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電視迷，寫於 ViuTV 開台、港視敗訴的一天

今日是 4 月 6 日。香港的電視業發生兩件大事。一是 ViuTV 正式開台；二是港視（又）敗訴，「開台」兩個字，離王維基愈來愈遠。我倒想起了四日前的事。

4 月 2 日凌晨 12 時，我坐在客廳中央，全神貫注，盯著眼前電視機。聽過羅霖代表亞視遺下的臨終矚咐（「應該都要獨立」）後，我捧腹大笑了好一會，然後深深嘆了一口氣。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我（對著電視）自言自語。

定一定神，用指頭按動遙按器，重新搜台。幾秒後，亞視不見了，但 ViuTV 於 99 台出現了。我連忙轉台，看到螢幕右上角那大大的 ViuTV 標誌，有點驚喜。此後半小時，我坐在客廳中央，全神貫注，盯著眼前電視機，為著新電視台的創意（《跟著矛盾去旅行》）、美女（Angela Yuen）而雙眼發光，摩拳擦掌。亞視之死？早已拋諸腦後。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貪新忘舊的香港人。我（對著鏡子）自言自語。

比我更貪新，更忘舊的香港人，相信還多著。自從 ViuTV 宣布 4 月 6 日開台，並推出一連串節目宣傳片，愈來愈多人對這間新電視台翹首以待 — 有人為「波蘭蜜友」的微笑、耳語、番梘而浮想聯翩，笑不攏嘴；有人自備水煲和柴火，準備投入《太陽的後裔》熱潮。兩年前港視失牌，大家既為王維基不值，又明言對另外兩家獲牌的新台不予厚望。如今 ViuTV 開台在即，大家調轉槍頭，心繫新台，遺忘維基，甚至察覺不到連 HKTV 的 facebook page 亦已正式易名為 HKTVMall。港視（又）敗訴？大家已經無乜反應了 — 又或者，已經不知如何反應。

香港人如你如我，一樣現實。

時代的終結？電視真開始

而我有興趣深究的是，如今 ViuTV 開台，除了第一萬次證明「貪新忘舊」是香港人本性以外，究竟還代表什麼？有什麼啟示？ViuTV 的說法直接得很：這是「電視真開始」。

為何是「開始」？因為他們希望顛覆多年來香港人對電視的既有理解。 ViuTV 宣布開台的發布會播放了一段宣傳片，片中借用幾位老人家的聲音，勾勒香港大眾對電視的慣常想法：「睇電視最緊要就係睇劇」、「最好買晒外面的大製作返來播啦」、「新電視台當然要有電視大樓」、「挖埋識做戲的藝人過來」、「要成為大台」。係囉，係囉，這也是香港大眾的疑問。

假如你將以往理解香港電視台的框架，套在 ViuTV 身上，很抱歉，今日起你很可能要失望了。因為這家新電視台似乎無意遵照以往（無論無綫或港視都信奉的）方程式。從 ViuTV 近月的宣傳，以及該台管理層接受訪問時的言論，我們可歸納出新台的三點理念：

一、實况電視。

香港觀眾一直喜歡煲劇。多年來港式劇集之所以膾炙人口，甚至令你喘氣，教我肉緊，全因大眾能夠從公仔箱的戲劇裏窺見現實。程燦乞人憎，因為大家討厭新移民；方展博討人喜歡，因為他有種打不死的香港精神。ViuTV 的說法卻是，「最有戲劇性的不是戲劇，而是現實生活」，甚至講明公仔箱的年代已經過去，如今他們要「用真人演出人生」。

因此，新電視台將會少製作本地劇集，多做實况電視，比如各類型的旅遊節目（《跟著矛盾去旅行》）、五花八門的真人騷（《G1 格鬥會》、《煮吧！換咗我阿媽》）。在觀眾眼前演出的人物，不再是花旦、小生、明星、「偽人」，而是存在於現實生活的真人（又或努力扮真人的藝人）。ViuTV 聲言，這些真人將會比以往電視劇的人物，更有人性，更多矛盾，更加吸引。ViuTV 的發音跟「Real TV」相近，又強調電視「真」開始，都絕非巧合。

二、開放平台。

拜TVB多年孜孜不倦的教導（或荼毒）所賜，香港百姓向來將電視與「大」字畫上等號。我們認為電視台要生存，就要討好大眾（例如師奶）；我們相信電視台的存在就是要成為大台，建立王國。而要成為大台，吸引大眾，電視台就要覓巨星，做大騷，逼高收視。至於ViuTV ，卻不欲遵照這遊戲規則，甚至直言「電視不再是一個王國」，而是「一塊無垠的創意板塊」。

即是什麼？魯庭暉曾稱，新電視台會是一個開放平台，不會進行大型挖角或採用固定藝員，他們反而希望鼓勵小型創作，人才流動。於是，在宣傳片中我們看不見大眾明星，卻找到板塊領袖（如林日曦、龍小菌、邵音音、蔣元秋）的蹤影。也於是，平台上眾生平等，大台明星（如林保怡）仍有位置，但網絡紅人一樣受到重視（而非像《網絡挑機》一樣，被視為入侵者、挑戰者，甚或騎呢怪）。

三、接軌世界。

從前，香港電視就是香港故事。大眾打開電視，不單接收娛樂，還得以窺見「香港人」如何生活，因何而喜，為甚而悲。那麼多年來，大家對「本地電視」不離不棄，心存希冀，很多時候都不過於「本地」與「電視」之間那道似有還無的牽絆。

ViuTV 卻主張與世界接軌，還表明「我們的創作屬於香港，但不止於香港」。從魯庭暉的發言聽來，他們不希望單純做一間本土的山寨廠，而是期望立足本土，結連世界。所以，他們聲稱會引入一流外國節目（如《太陽的後裔》），提供高質素的選擇；並嘗試努力製作自家作品，將本土創意結晶輸出全球。

於是，在開台日的今天打開 ViuTV，你也未必會看到香港人的臉孔。節目表上，更多的是為數不少的外購節目。

電視世界三趨勢

以上三點，基本上跟香港人多年來（由 TVB 孕育出來）的電視觀，格格不入。但從媒體研究的角度來看，它們又正正符合當下電視世界的三大趨勢。

一、真人化。很久以前，全世界的電視台都以戲劇掛帥，但隨着九十年代英美有線電視的興起，各家電視台由於競爭激烈，開始發展 reality TV 的類型，與傳統戲劇相比，它成本較低，亦容易有新鮮感。此後十多年，各類型的實况節目，無論是資訊娛樂節目（infotainment）、真實肥皂劇（docusoap）、遊戲真人騷（reality gameshows），都大行其道，風靡全球。

二、分流化。在網絡年代，資訊爆炸，媒體如細胞分裂。昔日的「大」字是電視媒介生存的不二法門，但今天它開始成為負累。在競爭劇烈加上對手眾多的環境下，如今電視台有的繼續炮製驚天大騷、台慶巨獻，但更多的卻在摸索小眾口味，希望吸引一班臭味相投的觀眾。

三、全球化。媒體愈來愈多，本土的觀眾人口卻來來去去都差不多。因此，全世界的電視台都要學習全球化的遊戲，有的地方處於文化弱勢，唯有從外地買入適合的大熱節目，有的國家身處強勢，於是不停將創意燈泡，變成可以被複製到世界各地的賺錢商品。

這時候，你或許會問：哪一套電視觀才是合適的？是以往大家抱持的一套？還是今天漫延全球哪一套？

這無關對錯。作為香港的電視迷，我會如此理解：兩年前香港電視（HKTV）既挖角，又瘋狂拍劇，為的是牽起是一場香港式的電視革命。那場（最終沒有發生的）革命，無論內容和理念，均脗合長久以來香港人的電視觀，因此成功獲得大眾毫無保留的瞓身支持。如今開台在即的 ViuTV，走的卻明顯是另一路線：它試圖切入全球電視的大趨勢，掀起截然不同的另類電視革命。就如魯庭暉早前所言，ViuTV 要做的，是「無綫唔捨得做的東西」。

香港觀眾有福了

從娛樂的層面來看，這鐵定是廣大香港觀眾的福氣。起碼由 4 月 6 日起，大家所能享受的電視娛樂，將較一台獨大的年代，豐富得多。以下不是廣告：不想看楊怡的觀眾，今天起可轉台看宋慧喬；不想再跟朱千雪第七十四次穿越時空的觀眾，終於可以跟著矛盾去旅行。如是者，我們甚至可以預期，不少曾對香港電視台失望而轉投外國綜藝節目（如韓國《無限挑戰》）的觀眾，可能對 ViuTV 的路線有所感覺，因而回流。起碼，望返幾眼。

但請記住，這僅限「娛樂」的層面。

需知道，追溯歷史，香港的電視之所以有趣，甚至令販夫走卒與大學教授，一同心動，全因它不單是平民娛樂，更意外地訴說香港故事，成就本土文化。這個意外是怎樣煉成的？專研電視的學者馬傑偉會告訴你，是《網中人》、《獅子山下》、《大時代》的功勞。換言之，答案是三個字：電視劇。而王維基，之所以執著於拍劇，同因深明此道。早兩星期他仍公開稱，香港如不想喪失自己的文化、思想，電視劇製作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香港觀眾的不幸

偏偏這一部分，ViuTV 並不重視（他們會拍劇，但是有限量製作）。而 TVB……眾所周知，只會繼續拍多幾十萬集《愛回家》，外頭花紙或有不同（如《八時入席》），但意識形態一樣守舊。

從文化的層面來看，這鐵定是廣大香港觀眾的不幸。

因此，今天我心情矛盾 — 這邊廂 ViuTV 正式開台，大家終於可與「電視娛樂」四個大字重拾舊歡；但那邊廂，港視跟政府的官司再敗訴，意味著該台命運，以及王維基意欲振興創意工業、香港文化的大計，再度懸於一線。我快樂，我不快樂。

ViuTV 開台，大家肯定雀躍非常。如無意外，今天過後，不少人將會熱烈討論長毛與主席之間的情誼。但在興奮看著「波蘭蜜友」帶著香蕉和番梘去旅行的同時，也請大家勿輕易將 HKTV （像亞視一樣）拋諸腦後。沒錯，貪新忘舊是香港人的天性，但別忘記，鋤強扶弱從來都是我們的拿手好戲。

今天起，這無疑一個新電視年代。但我們不用滿足於此。

香港人值得更百花齊放的電視，以及既能娛樂，又有文化的，燦爛電視時代。


（刊於《立場新聞》。部分內容改寫自《電視真開始？一個時代的終結》，載於 2015 年 10 月 25 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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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出日落同步上演

今年四月一日，香港人很忙。對流行文化有點感覺的香港人，更忙。

這一天，有人整天哼唱哥哥的歌，慨嘆十三年前發生的天大玩笑；有人晚上聽明哥演唱，慶幸當下香港仍有堅持「唱之有物」的歌手。下班趕路的平民百姓中，有的堅信「在世間遮風擋雨有一種愛」，於是愛回家收看大結局；有的懶理大台，走入群眾，欣賞《十年》社區放映，為我城命運憂戚與共。深夜時分，有人緊盯熒幕，為亞視永恆不再而感慨（同時忍笑）；也有人趁完熱鬧，連忙轉台，為ViuTV的預告片雙眼發光，摩拳擦掌。

借用杜汶澤的說法，這天上映的，無疑是一幕「日出、日落同時出現的奇景」。

「香港流行文化日薄西山」，這些年來，人人掛在口邊。說話的人，更通常附送幾點理據。第一，明星失蹤、大師不再。2003年以後，哥哥殞落，梅姐遠去，香港人失去最閃亮的兩顆巨星，剩下來的，有的被歲月催老，有的自行磨滅星光（例如與王晶為伍），加上此後娛樂工業再炮製不了巨星，自此每年四月一日大家哼着「誰能代替你地位」的時候，追悼痛惜的既是張國榮，又是「明星」的身影。

作風因循 價值守舊

另一理據是大台崩壞。流行文化經由大眾媒介協力傳播，但眾所周知，近年香港的大眾媒介作風因循，價值守舊，時常把屁股和腦袋交換位置。譬如每晚有百幾萬人準時收看的《愛．回家》，多年來堅守「成人版教育電視」的原則，致力維護正規，守住道統，跟咸豐年間的《真情》一樣（甚至較之更直白），務求令觀眾視「最寶貝的留在家中」為人生唯一教條。當然電視可以講家庭，但為何數百個小時亦只能容納一套價值、一種想像、一種話題？主宰意識，灌輸價值，是大台的威力（或遺害）。

作為大台，亞視的例子更嚇人。有的大台（如無綫）會作自我審查，任由傳統價值約束主宰，有的媒體（如亞視）更加在資本社會的操作原則下，永遠會被金錢的氣味牽着鼻子走。資本顏色決定媒介立場，老闆心情影響員工生計。亞視當日的淪落、今天的衰亡，正告誡全港市民﹕在大陸洪流渲染下，任何大台都有可能如亞視一樣，由魚樂無窮變成私家泳池，結果化成一潭死水。屬於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可以忽爾熄機，從此靜如深海。

明星怵然消逝，大台作繭自綁，媒介染紅淪落……流行文化日落黃昏之說，明顯不是危言聳聽。但問題是日落以後，又該怎樣走下去？觀眾們應該從此割蓆，順道挖眼？創作人應該再造明星，重建大台？四月一日，太陽下山，然後我們似乎看到新的可能。

當晚《十年》進行社區放映。電影題材敏感，上畫時雖迴響巨大，票房報捷，但落畫以要繼續發揮影響力，靠的就不能再是大眾媒介。於是幕後團隊選擇了「公民社會」四個大字，先走入院校播放，後聯絡各式各樣的民間團體——教會、社區組織、小店、劇團、傘後組織，在社區遍地開花。一夜之間，天橋底、教會禮堂和工廈天台，全部換上銀幕，同步直播。搞社區放映需要發電機，但發電機要錢，怎麼辦？不少公民團體又沿用近年流行的眾籌模式，高舉「隨緣樂助」招牌，讓平民百姓自行掏錢，搭建社區大台。

這無疑是新的可能、新的想像。以往香港人要享受流行娛樂，誓必先看大台面色。這邊廂，劇集大結局乃城中大事，港姐選美足以令全港停頓，但與此同時，無綫播放千年如一日的《愛回家》式膠劇，市民大眾一樣被迫照單全收，面不改容。如今，《十年》放映盛况告訴我們，觀眾的選擇其實不限於「轉不轉台」，還可以遠離客廳，繞過大眾媒介，走入公民社會，連結社區，聚集群眾，重新搭台。

周五晚上，各間「社區戲院」的觀眾，之所以願意擠在石屎地上觀影，甚至連坐在喇叭旁、屏幕後，都在所不惜，為的顯然不單是一齣《十年》，而是對社區對娛樂的一次重新想像。

在流行文化日落日出之間，觀眾需要重新想像，跳出框架，藝人也要思考自身，摸索出路。就在幾千人分散各區為《十年》全神貫注之時，黃耀明於旺角舞台上現身演出。兩年前明哥在紅館開騷，我也在場。兩年後世界大變，而明哥不變，結果他離開唱片公司，遠離主流，也告別大台。這一夜，他在容納二千觀眾的麥花臣場館，重新出發。

演唱會以「美麗的呼聲」為名，表面訴說亞視故事，重唱麗的金曲，實質卻一如（明哥、達明一派、人山人海的）以往，影像狂舞，符號亂墮。作為觀眾，必須做好心理準備，這不僅是《Sunday靚聲王》式的懷舊金曲之夜。若要聽出弦外之音，既要傾聽流聲，細嚼歌詞，又要定睛熒幕，解構符號。

流行明星逐漸與社會脫軌，已是老生常談。但是夜黃耀明卻示範如何以流行文化與百姓同呼同吸﹕正氣凜然的《大丈夫》，與熒幕上警暴受害人影像同步出現，對比強烈；梁振英、林鄭等建制高官的拭淚場面，配上《鱷魚淚》，「什麼意義什麼意義」歌詞，化成對政壇大鱷的控訴；還有唱《浴血太平山》時投映的「雞蛋撼高牆」意象，以及《大內群英》的魚缸染紅場面……「要勇氣來做決定」的是誰？「道道刀光見暴戾」的又是誰？全場觀眾莫不心領神會。

老實回望 重構經典

黃耀明也告訴當下觀眾，如何應對流行文化的黑夜。面對亞視告終、時代終結，他拒絕單純抽水恥笑，反而帶觀眾老實回望，重構經典。就如同香港流行文化無數歷史碎片，亞視不是毫無價值的泥頭，而是曾經炮製經典，孕育明星（如張國榮），以至大師（如黎小田）的珍貴土壤。

我們今天認定香港明星沒落，大師失蹤，但對埋藏於昨日歷史的明星與大師，我們又認識多少？於日落與日出之間，流行文化既要如《十年》團隊般，想像將來，刻劃前路，也要學效明哥，繼承歷史，汲取教訓，唱之有物，獨立前行。對，流行文化「應該都要獨立」。

四月一日香港人很忙。唯望這是日落，亦是日出。黑夜過後，太陽升起，對流行文化有感覺的香港人，繼續有感覺，繼續忙下去。

（原文載於2016年4月3日《明報》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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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力申、鄧麗欣分手，你為何感觸？

我替李慧琼不值。周四早上，她辭去行會成員一職，分手舉動本應是全城焦點。只是兩小時後，方力申、鄧麗欣結束十年情消息一出，平民百姓馬上轉移視線。三十歲前後的一代人，反應尤其劇烈。比較理性的朋友說，為此她呆了足足兩分鐘（並懷疑葉念琛是否有新戲上畫）；向來感性的友人聲稱，自己哭了整整半句鐘（並揚言不再相信愛情）。

為方力申、鄧麗欣分手而失控痛哭？我無法理解。毫無疑問，在媒體吹捧下，這對「金童玉女」看來相當合襯，然而誰都知道，兩人出道十多年來，無論演技、唱功，抑或語文水平，都相當「驚人」，算不上什麼大明星。香港人對男歡女愛經驗豐富，離合散聚，視之等閒，又何以為素未謀面的小明星分手而惋惜，甚或嚎哭？

對此，娛記的答案是「集體回憶」——因為兩人是大家的集體回憶，所以分手消息就引來集體驚呼。聽起來多麼合理。然而何謂集體回憶？為何偏偏是方力申與鄧麗欣？更重要是，集體回憶怎麼會牽扯個人情感？這些問題，我有興趣解答。

不如由私家回憶說起。在此懺悔，十多年前我曾喜歡過Cookies（以及Stephy），她們多張唱片（及隨碟附送的海報）至今仍收藏在抽屜深處。事隔多年，我仍記得鄧麗欣成長於屯門大興邨，難忘她與方力申於《好心好報》MV裏隔着玻璃接吻引起的哄動。他倆主演（及訂情）的《獨家試愛》，我當然看過不止一次。

當年的「集體撞邪」

坦白說，要公開承認以上這些事，我其實鼓起了三百分勇氣。現在每次執屋看到那堆唱片，我必定狂打冷震，然後質問自己﹕當日為何會買得落手？是否撞邪？如今回想，2000年代初期的香港流行音樂，縱然深受當時香港年輕人（如我）愛戴，但歌手唱功以至歌曲質素，卻是異常低迷。現在大家珍視「集體回憶」，可以說是當年「集體撞邪」的結果。

但世上沒有沒來由的撞邪。當年香港有一代人喜歡看Twins打側手翻，甚至認為方力申和鄧麗欣合唱幾好聽，現象是離奇，卻有時代根據。由九十年代末開始，香港樂壇逐漸倒退，唱片銷量急劇下跌，唱片公司生意愈來愈難做。因應時勢，流行音樂工業出現了兩種改變。

第一，工業放棄以出版唱片為單一目標，反而採用「360模式」（黃志淙語），全方位找商機。經濟不景，唱片公司為求生存，變身為多元化娛樂公司，這邊廂將金牌經理人身分（「多謝Paco」）發揚光大，為旗下藝人接拍廣告，開演唱會，賺盡一分一毫；那邊廂自組電影公司，以自家歌手擔當主角，開拓音樂以外的票房財路。分別於1999年和2003年成立的英皇娛樂和金牌娛樂，都是時代產物。

如此看來，方力申和鄧麗欣之所以成為眾人心目中的「金童玉女」，既因二人外表合襯，更因為金牌娛樂背後推波助瀾，見二人合唱大受歡迎，便乘勢開拍電影，由《獨家試愛》、《十分．愛》到《我的最愛》，全方位勸說香港大眾﹕他倆就是天生一對。

第二個轉變，是流行曲個人化。2000年代初期，唱片公司雖繼續製作音樂，但環境改變卻使他們變得謹慎。當時的歌曲，無論出自新晉組合（如Cookies），抑或主流歌手（古巨基），清一色以年輕人為對象，因為他們正是最願意消費流行的一群。年輕人關心什麼？當然是情愛之事。於是翻開當年大熱歌曲名單，首首都是情歌——以2004年歌曲為例，樂迷唱完《好好戀愛》後，成為《十六號愛人》；《擇日失戀》、《一拍兩散》後，當然《耿耿於懷》，最後危險得儼如《思覺失調》。

你會問，情歌不是流行曲典型嗎？是的，但重溫當年作品，不難發現全部儼如今天的鄺俊宇散文一樣，度身訂造，引起共鳴。按照中大教授馮應謙的說法，當時流行音樂正由大眾化走向個人化，在創作人心目中，歌曲不單要「好聽」，更要「好中」，「段段歌詞要寫得感動」；最好旋律簡單，歌詞淺白，樂迷容易代入，化身K歌之王，唱埋一份，消費感性。

上一代人消費流行音樂的方式，要不購買唱片，要不依賴大眾媒介，等待專業推介，受眾明顯被動。但踏入2000年代，新一代消費《好好戀愛》、《好心分手》等歌曲的渠道，卻跟以往截然不同﹕一方面互聯網大行其道，盜版流行，年輕人透過ICQ的shared folder以及WinMX等軟件，（非法）下載大量音樂，然後自由按照喜好，日播夜播；另一方面隨着連鎖卡拉OK店收費變得大眾化，大家蜂擁進入K房，緊握咪高峰，唱着彷彿為自己度身訂造的K歌。

度身訂造的感性消費

這是名副其實的感性消費。由這時起，樂迷的角色不若過往被動，反而更主動地消費流行，表達自我，訴說情感。在K房裏唱着《好心好報》的青春少艾，已經將歌者故事融合自身，「落力待你好得不到分數」的不僅是方力申，更是拿着咪高峰、塞着耳筒的你和我；「早知不應試愛」的，既是銀幕上的阿寶與阿華，也是戲院裏心情翻滾的每個觀眾。

這恐怕才是今天你我竟然會為方力申、鄧麗欣分手而感觸的原因。在唱片公司、電影公司的煽風點火，兩人身後牽連了一大串文化產品、記憶符號；而在傳播科技、消費習慣的改變驅使下，一代年輕人理所當然地將這些產品、符號，據為己用，投放私家感情，拉扯真實記憶。就算現在回想，這些歌曲、電影、明星質素如何不甚了了，但在時代的偶然挑撥下，我們卻切實付出了如假包換的真記憶、真感情。

事實上，那幾個年頭的流行曲，全部在這一代人心目中留下深刻烙印。例如去年《羅生門》之所以大熱，全因與前作《耿耿於懷》相互呼應，挑動記憶。而《耿耿於懷》的出生年份跟《好好戀愛》一樣，正是2004年。如今大家一聽「你最近還好嗎」和「完了吧如無意外」感覺便如泉湧，恐怕不是意外。

這段「集體撞邪」的日子，並不長久。由2006年起，唱片公司開始意識到觀眾對青春偶像、樣板K歌的愛戴，漸走下坡，以往的商業方程式必勝不再。此後幾年，樂壇開始推崇唱作世代，歌手們除了外貌，還要有才華；歌曲題材亦逐漸各類型的情歌，變成透過情歌介入社會（《囍帖街》），以至宣講哲理（《愛得太遲》）等不同方式。香港流行音樂的面貌，從此多番改變。

昔日的樂迷也每日長大，跟粵語流行曲的關係日漸疏離。然而，直至十年後的人日，大家依然樂於懷緬那段全情投入的「撞邪歲月」——Twins開騷，大家照舊搶飛，享受孖妹千年如一日的唱功；《羅生門》一出，大家笑着重溫《耿耿於懷》，拭淚回首有發生過的舊情事；《紀念日》上畫，大家爭着入場，咀嚼活地亞倫的犀利金句。

然後到了方力申、鄧麗欣分手，大家不能自控，感觸落淚——看似撞邪，卻有根有據。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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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吧！亞視

周五下午5時59分，人人全神貫注，目光緊盯電視熒幕，為的是見證歷史，欣賞傳聞中亞視的「最後一面」。秒針緩緩跳動，「五，四，三，二，一！」倒數完畢。結果，亞視沒有熄機也沒有飄雪。《六點鐘新聞》如常播放；女主播照舊面不改容，仿效鐵達尼號船長，念出電視台最新動向。

未幾，德勤發表聲明，稱已跟電視台投資者達成協議，司榮彬將提供800萬，向160名員工支付本月薪金，讓亞視營運至4月1日的牌照最後限期。所有準備大啖花生、見證歷史的香港人（包括我），唯有繼續練唱河國榮的首本名曲的那句歌詞「亞視會永遠都存在」，多等幾個星期。

「這幾天可能是我人生睇得亞視最多的日子……」友人有感而發。「那種感覺，有點像在醫院見證親人彌留。」

這番話，我很有感覺。過去幾星期，坊間屢屢傳來亞視「死訊」，因此作為電視迷，我一有空檔，準會打開亞視，緊貼最新「病情」，順道緬懷過去。跟病榻上的亞視交往的這段日子，我百感交集——有時為歲月流聲台的經典瑰寶（如《開心主流派》）而驚呼鼓掌，甚至感嘆這電視台曾帶來無數美好回憶；但更多時候，看着苟延殘喘的本港台繼續重播，死不瞑目，我的感覺相當反胃。當病人也放棄治療，身為旁人，我其實找不到半點眷戀的理由。

亞視死不足惜，基本上已成為香江萬家燈火的共識。縱然與亞視認識多年，儼如近親，但對於這行將就木的「親人」，香港人當下明顯沒太大感覺。它的彌留，稍為觸發好奇，促使香港大眾在茶餘飯後，圍於牀邊，摩拳擦掌——但亦僅此以已。除了大姐明、鮑起靜和劉錫賢，彷彿再沒有誰會為亞視的離去而內心翻滾。

這倒難怪。自2014年底欠薪開始，有關亞視倒閉的傳聞（以及鬧劇）不時出現。最初大眾還對事態發展有所期待，媒體也努力炮製專題，回溯歷史，專訪員工，試圖喚起記憶，挑動情緒。但隨着事情僵持不下，鬧劇反覆上演，香港人老早失去耐性。毛記電視《亞視永恆》的流行，除了因為歌詞惹笑、不停重播，更因為年輕一輩真心希望電視台早日結業，及早解脫。事到如今，面對一場事先張揚的命案，淚已流乾，話亦說盡，香港人對「親人」彌留無動於中，也是理所當然。

這星期亞視再次表演死裏逃生，但無可否認，它的性命終將於一個月內走到盡頭。過去幾天，呆站床前的我反而在思考﹕對於眼前這個「親人」，我們其實有多理解？我經歷過真正的親人離世，知道生者事後最懊惱的，往往是發現自己對先人不夠熟悉——他當年為何會移居香港？他一生最驕傲的事是什麼？身為子孫，我們可以全不知道。逝者已矣，也再沒有發問的機會。

對於亞視，我怕我同樣後悔。我怕我對亞視的認識，只流於《百萬富翁》收視高，以及《我和殭屍有個約會》好好睇。於是這幾天，努力翻書（鄭重推介「傘下的人」寫的《亞視永恆》），重新認識這個「親人」。結果發現，作為電視台，亞視有三大特點，值得你我繼續宣講，仔細發揚。
三大特點值得宣揚

一、大家庭。眾所周知，電視台是一間沒有噴煙的大工廠，廠內是講求效率的生產線，以及綁手綁腳的規章制度。但陶大宇卻形容，亞視員工和諧融洽，合作無間，跟無綫相比，是一間大機構和一個大家庭的分別。在亞視走紅的尹天照則回憶，當年電視台的「梳、化、服」都待他如親人，連煲了粥也預他一份，「由我籍籍無名去到成名的這段時間，就是這班可愛的家人為我構思形象，等我可以放心演出每一套劇。」

亞視台前幕後的家庭味道，更體現於「A記同學會」。這個與亞視官方無關的「民間團體」，每年召集數百名舊員工出席聚會，守望相助。去年聚會中適逢有前藝員的丈夫去世，陳啟泰於是在席間建議「同學們」慷慨解囊，江美儀亦立即上台呼籲，終為事主籌得數萬元。「原來我們亞洲電視的工作人員，大家都咁有人情味。」這是同學會召集人江美儀的感想。文化工廠也可以有人情味。

二、逆境波。在廣大觀眾眼中，亞視從來都是二奶的表表者，資源、人力、收視都長期不敵無綫。因此為了生存，它一直逼出十足潛能，發動創意，學用刀仔，鋸開大樹。多年來，亞視開創的先河，數之不盡：《百萬富翁》引入外國問答遊戲；《今日睇真啲》將香港個性灌注infotainment；《今夜不設防》測試道德禁區。創新之後又如何？當然是被無綫照辦煮碗，搶回收視，然後又等待另一次突圍。
以弱勝強 打出逆境波

這多少給電視工業帶來啟示。面對大台，要以弱勝強，打好每一場逆境波，最有效但亦最老套的方法，始終是創意——而不是先進器材、精細畫面。大台走過的路，毋須重複；他們一直不做的，反而可以努力探索。這星期ViuTV一系列實况節目的預告片陸續出爐，觀乎大家的反應，似乎頗有當年亞視以奇招搶奪眼球的姿態。

三、山寨廠。窮則變，變則通。亞視長年缺乏資源，辦不成大工廠，就只得認命做山寨廠，靈活變通。江美儀記得，為亞視拍旅遊節目的時候，工作人員經常只有導演、收音，以及出鏡的演員。沒有燈光師、編劇、助理，怎麼辦？當然是互相補位。演員拍完一個鏡頭，就站在旁邊舉反光板打光。拍了一整天，回酒店倒頭便睡？抱歉，演員還要兼顧寫稿度稿的工作，不然明天拍什麼？

誠然，這種山寨廠的玩法猶如雙面刃。譬如江美儀說，當年員工之間有句口頭禪，「亞視精神，做鬼死人」；杜汶澤更誇張，他在亞視初期有次飾演太監，戲服及帽都臭得厲害，脫下來看才發現帽裏寫有八十年代已故演員張瑛的名字，似乎很久沒洗過……粗疏、求其，也是山寨廠的特色。縱然如此，但這種亞視精神仍能提醒世人：要炮製流行，不一定要靠美輪美奐的生產線，「努力變通」和「做鬼死人」，才是不二法門。

坦白說，香港人的記憶向來跟《魚樂無窮》的金魚一樣短暫。早幾個月，我們還在為告別港視而傷感，現在媒體已急不及待，推出「新電視時代」專題；今天我們試圖懷緬一段名為「亞視」的歷史，明天大家已在期待梁國雄和曾鈺成怎樣跟着矛盾去波蘭。

浪奔浪流，亞視不會永恆，變幻才是永恆。但這不代表整理、盤點沒有意義。告別亞視，願有心的電視迷，毋忘歷史，袋好啟示，然後一同前行，探索新的電視。

文：阿果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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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周星馳

因為心繫旺角，因為家住新東，近來我和不少香港人一樣，茶飯不思，心緒不寧，啞口無言。置身紛擾世界，喧鬧至死，難免身心俱疲，情緒鬱悶。於是早幾晚獨自走到戲院，（猶豫良久後決定）看周星馳的《美人魚》。

踏出戲院，出乎意料地，心情竟然有點舒暢。

上一次看周星馳（不計年中無休的重溫），是三年前。當時同為新年檔期，《西遊．降魔篇》上畫，我手心冒汗，翹首以待，走入戲院，散場後卻和廣大觀眾一同哀鳴，爭先感嘆：周星馳不再是周星馳，他的作品裏頭，港味不再。

突然三年又過去。這次「周星馳」名字挾美人魚傳說，再現銀幕，縱然在內地創下票房紀錄（24.5 億人民幣），於香港也較王晶賣座得多，但坊間迴響並不算太多。最明顯的現象，是再沒有評論人握緊拳頭，仰天噴血，痛惜「周星星已死」，或慨嘆他不再「香港」——不是因為星仔回歸，而是幾年過去，大家早已習慣星爺遠離本土，邁向中華。簡單一句：他和王晶一樣，都變了。

「變」非純為商業計算

作為星迷， 我知道周星馳的「變」，從不是近年的事。第一次變，在於他不甘無止境地無厘頭，想在搞笑以外，增添哲理，於是拍下忠實星迷一生至愛的《西遊記》、《回魂夜》；第二次轉型，正值港產片無復風光，星爺本人靈感枯乾之時，周星馳既嘗試加重群戲，寫好劇本，說好故事（《喜劇之王》，又開始模糊時地，面向中華（《少林足球》），甚至直奔全球（《功夫》）；近幾年，面對內地市場，他第三次轉變，只導不演，着重特技，重寫民間傳奇。

周星馳的變，我不喜歡但能接受。因為跟王晶不同，他作出的變動，從來不是純粹的商業計算、一味逢迎，反之由《功夫》開始，我們知道白髮蒼蒼的星爺，正因應文化工業結構的轉向，在賺盡觀眾一分一毫以外，也矢志將更多自己鍾情的元素（像「如來神掌」）投入作品，同時堅持拍出來的，是一個有信息有質感的動人故事，而非胡亂堆砌明星、販賣回憶的音樂錄像，又或一碟冷飯。

就以新作為例。坦白說，《美人魚》談不上是一齣好電影。好些影評人（如翁子光）批評得沒錯，它品味不高，製作粗糙，美學嚇人，用力過度。散場後旁邊師奶的評語也中肯：頭半部笑位不好笑，甚至是王晶式硬滑稽，而電影對「情」字的拿捏，也如星爺本人以至他多年來執導作品一樣：拉牛上樹，缺乏醞釀，抓不着癢處。從哪個角度看來，《美人魚》的沙石，都比旺角街頭還要更多。

星味香港味老套味

但縱然如此，戲院大燈一亮，我仍然面露微笑——全因在銀幕和周星馳身上，我找到三件久違的物件。

一、星味。許多人說，沒有周星馳演出的周氏作品，沒有味道，我不同意。《美人魚》裏，星爺照舊缺席幕前，但無論戲中對白、笑話、角色（ 「如花」般的美人魚），全部熟口熟面，感覺親切。銀幕之上，哪怕是演員們嘴角那點白沫，都時刻喚起大眾的「周星馳記憶」。作為星迷，這種感覺我異常回味。

二、香港味。表面上，《美人魚》與香港毫不相干，甚至乎，電影以普通話收音，香港觀眾完全「唔夾口形」，有種被排除在外的感覺。然而，個半小時的電影裏，屬於香港的符號卻是若隱若現：配樂竟是經典本地電視劇金曲，海底爛船竟有繁體字霓虹燈牌，人魚村裏又竟有鄭少秋唱片。周星馳作品從不高深，我肯定他並非如廖偉棠猜想一樣，打算在暗黑童話注入「五味雜陳的香港隱喻」，也未必聽過盧亭（香港傳說中一種半人半魚的生物），不知道美人魚跟本土民間歷史在遙遙呼應。

改變玩法但未忘本

我更願意相信沈旭暉的說法：在全球化的大勢下，周星馳雖已轉換跑道，改變玩法，卻未忘本。他仍記得自己從何而來，也未遺忘孕育自己成長的香港文化，因此就如當日將「如來神掌」放入《功夫》一樣，他繼續將香港文化碎片，重新包裝，發揚光大。無論有心抑或無意，這種做法，教我欣賞。

三、老套味。眾所周知，流行文化的拿手好戲是娛樂世人，感動眾生。娛樂不難，感動不易——靠的通常是人類最基本的真、善、美。《美人魚》故事老套如過氣童話，承載的也盡是老掉牙的人生哲理，但放諸紛擾世界，這種難得的老套，卻令我有點感動——當然我不介意被罵多愁善感。

它告訴我們：人是邪惡的（人魚懂刺殺；人類會拋磚），又是正義的（但一切都只因被迫至牆角）；而要平息干戈，壓制暴力，最好的方法從來不是譴責與刑罰，而是擺上捨己之愛，疏導仇恨。老實說，這些做人道理，以至戲裏的環保主題，其實十分十分老套。然而，倘若有幾千萬人付了錢，入了場以後，在消磨時間、娛樂至死以外，也能對自身生活有幾分反思，甚至有所行動（例如不敢吃八爪魚），本質唯利是圖的流行文化也算是功德無量。

這陣子經常看港台節目《文化樹下》，每當看到黃霑、吳昊、董培新等殿堂級文化巨匠的身影，我都雙眼發光，心情亢奮。但每次節目完畢，始終要面對一個殘酷現實：再盲目喜歡香港普及文化的人，都要承認昔日港式流行瘋魔萬千少女，改良（或敗壞）社會風氣的好日子，經已連同不少文化巨匠的技藝、個性和生命一樣，隨風遠去。

毫無疑問，擺在香港文化面前的，已是截然不同的時代，甚或困境。香港人可以期望的，或許是文化工業用「兩條腿走路」：一方面山寨廠們繼續炮製出像《十年》一樣，成本低微又堅持訴說真話的小品，另一方面早已心繫中華、面向全球的大導演、大明星、大工業們，不要忘本，更不要「王晶化」，努力堅守品質，發揚專業，說好故事，在更大的世界為香港文化搖旗吶喊……讓近年身心俱疲、情緒鬱悶的香港百姓回歸戲院，心情舒暢。

原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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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晶作為香港仔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07-02-2016

這幾天，因為王晶，人人變身「票房監察員」，時刻上網，緊盯《賭城風雲3》售票情況。起初，看到座位表一片綠油油，大家認定勝券在握，心情亢奮；兩天過後，座位表逐漸由綠轉紅，監察員雙頰同樣通紅，唯有自挖雙目，集體噴火，仰天長嘯：「港豬始終是港豬！」老實說，我向來色盲，電影座位表是紅是綠，我不太關心。然而，對於是次風波的真正主角——王晶，我自問很有感覺。

是噁心的感覺。這些年來，我和廣大百姓一樣，聽見「王晶」名字，腦裡馬上浮現三點印象。

一、他Cheap。

王晶入行近四十年，合共寫了300個電影劇本、1500小時劇集，但大眾對他的印象，長期停留於三個字：屎、尿、屁。他創作過《網中人》這種連馬傑偉都狂呼心動的經典，亦拍過不少賣弄色情（《赤裸羔羊》），提倡賭博（《賭X》系列），甚至不知所云（《運財智叻星》）的作品。不用明光社提醒，我們都知道這叫「惡俗」，難登大雅之堂。

二、他囂張。

多年來，港人對王晶言論聽怪不怪。他批評過大師（「王家衛的戲都無咩道理啦」），漠視過獎項（「（我）連提名都未試過，幾X型呀」），更時常炫耀自己身世（「20歲成名，22歲買樓，25歲做導演」）。由此可見，近日他還撃網民的言論（「香港票房只有中國的廿五分一」），其實已不算串嘴。

三、他難搞。

王晶曾說自己不愛吵架，但過去多年來跟他纏鬥過（口頭上）的人，卻幾乎比其電影作品更多：李瀚祥、爾冬陞、周星馳、陳百祥、黃秋生、杜汶澤、廣大廢青……難得的是，縱然得罪人多，王晶從不認錯，動輒四圍點火，表演泥漿摔角。很明顯，他是個難以撃倒的對手。

這三點已是港人集體共識，但我更想知道的是——王晶為何惡俗、囂張、難搞？本人不是蘇民峰，不懂睇相，更不相信一句「佢好命」就能解釋一切。所以這幾天，努力重溫舊碟，拜讀專訪，甚至強忍眼痛，閱讀一本名為《少年王晶闖江湖》的驚世傳記，結果除了額角冒汗，還意外發現一個香港仔的誕生。

一個王晶的誕生

王晶生於戰後嬰兒潮，是典型香港仔，父親雖然是名導演王天林，但因為家裡人太多，所以家境不算太好。尤其在1970年國泰公司停止拍片後，王天林被迫四處闖蕩，本來擅拍文藝題材的他，連俗套的片子都要接拍。王晶的童年亦受影響，基本需要沒大問題，但同學相約打保齡，他為省錢唯有在家中看書。王晶的故事，跟同代香港人相去不遠。

王晶深受父親影響。譬如，原名「王日祥」的他，入行後見父親編劇時偶爾用筆名「王森」，於是有樣學樣，取名「王晶」。當然，王天林影響兒子的，不單見於藝名的選擇，更體現於王晶的電影哲學。

電影背後一個錢字

王天林於2010年離世，當時王晶撰寫悼文，敘述父親生平，描繪他的影響。文中提到，少年王天林努力由黑房學徒做到場記，最後更成為「副導演王」。可是為各導演頂了大部分工作的他，卻一直拿著可恥的薪水。「他實在吃了太多苦。」父親經歷令王晶深信，電影行業表面五光十色，但背後主宰一切的，終歸是一個錢字。「我決定走不空談只務實的路，我不能再讓家人受我跟父親一樣的苦。所以三十年來我只拍商業片。」這是一個香港仔的實話。

除了家庭，時代也在造王晶。王日祥大學一年級就在無綫兼職，未畢業就幸運遇上當時佳視、麗的和無綫的電視大戰，人才短缺下，獲電視台重用，一夜間鯉躍龍門。兩年後，香港電影業開始興起，他因為「老婆大肚，愁分娩費用」而轉職邵氏，做電影導演賺大錢。拍第一齣戲《千王鬥千霸》時，他毫無導演技法，拍攝首日只得請父親陪伴當守護神，結果卻因當時社會對賭片好奇，票房大賣，他又成功了。

你可以說他幸運。王晶在電視台的時候，就是電視最蓬勃的時候；他拍電影之時，香港人開始喜歡湧入戲院，買票看戲——但這又未免太輕視王晶（早年）的才華。更正確的說法或許是：王晶懂得看準機會，與香港普及文化，一同騰飛。

王晶的哲學

騰飛期間，在時代和家庭的雙重影響下，王晶對電影的兩點看法逐步成形，存留至今。

第一，電影只是商品。

入行至今，王晶一直謹記楚原教誨，「電影圈只有一條死罪，就是『唔收得』。」他認定電影不是藝術，而是商品，因此要成功，靠的不是口碑和獎項，而是「觀眾用錢去投的票」。觀眾既有（鈔）票在手，就是客人，就是老闆；製作人的任務，就是針對口味，奉上娛樂。你罵他玩屎尿屁好cheap？他會告訴你：「觀眾就是愛低俗，吹咩？」

第二，電影人只是熟手技工。

王晶不懂法蘭克福學派，卻跟阿當諾一樣深信文化是工業：表面色彩斑駁，真身卻是大算盤；製作人有數可計，更有方程式可依。所以，《追女仔》成功，他拍續集；《千王之王》成功，他就派出賭神、雀聖，賭到永遠；觀眾喜歡「風雲」，他就依樣葫蘆，又《風雲天地》又《賭城風雲》。「不要將電影想得太巴閉，我只是一個熟手技工。」他說過。

篤信電影乃商品的這個技工，拿手絕技是投其所好，「觀眾鍾意睇我就拍」是他的左右銘。八十年代香港經濟蓬勃，王晶樂於錦上添花；九七前大眾恐懼，他寫的對白竟與港人一同恐共；回歸後香港市場萎縮，他發揚「香港精神」，連忙轉型，一面狂拍低成本爛片，一面呼吸北方空氣，摸索大陸市場。等到神州經濟起飛，他亮出招牌拉攏投資者，又重施故技，將三十年前香港那套用於大陸，「你哋話個pattern舊，但嗰個位，全大陸笑到碌地喎！」算盤又打響，票房再報捷。

香港仔也是世界仔

從來，王晶都是名副其實的香港仔。好聽是迎合市場，靈活求變；難聽就是見風使舵，唯利是圖。今天我們仍在歌頌香港精神，但別忘記香港仔也是世界仔——到市場逆轉、勢色不對，香港人最擅長的不是堅持自我，逆境自強，而是效法王晶，投其所好，搖尾乞憐。

問題來了，王晶變了節，那剩下來的香港仔又怎麼辦？毫無疑問，他面目可憎，乃人民公敵；其作品請明星炒冷飯，挑戰文明下限。稍有要求的觀眾絕對應該自挖雙目，寧死不看。但在杯葛以外，請記住他不過是幌子、小丑，背後象徵的，乃電影市場的轉向、香港文化的危機。

老問題：然後怎樣？

又回到老掉牙的「怎麼辦」時間。流行文化試過捨身取義，但本質仍是一門生意。面對比香港龐大25倍的中國市場，不願配合國情的電影人該怎樣減省成本，開拓市場，同時堅持質素？不捨港味式微的真香港仔，又要如何做，才能合力建造一個穩健的「香港市場」？思考這些問題，恐怕比監察王晶票房，更有意義。

因為倘若市場不變，一個王晶倒下，還會有千千萬萬個「王晶」，蜂擁而上，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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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愛大毒物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60124

過去兩周，香港流行文化忽然變身箭靶。官媒、左報不約而同，直指港人至愛，萬箭齊發：先有《100毛》及「毛記電視」被《文匯報》狠批「內容低俗」、「離經叛道」，乃「荼毒青少年的大毒物」；後有電影《十年》遭《環球時報》「影評」抨擊「完全荒誕」、「宣揚絕望」，甚至是危害香港社會健康的「思想病毒」。

聽見這些說法，我一方面反胃作嘔，但另一方面又得承認，稱香港流行文化為「大毒物」，也許並非沒有道理。

眾所周知，我是香港流行文化的忠實擁躉，這兩三年，一直落力（在鍵盤上）奔走，當眾在油麻地（果欄）一帶推銷這正在式微的大眾玩意，風雨不改，面不改容。然而，有時推銷得太多，連自己都不禁面紅滴汗。誠然，香港流行文化雖然偶有佳作，有教人歡笑，使人感動，甚至賺人熱淚的本事；但亦經常教人學壞，使人作嘔，有時為了賺人金錢，它更不惜促銷垃圾，麻醉意識，荼毒心靈，做盡十惡不赦的壞事。

這種「流行文化有毒」論，有根有據。譬如說，社會學的文化批判理論一直提醒地球上所有生物，不要對大眾文化跟車太貼，因為普及文化世界不過是資本制度一部分，它前台看似五光十色，炫目迷人，但實質被廣闊無邊的大花紙包裹。撕去包裝後，大家會發現後台原來坐滿商家，擺滿算盤，塞滿支票；創作人腦袋裏擺放的少有「真善美」，多是「大市場」。

左翼論者還認定，流行文化不止是草根人民的集體娛樂，更是以上欺下的意識工具：所以《六點半左右新聞報道》可以壓抑階級意識，荼毒腦袋，令觀眾笑完就算，放棄抗爭；於是《100毛》讀者笑完「腦細」，發泄完情緒，鐵定就會放鬆拳頭，乖乖返工，繼續聽從老細指點（又名「老點」）。從這角度看，流行文化明顯惡貫滿盈。

道德主義者也有話要說。他們深知普及文化非大會堂歌舞劇，從不會將教化眾生、維護道統視為己任；相反，為了討好大眾，貼近平民，它致力集市井、低俗、粗鄙於一身，毫不羞愧，甚至引以為傲。在道德主義者眼中，流行文化永遠是洪水猛獸化身，時而推崇低俗品味，破壞倫理，時而將「老母」、「一戴一露」等危害人類文明的語句掛在口邊，擺明在謀殺細路童真，毒害有為青年。

可是，左報官媒不曾（或不想）理解的是，「大毒物」雖是世間所有普及文化的本性，但放在香港社會，這些毒素卻偶爾會轉化成有益物質——例如「癲狂」。

毛記電視 癲狂重現

癲狂，是香港流行文化神髓所在。電影理論家David Bordwell曾以「盡皆過火、盡是癲狂」來讚譽黃金時代的香港電影，在他看來，港式流行雖然煽情、吵鬧，但敢於破格，情感坦率，因而贏盡歡心。所謂「癲狂」，不單不是貶義，反而更跟「靈活」、「即興」、「山寨」、「創意」一道，盡顯香港文化的獨特優點。可是，後來隨着社會環境轉變，香港文化生產逐漸以制度行先，講究效率，看重市場，靈光不再，癲狂失蹤。

事隔多年，打開毛記電視，癲狂重現。較之流行文化大工廠，它人手不多，地方狹小，怎看也是一間山寨廠。但過去幾個月來，這山寨廠卻使出失蹤多年的港式蠻勁，認真發狂：每時每刻抓住話題，開會拍板，即興動手，度橋扭計，敢玩敢試敢創新，炮製出一件又一件令人爆笑、感動甚至掉下真眼淚的上乘之作。

當然，你可以批評它內容低俗，臉貌醜陋，破壞規矩，離經叛道，顛倒倫理……這通通是事實，但請別忘記，就算如今升上神枱的徐克、黃霑、周星馳，也爆過粗口、講過老母、被罵過「不文」、「粗俗」、「無厘頭」，儼如文明社會大毒瘤。但那又如何？一樣無損地位。毛孩注定不是流行大師，但刺中人心，流露情感，即興踩界的本領，卻處處流露當日普及文化黃金年代的影子。這件「大毒物」，毒得來，有意思。

癲狂以外，流行文化也素來喜歡「嚇唬香港社會」（《環球時報》語）。很抱歉，近期大受注目的《十年》並非唯一例子，九十年代初在港產片大銀幕，陳百祥已說過「再嘈拉你上深圳」（《逃學威龍3之龍過雞年》）；周星馳拆穿過大陸領導的貪污失德（《國產零零漆》），連鄭裕玲也喊過「一國兩制完喇！基本法完喇！」（《表姐，你好嘢》）……顯然，危言聳聽、宣揚絕望，向來都是香港電影的拿手好戲。

沒有創作人天生喜歡掐死觀眾，我們要問的反而是﹕流行文化何時會指嚇蒼生？明眼人都知道這跟社會環境密切相關。九十年代港產片之所以屢屢出現大陸笑話，全因當時香港身陷切切實實的回歸恐慌；今天《十年》賣座，同因大家害怕核心價值名存實亡。愛國人士（如梁美芬）眼中「完全荒誕」的失實寓言，在香港人眼中，根本是「隨時成真」的現實預言。

換句話說，我們既可將流行文化視為一枝粗針筒，將創作人的邪惡意念，強行灌進觀眾腦袋，但同樣可把它看成一面大鏡子，將周遭氛圍、集體心跳、百姓表情全數吸收，然後逐一反映在大銀幕之上。單純將之視為「我講乜你信乜」的「思想毒藥」，不是高估幕後、看扁觀眾，就是旨在抹黑，別有用心。

香港流行文化從不是聖人

別低估從不單純的香港觀眾。經過多年操練，大家老早撕開「受眾」標籤，學懂鑑言察色，分辨「思想毒藥」。毫無根據的恫嚇、並無對象的惡搞，根本難以挑動百姓心情。試想一下，倘若社會無風無浪，你認為沒有大明星主演的《十年》會場場爆滿？若非北方洪流逐點南下，香港人又怎會相信五個導演提供的「自我恐嚇」？一切都如周星馳於《蘇乞兒》片末所言，「丐幫有多少弟子，乃由皇上決定」；政治寓言對大眾的感染力，同樣取決於當權者手中——當然，他們也許根本毫不在乎。

香港流行文化從來不是聖人。它不單背插萬箭，滿臉鬍鬚，更加本性癲狂，動輒唬人。但在環境惡劣，絕望無力的時候，我們最需要的，可能不是高高在上、俯瞰眾生的天使，而是情感直率、與你我同呼同吸的讀物——又或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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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記狂潮（下）：流行文化的世界變了嗎？

星期一晚在伊館看《毛記電視分獎典禮》，我的座位碰巧在一眾報章、雜誌攝影師旁邊，全晚看著他們在通道上跑來跑去，舉起相機，影個不停，感覺十分有趣。

有趣，因為心裡在想：假如我是傳統媒體的攝影師，身處這個所謂的頒獎典禮，應該如何是好？當晚到場的大眾明星不多 — 徐小鳳現身，當然要影；何韻詩、王宗堯，甚至河國榮，名氣或有高低，但總算是大眾認識的公眾人物，亦肯定要影。

那毛記的自家藝員（或「偽員」）呢？盤菜瑩子和利君牙外表標緻，按快門這決定，不難做；但什麼「專家 Dickson」、東方昇、安不尊、崔健芒……個個奇貌不揚，大眾又不熟悉，影完老總也不會登吧。唔駛影啦……如果我是他們的話，肯肯定這樣想。

但最矛盾的地方是 — 全晚獲得觀眾最響亮歡呼聲的，偏偏就是這個毒男模樣的 Dickson；分獎典禮開騷前十分鐘，伊館某角落已經傳來觀眾大呼小叫，原因不是彭浩翔或王維基入場，而是東方昇路過看台，跟粉絲玩自拍；在不少現場觀眾眼中，盤菜瑩子、黃慘盈是比藝人更藝人的「藝人」。

你說，怎麼辦？

一切彷彿都變了。從前，香港流行文化的世界，一律視「大」為標準，具有主宰地位的大台、大公司、大明星，加起來，就是這個世界的全部。遠離大台的，就是不入流；被大公司放棄的，即是半紅不黑；當不成大明星的，唯有轉做綠葉，拱照中間那朵牡丹。

但毛記分獎禮所標誌的 — 「網絡」、「細台」、「素人」 — 卻正好完全相反。

「什麼才是真實而恆久？或者我一直會保存着這份『無大無細』，因為現代的薪火相傳要良性互動，有時候經驗捉在手裏，分分鐘會化為『老餅』，反而與時並進，才能歷久常新。」

前商台高層俞琤台上一番話，彷彿成了這現象的最佳註腳。

香港流行文化的世界，真的變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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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的勝利

毫無疑問，毛記分獎典禮的成功，對整個網絡世界而言，是一場勝仗。

可以想像，不太熟悉網絡文化的年長一輩，這兩年天從報章、雜誌讀到這場騷的報道，鐵定抓破頭皮，大惑不解。

「這真是一個頒獎禮嗎？方健儀不是女主播嗎？怎樣走去了唱歌，還得到女歌手獎？容祖兒呢？怎麼會無獎？」分獎禮翌日，我在茶餐廳偷聽師奶們進行以上對話。

很明顯，「他們」和「我們」之間，隔著非常巨大的一條縫隙。

這未必單純是世代或年齡的隙縫，而是媒體習慣差異引伸出來的結果 — 「我不上網（或者不玩 facebook），怎麼可能看到你這間「毛牌」電視台？」你絕對可以想像到他們的反應。不過，這道縫隙的出現，年輕一代注定興奮莫名 — 正如早前劉慧卿不明白何謂「直播打機」，大家立即從心底裡爆發出來的，恥笑聲。

就像，這是屬於後來者的一場勝利。

或許大家輸得太多次了。網絡文化其實已經盛行了很多年，甚至如海浪般，不知翻過了幾多次（例如現在已無乜人講『是咁的』）。然而，這種文化放諸主流世界，卻一直被壓抑、克制、甚至攻撃 — 沒有人覺得網絡潮文或潮語，能登大雅之堂；很多成年人、有權力的社會人士，更認定網絡文化就等同「玩玩吓」、「唔認真」，就算是肯定它的娛樂功用，也不忘補上一句「賺到錢咩」，如果不，「那即是廢青的娛樂啦！」

正如大家看《網絡挑機》時，李力持、王晶、陳百祥看待「網絡紅人」的態度。「如果你想搞創作，應該入 TVB 由低做起，大把你學！」李力持和王晶異口同聲，彷彿要發揮創意，一定要進入既有的文化生產制度。

因為他們都是這樣走過來的。

誰是大眾？

面對由主流世界劃定的規則，老早浸淫於網絡文化，甚至視網絡世界為主要（精神）食糧的那班人（他們通常被統稱「網民」），時而挫折，時而氣憤 — 有乜理由在既有文化制度下生產的，才是創作？高登音樂台的惡搞不算嗎？有乜理由娛樂版、潮流雜誌的封面，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個大明星？難道網絡紅人沒有市場嗎？

昔日的香港流行文化崇尚「大」的法則：與大公司、大平台、大明星扯上關係的，才能進入主流的圈子、大眾的世界。其餘的（例如所有與網絡相關的人、事、物），很抱歉，只會被定義為「小眾」，不入流，然後就被排除於外 — 「你咪繼續做網絡紅人囉，主流世界唔啱你玩。」

可是，究竟何謂大眾？何謂小眾？以前的世界，界線清晰，黑白比較分明。但隨著時間推移，網絡興起，這條界線日漸模糊。

2013 年《100毛》的誕生，對傳統的流行文化世界，其實是一次挑戰（甚或警號） — 封面人物可以不是張家輝、古天樂、劉青雲，而是阿 Bob、劉江、林雪？翻開裡面，竟然不是正經八斗的人物訪問，而是將網絡話題、潮文潮語實體化？

天呀，這是什麼玩法？

不過縱有此例，當時香港流行文化的主流世界，卻繼續圍繞著大家熟悉的大台（無綫、商台等）、大明星（雖則所餘無幾）而轉動。給流行文化設定 agenda 的功能，仍牢牢掌控在傳統媒介之手。

當然，你又很難怪傳統媒介和文化機構的話事人會做出這樣的決定 — 大佬，他們跟網絡世界，根本就有道難以逾越的縫隙。不是說他們不懂上網，但「平日會上網」和「終日浸在網絡文化裡生活」，絕對是兩回事。就算中下層的員工早有覺悟，但要左右高層們的決定，仍有難度。

因此，很自然地，主流媒介開始遠離部分觀眾的視線。取而代之的，是能夠將大家當下關注、討論的話題、人物進行整合、盤點的網絡媒介。「毛記電視」的運作正是標誌 — 最近網絡流行什麼，我就講／玩／笑什麼。

流行文化的玩法，在變

面對傳統媒體的不濟，毛記擺明車馬，衝著這班「老人家」而來，大肆追撃，瘋狂追打：於節目形式上，它戲謔無記（由《犬時代》到《星期三港案》）；在節目內容上，它（永恆地）嘲笑亞視。與傳統媒體對著幹的取態，相當明顯：你傳統媒介不思進取嘛？我就諷刺你、取笑你，甚至挪用你的方式，照著你的玩法，但做得比你更好、更受歡迎，吹咩？

譬如很多人都因《星期三港案》對毛記另眼相看，說它比傳統的新聞時事節目更好看，更動人。

「毛記電視分獎典禮」引來哄動，正標誌著網絡媒介、網絡文化，以至整個網絡世界的一次全面大勝，甚至如陳心遙在《信報》寫，「每一個給這個娛樂騷的Like和Share，其實都是狠狠摑在『主流媒體』面上的巴掌。」

你以為網絡世界沒有市場，賺不到錢？偏偏「毛記」找到贊助，封蝕本門，甚至像做出了徐緣口中的「marketing 奇蹟」；你以為網絡文化以娛樂行先，只懂風花雪月？「繁忙兒童合唱團」親身示範原來娛樂騷也可道盡香港社會哀歌，教你笑出有淚；你以為「毛記電視」主力戲謔，無聊之至？這場騷又證明了一個事實：原來你用最認真的態度做最無聊的事，大家是懂得欣賞的。香港（部分）觀眾並未失明。

完騷後，方健儀一段分享更反映了毛記如何認真地無聊 — 方在綵排時唱完《婚姻背後》，自覺完美，怎知台下林日曦黑著臉，指正她最後一句的停頓位不對。方健儀心想：「駛唔駛咁認真？」怎知唱完第二次，林日曦仍舊不滿意，結果跟方一同翻看徐小鳳的原唱版本，尋求改進。

「就算玩，我們一直都在認真玩。而且今次，我們是『真．認真』。」就如分獎禮的場刊所寫一樣。

觀眾在變

屬於香港流行文化的新時代，經已來臨。除了「新．媒介」，「新．觀眾」亦跟以往那一班明顯有別：他們社會意識濃厚，毫不討厭政治；他們擅玩媒體，主動出撃，不再呆坐沙發，等你施捨養分。

更更更重要是，他們不再是純粹小眾 — 或許人數上他們仍不及安坐梳化的主流媒體觀眾，但這班人的口味、焦點，以至他們喜歡的明星，主流世界再不能輕言忽視。

流行文化是一門大生意，再硬頸的話事人都要看市場的面色做人。網絡洪流來勢洶洶，觀眾變，即是市場變，流行文化的生產、決策於是不能不變。

藝人也變

就連「藝人」的定義都不同了。

以往流行文化世界裡，有一種生物，名叫「明星」。明星的出現，從非偶然：一方面他們本身身懷絕技，在年月的砥礪裡（如梅豔芳自小在荔園唱歌），練就出一套無可匹敵的技藝；但空懷絕技亦不足夠，要成為流行文化的明星，還須大媒介、大公司出力配合，上電台派歌，去《勁歌》獻唱，年尾橫掃獎項……大家七手八腳，炮製出大眾面前一顆又一顆耀眼明星。

眾所周知，後來世界變了。各大頒獎禮仍在，但香港流行文化開始再生產不出昔日的大眾明星。反而，在新媒體、網絡文化的大行其道之下，一些新晉流行 icon 開始冒起。

嚴格來說，他們當中不少奇貌不揚，毫無星味，怎計也不是「明星」。偏偏，在相應的觀眾圈子裡（你阿媽唔識盤菜瑩子是很正常的），這些 icon 的曝光率卻是奇高 — 甚至比傳統的流行明星更加火紅。

香港流行文化的勢力版圖，從此洗了牌。在主流世界眼中，吳業坤只是一個諧星歌手，但在網絡世界，他卻人氣高企。你是傳統媒介的話事人，如何是好？盤菜瑩子肯定不為眾多家庭觀眾熟悉，但她的落淚畫面，卻教大批網民一同動心，又怎麼辦？

去慣頒獎典禮的攝影師，怎麼辦？

*

大台被撼動

甚至乎，連看似穩如泰山的大台，地位也開始受到挑戰。昔日的香港流行世界，「大台」就是一切 — 叱咤 903 熱播的歌，就是 hit 歌；TVB 熱捧的藝人，就是紅星。這些流行大台茲事體大，架構繁複，但它們生產的作品，以至其地位，多年來卻一直廣為大眾接納、推崇。

這就是大台的地位。

步入網絡年代，世界又變了。大台仍然大，接觸的觀眾仍然多，但在此以外，又出現了無數規模較小的群落圈子（毛記是其一），吸納不少已經對大台生厭的觀眾。這些圈子有的無甚威脅（在傳統媒介眼中），有的卻持續膨脹，繼續擴張，甚至彷彿會挑戰大台的地位。

舉例說，我記得以前每年年底，很多人（特別是自命走在流行尖端的人）總在忙於「撲」叱咤飛。而過往的叱咤台上們，DJ 們也總不厭其煩，一臉自豪地重複笑話：叱咤，真係好難撲飛。

但今年，奇怪的事情發生了。一票難求的，不再是叱咤飛，而是秒速售罄的「毛記電視分獎典禮」。

香港流行文化的走向，似乎由「大台」轉到旨在「反大台」的「細台」（如「毛記」）。

俞琤的現身更是標誌中的標誌。以往多年，她任職商台期間，準會出職叱咤頒獎禮，並在頒發「我最喜愛」大獎時，提著咪，講幾句發人深省的說話。今年，她退出商台，缺席叱咤，卻現身「毛記」，更在台上講明：「有經驗捉在手裏，分分鐘會化為『老餅』，反而與時並進，才能歷久常新。」這番說話，看似在對年輕人說，但一眾主流媒體高層聽見，怎不百般滋味在心頭？

像朱順慈所說，在毛記身上發生的，根本就是一個大衛對抗巨人歌利亞的勵志故事。不少毛記支持者甚至已在期待將來：

由大衛取代歌利亞的地位，似乎指日可待。

觀眾在變，市場在變，明星在變，媒介在變，大台將倒……凡此種種，怎麼不令人期待，一個流行文化新世界，即將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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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變，也有不變

早說了，請勿誤會了流行文化，更毋須早下結論。因當下香港流行文化的世界，有變，但其實也有不變。

就以大台為例。沒錯，毛記表面上以「反大台」為號召，但實情它在玩一個頗為曖昧的互動遊戲：一方面它對傳統媒介的戲謔與批評，絕不留手；但另一方面它不是不知道年輕一代對大台的感情其實相當複雜 — 大家沒錯好討厭 CCTVB 的膠劇，但確實又喝無記奶水長大。對於河國榮，大家始終是有感情。

於是，毛記化身藤蔓，吸收大台養分，挪用無綫的節目（《勁歌金曲》）、聲音（韋家晴）、藝員（如Joe Junior、劉江、方健儀）、風褸，強行插入社會議題，進行二次創作……關於這現象，朱順慈文章已詳細地羅列眾多例子，在此不贅。

如此看來，毛記鬥無記當然十足十「大衛決戰歌利亞」的精彩戲碼，但說到底，大衛心裡其實絕不希望歌利亞倒下，由自己取而代之 — 反而恨不得他千秋萬世，同時出醜人前，讓他得以在江東父老面前，繼續表演。

沒有大台曾經輝煌的創作，根本就沒有毛記出色的二次創作。創意失去基礎，要玩把戲，難上加難。

毛記與大台的關係，其實不如我們所想那般簡單和絕對。

與商台的關係亦然。《100毛》的三個創辦人，林日曦、陳強、阿BU，全部出身自商台。他們的創作技藝、工作模式，以至價值觀，不少都是在商台工作期間練成。沒有商台，究竟三子會不會創作出《黑紙》、《100毛》，以至今天的毛記電視？恐怕未必。

因此，俞琤亮相分獎典禮，與其說是毛記（或新媒體）對撼叱咤的一次勝利，倒不如說，是一種繼承。很明顯，在流行文化的世界裡，大台依然有它的價值和功用。單純以毛記的突圍而出，就認定流行大台節節敗退，甚至毫無意義，這並不公道。

我們不必急於宣布新媒體已經佔領了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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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記再造流行輝煌？

分獎典禮牽起全城熱話，香港流行文化許久沒有如此熱鬧過。於是，又有很多人暗暗期待，毛記的興起會為流行文化的世界重新注入活水，令近年陷入低谷的它，回復生氣。

眾所周知，香港流行文化曾經輝煌。現在大家鄙視的無綫，曾經炮製出不少大學教授與販夫走卒攜手叫好的經典；如今死氣沉沉的流行樂壇，不知生產過幾多港人耳熟能唱的（真．）流行歌曲。

毛記的成功，其實正正是拜港式流行昔日輝煌所賜 — 要不是《愛是永恆》如此經典，大家對《亞視永恆》的印象不會深到入骨；要不是無綫成功製造幾代人的集體記憶，毛記戲謔無綫節目的方式亦不會引起眾人共鳴。二次創作的確很精彩，但若沒有精彩的原創，再厲害的改詞也暗淡無光。

所以，對毛記引領香港流行文化將來的期望，其實有點不切實際。以他們現在的玩法，充其量能令大家回想昔日流行文化的輝煌，或為以往作品賦予全新意義；但旨意它創作一個新的流行世界，並不可行。

舉例說，分獎典禮當晚，台上歌手一共表演了 15 首歌，當中有 11 首，原曲都是十年前的作品（例外只有《越難越愛》、《羅生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Sugar Baby》）。

可以想像得到，假若以後香港的流行文化不再流行，亦再製造不了共同話題，就算沒有網絡廿三條，毛記的二次創作亦只會舉步維艱 — 除非它再改變玩法。

因此很明顯，此刻的毛記，絕對不是香港流行文化的救星。

而坦白講，大家若有此期望，對它不公平之之餘，也太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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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變，毛記又會點？

老實說，我很喜歡毛記電視的二次創作，試過看到落淚，試過笑到翻肚，但夜深人靜的時候，偶爾也會想，他們能夠玩到幾時呢？

當然，香港流行文化曾經輝煌 — 而且非常輝煌。可以用作二次創作的作品，其實相當多。從生產角度看來，只要毛毛們腦汁永不乾涸，毛記這套玩法，要持續其實唔難。如萬千「毛孩」所願，下一屆「分獎典禮」移師紅館舉行，指日可待。

但屆時觀眾口味會不會變？我不能不懷疑。

利申：我曾經是《黑紙》的擁躉。2010 年 1 月，我買了以「一張白紙寫滿字」為宣傳口號的第一期《黑紙》，十分欣賞。此後兩年，每期《黑紙》，我全部買齊。後來呢？現在，除非要在便利店提取現金，基本上很少再買了。雖然他們堅持繼續出版。

我也曾經是《100毛》的粉絲。開首的三十期，我全部跟貼，期期買齊。現在呢？也很久沒買了。老實說，睇多幾本已覺膩。

我相信，貪新忘舊的絕不止我一人，反而這是新時代觀眾的特色。資訊爆炸，大家的口味反覆在變。今天覺得好笑的，多看幾次，都會生厭。老細再衰再賤，兵仔再傻再痴，港女再串再傻，講多幾次，觀眾也逐漸麻木。

因此，毛記不是沒有隱憂 — 《勁曲金曲》再玩多五十集，就算社會繼續荒謬（甚至變本加厲），但觀眾會不會已經厭倦？無人能保證，連觀眾自己也不能。

在新的世界裡，文化產品的遊戲可以玩得很快，但反過來說，也可以很快玩完。要駕馭這個新世界，創作人觸覺要敏銳，創作要大膽，方可不斷翻身，推陳出新，緊貼潮流，以不同作品，換取觀眾的一致共鳴。

這方面，我對毛毛們頗有信心。他們有往績支持：《黑紙》之後，他們出版《100毛》，成功了；《100毛》之後，他們又做了毛記電視，再度成功。

秒針每刻在轉，時代每日在變，他們會怎樣變陣？難題恐怕才剛開始。

同樣地，流行文化世界當然正在改變，但毛記的地位是否有如萬里長城永不倒？同樣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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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幻會，永遠都存在

星期一晚，網上世界為毛記分獎典禮而震動翻轉。相關新聞教人眼花繚亂，甚至帶來一種「香港流行文化未來，已是毛記天下」的感覺。

但其實，一日也嫌長，未來很遙遠。

說一個故事。

有朋友任中學教師，分獎典禮翌日她興高采烈，打算用這場娛樂大騷切入，播《香港地》（新版），講解身分認同。怎知一問之下，全班中四學生（00 後），只得一人有睇。何解？

學生們說，這根本不好笑。

怎可能不好笑？我和大家一樣頭痕。但代入一班 2000 年後出生的學生，這不足為怪：你說這些是二次創作？Sorry，我連一次創作都未聽熟，甚至未聽過。再重申，當晚 15 首歌，只有 4 首是近十年的作品。毛記乘著香港流行文化的輝煌年代而來，但後生仔不曾置身那道輝煌，對於毛記，自然缺乏感覺。

你或者又會好奇，facebook 不是洗版嗎？如此奇景，或多或少會觸發一點好奇心吧。

很抱歉，很多廿歲以下的年輕人會告訴你，他們老早離棄了 facebook，改投 IG 的懷抱了。

請不用驚訝。世界從來變得很快，踏入網絡時代，觀眾口味流動的速度，以及媒體習慣改變的頻率，也只會愈來愈快。

早說了，流行文化本來就由一個又一個的浪組成，浪奔浪流，那刻大家付出的掌聲、眼淚和感情，全部千真萬確、童叟無欺；但世間事淘盡了之後，又有什麼是真實而恆久呢？值得你我一同深思。

亞視不是永恆，毛記不會永恆，變幻才是永恆。

這是羅文的歌聲，也是流行文化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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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記狂潮（上）：香港流行文化是雙面刃

昨天晚上，在（真．）伊館看毛記電視分獎典禮。散場時，順著人潮離開，滿腦思緒，不知從何說起。

我喜歡香港流行文化，也相信，每一個喜歡香港流行文化的人，人生都做過一些錯事，令他事後面紅，甚至悔不當初。舉例說，有人喜歡過成龍的大鼻，甚至認為他打功夫「幾有型」；有人愛過 TVB，甚至認為無記劇集「世上最好看」；有人曾跟阿叻滴血相認，甚至入過紅館，看這個歌不精舞不勁的藝人，親身示範《我至叻》。

我相信，那一刻大家付出的掌聲、眼淚和感情，全部都千真萬確、童叟無欺。然而流行文化本來就由一個又一個的浪組成：隨著時間一過，明星會變「流」，媒介會變「行」，觀眾的口味也在變。

所以，如果我們真心要理解流行文化，單純執著於「嘩佢好精彩」、「妖佢勁垃圾」等形式的評論，意義未必太大。

反而，站後一點，揉揉眼睛，看看時代、社會、架構等細節，查看意識、身分、符號等關鍵詞，或許會發現另一個世界。

利申，我不是聖人，我也做過錯事。兩年多之前，即《100毛》創刊四個月後，我在網上寫了一篇萬字文（跟萬綺雯無關），標題大言不慚，聲言「《100毛》就是這年代的《號外》」。

文章見街後，有路人甲撰文「盛讚」我雙目失明，竟然無視《號外》是香港文化經典的事實；又有知識分子狠批：「真荒謬，把《100毛》看得那麼高！」又據說，無論《100毛》的腦細，抑或資深的《號外》人，讀過該文之後，都出現同一系列反應：要不口吐白沫，要不口吐髒話。

將這段歷史寫出來，不僅為了自嘲。我想說的是，流行文化產品和現象引來兩極反應，其實是常態。正如最初的《100毛》，有些失明人士會認為它反映時代，貼近大眾，值得研究；但也有些知識分子眼望經典，口吐白泡，完全不當它是一回事。

「毛記電視分獎典禮」之後，兩極反應迅即浮上檯面，漫延網上：這邊廂，為數極多的香港人深深著迷，全程為小鳳姐而興奮，為 Dickson 而不值，為劉小華而握拳，為河國榮而感動，完場後不願散去，繼續仰天高呼（「多謝毛記」、「多謝Shell」、「多謝香港」），撰寫文章（「喜歡看毛記的才是真香港人」），甚至眼泛淚光（如任建峰、陳淑莊）。

但另一邊廂，亦愈來愈多人對全城瘋癲的現象，極其不解：「唔明有咩好睇！」以為他們只是上了年紀、少上網的一群（如陳百祥）？可不是。這連串反響，不少出自有識之士的口，提出的疑問很多更很有見地：「對《香港地》無感覺，就唔係『真．香港人』？」「唔撐毛記，就係唔撐香港？」「有乜理由會嗌得出『多謝Shell』？」「咪又係抽水！笑完，社會有改變到嗎？」

如果你期望，讀完這篇文章，會對增強「嘩！毛記真係好精彩」或「妖！毛記真係勁垃圾」的理據有任何幫助的話，恐怕要失望了。

但如果你想站後一點，揉揉眼睛，重新翻閱時代、社會、架構等細節，查看意識、身分、符號等關鍵詞，然後理解流行文化的世界。

這就是了。

*

流行文化作為娛樂

對一般香港大眾來說，流行文化的最大功用，從來都是娛樂。

三、四十年前，這種娛樂方式相對理所當然。打工仔們「日頭猛做」、「做到隻積咁嘅樣」，放工回家就在小箱子前「到依家輕鬆一下」。當年的屋邨居民會有以下共同回憶：每逢劇集大結局、慈善大騷，家家戶戶的電視機，都在播放同一畫面，於是同一條音軌傳遍整條屋邨，彷彿全世界都在看同一部電視。這是一代人的集體經歷。

聽起來，好像是遠古的事了。因為眾所周知，後來世界變了。如今走在屋邨裡，很難才聽到統一的電視聲，原因除了大家已重視私隱，懂得關門，更因為大眾媒介不若以往強勢。過去幾年，生產流行文化的大眾媒介很少再有能力為香港大眾，製造集體的經歷，以至共同話題。

箇中原因有的顯然出於政治因素（詳情請向一男子查詢），也有的源於媒介本身的不思進取（如無綫電視、叱咤903）。但無論如何，客觀效果是：大家不再以香港流行文化作為娛樂方式。

對此，年輕一代恐怕感受最深。

但昨晚，情況明顯有異。分獎典禮未開始，不少人已經約定三五知己，或留在家中，或外出社區，自備花生，收看直播。為何要約好一起看？就像當年屋邨居民一樣，大夥兒同呼同吸，欣賞同一媒介，討論同一話題，一齊笑，一齊喊，這集體感覺無可比擬。

當然，「集體」也不是重點，「娛樂」才是。

在伊館看騷期間，我發現旁邊不少觀眾身體似乎有點毛病：全晚面部肌肉不停抽搐，笑過不停，病情更嚴重那幾個，連雙腿肌肉也有事，每聽見笑話（就算不好笑），就連番踹足，噗噗噗噗噗，幾乎踩爛看台。

我不是醫師，但從這些癥狀看來，香港人對「娛樂」（尤其是本地娛樂）的渴求，已經達至瘋癲的程度。崔健芒和東方昇的無聊笑話，能令大家捧腹大笑，這不出奇；但就連不知播過幾多次的「林海峰 x Dickson x Gatsby」廣告短片，也可令現場觀眾全神貫注，甚至一同歡呼、大笑、反肚 — 這是極其黐線的事。

羅馬不是一日建成，黐線也不是一晚練成。

毛記分獎禮受歡迎，因為過去大半年，不少人早已視「看毛記」為日常生活的娛樂方式。我認識不少朋友，無論廢青（現正失業）抑或傑青（年薪近百萬），都對這毛牌電視台情有獨鍾，箇中原因未必跟政治、身分有太大關連；反而基於更基本的需要：「大佬，笑吓啫。」又換句話說，想娛樂罷了。

別將香港人想得太完美，很多人只求三餐溫飽以外，有點娛樂。

偏偏近年香港流行文化版圖，所能提供的「娛樂」，從不夠皮。放眼傳統流行大台 — 無綫，仲有睇？亞視，未執咩？在傳統媒介以外，許多人選擇遠離客廳，另起爐灶，面向電腦（或手機），看著小螢幕裡的「六點半左右新聞」，卡卡卡卡，笑個不停。之前有論者將「毛記」稱為「這代人的歡樂今宵」，我十分同意。

上一代觀眾，無人不懂唱《歡樂今宵》的主題曲和晚安歌；如今每日盯著毛記電視的一班人，《亞視永恆》的前奏響起，大家感覺就來，不看螢幕，也懂合唱。

本來大家只是各自對著自己的屏幕，看網絡版《歡樂今宵》。但到昨天，東方昇、盤菜瑩子，以及大家鍾情已久的網絡娛樂文化，一夜之間實體化、主流化、大台化。大家感覺自然震撼 — 有入場的都會同意，昨晚的觀眾接近瘋狂。

當然你絕對可以批評說：過了那麼多年，甚至橫越世代，原來香港觀眾都無甚長進。無論是四十年前的《歡樂今宵》、《鬼馬雙星》，抑或今天的「毛記電視」，大家喜歡的，原來都是一些容易入口、旨在搞笑（甚至被視為惡俗的）作品。

但不能否認，這就是流行文化的一種面向。你可以不理解，你可以不喜歡，你可以覺得不好看，但又不得不承認這種軟性武器的威力，十分強大：上一秒可以令你歡笑，下一秒足以教我垂淚。這就是流行文化。

因此，昨晚的毛記電視分獎典禮能教全城洶湧，是累積多時的結果，不是事出偶然的爆發。

*　　*　　*

流行文化作為身分

昨晚在伊館，人人愛自拍。

開場前，大家在暗淡的燈光下，勉強自拍；騷完了，人人仍不願走，繼續聚在「第一屆毛記電視分獎典禮」的背景前，捧起紙製獎座（即場刊），影影影影影過不停。

影完了，當然就要做下一個動作：馬上上載，在網上向全世界宣告：「我有去睇毛記！」自豪過陳豪。

某程度上，毛記（及100毛）很成功地營造出一種身分認同：喜歡毛記的人，大多很 proud of 自己「毛孩」的身分，甚至（神奇地）自發地努力替毛記宣傳（例如「多謝Shell！」）誇張講句，這小圈子其實都幾似邪教。

不過，假如毛記只是一個小圈子，而「毛孩」亦只是一個小圈子身分的話，那麼照道理，它製造不了全城熱話 — 小圈子，畢竟大極有個譜。

但如果它能夠牽動一個「大圈子」— 例如「香港人」— 的情感。情況就不同了。

這是流行文化的強項。在提供娛樂以外，它還能訴說故事，挑動意識，甚至建立身分。

不信？請看看大家對河國榮與 MC 仁合唱新版《香港地》的反應。網上許多人（包括任建峰和陳淑莊）都說，本來帶著「我要笑死」的期望來看騷，但看到這部分，竟不自覺地流下眼淚。

「因為我是香港人。」大家爭相說。

香港流行文化與身分認同，有段前世的關係。四十年前，當香港人還未成為「香港人」時，流行文化曾經意外催生集體意識，盛載身分認同。大家看《獅子山下》身同感受，認同作為香港人「總算是歡笑多於欷歔」；然後看《網中人》，大家又為「不是香港人」的阿燦咬牙切齒。

社會學家梁款說，當年港英政府避重就輕，不談政治；知識分子要不心繫祖國，要不關心小販；結果，由流行文化誤打誤撞地承接任務，擔任了第一波本土意識的代母。

然後世界又變了。九十年代開始，香港社會開始政治化，不同派系爭相認做「本土意識」的父母；知識分子亦冒出頭來，翻歷史，講本土。於是，身分認同的建構過程，不再在漸走下坡的流行文化手上發生，而在一系列的政治社會事件中慢慢發酵。

近年，明眼人都看出香港身分認同冒起頭來，偏偏這身分又受到很大的擠壓：愈來愈多人認同自己是香港人，但也愈來愈多人認定，香港人這個身分正在北方洪流的衝撃下，逐漸衰亡。這種對於身分的憂慮以至鬱結，廣泛在社會流傳。大家都希望在文化和媒體的層面，有人會為「香港人」這個終將逝去的身分發點聲音，說點公道話。

但傳統媒介礙於市場及政治考慮，不敢玩這個遊戲，就算玩，也玩得寧舍曖昧（詳情請見近年打著「本土」旗號的港產片）；《100毛》沒有包袱，因此看準機會，順著潮流，貼近平民，由頭幾期雜誌（第八期）已經開始鼓動這種「強國人—香港人」身分對立。到了「毛記電視」啟播，更加熱衷介入連串社會事件（如港鐵水貨客），時而直接抽撃，時而曲線諷刺……總之矢志為香港人抱打不平，訴盡這個年頭作為香港人的快樂（雖然寥寥可數）與悲哀（例子比比皆是）。



昨晚分獎禮的尾聲，毛記更進一步去挑動這種香港意識：

有人會屙到黃金片地 搞到有陣黃金味
係真香港人 當然會識英雄輝
係真香港人 可以睇埋同一篇潮文
你一崇拜馬雲 就表示你係第二種人

大家彷彿跟「肯講身分認同的香港流行文化」久別重逢，內心自然翻滾。

不過時移世易。以往流行文化建構身分認同的過程，大多屬於誤打誤撞，土法煉鋼，創作人寫劇本的時候，根本不曾想過要以此作為招徠，打鑼打鼓，結果卻無心插柳，催生一道集體意識，成為經典；反觀「毛記」，整個訴說香港身分的過程，其實極度自覺（找河國榮以「真．香港人」身分唱《香港地》簡直是典型之最），它亦充其量反映一些經已存在多時的本土意識，而不是從頭去建構一套身分價值。

大家可以為此興奮，甚至感觸落淚 — 這些都是真眼淚，我敬重。

但大家有沒有需要去將「毛記」提升到一個「代表香港人發聲」、「建構香港身分」的高度？「只有真香港人才懂得欣賞毛記」這類說法又有幾真實？

大家毋須大驚小怪。

*　　*　　*

流行文化的潛規則

昨晚最令我驚訝的一幕，不是小鳳姐忽爾現身，而是全場觀眾一同大叫：「多謝Shell！」

「有乜理由咁都嗌得出？」我的朋友不停在問。

我也意外。因為香港人對廣告，向來少有好感。電視每播廣告，大家永遠不會坐定，寧願食煙去廁所食生果；YouTube每現廣告，大家的忍耐力往往只有五秒。以往就算電視台會搞「電視廣告頒獎禮」，大家欣賞的也只是當中的創意（或角色）。

香港人眉精眼企，很少對商業掛帥的廣告客戶交心。

但這次不同。大家不單坐定定，看完《幾好相與》的短片，更加「自發」嗌起「多謝Shell」的口號。不用徐緣提醒，我們都知道這是天方夜譚、商業奇蹟。

究竟發生什麼事了？除了觀眾們頭殼壞掉，還有什麼原因能夠解釋這現象？

最表面的解釋是大家認為這品牌識貨。如林日曦和崔健芒所交代，毛記在開騷一直尋找贊助，卻屢屢碰釘。以為要自資搞騷、自負盈虧之際，卻殺出了Shell這個客戶。大家對於能夠欣賞毛記價值的這個品牌，很有好感。

但更深層的原因在後頭。大家知道，流行文化從來不是請客食飯的玩意，表面上它五光十色，娛樂大眾，但撕開花紙，它始終是商業掛帥，市場行先的一門大生意。再無知的香港觀眾都知道，假如沒有廣告，假如沒有市場，再厲害的流行媒介也會像亞視一樣，執笠收場。

偏偏香港流行文化近年正處於這個困境。隨著內地的市場日漸膨脹，整個香港社會全部被逼向北望。身處大公司的藝人（如梁烈唯）、歌手（如G.E.M.），因內地因素使然，乖乖聽話，面朝北方；獨立的單位，前路亦隨著市場北移、客戶眼光自設禁區，而愈來愈難行。

像黃耀明去年說，不單大陸客戶，連香港的品牌都不敢找他工作。毫無疑問，「市場」是香港流行文化面前的大石。

大家心知肚明：假如香港市場再不被重視的話，香港的流行文化也很難再走下去 — 再重申，流行文化不是小玩意，而是大生意。

正因如此，當大家發現香港的市場仍能承托起自家門口的流行文化產品時，表現才如斯興奮。大家表面上在「多謝Shell」，實質在「賣口乖」— 希望讓更多品牌（高層）記住，其實香港仍有市場，其實香港的消費者亦不少。

大家希望的，不過是遠離大台的流行文化新世界，會找到半點生存空間。

當然你會問，Shell 破壞北極罪行滔天，惡貫滿盈，我們喜歡的流行文化可否減少與這種資本家為伍？

請勿痴心錯付。流行文化一方面可以為我們做了很多好事（大眾娛樂、身分意識），但另一方面它也會做很多壞事 — 例如與商家合流。你可以痛斥流行文化鞏固資本制度，但請勿忘記，它本身就是這個制度之下的產物。這可以是毛記的錯，但馬克思和馬古沙都會告訴你，這是流行文化的性質。

毛記只是和天下的流行文化機構一樣，有它商業行先、市場為上的邪惡一面。

*　　*　　*

流行文化的政治取態

「毛記電視」的社會面向，很大程度源於佔領運動 — 對，你沒有聽錯。某程度上，它可算是一件「傘後組織」。

佔領期間，我掛著記者身分，上了《100毛》於葵涌的新 office（他們愛稱之為「鍍金雙子塔」），跟他們三位員工做訪問。

當時，毛記電視未開張，《100毛》仝人還在埋首做雜誌，以及玩 facebook。以前，他們其實不太懂得玩新媒體，面書上出的 post 全部都是雜誌的內容 — 即是那些港男港女圖表，你總看過的。

及至佔領時期，他們覺得「唔對路」— 因為書的內容，大部分都是消費、娛樂（當時他們比較少談政治，刻意的），可是外面在打仗，你夠膽死繼續大講那些「女神和兵」的故事嗎？《100毛》不敢。

於是這班人很刻意地去「講政治」。《100毛》的封面開始出現對政治人物的戲謔，他們的面書也開始愈來愈主打政治 — 特別是自學聯與政府對話那夜，他們一連出了幾個 post，笑劉江華「寧願一生都不說話」，在網上獲得勁多 like 開始。

如今《100毛》facebook 專頁的 like，已經高達七十萬。

到佔領結束，香港年輕一代繼續喜歡政治，《100毛》以社會議題為主軸的惡搞、二次創作，於是玩得愈來愈多，愈來愈密，也愈來愈大膽。特別在「毛記電視」開張後，他們每星期的改詞「勁曲金曲」，都吸引極多的粉絲。大家都說，毛記為這個年頭的香港人抒了一口悶氣，成功把大家因荒謬世情而產生的無力感，以至淚水，化成嬉笑。大家笑笑笑笑笑，然後心情就好多了。

又如昨晚的分獎典禮，看足全程的話，你的感覺一定會好像看了一輯過去一年的大事回顧。這些瘋狂的創作，為香港人的殘酷現實，提供了一個情緒出口。

很明顯，假如世界不是這樣荒謬，香港膠人膠事膠句不是那麼多，毛記根本不會有足夠素材去炮製節目；觀眾們亦不需要藉此發泄失衡情緒。在風平浪靜的香港，毛記不會有市場。

不過問題又來了。面對一個荒謬的香港，解決方法怎計也不應該是一笑置之，而是持續爭取，起來反抗。於是很多人批評「毛記電視」的所謂幽默，其實反而令大家出了氣，不再為世事憤怒，甚至逐漸變得麻木 — 有得笑，總好過無得笑吖。

我反而在想，大家對流行文化的期望，是否有點過於超乎現實了？發起抗爭，領導社運的責任，究竟應該落在誰身上？當然你會說，香港流行文化精彩之處，就是它關鍵時候可以鼓動人心 — 如 1989 年在跑馬地馬場上演的那場《民主歌聲獻中華》；但除此以外，究竟還有多少例子呢？更何況，用今天的標準，這場騷也不過是大中華左膠式的唱K大會而已，請問有幾偉大？

請勿對流行文化有錯誤期望。

說到底，香港流行文化曾經有其善良、公義的一面（雖則非常偶然），但請大家不要將它視為一個單純的好人。假如它能夠在兼顧到市場，又能打一些擦邊球，暗中落藥，令大眾在獲得娛樂的同時，亦多了一份對社會，對世界的關心。其實，已很不錯。

例子有 RubberBand 新碟裡的《七》— 講的竟然是七警。

當然，反過來說，「毛孩們」也請不要過於天真，以為「毛記電視」沒有邊界，沒有禁區，放肆說話。「打倒共產黨」這類說話，它很難說出口 — 不因為它要恪守中立原則，也不因為它不夠好笑（很可能他們會以此為理由），而是作為一個商業媒介，毛記始終有其考慮。

甚至乎，大家可以想像，今次分獎禮後，假如有「愛國愛港」人士別有用心，藉機攻撃毛記，你覺得這刻跟毛記合作的商業客戶（麥當勞、實惠、Shell）等等，會不會不理風向，無視指令，繼續支持？這終歸是一個商業市場，市場裡有暗湧，有邊界，不得不察。

對於毛記，對於流行文化這頭兩面獸（梁款語），大家可以交上真心，但無須跟車太貼，付託終生。

*　　*　　*

結語：別忘記是一把雙面刃

讀到這裡，我希望你會發現，其實無論毛記，抑或流行文化，從來都不是鐵板一塊。單純將它捧上天，沒有意思；因為它的局限性而踩落地，亦不公道。

反而它更像一隻兩頭獸、一把雙面刃。有些時候，它做盡好事，令百姓得到娛樂，再思身分，關心社會，貼近政治；也有些時候，它惡貫滿盈，與商家同流合污，鞏固性別定型，隨便亂貼標籤，甚至麻醉世人心智，令大家笑完就算。

人格分裂，其實就是它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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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無力感瀰漫

一個月前，特地去看獨立電影《十年》，其間全身發抖，冷汗狂流。完場後戲院大燈一亮，在場的觀眾們（包括我）竟然一反常態，呆坐原位，渾身乏力，動彈不得。歸家路上，回想戲院裏瀰漫的 那份恐懼與無力，我長呼一口氣，然後慶幸電影名為《十年》（而非《一年》）——世事沒錯愈發荒謬，但如片末銀幕上打出的四個大字所言：為時未晚。

誰知當下即十年。李波「被失蹤」的這個星期，香港隱現一股集體情緒。表面上一切如常：馬照跑、舞照跳、工照返；智力正常的人照舊為吳亮星的頭腦而憤慨、握拳、破口大罵；新舊媒體照舊把荒謬世情包裝成一個又一個瘋狂笑話。新一年連串不如意事擺在眼前，香港百姓與大眾媒體的反應看似一如以往：笑容苦澀，鼻孔冒煙，最後獻上（唔出得街的）四字真言。

但在表面的苦笑與怒氣以外，卻另有一層情緒似在擴散。這幾天，身邊不少朋友像剛看完《十年》的觀眾一樣，狂流冷汗，四肢乏力，然後有的查問護照事宜（「BNO 過期十幾年，仲有無得續？」），有的化身幽默大師（「事先聲明，我張回鄉證一早過期」）。同時，有向來樂觀（例如相信「為時未晚」）的老朋友這幾天連看「毛記」都笑不出；又有擅長棟篤笑的藝人（卓韻芝）收起嬉笑，呢喃「唔知點好」。這個香港，正常得來有點異常。

過去幾年，香港沒有四季，只有多事之秋，每隔幾天，就有人慨嘆「這香港好陌生」，甚至高呼「香港已死」。但這個星期，環顧茶餐廳與討論區，類似說法再不復見。顯然在不少人眼中，深秋已過，寒冬已至，於是大家戒掉慨嘆，索性跳到最終結論——「……」

這種「唔知點好」的情緒，是無力感。

大家反應何以異常？多少因為事件象徵香港價值（第一萬次）被踐踏甚至摧毁。更重要是，跟以往不同，如今危在旦夕的價值，不是民主、法治，而是基本自由。前兩者牽涉社會制度，概念繁複，要向平民百姓解釋民主普選與司法獨立之重要，素來並非易事；但自由呢？就連愛看《刀下留人》的四舅父、六姑姐，亦不願被消失、被囚禁。自由之可貴，一講就明。

香港百姓從來不是善類。幾十年來，無論對手是港英抑或特區政府，不管仇人來自泛民抑或建制，港人的嘴巴、中指均長期活躍，年中無休，大家亦絕少恐懼自己所作所為會換來任何後果。保守的藍絲長輩，更熱中以此告誡年輕一輩：「呢度不知幾好，班人日日鬧政府都無事啦！」「香港地一向無民主，有自由咪得囉！」某程度上，對自由的重視，乃香港百姓的集體共識——甚至跨越政治立場。
免於恐懼的自由悄然逝去

銅鑼灣書店事件反映的，卻是這種免於恐懼的自由已悄然逝去。自由不再，如今剩下來只有恐懼。過去幾天，港人恐懼的對象，不再是未來（或《十年》），而是現在；恐懼的內容，不再是抽象原則（如「公義已死」），而是實實在在的個人安危。李波的先例若開，所有生於斯的香港人（不論是否愛國），再沒人能免疫於恐懼——又有誰能保證自己的立場，永遠符合當權者的心意？

當然，香港人向來被嚇大。這些年來，大家絕對不乏與「恐懼」作戰的經歷，甚至乎，回溯社會歷史，香港百姓的共同恐懼，往往觸發出集體行動——以回歸後為例，因為恐懼廿三條滅聲，五十萬人穿起黑衣，走上街頭；因為恐懼子侄被洗腦，家長校友交叉雙臂，並肩集會；因為恐懼民主永遠不來，年輕人們撐起雨傘，佔領街頭……一直以來，為了對付「恐懼」，香港人付諸大小行動，小至聯署聲明、換頭像表態，大至遊行、示威、佔領、衝擊，從不間斷。

問題是，短暫而單純的恐懼並不可怕，但假若恐懼長期累積，甚或任由大眾做盡一切仍揮之不去，這股集體情緒自會轉化成無力感，在空氣中瀰漫。

近日很受注目的港台節目《我係乜乜乜》前兩集進行過一個經典行為心理學實驗：兩班人各被困於模擬監獄，桌上擺了積木，四周是刺耳的警報聲。第一組人很快發現，只要稍動腦筋，砌砌積木，噪音隨即消除。

於是他們很有衝勁地完成實驗。第二組人呢？實驗設定是，無論他們怎樣努力，警報都不會消失。結果最初他們很努力嘗試，但一次次嘗試落空後，他們逐一放棄，舉手投降。

第二組人身上名為 Learned Helplessness 的心理狀况，正呼應當下瀰漫全港的無力感。過去幾年，每有社會荒謬，有心人都用盡方法，扭轉逆境，阻止沉淪——在網上搞聯署（人人都簽過數十次）、開專頁（「幾十萬人反對乜乜乜」）、換頭像（如「黃絲帶」）、向通訊局投訴，以至在街頭靜坐、遊行，甚至佔領……可以做的，都做了。但旨在「表態」、「發聲」的這一切嘗試，基本上從未成功。

多少次，港人由「希望」變「失望」，再由「重燃希望」變「再次失望」……來來回回，反反覆覆，終於奠定了今天的集體無力感。如今，「香港已死」等吶喊變得蒼白，「我們都是李波」等口號顯得無力，「這是言論自由最黑暗一天」等警告更早成大眾常識。然後，香港人內心的顏色只餘三種：灰、灰、灰。

也於是，就算今天李波「以自己方式」被失蹤何其荒謬，大眾內心又何其恐懼，但香港人已經「無橋」。小部分人盡最後努力，用外語求救，又到領事館示威，以求國際關注；大部分人除了呆坐原位，全身發抖，冷汗狂流，已不知何再做什麼。

然後怎樣？再有遠見的政治學者都沒有答案。然而，心理學研究又警告我們，無力感仍不是盡頭。社會心理學家Robb Willer去年的研究發現一個有違常識的現象，百姓感覺愈無力，竟會愈支持現有的社會制度——即使該制度正是引致大眾集體無力的源頭。「當你不覺得自己能改變現狀的時候，將所有荒謬事情合理化，就成為你唯一可做的事。」Willer如是解釋。
仍信「為時未晚」

換言之，無力感愈來愈大，不問世事的「港豬」只會愈來愈多。今天我們笑阿叻是「港豬」代表，那誰能保證長此下去，自己不會變成「港豬」？我向來樂觀，相信「為時未晚」，但這幾天夜闌人靜時也不禁在想：假如再有「李波」消失，大家討論的恐怕不再是「怎樣續領BNO」，而是「移民哪裏比較好」。移民潮，或將於曾經熱情的年輕一輩間出現。

事到如今，最值得欣賞的大概是那些未被無力感戰勝，繼續不理成效，堅持「做啲嘢」的有心人。沒錯，此刻無論幹什麼根本都不會即時見效，但港式公義從不是必然見效的一條公式，而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一分蠻勁。

無力感繼續瀰漫，我們繼續街上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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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業坤現象

過去一星期，吳業坤和他鏡片上的霧氣，走上大台，經過網絡，擴散全港，感動眾生。一夜間， 「坤哥」由鄰家男孩，變身大眾明星。坦白說，我有點詫異。

樂壇頒獎曾經是全城盛事。每逢年尾，人人定睛大台，期待明星，為「樂壇成績表」握拳喘氣。到近年，以上句子成為絕唱。一方面，無綫、商台等流行「大台」，影響力日漸消減，年輕一輩懶理勁歌，少聽叱咤，更對主流傳媒因種種商業及人事因素而頒發的所謂「成績表」嗤之以鼻；另一方面， 「明星」於香港漸成瀕危動物。如今環顧本地樂壇，只有歌手，再無（歌精舞勁且能感染眾生的）天王巨星，百姓視線不知該投向何方。

因此， 「吳業坤現象」才令人詫異。第一，他身處「大台」。吳業坤主持過《勁歌》， 演過《愛． 回家》，如今在（大家厭棄的）無綫頒獎禮拿到新人獎，根本是順理成章；第二，他不是「明星」。由五年前出道至今，坤哥都以同一模樣示人——「黑框架着眼睛」、「話說得不太清」，儼如搞笑藝人。到今年他出了唱片，代表作卻是大家（表面上）最鄙視的典型港式K 歌……吳業坤跟「明星」，似乎沾不上邊。

偏偏，吳業坤當晚的精彩（嚎哭）演出以及真誠（走音）歌聲，卻在各家各戶反覆重播。到底大家為何喜歡坤哥？我非常好奇。這個星期，我翻看《巨聲》，拜讀訪問，聆聽「坤歌」，努力重組迷濛鏡片下的那張面孔。結果拼湊出來的，不單是吳業坤的個人故事，也是一代人的共同處境。

我們都是吳業坤

吳業坤出身草根，生於公屋，父親當司機，母親做清潔。他其貌不揚（自小已是眾人眼中的透明人），學歷不高（ 考不進八大， 也沒有12A），明顯跟廣大網民一樣，是陳百祥或上一代精英口中所指的「廢青」、「loser」。然而，跟不少同代後生仔一樣，他認定人生不能枉過，有夢想就要追趕。於是，趁着《超級巨聲2》進行招募，他提着結他，一臉腼腆的在MegaBox 獻唱《夢一場》，從此踏入電視台，牽動狂潮，為大眾所識。

可是，如同眾多「廢青」、「毒L」所經歷一樣，吳業坤的歌唱夢，終歸只是「夢一場」。《超級巨聲》節目結束，他贏了名氣（及花名「坤哥」），輸了比賽，更沒林欣彤、胡鴻鈞般幸運，能飛上枝頭，成為歌星。反之，他被大台吸納，進入制度，動聽的說法是「延續夢想」，實情卻是被壓榨、被扭曲：明明想唱歌，卻當了音樂節目主持，表演「聽人唱歌」；明明想創作，卻要呆站幕前，拍劇集，扮小丑，做棋子，跟其他《巨聲》同伴一樣，成為填補無綫藝員荒的雜牌軍。

獲獎當晚，吳業坤鏡片上的霧氣，明顯跟以上那段（又名「出人頭地」的）歷史，關係密切。年輕一代之所以大感共鳴，則因為這段歷史，大家不僅親眼見證，更有親身經歷： 「坤哥」的外貌、身分、夢想、困境，與同代人的境况互相呼應——外表平凡，出身普通，卻有夢想；有衝勁，敢嘗試，卻失敗收場；最後只得回歸現實，進入制度，被扭曲，被壓榨，營營役役。這一代，人人身邊都有一個像吳業坤的朋友；甚至乎，不少年輕人都不介意自認：我們都是吳業坤。

舊世界與新媒體

但這也不過是大眾喜歡吳業坤的一半原因。《超級巨聲》完結後，吳繼續在電視台深耕細作（又名「推騾仔」），有時做主持，有時演趣劇，做盡所有無綫新晉藝員都要做的事（唱歌除外）。上年台慶，他扮完「人肉棋子」後，更自嘲說樂於「被『志偉哥』和『叻哥』擺佈」。顯然，為了在大台生存，他付出不少汗水，更承受相當壓力。

最大壓力，或是源於內心深處的「背棄了理想」。當下工作跟志趣無關，那怎麼辦？坤哥的選擇跟多數年輕人一樣：寄情網上。從那時起，他開始在網上自彈、自唱、自拍。這些短片，有的深情（《坤歌》系列），有的惡搞（特別的歌唱技巧），有的口味甚重（吳扮空姐），共通點是無論背景（卡通牀單）、主角（坤哥本人）、畫質（用手機拍攝），全部相當「山寨」。

幾年下來，這種看似玩票性質居多的做法，卻成功為他找到同道中人（如獲獎當晚伴他上台的譚嘉儀、Cousin Fung）；吳業坤的親民取態，更換來一班忠實擁躉（YouTube 頻道共有十萬人訂閱）。不過，網上世界地大人多，像坤哥一樣熱愛唱歌、自彈自唱的人，多不勝數。要突圍而出，以至達成夢想（出唱片），所有人欠的，始終是「機會」。

吳業坤得到的「機會」，同時來自新舊媒體世界。一方面，他的大台身分，為他帶來娛樂圈最寶貴的人際網絡，最終（經黃翠如介紹）換來獲唱片公司垂青的機會。別看輕這一份歌手合約——年輕人固然喜歡在網上自彈自唱，但心底裏始終渴望以最傳統的方法獲得「成功」；換言之，所謂「成功」，始終需要上一代人，以至傳統媒體（或大台），予以肯定。

但得到大台支持亦不足夠，不然坤哥只會成為另一個吳若希，在舊世界被力捧，卻在新媒體得罪網民。吳業坤之所以獲大眾喜愛，全因他同樣能駕馭網上世界—— 時而與網上opinion leader（如健吾、盤菜瑩子）互動，時而自拍直播向粉絲低訴心聲。當然，網絡從不是一塊鐵板，要竄紅沒有既定方程式，反而需要一點意外—— 「食好西」是最佳例子。

「勝在零星味」

獲獎後，吳業坤接受雜誌訪問時自嘲「勝在零星味」，這是鐵一般的事實——又並非唯一的事實。沒錯，坤哥樣子傻戇，作風親民，草根味濃，但這只是「吳業坤現象」出現的一半原因。更重要的是，過去五年他沒有白過，努力游走舊世界與新媒體，出入大台，建立小眾，致力創作，分享生活，結果才換來今天鏡片上的霧氣，以及大家的一致叫好。

看着坤哥鏡片上的霧氣，我甚至有種感覺：在新時代、新的文化版圖之下，這可能就是香港流行文化的新式明星代表（例子還有近月不停在各種屏幕出現的游學修）。沒錯，這些「新明星」無論個性、外表、星味，都跟以往大家所認知的「天皇巨星」大有出入。但時代已變，請大家別太「阿叻」，強行將昔日標準強加於今天真人。

如今新的流行代表，最重要的才能，或許不再是「壓到場」、「有星味」，而是能夠一臉從容地游走新舊世界，在大台、網絡都找到位置。畢竟，若坤哥不是出身大台，或許只會成為被邀挑機的「網絡紅人」，沒有（虛無的）觀眾緣，湮沒網絡人海；或若他安於大台，則會成唱片公司棋子，說句話呼個吸都要請示高層，沒有人性，更沒有鏡片上那股真誠霧氣。

坦白說，一個樂壇頒獎禮的獎項不代表什麼。但在樂壇充滿迷霧的這個年頭，仍能夠為吳業坤鏡片上的霧氣感動，多少也是這代觀眾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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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只有殘留的軀殼

周一晚上，網上瘋傳梁振英與黃家強的晚宴合照，我和許多香港人一同徹夜難眠。Beyond 忠實歌迷失眠，源頭明顯指向為畀面派對背棄了理想的黃家強；我不是Beyond 的擁躉，但同樣睡不着，只因事實擺在眼前：香港普及文化曾經有過的光輝歲月，今天只剩下殘留的軀殼。這一點，教我和廣大百姓輾轉反側，大失失望。

失望，皆因香港人不知何解，竟對流行文化心存希望。流行文化從來不是善類，多年來它雖然在世界各地挑撥七情，滿足六慾，娛樂大眾，帶來（比局長去日本旅行）更新奇、好玩、刺激的生活體驗，但它的真身終究是個大算盤，商業掛帥，唯利是圖，機關算盡；它眼裏的不是觀眾，而是市場；它要討好的對象沒錯是你和我，但討好的原因不過因為你我褲袋裏有個錢包。

偏偏香港的土壤，卻因種種歷史意外使然，在爆谷、肥皂和光環以外，還意外孕育出不少有血肉有人性的大眾明星、文化經典。這一點，學者毋須長篇大論，觀眾自有雙眼見證。時至今日，不少人仍在眷戀無綫昔日的蠻勁，歌頌Beyond 當年的人文關懷，也為梅豔芳的貼身物品被拍賣而握緊雙拳，痛心疾首。肉緊，因為我們曾向流行文化交付真心。

肉緊，因為曾交付真心

是真心也是天真。如今我們明知時移世易，光輝歲月已成逝去日子，普及文化的軀殼和風向亦老早改變，但心裏依然為那美好舊世界預留位置——正因如此，黃家強淪為高官伴唱，才令百姓一同心碎；崔健批評許志安不思進取，才教港人集體反彈；無綫借《網絡挑機》鞏固地位，才能使觀眾失望作嘔。不少香港人（如我），心底仍期望（或奢望）舊明星、舊大台、舊媒介能回到過去，像以往一樣，不理市場，越過老闆，躲過制度，繼續跟大眾風雨同路，同步過冬。

但這個星期，聽過黃家強（夾雜譚志源、林建岳）的歌聲，再看過一連十集的《網絡挑機》以後，我想我真的要收回以上說話了。

先談黃家強。事發後，大眾對他的責罵沒有停過。細心聽他回覆傳媒的說話，再讀過他寫的網上文章，老實說，跟任建峰一樣，我其實對他有幾分同情。黃家強解釋稱，當日不過被公司安排到私人宴會上獻唱，事前不知高官們在席。現場消息又指，黃表演完畢，準備離開卻被攔住，被迫留在台上向梁振英交心，與一眾高官「風雨中抱緊自由」。若實情如此，如黃家強自己所言，他理應做足歌手本分——起碼做足一個主流歌手的本分。

流行文化不是純粹的藝術，而是一盤架構複雜的大生意。歌手們表面上自由自我，高唱我歌，但又盡「本分」，看面色，顧市場。你或者會問，以往Beyond 不也曾亂闖禁區，自彈自唱嗎？對，但也別忘記，連家駒也說過「我玩rock 都要食飯」，如今被捧上神枱的經典，也有過向市場妥協的經歷。不同的是，以往向商業低頭，歌手會被迫唱《真的愛你》，如今向市場妥協，他們則需聽從老闆吩咐，面朝北方，在高官商賈面前大唱《真的愛你》——雖然理論上兩者分別，其實不大。

更何况，我們對光輝歲月的理解，亦不夠全面。沒錯香港培育過不少有話直說，甚至憑歌寄意的良心歌手，如黃家駒、梅艷芳，但他們終究是少數。大部分的香港藝人，其實和普羅大眾一樣，視牆頭草為榜樣，為市場隨風擺柳。今天我們罵歌手們背棄了理想，愧對香港，如邱禮濤所言是「一場誤會」。所謂「理想」，要不根本從不存在，要不當年未經歷練——畢竟那個年頭，老闆未患斜視（只向北望），說幾句人話也不至被封殺到無工開。

Beyond 不會永遠是Beyond，舊明星永遠不會像昔日一樣為民請命，因為流行文化的本質正是市場主導，而如今主流的市場，方丈處處，禁區多多。這次風波是對黃家強的一次教訓，更是對全港天真歌迷的一次重新教育。

舊明星變不了，那舊媒介又如何？過去兩星期，無綫節目《網絡挑機》再次以行動向所有香港人說明一個事實：香港流行文化的舊大台，如今只剩下殘留的軀殼——而更可怕的是，全台上下竟然為此毫無悔咎，甚至引以為傲。

《網絡挑機》這節目之所以吸引（我收看），全因於節目形式上它具顛覆性。它開宗明義，邀請十多個「網絡紅人」，深入虎穴，直斥其非，甚至安排他們與電視名人直接對質，交流意見，最後予以空間，播放年輕人的創作。表面上，它開放天空，鼓勵多元，細心聆聽，意欲改進……總之做足所有舊媒體不會做的事。乍聽來，簡直是人類創舉，功德無量。看節目之前，我甚至有過半秒幻想——這節目是否意味着無綫意識到與時代脫節，立意求變呢？

用意在還擊所有的批評

我太天真。節目播出以後，觀眾才驚覺，節目的用意不在破舊立新，而在於透過不同聲音，還擊近年所有對無綫的批評（善意或惡意），從而鞏固舊有秩序。於是，我們聽見肥媽罵人「成日掛住鬧，有無檢討自己」；李力持嘲弄參加者「批評就叻，實則一無是處」；王晶重申無綫幕後個個「食鹽多過你食米」。

透過訪談，透過旁白，它努力灌輸觀眾：大台沒錯老氣橫秋，但其實膠劇好合理，無綫幾好睇。不同意？那你來試試，否則請應該盡快收聲，以免影響社會和諧……箇中謬誤，相信連鍾樹根和蔣麗芸都聽得出。你以為舊大台會轉身求變，重建光輝歲月？《網絡挑機》告訴你：才不！因為大眾眼中的殘留軀殼，根本就是無綫高層心目中的重要資產。他們不是不能變，而是不願變。

舊明星、舊媒體無復舊觀，聽起來好像很絕望？又未必。這個星期過後，我又發現，假若我們願意放下對於明星、大台的執迷，自會察見流行文化在黑暗中仍有亮點。用大電視框來看YouTuber 的短片，當然看不順眼，但誰說網上製作一定要進入公仔箱才算成功？這種成功的標準又由誰來定義？一旦撕去這種期許，不難發覺這些創作裡頭，依然埋藏港式流行獨有的活力與技藝。觀眾與其繼續痛罵大台敗壞文化版圖，何不細心欣賞新的創作、新的玩法？

給予實質支持獨立藝人、良心歌手

同一道理，今天的香港明星無疑教人失望輾轉。但誰說他們就是香港流行的全部？與其繼續慨嘆Beyond今非昔比，念着「如果家駒在，一定不會點點點」，咒罵明星北上搵食「賣港求榮」，不如多實質支持那些拒絕（或被拒絕）再玩商業遊戲的獨立藝人、良心歌手（如黃耀明、盧凱彤）。「不跟高官唱歌」、「放棄內地市場」聽起來很輕省，但實行起來，肯定步履艱難。

無疑，我們曾經珍視的明星和文化，今天只餘殘留的軀殼。但正因如此，大家更應放過家強，放棄大台，告別懷緬，戒掉失眠；然後明天身體力行，伴隨新的標誌、新的媒介、新的流行，扶老攜幼，輾轉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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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女與美芬 選舉與選美

區議會選舉曲終，但人未散。

過去幾天，依然有不少群眾緊握雙拳，為敗予梁美芬的游蕙禎憤憤不平——葉一知在網上撰寫潮文，戲言為投游一票而「背叛了太太」；客貨車公司和小巴公司抽乾黃埔江水，取笑居民無視鼠患，「視力有問題」。幾天後，輪到梁美芬不甘受辱，撰文指摘大眾「將選舉當成選美」、「以貌取人」，簡直得罪天下女性，侮辱所有雙目有神的黃埔選民。究竟選民手中一票應該投美女還是美芬？區選其實是選舉還是選美？抱歉，這些問題並不好答。

不好答，因為世事不是非黑即白，理論和現實中間永遠隔着一層灰色。理論上，梁美芬的答案百分百正確——第一，小學課本早告誡世人，表裏不一是人類求生本能，因此「以貌取人」從不可靠，外表絕不應是判斷忠奸好壞的唯一標準。况且根據科學常識，地球上所有生物（包括「女神」和「BB」在內）都會隨時日變老（以及變醜），今天的美芬、他日的美女，可能只差一線。由此印證，「以貌選人」其實是七分無知，三分無謂。

第二，理論上現在確是選舉，不是選美。政府廣告有云，區議會選目標是選賢能，不是選美人。區議員雖然有時跟路邊易拉架有幾分相似，但制度上他們確能左右資源分配，可令社區既有外在美，又有內在美。既然如此，入票站前選民理應自挖雙目，不看外表，只憑實績，務求把有能之士拉入議會——再重申，是理論上。

論歸理論 以貌取人難避免

明眼人都知道現實並不如此。譬如說，心理學家AlexanderTodorov曾研究2000、2002、2004年美國參眾兩院選舉，結果發現選民眼中看來外表較能幹的一位，通常都有機會勝出。他的實驗甚至只容許選民瞥候選人一眼，但那刻建立的第一印象，亦已足以預測勝負。顯然，「以貌取人」理論上是小學雞行徑，但實質上卻是無可避免的人之常情。

政客們（包括梁美芬）當然心諳此道，尤其在選舉期間。由團隊的選色、海報的設計到候選人的髮型……從所有環節來看，選舉都是一個論面子，講包裝的龐大工程。因此，黃國健日前對小花的評論（ 「年輕貌美是她們的本錢」、「小花策略殺傷力大」）雖然難聽，卻至少有根有據。

如此看來，選舉和選美的分別，或不如梁美芬所想那樣顯著。不信？看看議員們選舉後戴着彩帶，在社區繞場一周，掛起笑容，揮手答謝的情景……不正跟選美比賽的畫面一模一樣？我們的選舉一直像選美。

別看輕選美。它同樣標榜「美貌與智慧並重」，換言之要「外在美」也要「內在美」。但後者深藏體內，如何驗證？於是群眾會看學歷（10A 與否）、才藝表演（懂彈琴就加分）和（由曾志偉和陳百祥主持的）益智問答環節……全部及格過關，就是「內在美」。區議會選舉也相去不遠，所謂的「內在美」，還是看學歷、才藝表演（懂「成功爭取」就加分）和問答環節。「議會改革」、「社區創新」等名詞，陌生又艱澀，尋常百姓絕少理會。

每年選美，選前百姓個個睜大雙眼，張開大嘴。結果公布一刻，人人心跳加速，為勝出者驕傲，為落選佳麗不值……一晚咁多。賽後一切迅即回歸平淡，很少人（除了娛記）再談論佳麗三圍，更沒多少人為落選佳麗而花費心神。選美像煙花，嘩聲四起後，觀眾火速轉身，趕車趕路。

「監察區議員」存四年定期

區選亦如是。以往選舉期間，群眾確實金精火眼，異常肉緊。泛民慘敗，有人痛哭；乳鴿起飛，有人咧嘴。但兩星期後呢？又回復原狀，區議會會議紀錄長年網上塵封，大家念念有詞的「監察區議員工作」很快又再存入銀行，做四年定期。落選人？更加無人理。

但今屆區選，民情又暗暗在變。大眾依然青睞美女，熱愛花紙，但細心觀察卻會發現， 「小花」、「女神」、「小鮮肉」之所以獲得市民支持，似乎不單因為他們的身分以至外貌。比如說，建制小花殺傷強，全因她們勤力企街，大獻殷勤；年輕傘兵們搶灘成功，也不因頭頂雨傘，而是由於一年來在社區的左飛右撲，為街坊帶來不一樣的社區想像。與以往（例如03 年）相比，如今選民少理外表（如政治明星的光環），多看候選人的「內在美」，即是—— 「做唔做得嘢」。

這不過是開始。正如選美，普羅百姓對地區事務亦熱情易冷。選舉告終，大家能否延續近年的「社區覺醒」，願意委身共同建設理想社區？落選佳麗，特別是一眾傘兵，在鎂光燈閃過（以及重新返工）之後，能否兌現承諾，服侍街坊，真正做到深耕細作？成功當選的有心人，又怎樣在掣肘處處、渾水遍地的地區諮詢制度裏，為社區實現不一樣的可能？選舉已經結束，但戰爭才剛開始。

手中一票該投美女還是美芬？區選其實是選舉還是選美？這些問題如今已不再重要。扣人心弦的選戰曲終，但人勿散。接下來的平靜日子，煩請當選議員、落選佳麗和平民百姓繼續留步，繼續熱情，令社區真正持續遍地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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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場戰事 兩種氣氛

區議會選舉尚有一星期舉行，近日身邊不少?緊政治的友人都在慨嘆：今次選舉好似無乜氣氛——語氣，就像在談論一場四年一度的嘉年華會。但友人們畢竟不是嗜吃花生的嘉年華常客。他們之所以為「無乜氣氛」而肉緊握拳，全因按照道理，這場區選應該更加聒噪，更加熱鬧，口水和火花理應一同飛濺，如同大戰。

傘後首屆區選理應更聒噪

原因有二。首先，一如所有媒體對今屆區選的描述：它是雨傘運動後首次選舉，更是明年立法會選舉的前哨戰。香港市民當下政治的取態，將會透過印章，刻於選票，呈現人前。特別是一眾響應號召，傘落社區的素人們，他們的命運（以及票數）明顯會被刻意解讀為去年運動的成果，廣大百姓理應關心。

第二，眾所周知，區議會選區向來狹小，範圍往往只涵蓋幾座大廈。因此，在群眾心目中，區議員一直無異於街坊保長，通渠修路延長綠燈通通無所不能，但除此以外，又似乎無能為力。可是近年在媒體起勁宣傳下，愈來愈多人明白到，區議會是個徒具諮詢名義的假議會，也是一個有錢派有餅分的真戰場。表面上區議員難有作為，但若他們懂得三五成群，結集力量，仍能左右地區面貌——2004 年那屆灣仔區議會，以及把一億地區撥款投入長者醫療的上屆葵青區議會，都是好例子。香港人對區議會認識日深，照理對選舉也應加倍?緊。

結果卻不然。這個星期，在茶餐廳逗留，你會聽見香港大眾有的在談論王菀之、古巨基等人的婚訊，有的為「一個月大學畢業」而發笑，還有的為董伯伯心悒而更加心悒……就是很少人為區議會選舉而上心。到底為什麼？

可能因為區議會選舉的性質，本來就很難引起全城哄動——因為就算想關心，也不知把視線投到何方。跟立法會選舉不同，區選候選人動輒有幾百，既搞不成民意調查讓大家盤點選情、理解形勢，陌生名字又太多，旁觀者難以投入。結果各區選民你有你關心，我有我緊張，市民大眾很難有一致的談論對象，氣氛也自然低迷。

區會幾百人選盡差異難共鳴

當然，媒體也深知這點，因此不敢怠慢，一邊細心為讀者挑選焦點山頭，以小顯大；一邊努力包裝，挑動矛盾，炮製話題——例如「傘兵大盤點」、「小鮮肉逐個捉」、「騎呢候選人一覽」，務求收窄分歧，排除異數，將選舉還原成一場典型港式盛事，或曰「嘉年華會」。

偏偏百姓不太受落。你說這是「泛民與建制的終極一戰」，大眾經過多年教育，早已心知肚明：泛民不是鐵板一塊，建制也時常內訌。傳統的二元對立，如今愈來愈失效。當然這不代表一星期後選舉投票率一定低迷，但大眾懶於為這場選舉傾注口水、投放感情，卻是鐵一般的事實。

更鐵一般的事實是，在冷對區選的同時，普羅百姓正為另一場戰事而摩拳擦掌。

說的，是港隊於旺角大球場迎戰中國的世界盃外圍賽。這幾天，球迷朋友為求入場，學葉鴻輝左右飛撲，以求撲飛；就連從不知道足球踢十一人的朋友，也加入熱潮，相約知己，一同籌算：星期二晚，究竟去邊度睇波好？老實說，照道理，這場球賽不應如此聒噪熱鬧，原因有二。第一，香港百姓的雙眼向來生在頭頂，我們喜歡高水平的比併較量，嫌棄低級數的無謂比賽。

因此打工仔會為美斯、C 朗而熬夜睇波，卻從不為麥基、陳肇麒和基藍馬付上時間；一般球迷為車路士失常而費煞思量，卻未曾對「鳳凰計劃」、「香港足總」等字眼產生任何感覺。如此看來，一場由世界排名84 和145 球隊交鋒的比賽，在典型香港人眼中，理應毫無觀賞價值。

第二，香港人個性功利，效率行先，斤斤計較。我們最喜歡你死我活的「終極大戰」，最討厭無關痛癢的「例行公事」。眼前的中港球賽號稱「出線關鍵戰」，但心水清的球迷一眼看穿這並非事實。在卡塔爾穩佔首名下，中港兩隊不過在爭取（不擔保能夠出線的）次名席位。好了，就算有幸出線，也只是進入下一輪分組賽，想看葉鴻輝帶領港隊捧走世界盃的戲碼？頭腦正常的香港人都知道並不可能。

港中球賽水平低港人?迷不合常態可是全港百姓卻為這場擺明海軍鬥水兵的例行公事，深深?迷。很明顯，足球比賽不單是血汗橫飛的肢體運動，更是政治意識與身分認同的大型混戰。與人數多多，選情複雜的區議會選舉相比，這場足球大戰候選人數量較少（只有兩個），形勢較容易理解（比分牌上一目了然），一般百姓毋須專家教路、旁述提點，也可自行觀戰。就算不知道港隊球員姓甚名誰，不清楚球隊戰術，只要認定球衣顏色，就可在媒體煽風點火下，全程投入，支持子侄。

百姓對區選反應冷淡，因為它盡是「差異」。你有你理念，我有我取態，個個嘴巴在動，但聲音重複，撞成一團；中港大戰引人入勝，則因為它突顯「相同」——就算不同立場，不同膚色，不同背景，只要相同身分，相同球衣，就是自己人（唯一分歧只在於「噓不噓國歌」）。早兩個月香港北上逼和中國，我甚至看到藍絲親友與黃絲青年破鏡重圓，相擁慶祝的感人場面。人人都說近年香港社會撕裂，意見分歧。很明顯，香港人不知多久沒這樣同心同德過——哪怕為的只是一場嘉年華會式球賽。

同心同德因球賽球衣見相同當然，更令人感興趣的是，氣氛迥異的兩場戰事，又會否出現互動，甚至彼此影響？比如說，萬一中國隊輕易大勝香港，建制候選人會否以此為例，盡數強國之強、香港之弱，從而搶得選票？又假如，中國隊長鄭智沉不住氣，再次怒罵香港英雄葉鴻輝，那些本打算票投民建聯的叔叔伯伯會否氣上心頭，改變心意？看似荒謬，但不是沒有可能。

這兩場氣氛迥異的大戰，值得你我自攜花生，帶備真心，拭目以待。作為球迷以及選民，我的心願只有一個：好波有好報， 好人會選到； 至於氣氛，who ca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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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第四代人 成為家長

年近三十，身邊愈來愈多人成家立室。前陣子跟新婚數月的友人見面，才曉得他已在考慮生兒育女的問題。同代人之中，他算是（或將是）典型的港式中產，經濟穩健，不愁衣食；因此他糾結的，不是「生定唔生」；而是「生完，應該點教？」可惜我沒有生仔的經驗（ 「被生」倒試過一次），無言以對，唯有豎起耳朵，放大瞳孔，裝出「深表同情」的樣子。然後到了這幾天，我的耳朵和瞳孔又有反應。事緣小學家長們群情洶湧，努力爭取撤銷TSA。出於好奇，我加入了有關的網上群組，看到一班熱鍋上的螞蟻（又名「家長」）爭相留言，控訴孩子被迫成為功課奴隸，婉嘆子女（的童年）被考試就此活埋。那份肉緊和痛心，即使隔着屏幕，誰都依然感受得到。

但在同情以外，我也好奇。就如呂大樂所說，香港家長不一定是好人。眾所周知，他們是直升機，又是怪獸；他們不是成龍的粉絲，但問起願望，個個都說望子成龍；他們少讀孟子，卻自動自覺化身孟母，搬屋信教以求考入名校。這些年來，在媒體鏡頭的聚焦下，大眾甚至早已見識過香港家長們的鐵腳（一星期帶子女參加十項全能興趣班而面不改容）、手踭（為搶到名校、補習社的位置而不遺餘力）、死纏爛打（對老師、對學校、對人家的子女）。

「不是善類」，向來是許多人對「香港家長」的第一印象。在大眾心目中，家長們主張考試，篤信補習，以為勤奮向學是做人唯一目標，認定考試肥佬人生會馬上玩完。為此，他們不介意在運動場興建前已在起點線前排隊，更熱中把孩子置在熱鍋上，然後煽風點火放柴枝，希望他們被烈火冶煉成真金。這樣看來，今次家長們結集發聲，仰天長嘯，爭取撤銷TSA，甚至打出「還孩子童年」、「別讓他們成為功課奴隸」兩張無敵底牌……此情此景，其實不很「香港」。為何有此轉變？我好奇。

最表面的原因有兩個。第一，網絡發達。在網絡年代以前， 「做家長」是一件頗為私人的事。有的家長會在接送子女放學時聊上幾句，交換心得，但其餘的大多各自掃雪，各簽回條。但自從互聯網興起，討論區成為親子王國，社交平台上天天都是家長日。這次家長們義憤填膺，反對TSA，多少也因網絡上、群組內流傳那些（大學式）小學練習。

因為網絡，有共同煩惱、共同敵人的「家長」，由個體進化成集體。

第二，物極必反。家長變，可能因為社會也在變。以前電視的兒童節目真的有兒童在看，現在的小學生下課下班（補習課和興趣班）之時，太陽早已下山，電視已在播台慶劇。過去十年，香港地學習風氣愈來愈扭曲，學童們的壓力也愈來愈大。看着心愛子女的眼鏡度數和功課難度每天加深、娛樂和笑容逐日減少，再望子成龍的父母也於心不忍。

TSA，只是觸發家長集體反彈的一條導火線。

但更深層的原因還在後頭。很少人察覺的是， 「香港家長」之所以出現轉變，全因「這班家長」和「那班家長」根本不是同一班人——他們來自不同世代。過去大家眼中的典型港式家長，大多是呂大樂筆下的第二代香港人。這班戰後嬰兒於成長過程資源匱乏，缺乏選擇，為改變命運，攀登社會階梯，唯有在考試制度或勞動市場裏競爭出頭。他們考過異常殘酷的升中試，深知考試是競賽更是戰爭，而生存最佳辦法是早日裝備，盡快應戰。因此到他們生兒育女的時候，出於關心，便灌輸觀念，身體力行，為孩子打點一切（由學英文拼音到大學揀科），以最高效率（如孟母三遷）達至最終目標（維持上一代的社會階層）。

因此，這班家長的子女——即是第四代人（出生於1975-1990 年），自小已意識到「求學不是求分數」是本世紀其中一個最厲害的笑話。這一代人看似物質充裕，實質大部分時間與考試、功課、補習、突擊測驗糾纏搏鬥，由小一到中七，從不間斷。他們有的喜歡讀書，有的不，但為了不被父母責打（而非出人頭地），只得唯唯諾諾，埋頭苦幹，考好人生每一場試。

一眨眼，三十年過去了，這班第四代香港人熬過考試，穿過現實，長大成人，然後愈來愈多人成家立室，又生兒育女。是的，第四代人不少已經為人父母，他們開始流動，擔正成為「香港家長」的主角。於是最令人頭痛的問題終於來臨： 「生完，然後點教？」

第四代人不是沒有想法。深知自己的父母（即第二代）以往從沒任何育兒理念（ 「總之讀好書就得啦！」），但正因如此，他們變成家長後，才更自覺地尋找一套合適的做法；他們比以往哪一代家長都明瞭何謂parenting style，更努力上網，吸收知識（如食物安全問題），學習理論（不同的attachment style）。

他們在「求學不是求分數」和「聽聽少年心底夢」的廣告薰陶下長大，對於親子關係和兒童成長都有頗理想的一套想法，當中有很多（包括未有生仔經驗的）甚至把某些說話倒背如流：玩耍最重要、名校如浮雲。

到具體實行呢？這班新任「香港家長」卻發現異常矛盾。一方面，他們準備避免重蹈覆轍，走上當日父母的路。他們真心希望孩子是孩子，童年是童年。但另一方面，他們又發現當日父母所為不是毫無道理——尤其在競爭日益劇烈的社會環境之下，要保持正常心原來極不正常，對今日孩子仁慈似乎是對孩子將來殘忍。他們不像第二代人般不加思索，催谷學業，但在「功課奴隸」與「天真孩子」之間怎樣達至平衡？他們不懂，又或者，現實根本並不容許。

第四代香港人成為家長，是當下TSA 爭議吵得沸沸揚揚的原因。不難想像，若在以往，就算TSA 練習如何艱深，功課壓力怎樣沉重，當年的家長也未必會高聲反對——像升中試和學能測驗，當日都難引來群情洶湧、全民聲討。或許當中有網絡年代的因素，或許如今學童壓力大上許多，但最核心的差異，還在家長本身。

如今最為TSA 勞氣、最「不願小朋友成為功課奴隸」的家長，許多都是三十多歲——正是第一批「為人父母第四代人」之中最年長的一批。作為家長，他們煩惱，他們掙扎，他們反思。而這一次對TSA，對第二代精英悉心構思的考試制度、操練文化說「不」，正是他們所踏出的第一步。當然，齊聲反對，是否就能迫使政府低頭，這不好說。但可以肯定的，這只會是第一波反響，當愈來愈多第四代人成為家長，這些對教育制度的反思也會愈來愈多。

而這當然是好事——又有誰希望香港的下一代盡是考試機器、功課奴隸，永遠甘當熱鍋上勤力攀登社會階梯的一班螞蟻？反對TSA 只是第一步，要撥亂返正，還孩子愉快童年，路仍漫漫。願新婚友人與有心家長豎起耳朵，放大瞳孔，一同糾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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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真開始？一個時代的終結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年10月25日）

一星期前，我在這裏言之鑿鑿地寫：港視落幕，無綫不濟，本地電視快將步入一個時代的終結。而面對前路不通的死胡同，觀眾要不繼續安坐梳化，與大台交往；不然就得另闢蹊徑，接受跨境娛樂。除此（或自挖雙目）之外，身為觀眾，我們似乎沒有別的選擇。

結果才過了數天，這番偉論，連同我的眼鏡，似乎都跌得粉碎。周二下午，電盈旗下的ViuTV宣布明年四月正式開台。發布會上，它還打正旗號，反駁那些動輒把「一個時代的終結」掛在口邊的觀眾，表明這將會是「電視真開始」。

究竟，本地電視是終結，還是開始？身為電視迷，這個問題我不能不答。

雖然香港人對此其實漠不關心。發布會當日，ViuTV先動用三層機關，播放節目巡禮；接着有真人表演，配以神秘燈光，引人入勝；最後由總經理魯庭暉上台，冒汗發言，向全港觀眾詳細講解電視台的開台理念……大費周章，扭盡六壬，只求引起注意。

　「ViuTV」太難念？

可是結果未盡人意。消息公布以後，坊間反應異常冷淡，小部分人為林日曦決戰蔣麗芸的戲碼而微微抖擻，其餘大眾對半年後面世的這家電視台，毫無感覺。此後幾天，翻開報章，查閱留言，討論ViuTV的文章，五隻手指都數得完。很明顯，當下本地電視是開始還是終結，大家根本無動於中。

為何被群眾冷對？有人認為是「ViuTV」太翹口難讀之故：「連台名都讀不出，又怎關心你的節目？」亦有分析指，過去兩年的港視風波，經已令香港百姓來回人間（有牌）又折返地獄（無牌），因此對於電視，大家的情緒早已耗盡。如今無論亞視結業、ViuTV開台、無綫壟斷，甚至是港視復活，都難以影響觀眾心情。

以上說法或許都有道理。但把ViuTV的發布會仔細重溫，我倒覺得大眾集體冷對的深層原因非台名太衰、觀眾太累，而在於這間新電視台的理念，完全顛覆多年來港人對本地電視、電視台的既有理解。

我們怎樣理解「電視」和「電視台」？ViuTV的宣傳片一開始就借用幾位老人家的嘴巴，作出概述：「睇電視最緊要就係睇劇」、「最好買晒外面的大製作返來播啦」、「新電視台當然要有電視大樓」、「挖埋識做戲的藝人過來」、「要成為大台」……無疑全是過去幾十年來香港人對電視媒介的想法。但從發布會上看來，ViuTV準備要走的路，卻跟大家以往認知的徹底相反。

一、實况電視——香港觀眾一直喜歡煲劇。多年來港式劇集之所以膾炙人口，甚至令你喘氣，教我肉緊，全因大眾能夠從公仔箱的戲劇裏窺見現實。程燦乞人憎，因為大家討厭新移民；方展博討人喜歡，因為他有種打不死的香港精神。

ViuTV的說法卻是，「最有戲劇性的不是戲劇，而是現實生活」，甚至講明公仔箱的年代已經過去，如今他們要「用真人演出人生」。因此，新電視台將會少製作本地劇集，多做實况電視，比如旅遊節目、真人騷。他們說，這些真人將會比以往電視劇的人物，更有人性，更多矛盾，更加吸引。ViuTV的發音跟「Real TV」相近，又強調電視「真」開始，都絕非巧合。

二、開放平台——拜TVB多年孜孜不倦的教導所賜，香港百姓向來將電視與「大」字畫上等號。我們認為電視台要生存，就要討好大眾（例如師奶）；我們相信電視台的存在就是要成為大台，建立王國。而要成為大台，吸引大眾，電視台就要覓巨星，做大騷，逼高收視。

ViuTV不欲遵照這遊戲規則，甚至直言「電視不再是一個王國」，而是「一塊無垠的創意板塊」。於是魯庭暉稱，新電視台會是一個開放平台，不會進行大型挖角或採用固定藝員，他們反而希望鼓勵小型創作，人才流動。也於是，在宣傳片中我們看不見大眾明星，卻找到板塊領袖（如林日曦、方東昇、邵音音、「元秋」）的蹤影。

三、接軌世界——從前，香港電視就是香港故事。大眾打開電視，不單接收娛樂，還得以窺見「香港人」如何生活，因何而喜，為甚而悲。那麼多年來，大家對「本地電視」不離不棄，心存希冀，很多時候都不過於「本地」與「電視」之間那道似有還無的牽絆。

ViuTV卻主張與世界接軌，還表明「我們的創作屬於香港，但不止於香港」。從魯庭暉的發言聽來，他們不希望單純做一間本土的山寨廠，而是期望立足本土，結連世界。所以，他們聲稱會引入一流外國節目，提供高質素的選擇；並嘗試努力製作自家作品，將本土創意結晶輸出全球。

　電視世界三大趨勢

以上三點ViuTV核心理念，顯然跟港人電視觀格格不入。發布會後幾天，基本上沒人談論、分析，正是這種差異的明證——又或者，對於ViuTV的崇高理念，不少觀眾根本聽不明白。但我倒肯定新電視台的管理層，花過很多時間研究何謂「電視」。因為他們提出這三點，確實符合媒體研究課堂上所講，當下電視世界三大趨勢。

一、真人化。很久以前，全世界的電視台都以戲劇掛帥，但隨着九十年代英美有線電視的興起，各家電視台由於競爭激烈，開始發展reality TV的類型，與傳統戲劇相比，它成本較低，亦容易有新鮮感。此後十多年，各類型的實况節目，無論是資訊娛樂節目（infotainment）、真實肥皂劇（docusoap）、遊戲真人騷（reality gameshows），都大行其道，風靡全球。

二、分流化。在網絡年代，資訊爆炸，媒體如細胞分裂。昔日的「大」字是電視媒介生存的不二法門，但今天它開始成為負累。在競爭劇烈加上對手眾多的環境下，如今電視台有的繼續炮製驚天大騷、台慶巨獻，但更多的卻在摸索小眾口味，希望吸引一班臭味相投的觀眾。

三、全球化。媒體愈來愈多，本土的觀眾人口卻來來去去都差不多。因此，全世界的電視台都要學習全球化的遊戲，有的地方處於文化弱勢，唯有從外地買入適合的大熱節目，有的國家身處強勢，於是不停將創意燈泡，變成可以被複製到世界各地的賺錢商品。

而作為觀眾，我們或許可以這樣理解：兩年前的香港電視（HKTV）既挖角，又拍劇，為的是牽起是一場「香港式」的電視革命。由於當年革命的內容和理念，脗合長久以來香港人的電視觀，因此成功獲得大眾毫無保留的瞓身支持；如今的 ViuTV 則另闢蹊徑，切入全球電視的大趨勢，志切掀起截然不同（但無人理解）的另類電視革命。

究竟本地電視是終結，還是開始？從媒介或商業的角度來說，它確實正邁向又一個起點；然而若從本土文化的角度考量，就算ViuTV的革命成功，其實也沒有什麼意思——畢竟它的野心根本就不在於替你我再寫香港故事。正如ViuTV的原名「香港電視娛樂」——對他們而言，香港電視，娛樂罷了。

一直以來，我自認香港電視的擁躉，全因它曾經不單提供娛樂，還意外附送文化意義和香港故事。

但一星期又過去，我愈來愈相信，這些日子已經離我遠去，一去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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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後，香港電視觀眾怎麼了？

刊於 2015 年 10 月 18 日 明報星期日生活

星期四晚，安坐梳化，亮着電視，如常收看近期人人談論的無綫節目《世界零距離II》。聽着方東昇的出色笑話（如「抱得美人龜」）、讀着精美細緻的infographic，看着冷門國度的人情小事，我跟不少（聲稱）近年已經戒看無綫的朋友一樣，看得眉開眼笑，津津有味。

半小時節目轉眼就過，接下來是晚間新聞報道。招牌背景音樂響起，熒幕上打出「2015年10月15日」，內心忽爾悸動。望着這日期，我突然記起兩年前的同一個晚上，自己一樣安坐梳化，亮着電視，但表情和心情都大相逕庭：那一夜，我跟不少（真正）近年戒看電視的朋友一樣，眉頭深鎖，咬牙切齒，徹夜難眠。

「我不是一個有骨氣的觀眾」

香港電視不獲發牌，原來已是足足兩年前的事。

兩年過去，免費電視牌照的爭議固然因經年累月的司法覆核而暫時淡出大眾視線，但作為當年今日呼天搶地，大叫「還我遙控」的電視迷，今天竟然遺忘當日一腔熱誠，甚至為無綫的旅遊節目而甘之如飴，我於心有愧。謹在此懺悔：我不是一個有骨氣的觀眾。

偏偏環顧四周，比我更沒有骨氣的香港大眾，比比皆是。港視正式在網上開台前，許多人早早看過各劇預告，於是覺得《四年B班》「好似好好睇」，《惡毒老人同盟》「題材幾新穎」，《Night Shift》「拍得幾有味道」……不少朋友甚至因而信誓旦旦，聲言一定看足港視每套心血之作。由此看來，開台前王維基對劇集收視的預測（每集50萬人收看），其實不過分。

豈料魔童的預測幾乎化成泡影。除了首周有56萬人收看以外，港視的收視此後持續下跌，一蹶不振。到今年中播出（好似好好睇的）《四年B班》的時候，甚至只有約四五萬人在看。三星期前，港視播出最後一齣自製劇集《開腦儆探》大結局，縱然宣告一個港視時代的終結，但關心的普羅大眾已經寥寥無幾。

貪新厭舊、過目即忘，向來是香港人家傳戶曉的看家本領。這個星期，大家最關心的，已經換成了方東昇（甚至是東方昇）今晚還有沒有金句爛gag？《康熙來了》是否真的要改成「康熙完了」？顯然，經過為期兩年的港視歲月，香港觀眾似乎沒有什麼改變。

電視觀眾的兩大陣營

不變的是觀眾依然分為兩大陣營。第一批是傳統的主流觀眾。這些觀眾不一定是大家口中的「師奶」、「婦孺」，但他們的共通點是對電視要求較低。看到《張保仔》有如電腦遊戲的特技畫面，望見陳凱琳有如中學生演話劇的肉緊演技，他們都無甚所謂，只管攤坐客廳，繼續收看（或收聽）。

還在貢獻慣性收視的原因，當然不是這些觀眾跌壞腦袋，而是因為在他們心目中，電視的功能就是為市民提供娛樂，哪怕是最膚淺的，最表層的免費娛樂。若你逼他們看港視的劇集，他們會大打呵欠（如《選戰》），漲紅着臉（《大眾情性》），最後掩臉不看——就如新一代觀眾對待無綫劇集的態度。

另一批觀眾則主要是年輕人，但也不一定以年齡劃分。對於電視，他們比較貪心。這班人看電視，不單要求（某個標準以上的）娛樂，還希望從小箱子裏看到新事物，摸到新世界，以至對個人自身有所啟發。於是，他們矢志戒看 TVB，並善用各種途徑，擴闊看電視（在「睇無綫」以外）的可能。

為此，這班觀眾會按照喜好，從英、美、日、韓、台等地五花八門的影視產品中挑選適合的，每日收看。喜歡時事政治的一早為House of Cards着迷；鍾情華語世界的娛樂八卦的，很少不追看《康熙來了》。近日正在為蔡康永退出而驚訝而哀慟的香港大眾，都是這邊陣營的忠實擁躉——十二年來，這節目（而非Big Boys Club和《姊妹淘》）可算陪伴他們年長。

這兩大陣營存在已久。曾經有人期望，港視的出現能夠將兩個陣營部分成員，統統吸納：看慣大台膠劇的，也許會驚覺原來「偷聽」和「煮個麵你食」等情節不是戲劇唯一元素；離棄本地影視世界多年的第二批觀眾，也似乎會因題材破格、質素不俗的港視劇集而重燃對「港劇」的支持。

於是，港視開台之初，確有不少孝順子女為父母（視力健康）着想，親力親為，教他們一同收看《警界線》和《來生不做香港人》，親眼所見，不少慣看大台節目的觀眾（如我媽）也因而眼界大開；與此同時，不少年輕人亦因為對「香港電視」的獨特感情，自動自覺，瞓身支持，部分甚至誇張直言，「連廣告都睇埋」。

那麼，為何最後兩邊陣營都對港視劇集不怎樣受落？這兩年的香港電視歲月，至少可以令我們對「觀眾」多了兩點認識：

一、觀眾慣性不是沒來由。

港視開台之初，不少人貪圖新鮮，爭先恐後下載程式，試着用新方法收看電視。但隨時間推移，新鮮感逐漸消散，新方法卻反過來成為負累。跟一開電視就有得睇的無綫相比，要求觀眾做足上網、登入、選劇集、按集數，看廣告等步驟的港視始終略為不便。別看輕這些微差異，電視本來就是最懶惰的媒介，一點點的不便已足以妨礙觀眾睇電視追劇習慣的形成。

二、觀眾選擇愈來愈精明。

一直以來，許多人都將電視觀眾看成「受眾」。特別是香港的觀眾，只懂接受，不懂說「不」。這段港視日子卻正好說明，在慣看大台的觀眾以外，不少香港人其實並非「受」眾，他們也懂選擇。就以港視劇集為例，我認識不少朋友其實真的看足了港視17齣劇——的首集，然後頓覺許多都不太吸引，便告放棄。

香港觀眾不少人有情有義，但同樣時間有限。因此，在這個資訊爆棚的年代，大家老早學懂做個精明的媒介消費者。對於港視，我們會寄以同情，努力收看，但看到《選戰》，不少眼神銳利的觀眾瞥見House of Cards的影子；看《歲月樓情》，鼻子靈敏的甚至嗅見無綫劇集的味道……許多人因而轉身離場，改看英美日韓台的其他佳作，其實情有可原。

這個星期，無綫《世界零距離II》的走紅，只是香港觀眾愈來愈精明的又一體現。你以為大家痛恨大台，矢志禁足客廳？收視數字偏偏訴說另一個版本的故事：只要笑話（和節目內容）夠出色，infographic（和幕後製作）夠精緻，香港觀眾願意收起賤嘴，不計前嫌，再次安坐梳化，亮着電視，然後看得津津有味。

不過《世界零距離II》恐怕只是例外，畢竟你很難要求將軍澳堆填區（又名「電視城」）的爛制度，能生產出色的節目。於是，港視落幕以後，沒要求的觀眾當然繼續沒有要求，但有點要求的觀眾又恐怕只得再次投入跨境娛樂。

好消息是，精明的觀眾一定繼續有電視看；壞消息是，這些作品肯定不是來自香港的電視。

兩年過去，香港觀眾身處這兩難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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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何恨港鐵

十月一日晚，如常坐地鐵歸家。

步進站內， 如常「嘟」一聲入閘，如常登上扶手電梯，然後如常在月台碰上一群身穿黃色制服的港鐵職員向乘客指手劃腳，呼籲大家小心腳趾、緊記排隊、切勿衝門。

情景一切如常，但我發現自己心跳和心情竟然並不如常。

心情比我更加反常的百姓，偏偏大有人在。過去兩周，由港鐵職員主演的荒謬鬧劇反覆上演——先有古箏女生被黃色制服包圍，禁止上車，後有武術棍老翁被職員警告，無奈轉乘其他交通工具；同場加映年輕音樂人自彈自唱，以一句「地契嘅嘢我諗我比你熟少少」，擊退上前執法的港職職員……這段日子，提起港鐵，人人自動自覺，放大瞳孔，破口狂罵。

這種集體忿恨，令我有點意外。老實說，我認識的香港平民之中，大部分不懂看五線譜（只看《無雙譜》），對於小喇叭以外的樂器，素來也少有感覺。

早幾晚路過文化中心，遇上年輕人街頭獻唱，我發現不少路人習慣裝成石像，收起掌聲，吝嗇問候，有時甚至送上白眼，投訴噪音。港鐵不尊重音樂固然值得批評，但香港百姓呢？其實也好不到哪裏去。

港鐵的兩層意義

如此看來，這次群眾之所以情緒翻滾，（用毫不幼膩的語言）問候港鐵，明顯跟「港鐵不尊重音樂（人）」、「前線職員執法不公」這些冠冕堂皇但個別零碎的問題，扯不上太大關係。

更主要原因，也是最基本的原因：我們不愛港鐵，甚至乎，我們恨港鐵。外人聽起來或許失笑——港鐵只是一間上市公司，談何愛恨？很可惜，對於普羅百姓如你我而言，港鐵明顯不止是一家年年有錢賺的公司（及發展商）。它至少還有另外兩層意義。

一、港鐵作為交通工具——小學常識書有教，香港是彈丸之地，人口密集，能夠高效率地運送大量乘客的鐵路系統，自然大派用場。以下不是廣告，但港鐵服務的準時、舒適、效率，卻確實教曾在異國地下鐵吃過苦頭的香港人，深感自豪。近幾年，我甚至聽過有年輕朋友說自己抗拒前往沒地鐵接駁的地區，「我唔識搭車去嘛」。這多少反映香港過分着重鐵路發展的城市規劃問題，但亦側面印證作為交通工具，港鐵對香港人如何重要。

二、港鐵作為生活空間——全港百姓最為共通的日常生活經驗是什麼？多年前可能是「睇電視」，但隨着電視衰落，但如今榜首似乎換成了「搭地鐵」。亦因如此，在地鐵世界發生的種種事件，無論是涉及應否讓座的爭議，有關「左行右企」應否廢除的討論，以至一幕幕在車廂內上演的真人騷（如罵戰、互毆、纏綿），每次準會引起牽然大波。

港鐵的空間，以及「搭地鐵」的經驗，根本與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分不開。

這些年來，香港人跟港鐵關係密切，既因為作為交通工具，它快捷、方便、有效率，也因為作為生活空間，它貼近平民，容許各種事情一同發生。可是，愛的反面正是恨。如今港鐵在大眾心目中地位低迷，同樣拜這兩層意義所賜。

作為交通工具，它已無復昔日的可靠。

曾經大家以為，搭地鐵必然是最穩定、最便捷的選擇。可是近年，這金漆招牌卻搖搖欲墜。列車延誤之多，為不少乘客留下擠在無邊際月台人潮的陰影。有時跟老弱婦孺同行，又要為應否登上人頭湧湧、長期滿座的地鐵而費煞思量。

當然，就算大家對這交通工具滿口怨言，乘客數字也不會應聲下跌——不少人毫無選擇，只得邊鬧邊搭。

正因如此，近年每逢港鐵出事，無論事情是大是小，大眾怨氣準會立時爆發。

近日古箏女生被逐，結他男生被逗，明顯正是集體不滿情緒的最新燃料。被交通工具惹怒，看似是「小事化大」、「任何事都搞群眾式鬥爭」？大概葉國謙太善忘， 1966 年導致全九龍騷動的， 也不過是天星小輪加價五仙罷了。百姓對交通工具的恨，如星星之火，足以燎原。

作為生活空間，近年的港鐵同樣教人慘不忍睹。對於家住市區的香港人來說，過去幾年的分別或許不算明顯，可能是人多了，空位少了，但除此以外沒大不了。但對於家住東鐵沿線的乘客而言，生活空間被壓縮的慘事，卻是每日上演——我的上水朋友時常自嘲，每早乘地鐵上班，時而有種身處貨卡的錯覺。毫無疑問，這正是大眾愈來愈痛恨港鐵的另一原因。

我們為古箏女生和持棍老人抱打不平，表面上是由於他們處境可憐， 「唔知之後搭咩車好」，但更重要的，是因為大家眼見過太多更大件的貨物、太多更面目可憎的乘客。我們恨的，不單是港鐵的雙重標準、執法不公，更加是這種處事手法、欺善怕惡的態度最終帶來的惡果——香港平民的生活空間大受擠壓，日常出入有若身處貨卡。若說政策過分側重內地利益的港府，乃如今港人感到家園被入侵的兇手，那麼執法不力，容讓中港矛盾隨時上演的港鐵，恐怕也算得上是幫兇之一。

而許多人未曾察覺的是，近年港鐵還成為了大社會的小縮影。何謂縮影？入閘後的「小社會」，跟入閘前、你我身處的香港社會，竟然愈來愈相似——管理上，它由「積極不干預」變成「適度有為」（ 於是致力提醒乘客「小心腳趾」、「緊記排隊」、「切勿衝門」）；執法上，它的職員跟香港警察一樣權威行先（ 「我根據港鐵附例執法」）、道理（或地契）殿後，有些時候甚至會重蹈覆蹈，跟警方一樣犯下欺善怕惡、執法不公、雙重標準的毛病。

至那麼，身穿黃色制服的港鐵職員，為何會愈來愈像警察？港鐵管理層的處事作風，又怎麼愈來愈向政府靠攏？這恐怕不是三言兩言能夠解釋。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大眾今天恨港鐵，絕非源於對個別小事的不滿，而是對整個「港鐵社會」的不信任。

這股不滿浪潮，絕對不是港鐵多賣幾次廣告，多派幾次小恩小惠，就可以消除得到。正如百姓對政府的忿恨、籠罩於我城上空的陰霾，多燦爛的國慶煙花同樣遮蔽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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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like的藝術

周三早上，Facebook 總裁Mark Zuckerberg 公布正在研發（類似）Dislike 的按鈕。一項小小的新功能，卻引來大小媒體爭相報道，態度之雀躍，就彷彿即將面世的乃媲美燈泡和電話的驚天發明。

坦白說，對於這個不少人引頸以待的按鈕，我其實沒太大感覺。原因很簡單：如此時代，如此香港，有沒有一個拇指向下的按鈕，或許無關痛癢；面對每天在耳邊打轉的高官謬論、惡俗玩意，香港人該如何表達，甚至應否表達dislike？恐怕才是當下你我急需思考的大問題。

媒體對小小的dislike 按鈕嚴陣以待，也不是無的放矢。畢竟十年之前，又有誰能料到一個微不足道拇指按鈕，竟會為世界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

這改變放在香港人身上，似乎尤其明顯。

一直以來，香港社會上最多人舉起的指頭，不是拇指，而是尾指（甚或中指）；言談之間，大家少談「我最喜愛」，多講「最衰都係」；就算偶然說句I like it，半秒後也要緊接着but 字，然後蹙起眼眉，裝作專家，大肆批評。這裏不是正能量永遠滿瀉的西方社會，香港大眾從來不是善男信女，Like 更加從來不是香港文化一部分。

過去十年，Facebook 的小小按鈕，卻似乎改變了香港人亂豎中指、口出狂言的壞習慣。如今每天攀爬上網，我們已經習慣以like 代替說話——親戚生日，我們身動動指頭，送上祝賀；好友結婚，我們舉起拇指，祝福白頭。為了換取朋友讚好，大家甚至開始不自覺地多講合宜說話，少作無謂呻吟；多跟寵物（還有美食、小孩）合照，少以真面目示人。於是翻開香港人的面書，一個只有like 的世界，表面看來，多麼美好。

但不過是表面而已。經過多年練習，香港百姓早已習慣如何在一個只有like 的世界裏， 表達dislike——身邊朋友家人患病，已經很少人蠢得衝前，盲目讚好；三歲難民伏屍沙灘，我們自動自覺，以留言「RIP」代替拇指。就算Mark Zuckerberg不打算研發dislike 按鈕，香港人亦老早自行摸索，發明一套應對不幸、流露哀愁的習慣。

剛過去的一星期，香港人捧着自行研發的dislike按鈕，大力按動。走在街上，翻閱媒體，不難察覺群眾之間的兩股dislike 浪潮。

第一浪由「特首超然論」觸發。上周六，張曉明在論壇致辭指出，不管回歸前後，香港皆非三權分立，而特首梁振英的法律地位，更是超然於行政、立法和司法之上。言論一出，全港嘩然。很多人之所以情緒激動，破口大罵，都並非因為擔憂香港法治受損、價值崩壞；而是痛恨張曉明口吐狂言，漠視現况，甚至為講而講。中聯辦主任的胡言亂語，教特首飄然，也令香港有腦之人立場一致，一同dislike。

超然論+ 女子組合dislike 浪潮

另一股浪潮的源頭，則是一段四人女子組合的歌舞片段。連日在網上瘋傳的表演，短短四分鐘，卻令人留下深刻（負面）印象，不論舞姿、歌聲、化妝、服飾，以至字幕，全部錯得離譜，引人側目。於是萬千網民半掩著臉，強忍耳痛，把歌曲聽完一次又一次，然後寫下恥笑語句，將之捧為「香港流行樂壇又一經典（ 繼天堂鳥後）」，在朋友之間奔走相告，人人捧腹大笑，個個花生亂投。

facebook 有沒有dislike 的按鈕，顯然無損香港人的興致。聽到高官超然謬論，看到四女惡俗表演，大家習慣無視拇指，邊鬧邊睇，甚至邊睇邊傳。

毫無疑問，這是長久以來香港大眾於網上表達dislike 的最常見方法。

網上謾罵恥笑， 有用嗎？

但近年愈來愈多人開始醒覺：這套方法究竟有沒有值得質疑的地方？要表達對某些言論（如「明張目膽」）的厭惡及不屑，在網上謾罵恥笑以外，我們還有沒有別的發洩方式？這些疑問大多並非發自道德的反省，而是出於實際的考慮——因為一窩蜂的聲討與訕笑，未必換來大家希望見到的結果。

就以「超然論」為例。原本不過是一位官員的狂言亂語（甚至是舊調重彈），卻因引起公眾激烈迴響，而連日在社會輿論重地反覆發酵。連日來社運領袖、泛民議員、人大代表、昔日高官，甚至首席法官，逐一露面以回應「超然偉論」；梁振英、袁國強、譚志源也厚着臉皮，連番解畫。

一句廢話最終竟能擾攘一周，不少港人的內心，比特首辦助理處長黎日正更加難受。

面對令人反胃的萬千世事， 如什麼時候應該dislike，什麼時候應該冷淡處理？這是香港有心人需要思考的問題。有些情况比較容易處理——「超然論」踐踏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事關重大；張曉明是中央駐港的最高級官員，他的一言一語絕對不止代表個人立場……因此我們需要不厭其煩，表達dislike。為了重申香港獨有價值，我們甚至應該模仿馬道立企硬立場，學習任建峰勤寫文章。要抵住赤化洪流、官員謬論，香港公民人人有責。

然而若擺在眼前的，不過是一條無關痛癢的歌舞短片？那鐵定是另一回事。經過大眾以及媒體接力宣傳過後，四女的歌舞片段已有超過一百萬人次欣賞。負責監製此歌的創作人接受媒體訪問時慨嘆，這首歌「騎呢才多人留意」，反觀網上很多獨立樂隊用心創作，炮製優秀作品， 「為什麼大家不去聽？」

作為聽眾，你或會反駁：喜歡欣賞甚至分享騎呢事物，本來就是人之常情。媒體煽風，聽眾願鬧，組合願捱，環環緊扣，你情我願，似乎影響不了什麼。這或許沒錯，但流行創作以至大眾媒體的操作往往與市場息息相關，大家今天的訕笑聲，或許明天就成為了更多惡俗作品推出市面的誘因。

壞品味的惡性循環

試想像你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創作人。本來為了讓更多的觀眾看見自己的作品，最正路的方法是默默耕耘，多作磨練，期望炮製真正優秀的傑作，受媒體青睞，獲觀眾欣賞；但如今遊戲規則已然扭曲，作為創作人，眼見傳媒、大眾最熱中討論的乃是騎呢作品，你會怎樣想？是繼續被動地期待「好歌有好報」，還是轉身走上那條最低成本的捷徑，極速竄紅？當然，後者最初或引來謾罵嘲笑，但大眾向來善忘，要洗底又有多難？

結果，大家今天對壞品味的dislike，他日卻換來更多惡俗劣作、更多令人dislike 的作品。這個惡性循環，恐怕比女生的拙嫩舞步、短片的製作粗疏，更加可笑，也更加可悲。

面對如此時代、如此香港、如此媒體， 如何dislike、應否dislike，恐怕才是當下你我急需思考的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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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韻詩與毛記——烏雲裏有曙光

上星期，何韻詩在伊館舉行一連六場「十八種香港」演唱會，我夾在一眾「香港兒女」（鄧小宇語）中間欣賞演出，結果全程又喊又笑，五臟六腑不停翻滾。完場以後，盤點心情，竟發現自己鬆了一口氣。說來慚愧。我素來喜歡香港流行文化，但過去半年只看過一次演唱會——且是老氣橫秋的「顧嘉煇榮休演唱會」。那夜在紅館，我一邊欣賞鄭少秋、汪明荃、葉麗儀等「Sunday 靚聲王」唱出一首首經典金曲，一邊發現，當下香港流行文化頭頂原來有兩舊烏雲，正在打轉。

名叫「大台」和「時代」的烏雲第一片烏雲，名叫「大台」。以往港式流行之所以流行，甚至被擺上神枱，奉為經典，背後都有大台撐腰。顧嘉煇演唱會一播起陳年劇集片段，觀眾就雙眼發光，感動流涕；電視主題曲前奏一響，大家感情就來，隨即合唱……很明顯，沒有無綫電視的日夜浸淫（或荼毒），這場騷肯定不會全場爆滿。流行文化的大台，如無綫、商台，正有這種魔力。

可是近年大台老化。無綫成年輕人笑柄，早是老生常談；但連自命青春的商台辦起年度搞笑大騷，台上娛賓的七位明星幾乎全部年過四十，卻令人始料不及。同時，在這個講求靈活生產、快速反應的新時代，大台的商業取態（不能得失廣告商）、其文化生產線的繁複架構，以至它跟其他大台（如唱片公司）千絲萬縷的關係，又注定令它跟「靈活」二字扯不上關係。曾經叱咤一時的大台，對新一代的影響今天在衰減；昔日依賴大台生產流行文化的必勝方程式，如今舉步維艱。

第二片烏雲，名叫「時代」。香港流行文化（曾經）令人笑中有淚，全因它能夠切中時代，挑撥情感。這並不是說，每件流行作品都要（像《撐起雨傘》）背負責任，宣講政治，改寫歷史。但大眾心情往往被時代氛圍所牽扯，流行文化要俘虜百姓芳心，必須足夠敏感，抓得住平民脈搏、你我心事。

流行文化　要游走於個人與社會間
尤其身處如此時代。雨傘運動落幕以後，社會百姓普遍身心俱疲。大家不致討厭政治，但內心仍有萬語千言，尚待整理。流行文化要重新介入，很難流於純粹娛樂的層面（回憶掛帥的《羅生門》或是例外），反之要在個人與社會之間適當游走，炮製出雅俗共賞、令人時而拍掌時而落淚的全新產品。老實說，又談何容易？

頭上有密雲的流行標誌，就如何韻詩。以往她有大唱片公司蔭庇，要派歌賣碟做訪問搞演唱會，既有人打點安排，亦有大台宣傳，將生產線上的作品推到大眾耳中。但傘開以後，她變身獨立歌手，跟不同大台關係疏遠，大小事情更要親力親為一腳踢；同時間，她又要面對時代敲門、歌迷期許：雨傘洗禮後，她的音樂會往哪裏去？能否摸到脈搏，喚醒集體心碎的同路人嗎？今年的何韻詩，有如流行文化的新人，由零開始。

是有種人敢於舞台明志

六晚的演唱會，結果成為這位新人對烏雲作出的回應。大台（以及相關的商業贊助）沒有了，她專注於伊館的細台，跟志同道合的伙記由最微小的社區開始做起，落手落腳，靈活應變，善用網絡，口耳相傳。最終，沒錢買起紅隧廣告板作宣傳的「十八種香港」，依然一票難求。

演唱會舞台也成了何韻詩訴說時代，甚至藉此明志的地方。開場時她混入觀眾席上放聲高歌，表明自己既是「光照萬民」的流行標誌，又是深入群眾的「人民甜心」；何韻詩出道作品多屬情歌，但少談兒女私情、多講社會時代的這場騷，她少唱《化蝶》，多唱《是有種人》，甚至刻意將《沙》配上MichaelWolf 鏡頭下的密集樓景，將情人密語顛覆，變成對荒謬社會的控訴。

眼下香港的百姓心事，亦在舞台上若隱若現：《美麗新香港》的編曲，刻意插入《東方之珠》、《鐵塔凌雲》和英國國歌的旋律，拼湊出平民百姓因「光榮之家」崩壞和淪落而生的哀愁；由兩代佔領者唱出的《世界變了樣》，以及結尾何韻詩自彈自唱的Dear Mr.President，更是台上歌者代表廣大百姓向當權者所發出，既溫柔又暴烈的時代吶喊。

毋須看大台面色，事事親力親為；回應時代大小事，深入群眾高歌……毫無疑問，何韻詩作為「新人」，她的演唱會是對（自以為）烏雲密佈的香港流行文化，一次當頭棒喝。

呼應時代用絕望換回歡笑今年香港流行文化的另一新人，亦有在六場演唱會上現身。它的名字，名叫「毛記電視」。

「毛記電視」是由《黑紙》、《100毛》班底創作的網絡電視平台，今年5月啟播，每日上載兩至三段短片，旨在諷刺時弊，娛樂大眾。聽起來不過爾爾，但三個月過去，這毛牌電視台的影響力卻是與日俱增。尤其是廿幾三十歲那一代，不少人每日追捧頭破血流的東方昇，參拜外表可愛的盤菜瑩子；《勁曲金曲》每周諷刺世情的改詞作品，如《亞視永恆》、《中東與綜》，大家甚至琅琅上口，背誦如流。

原本以山寨形式製作的網絡電視，甚至被搬上何韻詩演唱會的舞台，上演六場《勁曲金曲優秀選》，更大受現場觀眾歡迎。不算巨星的王宗堯、河國榮等一上台，觀眾就雙眼發光；惡搞金曲前奏一響，大家感情就來，隨即合唱……老實說，我有點意外。

跟許多（雙眼生在頭頂的）有識之士一樣，我最初對毛記電視無甚感覺，甚至認定它難敵烏雲：一方面，它只是網絡電視，受眾有限，就算引來青睞，也始終難敵「大台」；另一方面，身處如此「時代」，看似只懂抽水，流於搞笑，聊博一粲的它，怎看也玩不長久。

豈料在大台和時代的烏雲下，毛記電視卻走出另一條路。若說何韻詩的成功，在於能夠在大台以外另闢蹊徑，那毛記電視則更厲害，它看準年輕一代對大台的複雜感情，於是化作藤蔓，吸收大台養分，挪用無綫的節目（《星期三檔案》）、聲音（韋家晴）、藝員（如Joe Junior、河國榮、方健儀），進行二次創作。可以說，沒有曾經黃金的流行文化，沒有輝煌一時的無綫電視（甚至亞視），毛記電視根本不會存在。

毛記也在呼應時代。許多人以為它抽水成性，只懂翻炒政治笑話，偏偏這種玩法卻意外切中集體鬱悶的大眾需要。面對種種荒謬世情，年輕人不再追求呼天搶地式的情緒起伏，反而期望媒體消化世情，炮製甜點，用絕望換回歡笑。同時，毛記在抽水以外，亦有炮製正經八斗的時事短片，講愛護樹木、珍惜寵物……對於時代，這位新人無疑相當敏感；它能夠引來販夫走卒、傳播學者（馬傑偉）一同叫好，絕非偶然。

當然，何韻詩與毛記電視當下的成功，或許只是鏡花水月，難以長久。但兩位「新人」的作為，至少在告訴我們：香港流行文化可以如何適應時代轉變——以蠻勁、真誠和創意，在滿城密雲下露出一絲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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