畢，我冒汗，停步，趨前，留下電話號碼。

幾星期後，滿頭大汗地推開學苑的橙色大門，跟編輯們（依然沒有美女學姐）開會。其間，副總編輯從書櫃取出幾份舊刊物，說《學苑》打算做本五十五周年特刊，着我們這些新生每人拿一些舊刊回去看看，遲點再談。我小心翼翼接過又乾又脆的書刊，稱謝離去。回家路上，翻揭這幾份比我更老（生於1979年）的歷史文獻，大開眼界。開眼，因為裏頭有兩件十分罕見的東西。

　翻開自由與思潮

一、自由。漫長人生中，總有短暫失控時期。打開《學苑》，你會發現大學生怎樣思想「失控」。當中有的道德大膽（談情說性），有的堅持「無大」（封面把麥理浩的頭剪拼在大隻女人身上），有的主張「無細」（用整個專題嘲笑港大學生反智）……是輕蔑瘋狂，也是自由奔放。即使不同年代的學生對「自由」的定義有異，但這些年來，最保守的《學苑》也會敢於解構「大學五件事」，挑撥「大學生等於社會棟樑」等社會常規。

二、思潮。《學苑》裏面，偶有平民思潮的痕迹。翻開那幾份又乾又脆的《學苑》，會發現裏面的文章，篇篇大件（動輒幾千字）兼難啃（一連數頁教大家跟馬克思做好朋友）。然而在大堆頭的學術符號背後，又見當時四人幫倒台前後、大學校園內的新左思潮蹤迹。譬如說，對於七十年代末大眾文化氾濫的情况，《學苑》仝人不惜高舉法蘭克福學說，大力鞭撻。現在翻看，看似過於偏激，但這畢竟反映了當時思潮——說到尾，大學生的所思所想，不過受社會環境所薰陶、影響。

因為種種原因，我最後沒有到《學苑》「上莊」（連書也忘了歸還）。但此後幾年，我在港大校園呆滯行走，確實看到這本刊物在變。起初它只是一本極不起眼的學生刊物，長期滯銷（雖然是免費派發），內容大多圍繞校政（那些千年一日的政治風波），不然就是「飯堂應否有曱甴」、「大學可否有第六件事」等無關痛癢的話題。那幾年的《學苑》，本本印刷精美（先撇開排版核突不談），但大部分仍然過目即忘——因為絕少有大膽的思潮痕迹。

　大膽程度拾級而上

其實也很難怪。那幾年曾蔭權當政，香港社會總算少風少浪，七一遊行人數屢創新低，痛罵高官既是家常便飯，又是無甚驚奇。活於如此年代的大學生，將腦袋暫且擱在一邊，絕不出奇。直至2012年以後，《學苑》的設計質素持續滾下山坡（字體用「新細明體」），但內容的大膽程度卻是拾級而上——關心的議題不再是「宿舍有無位」，而是「香港夠唔夠屋住」，甚至到近一兩年，編輯們高舉本土思潮旗幟，大膽探討香港「命運自決」的出路……你可以質疑這是個別學生的政治主張，那無法否認，當中必然存在社會大環境的因素。

梁振英這星期的表演，之所以令我頭痛，全因他完全漠視學生刊物、大學生，以至教育的本質。大學本來就是一個鼓勵大鳴大放的地方，而學生刊物正正是那一代人的性格、思考的明確反映——有些年代，社會風平浪靜，大學生所謂的思潮，頂多開放至校園的閘門而已；但也有些時候，學生自命生於亂世，有種才是責任，於是矢志讓同代人的腦袋翻起巨浪，一同思潮作動。這，究竟是一部分「不能不警惕」、「值得關注」的「反動分子」行差踏錯，還是整個社會、整個政權都急需反思的集體責任？很明顯，梁振英第一千次選了前者作為社會亂象的答案。

不過，大學生終歸不是善男信女。向來喜歡自彈自唱的他們，豈會因為這次特首的朗誦表演，一時三刻把腦袋掉進洗衣機裏？真正會（被洗、被補腦而）頭痛的，會是未來的「青年」。

　頭痛的是未來的「青年」

過去幾天，我頭痛之餘，還有幻聽。我聽見一個五歲小朋友問道，「我大個咗，會變成怎樣的人？」這條問題，恐怕比「香港有沒有足夠土地」更加靠譜（雖然同樣純屬老作），也更加值得深思——究竟擺在一個五歲香港小孩前面的，會是怎樣的一條大路？

翻揭這幾天的報章，可見端倪。一年後，這小朋友升上小學，在繁忙的功課和興趣班之外，他還會參加一兩次內地遊學團，在內地官員的介紹下認識國情；他又會跟內地姊妹學校的同胞交流心得，成為放眼神州的中國香港好學生；課外活動方面，在男女童軍以外，他可以選擇當上青少年軍，向偉大的雷鋒學習紀律，在「在個人道德或社會道德，以至國家民族意識」上培養正確是非觀，做全港青年的榜樣。

結果，經歷過公民教育科、交流團、金蘭姊妹的無數次洗禮後，這位五歲小朋友終於由小學升上中學，之後他再參加了無數次交流、實習；公開試時他選修了（脫掉政治成分的）通識科，更獲得優異成績。拿着成績單的他考慮了許久，決定報讀香港大學——畢竟名氣比較好。

　遺失的，不止是《學苑》
新生迎新日上，這位曾經五歲的小朋友，呆滯地跟萬千新生一同在校園亂走，其間遇上不少學會、宿舍派出俊男美女，張牙舞爪，中途攔截，招攬入會。他為人害羞，只得左閃右避，最後逃到大學書店附近，看見一個攤位，名叫《學苑》。這個名字，他依稀有點印象。於是轉身，停步，趨前，留下電話號碼。

幾星期後，男生滿頭大汗地推開學苑的橙色大門，書架上擺滿了幾十年來的刊物，只是奇怪地，沒有了2014年那幾期。學長問他在找什麼，這個曾經的五歲小朋友摸摸頭顱，只覺腦袋隱隱作痛。

他不知道，遺失的，不止是那幾期《學苑》，還有大學生曾經珍視的自由，以及思潮。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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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叮噹 記掛亞視

周五中午，接到叮噹配音員林保全突然逝世的消息，嘴唇微震。幾秒後，拉開抽屜，只覺惆悵。

消息傳出後，低氣壓籠罩全港，嘴唇劇震兼扯爛抽屜的，大有人在——沈旭暉無奈慨嘆，心裏突然有種「童年被掏空」的感覺；張敬軒肉緊疾呼，原來始終一天叮噹「返咗入去個櫃桶」後，會不再出現；萬千網民攜手並肩，重溫舊作，點唱新歌（「叮噹可否不會老」），然後一同照鏡，望見眼前的大雄，流了許多滴淚。

大眾在流淚，全因集體在回憶。1982年，叮噹首次在《430穿梭機》節目中登場，此後32個年頭，它和它的聲音，泛滿客廳，伴我成長。如今保全叔遠去，叮噹失聲，你我回憶被挖了大洞，心裏若有所失，乃理所當然。

但這份情感的投射範圍，大部分時間只針對幕前。「現在才知道，他真人的樣子，胖胖的、和藹的，原來跟叮噹真有幾分相像。」周六早上，我媽翻揭報紙，然後發表感言。星期五前，許多香港人縱然枱面放滿（用便利店印花換領的）叮噹模型，也對叮噹的聲音瞭如指掌，但對林保全的真正樣貌，從無印象，我媽只是其中一個。

這兩天，網上廣傳一條電影預告片，據說是林保全遺作。「這是叮噹的最後聲音，不容錯過。」傳來影片的友人神色凝重，千叮萬囑。聽見「最後聲音」四個大字，我影片未看，嘴唇先震。

再震，因為這一次我想起亞視。周一中午，亞視執行董事葉家寶面對記者，神色凝重。他說，亞視目前正處於「生死存亡之秋」，在這最後關頭，全台上下被迫發出「最後吼聲」。當日，亞視向員工發放了11月一半欠薪，但餘下一半，以及再之後的12月薪金，至今天依然未有着落。新年過後，按《僱傭條例》規定，亞視員工可自由離職，這家有57年歷史的電視台，性命隨即進入倒數階段。

同集體回憶 何冷看亞視瀕危？

奇怪的是，這邊廂叮噹的「最後聲音」令全港市民心情翻滾，同聲一哭，但那邊廂，對於亞視的「最後吼聲」，普羅百姓卻是無動於中，當中不少甚至鎖起抽屜，暗自偷笑﹕「終於等到呢日來臨！」作為電視迷，我向來視「嘲笑亞視」為人生第二興趣（僅次於「怒罵無綫」），但這一次也禁不住在問﹕大家的反應為何這般冷淡？若果我們懷念林保全，全因他的獨特聲音乃香港人的集體記憶，那麼亞視的節目不也曾經風光一時，甚至同樣在七百萬個腦袋裏面佔有位置嗎？兩者分別為何如此巨大？我想不通。

與港人作對 死有何惜？

也許世上從沒有沒由來的恨。這次亞視彌留，群眾冷對，全因此前多年，對於觀眾的要求、期望，這電視台同樣冷對。昔日不乏捧場客的亞視新聞，連番出錯，又間中染有大老闆的紅色手印；曾經算是「過得去」的節目表，在公司資源緊絀下，只得滾筒式重播。結果，過去一度威脅無綫霸權的亞視，終於成為收視與廣告俱徘徊零點的「雙失電視台」。如此與港人作對的電視，今天之死，又有何惜？

我同意，也不同意。過去幾天，我向叮噹借來「時光電視」，重新審視亞視多年來的節目歷史，又跟一些於亞視工作的朋友談過（並冒上被借錢的風險），嘗試解開這台57年歷史的老舊電視機。然後，我發現，今天的亞視在苟延殘喘，猶如器官衰竭的病人，很難救活。不過就算這個病人病入膏肓，他的人生、他的起跌、他的歷史，對旁觀者而言，依然至少有兩點啟示。

一、亞視是自作自受，也是受害者——眾所周知，這電視台曾經輝煌。過去它的台前幕後炮製過《今日睇真D》、《亞洲先生》、《亞洲星光大道》等節目，曾經引起哄動，叫好叫座。直至隔鄰的無綫原封不動，將節目照抄一遍，變成《城市追擊》、《香港先生》、《超級巨聲》，亞視才落入下風，並在資源緊絀下，漸漸失去對抗的本錢。
亞視存活 起碼沒讓無綫得益

當然，亞視的淪落，很大程度上是自作孽——若果其管理層的決策、能力不是如此不濟，以亞視員工的能力，總不會令電視台收視長期歸零。但在嘲笑亞視自甘墮落的同時，我們亦不能放過它身邊的無綫。若非無綫不斷使出超技術，趕盡殺絕，亞視絕對不會死得這樣快。更重要的是，若然亞視真的倒閉，全港能運作的免費電視，就只剩無綫一間。如此，作為電視迷，我寧願跟廣大亞視員工站在一線——期望有新人入主，救亞視於水火——這樣得益的，起碼不是無綫，而是香港人。

二、亞視前台無光，但後台有人。過去幾年，亞視遇人不淑，屢屢找來負心漢充當後台。但同一時間，我們絕不能忽略在亞視（真正的）後台裏面，卻有無數有心人，孜孜不倦，努力工作。這個星期，亞視員工成為全城焦點，我聽過不少人用最惡毒的言詞予以嘲笑，指他們患上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否則斷不可能容忍僱主欠薪，甚至繼續聽從葉家寶呼籲，當上義工，無償工作。

對此，我聽見不少員工有話要說。有位現職記者大吐苦水，說自己仍想留在這行，但其他電視台看見亞視當下處境，都在「食花生」觀望，她根本找不到新工，唯有留守，起碼日後可追討欠薪；另一新聞部員工則慨嘆，亞視的技術落後多年，現在要出去找尋同類工作，他自問毫無競爭力，束手無策。還有一位，不願再看網上有關亞視欠薪的報道﹕「大家可以恨亞視，但請勿恨我們。」他的嘴唇，也在震。

這些亞視員工跟林保全一樣，長期躲在幕後，面目模糊。他們或許沒這位同行那般厲害（又或幸運），能夠生產令你我同哭同笑的文化經典，但這不代表他們沒有在後台努力過、奮鬥過。拜我們的政府所賜，香港的電視行業一直狹窄，流行光影背後的苦况，亦從來不足為外人道。今天，在懷念叮噹身後的林保全同時，請也記掛一下跟保全叔同行的亞視員工們。他們進退維谷，只覺惆悵。

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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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

早陣子，我病了，幾近無可救藥。

我的感官向來發達，但近年我對世事的感覺，卻退化至只剩三格：『少少』、『一般』、『都係咁啦』— 主場新聞結束，我『少少』傷感；鄧歌手哮叫，『一般』刺耳；大台又播膠劇，『都係咁啦！』病重的時候，我甚至覺得蔣議員的笑話只是『少少』好笑，官員的謊言只是『一般』難聽，催淚彈的煙？『都係咁啦！』


這個病的學名，叫『無立場』。身為病人，我深明自己何以病入膏肓：近年黑雲壓城，『香港不再是我主場』當然屬實，但那又如何？改變得了嗎？於是每早照鏡，我都叮囑眼前人：於這個時代要活得快樂，不單要挖掉眼球，塞住鼻孔，蒙著耳朵，更要奉『客觀』、『理性』為人生信條，視牆頭草為榜樣楷模。我情願與這城一同發病，也不想扮演一個束手無策的醫生。

直至某天早上，有兩把人聲出現：主場即將回歸，有否興趣醫治頑疾，找回立場？我當場滴汗。兩星期後，我拭去汗水，緊隨人聲，踏入立場新聞的辦公室，開展新的工作。

我要相信，我的病，和這個有病的香港，都是有得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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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音樂，不如我們從頭來過？

聖誕佳節，我上山。由大學火車站出發，沿着濕滑斜坡往上爬，然後在烽火台前，冒着滂沱大雨，欣賞了一場由何韻詩、黃耀明與香蕉奶領銜主唱的音樂會，十分感動。

坦白說，這段文字，全屬馬後炮。當天下午，踏出火車站閘門前一刻，我的內心仍徘徊在十五和十六之間。猶豫，源於害怕——我怕大雨令人狼狽，更怕長命斜使人疲累，但最怕的，恐怕還是香港流行音樂，再次令慕名而來的我，狼狽又疲累。

我的恐懼，絕對是有的放矢。過去幾個月來，有兩套關於香港流行音樂的說法，在街頭巷尾異常流行。批評論者手執理據，高聲宣講，更呼籲香港百姓刺穿耳膜，回頭是岸。在他們眼中，流行音樂在當下的香港社會，有兩大核心問題，不可不理：

流行歌曲無料兼無用？

一、流行音樂無料。幾星期前，《星期日檔案》用兩集篇幅探討「廣東歌之死與生」，再次運用陳腔，奏起濫調，用八、九十年代的巨星光芒，對比當下樂壇的暗淡無光；臨近年底，電台舉行一年一度的例行公事（又名樂壇頒獎禮），出名明星紛紛缺席，只剩（說）不出名的暗星奀星，聯同觀眾，強忍耳痛，狂打呵欠，順道為香港流行音樂掩上棺蓋。在許多人心目中，港式流行早已滾下山坡，不見蹤影。因此，他們相信，與其上山舉傘聽歌，不如安坐家中，透過墳場新聞直播，重溫哥哥、梅姐、霑叔等人的勁歌金曲。

二、流行音樂無用。由歌神到校長，由天王到吹神，港式流行曲輝煌多年，主要原因是它既能引出百姓耳油，又能牽動聽眾情感，當中偶現刻畫時代之作，如《皇后大道東》《獅子山下》，大眾就更加七情上面，唱得肉緊。然而，過去幾個月社會風雲色變，「流行音樂究竟有何用」的質疑，愈發壯大。於是群星合唱的《撐起雨傘》被批評太柔弱、太離地，無助抗爭；於是每晚在海富中心掃動結他的香蕉奶，常被揶揄質疑；於是夏愨道、彌敦道上，愈來愈少人「不羈放縱愛自由」。與其快樂過生活（簡稱自high），不如拚命去生存，許多人如是相信。

步上斜坡，兩套說法，一直在頭頂盤旋。路上，我瞥見不少同路人，撐起黃傘，魚貫登山。看着他們的身影，我努力勸服自己﹕身為怕執輸（又怕執錢）的香港人，這次音樂會牌面超大（以何韻詩為首），歌單特長（三十多首），意義深遠（音樂會名為「回到初衷」），最重要是免費入場，照理是穩賺不賠的假日節目。結果，我握緊拳頭，順隨人潮，踏上大道，在台前找個位置，鋪好枱布，席地而坐。

結果，長達三小時的馬拉松式音樂會一如所料，令人疲累又狼狽。期間天下大雨，我多番萌生退意，但結果還是留守原位，努力從雨傘隙縫間觀看演出，直至完場。從中我再次認識香港流行音樂。

一、流行音樂作為技藝。港式流行質素參差，時常為人詬病。多年來，我們有時目擊歌手走音而若無其事，有時聽見歌詞不知所云。當日的音樂會在戶外舉行，設備當然難比紅館，但三小時下來，絕對不乏出色的演出。向來唱得的何韻詩、黃耀明和盧凱彤固然保持水準，但後起之秀、無名小卒，甚至是學民義工，唱起自家創作的歌曲，也絕不失禮。

最讓我大開眼界的，是由一班中三男生組成的Big Boyz Club。這班男生，上台時個個面容靦覥，一如所有青春期男生的模糊臉孔，但音樂響起，男孩們卻都換上了另一張臉。翻看資料，這班相識於社區中心的男生，結成組合已有四年之久。928翌日，他們跟導師合作，創作並說唱《催淚彈》一曲，技巧或幼嫩，成品卻動人。這些「歌手」，注定無緣任何頒獎禮，但他們的技藝，以至熱誠，比起游走主流的音樂人，有時有過之而無不及。

二、流行音樂作為世代。香港人向來追逐大牌，鍾情明星，當日的音樂會卻是一反常態——觀眾對黃耀明的《今天應該更高興》和《太平山下》興趣缺缺，卻為年輕歌手的《日日去鳩嗚》與《話你戇X怕你嬲》而瘋狂尖叫；音樂會中途有過冷場，但重新燒滾氣氛的，不是何韻詩，而是中三男孩組合；全場高潮，不在群星合唱「不朽香江名句」，而在岑敖暉上台，高喊「我要真普選」一刻。

自家創作出色 唱出熱情

世代在變，我們看待流行音樂的方式也要變。我們不能再任由電視定義廣東歌生死，也毋須依賴電台頒發樂壇成績表，更要棄掉以往聽歌的習慣﹕只看牌面、單純觀星。反之，我們要擴闊眼界，放眼YouTube，留意「香港樂評選」，甚至借用新世代的眼球、耳朵和心跳，重新尋找流行音樂之於觀眾的意義、價值和地位。 然後，我們會發現港式流行從未死去，近年更在從頭茁壯，問題只在於——你究竟用哪一把尺來量度？

三、流行音樂作為記憶。我本來以為，音樂會在中大舉行，聽眾應該全是學生，結果不然。在年輕臉孔以外，也有為數不少的中年人慕名上山，觀看表演。他們未必懂得與羅冠聰合唱《無盡》，而教全場躍動的《光明會》，他們也許亦沒感覺。但他們依舊赴約，甚至在冷雨夜裏留守到底，可能純料因為對於雨傘運動，他們有記憶，更有感情。

音樂會既名為「回到初衷」，自然滿載雨傘運動的平民記憶。台下觀眾反應熱烈、情緒高昂，絕對不僅因為台上音樂人歌聲美妙（對不起，周博賢除外），更因為前奏響起，人人腦海裏已盡是回憶片段。看羅冠聰唱《無盡》，自然想起同樣在中大舉行的罷課大會，又或是夏愨道上隨處可見的「難得夢一場革命不老」橫額；聽着《日日去鳩嗚》，不期然聯想起每晚在旺角街頭上演的奔放與癲狂；合唱《獅子山下》，那黃色巨型直幡頃刻間重現腦海，永誌不忘……流行音樂在佔領路上，從沒離開過。

滿載回憶 叫人「毋忘初衷」

批評論者說得沒錯，香港流行音樂也許並無實際效用，說到尾，它是幾個音符，無助抗爭，更沒法改寫歷史。因此風繼續吹，頭繼續扑，場繼續清，普選仍是夢想中的彼岸，永遠還未到。然而我們同樣無法視而不見的是，過去這段日子，無論在街頭、石壆，抑或廣場、天橋，流行曲一樣化成符號，翻弄記憶，挑起情感，書寫歷史。是它教我們在佔領時有所依據，也是它讓我們在清場後毋忘初衷。

走過山坡，撐過雨傘，香港流行音樂，不如我們從頭來過？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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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甘草

又是懺悔的時候。周一晚上，一不小心，看了萬眾（無甚）期待、萬千星輝（不再）的電視台頒獎禮。

頒獎禮又名例行公事。當晚節目環節不多（只有「講」和「頒」兩項），驚喜欠奉（照舊是「多謝Sandy、樂小姐、珍姐賜我飲食」），教訓相同（繼續為全港觀眾示範何謂「假普選」），而昔日足以掀起全城熱話的視帝視后之爭，亦老早跟收視一樣，化成輕煙，流過無痕。既是例行大騷，又何苦含淚收看？事後回想，當晚我竟然不慎看足全程，一半因為犯賤，另一半可能因為蔣志光。

身為電視迷，我對蔣志光一向情有獨鍾。由《花樣中年》的羅家輝、《仁心解碼》的連志森到《護花危情》的細喬生，他扮演的每一個角色都不甚起眼，但總有辦法吸引觀眾的目光。眾所周知，娛樂圈是一條永遠停不下來的扶手電梯，人人巴不得置身其中，扶搖直上。偏偏蔣志光反其道而行，卸下歌手身分後安分守己，隱居公仔箱內，充當綠葉，映襯牡丹，如此踏實，如此低調，正好把「綠葉」的特質，發揮得淋漓盡致。我由衷欣賞。

頒獎禮當晚，蔣志光一如所料，獲得男配角獎項，並繼續在台上飾演自己，當眾祈禱，即席獻唱，我看得感動。身邊友人卻冷嘲熱諷：「不過是又一場小圈子遊戲罷了，何必認真。」是的，是的。但情緒激動的人，又豈止蔣志光和我兩個。當晚瀏覽面書，為他（與「歡喜哥」）直呼「好感動」的觀眾，大有人在。這份感動，甚至令大家甘願背負「我仍在看TVB」的恥辱，也要向世人宣講心情。很明顯，我們對綠葉、甘草，都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情。

香港人向來鍾情明星，追逐閃光。這些年來，我們追捧「四朵金花」、「四大天王」，但絕少理會「五塊綠葉」、「八大護法」。頒獎典禮既以「萬千星輝」為名，開宗明義，理應就是花旦與小生的埋身肉搏，怎也輪不到配角們上台高歌。但奇怪的是，近年觀眾們一同患上眼疾，見光即閃，把牡丹、玫瑰棄若草芥，將綠葉、甘草奉為神明。以電視台偶像為例，愈來愈多人對楊怡、郭晉安失去感覺，反而鍾情阿Bob，迷戀Benz。就連劉江、蘇恩磁、韓馬利等甘草演員，竟也各有年輕粉絲。

　多年努力終獲肯定？

與綠葉相比，甘草感覺更老資格一點。自從兩年前香港電視掀起一陣挖角潮後，無綫開始在頒獎禮上新增「專業演員大獎」，顧名思義，表揚一眾甘草演員（順道以獎留人）。今年獲獎的五人當中，就有朱維德、羅樂林等老演員。看見他們獲獎，禁不住在想：究竟甘草們那刻在想什麼？是多年努力終獲肯定？還是為自己終於被歸類為甘草而不快？甘草演員也許都有過風光時刻，由明星變甘草，他們中間有何掙扎？

香港的「甘草演員」豈止這些。傘開以後，我們除了看見一代年輕人崛起，還目擊上一代集體回朝——羅范慨嘆「怕咗年輕人」；梁愛詩坦言不放心廿年後交出香港；董伯伯（及其獨門慢速講話）重現江湖，向now記者叮囑社會要謹記佔中的警惕。早已退居台下的「甘草」們突然集體現身，雄踞媒體，指點江山，教人納悶。另一邊廂，民主山頭上，一樣甘草滿佈——上星期，民主黨主席改選，劉慧卿繼續連任，受萬眾（網民）期待的區諾軒慘敗收場。

　政壇甘草

政壇甘草們的腦袋，究竟又在想什麼？是戀棧權力，死不放手？還是真的不放心把棒子交到年輕人手中？許多人期望雨傘運動促成世代交替，但情况是不是那般樂觀？現在滿地問號。長此下去，青年人要搶回話語權，恐怕只得採用更激烈的方法——無論是新一波的抗爭，抑或是在選舉中攆走同路的政壇長者。這，又是甘草們所樂見嗎？

翻查網上資料，甘草乃中醫最常處方的草藥，味甘，性平，可以補脾益氣，滋咳潤肺，緩急解毒，調和百藥。沒錯，是「調和百藥」。雨傘運動以後，波譎雲詭，社會各界熱中藥石亂投，胡亂處方。活於這大時代，甘草的作用，理應是從中調解，緩和衝突，甚至是安份守己，充當綠葉，讓下一代有路可走。但政壇甘草們？卻繼續立足前線，挑起矛盾，搶佔鏡頭。

或許他們不是甘草，更不願當綠葉。他們只是一班山草藥而已。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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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港視製作總監李志堅：不做新聞搞購物，Why not？

香港電視近日跟快餐店合作，於《警界線》內植入「點Jack」廣告，牽起熱潮。
不少觀眾特地登入網站，將劇集連廣告，一併重溫。
廣告人畢明觀察到相同現象，打趣說「看香港電視的人都變了態」。
也不難理解，香港人對港視期待已久，當然「汁到撈埋」，連廣告也不放過。
但較少人留意，港視開台主打的，除了「電視」，還有「購物」。
大半年前，王維基事先張揚，要開設一條24小時購物頻道，而劇集本來只是配菜。
頻道預計下月啟播，幕後團隊現時則每天製作直播節目Shopping Hero，替客戶宣傳商品。
結果廣告雜誌式的節目，引來少有的劣評。
有觀眾大叫沉悶，甚至說，「好似有點娘味」。

負責主管購物頻道的港視製作總監李志堅倒看得開。
「都係要一路試落去。壓力係有，但仍然有空間試。」
反覆強調「試」，大概因為他本人也在「試」。
幾個月前，李志堅的身分是香港電視新聞總監，主管新聞部。
豈料牌照告吹，新聞部門隨即解散，分道揚鑣。
做了二十年新聞的他，前路茫茫，本打算創業。
結果王維基一通電話，令他跟另一同事繼續留守，改做購物頻道。

「咪試吓囉！」

訪問約定在香港電視的辦公室進行。開始前，我們先走進錄影廠裏逛了一圈。由一般辦公室改裝而成的錄影廠，樓底不高，甚至頗有山寨廠的况味，但現時卻每天進行兩次直播，拍攝Shopping Hero節目。我們參觀的時候，工作人員正落力地試燈光，試位置，準備一小時後的節目綵排。踏出錄影廠，便是購物頻道創作團隊工作的辦公室。驟眼看來，都是年輕的臉孔。

要畀年輕同事試

過去幾個月，李志堅跟這班年輕人一同籌備購物頻道。頻道正式啟播前，先有每天共兩小時的購物節目，既試水溫，又讓幕後人員邊做邊試。「我們有一半同事都係九十後，唔畀佢試，咁好『抆』喎。」李志堅一臉認真，舉例解釋。「例如有產品是口服的，就要注意醫藥條例，唔可以隨便話預防癌症啦，唔可以話降低膽固醇，只能夠話『適合關注膽固醇人士服用』。」他說，許多新人沒有這種意識。「他們不一定會理，但寫完我們會犯法。所以要有trial run，這個階段壓力會有，但不算很擔心。」

總監唔急，觀眾急。購物節目推出後，坊間反應平平，有專欄作家甚至批評節目「有陣ATV味」。李志堅不諱言，節目既要顧及觀眾，又要向商戶交代，不是易事。「要做到個個party都話正，其實好難。當然有好多關心我們的朋友會話，『喂！做靚啲啦！有趣味性啲啦！多啲人睇啦！』出面朋友對我們期望好高。」面對批評，李志堅強調團隊會繼續嘗試。「畢竟這件事在香港無乜好好的reference，亞視有做過，但係咪好成功呢？又未見到。同埋從未試過咁大規模。」港視已聯絡三百三十間商戶合作，他日瀏覽購物頻道，貨品選擇將會超過十萬種。規模之大，香港少見。

話你知個餡其實係乜？

電視購物，在台灣、日本、韓國都頗為流行，偏偏在香港，卻是新鮮玩意。王維基年中公布大計後，許多人並不看好，認為香港的大商場遍地開張，顧客要購物本已很方便。李志堅坦言自己曾經同樣懷疑，只是後來到韓國做研究，看見人家的購物頻道，賣的貨品包羅萬有，表達方式百花齊放，才有所改觀。但放在香港，究竟可不可行？他以太太的日常生活作例，「佢係一個OL，平日八點收工，基本上無得行街，如果平日工作不開心，都無得買嘢發泄。如果個電視好似櫥窗咁，會唔會吸引到消費者呢？」但李志堅強調，他們不是要做一般的廣告雜誌，「除了拍件product，更要想想怎樣將它應用於日常生活的畫面，例如拍一些台灣式的微電影。」

呢啲叫責任消費

香港人工時長兼不快樂，已是常態。但早已成形的消費習慣，有可能改變嗎？李志堅認為，習慣一時三刻也許改不了，但香港人的消費態度，卻應扭轉﹕「譬如買個袋，你有無諗過佢點樣嚟？成個概念係點？用料係咪OK？如果消費者對件產品的故事認識多啲，我有理由相信佢買的時候會諗過度過，買返去理論上亦會用得耐啲。」他說，這叫責任消費。

話題轉到近日大熱的「點Jack」廣告，以及「變態」的港視觀眾。香港人向來對電視廣告沒太大感覺，甚至視之為「廁所位」、「生果位」。偏偏港視開台近一個月來，不少人破例高呼「廣告愈多愈好」。李志堅主理購物節目，廣告製作與他無關，但他作為觀眾，同樣興奮。「我記得開台當日，朝早起身，一睇到廣告就覺得『點解啲廣告咁好睇嘅？』」筆者笑他誇張，畢竟港視的廣告客戶，跟TVB其實差不多。「係係係！我平時都好憎睇廣告，但當日唔知點解……可能因為真是等咗好耐，等開台都等咗四年。睇到廣告，知道嗰個係收入來源，即係有人支持喎！」李志堅頓了一頓。「係一種……抑壓咗好耐的釋放。」

「其實都係嗰啲廣告，都係咩咩白咖啡。但好多人都話未睇過！」李志堅分析，觀眾反應異常，說到底不過出於對香港電視的偏愛。「你當係鋤強扶弱又好，當係抑過咗好耐又好……我們目標係做一個香港人的電視台，現在終於面世，（觀眾）當係捧場，當然連汁都撈埋。他們這幾年有跟住我哋的事態發展，支持我哋嗰種精神、香港精神的，應該唔會介意連廣告都睇埋。」

十年準備 被政府煞停

觀眾為港視開台雀躍，李志堅身為員工，前後在這裏工作近十年，感受理應更深。今年三月，港視推流動電視受阻，他跟新聞部同事一同被裁。現在回想，依然唏噓。「好正常啫，你諗吓，今年年頭諗住做嘅嘢，突然間無得做，你點會開心呢？當時老婆都話我，不事生產啦，無正職，行行企企。」他當時接受媒體訪問，直言自己作為新聞總監，要派解僱信給並肩作戰多年的同事，感覺像「割掉自己一塊肉」。

想過用「癲噹」報天氣

痛苦，只因本來滿腹大計。李志堅主理的電視新聞部，當年不乏新嘗試。他們試過跟漫畫家合作，以「癲噹」報天氣，也試過拋棄「數白欖」形式，另闢蹊徑，改以微電影、主題方式做年終的大事回顧。到今年年初，他除了巡迴各間大學，招攬新血，更密謀構思一支二十多人的偵查報道團隊。「整隊人不用做daily嘢，專注做古仔。當然依然電視台都有類似的報道，但無所謂，大家有資源咪去做多些有深度的報道囉！」他認為這是大勢所趨，「新一代唔會只係滿足於純粹報道。啲事我都知道啦，點解要睇你個台？他們只會願意花時間，接收一些有價值的資訊。」可惜牌照失落，計劃告吹，他改革電視新聞的夢想，始終落空。

如做新聞 要把關睇稿求證

李志堅在新聞行業打滾了超過二十年。九二年，他進入無綫新聞部實習，一年後畢業轉為正職，「因為當年有線開台，（無綫）走了不少人，好缺男記者，做啲粗重嘢。十個intern入面，只有我一個男仔，唔算最叻，但就請咗我。TVB係好好畀記者成長的地方，一路做，一路學到許多製作新聞的技巧、原則。」二十年過去，無綫新聞部金漆招牌早已墜下，李志堅也退下新聞崗位，毅然開發購物頻道。「做呢個位要把關、睇稿，做fact check，都好似以前做新聞，技巧有相通之處，都唔係咁難適應。」他微笑。

但畢竟在新聞行業埋首多年，這決定豈不艱難？李志堅依舊樂觀，「其實都無咩掙扎唔掙扎，我的事業第一個十年在TVB成長，第二個十年在這裏學做新聞，咁第三個十年，可以做什麼？我本來以為自己會做電視新聞，但無喎！咁做shopping channel會唔會係另一個挑戰呢？」年初新聞部解散後，李志堅本來想過創業，辦新聞媒體，在尋找投資者的過程中，卻處處碰壁。到五月左右，他接到王維基電話，邀請回巢做購物頻道。「佢打嚟，話呢個project其實都係創業啫，叫我用半日時間考慮。」他爽快答允。「可能因為我對香港電視這個平台，還有憧憬。咪試吓囉！」

少談執著 多講can-do

眼前的李志堅為人樂觀，甚至有點世故。訪問中，他少談堅持、執著，多講嘗試、變通、can-do。但言談之間，這位前新聞總監偶爾又會流露自己對新聞專業的眷戀。「有人話我（轉做shopping channel）是逃兵，我覺得唔係囉。」看得出，他仍然介懷。「鍾意新聞，係咪一定要做記者呢？最好當然自己落手做，但如果個際遇、環境有變化，咁作為香港人，是否應該要適應個變化呢？我覺得可以嘗試做唔同的project。」他如此解釋。

不脫離新聞 拍紀錄片

李志堅也在大專院校教書，任教電視新聞。年初開始離開新聞崗位，身為老師，他於心有愧。「唔能夠脫離太耐，教新聞要實戰同理論並重，唔可以停。」於是他開始在公餘時間拍紀錄片，主題是他最熟悉的「電視記者」。「好多人成日話佢哋片面報道，究竟係咪真係咁呢？心裏有個迷思。」紀錄片由年中開拍，直至佔領運動開始，題材突然大增。「原本只諗住拍二十分鐘，但依家估計拍到七八十分鐘，之後會考慮搵戲院放映。」提起這個side project，他一臉自豪。

探討兩代新聞人的鴻溝

紀錄片內容圍繞電視新聞記者，核心主題則是近期最流行的「世代矛盾」。李志堅說，雨傘運動固然與世代矛盾有關，但這套論述同樣能應用在電視記者身上。「拍的時候，咁啱發生無綫電視記者聯署事件，當中好多都係二十、三十世代，跟管理層那班四十、五十世代的人，明顯有唔同的價值取向，有衝突。」他舉例說明。「例如有些記者好支持個運動，咁點好呢？我哋嗰個年代係咁教嘛，如果你有參與個行動，有表態，咁就唔應該做採訪，要避嫌。但呢一代唔係咁諗，佢哋覺得做報道會中立、專業，其他時候可以為學生、為警察打氣。」兩代新聞人，間隔着鴻溝。

後記

揸機入佔領區 做訪問

但始終相同的，是對採訪的熱誠。為了拍攝紀錄片，李志堅親身上陣，揸機出入佔領區，跟行家們做訪問，他自言無官一身輕。「無咗新聞總監的身分，可以周圍搵人傾嘢影嘢，唔使尷尬。」他甚至為新嘗試而慶幸。「如果唔係無得做新聞台，就唔會做這件事啦。到時應該係指揮緊啲人去做，唔會自己落手落腳。所以際遇嘅嘢，有時好難講。」

客串《選戰》

撕去新聞總監的名牌，還換來亮相電視劇的機會。李志堅在《選戰》第二集客串一角，飾演富二代，身邊是資深演員駱應鈞。「既然無咗新聞總監的包袱，我平時又會睇電視劇，咁咪試囉。當然後果都要諗，不過就算之後做返新聞，咁新聞總監係咪唔可以拍劇集呢？又無講過呀。」說到尾，一切只因他熱中嘗試。「你可以好多嘢諗，然後諗完唔做。咁點解唔試吓呢？」由開發電視購物，到客串《選戰》，他從一而終。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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