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你個夢

對於「夢」，香港人向來態度曖昧。

有些時候，港人鄙視鹹魚，抬頭發夢：9A狀元為圓兒時夢想，毅然放棄會計師樓高薪厚職，改行當巴士司機，結果登上報章頭條，萬人讚好；自稱「超級夢想主義者」的大學生參與澳洲「絕世筍工」招聘比賽，網民口耳相傳，吶喊打氣；中七生黃翠如與三五知己接受《鏗鏘集》訪問，講夢想，談未來，14 年後片段廣泛流傳，網民得知受訪者最終堅持理想，感動流涕……有時，香港通街都是周星馳與黎瑞恩。

腳踏實地夢想冷感

不過香港人工時長、壓力大、睡不穩，對於「發夢」，很多時候都很陌生。於是9A狀元被揶揄「根本就玩玩吓」、「遲早實做九巴高層」；於是「筍工」大學生的背景（會考8A、就讀普林斯頓大學）被認為是贏在起跑線上；於是我有當藝術家的朋友長年被親戚詢問「幾時正正經經搵份（政府）工」。一直以來，香港人重現實，輕幻想；堅持雙腳不可離地，做人要負責任，於是照鏡時，常看見一條活生生的鹹魚。有時為夢想尖叫疾呼，有時用「發你個夢」擊退無謂幻想……對「夢」意見分歧，是香港特色。

個人夢想，要講世代。戰後出生的那一代人，碰上經濟起飛，機會遍地。他們要養活父母，改善一家幾口的物質生活，於是不問因由，拚命工作，謹慎遵守遊戲規則，竭力攀爬社會階梯。他們年輕時偶爾會發夢，但夢想對他們來說，始終是無法在人前宣之於口的奢侈品。那一代人犧牲了自己的夢想，結果換來子女與下一代人的安逸生活。這種「再見理想」的取態，本應在下一代重演——呂大樂說，戰後嬰兒為人父母後，自覺地「為孩子供應各種在競賽場地上適用的『武器』」，於是強迫他們學巴松管，跳芭蕾舞，將子女的選擇限制至「參與哪個（ 有用的） 興趣班」，結果這一代人繼續努力讀書，醉心考試，立志從商。香港人對個人夢想的冷感， 「得以」承傳。


文化薰陶追「個人夢」

但當9A 狀元與我們這代人離開學校，踏入社會以後，就開始不相信上述那一套。這些年來，我們被媒體及流行文化每天灌輸，追夢要趁早，做人要（真正的）快樂。我們發現，原來要實現夢想，不是沒有辦法，又碰巧遇上家庭負擔不算大（相較父母那輩而言），於是人人揚言在30 歲前開展working holiday，又或中途轉工，覓我理想。這一代人，重視個性，抗拒集體。（短期）做巴士司機、玩藝術、寫自傳、搞社企，都無所謂，最重要是「我自己」想點。對於「個人夢」，香港人的看法存在世代差異。

年長一輩聽「夢想」嘴藐，見「個人」皺眉， 不代表他們沒有夢。美國人將American Dream 寫進曲譜，掛在口邊。過去數十年間，香港人同樣集體發過不少夢。第一個夢，叫中國夢。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第一代人逃難來港，視香港為埠、自身為客，聽曲看戲，全部與內地有關，藉以排解故鄉之情。研究黃霑書房的吳俊雄說，對於廣為後世稱頌的《獅子山下》，霑叔個人其實無太大感覺；他更滿意的作品，名為《抉擇》，由林子祥主唱，歌詞首句就是「幾多往時夢，幾許心惆悵」。七十年代以前的香港人，沒有「家是香港」的概念，他們流離小城，卻實質眺望大地；奮鬥工作，建設門牆，為的是令香港「似那家鄉樣」，又「勝我舊家鄉」。香港人，曾經發過「中國夢」。

第二個夢，你我熟悉，名為「香港」。七十年代尾，社會政策成熟，普及文化抬頭，第二代人開始自覺大家「在獅子山下相遇上」，歡笑同步，悲哭同步，有責任為這個「家」做點事。結果大眾辛勤工作，半斤八両算是不錯，不然繼續低頭埋首，堅信有天熬出頭來。那個年頭，香港人個個頭腦發熱，手腳飛快；人人多看銀行紅簿，少理社會政事。如是者，集體發着「香港夢」的普羅百姓與社會攜手共對，邁步發展。這個「香港夢」色澤金黃，有聲有色，於是港人緬懷，高官愛講。數十年來，這兩個「集體夢」，並列拉扯，卻少有相干，直至八九六四。


中港夢交匯成六四夢

六四是兩個夢的交匯點。翻開舊報章，在當年的遊行隊伍中，《勇敢的中國人》與《我是中國人》的歌聲，以及「愛國無罪，民主萬歲」、「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等口號，不絕於耳。當時群眾情緒洶湧， 眼淚如泉，因為他們與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發着同一個中國夢。與此同時，香港人為六四激動，當中也夾雜過渡前對「香港夢」的憂戚與共——辛苦建立的家園會否在八年後被中國政府摧毀？香港持守的民主價值可否倒過來驅使中國改變，邁向公民社會？

那年六月，因為港人的兩個集體夢驅使，香港人在英皇道留下不少腳毛，和淚珠；往後的廿四年，因為六四夢，香港人在維園點過不少燭光，跟着李卓人與蔡耀昌的腔調喊過不少「平-反-八-九-民-運」的口號，從未間斷。

問題在於，如何傳承？六四屠城當年出生的，今年已經廿四歲。這幾年，六四晚會人數持續高企，論者歸因於年輕一輩響應號召，薪火相傳。這或許是事實，但我們更要留意，大部分年輕人不單未曾親身經歷六四，更從沒有發過上一代的兩種夢——他們多講個人，少理集體，放眼全體的愛國愛港論述，對他們並不適用；他們不懂唱《龍的傳人》，更不像父母長輩，對中國有種難離難捨的感情（ 「為何要愛國？」）；他們不再像上一代般受過渡的憂戚驅動，更沒有當年港人擔憂「唇亡齒寒」的迫切感。這幾年我和不少朋友盤坐維園，落力模仿蔡耀昌的哭腔，秉承華叔遺志發「六四夢」。我們心知此行有其必要，但離開維園，扔掉蠟燭，大家都不知道自己想點。


承傳六四靠多講多問

這一年，本土派猛烈抨擊支聯會的「愛國愛民」主題，並呼籲認同本土主義的香港人杯葛六四晚會，結果王丹痛心，李卓人無言。我聽見，在三分憂慮背後，倒有七分開懷。要將六四這個「陳年」夢想傳承下去，不單靠「元老」單向憶述當年，更有賴年輕人多聽多講多問——為何要愛國？不愛國，那為何要平反六四？悼念六四英魂為何要喊口號？選擇性跟支聯會喊，可不可以？為何要建設民主中國？如果中國要搞民主，應該參考哪個機制？這些問題，有的大逆不道，有的不過爾爾，但除了偏執堅持所有人用同一種方式、信仰看待六四，香港人（尤其上一代）是否應該另闢蹊徑，令六四精神得以承傳下去？

要將下一代對待六四的態度，由「發你個夢」過渡成「發我個夢」，這是一個不錯的討論契機。

刊於2013-05-26明報星期日生活．果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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