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like的藝術

周三早上，Facebook 總裁Mark Zuckerberg 公布正在研發（類似）Dislike 的按鈕。一項小小的新功能，卻引來大小媒體爭相報道，態度之雀躍，就彷彿即將面世的乃媲美燈泡和電話的驚天發明。

坦白說，對於這個不少人引頸以待的按鈕，我其實沒太大感覺。原因很簡單：如此時代，如此香港，有沒有一個拇指向下的按鈕，或許無關痛癢；面對每天在耳邊打轉的高官謬論、惡俗玩意，香港人該如何表達，甚至應否表達dislike？恐怕才是當下你我急需思考的大問題。

媒體對小小的dislike 按鈕嚴陣以待，也不是無的放矢。畢竟十年之前，又有誰能料到一個微不足道拇指按鈕，竟會為世界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

這改變放在香港人身上，似乎尤其明顯。

一直以來，香港社會上最多人舉起的指頭，不是拇指，而是尾指（甚或中指）；言談之間，大家少談「我最喜愛」，多講「最衰都係」；就算偶然說句I like it，半秒後也要緊接着but 字，然後蹙起眼眉，裝作專家，大肆批評。這裏不是正能量永遠滿瀉的西方社會，香港大眾從來不是善男信女，Like 更加從來不是香港文化一部分。

過去十年，Facebook 的小小按鈕，卻似乎改變了香港人亂豎中指、口出狂言的壞習慣。如今每天攀爬上網，我們已經習慣以like 代替說話——親戚生日，我們身動動指頭，送上祝賀；好友結婚，我們舉起拇指，祝福白頭。為了換取朋友讚好，大家甚至開始不自覺地多講合宜說話，少作無謂呻吟；多跟寵物（還有美食、小孩）合照，少以真面目示人。於是翻開香港人的面書，一個只有like 的世界，表面看來，多麼美好。

但不過是表面而已。經過多年練習，香港百姓早已習慣如何在一個只有like 的世界裏， 表達dislike——身邊朋友家人患病，已經很少人蠢得衝前，盲目讚好；三歲難民伏屍沙灘，我們自動自覺，以留言「RIP」代替拇指。就算Mark Zuckerberg不打算研發dislike 按鈕，香港人亦老早自行摸索，發明一套應對不幸、流露哀愁的習慣。

剛過去的一星期，香港人捧着自行研發的dislike按鈕，大力按動。走在街上，翻閱媒體，不難察覺群眾之間的兩股dislike 浪潮。

第一浪由「特首超然論」觸發。上周六，張曉明在論壇致辭指出，不管回歸前後，香港皆非三權分立，而特首梁振英的法律地位，更是超然於行政、立法和司法之上。言論一出，全港嘩然。很多人之所以情緒激動，破口大罵，都並非因為擔憂香港法治受損、價值崩壞；而是痛恨張曉明口吐狂言，漠視現况，甚至為講而講。中聯辦主任的胡言亂語，教特首飄然，也令香港有腦之人立場一致，一同dislike。

超然論+ 女子組合dislike 浪潮

另一股浪潮的源頭，則是一段四人女子組合的歌舞片段。連日在網上瘋傳的表演，短短四分鐘，卻令人留下深刻（負面）印象，不論舞姿、歌聲、化妝、服飾，以至字幕，全部錯得離譜，引人側目。於是萬千網民半掩著臉，強忍耳痛，把歌曲聽完一次又一次，然後寫下恥笑語句，將之捧為「香港流行樂壇又一經典（ 繼天堂鳥後）」，在朋友之間奔走相告，人人捧腹大笑，個個花生亂投。

facebook 有沒有dislike 的按鈕，顯然無損香港人的興致。聽到高官超然謬論，看到四女惡俗表演，大家習慣無視拇指，邊鬧邊睇，甚至邊睇邊傳。

毫無疑問，這是長久以來香港大眾於網上表達dislike 的最常見方法。

網上謾罵恥笑， 有用嗎？

但近年愈來愈多人開始醒覺：這套方法究竟有沒有值得質疑的地方？要表達對某些言論（如「明張目膽」）的厭惡及不屑，在網上謾罵恥笑以外，我們還有沒有別的發洩方式？這些疑問大多並非發自道德的反省，而是出於實際的考慮——因為一窩蜂的聲討與訕笑，未必換來大家希望見到的結果。

就以「超然論」為例。原本不過是一位官員的狂言亂語（甚至是舊調重彈），卻因引起公眾激烈迴響，而連日在社會輿論重地反覆發酵。連日來社運領袖、泛民議員、人大代表、昔日高官，甚至首席法官，逐一露面以回應「超然偉論」；梁振英、袁國強、譚志源也厚着臉皮，連番解畫。

一句廢話最終竟能擾攘一周，不少港人的內心，比特首辦助理處長黎日正更加難受。

面對令人反胃的萬千世事， 如什麼時候應該dislike，什麼時候應該冷淡處理？這是香港有心人需要思考的問題。有些情况比較容易處理——「超然論」踐踏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事關重大；張曉明是中央駐港的最高級官員，他的一言一語絕對不止代表個人立場……因此我們需要不厭其煩，表達dislike。為了重申香港獨有價值，我們甚至應該模仿馬道立企硬立場，學習任建峰勤寫文章。要抵住赤化洪流、官員謬論，香港公民人人有責。

然而若擺在眼前的，不過是一條無關痛癢的歌舞短片？那鐵定是另一回事。經過大眾以及媒體接力宣傳過後，四女的歌舞片段已有超過一百萬人次欣賞。負責監製此歌的創作人接受媒體訪問時慨嘆，這首歌「騎呢才多人留意」，反觀網上很多獨立樂隊用心創作，炮製優秀作品， 「為什麼大家不去聽？」

作為聽眾，你或會反駁：喜歡欣賞甚至分享騎呢事物，本來就是人之常情。媒體煽風，聽眾願鬧，組合願捱，環環緊扣，你情我願，似乎影響不了什麼。這或許沒錯，但流行創作以至大眾媒體的操作往往與市場息息相關，大家今天的訕笑聲，或許明天就成為了更多惡俗作品推出市面的誘因。

壞品味的惡性循環

試想像你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創作人。本來為了讓更多的觀眾看見自己的作品，最正路的方法是默默耕耘，多作磨練，期望炮製真正優秀的傑作，受媒體青睞，獲觀眾欣賞；但如今遊戲規則已然扭曲，作為創作人，眼見傳媒、大眾最熱中討論的乃是騎呢作品，你會怎樣想？是繼續被動地期待「好歌有好報」，還是轉身走上那條最低成本的捷徑，極速竄紅？當然，後者最初或引來謾罵嘲笑，但大眾向來善忘，要洗底又有多難？

結果，大家今天對壞品味的dislike，他日卻換來更多惡俗劣作、更多令人dislike 的作品。這個惡性循環，恐怕比女生的拙嫩舞步、短片的製作粗疏，更加可笑，也更加可悲。

面對如此時代、如此香港、如此媒體， 如何dislike、應否dislike，恐怕才是當下你我急需思考的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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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韻詩與毛記——烏雲裏有曙光

上星期，何韻詩在伊館舉行一連六場「十八種香港」演唱會，我夾在一眾「香港兒女」（鄧小宇語）中間欣賞演出，結果全程又喊又笑，五臟六腑不停翻滾。完場以後，盤點心情，竟發現自己鬆了一口氣。說來慚愧。我素來喜歡香港流行文化，但過去半年只看過一次演唱會——且是老氣橫秋的「顧嘉煇榮休演唱會」。那夜在紅館，我一邊欣賞鄭少秋、汪明荃、葉麗儀等「Sunday 靚聲王」唱出一首首經典金曲，一邊發現，當下香港流行文化頭頂原來有兩舊烏雲，正在打轉。

名叫「大台」和「時代」的烏雲第一片烏雲，名叫「大台」。以往港式流行之所以流行，甚至被擺上神枱，奉為經典，背後都有大台撐腰。顧嘉煇演唱會一播起陳年劇集片段，觀眾就雙眼發光，感動流涕；電視主題曲前奏一響，大家感情就來，隨即合唱……很明顯，沒有無綫電視的日夜浸淫（或荼毒），這場騷肯定不會全場爆滿。流行文化的大台，如無綫、商台，正有這種魔力。

可是近年大台老化。無綫成年輕人笑柄，早是老生常談；但連自命青春的商台辦起年度搞笑大騷，台上娛賓的七位明星幾乎全部年過四十，卻令人始料不及。同時，在這個講求靈活生產、快速反應的新時代，大台的商業取態（不能得失廣告商）、其文化生產線的繁複架構，以至它跟其他大台（如唱片公司）千絲萬縷的關係，又注定令它跟「靈活」二字扯不上關係。曾經叱咤一時的大台，對新一代的影響今天在衰減；昔日依賴大台生產流行文化的必勝方程式，如今舉步維艱。

第二片烏雲，名叫「時代」。香港流行文化（曾經）令人笑中有淚，全因它能夠切中時代，挑撥情感。這並不是說，每件流行作品都要（像《撐起雨傘》）背負責任，宣講政治，改寫歷史。但大眾心情往往被時代氛圍所牽扯，流行文化要俘虜百姓芳心，必須足夠敏感，抓得住平民脈搏、你我心事。

流行文化　要游走於個人與社會間
尤其身處如此時代。雨傘運動落幕以後，社會百姓普遍身心俱疲。大家不致討厭政治，但內心仍有萬語千言，尚待整理。流行文化要重新介入，很難流於純粹娛樂的層面（回憶掛帥的《羅生門》或是例外），反之要在個人與社會之間適當游走，炮製出雅俗共賞、令人時而拍掌時而落淚的全新產品。老實說，又談何容易？

頭上有密雲的流行標誌，就如何韻詩。以往她有大唱片公司蔭庇，要派歌賣碟做訪問搞演唱會，既有人打點安排，亦有大台宣傳，將生產線上的作品推到大眾耳中。但傘開以後，她變身獨立歌手，跟不同大台關係疏遠，大小事情更要親力親為一腳踢；同時間，她又要面對時代敲門、歌迷期許：雨傘洗禮後，她的音樂會往哪裏去？能否摸到脈搏，喚醒集體心碎的同路人嗎？今年的何韻詩，有如流行文化的新人，由零開始。

是有種人敢於舞台明志

六晚的演唱會，結果成為這位新人對烏雲作出的回應。大台（以及相關的商業贊助）沒有了，她專注於伊館的細台，跟志同道合的伙記由最微小的社區開始做起，落手落腳，靈活應變，善用網絡，口耳相傳。最終，沒錢買起紅隧廣告板作宣傳的「十八種香港」，依然一票難求。

演唱會舞台也成了何韻詩訴說時代，甚至藉此明志的地方。開場時她混入觀眾席上放聲高歌，表明自己既是「光照萬民」的流行標誌，又是深入群眾的「人民甜心」；何韻詩出道作品多屬情歌，但少談兒女私情、多講社會時代的這場騷，她少唱《化蝶》，多唱《是有種人》，甚至刻意將《沙》配上MichaelWolf 鏡頭下的密集樓景，將情人密語顛覆，變成對荒謬社會的控訴。

眼下香港的百姓心事，亦在舞台上若隱若現：《美麗新香港》的編曲，刻意插入《東方之珠》、《鐵塔凌雲》和英國國歌的旋律，拼湊出平民百姓因「光榮之家」崩壞和淪落而生的哀愁；由兩代佔領者唱出的《世界變了樣》，以及結尾何韻詩自彈自唱的Dear Mr.President，更是台上歌者代表廣大百姓向當權者所發出，既溫柔又暴烈的時代吶喊。

毋須看大台面色，事事親力親為；回應時代大小事，深入群眾高歌……毫無疑問，何韻詩作為「新人」，她的演唱會是對（自以為）烏雲密佈的香港流行文化，一次當頭棒喝。

呼應時代用絕望換回歡笑今年香港流行文化的另一新人，亦有在六場演唱會上現身。它的名字，名叫「毛記電視」。

「毛記電視」是由《黑紙》、《100毛》班底創作的網絡電視平台，今年5月啟播，每日上載兩至三段短片，旨在諷刺時弊，娛樂大眾。聽起來不過爾爾，但三個月過去，這毛牌電視台的影響力卻是與日俱增。尤其是廿幾三十歲那一代，不少人每日追捧頭破血流的東方昇，參拜外表可愛的盤菜瑩子；《勁曲金曲》每周諷刺世情的改詞作品，如《亞視永恆》、《中東與綜》，大家甚至琅琅上口，背誦如流。

原本以山寨形式製作的網絡電視，甚至被搬上何韻詩演唱會的舞台，上演六場《勁曲金曲優秀選》，更大受現場觀眾歡迎。不算巨星的王宗堯、河國榮等一上台，觀眾就雙眼發光；惡搞金曲前奏一響，大家感情就來，隨即合唱……老實說，我有點意外。

跟許多（雙眼生在頭頂的）有識之士一樣，我最初對毛記電視無甚感覺，甚至認定它難敵烏雲：一方面，它只是網絡電視，受眾有限，就算引來青睞，也始終難敵「大台」；另一方面，身處如此「時代」，看似只懂抽水，流於搞笑，聊博一粲的它，怎看也玩不長久。

豈料在大台和時代的烏雲下，毛記電視卻走出另一條路。若說何韻詩的成功，在於能夠在大台以外另闢蹊徑，那毛記電視則更厲害，它看準年輕一代對大台的複雜感情，於是化作藤蔓，吸收大台養分，挪用無綫的節目（《星期三檔案》）、聲音（韋家晴）、藝員（如Joe Junior、河國榮、方健儀），進行二次創作。可以說，沒有曾經黃金的流行文化，沒有輝煌一時的無綫電視（甚至亞視），毛記電視根本不會存在。

毛記也在呼應時代。許多人以為它抽水成性，只懂翻炒政治笑話，偏偏這種玩法卻意外切中集體鬱悶的大眾需要。面對種種荒謬世情，年輕人不再追求呼天搶地式的情緒起伏，反而期望媒體消化世情，炮製甜點，用絕望換回歡笑。同時，毛記在抽水以外，亦有炮製正經八斗的時事短片，講愛護樹木、珍惜寵物……對於時代，這位新人無疑相當敏感；它能夠引來販夫走卒、傳播學者（馬傑偉）一同叫好，絕非偶然。

當然，何韻詩與毛記電視當下的成功，或許只是鏡花水月，難以長久。但兩位「新人」的作為，至少在告訴我們：香港流行文化可以如何適應時代轉變——以蠻勁、真誠和創意，在滿城密雲下露出一絲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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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砸破信任才是勝利

不是危言聳聽，這段日子活在香港，確有「地球很危險」的感覺——扭開水龍頭，我們怕眼前食水「鉛鉛不絕」；接到陌生來電，我們怕話筒的另一端不是政府權威，而是狡猾騙徒；走在林蔭大道，我們既怕大樹塌下壓傷途人，但更怕的，是這些植根多年的好鄰居，會在一夜間被突擊斬首……這些「危險」，有的關乎身家性命財產，也有的牽涉無以名狀的感覺。細碎的感覺，也是香港人安居樂業的基礎。

風險處處，危機四伏，那怎麼辦？香港人本來喜歡講個「信」字。

港人本來喜歡講個信字

這個「信」字，根據心理學家的說法，是一件奇妙的東西。從來沒有正常人會對素未謀面的陌生人毫無保留，奉上信任。人與人之間的「信」，跟關係、身分、經驗，息息相關。對相處日久的家人，我們可以攤開雙手，徹底信任；但對電視上的謝賢和曾江，香港人怎也不敢盡信——因為我們不信「藝人」會在鏡頭前展露真性情，更不信「藝人」的舉手投足，可以跟宣傳無關。

有的身分（如「藝人」），會令香港人信任盡失；但也有的身分，永遠令市民大眾充滿好感，例如「專家」。雖然這些專家，百姓大多素不相識，然而基於他們的學歷、專業、銜頭，大家自然奉上真心，付出信任，從而填補資訊的縫隙——於是，世界上有幾百樣人，我們只信醫生一個；於是談起樹木生長，在榕樹頭擺檔多年的阿伯，怎也及不上「樹博士」詹志勇的一句話。這份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令我們知道哪些水可以飲、哪些樹底可以行，什麼人比什麼（藝）人的話更值得留心。

但這也不是「信」字的全部。社會學家說，「信」除了建基於人與人之間，也存在於人與社會機構之間。一個人可以相信學校，相信政府，相信警隊，甚至相信中聯辦。大家所信的，不是這些機構裏的特定對象（ 例如梁振英和張曉明），而是機構背後象徵的權威和合法性。香港人相信政府部門為人民服務，於是稅局來信，我們二話不說填寫個人私隱；大眾相信銀行系統嚴謹，因此願意將半生心血擺放其中……近日流行的騙案中，受害人之所以上當，也正因為這份對機構對權威的信任。

涉及「中聯辦」、「內地官員」的騙案，卻是鏡子的另一面——平民百姓被騙倒，當然不因為真心信服大陸權威，而是相信在這班人的處事手法中，金錢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他們心裏相信的，不是神州大地的法治制度，而是天朝中國制度失效。

信任來自制度

而這正正是中港之別。呂大樂曾經說過，市民天生不相信政府，是很正常的事。但正正因為大家的不信任，現代社會的政府才有需要想盡辦法，建立規章，設定制度，令擁有權力的機構以至大權在握的官員，也要跟隨程序，妥當辦事；天生多疑的平民百姓才能因此放下戒心，安居樂業。很明顯， 「信」理應是一個過程。

過去幾十年來，香港人攜手見證這個過程。由七十年代開始，香港社會逐漸建立起一套大家賴以自豪的程序和制度。今天看來，這套秩序有的確實夾雜過多神話的味道，但不能否認的是，它確實令香港大眾逐漸懂得講個「信」字——就算大家不信任政府，但起碼可以對健全的制度，投下信任一票。

譬如說，我們從何時開始相信警隊？就算在街上與警員狹路相逢，也不會雙膝狂震？是在廉政公署成立、有獨立制度監察警隊運作以後。又例如，由港英時代開始，政府開始構築諮詢制度，成立專家小組，設立一個又一個委員會，最表面的原因也是令市民覺得有人代表自己發聲，因而信任政府施政。

雖然民調顯示，香港人對政府的信任程度過去二十年來一直浮動（近期更徘徊谷底），但至少在日常生活的起居飲食上，這個「信」字，確令我們度過不少危機，甚至很自然地，對埋藏身邊的種種風險（如鉛水、地溝油）無知無覺。

只是這個「信」字，近年逐漸消失。活在香港，我們開始分不清楚什麼值得相信，什麼不——政府部門聲稱食水安全，但政黨說不，那怎麼辦？於是我身邊有不少朋友開始自行驗水，求個安心；路政署、土力工程署對榕樹石牆各執一詞，誰更有理？樹博士說樹木健康，但樹木辦卻堅持要斬樹，那我們身邊的大樹此後怎辦？於是網上開始出現「民間樹木辦」群組，學效波士頓的Adopt a Tree 活動，民間自發，監察政府會否對古樹無故動起手腳。

沒有信任的社會才最危險

要建立信任，是一個經年累月的歷程；但要摧毁信任，卻可以是一夜之間的事。這些年來，香港大眾好不容易建立起對平民，對專家，對政府，對制度的信任；但隨着制度起了裂痕（例如斬樹決定不用諮詢區議會，更毋須知會專家），這份得來不易的「信」，也在日漸崩壞。

當然樂觀的人會說，這沒所謂呀，若政府不可信，反而能興起公民社會的自發關注，唱起葉倩文名曲《信自己》，也未嘗不是好事。但身為香港人，我們不能不思考的是，若長此下去，假若有天香港不幸像天津那樣發生大爆炸，我們又能夠相信誰？死傷的究竟有多少？留在現場呼吸安不安全？今後消防員的救火技巧仍可信嗎？如果不能從政府機關找到可信的答案，我們將會非常手足無措。

因為沒有信任的社會，恐怕才最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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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部不是武器， 但又是什麼？

過去幾天，繼「盧醫生如何倒地」後，香港上空再次出現一條連物理學家、生物學家和外國媒體都解答不了的一百萬問題—— 「胸部是否武器？」為了聲援胸部、討伐體制，不少男女高聲搶答（ 「黐線！」），籌備上街（ 「胸群而出！」），自拍心口（ 「#反對女性胸部被視為攻擊性武器」），甚至重唱金曲（ 「我我我我我有胸部」）……剎那間， 「胸部」成為全城熱話。但老實說，作為一個傳統的香港人，單是上一段寫了六個「胸」字，我已經滿頭大汗，渾身不自在。

不自在，可能因為公開談「胸」，一向不是香港社會常態。多少年來，胸部（尤其是女人的胸）一直是藏於百姓心底的特大禁忌。我們平日閒話家常，可以品評自己的樣貌不夠標致，也可以嫌自己腰太短、腿太粗。但胸部呢？不是不介意，只是要宣之於口嘛， 卻又不自覺面紅耳赤， 心臟亂跳。萬千中學女生， 為了掩人耳目（不是懷孕而是身材），更願意挑戰人類極限，在攝氏33 度的烈日當空下，穿長袖毛衣外出吃午飯。

然而， 這不過是禁忌的一面。一方面，香港人害羞成性，最怕自己的胸部成為話題，但另一方面，大眾又熱中對着別人胸膛，指手畫腳——作為一般香港人，我會記得小五時候，男同學們為身材豐滿女同學起花名時嘴角的竊笑；更會記得，這些年來八卦雜誌和獎門人為一眾娛圈雌性身材而開的惡意玩笑……對於胸部禁忌，有人手足無措，有人心邪偷笑。

關於心口的社會共識

當然，沒有人天生對胸部敏感。一個人對身體器官的認知，也不是從天而降，乃是後天建構。香港女生自小被年長老師教導，胸部有別身體其他地方，是神聖不可侵犯，也是神秘不可輕談；與此同時，香港傳媒致力針對胸部，煽風點火，將身體器官化成稀世奇珍，把女性胴體變作男性恩物。卒之，在社會教化與媒體挑撥之下，香港百姓對女人胸部的形態（不能下垂）、大小（一定要適中）、使用方法（ 不是生產母乳， 便是牀上用品），都有頗為一致的共識——而這份共識，少有言詮，只能意會。問題是，這份共識合理與否，主流社會永遠無半點質疑。這兩天全城談「胸」，我趁機漲紅着臉，向身邊的女性朋友打聽， 結果發現， 她們在「不是武器」的口號以外，對於胸部（及其社會共識），其實有許多控訴和不解：有平胸朋友坦承，自己想了廿年， 也不明白為何胸大就是身材好；有打開心扉的朋友抱怨，夏天穿背心出街，總會引來雄性動物的「好奇」目光；同性戀友人則直言，自己其實也不想束胸做人。

剝奪女性自主的武器

坦白講， 以上心事（ 即「心口的事」），身為男人的我，其實毫無感覺。甚至乎，跟天下男人一樣，我從來沒想過，女人會因為胸口那兩團肉（又或心口沒有兩團肉）而受到什麼困擾—— 就算有， 相信也是女權分子、婦女團體、乳癌學會的宣傳伎倆而已。

但最近兩天，我的想法開始改變。周四早上，被指「胸部襲警」的女示威者被判囚三個半月，全城嘩然：有男生一邊竊笑，一邊開玩笑： 「來襲擊我吧」；有女生破戒挺胸，直斥判決荒謬；還有藝人發起一人一相運動，宣告「胸部不是武器」。望着相片中的「胸部×武器」字眼，我反而有別的想法。

胸部確實是武器——不過不是女示威者襲擊警員的兇器，而是父權社會用來剝奪女性自主的武器。

性別研究學者Marilyn Yalom 多年前撰寫A History of the Breast 一書，開宗明義，從文化研究的角度，探討乳房的歷史。她發現，一直以來乳房的社會意義， 以至於藝術作品呈現的形象，都不斷地改變，但問題是這些改變，卻往往從男人角度出發，女人無法左右。

提起胸部，嬰兒想起食物，醫生聯想疾病，商人看見鈔票，男人馬上想起性（胸即是色！）Yalom 因此反思：「乳房是女人身體的部分，但它屬於女人嗎？ 」她說， 回顧整個乳房歷史，男人與建制一直企圖將女人的乳房，以至跟乳房相關的社會共識，據為己有。這正正解釋了為何胸部都是香港大眾的禁忌，教中學女生面紅，令八卦雜誌偷笑。

應當擴展關注女性自主

如今政權不義，裁決荒謬，大家因此打出「胸部×武器」的標語，希望別人從由此關心事件，這絕對是好事。但除此以外，我們又能否多行一步，真正關心女示威者，以及其他有血有肉女示威者的自主問題？

我記得佔領期間，有長期守在前線的女性朋友嘀咕，每次衝突發生，總有一班男人衝出來跟她說： 「女仔之家，企返後排啦！」她生氣，又說不出話；如今「胸襲案」宣判，她更加抖震： 日後女示威者無論是走上前線，抑或衝擊防線，恐怕都要面對更多的心理關口——正如新婦女協進會聲明所寫， 以後女生在混亂中被非禮， 恐怕也怕被誤會， 不敢挺身舉報。這，恐怕才是今天我們最需要深切思考的問題。

當然，每次談到「女性自主」、「父權社會」、「性別意識」這類字眼，準會令人聯想起向來不受社會大眾歡迎的女權主義，以及視男人為洪水猛獸、主張焚燒胸圍的婦女團體。但就如發起「胸部×武器」行動的藝人葉蘊儀在新書裏的反思—— 「其實我的女性主義只是希望能讓世界各地的女性都能得到平等的對待，包括教育、婚姻、自主及尊重等」。如此，我們又為何要囿於「女權主義」這個沉重的框框，而放棄這種爭取？

當外國女星如Keira Knightley，去年也脫去上衣，在鏡頭前展示無添加的平胸，藉此向大眾宣告：女人身體就是戰場（women's bodies are abattleground），香港的女藝人要繼續扮演斯德哥爾摩病人，被媒體大眾一同調戲；還是學效葉蘊儀，努力試講女人們心裏的二三事？ 這也是好問題。

「胸部襲警案」無疑教人悲哀，但在疾呼荒謬以外， 我們可以開始對胸部，對女人，展開不一樣的討論；胸部當然不是襲警武器，但它也絕對不應該成為父權社會鞏固性別意識、剝奪女性自主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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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救大人

六歲女童推出童萌寫真，全城嘩然，群情洶湧。香港百姓本來對書展爭議（簡直是每年一度）大打呵欠，但看過寫真集裏的照片，無不抖擻精神，破口大罵，直呼離譜。就連我身邊雙腳最為離地的朋友，也憋不住發聲： 「黐線！我點都唔會畀個女拍咁嘅相！」結果兩日之內，群眾睜大雙眼，鬥噴口水，萬箭齊發，最後異口同聲，留下三點基本共識。

一、淫者意淫，純屬藉口——攝影師最初辯稱寫真「無露出任何器官」， 「唔明點解大家要用有色角度去睇」。換言之，香港人思想淫邪，見樹不見林，甚至「就算見到棵樹都會諗衰嘢」。有識之士連忙借用羅蘭巴特，點出色情向來沒客觀標準，但一幀影像的構圖、用色，以至模特兒的姿勢和嘴角那點雪糕，卻永遠符號滿瀉，建構睇法。因此，若然大眾集體心邪，那攝影師肯定有份唆擺，不容抵賴。

二、稚子無辜，保護兒童——事件之所以掀起全城關注，全因主角是六歲女童。香港人深信兒童是社會未來棟樑，即將呼風喚雨，但未成為棟樑前，他們不懂思考，難辨是非，毫無想法，因此身為大人，我們義不容辭，遮風擋雨，保護孩子，搶救童真，務求令子侄聽教聽話，純如白紙。如今寫真見光，為免女孩受傷，我們要求相集下架，阻止影像流傳。這點，連明光社和女權人士都攜手同意。

三、利益集團，十惡不赦——過去兩天，香港人萬箭齊發，箭頭十居其九都指向兩名「真兇」：對於在書中稱「如何保持對女性身體的熱中度」為其不斷探索課題的攝影師，我們大力指摘，視其為賺錢泯滅人性、掛羊頭賣狗肉的社會敗類；對於事發後推說自己沒參與挑相的女童母親，我們噴血痛斥她唯利是圖，兜售孩子，將童真變成寫真，是喪心病狂的冷血行為。

群眾的眼神、口水和亂箭，終使出版社回收相冊，攝影師深夜道歉，女童母親亦告噤聲。將公義掛在心口的香港人，在「救救孩子」的事情上，明顯又打勝一仗。寫真事件，就如每年一度的種種書展爭議，就此宣布畫上句號。

「童真」的建構

以上三點大眾共識，我沒異議，但心裏仍有連串問號——這次廣大百姓一同怒吼，究竟是純粹因為那兩三張照片太意識不良？還是因為無辜女童被視為搖錢樹？

假如相冊裏不是意識不良的影像，而是童真滿瀉的照片，大家又會否異議？應該不會。因為在現代社會，兒童色情不可販賣，但童真可以。

近年香港人特別鍾情「童真」。幾年前，萬寧妹妹一句「我有少少鍾意咗佢」傾倒全城，引得人人模仿，也招致廣告人爭先恐後，以相同方程式，尋找可愛孩童，塑造耀眼童星，而人稱「美心妹妹」的六歲女童，正是這股風潮下的耀目新星。

我們喜歡童星，表面原因是他們外貌趣緻，令人不禁高呼「好打耳」。但剖開表層，童星之所以受歡迎，還因為他們洋溢童真。何謂「童真」？就是流露兒童真實一面——例如燦爛大笑、嚎啕大哭、開口得罪人（ 又名「童言無忌」）。總之，能令人聯想起孩子真善美的，便是童真。

但街上的小朋友也會燦爛大笑呀，為何當不了童星？因為童星的另一條件，是「像大人」。孩子要做明星，登上熒幕，至少要懂得做戲，學習大人語言，明白成人世界的喜怒哀樂。童星可以笑（但不能隨時笑）；可以哭（但導演喊cut 以後要盡快回復原狀），但最好始終是聽聽話話，聽大人指示，唸對白、擺甫士、說合宜（又有童真）的話——就像《愛我請留言》裏的「樂悠悠」。

你會問，這豈不矛盾？

對，童星就是這樣矛盾的一群。他們要像孩子，又要像大人。太像孩子的話就過於平凡，難以投入商業操作；太像大人的話又太老積，容易被觀眾厭棄。唯有拿揑準確，做好平衡的，才是大眾眼中的天才童星。

有人會問，在資本社會，一個願打一個願捱，誰怪得誰？但問題是，童星的建構過程，其實又與大眾如何看待「兒童」息息相關。也就是說，大人們既期望童星們有孩子的童真同時又有大人的能力，全因社會對兒童的期望亦是如此。甚至乎，一個不珍惜童年的社會，才會格外希望用金錢，把相冊裏、熒幕裏的世界填滿童真。專門研究兒童的英國學者Jane O'Connor 說法更妙： 「童星的出現，就是要令大人心裏好過一點，以為孩子並未因他們的貪婪、鹵莽、顛倒是非，而受傷害。」

Jane O'Connor 幾年前出版The CulturalSignificance of the Child Star 一書，用社會學角度解構童星。書中她既勾勒出童星的社會歷史（原來不同年代的社會就有不同形態的童星），又分析媒體如何透過將「童星」捧上天，以及將「前童星」摔落地，來滿足大眾對童年的想像。最後，她在結語部分有感而發地指出，童星的盛行，是社會不同零件共同建構的產物， 「而非社會大眾所想，是病態家長和童星本人的私家傑作」。

保護兒童， 先救大人

同樣地，這次六歲女孩的寫真事件，我們當然應該怪責其父母疏忽照顧，唯利是圖， 但卻絕不能停步於此。就如Jane O'Connor 所言，童星的出現跟社會架構息息相關，我們要關心童星的個人苦况，也要放眼孩子的集體困境；我們要杜絕冷血家長容讓女兒腿張開，也要阻止更多家長不許子女張開腦袋。

這問題，甚至跟性和色情，已經無關。過早與成年人接軌以至丟失童真的，從來不止擺出性感甫士的小女孩一個。周五下午，友人傳來日本攝影師川島小鳥的大作並附上一句， 「這才是童萌寫真」。我反而在想，香港的五歲小女孩，又能流露出相中人純潔而無憂的笑容嗎？抑或已經在家長的迫使下，摸索教育制度的殘酷，或面對眼前堆積如山的書本不知所措，或在形形色色的興趣班中打轉再打轉？

我們都知道要保護兒童。但這四個大字背後又藏着什麼意思？寫真出街後，許多人都說，孩子們其實不懂分辨善惡，更不知道何謂色情，因此家長一定要好好把關。在拍性感寫真這種大是大非上，這鐵定沒錯。但大人們也要留神，這種「保護兒童」的大義凜然背後，其實蘊含一種「大人一定對」的意識：「你年紀小，我為你好，所以安排興趣班、補習班、面試班……」「你想當運動員？太唔識諗，不如做律師。」

如果所謂的「保護兒童」，只停留於「孩子少不更事→我們要設法保護令他純如白紙」，那是矯枉過正，大錯特錯。心理學家的確說過兒童心智有待發展，但這並不等於他們沒有思考，沒有想法，只能當大人傀儡。

或許我們真正要救的，不是孩子，而是大人。令孩子失去童年的，不單是那些想催谷子女成為童星的父母，還有那些強迫子女學玩主流遊戲的家長；書展出現六歲女童的寫真是很荒謬，但怎也荒謬不過小五女生難忍欺凌自殺而大人們仍在互相推卸責任的這個社會。

奪去孩子童真的，從不止是貪婪成性的母親、毫不羞恥的攝影師，還有社會的教育制度，以及當下正為寫真事件而破口大罵的，一眾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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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七一沒上街

「表哥，我想去七一，好不好？安不安全？」六月最後一天，許久沒見的表妹傳來短訊。她一家人移居加拿大多年，今年暑假她獨自回港，到銀行做實習。表妹對香港並不熟悉，但得知「上街」是香港人慶祝回歸的傳統習俗，她好奇。作為有良心的香港公民（以及出名偉論多多的表哥），我毫不猶豫，馬上回覆——多年以來，不管人數多寡，七一皆以和平、理性聞名天下。由○三年五十萬黑衣人怒吼「還政於民」；到近一兩年群眾流汗吶喊「我要真普選」，每年七一，皆有數以萬計香港良心抵住烈日，走上街頭，流汗運動。毫無疑問，七一是訴諸理性的和平抗爭，更是港式正義的最佳體現。「咁你會去嗎？」表妹打斷偉論，忽然發問。而我，竟然猶豫。

「猶豫」這兩個字，從來不在我的遊行字典裏。過去十二個年頭，跟不少有心有力的香港百姓一樣，每見「七一」，我義不容辭，堅決上街，用汗水慶賀回歸，以腳步宣示立場，風雨不改。印象中，我們被猛烈太陽曬過，又被滂沱大雨淋過；穿過黑衣，又換過白衣；嘗過被旁人以中指問候，又試過跟同路人在門常開下面高舉中指，問候政府；我們做過不少現在看來頗為無謂的事（例如誓死迫入維園以點算人數），更喊過許多如今回想覺得荒唐的口號（如「爭取07、08 普選」）。但無論如何，我都甚少會為是否參與這年度「盛事」而有半分猶豫。

直至今年。請別誤會，雖然我曾多次在這裏聲淚俱下，慨嘆民主如夢想中的彼岸，永遠還未到，但就如那消失的四十萬遊行人士一樣，我尚未對民主運動失去信心。在雨傘運動落幕、政改（蝦碌）否決以後，我認同有識之士應該重整旗鼓，將民憤化為行動，把良心再次押注，攜手再起步，爭取民主，從頭茁壯。

但老實說，以上偉論，這一次我連自己也不被說服。結果到了七一當日，我隔空叮囑表妹帶備三件遊行法寶——水樽、毛巾、良心，自己倒躲在家中，翻箱倒篋，搜索記憶，然後發現跟過去相比，今年七一我至少找不着另外三件法寶：

一、抗爭情緒。

照道理，遊行不是一年一度的行禮如儀，而是社會情緒的集體爆發。不少香港平民縱然對梁振英、香港政府、北京，都有殺父仇人式的怨憤，但這份醞釀多時的情緒過去一年經已多次爆發。雨傘運動過後，我們心情猶如失戀難民，流離失所。對於社會不公，我們微慍而不大怒；對於爭取民主，我們着緊卻不再輕舉妄動。如今，政改否決，特首明言餘下兩年不會重啟政改。七一遊行，沒有非去不可的理由。

二、運動出路。

香港人對七一有感情，不單因為大家在街頭並肩流過多年臭汗，更加因為年度遊行曾經令政府低頭。十二年前湧上街頭的黑衣平民，個個記得運動如何令田大少轉軚，令董伯伯腳痛。回歸後初嘗（睇煙花以外）大型群眾運動滋味的香港人自此發現，汗水與腳步原來可以推動社會改革。但十二年後，群眾運動仍有效嗎？高喊「我要真普選」會換來真普選嗎？我們腳痛遊行，又會換來梁振英腳痛嗎？大概連馬路上的四萬八千人也不敢全盤相信。

三、民主綱領。

雨傘運動後群眾有心無力，許多人將之歸因於「反大台」傾向，我不同意。因為——大部分香港公民依舊期望有人為民主運動開路，指點群眾迷津，但在起步之先，我們同樣期望領袖構思綱領，交出藍圖。今年不少人對七一猶豫不決，不是因為陳倩瑩所言的「無急切性議題」，而是大會（或社會）根本空有口號，毫無綱領。如黃之鋒事後承認，刻下有人提出的「修改基本法」倡議需時，只算得上是長期目標，那放眼將來，香港民主運動的短期和中期目標又是什麼？領袖尚無想法，群眾以行動表達猶豫，自然不過。

想着想着，便是黃昏。這時表妹傳來短訊，說今年遊行的人似乎不多，她和朋友已經到達終點，我心裏有幾分詫異。到晚上，果然聽見大會宣布遊行人數創下七年新低，朋友在網上仰天長嘯：「這會不會是新一波政治冷感的開始？」我心情翻滾，腦海還浮起大逆不道的一道問題：假如七一無助直接爭取香港民主，哪究竟還有沒有繼續下去的必要？

猶豫之際，手機噹噹作響，表妹傳來她親手拍下的遊行照片。我捧起（手機狀的）相簿，逐張細看，看得入神。入神，除了因為我記得自己頭幾年去七一，也拍過許多這樣「鬆郁朦」的相片，還因為從相片堆中，我重新發現七一（在「建設民主香港」以外）的三重意義：

一、言論自由。照片裏，我看見許多許多大聲公。於是我突然記起，○三七一的訴求不止「還政於民」，還有「反對23」。當年五十萬人湧上街頭，不單出於對我城民主的追求，更是基於一份今後無法自由發聲的恐懼。二十三條擱置之後多年，我們如常遊行，照舊集會，很少再將七一遊行跟言論自由扯上關係。到了今年七一，人大常委通過新國安法，宣明香港有義務於本地立法，維護國家安全——很明顯，廿三條陰霾仍在頭頂，七一遊行告訴我們，言論自由於香港，絕非理所當然。

二、發聲平台。表妹本以為，七一遊行就是為了爭取民主。怎料在軒尼詩道上，她既遇上平民臉孔，還聽見許多民間製造的大聲公—— 「林榮順關注小組」設置街站，要求香港盲人體育總會承擔責任；守護新界東北的有心人搖旗吶喊，期望港人關注本土，抗衡建設，支持城鄉共生。於是我記得，在遊行人數最低迷的兩三年，我們一樣在路上看到雷曼苦主的苦、菜園村民和性小眾的痛。七一從來不單止是民主運動的橋頭堡，更是平民苦主的發聲平台。

三、公民社會。相簿裏還有不少專業人士的身影。這年七一，無論是法政匯思、杏林覺醒這樣的專業聯盟，還是北區動源、埔向晴天這樣的地區組織，都站上街頭，宣示立場。看着照片，我重新發現，在議會政治與街頭抗爭以外，香港民主運動還有第三條路：公民社會。眾所周知，○三七一正是「公民社會」概念萌起之時，如今上述兩條路線佈滿障礙，民主路要繼續前行，正正需要更多法政匯思和北區動源，深入民眾，結集力量，組成公民社會。

這三點，就是七一遊行給良心公民的啟示——不管遊行人數多寡，也無論這年度「盛事」是否有效爭取民主，這三重意義依然存在，毋庸置疑。

「如果我爸媽不是移民加拿大，我想我每年也會跟你們一樣遊行，爭取真民主。」表妹如是反思。「如今我才發現，民主不是take for granted 的。」

七一以後，短期內香港民主路上再沒有任何標桿柱，也沒有路徑可依。迷霧之中，作為公民，我們暫時毋須多多偉論，只需緊守信念——民主從來不是take for granted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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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場與立法會——球賽完了，何去何從？

香港人，許久沒這麼鍾情「睇波」了。

眾所周知，這活動一直只是忠心球迷（如我）的深夜嗜好。可是近日，就連不明白「廿二個人追一個波有乜好睇」的朋友，也興致勃勃，回溯胡國雄生平，欣賞林嘉緯腳法，高呼「自己人撐自己人」，甚至追看直播，探討「裝越位」失敗的慘痛結果（輪流發出哭泣聲），學習點算「豬一般隊友」的數目（恰好組成三支球隊）。總之，全城狂熱。

狂熱，全因過去一星期，香港上演了兩場精彩絕倫的「球賽」。廣大百姓放大瞳孔，並肩欣賞。過程峰迴路轉，觀眾呼聲震天；完場後人人笑不攏嘴，鯨吞花生。然而幾天過去，發叔疲勞，水塘乾涸，大家狂歡過後，始終要面對一道問題﹕

完場以後，我們何去何從？

*

第一場波，主角是「香港足球」。

香港人曾經心愛香港足球。這星期胡國雄離世，再次提醒我們香港大眾與足球交往的歷史——30年前惜敗北韓的苦澀、20年前戰勝中國的狂喜，在大眾媒體的挑撥下，逐一浮上枱面，歷歷在目。大家對「大頭仔」有感情，對「五一九」有感覺，多少證明那個時候，「自己人撐自己人」不是球場口號，而是集體現象。

後來的故事大家明瞭﹕自1980年代起，香港足球走向下坡，雖然偶有閃光（例如在東亞運為曾蔭權帶來「今年最開心一日」），但也掩蓋不了世界排名持續下跌的尷尬（已經低過不丹），還有本地賽事場面的冷清（港超觀眾今年場均一千，已算不錯）。香港大眾，早已懶理香港足球。

響應港人身分 中足「誤推」海報

豈料過去十天，旺角大球場紅旗兩度升起，示意全場滿座。星期二晚，港隊對陣馬爾代夫，場內球迷高掛橫額，你一句「勁揪」，我一句「加油」，氣氛澎湃；場外有中年大叔重施失傳多年的爬樹舊技，窺看比賽；更多球迷盤踞家中梳化，扭開電視，收看直播，為港隊吶喊助威。

毫無疑問，大眾對球賽的狂熱，比起球賽比數（兩球淨勝），更加令人意外；香港人華麗轉身的現象，也比球賽本身更加引人入勝。

奇觀狂熱，究竟如何煉成？走進旺角場，我們至少可以窺見現象背後的兩大因由。

一、政治。不管各地足總怎樣竭力阻止政治進入球場，甚至因而雷厲風行，審查橫額，嚴懲搞事，卻始終改變不了一個事實﹕足球，本身就是政治。尤其在國際賽場，球場上除了是兩支球隊血汗交織的技術較量，更加是國族和身分的一場混戰。香港球迷蜂擁入場，同樣響應身分政治而來——因此尚未開波，大家率先狂噓國歌；港隊入波，全城一同疾呼「我愛香港」。足球拉扯本土意識，本土意識牽動情緒。

二、意外。當然我們也要知道，香港本土意識的構成，向來多靠誤打誤撞。這次港隊揚威旺角場令全城雀躍，無疑是身分認同的再次反擊，但整個反擊的過程，說到尾還是一場意外——要不是中國足總「不慎」設計出一款別具層次的海報暗諷港隊，香港人會否團結一致，入場大叫「唔好畀人睇死」？當然不會。

兩戰兩勝無疑是好開始，但誠如港隊教頭金判坤所言，這本來就是球隊目標，就算達成也毋須過分亢奮。完場以後，擺在全港球迷眼前的，是「大敵在後頭」的事實——兩個月後，港隊就要北上挑戰宿敵中國，戰術上是攻是守，還待有心人從長計議。30年前我們勝過一次，如今實力懸殊，唯望港隊人人化身胡國雄，技壓國足，創造奇蹟。

民主波勝敗 事關全民福祉

其實就算港足輸了，也沒太大所謂。畢竟足球是身外之物，沒能晉身世界盃，我們生活依然如常。

但第二場波卻不然。它跟全港市民的福祉息息相關，也因此「球賽」雖然已經打了30年有多，但大家依然無比肉緊——這場波的主角，名叫「香港民主」。

香港人一直追求香港民主。1980年代開始，知識分子打正「民主回歸」旗號，教育全港市民，在自由、法治和賺錢以外，還要追求民主。此後多年，有心人走進議會，推動改革，過程中贏過幾仗（九一直選、肥彭方案、○三七一），也試過慘敗收場（直通車告吹、人大釋法、八三一決定）。許多香港人曾經深信，只要萬眾一心，構建大台，一邊在制度裏促成政改，一邊在制度外抗爭，這場「球賽」，我們終於會技壓中國，創造奇蹟，奠定民主。

後來我們發現一切只是一廂情願。八三一後，香港民主走入死胡同。制度內的深耕細作，換來名不副實的「普選」方案；制度外的佔領抗爭，波瀾壯闊，卻始終徒勞無功。於是，由佔領清場一刻到這幾天前，香港百姓對「香港民主」早已不抱期望。就算本星期立法會上演終極一戰（名叫「政改表決」），大家也不過視為例行公事。面對趁機走進立法會的幾百警察，以及敵方僱用的場外球員（號碼由1至200），大家只是輕輕一笑，然後轉身，繼續參與「誰是二五仔」競猜遊戲。

政治意外 民主路得益否？

豈料周四下午，形勢峰迴路轉。本來無甚驚喜的一場球賽，因為一句「等埋發叔」而高潮迭起。泛民陣營以28:8大勝，為政改鬧劇拉上布幕之餘；就連此前漠不關心的廣大「球迷」，也陷入狂歡。此後兩天，人人腹肌抽搐，處處流傳笑話。毫無疑問，大眾對「球賽」再次狂熱，同樣出於兩點原因。

一、政治。老實說，因為建制派的「隊形」，過去30年來，「爭取民主」和「香港政治」向來都是悶戰一場。但這一次，廣大球迷終於有幸目睹建制隊形崩潰，有人離場，有人呆倒，有人投票，「越位陷阱」因而變成自掘墳墓。看見對方球員在完場後如何悲痛（「我睡不着」）、不安（「我怕中共嬲」）、內疚（「我有好大責任」）、憤怒（「戇居」），全港有良心的觀眾，無不心情舒暢。

二、意外。過去30年，球場上的每次意外，都為「香港民主」帶來進帳——六四屠城，令民主陣營成形抬頭；彭督方案，讓港人體驗（變相）直選；董伯不濟，群眾運動就此萌芽；警方催淚，雨傘一代就此冒起。因此這次建制意外潰敗，同樣令人浮想聯翩﹕中共會否大怒？梁振英會否腳痛？建制會否內訌？政改會否重啟？泛民區選會否有起色？一切看似美好。

要贏波 靠球員更靠自己

問題是，這場「球賽」我們真的勝出了嗎？足球是貨真價實的零和遊戲，但政治不是，建制蝦碌從不代表泛民得利。更重要是，政改否決本來就是預期結局，我們其實沒贏也沒輸。鬧劇散場以後，真正對手——中國——還在後頭。如果制度內的30年爭取證實無效，制度內的79天抗議也無功而還，那麼「香港民主」這場波，我們如何踢下去？又該打什麼戰術？

是攻取議席也好，是守擋赤化也好，我們都不能否認，這是實力懸殊的一戰。正因如此，要打好這場波，我們再不能單靠場上球員（或議員），而要依賴自身（又名「公民社會」）。未來我們要面對的，不是兩回合的球技較量，而是日以繼夜的生活角力；不是球場上的零和遊戲，而是滲透各個層面的攻防戰爭。

為了民主，這場球賽刻不容緩，有心球迷笑埋發叔後，就麻煩多作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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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有一雙手

星期五晚，看到藝人劉浩龍在facebook上載照片，我雙手發抖，內心有愧。

照片裏頭是一雙髒手，指甲綑滿黑邊，指縫滿佈污垢。照片下方寫着劉浩龍的親身經歷﹕話說他光顧麵店，一邊吃麵，一邊瞥見對面食客的骯髒雙手，於是心裏不安，多吃兩啖，就「宣布投降」，一走了事。

當晚，這張照片在網上廣泛流傳，潔癖藝人化身過街老鼠，全城喊打——網民痛罵他不尊重基層，明顯是思覺失調；工人自拍雙手，以行動證明西諺Dirty hands make clean money乃絕對真理；媒體點火又煽風，報道裏不忘諷刺劉吃「拖鞋飯」；品牌看準機會，抽水討好世人，順道宣傳自身……全城協力，最後逼得罪魁禍首劉浩龍刪去照片，鄭重道歉。毫無疑問，這個「人渣現身-全城追捕-罪人道歉」的過程，乃港式公義的（再一次）明確彰顯。事情告終，廣大百姓理應放鬆心情，安然入睡。

但這一夜，我睡不着。然後，在牀上輾轉的過程中，我想起好多好多雙手。

先想起自己的手。其實不用對面食客以行動提醒，我也知道自己的雙手並不好看。多年來我雖然緊遵母親吩咐，勤加洗手，因此指甲並無黑邊，但長大後我跟許多精神緊張的香港人一樣患上相同惡習——喜歡摧殘指甲，紓緩壓力。因此每次照鏡，我都發現自己的雙手跟照片裏那雙一樣，毫不好看。那夜看到劉浩龍嫌棄髒手，我和許多人感同身受，同遭傷害，自然輾轉難眠。

但更教我睡不着的，是因為我也嫌棄過那許多許多雙手。譬如說，路過公園看見露宿者那雙久未清洗的手，我會不自覺地加快腳步；走進鬧市，遇上精神似乎有點問題的朋友向我揚手，我會索性繞個大圈逃離現場。安老院裏那些陌生老人抖動的手，會令我微微不安；街上公開挽着一起的同性之手，也會令我不期然眼眉蹙起，嘴角微揚。

而印象中，對於上述那一雙雙手，許多香港人的反應比我激烈許多。對於露宿者、精神病人、新移民、殘疾人士、老人家、同性戀者、基層工人這些少數，群眾取態往往隨風搖擺。香港人有時聲討劉浩龍狗眼看人低，讚揚地盤工人默默耕耘，有時又會視國泰空中服務員為搞亂秩序的禍端，甚至直斥他們貪得無厭，「唔鍾意咪唔好做囉」；有時為陳志全在地鐵受辱而忿忿不平，痛罵大嬸用詞太離譜，有時身邊出現同性戀者，又憋不住竊竊私語；我們口裏會關心精神病人的情况，但在火車上遇上只穿內衣的中年女人，大家的反應是舉起手機，公諸同好；劍橋護老院的長者慘况令港人心碎，但日常生活上大家繼續嫌長者阻住地球轉，視之為社會負累、家庭負擔。

內心與劉浩龍沒兩樣

所以某程度上，許多香港人的內心跟劉浩龍其實沒有兩樣——劉浩龍說自己有潔癖，又患有（眼睛）敏感症，看見黑邊會食慾不振；香港百姓不是人人有潔癖，但對於性格、外表、行為、取向跟自己不同的少數，許多人都會心情敏感，恨不得他們是指甲黑邊，一剪了事。到最後，兩者的分別，只在於劉浩龍是公眾人物，更出奇地毫無身為公眾人物的警覺性，竟然比一般人更加斗膽，將這份對於少數的嫌惡，公諸於世、宣之於口。也許，沒有誰比誰更加高尚。

劉浩龍上載的照片，教我想起一本書。那夜睡不着，於是起牀取書，埋首細讀。那本書由社會學家John Berger於一九七五年所著，名叫A Seventh Man。於七十年代的歐洲工業國家（例如德英），每七個工人當中，就有一個是非歐籍的外來勞工。這班工人無名無姓，輪廓模糊，雙手沾滿機油，指甲綑滿黑邊，都是教劉浩龍難以下嚥、食慾不振的社會少數。

社會裏的七分之一

但John Berger卻把視線投向這七分之一。他跟攝影師Jean Mohr合作，訪問這班工人，記錄他們的名字和故事，拍攝他們的生活照片，述說這少數何所來、何所依，之後又何所去。書裏一百五十幀有黑邊有血汗、更有名有姓的黑白照片，是當刻歐洲社會少數的如實紀錄。

對於香港人來說，這書或許喚不起太多感覺。我們在獅子山下相遇上以後，絕少再有流離失所，更毋須離鄉別井，成為別人家裏的七分之一。但對自家門口的七分之一，我們又如何看待？A Seventh Man記錄戰後歷史，分析資本社會，但最最核心的，還是一種對社會少數的關懷——面對跟自己截然不同，雙手骯髒，滿臉泥濘的陌生人，卻願意盤膝而坐，細心傾聽，理解對方的來歷、困境，以至其獨一無二的故事。

讀後，我雙手發抖，內心有愧。身處香港的我們，對社會裏的七分之一又是如何看待？坦白說，道理我們人人都懂——要尊重性小眾，愛護老人家，關懷露宿者，接納新移民，還應該記得，記得記得跟基層工人一同吃飯，欣賞他們為社會付出的血與汗……也因此，我們自告奮勇，痛罵一切有違上述原則的生物——例如地鐵阿嬸，以及髒話阿七。對於這類社會公敵，我們甚至發明了一套對付的方法，每逢人渣現身，我們準會發起全城追捕，攜手抽水，最後逼得罪人道歉，顯彰港式公義。

除起底抽水 還可做什麼？
但老實說，對社會少數而言，我們的所作所為（例如鞭打過街老鼠），究竟會帶來什麼真正的幫助？如果沒有，那麼你我這雙乾淨的手，除了起底和抽水，還可以做什麼？對於社會裏碰口碰面的A Seventh Man，我們會否願意盤膝傾聽，了解對方的來歷、困境，及其獨一無二的故事？再進一步願意感同身受，握着對方或骯髒或乾淨的一雙手，為之爭取更大的權益？無論性小眾、老人家，抑或基層工人，都需要你我伸出雙手，抖着前行。

刊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5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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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那些年——流行文化的中年危機

「係喎！有無錄到《華麗轉身》？」開場前，後排的婦人突然在座位驚呼。「一早錄咗啦！」她身旁的丈夫，不徐不疾地回答。「話時話，今晚呢場有無阿姐？有就好喇！」後面傳來的，又是那位阿姐的聲音。

星期一晚，獨個兒到紅館看「顧嘉煇榮休盛典演唱會」。入場前，手執門票，身陷人潮，心情已經異常矛盾；入場後，不小心聽到這對夫婦的真情對話，內心更是翻滾，差點（毫不華麗地）轉身，滾下紅館長樓梯。

心情矛盾，因為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會在這裏出現——正確來說，是擠在這群對阿姐出場翹首以待的中年男女中間，出席一場由鄭少秋、汪明荃、葉麗儀、陳潔靈、仙杜拉、關菊英、張德蘭等擔綱演出的演唱會。當晚的紅館，有如星期日大清早的茶樓，席上盡是五六十歲開外（且喜歡《華麗轉身》）的觀眾，很偶爾遇上一兩張略為年輕的臉孔，也多為了「孝順長輩」而來。身處其中，確實渾身不自在。

香港中生代懷舊大派對

當然，年輕人集體缺席，不僅因為料到紅館會在一夜間變成香港中生代懷舊大派對，更加因為大家對於「顧嘉煇」、「傳奇」、「金曲」，根本毫無感覺。上一代說阿姐是傳奇，這代人說是「過氣」；中年人讚嘆煇哥筆下首首金曲，後生仔不忘在金曲前面加上「老餅」二字。對我這代人來說，《啼笑姻緣》主唱者不是仙杜拉，而是陳小春；《風雲》的歌手也不是仙杜拉，而是劉青雲；陳潔靈不是歌星，而是老師（Miss Chan Chan）；汪明荃是（阿姐級）歌星，但同時是「經過那些年」的（走音）歌星。在香港流行文化的領域裏，兩代人注定隔着一大條鴻溝。

但最後我還是撲飛入場（雖然據聞十二場門票一早賣完），原因只有一個﹕好奇。我向來喜歡香港流行文化，但很不幸，到我懂事的年頭，人人都說港式流行的輝煌年代經已逝去，留下只有無盡的嘆息，和極長的尾巴。如今霑叔已歿，煇哥榮休，對於這道尾巴的源頭，以及為這源頭而蜂擁入場的萬千（乘以12）中年觀眾，我很難不感到好奇。為此，我願意走進紅館，強忍（後排）驚呼，帶備（有色）眼鏡，放長雙眼，拉直雙耳，學習鯨吞「傳奇」，硬食「金曲」。

金曲有幾金？ 傳奇有幾奇？

結果教人意外。那夜在紅館，我竟然跟後排阿姐一樣，驚呼連連。過程中，除了眼界大開，耳窩出油，還有3點發現﹕

一、觀眾相觀。演唱會是顧嘉煇的榮休盛典，也是全場中生代觀眾的集體回望。當熒幕顯示無綫借出的陳年電視劇片段，他們會一同驚呼﹕「李司琪好後生！」當張敬軒唱《摘星》，他們會一同質疑﹕「無Danny唱得咁好！」當演唱會尾聲《獅子山下》的前奏響起，他們會全身震動，然後將私伙人生、煇哥生平和香港故事湊在一起，齊心合唱……毫無疑問，當晚在紅館上演的，乃呂大樂筆下香港第二代人的一次集體相認。

二、金曲很金。坦白講，當晚在紅館響起的歌曲，十居其九我都不懂得名字，但音樂一奏，感覺就來。這些歌大部分比我更年長（最老的《啼笑姻緣》已過不惑），可是出奇地我全部聽過，甚至懂唱。身旁的大叔更加厲害，全晚張大喉嚨，一人分飾十三歌手，由第一首歌的第一粒音，唱到第三十首歌的最後一個音符，親口示範金曲有幾金。很明顯，這些歌（連同與之相關的電視劇集）是香港流行文化的集體源頭，更是一代港人的私家回憶。

三、傳奇很奇。我自命年輕，對於各式各樣的傳奇（又名「老嘢」），向來少有好感。但當晚在紅館，我目擊接近失明的葉振棠在台上悠然漫步，任笑聲送走舊愁；也聽見葉麗儀狀甚輕鬆地運用巨肺，演唱CD版的浪奔浪流；還看到年近七十的鄭少秋扮印度王子，站在舞蹈員肩上擺甫士……當然，他們中間部分說話（「2017，一定要得！」）、某些歌聲（「做個勇敢中國人」）注定刺耳，但對這班用盡氣力，合力炮製出一場出色港式演唱會的「老嘢」，我很難不佩服。

演唱會精彩，理應令人心情舒暢。但離開紅館，回家（趕着追看《大時代》的）路上，我的心情卻竟然跟入場前沒有兩樣——矛盾，而且忐忑。

昨天的輝煌 今天的老本

無可否認，這場顧嘉煇榮休演唱會，教我們確認一個事實﹕就算《華麗轉身》如何難看，「經過那些年」的唱腔如何嚇人，香港的流行文化都肯定輝煌過。它曾出產多少今天經已鍍金的文化瑰寶，也炮製一個又一個令人拍掌驚呼的港式傳奇，更加出乎社會學家意外地，成為一代香港人的集體記認。這份輝煌，令後面阿姐尖叫，使台上阿姐自豪，觀眾們理應收貨。

問題只在於，昨天的輝煌，成了今天的老本。30多年前，觀眾們為阿姐喝采，為劉松仁動心，也視「獅子山下」奉為香港精神；30年後，打開電視，繼續是阿姐主唱，松哥主演；最矚目的文化話題，是23年前的《大時代》；港視最新的劇集，是打正旗號模仿《獅子山下》的《歲月樓情》。今天的香港流行，依賴的，竟然仍是30多年的老本。

當然，只要觀眾們願意（事實上亦然），媒體話事人絕不介意繼續咀嚼老本，複製傳奇，重唱金曲。《大時代》播完，電視台可以重播《他來自江湖》、《網中人》、《真情》；顧嘉煇正式退休，但《Sunday靚聲王》大可繼續靚聲，有心人也可繼續在紅館舉行香港中生代派對，讓一眾港人「重回那天暑假」……毫無疑問，觀眾的眼球、鈔票，定必奉陪到底。

但10年後，20年後，甚至30年後呢？到這班中生代退下來，老本還能吃下去嗎？傳奇的尾巴又能持續拖長，直到永遠嗎？更重要的是，我們是否願意看見大家曾經心愛的流行文化，就此活在昔日的輝煌之下，自我重複，不住打轉，最終湮沒在終於乾涸的老本裏面？

倘若香港流行文化是一個會行會走的人，成長於70年代的他，大概當晚紅館九成觀眾一樣，已經步入中年（危機）。作為新一代的觀眾，我們可以指着鴻溝，高聲恥笑；但更好的方法是左右開弓﹕一方面認識傳奇，傳唱金曲，了解歷史；另一方面指着媒介話事人的大鼻，大聲疾呼，提出訴求﹕我們不要輝煌老本，也不要求華麗轉身，只希望港式流行告別尾巴，重新上路，踏實前行。

否則經過這些年，我們將會一同目睹香港流行文化（毫不華麗地）滾下樓梯，永不超生。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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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真阿媽

　今天是母親節。作為孝順子女，我絕對應該公器私用，數算母親優點，歌頌養育親恩，然後帶媽媽上六星級酒店吃據說要六百元一位的自助午餐，再雙手奉上康乃韾、按摩椅，以及挑選老婆的權利。三歲小孩都懂得唱，世上只有媽媽好，所以大時大節（尤其是母親節），所有由母胎出生的生物必須聽聽話話，服從命令，視母親為最高權威，將其說話奉為絕對真理。

　但以下文章，恐怕要讓天下母親失望了。在細數母親功績，高歌一曲《真的愛你》之前，我想先回到一個基本的問題：誰是我阿媽？

　中央是我媽？

　請天下母親暫且收回藤條。作為家中孝子，我當然知道母親是誰。但作為香港人，這年母親節大家注定一同頭痛：我們要孝敬的，究竟是哪一位母親？最近一年，多款「新興阿媽」輪流現身，於城市論壇、旺角街頭和報章頭版嶄露頭角，反覆搶鏡，誓要將廣大百姓變成膝下子侄，說服大家，「世上只有媽媽好」是毋庸置疑的金科玉律。

　第一個媽，名叫（中國式）「大媽」。上星期日中午，在電視看《城市論壇》直播，討論「粗口究竟有幾粗」這個文明社會的大難題。台上有「社會（的）工作者」何君堯裝作道貌岸然，指點眾生；台下大媽接力（如穿校服裙那位），一時用粗口辱罵學生講粗口，一時以納稅黨發言人自居，說大學生行歪路，講粗口，會令天下有份交稅的家長雙膝發抖，頭冒冷汗，最後苦口婆心，稱若大學生再不生生性性，安坐班房，遠離廣場，繁榮香港恐怕就此沉淪，萬劫不復。

　這類觀點，大家屢見不鮮。這類大媽，我們近年也見過不少，於佔領街頭、撐亞視集會、美孚政改騷，都會遇上她們的身影。未行動之前，她們的衣着打扮無異於一般媽媽；但一旦熱了身，她們準會立刻變臉，撐大嗓門，斥罵眾生。她們嘴裏永遠有種「我食鹽多過你食米」的氣焰，思維也貼近封建傳統，左一句「家和萬事興」，右一句「家衰口不停」，當社會有異樣，她們自覺要做好大媽本分，嘮嘮叨叨，感化「子女」。

　第二個媽，名為「慈母」。上星期一，警務處長曾偉雄正式退休，談到任內警隊民望插水一事，他揶揄說，「若問綁匪警民關係好不好，他們當然會說不好」，聽得全港綁匪一同火冒三丈。在這位前一哥眼中，警察就如全港市民的共同媽媽，有些時候母親會擠出慈母容貌，用身體阻擋攻擊，就像保護兒女一樣；有些時候慈母會變臉，以警惡懲奸為名，高舉手中棍，擊打身上傷，藉此清理門戶，執行家法，維持倫理。

　跟將輩分掛在嘴邊的大媽不同，這班「慈母」最重視的，是自身的權威。你投訴他們以暴力清場，慈母一句回應，「我們有這樣的權力」；我們抱怨警察持雙重標準，厚此薄彼，慈母反駁說，天下母親都有苦衷，家務忙碌，偶爾發狂、合照，以至毆打，也是人之常情。在他們眼中，「慈母」的重點不在於她有多慈祥，而在於其母親身分，不容侵犯，不許挑戰，是至高無上的權威。

　第三個媽，遠在北京。上周末，陳智思落區宣傳政改，遭市民諷刺「中央幫你娶老婆」，陳馬上回應，即是「阿媽幫我揀」；事隔幾天，吳亮星於立法會重提「中央即阿媽」的論調，直言「中央是想香港好，即是媽媽那樣的心態」，而母親節將至，香港人究竟「信不信媽媽」？對於媽媽幫忙選老婆，吳亮星甚至大聲叫好：「不嬲幾千年都有這情况。」比喻一出，聽得全港百姓膽戰心驚。

　假阿媽只要求服從

　「中央是我媽」的說法，同樣從不新鮮。上一次政改爭議，政府在電視大賣廣告，勸說市民「信任令夢想成真」，片段中的母親對於女兒的要求，貼心回應，再配以動人背景音樂，旨在告訴港人，中央是所有香港人的共同母親，而作為母親，它無微不至，貼近心跳，只要大家予以信任，母親自會為大家設想，炮製（她心目中的）華麗新衣、完美方案。「我做乜都是為你好」是這個阿媽的口頭禪；「阿媽永遠是對的」更是這頭家的首要家訓。

　最近一年，這些阿媽三管齊下，一時「家和萬事興」，一時「我有權維持治安」，還有些時候，「做乜都為你好」，壓得全港百姓喘不過氣。老實說，這三種阿媽確實有齊香港母親的特性——嘮叨、兇猛、慈祥、操縱。但無論怎樣說，她們都不是我們的媽媽。因為跟真的媽媽相比，她們欠缺了一件東西。

　老實說，你我的媽媽，或許都有齊以上三位「母親」的特點。她會警告我們尊師重道，少講粗口；我們犯錯的時候，她或會出言責罵，甚至出手責打；面對我們人生中的不同抉擇，媽媽必定有她的取態，她希望我們讀那科，做那份工作，娶那樣的老婆，問原因，她會說：「我為你好啫！」但除此以外，在你我媽媽身上，還有一件獨一無二的物件，名叫「愛」。因為愛，所以她管我們，甚至想替我們揀老婆；但也因為愛，所以就算我們說了粗口，犯了大錯，甚至一意孤行，娶了不合媽媽心意的太太，她依然會當我們是她的子女，繼續去愛。

　當然，假的阿媽也很喜歡跟香港人說，我們也愛你（並請你愛我們愛港愛國愛黨）。但母愛不是掛在嘴邊的絕對真理，而是日以繼夜的身體力行。我愛我媽，不單因為懷胎十月的憂戚與共，還因為此後廿多年的不停照料，無微不至。至於最愛將「輩分」、「權威」、「血緣」放到最大的三位阿媽，坦白講，香港人根本不可能有感情，更不可能就此被說服，跟她們共度母親節，歌頌親恩——那他們為何仍然要以「阿媽」自居？

　因為「媽媽」對子女有所要求。假阿媽口裏會說「愛」，說「為你好」，但撕去表層說話，自會發現她們真正要求子女的，從來不是愛，而是服從，而是聽話。所謂的愛國，愛警察，愛建制，說到尾也只是要求大家遵從她的命令，視她的標準為唯一真理，並接受她為你打點的一切一切（例如一個擺明是假的普選方案）。

　真阿媽以真愛回應

　至於真的媽媽，口裏要求子女服從，希望全家聽聽話話，每逢母親節，最好帶自己吃六百元一位的自助午餐，送上價值萬元的按摩椅子。但撇去表層吩咐，每一個母親心裏最渴求的，從來都只是你和我以真愛回應。做母親永遠是最難做又最孤獨的「職業」，我們不要做節日子女，要細水長流；我們不要只唱《真的愛你》，更要真的愛你。

　願天下母親快樂健康，更願香港市民唾棄假媽媽，認清真阿媽，然後毫無保留，奉上真愛。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5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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