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過年，跟香港談談情

新年流流，做乜好？

早幾天揭開世紀版，讀到台灣男生陳夏民的文章寫道，近兩年的春節，鐵心成立「過年拒念周星馳電影台詞委員會」，但凡聽見同輩親友背誦星爺金句，一律白眼伺候。讀畢，不禁莞爾。過年，是一切「永恆不變」的節日——打開電視，不是重播又重播的電視大騷，便是一個又一個的勘輿師傅正襟危坐，鄭重告誡廣大平民，誰和誰今年犯太歲，誰跟誰要留心身體健康；打開親戚家門，話題永遠跟之前每一年都一樣，不是「問事業」（ 「現在做哪行？」），就是「問姻緣」（ 「拍拖未？結婚未？生仔未？下年到你派利市喇！」）當然，過年時節少不免的，還有令眾人同時掩臉遮眼的特首賀年廣告、年年依樣畫葫蘆的花車巡遊、煙花匯演、（全城直擊）夏蕙姨上頭炷香、發叔到車公廟為香港求籤、市民央求發叔別再為香港求籤…… 等等。過年， 是習俗， 是懷舊，更是傳統與公式的總和。

對於年輕人（如我）來說，過年重複傳統，翻弄公式，幾乎等同於「悶」。然而， 社會學家卻說， 大時大節的「不變」，以及它引伸的這份「悶」，自有其社會意義——它凝聚社會，令樓下看更笑臉迎人，使隔離鄰舍不再陌路，教冷漠成性的香港人，突然變得守望相助，人情味濃，猶如回歸傳統社會；它灌輸價值，延續社會，教導下一代堅守「親疏有別」、「長幼有序」等傳統規條，將「傳宗接代」、「勤力會發達」這些人生大道理，重新包裝，發揚光大……過年一切不變，是要令我們社會的一切，同樣永遠不變。

重新發現的「香港」

這樣也好。這些年來，香港的人、事、物，統統變得太快，轉得太急。急景殘年，置身其中，心裏容易萌生一種「今夕是何年」的窒息感。如今新年時節一切照舊，反而恰好讓你我有所依靠，再次肯定自我身分，重新發現生活所在，這正是傳統的意義。

這兩天，不少朋友重新發現的，是「香港」—— 「以前的香港，回來了！」他們講的， 是城市景觀—— 有沙田友走在社區，發現「沒有自由行的商場，行起來原來特別自由」；有長居水（貨）上的上水居民在火車站外驚訝高呼： 「幾乎記不起沒有水貨客的上水是怎樣了。」放眼網上，有心人用攝影記錄年初一的香港市區，鏡頭下的銅鑼灣人迹罕至，時代廣場死氣迴盪， 猶如空城…… 攝影師許願作結， 「我想每天的老銅就像年初一的一樣。」看在眼內，不無欷歔。

香港人普遍身心俱疲

香港人向來習慣群體活動，空閒時間最愛趁墟湊熱鬧（如年三十晚的年宵市場），平日吃飯讀書購物，堅持拼死排隊（如食「澳牛」），努力追趕人潮（如報讀幼稚園）。在農曆新年這傳統節日，人多之處，夠旺夠人氣，理應人人爭先恐後；至於年初一、二的鬧市，店舖落閘，門戶緊閉如死城，理應人見人怕，避之則吉。但這一年，竟然人人為街道冷清而雀躍，為商場丟空而感恩，社會為何變了樣？又或者該這樣問——是從何時開始，我們學懂欣賞城市這一面的？

全因民情在變。這裏講的民情，不是民意調查量度的「民情指數」，而是平民對香港生活產生的真實情緒。這幾年，面對無論居住環境，以至生活空間都日漸（被）擠擁的這座城市，香港人普遍身心俱疲。

早兩天新華社報道，指香港人過的每一天， 其實都有「內地元素嵌入生活肌理」。對此，每天走在街頭，吃在餐廳，行在車廂的香港人，難道還不理解嗎？不過對大部分人來說，如此嵌入，不單粗暴不堪，更加將香港生活的原有肌理，破壞得體無完膚。

身處其中卻無能為力

香港生活肌理被破壞，是這星期大熱文章〈澳牛的黃昏〉的主旨。文中網絡作家史兄既講一家地道茶餐廳如何轉變（質素轉差，服務轉好），又趁機借喻香港： 「我看到香港的黃昏。」灰心作結的文章，結果引來全城熱烈迴響，讀後人人心有不甘，個個臉如死灰。究竟餐廳侍應態度變得友善，是否一定跟內地遊客有關？茶餐廳的轉變，或曰陷落，又是否可以直接引伸到香港現狀的解讀？也許通通未必。那就代表該篇遊戲文章，不值一顧？同樣未必—— 因為萬千讀者的表態、他們的情緒，同樣不容忽視。許多香港人對茶餐廳有情，對香港有情，但這份感情，近年逐漸縮小。不是港人另結新歡，而是小城生活肌理在變，我們身處其中，卻是無能為力。

這幾天，電視大玩重播，將陳年舊戲、綜藝大騷共冶一爐，重現觀眾眼前。新正頭，為了避免自己（與表兄弟姊妹）對無綫節目破口大罵，我決定奪去遙控，冒險轉台到啟播不久的港台電視，與親戚重溫四十年前的港產經典《獅子山下》。結果，主題曲響起，人人雙眼發光——年輕一輩好奇昔日徙置區的平民生活；年長親戚一邊緬懷舊時歌榭，一邊參與一個名為「嗰個演員叫咩名」的有趣遊戲……四十年前的作品，竟然讓大家都看得很開心。

《獅子山下》記錄香港情

電視台玩重播，其實可以花點心思。這次重播港台《獅子山下》，特意找來呂大樂、吳俊雄、馬傑偉等社會學家，在每集結尾分析劇集，解讀民情，我看得津津有味。其中吳俊雄在首集結尾時說，《獅子山下》的意義在於， 「它是香港人與香港談情的紀錄」。我聽見，嘴角微震，眼泛淚光。

四十年前，香港人對香港有情。這份情，時而分裂，時而拉扯，卻總算體現於日常生活的各個部分；而談情的過程，亦逐漸奠定了香港與香港人之間的緊密關係。四十年後，香港人仍然對香港有情，但在大環境的擠壓下，這份情，要談下去，愈來愈難。唯有趁過年的時候，走到街頭，進入鬧市，再次跟舊情人打個照面，談一場未必再有結果的感情。

這份無力感，值得一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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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北望？百感交集的香港觀眾

這個星期， 「香港」「觀眾」的眼神和心情，注定一同開叉。

得由上星期日的「本地樂壇盛事」說起。這場「盛事」，名叫《十大勁歌金曲頒獎典禮》，由TVB 悉心炮製，今年的賣點，不是「天王巨星」、「非凡歌藝」，而是（再一次的） 「一人一票」、「全民公投」，結果林峰和容祖兒獲選為「眾望所歸」的最佳男女歌手。這邊廂頒獎禮標榜「全民」，放大「盛事」，那邊廂「全民」卻決不賣帳——有人恥笑林峰失準，痛斥台上眾人「不是歌手」；亦有人（再次）鄭重提醒廣大市民，這場「香港式公投」，絕非普選（又或「精選」），說到底它不過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篩選遊戲。

面對（又）一場本地音樂大爛騷，有人堅持努力批判，吐血埋怨香港樂壇歌不勁、曲不金，令有心人痛心疾首；也有人選擇轉移視線，亮着電腦，北望神州，尋找五光十色的流行光影——例如是近期由內地紅到香港的《我是歌手》。

G.E.M. 成名 港人矛盾

《我是歌手》，中國湖南衛視精心炮製的音樂真人騷，第一季節目叫好叫座，曾經引來兩岸歌迷熱烈迴響（ 亦即互相指罵）。新一季節目載譽重來，照舊由七位來自兩岸三地的知名歌手同場較量，再由五百名現場評審投票決定名次。這場大玩「中國式普選」的音樂騷，近日在中港兩地同時成為熱話，箇中原因只有一個：香港歌手鄧紫棋(G.E.M.)的演出。小妮子不單參賽，更加一戰成名，聲名大噪，一夜之間成了全國樂迷的新寵（微博粉絲數量以幾何倍數增長），有內地樂評人則感嘆，原來香港還有如此「唱得又睇得」的歌手；與此同時，香港人亦為之驕傲，有專欄作家甚至公開感謝G.E.M.： 「讓我們看見香港樂壇的新希望」。

當然，不是人人都為G.E.M.的演出而喝彩。有許多人說，她只賣技巧，不講感情，是嗌歌而非唱歌，是歌唱機械人而非歌手。「G.E.M.唱得好嗎？」這道問題，沒有明確答案，我不想深究。過去幾天，一邊重溫G.E.M.由寂寂無聞（有許多香港觀眾說，從不知G.E.M.唱得這樣好），變為全國焦點的過程，一邊查看內地網民和香港百姓的即時迴響，老實說，我的心情有點矛盾。這一刻，反而想講講身為「香港」「觀眾」的這種心情。

高呼港文化不死 又怕行得太埋

事實上，論近期在內地走紅的香港歌手，G.E.M.不是唯一一個。就在G.E.M.身處長沙比賽的同時，大眾女神謝安琪則參與了深圳衛視的《中國音超》節目，同樣技驚四座，既令中國觀眾驚訝於「粵語天后」的非凡歌藝，亦讓香港觀眾點頭自豪，落力轉載——G.E.M.和謝安琪的演出，之所以吸引港人注意、平民轉述，很大程度上都出於一種身為香港人的認同。看兩女參與內地歌唱比賽，情形有如看單車場上的李慧詩，普羅大眾全部期望她能在芸芸（內地）強敵中脫穎而出，為港爭光。香港選手扳倒（內地）強敵，香港觀眾亦自然臉上有光。

然而另一方面，音樂工業有異於體育運動，它茲事體大，機制複雜。香港人一方面為謝安琪、G.E.M.自豪，高呼香港流行文化不死，另一方面又怕兩人跟內地音樂工業，以至遼闊無邊的樂迷市場「行得太埋」，最終會變成梁振英口中「按樓上廣西發展」的香港年輕人，離你我而去。香港人身分與普及文化、流行明星息息相關，明星一旦北移，本土文化也自會逐漸凋零——正如近年香港電影以「合拍」主導，中港明星共冶一爐，情節布景內地優先，最終香港精神也無從談起。作為香港人，既為自己的明星、自己的身分自豪，但又要怕明星赤化、身分衰落，我們的心情，時常矛盾。

香港人百感交集， 而身為香港的「觀眾」，心情就更加複雜。我喜歡流行文化，因為它有人性、夠率真。至於《我是歌手》這類影視「真人騷」， 明顯與「真」、「人」背道而馳——節目觀眾的表情，個個誇張扭曲，有如舞台劇演員；歌手們的演出，往往少講感情，多賣技巧…… 對於近年在內地盛行的這種「真人騷」，我其實有點感冒。

但問題在於，內地的音樂節目縱然有時太過五光十色，但總算是個理想的舞台。它讓歌手少說話， 多唱歌（ 而非只唱半首）；它尊重歌手的選擇、聽眾的耳朵，從不會強迫歌手們演唱經典電視劇主題曲，更不會安排一眾異常業餘的電視藝員唱歌較量……它未必是一個非常好的音樂騷，但勝在娛樂性豐富，歌手們確實可以做好歌手本分。

找到平衡 不能死守

所以作為觀眾，我矛盾。我討厭內地音樂節目的浮誇，但更憎恨本地音樂騷的離譜——《我是歌手》沒錯是太簡單直接，但香港的節目就連「讓歌手做歌手」這個基本要求，也達不到。更值得思考的是，身為香港歌手，面對兩地音樂節目的重大反差，可以點揀？如果你是謝安琪、G.E.M.，面對這些邀約，怎麼辦？要堅持本土，唱好勁歌，還是北望神州，背負罵名？

我喜愛香港流行文化，所以更樂見G.E.M.和謝安琪在《我是歌手》、《中國音超》等中國音樂騷露面，在更廣闊的舞台上一開眼界，鍛煉技巧，反過來為香港樂迷帶來更出色的音樂。在唱片公司不思進取，媒體放軟雙手的刻下，香港流行文化若執意死守，就只會繼續凋零。新的大中華流行版圖早已成形，港式流行要慢慢在新的時勢下，尋找出路。當然這不代表要完全符合北方需求（像是生產針對內地口味的合拍片），更重要的是找到平衡。

這一點，G.E.M.和謝安琪該都清楚——前者多次在facebook 「宣示主權」： 「我一定會唱廣東歌，因為我是香港歌手」；後者首次出場， 唱的歌曲就是Beyond 的《情人》，為的是要捍衛廣東話： 「其實今天好像只有我一個人唱粵語歌，那是因為我是代表了、就是來自香港。」

這不是不錯的做法嗎？港式流行會被吞噬，還是找到另一條路？也許毋須急於定論。讓心情開叉的我們多等一會，給香港流行文化多一點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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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女人的紅綠燈

早陣子逛書店，看到一本名叫The Public Woman 的書，由英國人權活躍分子Joan Smith 所著，書的封面站着一個木無表情的女人，上半身被一個大大的紅色的圓形蓋着，下半身則是一樣大小的綠色圓形，乍看來像一盞紅綠燈。我對書本的內容（女權分子的「陳腔濫調」——為什麼大家不當女人是人類的一分子？）沒太大興趣，但對那個紅綠燈封面，印象卻很深。



這個星期，女人頭上，也有許多紅綠燈。

「嗱， A 餐係五億加徐濠縈， B 餐就五十萬搭謝安琪，你會點揀？」「老老實實，你想做陳奕迅，定係張繼聰？」男友人深夜傳來的連串問號，來自專欄作家周三所寫的一篇遊戲文章。旨在戲謔的個人意見，卻意外地在網上廣泛流傳，引來全城議論。這個星期最多人在問的問題，不是「點解施政報告（又）無我份？」，而是「為何眼睛張開身邊竟是『徐』？」最令人頭痕的選擇題，不是「『年輕』抑或『年青』？」而是「A 餐抑或B 餐？」

我不是大男人，對於這條價值四億九千九百五十萬的特大問題，其實沒大感覺，但我明白城中男女為何爭相討論。性別議題，貼近生活，異常埋身，永遠迴響處處，議論紛紛。去年全港hit rate 最高的YouTube 影片，不是香港電視的億萬之作《警界線》，而是地道草根的《一生只想尋找一個肯捱麥記的女人》。一談性別，男人滾動，女人心動，每人都要參與討論，誓不罷休。

這篇紅遍全城的專欄文章，一如《麥記》短片，從男人的角度出發，大談何謂「好女人」——作為「人妻」，謝安琪細心體貼，善解人意，笑容可鞠，是能減輕男人壓力的「好老婆」；至於徐濠縈，笑容欠奉，胡亂揮霍，不懂小鳥依人，毫無疑問是令陳奕迅表演失常，教全城樂迷滿懷心事的「壞老婆」……作者最後奉勸天下男人，遇上「謝安琪」可大開綠燈，見到「徐濠縈」則要堅決亮紅燈，否則一生前途，亦自然亮起紅燈。

兩性議題，通常迴響兩極，這次亦然。有男讀者表明心迹，大讚作者有見地，謝安琪確實「娶得過」，也有女人先是搲頭，後是立志，矢志學習謝安琪，讓天下雄性動物死心塌地；同一時間，有女性主義者批評作者太「大男人」，忽視女性需要，甚至物化女人，結果換來旁人回應： 「作者寫的是男人想法，你寫的是女人想法，有何問題？別太認真吧！」對許多人來說，女人和女性主義者大多有被害妄想；他們的最大嗜好，叫「無理取鬧」和「無病呻吟」。

大眾媒介歌頌不靠男人

我想有理取鬧，認真呻吟。

以往談女人和媒體，女性主義者總愛引用社會學大師John Berger 的分析，痛罵現代社會充斥着「男人望女人被望」的畸形現象；又會學習Laura Mulvey 提出的male gaze概念，批評社會及媒介在呈現女性形象的時候，永遠由男性視點出發。但大家心知，今時今日，時代已變——大學課室永遠女多男少，新生女嬰少叫「賢淑」、「德貞」；大眾媒介不再（高調）呼籲女人要識溫柔，學家務，扮花瓶，甚至還倒過來，歌頌有品味、開放、獨立、不靠男人的「新女人」。

這星期全城熱議的兩個女人，都是「新女人」的好例子。徐濠縈，電視藝人出身，除了最為人熟知的「陳奕迅太太」身分，本身也打理時裝生意，經常身穿奇裝異服，現身各大媒體。她的性格、行為跟傳統女性絕不一樣——不性感，不溫柔（時常跟人起衝突），多黑面，少微笑；她不是那些在娛樂圈中俯拾皆是的「藝人另一半」，而是個有想法、有脾氣、特立獨行的女強人。

謝安琪亦然。自出道起，她就堅持與一般娛圈女星劃清界線——人家賣性感、比可愛、鬥玉女、唱慘情歌，她就大模斯樣地箍牙、爆肺、生仔、唱非情歌；傳統女星為嫁入豪門而當姿色分子，她就屢屢維護曾經被雜誌抹黑為「廢柴老公」的張繼聰。跟天下女人一樣，謝安琪和徐濠縈心繫家庭、肉緊後代（同樣曾因傳媒偷拍子女而大動肝火），但在做好傳統女人本分的同時，兩人又堅持要捍衛自己的髮型、衣著、事業和想法，絕對是值得你我稱頌的「新女人」。

是的，我們對待女性，早已多開綠燈，少亮紅燈；主流社會當中，亦早出現了一位又一位值得欽佩的「新女人」，那女權分子何以仍繼續拒絕物化，歸咎定型、聲討父權，甚至主張插盲男人？只因普羅大眾的性別觀念，有變，也有不變。

仍要求「好女人」好看引注意

倫敦大學傳播學教授Angela McRobbie 數年前寫了The Aftermath of Feminism 一書，指出近年主流媒體雖然喜歡呈現女性獨立、開放、專業的形象（而非以往的保守、無知、楚楚可憐），但仍然對「好女人」設定兩大要求——（一）外表一定要好看；（二）要獲得男人注意。無論女性媒體形象如何改變、女人的社會地位怎樣提升，這兩個「無理要求」，並其引伸的傳統觀念，卻從未成功扭轉。這個星期的「徐濠縈—謝安琪」之爭，恰好又是這性別觀念的再一次呈現。

在新女人與新女人之間，大眾取謝安琪，捨徐濠縈， 甚至認定前者為「女人典範」，值得仿效，全因「謝安琪」外表好看，較懂吸引男人注意（會穿著那套性感高貴的晚裝，配以情深和真摰的眼神，加上溫暖甜美的聲線，講一句「BB 豬」），能夠為男人的事業、情緒帶來重大回報（給精子還孩子；給一間屋還一頭家；給一袋餸還一頓飯； 給一道微笑還一顆真心） 。換言之， 新女人是出現了， 但普羅大眾卻繼續熱中將「舊女人」的概念套用在「新女人」身上。最後， 「成功女人」的定義，就此被演繹成「成功（ 男人背後需要的那一種） 女人」。

突然想起大家「最愛」的陳百祥。多年前陳志雲在電視節目上問阿叻，怎樣評價妻子黃杏秀。當時阿叻得意忘形，笑言妻子是「仙女下凡」： 「佢人生只係需要做一件事， 亦做得非常成功， 就係『旺夫』！」我聽見，心裏一酸。如果一個女人知道自己在丈夫心目中的價值就只有「旺夫」，究竟是否值得高興？同樣地，當我們評論「好女人」、「好老婆」的時候，是否一定要站在男性立場，量度她是否夠「旺夫」？大家是否一定要測試她笑容是否燦爛如陽光，講起「BB豬」時溫婉如安琪？又是否應繼續在女人頭上安裝一盞又一盞的紅綠燈，從小探測她們是否符合社會期望，能否達成「嫁得出」這個人生目標？

是時候拆走紅綠燈，真正欣賞五顏六色的好女人——謝安琪如是，徐濠縈也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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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神化新媒體 ——讀Misunderstanding the Internet

黑雲壓城城欲摧。肉緊香港媒體的人，這個星期，心情注定繫上鉛塊，特別沉重。

 皆因《明報》（被）換總編。有心人於網上羅列事例，再次提醒廣大市民，在無形之手的陰霾籠罩下，這幾年香港的傳統媒體，已是相繼淪陷，陸續噤聲；肩負監察政府重任的現代社會第四權，瀕臨絕種，危在旦夕——《南華早報》、《信報》總編相繼更換，有心員工避走，媒體易幟；港台吳志森頓失烽煙，商台李慧玲不再晴朗，人民喉舌被發配邊疆；加上是次「敢教日月換新天」的舉動……毫無疑問，香港傳統媒體當下的首要危機，不是蘇鑰機、陳韜文上星期提出的「公信力見新低」，而在於挑戰權貴的力度，屢創新低；當下最搖搖欲墜的傳媒牌匾，不是「公信第一」，而是「新聞自由」。

有人心情沉重，也有許多人不以為然。《明報》失守，有人隔岸觀火，認為老闆話事，是商業社會的金科玉律，干卿何事；亦有論者高唱反調，直指傳統媒體逐漸式微，乃是大勢所趨（「佢要死，唔通你唔畀佢死？」）——隨着新舊媒體交替、傳統媒體（被）放棄第四權天職，各式新媒體、社交媒體、個人媒體將會（甚至已經）乘勢冒起，擴闊言論空間。網絡本質民主，在這個媒體結構進行「範式轉移」的年代，香港人似乎應該少讀報，多上網；少理傳統，多望將來。在「時代交替」四個大字下面，我們一定要鬆開傳統媒體的大鉛塊，改跟身輕如燕的新媒體做好朋友。

　一場美麗的誤會

這是事實嗎？專研媒體歷史的傳播學大師James Curran肯定有所保留。他於2012年跟同儕Natalie Fenton和Des Freedman出版Misunderstanding the Internet，解構網絡，重溫歷史，並明確告訴讀者，大家對於新媒體的期許，可能只是一場美麗誤會。

James Curran是倫敦大學Goldsmiths College的傳播學教授，多年來一直堅持媒體研究要腳踏實地，扎根歷史，抗拒雲端，在學術界早是大名鼎鼎。近幾年他主力鑽研互聯網對社會的影響、媒體與民主之間的關連，Misunderstanding the Internet一書，是其網絡研究的一次盤點總結。

在互聯網面世初期的九十年代，不論專家、政客、商人、記者，個個翹首以待，雙眼發光，無不認為互聯網將會反轉世界，改變生活；傳播學者更加樂觀其成，期許網絡可以有助世界大同、構建民主社會、改革經濟結構、促成媒體復興。二十年後的今日，世界的確被網絡反轉，但學者們的期許，卻似乎未有實現。James Curran解釋，願望之所以落空，全因學者許願的時候，放大網絡特性，忽略社會結構和環境因素帶來的影響——世界沒有大同，因為即使在網絡世界，國與國、民與民之間，語言仍然分隔，信念繼續衝突；民主世界未見，既因為極權政治可以控制網絡，反噬平民，亦因百姓上網，大多為了風花雪月，無傷大雅；經濟結構不變，因為大商家絕非善類，同樣懂得壟斷網絡，延續不公競爭……互聯網，未必如你我所想般美好無瑕。

　互聯網未必如所想般美好無瑕

網絡興起之初，不少論者就曾預言，互聯網的崛起將對新聞業有兩大正面影響：（一）它解放媒體霸權，將製造和接收新聞的權力，由壟斷行業的大型新聞機構，轉移到少講利益的百姓手中；（二）它容讓資訊更廣泛地傳播，又容許公民記者的出現，勢將改善新聞質素，令大眾更接近事實真相。重溫近年媒體歷史，「網絡揭示真相」的例子，確實多不勝數——小至2009年在德黑蘭發生的Nada Soltan被殺事件、同年在倫敦街頭發生的Ian Tomlinson誤殺案，大至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真相最終得以避開極權封鎖，呈現平民面前，都有賴互聯網及社交媒體發揮作用，扭轉局面……但這就代表新媒體解放了新聞行業嗎？基於三點，作者有所保留。

第一，大眾仍然習慣舊秩序——James Curran引英國電信管制機關Ofocm於2010年的調查，指出六個主要國家（英法德意美日）的受訪者，接收新聞的習慣，仍是電視為主，網絡為副。同樣情况亦見於香港。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上星期發布的調查就顯示，首次被納入民調的網絡媒體《主場新聞》，儘管公信力不錯（位居第十），但其大眾認知度，卻是調查中所有傳媒機構中最低的（40%）——是次結果提醒我們，就算當下的新媒體發揮功能，監察政府，絆倒權貴，但在那四成的受眾以外，還有許多百姓，早上讀報紙，晚上看電視，視傳統媒體為終生伴侶。而傳統媒體一旦繼續失陷（哪管是《蘋果日報》、《明報》，抑或商業電台），對於百姓民心、社會輿論以至意識形態的負面影響，仍舊不容小覷。

第二，新媒體尚未百花齊放——傳統新聞媒體為人詬病之處，在於權力過分集中，對大眾有影響力的，來來去去都是那幾間；新媒體則不同，網絡在手，平民百姓都可以變成記者，寫字拍照，分門別類，眾聲喧嘩。然而美國獨立民調機構Pew Research Center於2010年的調查又發現，瀏覽網上新聞的人流當中， 有八成都駐足於最受歡迎的7%網站；而在這些網站之中，只有14%是自家生產新聞的獨立媒體，其餘的不是由大機構操控，就是單純的content aggregator，靠傳統媒體的養分為生。

近年香港新媒體發展有如雨後春筍，香港人網、D100、主場新聞、香港獨立媒體、852郵報、報血時報等相繼湧現，各自發聲。然而在這些「新」新聞媒體當中，「自家新聞」近乎絕迹（香港獨立媒體除外，他們的特約記者團隊多年來偶有佳作）；新媒體要「做」新聞，現時仍要靠傳統媒體的記者走訪現場，突發報道，接網上傳媒先第一時間轉載，後用較低成本的方式（無論人力或時間）跟進事件，邀請意見領袖，加入個人見解（《主場新聞》和《852郵報》都主打「breaking views」），讓讀者更了解事情本相。由記者出動蒐集新聞，到網民讀到相關事件的評論，整條新聞生產線，原是新舊媒體互動而生，若然傳統媒體倒下（或自我審查），供新媒體轉載、跟進、評論的材料，自然也大打折扣。新舊媒體，理應同舟共濟。

第三，新媒體資源不足。James Curran指出，大部分網上媒體都未能發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business model：一方面基於大眾慣於接收免費資訊，新媒體很難要求讀者付錢訂閱；另一方面由於讀者分散，各網上媒體的小眾市場，又令它們難以單靠廣告收入生存。Pew Research Center的調查甚至如此總結美國一眾新新聞媒體：「沒錯他們有熱誠，亦偶有佳作，但遺憾的是當中絕少能夠於財政上自給自足，更遑論賺錢。」難以建立成功的商業模式，就只得以山寨廠形式，小本經營。

　新媒體充第四權力有不逮

香港的情况亦相當類似，近年湧現的新媒體，規模不大，員工人數大多在十人以下。小本經營是雙面刃，既讓新媒體有空間自給自足，但又限制它做新聞的能力——記者人數不足，無法承擔傳統媒體的各式報道，要與市場競爭，只得一邊消化傳統媒體的新聞，一邊改闢新地，做一些舊媒體不會做的報道，確立定位（例如《主場新聞》看重藝術專題；《獨立媒體》則立足社區，專注保育、發展等議題）。至於偵查報道這類跑新聞的方式，花費的時間和人力成本俱過於高昂，資源不足的新媒體根本無暇兼顧。單靠新媒體去做好第四權天職，明顯力有不逮。

Misunderstanding the Internet並非要貶低新媒體，鼓勵大眾與傳統媒體重拾舊歡。事實上書中同樣有眾多例子，說明新媒體的力量，對於推動公民社會，着實不可或缺。然而，作者們更希望強調，我們去評估新媒體威力的時候，不可單從科技層面去推斷；相反，要心繫鉛塊，剖開媒體結構，深入了解其資金來源，研究新媒體如何被設計、定位、理解、應用，更要分析社會（尤其是政府和市場）對其加諸的規章與控制。

也許更重要的是，無可否認當下是媒體交替的時代，但這並不代表我們可以就此掉以輕心，容讓傳統媒體崩壞倒下——因為所有媒體，莫論新舊，不管大小，本來就是唇齒相依。如今烏雲密佈，無形之手正在伸展，我們更要守護媒體的每一吋空間，捍衛香港的每一分自由。

心繫鉛塊，不單因為肉緊《明報》，更因為我們肉緊香港。

原文載於2014-01-12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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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星主旋律外 音樂新版圖 — 專訪rapper MastaMic

陳奕迅在商台頒獎禮上演唱一曲《主旋律》，荒腔走板，全城嘩然，議論紛紛——有人痛罵「醫神」態度欠佳，擺明敷衍；也有人將矛頭直指跟他同台演出的rapper，批評他「唔知做乜」，甚至高聲質問「佢係邊個」。

這個「唔知做乜」的rapper，絕對有名有姓。他叫MastaMic，香港獨立Hip Hop歌手，早年任職唱片公司，後來曾當港台《頭條新聞》御用rapper，活躍網絡，創作歌曲，諷刺時弊；近年積極發展音樂事業，曾與不少「大星」（如鄭秀文）合作，因而踏足紅館聖地，登上叱咤舞台；去年則自資出版首張唱片《流行反擊戰》，既叫好（成為網上樂評人心目中的「年度男歌手」），又叫座（首批唱片一星期便告售罄）……與許多唱片公司悉心栽培的新人相比，MastaMic顯然更清楚自己「做緊乜」。

我關心香港流行文化，約MastaMic做訪問，出發點原本很偉大（筆記簿上寫着「重新思考樂壇主旋律」幾個大字）。可是訪問當日，寒暄了幾句，還是不爭氣，禁不住由陳奕迅在商台頒獎禮上唱出的那一首《主旋律》開始關心（又名八卦）。

　「我好多謝Eason」

「我承認那次演出未必太理想。但許多批評的人都不知道，《主旋律》的那個remix版本其實從未公開，我根本唔知道當日會唱。」要踏上主流舞台，唱一首他從不知道會「出街」的作品，MastaMic不覺緊張，反而感恩：「我好多謝Eason。當日頒獎禮台上播的是MMM（伴奏加原唱），他毋須要叫MastaMic上台的。」頒獎禮後，有樂評人讚揚陳奕迅邀請MastaMic上台的決定，指是次合唱「原本可以逼大眾發現獨立音樂，打破主流和非主流的區分，製造hiphop和pop共冶一爐的畫面」。

結果，大眾發現的，就只有歌神的黑面、甩嘴和走音。當日跟陳奕迅同台演出的MastaMic，怎看觀眾事後迴響？「我覺得有少少唔舒服。每一個人都有失準的時候，但佢係咪全部演出都係咁先？佢喺新城唱得幾好吖。見到觀眾反應咁大，有時我真的不知道，這是否全部都是歌手的責任？」

MastaMic收起一貫嘻皮笑臉，沉思半晌，呷口咖啡，然後直言這次風波，令他想了很多：「許多雜誌都有寫，其實佢（陳奕迅）係咪真係想去呢？大家有無諗過，（在頒獎禮上演出）係咪佢好想做嘅嘢呢？我真係唔知。」有報道指，陳奕迅當日本打算不再領獎，卻被唱片公司制止，於是鬧情緒，擺黑面。

　幕後機制 大眾知幾多？

我想舉手質疑。到了陳奕迅的級數，出席與否，難道還不能選擇？對此，MastaMic一笑置之：「大家根本都唔明！商業世界裏面的關係千絲萬縷，係我們無法想像的。大家很理所當然地話佢可以唔玩，但係咪真嘅呢？你同我都唔會知。舉個例，李嘉誠咁有錢，又是否可以立即唔做主席？我們不是insider，You never know!」這種身不由己，是歌手個人的事？「先唔好講佢屋企，大家想像一下，環球旗下有幾多人？你又知每個歌手都賺錢？陳奕迅簽咗幾多年約？這些事情，不是大家所想那般簡單，亦不是一般audience所能理解，大家批評之前，要諗一諗，你係咪真係知道晒所有嘢先？」文化工業是一盤大生意，茲事體大，架構複雜，觀眾抓住的，往往是前台的主旋律；幕後的機制和政治，仍舊神秘。

　山寨廠部落時代

MastaMic是獨立歌手，沒有唱片公司護蔭，出碟搞騷宣傳，全靠自己雙手。既然主流機制複雜如此，那為何還要玩這個遊戲，跟樂壇主旋律共舞？「這個問題，我問了自己很多次。美國傳奇rapper Notorious B.I.G.曾說，If you can’t change the game, change yourself。有許多人批評這句話是洗腦，令人甘願被奴化，但我不是這樣看。你改變唔到個遊戲就係改變唔到。就算這一刻，我在中環自焚，music industry依然唔會改變。唯一方法是進入核心，學懂玩這個遊戲，到時就可以作出選擇。無能力的時候，你講嘅所有嘢，理想呀大志呀，都是空話。」一邊獨立靈活生產，一邊學習主流規則，是MastaMic的策略。「我成日話，我的目標是要成名，有人識，咁我的理念、所相信的，才會有人肯聽。」這一年，他獲新城電台頒發「勁爆Hip Hop歌手」獎項。獎項重要嗎？「起碼出show叫價可以高一點。」純粹講錢？「更可以向普羅大眾證明，在香港玩獨立音樂，其實也可以。」

從前講香港普及文化，有個概念，叫天王巨星。這個名詞，在陳奕迅以後，已經逐漸消失（也有人相信Eason也不是巨星）。兩年多前，馬傑偉、吳俊雄和鄧鍵一策劃「香港新聲」project，訪問不少新一代流行文化代言人。三人在總結指出，香港普及文化已經進入了部落時代——舊時代的巨星逐漸凋零（又或轉型），新的文化標誌則以個人身分、衛星形態，在媒體網絡中自我表述、聯群結黨。有別於傳統文化大工廠的規章生產，這些山寨廠自由生產，少講計算，多談創新。

　靠質量打破「窮」途

扔開算盤，擁抱燈泡，結果通常都是一個字：窮。怎料MastaMic卻說，「我今年的收入，平均跟一個新入行律師還差不多。」他想提醒大家，獨立山寨廠也可以有很大的可能性，但當中必定涉及計算。「許多玩獨立音樂的人，初出道時大受注目，不停出show，但隨着年紀漸長開支日增，單靠表演收入不夠養家，就唯有出去找工作，結果空餘時間愈來愈少。但藝術創作畢竟需要不停練習，於是作品的質量自然下降，身邊的歌迷自然埋怨，演出機會也因此減少……再過兩三年，他們就會開始覺得無希望，最終唯有退出。所以點樣搵食是很重要的，大家不可以miss out這條link。」的確，普及文化生產要持續，斷不能單靠創意閃光，就算不搞大量生產，也要成功找到方程式，納入工業，找到市場，自給自足，否則只會化為一顆有過剎那光輝的流星。

　建立branding 找相應粉絲

訪問期間，MastaMic提出了許多外國例子，說在New York，一幢建築裏面就有三四百個rapper，都能夠生存。說到這裏，我又有疑問：香港市場如此小，容納到幾多顆文化衛星，生產到幾多個MastaMic？「Do you really think so？咁你唔問吓點解香港咁多男歌手？」他認為，市場的容量，永遠多過我們想像，關鍵只在於這些衛星是否有各自特色：「獨立單位要有selling point，講的是marketing和branding，絕對不是只講音樂。只要branding成功，找到相應的粉絲，例如My Little Airport吸引文青，就會舒服好多。」

社會學家Manuel Castells提出，從前的媒體生態是mass communication，現在的，叫mass self-communication。MastaMic口中的branding，其實是新文化標誌各自與觀眾進行self-communication、互相吸引的過程。「一間唱片公司，會由老闆去promote歌手；但做indie music，這個老闆的身分，其實又是歌手自己。」主流樂壇要宣傳文化商品，靠的是大眾傳媒（所以樂壇頒獎禮才是兵家必爭之地）、紅隧展板；至於獨立歌手，資金不足，人脈欠奉，就只能善用新媒體。

　善用新媒體宣傳

「以前我簽唱片公司的時候，成日做網絡嘢，公司會跟我講，唔好睇啦，無用的！」對唱片公司而言，互聯網或許是中看不中用的雞肋，但對於剛出道、沒有幕後主旋律撐腰的獨立歌手而言，「速度高、成本低、擴散性大」的互聯網，卻是針對部落，戮力宣傳的重要武器：「我會嘗試將西方一套帶到香港，於是很早的時候已經開始運用網絡宣傳，例如製作video blog、網頁，為單曲製作trailer……」新媒體，既容許文化標誌宣傳自身，也造就了新的版圖。

MastaMic注定不會成為樂壇主旋律，但作為觀眾，要理解當下，我們除了要八卦大眾傳媒所建構的「樂壇成績表」，更要明白時代更替，版圖亦早已大變——在失準的天王巨星旁邊，早有許多深知自己「做緊乜」的新文化標誌，伺機而動。


文：阿果
圖：林俊源、資料圖片
編輯﹕蔡曉彤

原文載於2014-01-10明報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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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場大騷，三點感想

過去一星期，香港人並肩欣賞了兩場流行文化的大騷，當中有歡笑也有哀愁，有眼淚也有咒罵。

第一場騷，主角是曾志偉口中的「香港女兒」。十二月三十日，梅艷芳逝世十周年，一顆顆香港最閃爍的演藝明星雲集紅館，舉行一場「驚喜派對」，或致辭或獻唱，向一代天后致敬。當晚我收看直播，傾聽流聲，整理心情，至少有三點感想。

一，演藝巨星牽動香港心情。梅艷芳離開，固然是教全港百姓放聲同哭的大事，但大騷裏巨星的一舉一動，亦不算小事——郭富城擺好姿態，獻唱「今天今天星閃閃」，有台型有閃光，大眾笑逐顏開；三分鐘後，劉德華登場唱出「留下只有思念」，淚珠在眼眶打轉，觀眾心情一同掉頭，集體痛惜浩瀚煙波裏的似水流年。

二、巨星是星，也是人。成龍在台上重溫在荔園與梅艷芳相識的舊事，再次向全港市民確認：我們天上的繁星，許多來自民間。所謂天王巨星，大多是文化工業生產的特大符號，光環背後，有曾經跌宕的心情，有可能失準的歌聲，更有與平民相差無幾的血肉心跳。

三、流行文化拉扯時代鬱抑。梅艷芳離世正值香港地的歷史低谷，今天再聽曾志偉憶述當年與她一同籌辦《1:99音樂會》的昔日往事，心仍在痛。梅艷芳離世後，關錦鵬拋下金句：「我感到『一個時代的終結』這句說話。」那夜重溫金曲，細味歌詞，大導金句仍舊迴盪在空氣之中。

第二場騷的主角，則是（可能的）「香港兒子」。一月一日，商業電台舉行一年一度的樂壇頒獎典禮，一個個當今樂壇的明星（好的，又或暗星）上台領獎，有的表演即席嚎哭，有的示範朗誦謝詞，而最教人側目的，當屬是夜（再次）橫掃五項大獎的陳奕迅——他的表演包括：盯着手機熒幕唱歌（但仍然甩嘴）、歌聲任我行（又名走音）、高唱《主旋律》（但完全跟不上旋律），當然還有娛樂版記者最介懷的「黑面示人」……總結是次演出：離晒大譜。

結果演出不單令歌迷瞠目，更教陳奕迅成為樂迷眾矢之的——有人指摘他一人獨大，壟斷市場（男歌手獎十連霸），所以不負責任，漫不經心，愧對萬千樂迷；有人將大炮移至馬匹後方，直斥他只是件有少許才華卻被吹捧上天的時代產物；有忠實歌迷一邊責罵，一邊痛惜，指「也許他唱得太累」，走遍大江南北，每年唱足二三十場，令聲線和情緒一同每况愈下。

這些抨擊，我有同意，也有不同意，事後重溫醜態，盤點心情，竟發現感想與兩日前看梅姐紀念音樂會，相差無幾。在加入「陳奕迅離譜之謎」的討論之前，我想再試講這三點感想。

　一、陳奕迅牽扯大眾心情

陳奕迅是不是「香港兒子」？我只知道，香港人非常非常深愛陳奕迅——除夕路過旺角街頭，正在唱片舖外（免費）觀賞Eason’s Life Concert的群眾肉緊合唱「抬頭吧，相信愛你便能飛」；幾步之隔，年輕的賣藝歌手詢問路人「閉起雙眼你最掛念誰」；過一條街的K房裏，問題少女與禿頭阿叔（各自）為「人群是那麼像羊群」而暗暗落淚……梁款提過，陳奕迅的流行，可以被視為香港流行文化對四大天王的反撲（畢竟他們中間有三個其實不懂唱歌）。這次反撲，一撲便是十幾年，九七之後，天王淡出，醫神補上，給你娛樂，伴我成長。我們雙眼發光。

港人對陳奕迅有情，因此這次的離譜演出，大眾普遍百感交集——有辛苦撲飛入場的朋友，為陳奕迅態度不屑而氣結、徹底失望，最後不忘補上一句「本來我很喜歡看他表演」；網上罵聲處處，但出現得最多的心情，不是「憤怒」、「火滾」，而是「擔憂」、「不安」……香港人做人處事，素來謹守寬己嚴人的原則，子侄行差，可以包容七千個七次，但外人踏錯，就是天理不容，必須追究到底。這次陳奕迅演出不知所謂，但大眾卻擔心他身體不適、情緒病發，又或跟唱片公司鬧翻……態度一如看待自家子女，責之深，愛之切。

明星失準小事，卻拉扯百姓心情，這是香港流行文化有趣之處。

　二、陳奕迅是巨星，更是真人

歌手的專業，就是每次踏上舞台，都要出盡全力報答歌迷（又名老闆），這注定是鐵一般的事實。用這原則去量度，陳奕迅黑面、甩嘴、走音，絕對有違專業，更愧對臨終依然舉行演唱會的梅艷芳。但作為觀眾，我們更要留心，大眾媒介上的巨星，是文化工業生產的一件件成品，更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真人。文化工業要賺錢，當然要將站於前台的明星文本榨乾榨剩，構建出一道道閃光，一個個夢想，讓你我消費，教公司獲利。如是者，天王巨星，個個身不由己，劉德華裝出典型笑容，郭富城擺出皇者姿勢，娛樂大家……我們看巨星，是否還應用唱片公司悉心模塑的角度？

巨星是人，不是神，在高速運轉的文化制度之下，總有失手時刻。那即是說，這次陳奕迅真是唱得太累，所以失手？我不是醫生（或醫神），不能代答，但頒獎禮翌日的報道，又提供了另一個可能答案——有說陳奕迅本打算當日宣布不再領獎，卻被唱片公司制止，於是刻意黑面，敷衍了事……你或者可以說，他這樣做，對得住萬千歌迷嗎？但同一時間，我們也應該問，為什麼看見巨星失手，我們總是第一時間歸咎於歌手本身，卻不會思考符號身後的制度如何敗壞？比方說，為何這些不公不正的樂壇頒獎禮仍每年在搞？為何唱片公司不能容許陳奕迅不再領獎？香港的樂壇崩壞，是因為巨星沒落、歌手不濟？還是唱片公司，甚或廣大樂迷的責任？

作為樂迷，我們要罵巨星失準，更要認真留意星光背後的層疊架構。

　三、流行樂壇捲入時代憂鬱

典禮結束，記者問陳奕迅何以失常，他回應，指「同代歌手沒有到場」，令自己全日「有些悶」，又說在新一代面前，自己開始「沒有幹勁」。如前文所言，陳奕迅的崛起和大熱，都有時代依據——前浪逐漸淡出，後浪久久未至。然而，這個屬於Eason的流行文化「新」時代，不知不覺間亦已走了十多個年頭，跟他同列的歌手逐漸失場，久而久之，觀眾也開始「有些悶」，「沒有幹勁」。弄成如此悶局，究竟是陳奕迅的錯，還是音樂工業生產制度的錯？

突然想起了同日的遊行活動。愈來愈多人說，生活於教人窒息的這個時代，似乎做什麼都不能改變現狀，倒不如逐漸麻木——上街，太累了；公民提名？自有人關心。在這個令人悶得發慌的年代，我們應該怪責幕前人一時失手，態度敷衍（而且原因不明），還是應該繼續執着幕後，關注制度內的千絲萬縷（不論是電台與唱片公司，還是門常開與中聯辦之間）？

香港可愛，因為有失準的真人，有拉扯的平民，更有雪亮的眼睛。

刊2014-01-05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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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折點：香港普及文化 2013

2013年，香港普及文化明顯危機四伏。

無可否認，普及文化在香港，有過黃金歲月；三大傳播媒介，電視、音樂、電影，曾經都是香港命根，能令三太公共鳴點頭，教順嫂引以自豪。香港人每晚靠攏在電視四周，傾聽「是他也是你和我」的香江故事，為著「在獅子山下相遇上」而同喜同悲；我們流離時會哼唱「此時此處此模樣」，仆倒時會喊起「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電影方面，我們出產過通俗市井的周星馳、周潤發、成龍，也經歷過教學院中人津津樂道的電影新浪潮……於七十年代中期開始成形、興起的香港普及文化，其出發點曾經教全港市民動心，自動自覺認同「家是香港」（更毋需搞「築福香港」）。

但那已成往事。過去一年，香港普及文化所受衝撃，幾無間斷——年初藝評獎得主賈選凝狠批《低俗喜劇》「低俗得義無反顧」，質疑港產片誤入歧途，還能「引以為傲的，只剩下戲院分級、粵語粗口、和享受低俗的自由」；年中李純恩狠批「現在香港歌壇謀生的人好像都文盲了」，創作人既「自作孽不可活」，香港歌壇亦是抵死；年尾香港電視不獲發牌，教全港觀眾回首，窺見今日的電視如何不濟——劇集言之無物，《東張西望》淪為喉舌，高層政治手腕低劣（無綫封殺壹傳媒、司法阻攔王維基；亞視唔執輸，有王征弄權）……一年之間，曾令你我驕傲的普及文化，相繼淪陷，於是愈來愈多人蓋棺定論，稱香港流行文化難以重溫昔日輝煌，新時代之下它即將步入轉折，由盛變衰，是以觀眾、學者應盡快掩臉，早日離場。

這就是所謂的「轉折點」？我同意，也不同意。毫無疑問，在行將過去的這一年，香港普及文化步履蹣跚，百病叢生，這個事實，不管杜汶澤（「低俗是香港核心價值」）、黃偉文（「公道自在人心」）、李寶安（「四十六年來，TVB一直為香港……」）如何反駁，依然揮之不去。然而眾所周知，我們所身處的香港，早已不再是普及文化初出發時的香港，新的時代既衍生了新的政經氣候、媒體環境，亦因而構成了新的普及文化版圖。我們在模仿李純恩和賈選凝的口吻，以舊有概念判定香港文化由盛轉衰，大走下坡之前，亦應注意，我城的普及文化在2013年，經已走進了一個（與質素及影響力尚且無關的）轉折點。

要觸摸香港普及文化刻下的轉折，我們要老老實實，介入各個層面，為它來一次全面盤點。

一、[媒體]：新舊交織 形態複雜

時移世易，造就新舊交替，媒體亦然。於是「新媒體取代舊媒體」的論述，近年常見於輿論——HMV瀕臨清盤，報章疾呼「互聯網殺死實體唱片」；無綫收視低迷，傳媒歸因「網上睇劇已成大趨勢」；香港電視流動開台，記者引學者意見，一同唱好：「畢竟香港人人手持一部智能電話……」這是事實的全部嗎？

也許未必。美國傳播學者Henry Jenkins於2006年出版《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一書，指出縱然當下新媒體湧現，來勢洶洶，反之傳統媒體活力衰竭，敗勢漸成，但大眾亦毋需輕信數碼革命改變一切，貿言斷定後來者將會打垮媒體大阿哥，因為新的媒體形勢，絕非「貪新忘舊」，而是「媒介聚合」(media convergence)——信息的流動不再依循單一路徑，它橫跨媒體，變幻莫測；生產線上，不同性質的媒體機構，或作跨平台擴張，或與其他單位攜手合作；接收面上，平民不再囿於「受」眾角色，開始在各大媒體平台之間游移，自由選擇有用、好玩的內容。如是者，媒體新舊共存，有時彼此爭競，有時互利共生，箇中複雜，絕非一句「時移世易」可以總結。

舊媒體搶攻網絡世界

2013年的香港普及文化版圖，處處可見新舊媒體交織的痕跡。這邊廂，為了呼應時代，回應市場，傳統媒體搶攻網絡世界，鼓勵即時互動，容許群眾發聲——TVB努力將myTV（及夾雜其中的廣告）、TVB Fun發揚光大，吸引全港市民參與（港姐投票、東張西望Fun Fun選），誓死翻新原本單向悶蛋的傳統媒介，將之變成一家大細有份參與的「新」電視；華納唱片為旗下歌手度身訂造網上宣傳策略，覬覦hit rate，志在iTunes，結果「香港2013年度YouTube華語歌曲影片排行榜」，十大位置華納歌手霸佔四席。新的媒體形勢，促使傳統媒體以新裝示人，而以往用以評量普及文化的關鍵詞，如「收視」、「銷量」、「紅館」、「見報率」等，未必再適合於當前環境。舊媒體愈玩愈新，觀察者亦要用新思維去看待。

新媒體需借舊媒體之力

傳媒媒體萎縮，遂涉足網絡，矢志翻身；另一方面，新式媒體的崛起，亦與舊媒介扯上關係。舉今年三月創刊的《100毛》為例，這本針對年青人市場的雜誌，玩的語言，是網絡盛行那一套（「講呢啲」）；談的現象，是當下廣大網民所關心的（如路姆西）；做的宣傳，立足網絡，吸引年輕一代注意（內容抵死的圖表，經常被網民瘋狂轉載）……毫無疑問，它的本質，絕對應該歸入「新媒體」類別。但與此同時，《100毛》所嘲弄、惡搞的，往往又是傳統媒體的現象（如「萬千熄機賀台慶」）；它的封面人物，絕大部分都是無綫藝人、主流歌手。就算是其他新媒體，例如不同的Youtube Channel（如Bomba）、獨立歌手（如MastaMic玩的《流行反撃戰》），要在普及文化新版圖上佔一席之地（甚或掙扎求存），亦或多或少需要借助傳統媒體一臂之力。新舊媒體的關係，形態複雜，我們要抽絲剝繭，仔細言詮。


二、[生產、接收]：大眾小眾 角力拉扯

2013年香港普及文化的轉折，除了源於媒體形態的變更，亦見於文化生產模式的異動。

文化生產與大眾傳媒向來關係密切，而在香港，這重心往往向「大」傾斜——大電視台、大唱片公司、大電影商，大量生產天王巨星、文化產品，壟斷市場，擁抱大眾。大眾媒介主宰市場，影響龐大，對於這些以生產角度主導的文化產品，觀眾手無縛雞之力，解讀方式，一如文化大師Stuart Hall所言，只有接受(dominant position)、協商(negotiated position)和抗拒(oppositional position)三種選擇。

然而，近年隨著新媒體的興起，過往唯我獨尊的文化生產線亦要開始重新審視觀眾口味，投其所好，然後檢討生產，作出微調。這一年無綫電視風雨飄搖（並造成滿城風雨），但不能否認的是，為了鞏固大眾對TVBuddy的愛戴，它不遺餘力：一方面召集義氣仔女，重溫成功方程式，如法炮製《衝上雲霄2》、《My盛Lady》，請來May姐大灑雞汁、肥媽教孕婦食益母草；另一方面又作出調整，借《老表，你好嘢！》貼近社會，翻弄矛盾，重現熱話，甚至鼓勵有限度的創意，容許《神探高倫布》天馬行空。針對大眾的文化生產線開始轉變，以大眾媒體為核心的普及文化版圖出現變更，也理所當然。

當然，更不能忽視的，是那些圍繞在大眾媒體周圍，針對小眾市場的另類媒體。最近一年，一個個有異傳統的文化符號——謝曬皮、熊仔頭、新青年理髮廳（例子多不勝數）……逐一在你我眼前現身。由網上樂評人組成的「香港音樂評論組織」日前公佈年終樂評選結果，不少獲得青睞的單位不屬主流，不靠唱片公司、主流媒體，只靠赤手空拳、Youtube Channel。這除了反映新一代樂評人作狀清高、憤世嫉俗，更對香港普及文化有明確啟示，要理解新的版圖，就不能再對獨立存在的小眾媒體視而不見。在新的媒體形態之下，這些「衛星」注定不會踏上《勁歌金曲》舞台，其作品亦肯定不會像《同舟之情》般登上港台歌曲龍虎榜，卻會繼續立足各個山頭，朝向對應群組，綻放光芒，眾聲喧嘩。

「新觀眾」大小市場中游移

普及文化的生產，漸以「大眾—小眾」劃分，是否代表負責接收的觀眾，亦會走向兩種極端？同樣不。就如Henry Jenkins所述，媒體聚合造就「新觀眾」的興起。新的媒介接收者，可以自由在新舊媒體、大小市場之間游移，毋需再為單一明星、單一平台而付託終生。2013年的香港觀眾，正好有此特徵：某些時候，觀眾厭倦主流，抗拒公式，結果或恐嚇與無綫絕交，矢志熄機度餘生，或專注跨境娛樂，學《Running Man》遠走他方，向港式流行示範何謂「十倍奉還」……但亦有些時候，群眾後勁不繼，為了「教主」、「Sam哥」和「Cool魔」，與傳統媒體言歸於好，重投TVBuddy行列。在未來一年，隨著小眾媒體繼續盛行，大眾媒體繼續改變（甚至有王維基的「流動電視」），觀眾任意游移、自由選擇的現象，將會更加明顯。

三、[規管]：政府角色 若隱若現

這幾天翻開港聞版的大事回顧，發現這年香港社會發生的大事，不少都與普及文化扯上關係。這明顯是罕見現象——長久以來，香港普及文化發展的足迹，跟大部分地方不同，它多以商業主導，隨意跌碰，少見政府的積極扶持（或是粗暴干預）。但這一年，情况有變。

流行文化粉飾太平 今年猖狂

香港流行文化跟政府交頭接耳，不是新鮮事。過去多年，政府搞公共關係，教育市民大眾，當中少不了明星身影。但論到靠流行文化來塗脂抹粉，粉飾太平，2013年可能是最猖狂的一年。年初政府舉辦「家是香港」活動，一邊帶頭領唱《獅子山下》、《香港香港》，一邊邀請兩代歌神合唱，歌頌《同舟之情》，宣揚「愛在舊城窄巷」；年中政府藏身地產商背後，暗裡拉線，以「爭取興建啟德巨蛋」為名，撮合香港樂隊、韓國明星，以美麗高牆壓倒七一蛋群（當然普及文化不好惹，陳奕迅與RubberBand也各自以《主旋律》，《睜開眼》還撃）。

政府借普及文化「過橋」，比較罕見，但總算合情。然而今年政府對普及文化的干預，絕不僅限於此——年中亞視被裁定違規，後生靚仔高層盛品儒下台，但淪為喉舌的《ATV焦點》和亞視本身，卻是萬里長城永不倒；無綫多番借《東張西望》公器私用，又濫用支配優勢，逼歌手們練習普通話，主宰市場，卻因它與政府同氣連枝，少有受罰，絲毫無損；而香港電視不獲發牌，特首及行會更以保密為由，拒絕解釋，將香港觀眾的選擇自由，以至香港普及文化的發展空間，一併抹煞。

香港人也許並不期望香港政府會像韓國政府一樣，推動娛樂，發展普及文化軟實力，我們只求政府少做少錯，勿將有心人拒諸門外……但原來，這也是奢求。還好香港普及文化素來蠻勁十足，王維基進軍流動電視，開闢新天新地，政府還會如何規管文化，扼殺普及？明年自有分曉。


四、[政治]：開放表態 漸成常規

政治，在五光十色的香港普及文化當中，向來若隱若現。我們的文化產品，多談風月，少提時事。就算要講，也多靠隱喻，讓文化研究者浮想聯翩；我們的明星藝人，除非關鍵時候（例如「民主歌聲獻中華」），否則甚少作政治表態。娛樂與政治分道揚鑣，一直是香港流行文化的常規，但來到2013年這個分水嶺，這常規變了。

以往為流行文化進行年終盤點，少不免要提及誰和誰相愛又分開。這一年，情愛之事，當然依舊佔據娛樂版頭條（詳情可以這幾天問許志安），但普羅大眾真正關注的，已不止是王菲離婚、陳豪結婚、郭富城和余文樂（各自）分手等雞毛蒜皮的小事，還有G.E.M.跟特首講加油、杜汶澤反擊賈選凝、陳凱琳撐普選、張松枝聲言紮鐵、艾威指摘政府不公等時政大事。上述的事件，不再關乎藝人自身，更與公義、自由等社會價值，息息相關。毫無疑問，（適當的）政治表態，在刻下的香港普及文化版圖中，已逐漸成為常規。

藝人從高地落入民間

如此轉折，當然又與社會民情相關。當政治的文化根深柢固，文化的政治也乘勢而起；百姓生活艱難，對政府怨氣日增，他們對公眾人物的期望，在媒體煽風點火下，也老早超越「歡樂今宵」的層面，於是藝人作出符合民情的政治表態，又似是符合市場的舉動。當然，我們更不能否認，政治乃眾人之事，既影響你我選擇，亦動搖藝人生活——這一年，不少藝人從高地（如將軍澳電視城）落入民間（如公民廣場），與群眾同呼同吸，也一同身受其害。不論為民抑或為己，向建制發聲，都無可避免。

由不問世事，到敢於表態，這一年香港普及文化，跟香港人同步轉折，並肩成長。

[結語]：新的形勢，新的版圖

這一年，香港普及文化雖步入轉折，但依然未死。與其倉卒定論，斷定港式流行輝煌不再，衰亡將至，不如換個角度，細心留意眼前的新形勢——新舊媒體散分聚合，大眾小眾拉扯競逐，政治娛樂共冶一爐……新文化版圖，錯落有致，亂中有序，因此更值得你我戒掉武斷，放大瞳孔，用心參詳。

對香港普及文化來說，2013年，可以是結構上的turning point，也可以是爆發前的tipping point。

刪節版刊於2013-12-29明報星期日生活．果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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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直路與急轉彎——香港電視交叉點

文 x 阿果   http://www.facebook.com/ahfruit
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3-12-22

實不相暪，周五黃昏之前，這篇文章寫的，是全城（黃子華除外）關注的《萬千星輝頒獎典禮》。頒獎禮舉行之前，我曾經用專家口吻說，這次雖然沒有「萬千熄機」，但畢竟發牌事件過去不久，加上無綫形象直插谷底， 普羅大眾繼續冷待TVB，掩臉不看這場星光熠熠的小圈子遊戲，應是理所當然。

結果，當晚我（跟張智霖和TVB Fun 的廣大選民一樣）跌碎了幾副眼鏡。作為電視迷，我本想在此鄭重寫上頒獎禮的三點啟示：一、流行文化暗流洶湧，觀眾心情難以觸摸， 所謂的專家評論， 有時很「流」，不必理會。二、香港人對TVB 的感情，深入骨髓，直插肺腑；熄機能靠一時衝動，但絕不能直到永遠。三、電視文化根深柢固，香港百姓可以接受家徒四壁，但前提是有電視作發聲牆紙。綜合以上，我打算在文章末段蓋棺總結：港人不可不看電視，無綫不可不繼續壟斷，香港電視媒介的前路，明顯會是一條漫無邊際、毫無起伏的大直路，三個字，無彎轉。

不過周五以後，這篇盡是「當然」、忙於「總結」、探討「直路」的文章，注定要轉彎。

「有彎轉」與港視續前緣

事緣王維基召開記者會，向普羅大眾公布他口中「比較risky」的Plan B——明年七一，香港電視將以網絡平台及流動電視方式開台，屆時你我只要將接收器接通手機、電腦或電視，即可免費收看港視3 至5條頻道，與廖啟智、郭鋒和陳安瑩再續前緣。瞥見王維基掛起招牌笑容，扮show girl示範如何用手機睇電視，我微笑、開眼，因為香港電視媒介的前路，終於可能「有彎轉」。

何謂「轉彎」？回溯普及媒介歷史，電視的發展一日千里——大部分時間，它踏上高速公路，飛快奔馳，不斷擴張；然而根據傳播學者分析，這數十年來，直路以外，至少出現過兩個大彎。

美國電視兩次重要發展

先用美國例子。第一個彎，在一九七○年代初（美國時間）。此前二十年，電視市場乃類比地面電視的天下（如ABC、CBS電視台），這些無線電視台，頻譜和頻道有限，俱受限制，但基於其廣播性質（普羅百姓安坐家中，便能免費收看），一直深受大眾歡迎。也因此，電視台在編排、製作節目時，亦多遵照大眾口味，度身訂造——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啟迪思維、發揚創意這些偉大任務全部拋諸腦後，只需用最穩陣的內容（如肥皂劇），留住大部分的觀眾。

直至電視媒介轉入了第一個彎——有線電視興起。當時隨着廣播政策改變，美國的有線電視台，收視及影響，皆日漸增長。有線電視頻道多，提供的選擇亦因應增加，而其需要收費的性質亦令電視台得以對創作採取更寬容的態度—— 不用取悅「大眾」，反可炮製一些質素高、題材偏門的作品，吸引中產階級、教育水準較高的觀眾注意，從而游說廣告客戶「目標觀眾喺晒度」，大賣廣告，賺取收入。轉彎以後，無線電視的領導地位受到威脅，針對niche market 的有線電視大行其道，電視市場從此進入戰國時代。

第二個彎，出現在二十多年後。一九九○年代末，科技進步，促使媒體數碼化，於是電視媒介由以往的傳統廣播媒介，搖身一變成為美國學者Michael Curtin 口中的matrix media——於是電視台一邊揮動數碼廣播的旗幟，矢志令觀眾看到更靚（高清）、更多（頻道選擇）的電視，一邊善用剛崛起的新媒體，為節目做發行、推廣，跟觀眾大玩互動。在新的媒體環境下，電視台面臨更劇烈的競爭，亦因此創作更多高質素的節目——不然如何在高手林立的網絡年代生存？

媒介形態改生態未變

翻開歷史，美國電視轉了兩個彎，那香港又如何？電視媒介的「彎位」，既因科技發展促成，又與社會文化、政府政策、市場等因素，息息相關。亦因如此，香港電視媒介儘管於運作模式上跟美國近似（一樣商業大過天），但發展步伐卻跟美國大相逕庭——拜技術演進所賜，我們在一九六七年開始與無綫電視交往，感情深厚；我們於一九九三年認識了有線電視（及一眾美女新聞主播）；最近幾年，我們集體更換高清電視機，扔掉舊式錄影機，逐漸習慣使用手機、網絡，或重溫教主金句，或將Chilam 的「義氣仔女」論一睇再睇。乍看來，即使中間有時差，但香港的電視媒介，確有如美國一樣，有轉過彎。

但實情呢？由大牛龜到Plasma 電視到智能手機，由雪花到殘影到高清，香港電視媒介於技術上轉了一大個彎。然而，有別於美國電視市場因科技轉變而令電視節目選擇更多、質素更高，香港人轉了幾個彎，眼前依然是原封不動的三色標誌。有線電視及now TV 有過豐功偉績，但近年影響力逐漸縮小；踏入網絡年代，全港最多人收看的網絡電視，是myTV；地鐵乘客眼前手機屏幕所播放的，仍舊是吳啟華的（不變）臉孔和岑麗香的（不變）演技……媒介形態改變了，但媒體生態，卻是五十年不變，如王維基在記者會所說，香港人可以享受免費電視，卻不可以享受選擇電視的自由。

電視革命還看市民抉擇

周五傍晚客串show girl 的王維基之所以令我微笑、開眼，全因港視進軍流動電視的舉動，雖危機四伏（多謝樂小姐、珍姐、Sandy，令香港人對TVB 有入骨的感情），卻可能令香港電視媒介轉一個真正的「彎」——它絕對不會推翻TVB 霸業（正如美國有線電視的例子），但新選擇的存在，卻不單可令香港人轉變習慣，改用（更）大mon 的手機，時刻低頭煲劇，更能令電視媒介出現真正的競爭，使普羅觀眾、廣告客戶，重獲自由去選擇自己的心水。這場勢將香港電視媒體由1.0 帶到（真正的）2.0 的大戰，值得我們拭目以待。

當然，電視革命的發生，既有賴科技，亦要文化支持。如文首的專家所言，香港人與TVB 切肉不離皮，而由TVB 負責播種的本地電視文化，同樣根深柢固。要扭轉局面，可以一時，很難一世。立足交叉點上，香港電視媒介的「彎」能否轉得成，還看廣大市民如何抉擇——它會繼續盛載萬千星輝，在毫無起伏的大直路龜速慢行？抑或在最壞的時候急轉彎，開展另一段路？

我們有得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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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姆西，又來「全城熱話」

作為香港人，我素來熱中緊貼全城，追捧熱話，對於「全城熱話」這四個大字，異常敏感。這個星期，「路姆西」一掉成名，步離（母親）睡房，登上頭版，衝出廣東，直奔世界（或由世界各地的宜家分店直奔回港）。一隻毫不起眼的狼形公仔，竟能夠引來老人（李柱銘）、嬰兒（黃夏蕙）和同類（梁振英）爭相關注，這宗來得快（但會去得更快）的熱話，注定令我頭皮發麻，內心翻滾，皮膚和心情一同敏感。

頭痕，可能因為熱話太熱。用WiseNews搜索，過去七天，單計香港的中文報刊，有關「路姆西」的文章，便有多達230篇。若再算上網上的七嘴和八舌，這個星期，根本所有人都在談論「路姆西」。逐一細讀這些文章，我發現不同人提出了許多問題，範疇廣泛，當中包括——語文（為何Lufsig會譯作路姆西？）、文學（格林兄弟是否知道豺狼改邪歸正了？）、心理（特首桌上的路姆西雙腿分叉，是否代表不情不願？）、物理（雞蛋、汽油彈、路姆西，哪個掟人最傷？）、道德（我很肯定兒子想要隻路姆西，點╳算？）、倫理（我在母親面前提起路姆西，還算孝子嗎？），當然，還有大家爭着問的一百萬題目——香港人向來憎恨豺狼，孝順母親，為何「路姆西」會走紅？

　為何會走紅？

翻開各大報章，這條問題的大路答案，明顯是綜合學者意見、民調結果而得出的「反映港人討厭梁振英情緒高漲」。我向來仰慕學者，尊重民意，對這個答案，當然沒有異議。然而這幾天在facebook，我除了瞥見向來關心政治（及梁振英闔家健康情况）的朋友與狼同桌，蜂擁合照，還訝然發現許多一直少理時事、多談風月的年輕人，每日到宜家分店巡視，更新豺狼蹤影，甚至發動團購，從新加坡引狼遠道入室……我很肯定，報章頭版刊出的「反映倒梁群情洶湧」，不是問題的唯一答案。

　路姆西為何成為「全城熱話」？這條問題，至少有3個可能答案。

一、它是抗爭工具——學者和民調當然沒有錯。「路姆西」之所以受全民追捧，畢竟全因示威者「創意無限」，在諮詢會上用以表態，反對特首倒行逆施、政府與民為敵。作為抗爭工具的「路姆西」大受歡迎，火速售罄，反常現象被解讀成群眾對梁振英的情緒反映，絕對合情，相當合理。

香港人從來不是斯文人，我們失落（九千萬）頭獎會踹地，錯過巴士會爆粗。只不過限於常識、囿於教育，身處公開場合的香港人向來少放肆，多扮乖，呼籲敵人下地獄、詛咒全家齊覆沒等越軌行為，當然敢想不敢做，可免則免。而「路姆西」的出現，正好讓「斯文扮乖」的香港人自欺欺人，用最溫柔的方法（輕輕一掉，甚至單純吊起），發放最狠毒的信息。當然，有人會怪責這種所謂抗爭不過是自娛，功效成疑，但無可否認，「邊笑邊罵」確實是刻下港人最習慣的「抗爭方式」。

　粗口禁忌與追趕潮流

二、它是禁忌——講粗口是社會禁忌，不用多費唇舌解釋，只要問問林老師、陳淨心和鍾樹根，大家便可知一二。而傳統社會既教導大眾，孝順父母、疼惜家人乃人生首要任務，將他人母親的隱私掛在口邊、暴露人前，自然屬粗口之中的粗口、禁忌之中的禁忌；罔顧社會戒條、漠視骨肉之親，隨意吐出那四個大字的，自然被視為粗人之中的粗人。

但凡人總有情緒，要發泄不滿，又要粗中帶幼，怎麼辦？香港人的方法是大玩諧音——於是我們愛吃粉腸鹵味，喝大杯裝檸樂；閒時愛吹奏小型喇叭，跟童軍齊跳彈牀，學農民調理土產；時刻質疑仇人何以思考，告誡後人不再拖延……為的，就是留守社會設下的道德界線之內，發泄情緒。「路姆西」公仔，不過是又一個典型港式粗口諧音遊戲，群眾貪新鮮，多玩幾次，順理成章，不必驚訝。

三、它是潮流——最近幾年，因着新舊媒體互為影響、同時發功，「全城熱話」的出現，愈見頻密。「熱話」之所以發燙，大多拜新媒體所賜，因為平民的一張照片（如遠在青衣的黃鴨）、一段短片（如十四巴港女），火速蔓延。接着，舊媒體掌握網絡脈搏，着緊市場眼球，遂將網上民情，轉化成公眾議題（不管它是否重要），終於令全城關注，人人熱論。愈來愈多人留意，於是環顧網上，更多現象、創作，又或爭議，因而衍生。

「路姆西」的熱潮，明顯也是順應這種趨勢而來。大眾之所以蜂擁而上，四出搜購，除了因為要參與社會抗爭（極少數）、排解禁忌鬱悶（少數），更可能單純因為追趕潮流——當「路姆西」成為「全城熱話」，人人趕着與之合照，上載社交平台，其他人便如照鏡般急欲模仿，於是誓不執輸，或排隊或淘寶，非要加入這股熱潮不可。花費唇舌考究動機，分析民情，這231人大概都過分認真。

　熱話太熱 周期亦短

不過也無傷大雅。這些由新媒體點火，舊媒體煽風而起的「全城熱話」，注定燒不了多久。在新的媒體運作邏輯之下，所謂熱話，溫度雖高，周期亦短，來得快，往往去得更快。這星期「路姆西」成為全城焦點，人人爭着搶購，那又如何？過兩個星期，又有新的潮流，一湧而至，可愛的豺狼從此藏於抽屜，不見天日。不信？不如找找身邊朋友的facebook，還有人用Bitstrips製作公仔表達情緒嗎？還有人的大頭照內有黃鴨蹤影嗎？

周中YouTube公布2013年度香港熱門影片排行榜，10段短片（好的，《警界線》並不短），全部看過，但印象開始模糊。熱話炒得太熱，潮流流得太快，是這個時代的特色。但作為香港人，頭皮發癢得太密，心情翻滾得太多，終歸有點累。

臨近年尾，天色陰沉，但願這只是一時牢騷。

刊於20131215．明報星期日生活．果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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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目標

　早兩天乘火車，身旁的大書包小學生，正在迷頭迷腦地轉珠。我沒有智能手機，唯有轉動眼珠，抬起頭，看看車廂屏幕。那是一個頗有意思的廣告：熒幕先出現一顆皮球，在球場、街道、走廊、家門前，翻滾彈跳，就像向四周的孩子揮手示好。孩子窺視鐵閘縫隙，攀上露台欄柵，只為見皮球一面。然後，「他要練琴呀！」「你做咗功課未？」孩子身後突然傳來父母的喊聲，就只好扁嘴，垂頭，轉身，告別皮球。這時，熒幕閃出宣傳字句：「不要忽視兒童遊戲的權利。」原來，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最新廣告。


　這個廣告，跨階層（孩子有住太古城的，也有住彩虹邨）、夠地道（皮球紅白相間，令人聯想起陳年西瓜波）、富電影感（淒冷的琴音應記一功），我很喜歡。於是連忙轉告朋友，叫他們也看看。結果，朋友甲說，幾幸福吖，別的孩子要掙脫饑荒、戰火、疾病，香港的小朋友都只是要求一小時玩樂時間。至於朋友乙卻看到失去了的半杯水：唉，落後國家的孩子就算窮，至少可以自由地玩，香港的小孩物資充裕，卻富得只缺乏自由。聽完迥然不同的回應，我倒想舉手發問：我們的下一代，其實幸不幸福？

　下一代幸福嗎？

　這個星期，翻開報紙，主人翁的答案，呼之欲出。傳媒刊載機構調查結果，發現超過九成香港學童，每周參加三項或以上興趣班，近三成人更在入讀幼稚園前就開始參加。夠幸福？這些興趣班絕大部分由父母安排，但八成五學生卻坦言自己其實沒有興趣，六成多更希望可減少上（興趣）班時間。有受訪學童表示，他們期望父母揀選興趣班前，可先聽自己意見。下一代幸不幸福？當事人肯定答「不」。這不就是「富得只缺乏自由」？

　香港兒童不幸福，但香港人其實一直疼愛自己的下一代。女嬰被人擄走，之所以引來全城關注，除了因為「拐子婆」廣東話並不純正，更因為失蹤的，是一個嬰孩。兒童是我們的下一代，對於他們的安危、幸福，我們都無比關注。單純講愛，可以大言不慚，但要實踐愛，肯定要方法正確，香港人愛下一代的方法，向來有兩大宗旨。

　一、秉承資本主義傳統，遵照自由市場法則——要愛子女，全家必須將他們當成貨品，信奉市場經濟，盡責替貨品包裝增值，預備跟他人競爭。於是，香港家長寧願節衣縮食，也要搶奪日本奶粉，搜購莫札特CD，替尚未懂得開口的子女報讀play group、興趣班，甚至價值三萬大元的海外遊學團，誓要為自己心愛的貨品add value，在自由市場內爭取最廣闊的發展（又名升值）空間。香港的小朋友絕對可以玩，但玩的，最好是豎琴、馬球、法文或AO面試技巧，斷不可以是西瓜波。

　二、替下一代樹立目標，鼓勵蒙住雙眼，直奔標竿——心理學家說，要令孩子成功，絕不能單靠物質獎勵；將孩子的奮鬥心由外變內，方更重要。因此，學者提醒家長，要為子女選擇一支又高又易認的標竿柱，讓他們自動自覺往前奔跑。當然，標竿柱的選擇也要恰當——香港家長沒錯是望子成龍，但成龍大鼻成性、舌頭打結，也注定不是好的奔跑對象。

　港孩奮鬥目標：劉德華

　那香港小朋友又該視誰為奮鬥目標？剛才提到的機構調查，亦在舉手發問。結果，劉德華壓過偉人（Mark Zuckerberg、Steve Jobs）和親人（受訪者的父母），成為受訪722名學童的頭號奮鬥目標（得票逾三成）。這類選舉往往放大表態，扼殺緣由，參考意義本就成疑，但再三翻看報道，細閱這張由香港兒童自行選擇的標竿柱名單，我始終有點疑惑。

　為什麼是「劉德華」？這項調查的受訪者年齡介乎6至18歲，劉德華（在《金雞2》）成為香港特首那年，受訪者有一半尚未在人世。他們選擇的奮鬥目標，究竟是《天若有情》的華Dee、穿長衫唱《我是中國人》的華仔、在電視教人「今時今日咁嘅服務態度係唔夠」的劉大使，抑或真箇如學者解釋，是「勤力工作，默默耕耘」的「劉德華」？若然是後者，那究竟香港的小朋友從何得知「劉德華」個性如此？這種性格又為何能夠吸引年輕人矢志模仿，奮鬥學習？

　我相信，受訪的學童大部分未看過《天若有情》，未聽過《我是中國人》，更不知道「劉德華」這個品牌對上廿年的歷史。但他們依然認定他是自己的奮鬥目標，全因父母同樣認定「劉德華」是香港傳奇，值得下一代學習。這也難怪，為兒女挑選奮鬥目標本就是難題，而在刻下的社會氛圍，環顧香港名人，若你是家長，還可以有什麼選擇？娛樂圈哲學家黃子華？對不起，這星期五本八卦雜誌形容他「抑鬱暴瘦」、「鬼祟接新女」（但明明他只是在練跑）。娛圈中人多八卦，不如選政客高官？這注定是更大的笑話。那麼，運動員形象夠健康了吧？呃，你認為香港家長有膽叫子女向李慧詩學習嗎？左思右想，額頭刻着「勤力」兩字的劉德華，更似是沒有選擇中的當然選擇。

　翻看這個「中小學生奮鬥目標排行榜」，腦海浮現這次名落孫山的另一名字。他多年來都是港人頭號偶像，鬥傳奇，他與Steve Jobs叮噹馬頭（至少對港人而言）；比身家，他遠勝Mark Zuckerberg；論努力，劉德華難望其項背……他的名字叫李嘉誠。這個昔日的香港傳奇何以落第？歸根究柢，大概因為香港人發現，這個傳奇的成就，往往踐踏着萬千（光顧百佳又或在碼頭工作的）百姓，而出於他口中的「取之有道」，亦終於成為僅次於「心曠神怡」的大笑話。早兩天李嘉誠在《南方都市報》記者面前盡訴心中情，由張子強談到「貪玩Richard」，但這邊廂的香港百姓反應仍舊冷淡，自是傳奇褪色的最佳例證。

　孩子，可有選擇嗎？

　李嘉誠（及其傳奇）落榜，有何啟示？很簡單，就是沒有什麼傳奇可以永遠穩如泰山。那為什麼非要為孩子挑選奮鬥標竿不可？要教孩子，與其一邊死命為他樹立目標（如考名校），一邊替他裝備沉重盔甲（來撞低對手），不如拔去竿子，讓他自由奔跑；要愛兒女，與其迫他發展「興趣」，與「偉人」交往，不如忘記市場，讓他擁抱草地，跟西瓜波做個朋友？

　孩子的目標，可以是劉德華、李嘉誠，但也可以是自由、快樂，又或遊戲。香港的孩子，可以有選擇嗎？

刊於2013-12-01明報星期日生活．果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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