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電視迷，寫於 ViuTV 開台、港視敗訴的一天

今日是 4 月 6 日。香港的電視業發生兩件大事。一是 ViuTV 正式開台；二是港視（又）敗訴，「開台」兩個字，離王維基愈來愈遠。我倒想起了四日前的事。

4 月 2 日凌晨 12 時，我坐在客廳中央，全神貫注，盯著眼前電視機。聽過羅霖代表亞視遺下的臨終矚咐（「應該都要獨立」）後，我捧腹大笑了好一會，然後深深嘆了一口氣。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我（對著電視）自言自語。

定一定神，用指頭按動遙按器，重新搜台。幾秒後，亞視不見了，但 ViuTV 於 99 台出現了。我連忙轉台，看到螢幕右上角那大大的 ViuTV 標誌，有點驚喜。此後半小時，我坐在客廳中央，全神貫注，盯著眼前電視機，為著新電視台的創意（《跟著矛盾去旅行》）、美女（Angela Yuen）而雙眼發光，摩拳擦掌。亞視之死？早已拋諸腦後。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貪新忘舊的香港人。我（對著鏡子）自言自語。

比我更貪新，更忘舊的香港人，相信還多著。自從 ViuTV 宣布 4 月 6 日開台，並推出一連串節目宣傳片，愈來愈多人對這間新電視台翹首以待 — 有人為「波蘭蜜友」的微笑、耳語、番梘而浮想聯翩，笑不攏嘴；有人自備水煲和柴火，準備投入《太陽的後裔》熱潮。兩年前港視失牌，大家既為王維基不值，又明言對另外兩家獲牌的新台不予厚望。如今 ViuTV 開台在即，大家調轉槍頭，心繫新台，遺忘維基，甚至察覺不到連 HKTV 的 facebook page 亦已正式易名為 HKTVMall。港視（又）敗訴？大家已經無乜反應了 — 又或者，已經不知如何反應。

香港人如你如我，一樣現實。

時代的終結？電視真開始

而我有興趣深究的是，如今 ViuTV 開台，除了第一萬次證明「貪新忘舊」是香港人本性以外，究竟還代表什麼？有什麼啟示？ViuTV 的說法直接得很：這是「電視真開始」。

為何是「開始」？因為他們希望顛覆多年來香港人對電視的既有理解。 ViuTV 宣布開台的發布會播放了一段宣傳片，片中借用幾位老人家的聲音，勾勒香港大眾對電視的慣常想法：「睇電視最緊要就係睇劇」、「最好買晒外面的大製作返來播啦」、「新電視台當然要有電視大樓」、「挖埋識做戲的藝人過來」、「要成為大台」。係囉，係囉，這也是香港大眾的疑問。

假如你將以往理解香港電視台的框架，套在 ViuTV 身上，很抱歉，今日起你很可能要失望了。因為這家新電視台似乎無意遵照以往（無論無綫或港視都信奉的）方程式。從 ViuTV 近月的宣傳，以及該台管理層接受訪問時的言論，我們可歸納出新台的三點理念：

一、實况電視。

香港觀眾一直喜歡煲劇。多年來港式劇集之所以膾炙人口，甚至令你喘氣，教我肉緊，全因大眾能夠從公仔箱的戲劇裏窺見現實。程燦乞人憎，因為大家討厭新移民；方展博討人喜歡，因為他有種打不死的香港精神。ViuTV 的說法卻是，「最有戲劇性的不是戲劇，而是現實生活」，甚至講明公仔箱的年代已經過去，如今他們要「用真人演出人生」。

因此，新電視台將會少製作本地劇集，多做實况電視，比如各類型的旅遊節目（《跟著矛盾去旅行》）、五花八門的真人騷（《G1 格鬥會》、《煮吧！換咗我阿媽》）。在觀眾眼前演出的人物，不再是花旦、小生、明星、「偽人」，而是存在於現實生活的真人（又或努力扮真人的藝人）。ViuTV 聲言，這些真人將會比以往電視劇的人物，更有人性，更多矛盾，更加吸引。ViuTV 的發音跟「Real TV」相近，又強調電視「真」開始，都絕非巧合。

二、開放平台。

拜TVB多年孜孜不倦的教導（或荼毒）所賜，香港百姓向來將電視與「大」字畫上等號。我們認為電視台要生存，就要討好大眾（例如師奶）；我們相信電視台的存在就是要成為大台，建立王國。而要成為大台，吸引大眾，電視台就要覓巨星，做大騷，逼高收視。至於ViuTV ，卻不欲遵照這遊戲規則，甚至直言「電視不再是一個王國」，而是「一塊無垠的創意板塊」。

即是什麼？魯庭暉曾稱，新電視台會是一個開放平台，不會進行大型挖角或採用固定藝員，他們反而希望鼓勵小型創作，人才流動。於是，在宣傳片中我們看不見大眾明星，卻找到板塊領袖（如林日曦、龍小菌、邵音音、蔣元秋）的蹤影。也於是，平台上眾生平等，大台明星（如林保怡）仍有位置，但網絡紅人一樣受到重視（而非像《網絡挑機》一樣，被視為入侵者、挑戰者，甚或騎呢怪）。

三、接軌世界。

從前，香港電視就是香港故事。大眾打開電視，不單接收娛樂，還得以窺見「香港人」如何生活，因何而喜，為甚而悲。那麼多年來，大家對「本地電視」不離不棄，心存希冀，很多時候都不過於「本地」與「電視」之間那道似有還無的牽絆。

ViuTV 卻主張與世界接軌，還表明「我們的創作屬於香港，但不止於香港」。從魯庭暉的發言聽來，他們不希望單純做一間本土的山寨廠，而是期望立足本土，結連世界。所以，他們聲稱會引入一流外國節目（如《太陽的後裔》），提供高質素的選擇；並嘗試努力製作自家作品，將本土創意結晶輸出全球。

於是，在開台日的今天打開 ViuTV，你也未必會看到香港人的臉孔。節目表上，更多的是為數不少的外購節目。

電視世界三趨勢

以上三點，基本上跟香港人多年來（由 TVB 孕育出來）的電視觀，格格不入。但從媒體研究的角度來看，它們又正正符合當下電視世界的三大趨勢。

一、真人化。很久以前，全世界的電視台都以戲劇掛帥，但隨着九十年代英美有線電視的興起，各家電視台由於競爭激烈，開始發展 reality TV 的類型，與傳統戲劇相比，它成本較低，亦容易有新鮮感。此後十多年，各類型的實况節目，無論是資訊娛樂節目（infotainment）、真實肥皂劇（docusoap）、遊戲真人騷（reality gameshows），都大行其道，風靡全球。

二、分流化。在網絡年代，資訊爆炸，媒體如細胞分裂。昔日的「大」字是電視媒介生存的不二法門，但今天它開始成為負累。在競爭劇烈加上對手眾多的環境下，如今電視台有的繼續炮製驚天大騷、台慶巨獻，但更多的卻在摸索小眾口味，希望吸引一班臭味相投的觀眾。

三、全球化。媒體愈來愈多，本土的觀眾人口卻來來去去都差不多。因此，全世界的電視台都要學習全球化的遊戲，有的地方處於文化弱勢，唯有從外地買入適合的大熱節目，有的國家身處強勢，於是不停將創意燈泡，變成可以被複製到世界各地的賺錢商品。

這時候，你或許會問：哪一套電視觀才是合適的？是以往大家抱持的一套？還是今天漫延全球哪一套？

這無關對錯。作為香港的電視迷，我會如此理解：兩年前香港電視（HKTV）既挖角，又瘋狂拍劇，為的是牽起是一場香港式的電視革命。那場（最終沒有發生的）革命，無論內容和理念，均脗合長久以來香港人的電視觀，因此成功獲得大眾毫無保留的瞓身支持。如今開台在即的 ViuTV，走的卻明顯是另一路線：它試圖切入全球電視的大趨勢，掀起截然不同的另類電視革命。就如魯庭暉早前所言，ViuTV 要做的，是「無綫唔捨得做的東西」。

香港觀眾有福了

從娛樂的層面來看，這鐵定是廣大香港觀眾的福氣。起碼由 4 月 6 日起，大家所能享受的電視娛樂，將較一台獨大的年代，豐富得多。以下不是廣告：不想看楊怡的觀眾，今天起可轉台看宋慧喬；不想再跟朱千雪第七十四次穿越時空的觀眾，終於可以跟著矛盾去旅行。如是者，我們甚至可以預期，不少曾對香港電視台失望而轉投外國綜藝節目（如韓國《無限挑戰》）的觀眾，可能對 ViuTV 的路線有所感覺，因而回流。起碼，望返幾眼。

但請記住，這僅限「娛樂」的層面。

需知道，追溯歷史，香港的電視之所以有趣，甚至令販夫走卒與大學教授，一同心動，全因它不單是平民娛樂，更意外地訴說香港故事，成就本土文化。這個意外是怎樣煉成的？專研電視的學者馬傑偉會告訴你，是《網中人》、《獅子山下》、《大時代》的功勞。換言之，答案是三個字：電視劇。而王維基，之所以執著於拍劇，同因深明此道。早兩星期他仍公開稱，香港如不想喪失自己的文化、思想，電視劇製作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香港觀眾的不幸

偏偏這一部分，ViuTV 並不重視（他們會拍劇，但是有限量製作）。而 TVB……眾所周知，只會繼續拍多幾十萬集《愛回家》，外頭花紙或有不同（如《八時入席》），但意識形態一樣守舊。

從文化的層面來看，這鐵定是廣大香港觀眾的不幸。

因此，今天我心情矛盾 — 這邊廂 ViuTV 正式開台，大家終於可與「電視娛樂」四個大字重拾舊歡；但那邊廂，港視跟政府的官司再敗訴，意味著該台命運，以及王維基意欲振興創意工業、香港文化的大計，再度懸於一線。我快樂，我不快樂。

ViuTV 開台，大家肯定雀躍非常。如無意外，今天過後，不少人將會熱烈討論長毛與主席之間的情誼。但在興奮看著「波蘭蜜友」帶著香蕉和番梘去旅行的同時，也請大家勿輕易將 HKTV （像亞視一樣）拋諸腦後。沒錯，貪新忘舊是香港人的天性，但別忘記，鋤強扶弱從來都是我們的拿手好戲。

今天起，這無疑一個新電視年代。但我們不用滿足於此。

香港人值得更百花齊放的電視，以及既能娛樂，又有文化的，燦爛電視時代。


（刊於《立場新聞》。部分內容改寫自《電視真開始？一個時代的終結》，載於 2015 年 10 月 25 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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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出日落同步上演

今年四月一日，香港人很忙。對流行文化有點感覺的香港人，更忙。

這一天，有人整天哼唱哥哥的歌，慨嘆十三年前發生的天大玩笑；有人晚上聽明哥演唱，慶幸當下香港仍有堅持「唱之有物」的歌手。下班趕路的平民百姓中，有的堅信「在世間遮風擋雨有一種愛」，於是愛回家收看大結局；有的懶理大台，走入群眾，欣賞《十年》社區放映，為我城命運憂戚與共。深夜時分，有人緊盯熒幕，為亞視永恆不再而感慨（同時忍笑）；也有人趁完熱鬧，連忙轉台，為ViuTV的預告片雙眼發光，摩拳擦掌。

借用杜汶澤的說法，這天上映的，無疑是一幕「日出、日落同時出現的奇景」。

「香港流行文化日薄西山」，這些年來，人人掛在口邊。說話的人，更通常附送幾點理據。第一，明星失蹤、大師不再。2003年以後，哥哥殞落，梅姐遠去，香港人失去最閃亮的兩顆巨星，剩下來的，有的被歲月催老，有的自行磨滅星光（例如與王晶為伍），加上此後娛樂工業再炮製不了巨星，自此每年四月一日大家哼着「誰能代替你地位」的時候，追悼痛惜的既是張國榮，又是「明星」的身影。

作風因循 價值守舊

另一理據是大台崩壞。流行文化經由大眾媒介協力傳播，但眾所周知，近年香港的大眾媒介作風因循，價值守舊，時常把屁股和腦袋交換位置。譬如每晚有百幾萬人準時收看的《愛．回家》，多年來堅守「成人版教育電視」的原則，致力維護正規，守住道統，跟咸豐年間的《真情》一樣（甚至較之更直白），務求令觀眾視「最寶貝的留在家中」為人生唯一教條。當然電視可以講家庭，但為何數百個小時亦只能容納一套價值、一種想像、一種話題？主宰意識，灌輸價值，是大台的威力（或遺害）。

作為大台，亞視的例子更嚇人。有的大台（如無綫）會作自我審查，任由傳統價值約束主宰，有的媒體（如亞視）更加在資本社會的操作原則下，永遠會被金錢的氣味牽着鼻子走。資本顏色決定媒介立場，老闆心情影響員工生計。亞視當日的淪落、今天的衰亡，正告誡全港市民﹕在大陸洪流渲染下，任何大台都有可能如亞視一樣，由魚樂無窮變成私家泳池，結果化成一潭死水。屬於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可以忽爾熄機，從此靜如深海。

明星怵然消逝，大台作繭自綁，媒介染紅淪落……流行文化日落黃昏之說，明顯不是危言聳聽。但問題是日落以後，又該怎樣走下去？觀眾們應該從此割蓆，順道挖眼？創作人應該再造明星，重建大台？四月一日，太陽下山，然後我們似乎看到新的可能。

當晚《十年》進行社區放映。電影題材敏感，上畫時雖迴響巨大，票房報捷，但落畫以要繼續發揮影響力，靠的就不能再是大眾媒介。於是幕後團隊選擇了「公民社會」四個大字，先走入院校播放，後聯絡各式各樣的民間團體——教會、社區組織、小店、劇團、傘後組織，在社區遍地開花。一夜之間，天橋底、教會禮堂和工廈天台，全部換上銀幕，同步直播。搞社區放映需要發電機，但發電機要錢，怎麼辦？不少公民團體又沿用近年流行的眾籌模式，高舉「隨緣樂助」招牌，讓平民百姓自行掏錢，搭建社區大台。

這無疑是新的可能、新的想像。以往香港人要享受流行娛樂，誓必先看大台面色。這邊廂，劇集大結局乃城中大事，港姐選美足以令全港停頓，但與此同時，無綫播放千年如一日的《愛回家》式膠劇，市民大眾一樣被迫照單全收，面不改容。如今，《十年》放映盛况告訴我們，觀眾的選擇其實不限於「轉不轉台」，還可以遠離客廳，繞過大眾媒介，走入公民社會，連結社區，聚集群眾，重新搭台。

周五晚上，各間「社區戲院」的觀眾，之所以願意擠在石屎地上觀影，甚至連坐在喇叭旁、屏幕後，都在所不惜，為的顯然不單是一齣《十年》，而是對社區對娛樂的一次重新想像。

在流行文化日落日出之間，觀眾需要重新想像，跳出框架，藝人也要思考自身，摸索出路。就在幾千人分散各區為《十年》全神貫注之時，黃耀明於旺角舞台上現身演出。兩年前明哥在紅館開騷，我也在場。兩年後世界大變，而明哥不變，結果他離開唱片公司，遠離主流，也告別大台。這一夜，他在容納二千觀眾的麥花臣場館，重新出發。

演唱會以「美麗的呼聲」為名，表面訴說亞視故事，重唱麗的金曲，實質卻一如（明哥、達明一派、人山人海的）以往，影像狂舞，符號亂墮。作為觀眾，必須做好心理準備，這不僅是《Sunday靚聲王》式的懷舊金曲之夜。若要聽出弦外之音，既要傾聽流聲，細嚼歌詞，又要定睛熒幕，解構符號。

流行明星逐漸與社會脫軌，已是老生常談。但是夜黃耀明卻示範如何以流行文化與百姓同呼同吸﹕正氣凜然的《大丈夫》，與熒幕上警暴受害人影像同步出現，對比強烈；梁振英、林鄭等建制高官的拭淚場面，配上《鱷魚淚》，「什麼意義什麼意義」歌詞，化成對政壇大鱷的控訴；還有唱《浴血太平山》時投映的「雞蛋撼高牆」意象，以及《大內群英》的魚缸染紅場面……「要勇氣來做決定」的是誰？「道道刀光見暴戾」的又是誰？全場觀眾莫不心領神會。

老實回望 重構經典

黃耀明也告訴當下觀眾，如何應對流行文化的黑夜。面對亞視告終、時代終結，他拒絕單純抽水恥笑，反而帶觀眾老實回望，重構經典。就如同香港流行文化無數歷史碎片，亞視不是毫無價值的泥頭，而是曾經炮製經典，孕育明星（如張國榮），以至大師（如黎小田）的珍貴土壤。

我們今天認定香港明星沒落，大師失蹤，但對埋藏於昨日歷史的明星與大師，我們又認識多少？於日落與日出之間，流行文化既要如《十年》團隊般，想像將來，刻劃前路，也要學效明哥，繼承歷史，汲取教訓，唱之有物，獨立前行。對，流行文化「應該都要獨立」。

四月一日香港人很忙。唯望這是日落，亦是日出。黑夜過後，太陽升起，對流行文化有感覺的香港人，繼續有感覺，繼續忙下去。

（原文載於2016年4月3日《明報》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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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力申、鄧麗欣分手，你為何感觸？

我替李慧琼不值。周四早上，她辭去行會成員一職，分手舉動本應是全城焦點。只是兩小時後，方力申、鄧麗欣結束十年情消息一出，平民百姓馬上轉移視線。三十歲前後的一代人，反應尤其劇烈。比較理性的朋友說，為此她呆了足足兩分鐘（並懷疑葉念琛是否有新戲上畫）；向來感性的友人聲稱，自己哭了整整半句鐘（並揚言不再相信愛情）。

為方力申、鄧麗欣分手而失控痛哭？我無法理解。毫無疑問，在媒體吹捧下，這對「金童玉女」看來相當合襯，然而誰都知道，兩人出道十多年來，無論演技、唱功，抑或語文水平，都相當「驚人」，算不上什麼大明星。香港人對男歡女愛經驗豐富，離合散聚，視之等閒，又何以為素未謀面的小明星分手而惋惜，甚或嚎哭？

對此，娛記的答案是「集體回憶」——因為兩人是大家的集體回憶，所以分手消息就引來集體驚呼。聽起來多麼合理。然而何謂集體回憶？為何偏偏是方力申與鄧麗欣？更重要是，集體回憶怎麼會牽扯個人情感？這些問題，我有興趣解答。

不如由私家回憶說起。在此懺悔，十多年前我曾喜歡過Cookies（以及Stephy），她們多張唱片（及隨碟附送的海報）至今仍收藏在抽屜深處。事隔多年，我仍記得鄧麗欣成長於屯門大興邨，難忘她與方力申於《好心好報》MV裏隔着玻璃接吻引起的哄動。他倆主演（及訂情）的《獨家試愛》，我當然看過不止一次。

當年的「集體撞邪」

坦白說，要公開承認以上這些事，我其實鼓起了三百分勇氣。現在每次執屋看到那堆唱片，我必定狂打冷震，然後質問自己﹕當日為何會買得落手？是否撞邪？如今回想，2000年代初期的香港流行音樂，縱然深受當時香港年輕人（如我）愛戴，但歌手唱功以至歌曲質素，卻是異常低迷。現在大家珍視「集體回憶」，可以說是當年「集體撞邪」的結果。

但世上沒有沒來由的撞邪。當年香港有一代人喜歡看Twins打側手翻，甚至認為方力申和鄧麗欣合唱幾好聽，現象是離奇，卻有時代根據。由九十年代末開始，香港樂壇逐漸倒退，唱片銷量急劇下跌，唱片公司生意愈來愈難做。因應時勢，流行音樂工業出現了兩種改變。

第一，工業放棄以出版唱片為單一目標，反而採用「360模式」（黃志淙語），全方位找商機。經濟不景，唱片公司為求生存，變身為多元化娛樂公司，這邊廂將金牌經理人身分（「多謝Paco」）發揚光大，為旗下藝人接拍廣告，開演唱會，賺盡一分一毫；那邊廂自組電影公司，以自家歌手擔當主角，開拓音樂以外的票房財路。分別於1999年和2003年成立的英皇娛樂和金牌娛樂，都是時代產物。

如此看來，方力申和鄧麗欣之所以成為眾人心目中的「金童玉女」，既因二人外表合襯，更因為金牌娛樂背後推波助瀾，見二人合唱大受歡迎，便乘勢開拍電影，由《獨家試愛》、《十分．愛》到《我的最愛》，全方位勸說香港大眾﹕他倆就是天生一對。

第二個轉變，是流行曲個人化。2000年代初期，唱片公司雖繼續製作音樂，但環境改變卻使他們變得謹慎。當時的歌曲，無論出自新晉組合（如Cookies），抑或主流歌手（古巨基），清一色以年輕人為對象，因為他們正是最願意消費流行的一群。年輕人關心什麼？當然是情愛之事。於是翻開當年大熱歌曲名單，首首都是情歌——以2004年歌曲為例，樂迷唱完《好好戀愛》後，成為《十六號愛人》；《擇日失戀》、《一拍兩散》後，當然《耿耿於懷》，最後危險得儼如《思覺失調》。

你會問，情歌不是流行曲典型嗎？是的，但重溫當年作品，不難發現全部儼如今天的鄺俊宇散文一樣，度身訂造，引起共鳴。按照中大教授馮應謙的說法，當時流行音樂正由大眾化走向個人化，在創作人心目中，歌曲不單要「好聽」，更要「好中」，「段段歌詞要寫得感動」；最好旋律簡單，歌詞淺白，樂迷容易代入，化身K歌之王，唱埋一份，消費感性。

上一代人消費流行音樂的方式，要不購買唱片，要不依賴大眾媒介，等待專業推介，受眾明顯被動。但踏入2000年代，新一代消費《好好戀愛》、《好心分手》等歌曲的渠道，卻跟以往截然不同﹕一方面互聯網大行其道，盜版流行，年輕人透過ICQ的shared folder以及WinMX等軟件，（非法）下載大量音樂，然後自由按照喜好，日播夜播；另一方面隨着連鎖卡拉OK店收費變得大眾化，大家蜂擁進入K房，緊握咪高峰，唱着彷彿為自己度身訂造的K歌。

度身訂造的感性消費

這是名副其實的感性消費。由這時起，樂迷的角色不若過往被動，反而更主動地消費流行，表達自我，訴說情感。在K房裏唱着《好心好報》的青春少艾，已經將歌者故事融合自身，「落力待你好得不到分數」的不僅是方力申，更是拿着咪高峰、塞着耳筒的你和我；「早知不應試愛」的，既是銀幕上的阿寶與阿華，也是戲院裏心情翻滾的每個觀眾。

這恐怕才是今天你我竟然會為方力申、鄧麗欣分手而感觸的原因。在唱片公司、電影公司的煽風點火，兩人身後牽連了一大串文化產品、記憶符號；而在傳播科技、消費習慣的改變驅使下，一代年輕人理所當然地將這些產品、符號，據為己用，投放私家感情，拉扯真實記憶。就算現在回想，這些歌曲、電影、明星質素如何不甚了了，但在時代的偶然挑撥下，我們卻切實付出了如假包換的真記憶、真感情。

事實上，那幾個年頭的流行曲，全部在這一代人心目中留下深刻烙印。例如去年《羅生門》之所以大熱，全因與前作《耿耿於懷》相互呼應，挑動記憶。而《耿耿於懷》的出生年份跟《好好戀愛》一樣，正是2004年。如今大家一聽「你最近還好嗎」和「完了吧如無意外」感覺便如泉湧，恐怕不是意外。

這段「集體撞邪」的日子，並不長久。由2006年起，唱片公司開始意識到觀眾對青春偶像、樣板K歌的愛戴，漸走下坡，以往的商業方程式必勝不再。此後幾年，樂壇開始推崇唱作世代，歌手們除了外貌，還要有才華；歌曲題材亦逐漸各類型的情歌，變成透過情歌介入社會（《囍帖街》），以至宣講哲理（《愛得太遲》）等不同方式。香港流行音樂的面貌，從此多番改變。

昔日的樂迷也每日長大，跟粵語流行曲的關係日漸疏離。然而，直至十年後的人日，大家依然樂於懷緬那段全情投入的「撞邪歲月」——Twins開騷，大家照舊搶飛，享受孖妹千年如一日的唱功；《羅生門》一出，大家笑着重溫《耿耿於懷》，拭淚回首有發生過的舊情事；《紀念日》上畫，大家爭着入場，咀嚼活地亞倫的犀利金句。

然後到了方力申、鄧麗欣分手，大家不能自控，感觸落淚——看似撞邪，卻有根有據。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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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吧！亞視

周五下午5時59分，人人全神貫注，目光緊盯電視熒幕，為的是見證歷史，欣賞傳聞中亞視的「最後一面」。秒針緩緩跳動，「五，四，三，二，一！」倒數完畢。結果，亞視沒有熄機也沒有飄雪。《六點鐘新聞》如常播放；女主播照舊面不改容，仿效鐵達尼號船長，念出電視台最新動向。

未幾，德勤發表聲明，稱已跟電視台投資者達成協議，司榮彬將提供800萬，向160名員工支付本月薪金，讓亞視營運至4月1日的牌照最後限期。所有準備大啖花生、見證歷史的香港人（包括我），唯有繼續練唱河國榮的首本名曲的那句歌詞「亞視會永遠都存在」，多等幾個星期。

「這幾天可能是我人生睇得亞視最多的日子……」友人有感而發。「那種感覺，有點像在醫院見證親人彌留。」

這番話，我很有感覺。過去幾星期，坊間屢屢傳來亞視「死訊」，因此作為電視迷，我一有空檔，準會打開亞視，緊貼最新「病情」，順道緬懷過去。跟病榻上的亞視交往的這段日子，我百感交集——有時為歲月流聲台的經典瑰寶（如《開心主流派》）而驚呼鼓掌，甚至感嘆這電視台曾帶來無數美好回憶；但更多時候，看着苟延殘喘的本港台繼續重播，死不瞑目，我的感覺相當反胃。當病人也放棄治療，身為旁人，我其實找不到半點眷戀的理由。

亞視死不足惜，基本上已成為香江萬家燈火的共識。縱然與亞視認識多年，儼如近親，但對於這行將就木的「親人」，香港人當下明顯沒太大感覺。它的彌留，稍為觸發好奇，促使香港大眾在茶餘飯後，圍於牀邊，摩拳擦掌——但亦僅此以已。除了大姐明、鮑起靜和劉錫賢，彷彿再沒有誰會為亞視的離去而內心翻滾。

這倒難怪。自2014年底欠薪開始，有關亞視倒閉的傳聞（以及鬧劇）不時出現。最初大眾還對事態發展有所期待，媒體也努力炮製專題，回溯歷史，專訪員工，試圖喚起記憶，挑動情緒。但隨着事情僵持不下，鬧劇反覆上演，香港人老早失去耐性。毛記電視《亞視永恆》的流行，除了因為歌詞惹笑、不停重播，更因為年輕一輩真心希望電視台早日結業，及早解脫。事到如今，面對一場事先張揚的命案，淚已流乾，話亦說盡，香港人對「親人」彌留無動於中，也是理所當然。

這星期亞視再次表演死裏逃生，但無可否認，它的性命終將於一個月內走到盡頭。過去幾天，呆站床前的我反而在思考﹕對於眼前這個「親人」，我們其實有多理解？我經歷過真正的親人離世，知道生者事後最懊惱的，往往是發現自己對先人不夠熟悉——他當年為何會移居香港？他一生最驕傲的事是什麼？身為子孫，我們可以全不知道。逝者已矣，也再沒有發問的機會。

對於亞視，我怕我同樣後悔。我怕我對亞視的認識，只流於《百萬富翁》收視高，以及《我和殭屍有個約會》好好睇。於是這幾天，努力翻書（鄭重推介「傘下的人」寫的《亞視永恆》），重新認識這個「親人」。結果發現，作為電視台，亞視有三大特點，值得你我繼續宣講，仔細發揚。
三大特點值得宣揚

一、大家庭。眾所周知，電視台是一間沒有噴煙的大工廠，廠內是講求效率的生產線，以及綁手綁腳的規章制度。但陶大宇卻形容，亞視員工和諧融洽，合作無間，跟無綫相比，是一間大機構和一個大家庭的分別。在亞視走紅的尹天照則回憶，當年電視台的「梳、化、服」都待他如親人，連煲了粥也預他一份，「由我籍籍無名去到成名的這段時間，就是這班可愛的家人為我構思形象，等我可以放心演出每一套劇。」

亞視台前幕後的家庭味道，更體現於「A記同學會」。這個與亞視官方無關的「民間團體」，每年召集數百名舊員工出席聚會，守望相助。去年聚會中適逢有前藝員的丈夫去世，陳啟泰於是在席間建議「同學們」慷慨解囊，江美儀亦立即上台呼籲，終為事主籌得數萬元。「原來我們亞洲電視的工作人員，大家都咁有人情味。」這是同學會召集人江美儀的感想。文化工廠也可以有人情味。

二、逆境波。在廣大觀眾眼中，亞視從來都是二奶的表表者，資源、人力、收視都長期不敵無綫。因此為了生存，它一直逼出十足潛能，發動創意，學用刀仔，鋸開大樹。多年來，亞視開創的先河，數之不盡：《百萬富翁》引入外國問答遊戲；《今日睇真啲》將香港個性灌注infotainment；《今夜不設防》測試道德禁區。創新之後又如何？當然是被無綫照辦煮碗，搶回收視，然後又等待另一次突圍。
以弱勝強 打出逆境波

這多少給電視工業帶來啟示。面對大台，要以弱勝強，打好每一場逆境波，最有效但亦最老套的方法，始終是創意——而不是先進器材、精細畫面。大台走過的路，毋須重複；他們一直不做的，反而可以努力探索。這星期ViuTV一系列實况節目的預告片陸續出爐，觀乎大家的反應，似乎頗有當年亞視以奇招搶奪眼球的姿態。

三、山寨廠。窮則變，變則通。亞視長年缺乏資源，辦不成大工廠，就只得認命做山寨廠，靈活變通。江美儀記得，為亞視拍旅遊節目的時候，工作人員經常只有導演、收音，以及出鏡的演員。沒有燈光師、編劇、助理，怎麼辦？當然是互相補位。演員拍完一個鏡頭，就站在旁邊舉反光板打光。拍了一整天，回酒店倒頭便睡？抱歉，演員還要兼顧寫稿度稿的工作，不然明天拍什麼？

誠然，這種山寨廠的玩法猶如雙面刃。譬如江美儀說，當年員工之間有句口頭禪，「亞視精神，做鬼死人」；杜汶澤更誇張，他在亞視初期有次飾演太監，戲服及帽都臭得厲害，脫下來看才發現帽裏寫有八十年代已故演員張瑛的名字，似乎很久沒洗過……粗疏、求其，也是山寨廠的特色。縱然如此，但這種亞視精神仍能提醒世人：要炮製流行，不一定要靠美輪美奐的生產線，「努力變通」和「做鬼死人」，才是不二法門。

坦白說，香港人的記憶向來跟《魚樂無窮》的金魚一樣短暫。早幾個月，我們還在為告別港視而傷感，現在媒體已急不及待，推出「新電視時代」專題；今天我們試圖懷緬一段名為「亞視」的歷史，明天大家已在期待梁國雄和曾鈺成怎樣跟着矛盾去波蘭。

浪奔浪流，亞視不會永恆，變幻才是永恆。但這不代表整理、盤點沒有意義。告別亞視，願有心的電視迷，毋忘歷史，袋好啟示，然後一同前行，探索新的電視。

文：阿果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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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周星馳

因為心繫旺角，因為家住新東，近來我和不少香港人一樣，茶飯不思，心緒不寧，啞口無言。置身紛擾世界，喧鬧至死，難免身心俱疲，情緒鬱悶。於是早幾晚獨自走到戲院，（猶豫良久後決定）看周星馳的《美人魚》。

踏出戲院，出乎意料地，心情竟然有點舒暢。

上一次看周星馳（不計年中無休的重溫），是三年前。當時同為新年檔期，《西遊．降魔篇》上畫，我手心冒汗，翹首以待，走入戲院，散場後卻和廣大觀眾一同哀鳴，爭先感嘆：周星馳不再是周星馳，他的作品裏頭，港味不再。

突然三年又過去。這次「周星馳」名字挾美人魚傳說，再現銀幕，縱然在內地創下票房紀錄（24.5 億人民幣），於香港也較王晶賣座得多，但坊間迴響並不算太多。最明顯的現象，是再沒有評論人握緊拳頭，仰天噴血，痛惜「周星星已死」，或慨嘆他不再「香港」——不是因為星仔回歸，而是幾年過去，大家早已習慣星爺遠離本土，邁向中華。簡單一句：他和王晶一樣，都變了。

「變」非純為商業計算

作為星迷， 我知道周星馳的「變」，從不是近年的事。第一次變，在於他不甘無止境地無厘頭，想在搞笑以外，增添哲理，於是拍下忠實星迷一生至愛的《西遊記》、《回魂夜》；第二次轉型，正值港產片無復風光，星爺本人靈感枯乾之時，周星馳既嘗試加重群戲，寫好劇本，說好故事（《喜劇之王》，又開始模糊時地，面向中華（《少林足球》），甚至直奔全球（《功夫》）；近幾年，面對內地市場，他第三次轉變，只導不演，着重特技，重寫民間傳奇。

周星馳的變，我不喜歡但能接受。因為跟王晶不同，他作出的變動，從來不是純粹的商業計算、一味逢迎，反之由《功夫》開始，我們知道白髮蒼蒼的星爺，正因應文化工業結構的轉向，在賺盡觀眾一分一毫以外，也矢志將更多自己鍾情的元素（像「如來神掌」）投入作品，同時堅持拍出來的，是一個有信息有質感的動人故事，而非胡亂堆砌明星、販賣回憶的音樂錄像，又或一碟冷飯。

就以新作為例。坦白說，《美人魚》談不上是一齣好電影。好些影評人（如翁子光）批評得沒錯，它品味不高，製作粗糙，美學嚇人，用力過度。散場後旁邊師奶的評語也中肯：頭半部笑位不好笑，甚至是王晶式硬滑稽，而電影對「情」字的拿捏，也如星爺本人以至他多年來執導作品一樣：拉牛上樹，缺乏醞釀，抓不着癢處。從哪個角度看來，《美人魚》的沙石，都比旺角街頭還要更多。

星味香港味老套味

但縱然如此，戲院大燈一亮，我仍然面露微笑——全因在銀幕和周星馳身上，我找到三件久違的物件。

一、星味。許多人說，沒有周星馳演出的周氏作品，沒有味道，我不同意。《美人魚》裏，星爺照舊缺席幕前，但無論戲中對白、笑話、角色（ 「如花」般的美人魚），全部熟口熟面，感覺親切。銀幕之上，哪怕是演員們嘴角那點白沫，都時刻喚起大眾的「周星馳記憶」。作為星迷，這種感覺我異常回味。

二、香港味。表面上，《美人魚》與香港毫不相干，甚至乎，電影以普通話收音，香港觀眾完全「唔夾口形」，有種被排除在外的感覺。然而，個半小時的電影裏，屬於香港的符號卻是若隱若現：配樂竟是經典本地電視劇金曲，海底爛船竟有繁體字霓虹燈牌，人魚村裏又竟有鄭少秋唱片。周星馳作品從不高深，我肯定他並非如廖偉棠猜想一樣，打算在暗黑童話注入「五味雜陳的香港隱喻」，也未必聽過盧亭（香港傳說中一種半人半魚的生物），不知道美人魚跟本土民間歷史在遙遙呼應。

改變玩法但未忘本

我更願意相信沈旭暉的說法：在全球化的大勢下，周星馳雖已轉換跑道，改變玩法，卻未忘本。他仍記得自己從何而來，也未遺忘孕育自己成長的香港文化，因此就如當日將「如來神掌」放入《功夫》一樣，他繼續將香港文化碎片，重新包裝，發揚光大。無論有心抑或無意，這種做法，教我欣賞。

三、老套味。眾所周知，流行文化的拿手好戲是娛樂世人，感動眾生。娛樂不難，感動不易——靠的通常是人類最基本的真、善、美。《美人魚》故事老套如過氣童話，承載的也盡是老掉牙的人生哲理，但放諸紛擾世界，這種難得的老套，卻令我有點感動——當然我不介意被罵多愁善感。

它告訴我們：人是邪惡的（人魚懂刺殺；人類會拋磚），又是正義的（但一切都只因被迫至牆角）；而要平息干戈，壓制暴力，最好的方法從來不是譴責與刑罰，而是擺上捨己之愛，疏導仇恨。老實說，這些做人道理，以至戲裏的環保主題，其實十分十分老套。然而，倘若有幾千萬人付了錢，入了場以後，在消磨時間、娛樂至死以外，也能對自身生活有幾分反思，甚至有所行動（例如不敢吃八爪魚），本質唯利是圖的流行文化也算是功德無量。

這陣子經常看港台節目《文化樹下》，每當看到黃霑、吳昊、董培新等殿堂級文化巨匠的身影，我都雙眼發光，心情亢奮。但每次節目完畢，始終要面對一個殘酷現實：再盲目喜歡香港普及文化的人，都要承認昔日港式流行瘋魔萬千少女，改良（或敗壞）社會風氣的好日子，經已連同不少文化巨匠的技藝、個性和生命一樣，隨風遠去。

毫無疑問，擺在香港文化面前的，已是截然不同的時代，甚或困境。香港人可以期望的，或許是文化工業用「兩條腿走路」：一方面山寨廠們繼續炮製出像《十年》一樣，成本低微又堅持訴說真話的小品，另一方面早已心繫中華、面向全球的大導演、大明星、大工業們，不要忘本，更不要「王晶化」，努力堅守品質，發揚專業，說好故事，在更大的世界為香港文化搖旗吶喊……讓近年身心俱疲、情緒鬱悶的香港百姓回歸戲院，心情舒暢。

原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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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晶作為香港仔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07-02-2016

這幾天，因為王晶，人人變身「票房監察員」，時刻上網，緊盯《賭城風雲3》售票情況。起初，看到座位表一片綠油油，大家認定勝券在握，心情亢奮；兩天過後，座位表逐漸由綠轉紅，監察員雙頰同樣通紅，唯有自挖雙目，集體噴火，仰天長嘯：「港豬始終是港豬！」老實說，我向來色盲，電影座位表是紅是綠，我不太關心。然而，對於是次風波的真正主角——王晶，我自問很有感覺。

是噁心的感覺。這些年來，我和廣大百姓一樣，聽見「王晶」名字，腦裡馬上浮現三點印象。

一、他Cheap。

王晶入行近四十年，合共寫了300個電影劇本、1500小時劇集，但大眾對他的印象，長期停留於三個字：屎、尿、屁。他創作過《網中人》這種連馬傑偉都狂呼心動的經典，亦拍過不少賣弄色情（《赤裸羔羊》），提倡賭博（《賭X》系列），甚至不知所云（《運財智叻星》）的作品。不用明光社提醒，我們都知道這叫「惡俗」，難登大雅之堂。

二、他囂張。

多年來，港人對王晶言論聽怪不怪。他批評過大師（「王家衛的戲都無咩道理啦」），漠視過獎項（「（我）連提名都未試過，幾X型呀」），更時常炫耀自己身世（「20歲成名，22歲買樓，25歲做導演」）。由此可見，近日他還撃網民的言論（「香港票房只有中國的廿五分一」），其實已不算串嘴。

三、他難搞。

王晶曾說自己不愛吵架，但過去多年來跟他纏鬥過（口頭上）的人，卻幾乎比其電影作品更多：李瀚祥、爾冬陞、周星馳、陳百祥、黃秋生、杜汶澤、廣大廢青……難得的是，縱然得罪人多，王晶從不認錯，動輒四圍點火，表演泥漿摔角。很明顯，他是個難以撃倒的對手。

這三點已是港人集體共識，但我更想知道的是——王晶為何惡俗、囂張、難搞？本人不是蘇民峰，不懂睇相，更不相信一句「佢好命」就能解釋一切。所以這幾天，努力重溫舊碟，拜讀專訪，甚至強忍眼痛，閱讀一本名為《少年王晶闖江湖》的驚世傳記，結果除了額角冒汗，還意外發現一個香港仔的誕生。

一個王晶的誕生

王晶生於戰後嬰兒潮，是典型香港仔，父親雖然是名導演王天林，但因為家裡人太多，所以家境不算太好。尤其在1970年國泰公司停止拍片後，王天林被迫四處闖蕩，本來擅拍文藝題材的他，連俗套的片子都要接拍。王晶的童年亦受影響，基本需要沒大問題，但同學相約打保齡，他為省錢唯有在家中看書。王晶的故事，跟同代香港人相去不遠。

王晶深受父親影響。譬如，原名「王日祥」的他，入行後見父親編劇時偶爾用筆名「王森」，於是有樣學樣，取名「王晶」。當然，王天林影響兒子的，不單見於藝名的選擇，更體現於王晶的電影哲學。

電影背後一個錢字

王天林於2010年離世，當時王晶撰寫悼文，敘述父親生平，描繪他的影響。文中提到，少年王天林努力由黑房學徒做到場記，最後更成為「副導演王」。可是為各導演頂了大部分工作的他，卻一直拿著可恥的薪水。「他實在吃了太多苦。」父親經歷令王晶深信，電影行業表面五光十色，但背後主宰一切的，終歸是一個錢字。「我決定走不空談只務實的路，我不能再讓家人受我跟父親一樣的苦。所以三十年來我只拍商業片。」這是一個香港仔的實話。

除了家庭，時代也在造王晶。王日祥大學一年級就在無綫兼職，未畢業就幸運遇上當時佳視、麗的和無綫的電視大戰，人才短缺下，獲電視台重用，一夜間鯉躍龍門。兩年後，香港電影業開始興起，他因為「老婆大肚，愁分娩費用」而轉職邵氏，做電影導演賺大錢。拍第一齣戲《千王鬥千霸》時，他毫無導演技法，拍攝首日只得請父親陪伴當守護神，結果卻因當時社會對賭片好奇，票房大賣，他又成功了。

你可以說他幸運。王晶在電視台的時候，就是電視最蓬勃的時候；他拍電影之時，香港人開始喜歡湧入戲院，買票看戲——但這又未免太輕視王晶（早年）的才華。更正確的說法或許是：王晶懂得看準機會，與香港普及文化，一同騰飛。

王晶的哲學

騰飛期間，在時代和家庭的雙重影響下，王晶對電影的兩點看法逐步成形，存留至今。

第一，電影只是商品。

入行至今，王晶一直謹記楚原教誨，「電影圈只有一條死罪，就是『唔收得』。」他認定電影不是藝術，而是商品，因此要成功，靠的不是口碑和獎項，而是「觀眾用錢去投的票」。觀眾既有（鈔）票在手，就是客人，就是老闆；製作人的任務，就是針對口味，奉上娛樂。你罵他玩屎尿屁好cheap？他會告訴你：「觀眾就是愛低俗，吹咩？」

第二，電影人只是熟手技工。

王晶不懂法蘭克福學派，卻跟阿當諾一樣深信文化是工業：表面色彩斑駁，真身卻是大算盤；製作人有數可計，更有方程式可依。所以，《追女仔》成功，他拍續集；《千王之王》成功，他就派出賭神、雀聖，賭到永遠；觀眾喜歡「風雲」，他就依樣葫蘆，又《風雲天地》又《賭城風雲》。「不要將電影想得太巴閉，我只是一個熟手技工。」他說過。

篤信電影乃商品的這個技工，拿手絕技是投其所好，「觀眾鍾意睇我就拍」是他的左右銘。八十年代香港經濟蓬勃，王晶樂於錦上添花；九七前大眾恐懼，他寫的對白竟與港人一同恐共；回歸後香港市場萎縮，他發揚「香港精神」，連忙轉型，一面狂拍低成本爛片，一面呼吸北方空氣，摸索大陸市場。等到神州經濟起飛，他亮出招牌拉攏投資者，又重施故技，將三十年前香港那套用於大陸，「你哋話個pattern舊，但嗰個位，全大陸笑到碌地喎！」算盤又打響，票房再報捷。

香港仔也是世界仔

從來，王晶都是名副其實的香港仔。好聽是迎合市場，靈活求變；難聽就是見風使舵，唯利是圖。今天我們仍在歌頌香港精神，但別忘記香港仔也是世界仔——到市場逆轉、勢色不對，香港人最擅長的不是堅持自我，逆境自強，而是效法王晶，投其所好，搖尾乞憐。

問題來了，王晶變了節，那剩下來的香港仔又怎麼辦？毫無疑問，他面目可憎，乃人民公敵；其作品請明星炒冷飯，挑戰文明下限。稍有要求的觀眾絕對應該自挖雙目，寧死不看。但在杯葛以外，請記住他不過是幌子、小丑，背後象徵的，乃電影市場的轉向、香港文化的危機。

老問題：然後怎樣？

又回到老掉牙的「怎麼辦」時間。流行文化試過捨身取義，但本質仍是一門生意。面對比香港龐大25倍的中國市場，不願配合國情的電影人該怎樣減省成本，開拓市場，同時堅持質素？不捨港味式微的真香港仔，又要如何做，才能合力建造一個穩健的「香港市場」？思考這些問題，恐怕比監察王晶票房，更有意義。

因為倘若市場不變，一個王晶倒下，還會有千千萬萬個「王晶」，蜂擁而上，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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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愛大毒物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60124

過去兩周，香港流行文化忽然變身箭靶。官媒、左報不約而同，直指港人至愛，萬箭齊發：先有《100毛》及「毛記電視」被《文匯報》狠批「內容低俗」、「離經叛道」，乃「荼毒青少年的大毒物」；後有電影《十年》遭《環球時報》「影評」抨擊「完全荒誕」、「宣揚絕望」，甚至是危害香港社會健康的「思想病毒」。

聽見這些說法，我一方面反胃作嘔，但另一方面又得承認，稱香港流行文化為「大毒物」，也許並非沒有道理。

眾所周知，我是香港流行文化的忠實擁躉，這兩三年，一直落力（在鍵盤上）奔走，當眾在油麻地（果欄）一帶推銷這正在式微的大眾玩意，風雨不改，面不改容。然而，有時推銷得太多，連自己都不禁面紅滴汗。誠然，香港流行文化雖然偶有佳作，有教人歡笑，使人感動，甚至賺人熱淚的本事；但亦經常教人學壞，使人作嘔，有時為了賺人金錢，它更不惜促銷垃圾，麻醉意識，荼毒心靈，做盡十惡不赦的壞事。

這種「流行文化有毒」論，有根有據。譬如說，社會學的文化批判理論一直提醒地球上所有生物，不要對大眾文化跟車太貼，因為普及文化世界不過是資本制度一部分，它前台看似五光十色，炫目迷人，但實質被廣闊無邊的大花紙包裹。撕去包裝後，大家會發現後台原來坐滿商家，擺滿算盤，塞滿支票；創作人腦袋裏擺放的少有「真善美」，多是「大市場」。

左翼論者還認定，流行文化不止是草根人民的集體娛樂，更是以上欺下的意識工具：所以《六點半左右新聞報道》可以壓抑階級意識，荼毒腦袋，令觀眾笑完就算，放棄抗爭；於是《100毛》讀者笑完「腦細」，發泄完情緒，鐵定就會放鬆拳頭，乖乖返工，繼續聽從老細指點（又名「老點」）。從這角度看，流行文化明顯惡貫滿盈。

道德主義者也有話要說。他們深知普及文化非大會堂歌舞劇，從不會將教化眾生、維護道統視為己任；相反，為了討好大眾，貼近平民，它致力集市井、低俗、粗鄙於一身，毫不羞愧，甚至引以為傲。在道德主義者眼中，流行文化永遠是洪水猛獸化身，時而推崇低俗品味，破壞倫理，時而將「老母」、「一戴一露」等危害人類文明的語句掛在口邊，擺明在謀殺細路童真，毒害有為青年。

可是，左報官媒不曾（或不想）理解的是，「大毒物」雖是世間所有普及文化的本性，但放在香港社會，這些毒素卻偶爾會轉化成有益物質——例如「癲狂」。

毛記電視 癲狂重現

癲狂，是香港流行文化神髓所在。電影理論家David Bordwell曾以「盡皆過火、盡是癲狂」來讚譽黃金時代的香港電影，在他看來，港式流行雖然煽情、吵鬧，但敢於破格，情感坦率，因而贏盡歡心。所謂「癲狂」，不單不是貶義，反而更跟「靈活」、「即興」、「山寨」、「創意」一道，盡顯香港文化的獨特優點。可是，後來隨着社會環境轉變，香港文化生產逐漸以制度行先，講究效率，看重市場，靈光不再，癲狂失蹤。

事隔多年，打開毛記電視，癲狂重現。較之流行文化大工廠，它人手不多，地方狹小，怎看也是一間山寨廠。但過去幾個月來，這山寨廠卻使出失蹤多年的港式蠻勁，認真發狂：每時每刻抓住話題，開會拍板，即興動手，度橋扭計，敢玩敢試敢創新，炮製出一件又一件令人爆笑、感動甚至掉下真眼淚的上乘之作。

當然，你可以批評它內容低俗，臉貌醜陋，破壞規矩，離經叛道，顛倒倫理……這通通是事實，但請別忘記，就算如今升上神枱的徐克、黃霑、周星馳，也爆過粗口、講過老母、被罵過「不文」、「粗俗」、「無厘頭」，儼如文明社會大毒瘤。但那又如何？一樣無損地位。毛孩注定不是流行大師，但刺中人心，流露情感，即興踩界的本領，卻處處流露當日普及文化黃金年代的影子。這件「大毒物」，毒得來，有意思。

癲狂以外，流行文化也素來喜歡「嚇唬香港社會」（《環球時報》語）。很抱歉，近期大受注目的《十年》並非唯一例子，九十年代初在港產片大銀幕，陳百祥已說過「再嘈拉你上深圳」（《逃學威龍3之龍過雞年》）；周星馳拆穿過大陸領導的貪污失德（《國產零零漆》），連鄭裕玲也喊過「一國兩制完喇！基本法完喇！」（《表姐，你好嘢》）……顯然，危言聳聽、宣揚絕望，向來都是香港電影的拿手好戲。

沒有創作人天生喜歡掐死觀眾，我們要問的反而是﹕流行文化何時會指嚇蒼生？明眼人都知道這跟社會環境密切相關。九十年代港產片之所以屢屢出現大陸笑話，全因當時香港身陷切切實實的回歸恐慌；今天《十年》賣座，同因大家害怕核心價值名存實亡。愛國人士（如梁美芬）眼中「完全荒誕」的失實寓言，在香港人眼中，根本是「隨時成真」的現實預言。

換句話說，我們既可將流行文化視為一枝粗針筒，將創作人的邪惡意念，強行灌進觀眾腦袋，但同樣可把它看成一面大鏡子，將周遭氛圍、集體心跳、百姓表情全數吸收，然後逐一反映在大銀幕之上。單純將之視為「我講乜你信乜」的「思想毒藥」，不是高估幕後、看扁觀眾，就是旨在抹黑，別有用心。

香港流行文化從不是聖人

別低估從不單純的香港觀眾。經過多年操練，大家老早撕開「受眾」標籤，學懂鑑言察色，分辨「思想毒藥」。毫無根據的恫嚇、並無對象的惡搞，根本難以挑動百姓心情。試想一下，倘若社會無風無浪，你認為沒有大明星主演的《十年》會場場爆滿？若非北方洪流逐點南下，香港人又怎會相信五個導演提供的「自我恐嚇」？一切都如周星馳於《蘇乞兒》片末所言，「丐幫有多少弟子，乃由皇上決定」；政治寓言對大眾的感染力，同樣取決於當權者手中——當然，他們也許根本毫不在乎。

香港流行文化從來不是聖人。它不單背插萬箭，滿臉鬍鬚，更加本性癲狂，動輒唬人。但在環境惡劣，絕望無力的時候，我們最需要的，可能不是高高在上、俯瞰眾生的天使，而是情感直率、與你我同呼同吸的讀物——又或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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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記狂潮（下）：流行文化的世界變了嗎？

星期一晚在伊館看《毛記電視分獎典禮》，我的座位碰巧在一眾報章、雜誌攝影師旁邊，全晚看著他們在通道上跑來跑去，舉起相機，影個不停，感覺十分有趣。

有趣，因為心裡在想：假如我是傳統媒體的攝影師，身處這個所謂的頒獎典禮，應該如何是好？當晚到場的大眾明星不多 — 徐小鳳現身，當然要影；何韻詩、王宗堯，甚至河國榮，名氣或有高低，但總算是大眾認識的公眾人物，亦肯定要影。

那毛記的自家藝員（或「偽員」）呢？盤菜瑩子和利君牙外表標緻，按快門這決定，不難做；但什麼「專家 Dickson」、東方昇、安不尊、崔健芒……個個奇貌不揚，大眾又不熟悉，影完老總也不會登吧。唔駛影啦……如果我是他們的話，肯肯定這樣想。

但最矛盾的地方是 — 全晚獲得觀眾最響亮歡呼聲的，偏偏就是這個毒男模樣的 Dickson；分獎典禮開騷前十分鐘，伊館某角落已經傳來觀眾大呼小叫，原因不是彭浩翔或王維基入場，而是東方昇路過看台，跟粉絲玩自拍；在不少現場觀眾眼中，盤菜瑩子、黃慘盈是比藝人更藝人的「藝人」。

你說，怎麼辦？

一切彷彿都變了。從前，香港流行文化的世界，一律視「大」為標準，具有主宰地位的大台、大公司、大明星，加起來，就是這個世界的全部。遠離大台的，就是不入流；被大公司放棄的，即是半紅不黑；當不成大明星的，唯有轉做綠葉，拱照中間那朵牡丹。

但毛記分獎禮所標誌的 — 「網絡」、「細台」、「素人」 — 卻正好完全相反。

「什麼才是真實而恆久？或者我一直會保存着這份『無大無細』，因為現代的薪火相傳要良性互動，有時候經驗捉在手裏，分分鐘會化為『老餅』，反而與時並進，才能歷久常新。」

前商台高層俞琤台上一番話，彷彿成了這現象的最佳註腳。

香港流行文化的世界，真的變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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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的勝利

毫無疑問，毛記分獎典禮的成功，對整個網絡世界而言，是一場勝仗。

可以想像，不太熟悉網絡文化的年長一輩，這兩年天從報章、雜誌讀到這場騷的報道，鐵定抓破頭皮，大惑不解。

「這真是一個頒獎禮嗎？方健儀不是女主播嗎？怎樣走去了唱歌，還得到女歌手獎？容祖兒呢？怎麼會無獎？」分獎禮翌日，我在茶餐廳偷聽師奶們進行以上對話。

很明顯，「他們」和「我們」之間，隔著非常巨大的一條縫隙。

這未必單純是世代或年齡的隙縫，而是媒體習慣差異引伸出來的結果 — 「我不上網（或者不玩 facebook），怎麼可能看到你這間「毛牌」電視台？」你絕對可以想像到他們的反應。不過，這道縫隙的出現，年輕一代注定興奮莫名 — 正如早前劉慧卿不明白何謂「直播打機」，大家立即從心底裡爆發出來的，恥笑聲。

就像，這是屬於後來者的一場勝利。

或許大家輸得太多次了。網絡文化其實已經盛行了很多年，甚至如海浪般，不知翻過了幾多次（例如現在已無乜人講『是咁的』）。然而，這種文化放諸主流世界，卻一直被壓抑、克制、甚至攻撃 — 沒有人覺得網絡潮文或潮語，能登大雅之堂；很多成年人、有權力的社會人士，更認定網絡文化就等同「玩玩吓」、「唔認真」，就算是肯定它的娛樂功用，也不忘補上一句「賺到錢咩」，如果不，「那即是廢青的娛樂啦！」

正如大家看《網絡挑機》時，李力持、王晶、陳百祥看待「網絡紅人」的態度。「如果你想搞創作，應該入 TVB 由低做起，大把你學！」李力持和王晶異口同聲，彷彿要發揮創意，一定要進入既有的文化生產制度。

因為他們都是這樣走過來的。

誰是大眾？

面對由主流世界劃定的規則，老早浸淫於網絡文化，甚至視網絡世界為主要（精神）食糧的那班人（他們通常被統稱「網民」），時而挫折，時而氣憤 — 有乜理由在既有文化制度下生產的，才是創作？高登音樂台的惡搞不算嗎？有乜理由娛樂版、潮流雜誌的封面，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個大明星？難道網絡紅人沒有市場嗎？

昔日的香港流行文化崇尚「大」的法則：與大公司、大平台、大明星扯上關係的，才能進入主流的圈子、大眾的世界。其餘的（例如所有與網絡相關的人、事、物），很抱歉，只會被定義為「小眾」，不入流，然後就被排除於外 — 「你咪繼續做網絡紅人囉，主流世界唔啱你玩。」

可是，究竟何謂大眾？何謂小眾？以前的世界，界線清晰，黑白比較分明。但隨著時間推移，網絡興起，這條界線日漸模糊。

2013 年《100毛》的誕生，對傳統的流行文化世界，其實是一次挑戰（甚或警號） — 封面人物可以不是張家輝、古天樂、劉青雲，而是阿 Bob、劉江、林雪？翻開裡面，竟然不是正經八斗的人物訪問，而是將網絡話題、潮文潮語實體化？

天呀，這是什麼玩法？

不過縱有此例，當時香港流行文化的主流世界，卻繼續圍繞著大家熟悉的大台（無綫、商台等）、大明星（雖則所餘無幾）而轉動。給流行文化設定 agenda 的功能，仍牢牢掌控在傳統媒介之手。

當然，你又很難怪傳統媒介和文化機構的話事人會做出這樣的決定 — 大佬，他們跟網絡世界，根本就有道難以逾越的縫隙。不是說他們不懂上網，但「平日會上網」和「終日浸在網絡文化裡生活」，絕對是兩回事。就算中下層的員工早有覺悟，但要左右高層們的決定，仍有難度。

因此，很自然地，主流媒介開始遠離部分觀眾的視線。取而代之的，是能夠將大家當下關注、討論的話題、人物進行整合、盤點的網絡媒介。「毛記電視」的運作正是標誌 — 最近網絡流行什麼，我就講／玩／笑什麼。

流行文化的玩法，在變

面對傳統媒體的不濟，毛記擺明車馬，衝著這班「老人家」而來，大肆追撃，瘋狂追打：於節目形式上，它戲謔無記（由《犬時代》到《星期三港案》）；在節目內容上，它（永恆地）嘲笑亞視。與傳統媒體對著幹的取態，相當明顯：你傳統媒介不思進取嘛？我就諷刺你、取笑你，甚至挪用你的方式，照著你的玩法，但做得比你更好、更受歡迎，吹咩？

譬如很多人都因《星期三港案》對毛記另眼相看，說它比傳統的新聞時事節目更好看，更動人。

「毛記電視分獎典禮」引來哄動，正標誌著網絡媒介、網絡文化，以至整個網絡世界的一次全面大勝，甚至如陳心遙在《信報》寫，「每一個給這個娛樂騷的Like和Share，其實都是狠狠摑在『主流媒體』面上的巴掌。」

你以為網絡世界沒有市場，賺不到錢？偏偏「毛記」找到贊助，封蝕本門，甚至像做出了徐緣口中的「marketing 奇蹟」；你以為網絡文化以娛樂行先，只懂風花雪月？「繁忙兒童合唱團」親身示範原來娛樂騷也可道盡香港社會哀歌，教你笑出有淚；你以為「毛記電視」主力戲謔，無聊之至？這場騷又證明了一個事實：原來你用最認真的態度做最無聊的事，大家是懂得欣賞的。香港（部分）觀眾並未失明。

完騷後，方健儀一段分享更反映了毛記如何認真地無聊 — 方在綵排時唱完《婚姻背後》，自覺完美，怎知台下林日曦黑著臉，指正她最後一句的停頓位不對。方健儀心想：「駛唔駛咁認真？」怎知唱完第二次，林日曦仍舊不滿意，結果跟方一同翻看徐小鳳的原唱版本，尋求改進。

「就算玩，我們一直都在認真玩。而且今次，我們是『真．認真』。」就如分獎禮的場刊所寫一樣。

觀眾在變

屬於香港流行文化的新時代，經已來臨。除了「新．媒介」，「新．觀眾」亦跟以往那一班明顯有別：他們社會意識濃厚，毫不討厭政治；他們擅玩媒體，主動出撃，不再呆坐沙發，等你施捨養分。

更更更重要是，他們不再是純粹小眾 — 或許人數上他們仍不及安坐梳化的主流媒體觀眾，但這班人的口味、焦點，以至他們喜歡的明星，主流世界再不能輕言忽視。

流行文化是一門大生意，再硬頸的話事人都要看市場的面色做人。網絡洪流來勢洶洶，觀眾變，即是市場變，流行文化的生產、決策於是不能不變。

藝人也變

就連「藝人」的定義都不同了。

以往流行文化世界裡，有一種生物，名叫「明星」。明星的出現，從非偶然：一方面他們本身身懷絕技，在年月的砥礪裡（如梅豔芳自小在荔園唱歌），練就出一套無可匹敵的技藝；但空懷絕技亦不足夠，要成為流行文化的明星，還須大媒介、大公司出力配合，上電台派歌，去《勁歌》獻唱，年尾橫掃獎項……大家七手八腳，炮製出大眾面前一顆又一顆耀眼明星。

眾所周知，後來世界變了。各大頒獎禮仍在，但香港流行文化開始再生產不出昔日的大眾明星。反而，在新媒體、網絡文化的大行其道之下，一些新晉流行 icon 開始冒起。

嚴格來說，他們當中不少奇貌不揚，毫無星味，怎計也不是「明星」。偏偏，在相應的觀眾圈子裡（你阿媽唔識盤菜瑩子是很正常的），這些 icon 的曝光率卻是奇高 — 甚至比傳統的流行明星更加火紅。

香港流行文化的勢力版圖，從此洗了牌。在主流世界眼中，吳業坤只是一個諧星歌手，但在網絡世界，他卻人氣高企。你是傳統媒介的話事人，如何是好？盤菜瑩子肯定不為眾多家庭觀眾熟悉，但她的落淚畫面，卻教大批網民一同動心，又怎麼辦？

去慣頒獎典禮的攝影師，怎麼辦？

*

大台被撼動

甚至乎，連看似穩如泰山的大台，地位也開始受到挑戰。昔日的香港流行世界，「大台」就是一切 — 叱咤 903 熱播的歌，就是 hit 歌；TVB 熱捧的藝人，就是紅星。這些流行大台茲事體大，架構繁複，但它們生產的作品，以至其地位，多年來卻一直廣為大眾接納、推崇。

這就是大台的地位。

步入網絡年代，世界又變了。大台仍然大，接觸的觀眾仍然多，但在此以外，又出現了無數規模較小的群落圈子（毛記是其一），吸納不少已經對大台生厭的觀眾。這些圈子有的無甚威脅（在傳統媒介眼中），有的卻持續膨脹，繼續擴張，甚至彷彿會挑戰大台的地位。

舉例說，我記得以前每年年底，很多人（特別是自命走在流行尖端的人）總在忙於「撲」叱咤飛。而過往的叱咤台上們，DJ 們也總不厭其煩，一臉自豪地重複笑話：叱咤，真係好難撲飛。

但今年，奇怪的事情發生了。一票難求的，不再是叱咤飛，而是秒速售罄的「毛記電視分獎典禮」。

香港流行文化的走向，似乎由「大台」轉到旨在「反大台」的「細台」（如「毛記」）。

俞琤的現身更是標誌中的標誌。以往多年，她任職商台期間，準會出職叱咤頒獎禮，並在頒發「我最喜愛」大獎時，提著咪，講幾句發人深省的說話。今年，她退出商台，缺席叱咤，卻現身「毛記」，更在台上講明：「有經驗捉在手裏，分分鐘會化為『老餅』，反而與時並進，才能歷久常新。」這番說話，看似在對年輕人說，但一眾主流媒體高層聽見，怎不百般滋味在心頭？

像朱順慈所說，在毛記身上發生的，根本就是一個大衛對抗巨人歌利亞的勵志故事。不少毛記支持者甚至已在期待將來：

由大衛取代歌利亞的地位，似乎指日可待。

觀眾在變，市場在變，明星在變，媒介在變，大台將倒……凡此種種，怎麼不令人期待，一個流行文化新世界，即將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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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變，也有不變

早說了，請勿誤會了流行文化，更毋須早下結論。因當下香港流行文化的世界，有變，但其實也有不變。

就以大台為例。沒錯，毛記表面上以「反大台」為號召，但實情它在玩一個頗為曖昧的互動遊戲：一方面它對傳統媒介的戲謔與批評，絕不留手；但另一方面它不是不知道年輕一代對大台的感情其實相當複雜 — 大家沒錯好討厭 CCTVB 的膠劇，但確實又喝無記奶水長大。對於河國榮，大家始終是有感情。

於是，毛記化身藤蔓，吸收大台養分，挪用無綫的節目（《勁歌金曲》）、聲音（韋家晴）、藝員（如Joe Junior、劉江、方健儀）、風褸，強行插入社會議題，進行二次創作……關於這現象，朱順慈文章已詳細地羅列眾多例子，在此不贅。

如此看來，毛記鬥無記當然十足十「大衛決戰歌利亞」的精彩戲碼，但說到底，大衛心裡其實絕不希望歌利亞倒下，由自己取而代之 — 反而恨不得他千秋萬世，同時出醜人前，讓他得以在江東父老面前，繼續表演。

沒有大台曾經輝煌的創作，根本就沒有毛記出色的二次創作。創意失去基礎，要玩把戲，難上加難。

毛記與大台的關係，其實不如我們所想那般簡單和絕對。

與商台的關係亦然。《100毛》的三個創辦人，林日曦、陳強、阿BU，全部出身自商台。他們的創作技藝、工作模式，以至價值觀，不少都是在商台工作期間練成。沒有商台，究竟三子會不會創作出《黑紙》、《100毛》，以至今天的毛記電視？恐怕未必。

因此，俞琤亮相分獎典禮，與其說是毛記（或新媒體）對撼叱咤的一次勝利，倒不如說，是一種繼承。很明顯，在流行文化的世界裡，大台依然有它的價值和功用。單純以毛記的突圍而出，就認定流行大台節節敗退，甚至毫無意義，這並不公道。

我們不必急於宣布新媒體已經佔領了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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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記再造流行輝煌？

分獎典禮牽起全城熱話，香港流行文化許久沒有如此熱鬧過。於是，又有很多人暗暗期待，毛記的興起會為流行文化的世界重新注入活水，令近年陷入低谷的它，回復生氣。

眾所周知，香港流行文化曾經輝煌。現在大家鄙視的無綫，曾經炮製出不少大學教授與販夫走卒攜手叫好的經典；如今死氣沉沉的流行樂壇，不知生產過幾多港人耳熟能唱的（真．）流行歌曲。

毛記的成功，其實正正是拜港式流行昔日輝煌所賜 — 要不是《愛是永恆》如此經典，大家對《亞視永恆》的印象不會深到入骨；要不是無綫成功製造幾代人的集體記憶，毛記戲謔無綫節目的方式亦不會引起眾人共鳴。二次創作的確很精彩，但若沒有精彩的原創，再厲害的改詞也暗淡無光。

所以，對毛記引領香港流行文化將來的期望，其實有點不切實際。以他們現在的玩法，充其量能令大家回想昔日流行文化的輝煌，或為以往作品賦予全新意義；但旨意它創作一個新的流行世界，並不可行。

舉例說，分獎典禮當晚，台上歌手一共表演了 15 首歌，當中有 11 首，原曲都是十年前的作品（例外只有《越難越愛》、《羅生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Sugar Baby》）。

可以想像得到，假若以後香港的流行文化不再流行，亦再製造不了共同話題，就算沒有網絡廿三條，毛記的二次創作亦只會舉步維艱 — 除非它再改變玩法。

因此很明顯，此刻的毛記，絕對不是香港流行文化的救星。

而坦白講，大家若有此期望，對它不公平之之餘，也太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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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變，毛記又會點？

老實說，我很喜歡毛記電視的二次創作，試過看到落淚，試過笑到翻肚，但夜深人靜的時候，偶爾也會想，他們能夠玩到幾時呢？

當然，香港流行文化曾經輝煌 — 而且非常輝煌。可以用作二次創作的作品，其實相當多。從生產角度看來，只要毛毛們腦汁永不乾涸，毛記這套玩法，要持續其實唔難。如萬千「毛孩」所願，下一屆「分獎典禮」移師紅館舉行，指日可待。

但屆時觀眾口味會不會變？我不能不懷疑。

利申：我曾經是《黑紙》的擁躉。2010 年 1 月，我買了以「一張白紙寫滿字」為宣傳口號的第一期《黑紙》，十分欣賞。此後兩年，每期《黑紙》，我全部買齊。後來呢？現在，除非要在便利店提取現金，基本上很少再買了。雖然他們堅持繼續出版。

我也曾經是《100毛》的粉絲。開首的三十期，我全部跟貼，期期買齊。現在呢？也很久沒買了。老實說，睇多幾本已覺膩。

我相信，貪新忘舊的絕不止我一人，反而這是新時代觀眾的特色。資訊爆炸，大家的口味反覆在變。今天覺得好笑的，多看幾次，都會生厭。老細再衰再賤，兵仔再傻再痴，港女再串再傻，講多幾次，觀眾也逐漸麻木。

因此，毛記不是沒有隱憂 — 《勁曲金曲》再玩多五十集，就算社會繼續荒謬（甚至變本加厲），但觀眾會不會已經厭倦？無人能保證，連觀眾自己也不能。

在新的世界裡，文化產品的遊戲可以玩得很快，但反過來說，也可以很快玩完。要駕馭這個新世界，創作人觸覺要敏銳，創作要大膽，方可不斷翻身，推陳出新，緊貼潮流，以不同作品，換取觀眾的一致共鳴。

這方面，我對毛毛們頗有信心。他們有往績支持：《黑紙》之後，他們出版《100毛》，成功了；《100毛》之後，他們又做了毛記電視，再度成功。

秒針每刻在轉，時代每日在變，他們會怎樣變陣？難題恐怕才剛開始。

同樣地，流行文化世界當然正在改變，但毛記的地位是否有如萬里長城永不倒？同樣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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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幻會，永遠都存在

星期一晚，網上世界為毛記分獎典禮而震動翻轉。相關新聞教人眼花繚亂，甚至帶來一種「香港流行文化未來，已是毛記天下」的感覺。

但其實，一日也嫌長，未來很遙遠。

說一個故事。

有朋友任中學教師，分獎典禮翌日她興高采烈，打算用這場娛樂大騷切入，播《香港地》（新版），講解身分認同。怎知一問之下，全班中四學生（00 後），只得一人有睇。何解？

學生們說，這根本不好笑。

怎可能不好笑？我和大家一樣頭痕。但代入一班 2000 年後出生的學生，這不足為怪：你說這些是二次創作？Sorry，我連一次創作都未聽熟，甚至未聽過。再重申，當晚 15 首歌，只有 4 首是近十年的作品。毛記乘著香港流行文化的輝煌年代而來，但後生仔不曾置身那道輝煌，對於毛記，自然缺乏感覺。

你或者又會好奇，facebook 不是洗版嗎？如此奇景，或多或少會觸發一點好奇心吧。

很抱歉，很多廿歲以下的年輕人會告訴你，他們老早離棄了 facebook，改投 IG 的懷抱了。

請不用驚訝。世界從來變得很快，踏入網絡時代，觀眾口味流動的速度，以及媒體習慣改變的頻率，也只會愈來愈快。

早說了，流行文化本來就由一個又一個的浪組成，浪奔浪流，那刻大家付出的掌聲、眼淚和感情，全部千真萬確、童叟無欺；但世間事淘盡了之後，又有什麼是真實而恆久呢？值得你我一同深思。

亞視不是永恆，毛記不會永恆，變幻才是永恆。

這是羅文的歌聲，也是流行文化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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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記狂潮（上）：香港流行文化是雙面刃

昨天晚上，在（真．）伊館看毛記電視分獎典禮。散場時，順著人潮離開，滿腦思緒，不知從何說起。

我喜歡香港流行文化，也相信，每一個喜歡香港流行文化的人，人生都做過一些錯事，令他事後面紅，甚至悔不當初。舉例說，有人喜歡過成龍的大鼻，甚至認為他打功夫「幾有型」；有人愛過 TVB，甚至認為無記劇集「世上最好看」；有人曾跟阿叻滴血相認，甚至入過紅館，看這個歌不精舞不勁的藝人，親身示範《我至叻》。

我相信，那一刻大家付出的掌聲、眼淚和感情，全部都千真萬確、童叟無欺。然而流行文化本來就由一個又一個的浪組成：隨著時間一過，明星會變「流」，媒介會變「行」，觀眾的口味也在變。

所以，如果我們真心要理解流行文化，單純執著於「嘩佢好精彩」、「妖佢勁垃圾」等形式的評論，意義未必太大。

反而，站後一點，揉揉眼睛，看看時代、社會、架構等細節，查看意識、身分、符號等關鍵詞，或許會發現另一個世界。

利申，我不是聖人，我也做過錯事。兩年多之前，即《100毛》創刊四個月後，我在網上寫了一篇萬字文（跟萬綺雯無關），標題大言不慚，聲言「《100毛》就是這年代的《號外》」。

文章見街後，有路人甲撰文「盛讚」我雙目失明，竟然無視《號外》是香港文化經典的事實；又有知識分子狠批：「真荒謬，把《100毛》看得那麼高！」又據說，無論《100毛》的腦細，抑或資深的《號外》人，讀過該文之後，都出現同一系列反應：要不口吐白沫，要不口吐髒話。

將這段歷史寫出來，不僅為了自嘲。我想說的是，流行文化產品和現象引來兩極反應，其實是常態。正如最初的《100毛》，有些失明人士會認為它反映時代，貼近大眾，值得研究；但也有些知識分子眼望經典，口吐白泡，完全不當它是一回事。

「毛記電視分獎典禮」之後，兩極反應迅即浮上檯面，漫延網上：這邊廂，為數極多的香港人深深著迷，全程為小鳳姐而興奮，為 Dickson 而不值，為劉小華而握拳，為河國榮而感動，完場後不願散去，繼續仰天高呼（「多謝毛記」、「多謝Shell」、「多謝香港」），撰寫文章（「喜歡看毛記的才是真香港人」），甚至眼泛淚光（如任建峰、陳淑莊）。

但另一邊廂，亦愈來愈多人對全城瘋癲的現象，極其不解：「唔明有咩好睇！」以為他們只是上了年紀、少上網的一群（如陳百祥）？可不是。這連串反響，不少出自有識之士的口，提出的疑問很多更很有見地：「對《香港地》無感覺，就唔係『真．香港人』？」「唔撐毛記，就係唔撐香港？」「有乜理由會嗌得出『多謝Shell』？」「咪又係抽水！笑完，社會有改變到嗎？」

如果你期望，讀完這篇文章，會對增強「嘩！毛記真係好精彩」或「妖！毛記真係勁垃圾」的理據有任何幫助的話，恐怕要失望了。

但如果你想站後一點，揉揉眼睛，重新翻閱時代、社會、架構等細節，查看意識、身分、符號等關鍵詞，然後理解流行文化的世界。

這就是了。

*

流行文化作為娛樂

對一般香港大眾來說，流行文化的最大功用，從來都是娛樂。

三、四十年前，這種娛樂方式相對理所當然。打工仔們「日頭猛做」、「做到隻積咁嘅樣」，放工回家就在小箱子前「到依家輕鬆一下」。當年的屋邨居民會有以下共同回憶：每逢劇集大結局、慈善大騷，家家戶戶的電視機，都在播放同一畫面，於是同一條音軌傳遍整條屋邨，彷彿全世界都在看同一部電視。這是一代人的集體經歷。

聽起來，好像是遠古的事了。因為眾所周知，後來世界變了。如今走在屋邨裡，很難才聽到統一的電視聲，原因除了大家已重視私隱，懂得關門，更因為大眾媒介不若以往強勢。過去幾年，生產流行文化的大眾媒介很少再有能力為香港大眾，製造集體的經歷，以至共同話題。

箇中原因有的顯然出於政治因素（詳情請向一男子查詢），也有的源於媒介本身的不思進取（如無綫電視、叱咤903）。但無論如何，客觀效果是：大家不再以香港流行文化作為娛樂方式。

對此，年輕一代恐怕感受最深。

但昨晚，情況明顯有異。分獎典禮未開始，不少人已經約定三五知己，或留在家中，或外出社區，自備花生，收看直播。為何要約好一起看？就像當年屋邨居民一樣，大夥兒同呼同吸，欣賞同一媒介，討論同一話題，一齊笑，一齊喊，這集體感覺無可比擬。

當然，「集體」也不是重點，「娛樂」才是。

在伊館看騷期間，我發現旁邊不少觀眾身體似乎有點毛病：全晚面部肌肉不停抽搐，笑過不停，病情更嚴重那幾個，連雙腿肌肉也有事，每聽見笑話（就算不好笑），就連番踹足，噗噗噗噗噗，幾乎踩爛看台。

我不是醫師，但從這些癥狀看來，香港人對「娛樂」（尤其是本地娛樂）的渴求，已經達至瘋癲的程度。崔健芒和東方昇的無聊笑話，能令大家捧腹大笑，這不出奇；但就連不知播過幾多次的「林海峰 x Dickson x Gatsby」廣告短片，也可令現場觀眾全神貫注，甚至一同歡呼、大笑、反肚 — 這是極其黐線的事。

羅馬不是一日建成，黐線也不是一晚練成。

毛記分獎禮受歡迎，因為過去大半年，不少人早已視「看毛記」為日常生活的娛樂方式。我認識不少朋友，無論廢青（現正失業）抑或傑青（年薪近百萬），都對這毛牌電視台情有獨鍾，箇中原因未必跟政治、身分有太大關連；反而基於更基本的需要：「大佬，笑吓啫。」又換句話說，想娛樂罷了。

別將香港人想得太完美，很多人只求三餐溫飽以外，有點娛樂。

偏偏近年香港流行文化版圖，所能提供的「娛樂」，從不夠皮。放眼傳統流行大台 — 無綫，仲有睇？亞視，未執咩？在傳統媒介以外，許多人選擇遠離客廳，另起爐灶，面向電腦（或手機），看著小螢幕裡的「六點半左右新聞」，卡卡卡卡，笑個不停。之前有論者將「毛記」稱為「這代人的歡樂今宵」，我十分同意。

上一代觀眾，無人不懂唱《歡樂今宵》的主題曲和晚安歌；如今每日盯著毛記電視的一班人，《亞視永恆》的前奏響起，大家感覺就來，不看螢幕，也懂合唱。

本來大家只是各自對著自己的屏幕，看網絡版《歡樂今宵》。但到昨天，東方昇、盤菜瑩子，以及大家鍾情已久的網絡娛樂文化，一夜之間實體化、主流化、大台化。大家感覺自然震撼 — 有入場的都會同意，昨晚的觀眾接近瘋狂。

當然你絕對可以批評說：過了那麼多年，甚至橫越世代，原來香港觀眾都無甚長進。無論是四十年前的《歡樂今宵》、《鬼馬雙星》，抑或今天的「毛記電視」，大家喜歡的，原來都是一些容易入口、旨在搞笑（甚至被視為惡俗的）作品。

但不能否認，這就是流行文化的一種面向。你可以不理解，你可以不喜歡，你可以覺得不好看，但又不得不承認這種軟性武器的威力，十分強大：上一秒可以令你歡笑，下一秒足以教我垂淚。這就是流行文化。

因此，昨晚的毛記電視分獎典禮能教全城洶湧，是累積多時的結果，不是事出偶然的爆發。

*　　*　　*

流行文化作為身分

昨晚在伊館，人人愛自拍。

開場前，大家在暗淡的燈光下，勉強自拍；騷完了，人人仍不願走，繼續聚在「第一屆毛記電視分獎典禮」的背景前，捧起紙製獎座（即場刊），影影影影影過不停。

影完了，當然就要做下一個動作：馬上上載，在網上向全世界宣告：「我有去睇毛記！」自豪過陳豪。

某程度上，毛記（及100毛）很成功地營造出一種身分認同：喜歡毛記的人，大多很 proud of 自己「毛孩」的身分，甚至（神奇地）自發地努力替毛記宣傳（例如「多謝Shell！」）誇張講句，這小圈子其實都幾似邪教。

不過，假如毛記只是一個小圈子，而「毛孩」亦只是一個小圈子身分的話，那麼照道理，它製造不了全城熱話 — 小圈子，畢竟大極有個譜。

但如果它能夠牽動一個「大圈子」— 例如「香港人」— 的情感。情況就不同了。

這是流行文化的強項。在提供娛樂以外，它還能訴說故事，挑動意識，甚至建立身分。

不信？請看看大家對河國榮與 MC 仁合唱新版《香港地》的反應。網上許多人（包括任建峰和陳淑莊）都說，本來帶著「我要笑死」的期望來看騷，但看到這部分，竟不自覺地流下眼淚。

「因為我是香港人。」大家爭相說。

香港流行文化與身分認同，有段前世的關係。四十年前，當香港人還未成為「香港人」時，流行文化曾經意外催生集體意識，盛載身分認同。大家看《獅子山下》身同感受，認同作為香港人「總算是歡笑多於欷歔」；然後看《網中人》，大家又為「不是香港人」的阿燦咬牙切齒。

社會學家梁款說，當年港英政府避重就輕，不談政治；知識分子要不心繫祖國，要不關心小販；結果，由流行文化誤打誤撞地承接任務，擔任了第一波本土意識的代母。

然後世界又變了。九十年代開始，香港社會開始政治化，不同派系爭相認做「本土意識」的父母；知識分子亦冒出頭來，翻歷史，講本土。於是，身分認同的建構過程，不再在漸走下坡的流行文化手上發生，而在一系列的政治社會事件中慢慢發酵。

近年，明眼人都看出香港身分認同冒起頭來，偏偏這身分又受到很大的擠壓：愈來愈多人認同自己是香港人，但也愈來愈多人認定，香港人這個身分正在北方洪流的衝撃下，逐漸衰亡。這種對於身分的憂慮以至鬱結，廣泛在社會流傳。大家都希望在文化和媒體的層面，有人會為「香港人」這個終將逝去的身分發點聲音，說點公道話。

但傳統媒介礙於市場及政治考慮，不敢玩這個遊戲，就算玩，也玩得寧舍曖昧（詳情請見近年打著「本土」旗號的港產片）；《100毛》沒有包袱，因此看準機會，順著潮流，貼近平民，由頭幾期雜誌（第八期）已經開始鼓動這種「強國人—香港人」身分對立。到了「毛記電視」啟播，更加熱衷介入連串社會事件（如港鐵水貨客），時而直接抽撃，時而曲線諷刺……總之矢志為香港人抱打不平，訴盡這個年頭作為香港人的快樂（雖然寥寥可數）與悲哀（例子比比皆是）。



昨晚分獎禮的尾聲，毛記更進一步去挑動這種香港意識：

有人會屙到黃金片地 搞到有陣黃金味
係真香港人 當然會識英雄輝
係真香港人 可以睇埋同一篇潮文
你一崇拜馬雲 就表示你係第二種人

大家彷彿跟「肯講身分認同的香港流行文化」久別重逢，內心自然翻滾。

不過時移世易。以往流行文化建構身分認同的過程，大多屬於誤打誤撞，土法煉鋼，創作人寫劇本的時候，根本不曾想過要以此作為招徠，打鑼打鼓，結果卻無心插柳，催生一道集體意識，成為經典；反觀「毛記」，整個訴說香港身分的過程，其實極度自覺（找河國榮以「真．香港人」身分唱《香港地》簡直是典型之最），它亦充其量反映一些經已存在多時的本土意識，而不是從頭去建構一套身分價值。

大家可以為此興奮，甚至感觸落淚 — 這些都是真眼淚，我敬重。

但大家有沒有需要去將「毛記」提升到一個「代表香港人發聲」、「建構香港身分」的高度？「只有真香港人才懂得欣賞毛記」這類說法又有幾真實？

大家毋須大驚小怪。

*　　*　　*

流行文化的潛規則

昨晚最令我驚訝的一幕，不是小鳳姐忽爾現身，而是全場觀眾一同大叫：「多謝Shell！」

「有乜理由咁都嗌得出？」我的朋友不停在問。

我也意外。因為香港人對廣告，向來少有好感。電視每播廣告，大家永遠不會坐定，寧願食煙去廁所食生果；YouTube每現廣告，大家的忍耐力往往只有五秒。以往就算電視台會搞「電視廣告頒獎禮」，大家欣賞的也只是當中的創意（或角色）。

香港人眉精眼企，很少對商業掛帥的廣告客戶交心。

但這次不同。大家不單坐定定，看完《幾好相與》的短片，更加「自發」嗌起「多謝Shell」的口號。不用徐緣提醒，我們都知道這是天方夜譚、商業奇蹟。

究竟發生什麼事了？除了觀眾們頭殼壞掉，還有什麼原因能夠解釋這現象？

最表面的解釋是大家認為這品牌識貨。如林日曦和崔健芒所交代，毛記在開騷一直尋找贊助，卻屢屢碰釘。以為要自資搞騷、自負盈虧之際，卻殺出了Shell這個客戶。大家對於能夠欣賞毛記價值的這個品牌，很有好感。

但更深層的原因在後頭。大家知道，流行文化從來不是請客食飯的玩意，表面上它五光十色，娛樂大眾，但撕開花紙，它始終是商業掛帥，市場行先的一門大生意。再無知的香港觀眾都知道，假如沒有廣告，假如沒有市場，再厲害的流行媒介也會像亞視一樣，執笠收場。

偏偏香港流行文化近年正處於這個困境。隨著內地的市場日漸膨脹，整個香港社會全部被逼向北望。身處大公司的藝人（如梁烈唯）、歌手（如G.E.M.），因內地因素使然，乖乖聽話，面朝北方；獨立的單位，前路亦隨著市場北移、客戶眼光自設禁區，而愈來愈難行。

像黃耀明去年說，不單大陸客戶，連香港的品牌都不敢找他工作。毫無疑問，「市場」是香港流行文化面前的大石。

大家心知肚明：假如香港市場再不被重視的話，香港的流行文化也很難再走下去 — 再重申，流行文化不是小玩意，而是大生意。

正因如此，當大家發現香港的市場仍能承托起自家門口的流行文化產品時，表現才如斯興奮。大家表面上在「多謝Shell」，實質在「賣口乖」— 希望讓更多品牌（高層）記住，其實香港仍有市場，其實香港的消費者亦不少。

大家希望的，不過是遠離大台的流行文化新世界，會找到半點生存空間。

當然你會問，Shell 破壞北極罪行滔天，惡貫滿盈，我們喜歡的流行文化可否減少與這種資本家為伍？

請勿痴心錯付。流行文化一方面可以為我們做了很多好事（大眾娛樂、身分意識），但另一方面它也會做很多壞事 — 例如與商家合流。你可以痛斥流行文化鞏固資本制度，但請勿忘記，它本身就是這個制度之下的產物。這可以是毛記的錯，但馬克思和馬古沙都會告訴你，這是流行文化的性質。

毛記只是和天下的流行文化機構一樣，有它商業行先、市場為上的邪惡一面。

*　　*　　*

流行文化的政治取態

「毛記電視」的社會面向，很大程度源於佔領運動 — 對，你沒有聽錯。某程度上，它可算是一件「傘後組織」。

佔領期間，我掛著記者身分，上了《100毛》於葵涌的新 office（他們愛稱之為「鍍金雙子塔」），跟他們三位員工做訪問。

當時，毛記電視未開張，《100毛》仝人還在埋首做雜誌，以及玩 facebook。以前，他們其實不太懂得玩新媒體，面書上出的 post 全部都是雜誌的內容 — 即是那些港男港女圖表，你總看過的。

及至佔領時期，他們覺得「唔對路」— 因為書的內容，大部分都是消費、娛樂（當時他們比較少談政治，刻意的），可是外面在打仗，你夠膽死繼續大講那些「女神和兵」的故事嗎？《100毛》不敢。

於是這班人很刻意地去「講政治」。《100毛》的封面開始出現對政治人物的戲謔，他們的面書也開始愈來愈主打政治 — 特別是自學聯與政府對話那夜，他們一連出了幾個 post，笑劉江華「寧願一生都不說話」，在網上獲得勁多 like 開始。

如今《100毛》facebook 專頁的 like，已經高達七十萬。

到佔領結束，香港年輕一代繼續喜歡政治，《100毛》以社會議題為主軸的惡搞、二次創作，於是玩得愈來愈多，愈來愈密，也愈來愈大膽。特別在「毛記電視」開張後，他們每星期的改詞「勁曲金曲」，都吸引極多的粉絲。大家都說，毛記為這個年頭的香港人抒了一口悶氣，成功把大家因荒謬世情而產生的無力感，以至淚水，化成嬉笑。大家笑笑笑笑笑，然後心情就好多了。

又如昨晚的分獎典禮，看足全程的話，你的感覺一定會好像看了一輯過去一年的大事回顧。這些瘋狂的創作，為香港人的殘酷現實，提供了一個情緒出口。

很明顯，假如世界不是這樣荒謬，香港膠人膠事膠句不是那麼多，毛記根本不會有足夠素材去炮製節目；觀眾們亦不需要藉此發泄失衡情緒。在風平浪靜的香港，毛記不會有市場。

不過問題又來了。面對一個荒謬的香港，解決方法怎計也不應該是一笑置之，而是持續爭取，起來反抗。於是很多人批評「毛記電視」的所謂幽默，其實反而令大家出了氣，不再為世事憤怒，甚至逐漸變得麻木 — 有得笑，總好過無得笑吖。

我反而在想，大家對流行文化的期望，是否有點過於超乎現實了？發起抗爭，領導社運的責任，究竟應該落在誰身上？當然你會說，香港流行文化精彩之處，就是它關鍵時候可以鼓動人心 — 如 1989 年在跑馬地馬場上演的那場《民主歌聲獻中華》；但除此以外，究竟還有多少例子呢？更何況，用今天的標準，這場騷也不過是大中華左膠式的唱K大會而已，請問有幾偉大？

請勿對流行文化有錯誤期望。

說到底，香港流行文化曾經有其善良、公義的一面（雖則非常偶然），但請大家不要將它視為一個單純的好人。假如它能夠在兼顧到市場，又能打一些擦邊球，暗中落藥，令大眾在獲得娛樂的同時，亦多了一份對社會，對世界的關心。其實，已很不錯。

例子有 RubberBand 新碟裡的《七》— 講的竟然是七警。

當然，反過來說，「毛孩們」也請不要過於天真，以為「毛記電視」沒有邊界，沒有禁區，放肆說話。「打倒共產黨」這類說話，它很難說出口 — 不因為它要恪守中立原則，也不因為它不夠好笑（很可能他們會以此為理由），而是作為一個商業媒介，毛記始終有其考慮。

甚至乎，大家可以想像，今次分獎禮後，假如有「愛國愛港」人士別有用心，藉機攻撃毛記，你覺得這刻跟毛記合作的商業客戶（麥當勞、實惠、Shell）等等，會不會不理風向，無視指令，繼續支持？這終歸是一個商業市場，市場裡有暗湧，有邊界，不得不察。

對於毛記，對於流行文化這頭兩面獸（梁款語），大家可以交上真心，但無須跟車太貼，付託終生。

*　　*　　*

結語：別忘記是一把雙面刃

讀到這裡，我希望你會發現，其實無論毛記，抑或流行文化，從來都不是鐵板一塊。單純將它捧上天，沒有意思；因為它的局限性而踩落地，亦不公道。

反而它更像一隻兩頭獸、一把雙面刃。有些時候，它做盡好事，令百姓得到娛樂，再思身分，關心社會，貼近政治；也有些時候，它惡貫滿盈，與商家同流合污，鞏固性別定型，隨便亂貼標籤，甚至麻醉世人心智，令大家笑完就算。

人格分裂，其實就是它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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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無力感瀰漫

一個月前，特地去看獨立電影《十年》，其間全身發抖，冷汗狂流。完場後戲院大燈一亮，在場的觀眾們（包括我）竟然一反常態，呆坐原位，渾身乏力，動彈不得。歸家路上，回想戲院裏瀰漫的 那份恐懼與無力，我長呼一口氣，然後慶幸電影名為《十年》（而非《一年》）——世事沒錯愈發荒謬，但如片末銀幕上打出的四個大字所言：為時未晚。

誰知當下即十年。李波「被失蹤」的這個星期，香港隱現一股集體情緒。表面上一切如常：馬照跑、舞照跳、工照返；智力正常的人照舊為吳亮星的頭腦而憤慨、握拳、破口大罵；新舊媒體照舊把荒謬世情包裝成一個又一個瘋狂笑話。新一年連串不如意事擺在眼前，香港百姓與大眾媒體的反應看似一如以往：笑容苦澀，鼻孔冒煙，最後獻上（唔出得街的）四字真言。

但在表面的苦笑與怒氣以外，卻另有一層情緒似在擴散。這幾天，身邊不少朋友像剛看完《十年》的觀眾一樣，狂流冷汗，四肢乏力，然後有的查問護照事宜（「BNO 過期十幾年，仲有無得續？」），有的化身幽默大師（「事先聲明，我張回鄉證一早過期」）。同時，有向來樂觀（例如相信「為時未晚」）的老朋友這幾天連看「毛記」都笑不出；又有擅長棟篤笑的藝人（卓韻芝）收起嬉笑，呢喃「唔知點好」。這個香港，正常得來有點異常。

過去幾年，香港沒有四季，只有多事之秋，每隔幾天，就有人慨嘆「這香港好陌生」，甚至高呼「香港已死」。但這個星期，環顧茶餐廳與討論區，類似說法再不復見。顯然在不少人眼中，深秋已過，寒冬已至，於是大家戒掉慨嘆，索性跳到最終結論——「……」

這種「唔知點好」的情緒，是無力感。

大家反應何以異常？多少因為事件象徵香港價值（第一萬次）被踐踏甚至摧毁。更重要是，跟以往不同，如今危在旦夕的價值，不是民主、法治，而是基本自由。前兩者牽涉社會制度，概念繁複，要向平民百姓解釋民主普選與司法獨立之重要，素來並非易事；但自由呢？就連愛看《刀下留人》的四舅父、六姑姐，亦不願被消失、被囚禁。自由之可貴，一講就明。

香港百姓從來不是善類。幾十年來，無論對手是港英抑或特區政府，不管仇人來自泛民抑或建制，港人的嘴巴、中指均長期活躍，年中無休，大家亦絕少恐懼自己所作所為會換來任何後果。保守的藍絲長輩，更熱中以此告誡年輕一輩：「呢度不知幾好，班人日日鬧政府都無事啦！」「香港地一向無民主，有自由咪得囉！」某程度上，對自由的重視，乃香港百姓的集體共識——甚至跨越政治立場。
免於恐懼的自由悄然逝去

銅鑼灣書店事件反映的，卻是這種免於恐懼的自由已悄然逝去。自由不再，如今剩下來只有恐懼。過去幾天，港人恐懼的對象，不再是未來（或《十年》），而是現在；恐懼的內容，不再是抽象原則（如「公義已死」），而是實實在在的個人安危。李波的先例若開，所有生於斯的香港人（不論是否愛國），再沒人能免疫於恐懼——又有誰能保證自己的立場，永遠符合當權者的心意？

當然，香港人向來被嚇大。這些年來，大家絕對不乏與「恐懼」作戰的經歷，甚至乎，回溯社會歷史，香港百姓的共同恐懼，往往觸發出集體行動——以回歸後為例，因為恐懼廿三條滅聲，五十萬人穿起黑衣，走上街頭；因為恐懼子侄被洗腦，家長校友交叉雙臂，並肩集會；因為恐懼民主永遠不來，年輕人們撐起雨傘，佔領街頭……一直以來，為了對付「恐懼」，香港人付諸大小行動，小至聯署聲明、換頭像表態，大至遊行、示威、佔領、衝擊，從不間斷。

問題是，短暫而單純的恐懼並不可怕，但假若恐懼長期累積，甚或任由大眾做盡一切仍揮之不去，這股集體情緒自會轉化成無力感，在空氣中瀰漫。

近日很受注目的港台節目《我係乜乜乜》前兩集進行過一個經典行為心理學實驗：兩班人各被困於模擬監獄，桌上擺了積木，四周是刺耳的警報聲。第一組人很快發現，只要稍動腦筋，砌砌積木，噪音隨即消除。

於是他們很有衝勁地完成實驗。第二組人呢？實驗設定是，無論他們怎樣努力，警報都不會消失。結果最初他們很努力嘗試，但一次次嘗試落空後，他們逐一放棄，舉手投降。

第二組人身上名為 Learned Helplessness 的心理狀况，正呼應當下瀰漫全港的無力感。過去幾年，每有社會荒謬，有心人都用盡方法，扭轉逆境，阻止沉淪——在網上搞聯署（人人都簽過數十次）、開專頁（「幾十萬人反對乜乜乜」）、換頭像（如「黃絲帶」）、向通訊局投訴，以至在街頭靜坐、遊行，甚至佔領……可以做的，都做了。但旨在「表態」、「發聲」的這一切嘗試，基本上從未成功。

多少次，港人由「希望」變「失望」，再由「重燃希望」變「再次失望」……來來回回，反反覆覆，終於奠定了今天的集體無力感。如今，「香港已死」等吶喊變得蒼白，「我們都是李波」等口號顯得無力，「這是言論自由最黑暗一天」等警告更早成大眾常識。然後，香港人內心的顏色只餘三種：灰、灰、灰。

也於是，就算今天李波「以自己方式」被失蹤何其荒謬，大眾內心又何其恐懼，但香港人已經「無橋」。小部分人盡最後努力，用外語求救，又到領事館示威，以求國際關注；大部分人除了呆坐原位，全身發抖，冷汗狂流，已不知何再做什麼。

然後怎樣？再有遠見的政治學者都沒有答案。然而，心理學研究又警告我們，無力感仍不是盡頭。社會心理學家Robb Willer去年的研究發現一個有違常識的現象，百姓感覺愈無力，竟會愈支持現有的社會制度——即使該制度正是引致大眾集體無力的源頭。「當你不覺得自己能改變現狀的時候，將所有荒謬事情合理化，就成為你唯一可做的事。」Willer如是解釋。
仍信「為時未晚」

換言之，無力感愈來愈大，不問世事的「港豬」只會愈來愈多。今天我們笑阿叻是「港豬」代表，那誰能保證長此下去，自己不會變成「港豬」？我向來樂觀，相信「為時未晚」，但這幾天夜闌人靜時也不禁在想：假如再有「李波」消失，大家討論的恐怕不再是「怎樣續領BNO」，而是「移民哪裏比較好」。移民潮，或將於曾經熱情的年輕一輩間出現。

事到如今，最值得欣賞的大概是那些未被無力感戰勝，繼續不理成效，堅持「做啲嘢」的有心人。沒錯，此刻無論幹什麼根本都不會即時見效，但港式公義從不是必然見效的一條公式，而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一分蠻勁。

無力感繼續瀰漫，我們繼續街上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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