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

早陣子，我病了，幾近無可救藥。

我的感官向來發達，但近年我對世事的感覺，卻退化至只剩三格：『少少』、『一般』、『都係咁啦』— 主場新聞結束，我『少少』傷感；鄧歌手哮叫，『一般』刺耳；大台又播膠劇，『都係咁啦！』病重的時候，我甚至覺得蔣議員的笑話只是『少少』好笑，官員的謊言只是『一般』難聽，催淚彈的煙？『都係咁啦！』


這個病的學名，叫『無立場』。身為病人，我深明自己何以病入膏肓：近年黑雲壓城，『香港不再是我主場』當然屬實，但那又如何？改變得了嗎？於是每早照鏡，我都叮囑眼前人：於這個時代要活得快樂，不單要挖掉眼球，塞住鼻孔，蒙著耳朵，更要奉『客觀』、『理性』為人生信條，視牆頭草為榜樣楷模。我情願與這城一同發病，也不想扮演一個束手無策的醫生。

直至某天早上，有兩把人聲出現：主場即將回歸，有否興趣醫治頑疾，找回立場？我當場滴汗。兩星期後，我拭去汗水，緊隨人聲，踏入立場新聞的辦公室，開展新的工作。

我要相信，我的病，和這個有病的香港，都是有得救的。

流行音樂，不如我們從頭來過？

聖誕佳節，我上山。由大學火車站出發，沿着濕滑斜坡往上爬，然後在烽火台前，冒着滂沱大雨，欣賞了一場由何韻詩、黃耀明與香蕉奶領銜主唱的音樂會，十分感動。

坦白說，這段文字，全屬馬後炮。當天下午，踏出火車站閘門前一刻，我的內心仍徘徊在十五和十六之間。猶豫，源於害怕——我怕大雨令人狼狽，更怕長命斜使人疲累，但最怕的，恐怕還是香港流行音樂，再次令慕名而來的我，狼狽又疲累。

我的恐懼，絕對是有的放矢。過去幾個月來，有兩套關於香港流行音樂的說法，在街頭巷尾異常流行。批評論者手執理據，高聲宣講，更呼籲香港百姓刺穿耳膜，回頭是岸。在他們眼中，流行音樂在當下的香港社會，有兩大核心問題，不可不理：

流行歌曲無料兼無用？

一、流行音樂無料。幾星期前，《星期日檔案》用兩集篇幅探討「廣東歌之死與生」，再次運用陳腔，奏起濫調，用八、九十年代的巨星光芒，對比當下樂壇的暗淡無光；臨近年底，電台舉行一年一度的例行公事（又名樂壇頒獎禮），出名明星紛紛缺席，只剩（說）不出名的暗星奀星，聯同觀眾，強忍耳痛，狂打呵欠，順道為香港流行音樂掩上棺蓋。在許多人心目中，港式流行早已滾下山坡，不見蹤影。因此，他們相信，與其上山舉傘聽歌，不如安坐家中，透過墳場新聞直播，重溫哥哥、梅姐、霑叔等人的勁歌金曲。

二、流行音樂無用。由歌神到校長，由天王到吹神，港式流行曲輝煌多年，主要原因是它既能引出百姓耳油，又能牽動聽眾情感，當中偶現刻畫時代之作，如《皇后大道東》《獅子山下》，大眾就更加七情上面，唱得肉緊。然而，過去幾個月社會風雲色變，「流行音樂究竟有何用」的質疑，愈發壯大。於是群星合唱的《撐起雨傘》被批評太柔弱、太離地，無助抗爭；於是每晚在海富中心掃動結他的香蕉奶，常被揶揄質疑；於是夏愨道、彌敦道上，愈來愈少人「不羈放縱愛自由」。與其快樂過生活（簡稱自high），不如拚命去生存，許多人如是相信。

步上斜坡，兩套說法，一直在頭頂盤旋。路上，我瞥見不少同路人，撐起黃傘，魚貫登山。看着他們的身影，我努力勸服自己﹕身為怕執輸（又怕執錢）的香港人，這次音樂會牌面超大（以何韻詩為首），歌單特長（三十多首），意義深遠（音樂會名為「回到初衷」），最重要是免費入場，照理是穩賺不賠的假日節目。結果，我握緊拳頭，順隨人潮，踏上大道，在台前找個位置，鋪好枱布，席地而坐。

結果，長達三小時的馬拉松式音樂會一如所料，令人疲累又狼狽。期間天下大雨，我多番萌生退意，但結果還是留守原位，努力從雨傘隙縫間觀看演出，直至完場。從中我再次認識香港流行音樂。

一、流行音樂作為技藝。港式流行質素參差，時常為人詬病。多年來，我們有時目擊歌手走音而若無其事，有時聽見歌詞不知所云。當日的音樂會在戶外舉行，設備當然難比紅館，但三小時下來，絕對不乏出色的演出。向來唱得的何韻詩、黃耀明和盧凱彤固然保持水準，但後起之秀、無名小卒，甚至是學民義工，唱起自家創作的歌曲，也絕不失禮。

最讓我大開眼界的，是由一班中三男生組成的Big Boyz Club。這班男生，上台時個個面容靦覥，一如所有青春期男生的模糊臉孔，但音樂響起，男孩們卻都換上了另一張臉。翻看資料，這班相識於社區中心的男生，結成組合已有四年之久。928翌日，他們跟導師合作，創作並說唱《催淚彈》一曲，技巧或幼嫩，成品卻動人。這些「歌手」，注定無緣任何頒獎禮，但他們的技藝，以至熱誠，比起游走主流的音樂人，有時有過之而無不及。

二、流行音樂作為世代。香港人向來追逐大牌，鍾情明星，當日的音樂會卻是一反常態——觀眾對黃耀明的《今天應該更高興》和《太平山下》興趣缺缺，卻為年輕歌手的《日日去鳩嗚》與《話你戇X怕你嬲》而瘋狂尖叫；音樂會中途有過冷場，但重新燒滾氣氛的，不是何韻詩，而是中三男孩組合；全場高潮，不在群星合唱「不朽香江名句」，而在岑敖暉上台，高喊「我要真普選」一刻。

自家創作出色 唱出熱情

世代在變，我們看待流行音樂的方式也要變。我們不能再任由電視定義廣東歌生死，也毋須依賴電台頒發樂壇成績表，更要棄掉以往聽歌的習慣﹕只看牌面、單純觀星。反之，我們要擴闊眼界，放眼YouTube，留意「香港樂評選」，甚至借用新世代的眼球、耳朵和心跳，重新尋找流行音樂之於觀眾的意義、價值和地位。 然後，我們會發現港式流行從未死去，近年更在從頭茁壯，問題只在於——你究竟用哪一把尺來量度？

三、流行音樂作為記憶。我本來以為，音樂會在中大舉行，聽眾應該全是學生，結果不然。在年輕臉孔以外，也有為數不少的中年人慕名上山，觀看表演。他們未必懂得與羅冠聰合唱《無盡》，而教全場躍動的《光明會》，他們也許亦沒感覺。但他們依舊赴約，甚至在冷雨夜裏留守到底，可能純料因為對於雨傘運動，他們有記憶，更有感情。

音樂會既名為「回到初衷」，自然滿載雨傘運動的平民記憶。台下觀眾反應熱烈、情緒高昂，絕對不僅因為台上音樂人歌聲美妙（對不起，周博賢除外），更因為前奏響起，人人腦海裏已盡是回憶片段。看羅冠聰唱《無盡》，自然想起同樣在中大舉行的罷課大會，又或是夏愨道上隨處可見的「難得夢一場革命不老」橫額；聽着《日日去鳩嗚》，不期然聯想起每晚在旺角街頭上演的奔放與癲狂；合唱《獅子山下》，那黃色巨型直幡頃刻間重現腦海，永誌不忘……流行音樂在佔領路上，從沒離開過。

滿載回憶 叫人「毋忘初衷」

批評論者說得沒錯，香港流行音樂也許並無實際效用，說到尾，它是幾個音符，無助抗爭，更沒法改寫歷史。因此風繼續吹，頭繼續扑，場繼續清，普選仍是夢想中的彼岸，永遠還未到。然而我們同樣無法視而不見的是，過去這段日子，無論在街頭、石壆，抑或廣場、天橋，流行曲一樣化成符號，翻弄記憶，挑起情感，書寫歷史。是它教我們在佔領時有所依據，也是它讓我們在清場後毋忘初衷。

走過山坡，撐過雨傘，香港流行音樂，不如我們從頭來過？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028

香港甘草

又是懺悔的時候。周一晚上，一不小心，看了萬眾（無甚）期待、萬千星輝（不再）的電視台頒獎禮。

頒獎禮又名例行公事。當晚節目環節不多（只有「講」和「頒」兩項），驚喜欠奉（照舊是「多謝Sandy、樂小姐、珍姐賜我飲食」），教訓相同（繼續為全港觀眾示範何謂「假普選」），而昔日足以掀起全城熱話的視帝視后之爭，亦老早跟收視一樣，化成輕煙，流過無痕。既是例行大騷，又何苦含淚收看？事後回想，當晚我竟然不慎看足全程，一半因為犯賤，另一半可能因為蔣志光。

身為電視迷，我對蔣志光一向情有獨鍾。由《花樣中年》的羅家輝、《仁心解碼》的連志森到《護花危情》的細喬生，他扮演的每一個角色都不甚起眼，但總有辦法吸引觀眾的目光。眾所周知，娛樂圈是一條永遠停不下來的扶手電梯，人人巴不得置身其中，扶搖直上。偏偏蔣志光反其道而行，卸下歌手身分後安分守己，隱居公仔箱內，充當綠葉，映襯牡丹，如此踏實，如此低調，正好把「綠葉」的特質，發揮得淋漓盡致。我由衷欣賞。

頒獎禮當晚，蔣志光一如所料，獲得男配角獎項，並繼續在台上飾演自己，當眾祈禱，即席獻唱，我看得感動。身邊友人卻冷嘲熱諷：「不過是又一場小圈子遊戲罷了，何必認真。」是的，是的。但情緒激動的人，又豈止蔣志光和我兩個。當晚瀏覽面書，為他（與「歡喜哥」）直呼「好感動」的觀眾，大有人在。這份感動，甚至令大家甘願背負「我仍在看TVB」的恥辱，也要向世人宣講心情。很明顯，我們對綠葉、甘草，都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情。

香港人向來鍾情明星，追逐閃光。這些年來，我們追捧「四朵金花」、「四大天王」，但絕少理會「五塊綠葉」、「八大護法」。頒獎典禮既以「萬千星輝」為名，開宗明義，理應就是花旦與小生的埋身肉搏，怎也輪不到配角們上台高歌。但奇怪的是，近年觀眾們一同患上眼疾，見光即閃，把牡丹、玫瑰棄若草芥，將綠葉、甘草奉為神明。以電視台偶像為例，愈來愈多人對楊怡、郭晉安失去感覺，反而鍾情阿Bob，迷戀Benz。就連劉江、蘇恩磁、韓馬利等甘草演員，竟也各有年輕粉絲。

　多年努力終獲肯定？

與綠葉相比，甘草感覺更老資格一點。自從兩年前香港電視掀起一陣挖角潮後，無綫開始在頒獎禮上新增「專業演員大獎」，顧名思義，表揚一眾甘草演員（順道以獎留人）。今年獲獎的五人當中，就有朱維德、羅樂林等老演員。看見他們獲獎，禁不住在想：究竟甘草們那刻在想什麼？是多年努力終獲肯定？還是為自己終於被歸類為甘草而不快？甘草演員也許都有過風光時刻，由明星變甘草，他們中間有何掙扎？

香港的「甘草演員」豈止這些。傘開以後，我們除了看見一代年輕人崛起，還目擊上一代集體回朝——羅范慨嘆「怕咗年輕人」；梁愛詩坦言不放心廿年後交出香港；董伯伯（及其獨門慢速講話）重現江湖，向now記者叮囑社會要謹記佔中的警惕。早已退居台下的「甘草」們突然集體現身，雄踞媒體，指點江山，教人納悶。另一邊廂，民主山頭上，一樣甘草滿佈——上星期，民主黨主席改選，劉慧卿繼續連任，受萬眾（網民）期待的區諾軒慘敗收場。

　政壇甘草

政壇甘草們的腦袋，究竟又在想什麼？是戀棧權力，死不放手？還是真的不放心把棒子交到年輕人手中？許多人期望雨傘運動促成世代交替，但情况是不是那般樂觀？現在滿地問號。長此下去，青年人要搶回話語權，恐怕只得採用更激烈的方法——無論是新一波的抗爭，抑或是在選舉中攆走同路的政壇長者。這，又是甘草們所樂見嗎？

翻查網上資料，甘草乃中醫最常處方的草藥，味甘，性平，可以補脾益氣，滋咳潤肺，緩急解毒，調和百藥。沒錯，是「調和百藥」。雨傘運動以後，波譎雲詭，社會各界熱中藥石亂投，胡亂處方。活於這大時代，甘草的作用，理應是從中調解，緩和衝突，甚至是安份守己，充當綠葉，讓下一代有路可走。但政壇甘草們？卻繼續立足前線，挑起矛盾，搶佔鏡頭。

或許他們不是甘草，更不願當綠葉。他們只是一班山草藥而已。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221

訪港視製作總監李志堅：不做新聞搞購物，Why not？

香港電視近日跟快餐店合作，於《警界線》內植入「點Jack」廣告，牽起熱潮。
不少觀眾特地登入網站，將劇集連廣告，一併重溫。
廣告人畢明觀察到相同現象，打趣說「看香港電視的人都變了態」。
也不難理解，香港人對港視期待已久，當然「汁到撈埋」，連廣告也不放過。
但較少人留意，港視開台主打的，除了「電視」，還有「購物」。
大半年前，王維基事先張揚，要開設一條24小時購物頻道，而劇集本來只是配菜。
頻道預計下月啟播，幕後團隊現時則每天製作直播節目Shopping Hero，替客戶宣傳商品。
結果廣告雜誌式的節目，引來少有的劣評。
有觀眾大叫沉悶，甚至說，「好似有點娘味」。

負責主管購物頻道的港視製作總監李志堅倒看得開。
「都係要一路試落去。壓力係有，但仍然有空間試。」
反覆強調「試」，大概因為他本人也在「試」。
幾個月前，李志堅的身分是香港電視新聞總監，主管新聞部。
豈料牌照告吹，新聞部門隨即解散，分道揚鑣。
做了二十年新聞的他，前路茫茫，本打算創業。
結果王維基一通電話，令他跟另一同事繼續留守，改做購物頻道。

「咪試吓囉！」

訪問約定在香港電視的辦公室進行。開始前，我們先走進錄影廠裏逛了一圈。由一般辦公室改裝而成的錄影廠，樓底不高，甚至頗有山寨廠的况味，但現時卻每天進行兩次直播，拍攝Shopping Hero節目。我們參觀的時候，工作人員正落力地試燈光，試位置，準備一小時後的節目綵排。踏出錄影廠，便是購物頻道創作團隊工作的辦公室。驟眼看來，都是年輕的臉孔。

要畀年輕同事試

過去幾個月，李志堅跟這班年輕人一同籌備購物頻道。頻道正式啟播前，先有每天共兩小時的購物節目，既試水溫，又讓幕後人員邊做邊試。「我們有一半同事都係九十後，唔畀佢試，咁好『抆』喎。」李志堅一臉認真，舉例解釋。「例如有產品是口服的，就要注意醫藥條例，唔可以隨便話預防癌症啦，唔可以話降低膽固醇，只能夠話『適合關注膽固醇人士服用』。」他說，許多新人沒有這種意識。「他們不一定會理，但寫完我們會犯法。所以要有trial run，這個階段壓力會有，但不算很擔心。」

總監唔急，觀眾急。購物節目推出後，坊間反應平平，有專欄作家甚至批評節目「有陣ATV味」。李志堅不諱言，節目既要顧及觀眾，又要向商戶交代，不是易事。「要做到個個party都話正，其實好難。當然有好多關心我們的朋友會話，『喂！做靚啲啦！有趣味性啲啦！多啲人睇啦！』出面朋友對我們期望好高。」面對批評，李志堅強調團隊會繼續嘗試。「畢竟這件事在香港無乜好好的reference，亞視有做過，但係咪好成功呢？又未見到。同埋從未試過咁大規模。」港視已聯絡三百三十間商戶合作，他日瀏覽購物頻道，貨品選擇將會超過十萬種。規模之大，香港少見。

話你知個餡其實係乜？

電視購物，在台灣、日本、韓國都頗為流行，偏偏在香港，卻是新鮮玩意。王維基年中公布大計後，許多人並不看好，認為香港的大商場遍地開張，顧客要購物本已很方便。李志堅坦言自己曾經同樣懷疑，只是後來到韓國做研究，看見人家的購物頻道，賣的貨品包羅萬有，表達方式百花齊放，才有所改觀。但放在香港，究竟可不可行？他以太太的日常生活作例，「佢係一個OL，平日八點收工，基本上無得行街，如果平日工作不開心，都無得買嘢發泄。如果個電視好似櫥窗咁，會唔會吸引到消費者呢？」但李志堅強調，他們不是要做一般的廣告雜誌，「除了拍件product，更要想想怎樣將它應用於日常生活的畫面，例如拍一些台灣式的微電影。」

呢啲叫責任消費

香港人工時長兼不快樂，已是常態。但早已成形的消費習慣，有可能改變嗎？李志堅認為，習慣一時三刻也許改不了，但香港人的消費態度，卻應扭轉﹕「譬如買個袋，你有無諗過佢點樣嚟？成個概念係點？用料係咪OK？如果消費者對件產品的故事認識多啲，我有理由相信佢買的時候會諗過度過，買返去理論上亦會用得耐啲。」他說，這叫責任消費。

話題轉到近日大熱的「點Jack」廣告，以及「變態」的港視觀眾。香港人向來對電視廣告沒太大感覺，甚至視之為「廁所位」、「生果位」。偏偏港視開台近一個月來，不少人破例高呼「廣告愈多愈好」。李志堅主理購物節目，廣告製作與他無關，但他作為觀眾，同樣興奮。「我記得開台當日，朝早起身，一睇到廣告就覺得『點解啲廣告咁好睇嘅？』」筆者笑他誇張，畢竟港視的廣告客戶，跟TVB其實差不多。「係係係！我平時都好憎睇廣告，但當日唔知點解……可能因為真是等咗好耐，等開台都等咗四年。睇到廣告，知道嗰個係收入來源，即係有人支持喎！」李志堅頓了一頓。「係一種……抑壓咗好耐的釋放。」

「其實都係嗰啲廣告，都係咩咩白咖啡。但好多人都話未睇過！」李志堅分析，觀眾反應異常，說到底不過出於對香港電視的偏愛。「你當係鋤強扶弱又好，當係抑過咗好耐又好……我們目標係做一個香港人的電視台，現在終於面世，（觀眾）當係捧場，當然連汁都撈埋。他們這幾年有跟住我哋的事態發展，支持我哋嗰種精神、香港精神的，應該唔會介意連廣告都睇埋。」

十年準備 被政府煞停

觀眾為港視開台雀躍，李志堅身為員工，前後在這裏工作近十年，感受理應更深。今年三月，港視推流動電視受阻，他跟新聞部同事一同被裁。現在回想，依然唏噓。「好正常啫，你諗吓，今年年頭諗住做嘅嘢，突然間無得做，你點會開心呢？當時老婆都話我，不事生產啦，無正職，行行企企。」他當時接受媒體訪問，直言自己作為新聞總監，要派解僱信給並肩作戰多年的同事，感覺像「割掉自己一塊肉」。

想過用「癲噹」報天氣

痛苦，只因本來滿腹大計。李志堅主理的電視新聞部，當年不乏新嘗試。他們試過跟漫畫家合作，以「癲噹」報天氣，也試過拋棄「數白欖」形式，另闢蹊徑，改以微電影、主題方式做年終的大事回顧。到今年年初，他除了巡迴各間大學，招攬新血，更密謀構思一支二十多人的偵查報道團隊。「整隊人不用做daily嘢，專注做古仔。當然依然電視台都有類似的報道，但無所謂，大家有資源咪去做多些有深度的報道囉！」他認為這是大勢所趨，「新一代唔會只係滿足於純粹報道。啲事我都知道啦，點解要睇你個台？他們只會願意花時間，接收一些有價值的資訊。」可惜牌照失落，計劃告吹，他改革電視新聞的夢想，始終落空。

如做新聞 要把關睇稿求證

李志堅在新聞行業打滾了超過二十年。九二年，他進入無綫新聞部實習，一年後畢業轉為正職，「因為當年有線開台，（無綫）走了不少人，好缺男記者，做啲粗重嘢。十個intern入面，只有我一個男仔，唔算最叻，但就請咗我。TVB係好好畀記者成長的地方，一路做，一路學到許多製作新聞的技巧、原則。」二十年過去，無綫新聞部金漆招牌早已墜下，李志堅也退下新聞崗位，毅然開發購物頻道。「做呢個位要把關、睇稿，做fact check，都好似以前做新聞，技巧有相通之處，都唔係咁難適應。」他微笑。

但畢竟在新聞行業埋首多年，這決定豈不艱難？李志堅依舊樂觀，「其實都無咩掙扎唔掙扎，我的事業第一個十年在TVB成長，第二個十年在這裏學做新聞，咁第三個十年，可以做什麼？我本來以為自己會做電視新聞，但無喎！咁做shopping channel會唔會係另一個挑戰呢？」年初新聞部解散後，李志堅本來想過創業，辦新聞媒體，在尋找投資者的過程中，卻處處碰壁。到五月左右，他接到王維基電話，邀請回巢做購物頻道。「佢打嚟，話呢個project其實都係創業啫，叫我用半日時間考慮。」他爽快答允。「可能因為我對香港電視這個平台，還有憧憬。咪試吓囉！」

少談執著 多講can-do

眼前的李志堅為人樂觀，甚至有點世故。訪問中，他少談堅持、執著，多講嘗試、變通、can-do。但言談之間，這位前新聞總監偶爾又會流露自己對新聞專業的眷戀。「有人話我（轉做shopping channel）是逃兵，我覺得唔係囉。」看得出，他仍然介懷。「鍾意新聞，係咪一定要做記者呢？最好當然自己落手做，但如果個際遇、環境有變化，咁作為香港人，是否應該要適應個變化呢？我覺得可以嘗試做唔同的project。」他如此解釋。

不脫離新聞 拍紀錄片

李志堅也在大專院校教書，任教電視新聞。年初開始離開新聞崗位，身為老師，他於心有愧。「唔能夠脫離太耐，教新聞要實戰同理論並重，唔可以停。」於是他開始在公餘時間拍紀錄片，主題是他最熟悉的「電視記者」。「好多人成日話佢哋片面報道，究竟係咪真係咁呢？心裏有個迷思。」紀錄片由年中開拍，直至佔領運動開始，題材突然大增。「原本只諗住拍二十分鐘，但依家估計拍到七八十分鐘，之後會考慮搵戲院放映。」提起這個side project，他一臉自豪。

探討兩代新聞人的鴻溝

紀錄片內容圍繞電視新聞記者，核心主題則是近期最流行的「世代矛盾」。李志堅說，雨傘運動固然與世代矛盾有關，但這套論述同樣能應用在電視記者身上。「拍的時候，咁啱發生無綫電視記者聯署事件，當中好多都係二十、三十世代，跟管理層那班四十、五十世代的人，明顯有唔同的價值取向，有衝突。」他舉例說明。「例如有些記者好支持個運動，咁點好呢？我哋嗰個年代係咁教嘛，如果你有參與個行動，有表態，咁就唔應該做採訪，要避嫌。但呢一代唔係咁諗，佢哋覺得做報道會中立、專業，其他時候可以為學生、為警察打氣。」兩代新聞人，間隔着鴻溝。

後記

揸機入佔領區 做訪問

但始終相同的，是對採訪的熱誠。為了拍攝紀錄片，李志堅親身上陣，揸機出入佔領區，跟行家們做訪問，他自言無官一身輕。「無咗新聞總監的身分，可以周圍搵人傾嘢影嘢，唔使尷尬。」他甚至為新嘗試而慶幸。「如果唔係無得做新聞台，就唔會做這件事啦。到時應該係指揮緊啲人去做，唔會自己落手落腳。所以際遇嘅嘢，有時好難講。」

客串《選戰》

撕去新聞總監的名牌，還換來亮相電視劇的機會。李志堅在《選戰》第二集客串一角，飾演富二代，身邊是資深演員駱應鈞。「既然無咗新聞總監的包袱，我平時又會睇電視劇，咁咪試囉。當然後果都要諗，不過就算之後做返新聞，咁新聞總監係咪唔可以拍劇集呢？又無講過呀。」說到尾，一切只因他熱中嘗試。「你可以好多嘢諗，然後諗完唔做。咁點解唔試吓呢？」由開發電視購物，到客串《選戰》，他從一而終。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214

開電視看警察

過去兩星期，警方執法失當的片段、報道，化成連續劇，連日上演。劇情有的異常老套（開大風扇折磨「犯人」），有的極度離奇（「昏倒」警員突然蘇醒），有的十分暴力（大棍一揮血流如注），有的急需家長指引（警員清場後向示威者高舉中指）。

眾所周知，香港人向來喜歡圍觀睇戲，但這齣由警察擔綱主演的恐怖片，既推翻常識，又異常殘暴，心理不變態的尋常百姓（抱歉，鍾議員、王大導、高大導均不在此列）都緊閉雙目，不忍觀看。我當然沒有例外。

新聞慘不忍睹，唯有改看劇集。怎料轉了台，警察身影卻仍揮之不去——無綫電視周末王牌劇集《飛虎II》，講述警隊「精英中的精英」執行任務，儆惡懲奸；香港電視開台劇《警界線》，開宗明義，探討警賊之間的微妙關係。作為電視迷，我對馬德鐘、廖啟智、唐寧從不反感，但近日瞥見他們出入警署，高舉正義，總不期然心口作悶，掌心冒汗，腦袋同時聯想到暗角、警棍、垃圾袋、中指，以及一大問號——究竟有多少電視劇集以警察作題材？

為了解答問號，我求問維基（百科），嘗試做了一個（不太科學的）統計。結果發現，由2000年至今，無綫合共播出了50齣以警察（不計古代捕快）為題材的劇集，換句話說，每隔三、四個月，就有一齣警匪片，為數絕對不少。劇集中涵蓋的警隊部門極其廣泛——由飛虎、法證、情報，到掃毒、重案、反黑、談判……彷彿定時定候，在全港市民面前進行一場警隊大檢閱，而觀眾們又似乎甘之若飴。

　警察形象 現實與劇集互動

過去兩個月，每有警方執法失當片段傳出，總有人為之維護：香港警隊傳統優良，行事專業、極具效率……究竟以上印象是怎樣構成的？香港平民最愛奉公守法，向來少與警察打交道，又如何得知警方專業、高效、善良？最主要的渠道，除了教育（如少年警訊），當然就是媒體——看新聞，警方高層在記者會上滔滔不絕，威風凜凜地講解破案經過；看《警訊》，英俊阿sir警告「騙徒行騙手法層出不窮」，又進行案件重演，告誡世人；看劇集，杰佬、娥姐、Laughing哥輪流向觀眾示範，警察是大好人、真英雄，應受萬世景仰……當中，又以每夜準時播映的電視劇最為「入屋」，影響最深。

電視劇的警察形象是怎樣構成的？美國學者Jonathan Nichols-Pethick年前出版TV Cops: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Television Police Drama一書，分析當地三十年來的警匪片種，結果發現電視中的警察形象，原來與社會環境互為影響。早年的美國電視劇，多視警察為儆惡懲奸、彰顯公義的大英雄，劇集情節也離不開「邪不能勝正」的老生常談；至八十年代，隨着電視業競爭愈發激烈，加上社會對公民權利等議題展開討論，製作人對警察角色的描寫，也逐漸立體，主角們仍是英雄，但這些英雄除了有血有肉，還有情緒有腦袋；到了近二十年，「警匪片」甚至不再是貼切的形容詞，因為在此類型之下的作品，已是百花齊放，有的探討法制，有的剖開人性，有的主打懸疑推理，而觀眾對警察的理解，也變得不再單一。

追溯歷史，香港電視中的警察形象，同樣經歷過轉折。此刻重溫七十年代的《獅子山下》，你必定會為劇中警察角色的遭遇大感驚訝——小巴司機怪他「只識抄牌，捉賊唔見你咁叻」，富家女罵他「只懂作威作福，不知好歹」；就連妓女，也恥笑警察跟自己同是天涯淪落人，一樣「要錢不要臉」。情節看似誇張，卻提醒我們，在廉政公署成立前，警隊在普羅大眾的心目中確實有如過街老鼠。

之後的事，你我熟知。在廉政公署成立後，警隊開始有意識地整頓紀律，在社區、媒體展開形象工程，《獅子山下》同樣記錄了當時情形——《鄰居警察》單元講述警隊高層刻意培育形象健康的新一代警員，扎根社區，與街坊打好關係；《富哥與我》則透過對貪污警員的負面描寫，側面呈現年輕警員對廉潔的堅持。電視劇，既記錄了大眾心目中對警察形象的轉變，又反過來模塑觀眾對警隊的觀感。

　為求洗底 警隊傳媒暗地發功

此舉看似無心插柳，實際卻是有意為之。在《獅子山下》飾演正直警察的潘志文憶述，當年曾經在張敏儀陪同下，到警察總部與警務處長共晉午餐，飯後潘才被告知，獲准飾演警察。警方對大眾媒介形象工程的緊張程度，由此可見。就算踏入八十年代，商業媒介熱中於開拍警察題材的劇集，警方依然透過公共關係科，暗地發功——製作人劉天賜當年就曾被總警司曾蔭培鐵青着臉，高聲訓斥，是無綫劇集對警員的負面描繪，令警隊招募新血出現困難。

八十年代起的香港警匪片集，少再出現《獅子山下》式的寫實描繪。警察開始被形容為一支能幹、高效的專業團隊，破解一道又一道奇案，擒獲一個又一個悍匪。如此設定，既與大眾心目中的印象同步，又持續確立百姓對警察的想像，甚至令大家對一連串論述堅信不移：香港治安良好，有賴警隊除暴安良；警方做事，必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你我毋須質疑。

　「黑警」現 製作人如何是好？

問題是，這些論述已經走到盡頭。今天的觀眾，眼看《飛虎》、《警界線》中威風八面的警察，腦裏卻不自覺地想起現實生活裏的一個個「黑警」。那電視製作人員今後如何是好？是嘗試按照社會實况，調整劇集內容（一如當年的《獅》），抑或為當權者固守界線，努力灌輸「警察即英雄」的印象？

更重要的是，警隊建立聲譽，用了足足三十年，摧毁形象，卻只需區區兩個月。那往後的路，還該如何走下去？當權者，你要繼續躲在幕後，讓警隊打爛招牌，撕破面皮，解決他們根本解決不了的政治問題嗎？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207

訪問前檔案處長朱福強：留檔案 存公義

早兩天，坐巴士經過彌敦道，心裏不期然有一種超現實的感覺。
彈指間，人來人往的佔領區，清理得乾乾淨淨，彷彿打回原形。
塗鴉、海報、帳篷、關帝廟、小聖堂，就此化為歷史塵埃，杳無痕迹。
清場風聲愈傳愈緊，下一站，許是金鐘。
只要在腦海裏稍稍模擬，連儂牆被剝皮拆骨的情景，心已隱隱作痛。
雨傘運動的歷史，究竟該如何保存？

有心人月前未雨綢繆，發起「雨傘運動視覺文化庫存計劃」，

記錄佔領區內每一件藝術品，為歷史留一個見證。
前政府檔案處（署理）處長朱福強有份提供意見：

「呢啲嘢，令大家對運動的認識more complete、more colourful，值得留低。」
但應當保留的絕不止藝術品，還有與運動相關的政府檔案。
「檔案，是問責的基礎。」他說起來，斬釘截鐵。
譬如說，當日誰下令施放催淚彈？
「如果有檔案法，之後就可以搵得番啲檔案……」朱福強輕拍桌面。
「呢啲人，日後就會被歷史釘在十字架上，被歷史鞭撻。」字字鏗鏘。

圖 / 郭慶輝

記錄佔區藝術品 記錄創作意圖

朱福強，政府檔案處前（署理）處長， 2007年退休後，聯同退休法官王式英、蔡慧蘭等人組成「檔案行動組」，多年來為提倡訂立檔案法四出奔走。他們最新近的行動，是月前去信政府，要求保存雨傘運動相關檔案。

訪問當日下着濛濛細雨。跟朱福強約在銅鑼灣傾談，途中路經接近被遺忘的銅鑼灣佔領區。從怡和街的圓形天橋俯瞰過去，佔領區內人很少，所佔地方也不多。雨一直下，打在藍白帳篷上面，此情此景，多少有幾分蒼涼。「都無話可惜嘅，成件事都已經令到好多人，尤其是年輕一輩覺醒。」朱福強邊行邊說。話雖如此，但佔領區內滿是年輕人心血，例如連儂牆，一旦被清理撕毁，恐怕令許多人心碎。「其實Lennon Wall應該要留，可以用玻璃鋪在上面保存好。就好似Berlin Wall咁，都留番一段，反映番個歷史啦！不過……」他畢竟在政府打滾多年，「政府都唔會咁做架喇，呢啲係反對聲音」。

令運動more complete more colourful

政府袖手，唯有由民間自發保留。藝術家與學者上月發起「雨傘運動視覺文化庫存計劃」，組成過百人的研究小組和義工隊，記錄佔領區內的每一件藝術作品，朱福強有份參與，在幕後出謀獻策。「這些藝術品，係創作者、藝術家想表達的東西，反映了他們點睇件事，點睇個運動，當然值得收藏。不過更重要的是，記錄低作品背後的創作意圖，即係作者想講乜嘢、想傳達咩意思，簡單來說，就是藝術品背後的故事。」因此，在拍照、錄影以外，訪問創作者也是庫存計劃的當務之急，「如果你揸住個object，但唔知背後的故事，無意思架喎。」雨傘運動，注定是香港歷史的重要章節，「這些藝術品，就能夠潤色、豐富大家對運動的認識，變得more complete、more colourful」。他予以肯定。

這一節歷史，朱福強明顯深切關注。訪問前一天，旺角黑夜再度上演，他刻意路過，一窺究竟。「尋晚先去完旺角，專登好似擦邊球咁經過，想感受吓。不過真係好驚，好驚。」更多時候，他在金鐘出現。「有一段時間幾乎晚晚落去，因為有班中文大學的學生在那邊，想畀他們一些支持。講真，支持真普選呢個訴求，點解唔好啫？反對的人，只係擔心自己的利益會被損害。」朱福強讀歷史出身，現時為中大歷史系客席副教授。「我讀歷史、教歷史，一個讀過吓書的人，對政治亦有少少認識，有乜理由唔支持真普選呢？」

不袖手旁觀的旁觀者

他熟悉歷史，更自覺有責任見證歷史。六月中旬，新界東北工程前期撥款申請付諸表決，大批市民在立法會示威，記者竟意外發現朱福強的身影。「無呀，呢啲歷史時刻，我想在現場睇，拍少少片，做啲紀錄。」他說起來，輕描淡寫。「在這些運動裏面，我的身分係一個『不袖手旁觀的旁觀者』，無乜特別學術目的，純粹鍾意去現場，睇吓歷史點樣在我眼前進行。就好似睇波咁，我都唔多鍾意喺電視睇。現場睇得到，咪去現場囉。」當下即歷史，朱福強誓要用雙眼見證。

留住政府檔案 可知誰令放催淚彈

但置身現場，也不保證能夠了解歷史實情。走在佔領區內，我們或許窺見百姓訴求，但當權者的舉動，似乎不易洞察。朱福強形容，真相細節，永遠藏在檔案之中。「檔案，即係人與人之間、機構與機構之間，又或人與機構之間，於交往過程中產生的文件、記錄，經過專業的歸檔，就成為了該事情的憑證。」話題回到雨傘運動。「所以，如果要認識呢個運動的歷史，我們除了要保存視覺文化的東西，更加要留住所有相關的檔案，特別係政府嗰啲。」否則他日回溯，歷史恐怕會被改寫。

「一個機構做事，不會只是口噏噏的。以雨傘運動為例，政府入面，一定有討論過點樣對付呢班o靚仔，所以會產生檔案，會議紀錄呀，梁振英下達的directive呀，instruction呀。譬如說，是誰下令要放催淚彈？誰決定停止？警隊採取怎樣的行動？用了哪個level的武力？日後我們要了解整個運動，這些檔案是需要的。」文件機密，幕後黑手當然希望毁屍滅迹。因此上月底，朱福強聯同檔案行動組馬上行動，去信政府要求保留相關檔案。

法制漏洞 政府銷毁檔案沒刑責

行動，全因法制漏洞。有別其他先進地區，香港沒有訂立檔案法。政府部門要銷毁檔案，只需得到檔案處處長同意。偏偏負責把關的檔案處處長，份屬行政主任職系。對此，朱福強極力批評：「佢三四年就會調職，有咩理由要同你撐呢？要銷毁檔案的官員仲高級過佢。佢點解要得失老闆？不如簡單簽個名批准，跟住就去歎杯咖啡、上吓網，出番十萬八萬糧啦！」他眼裏明顯有火。「但有檔案法就唔同，政府一定要立檔存檔，規規矩矩，否則會有刑事責任。」朱福強強調，若訂立檔案法，官員做事就不能放肆。「現在放肆，因為他們可以將檔案，行轉背就銷咗，無法律上的制裁。但如果立咗法，呢個政府做事的時候，就要諗清諗楚，會有後果。」

檔案法 問責基礎

雨傘運動終有一日成歷史。眾所周知，歷史裏面，往往有英雄，也有罪人。朱福強指出，檔案法之重要，在於有助大眾揪出罪人，大聲問責。「檔案是問責的根源、基礎。如果唔係日後有咩事，點問責？問責而無檔案法，係絕對空談，呃你嘅啫！」他輕輕敲一敲桌面。「但如果搵到證據，呢啲人日後就會被歷史釘在十字架上，被歷史鞭撻。」因此朱福強一直強調，檔案，可以為人民伸張公義。

但公義之路，理應不止一條。立法會不是有特權法嗎？政府行事的蛛絲馬迹，總有機會到手吧。「呢個就更加荒謬！你有特權法可以要求政府提交檔案，查找不足，但就無檔案法作為後盾，政府根本唔需要立檔、存檔。你班友仔就算有特權法呢把尚方寶劍又好，咩法都好，一叫政府拎檔案，佢可以話『無喎！』咁你點呀？無檔案法作後盾，特權法是廢的、跛的。」朱福強說得激動。「更何况……（頓了一下）立法會用特權法都無乜幾多次成功啦！」語畢，剩下一記苦笑。

「你估官員會否積極立法綁自己？」

檔案法既然至關重要，許多國家及地區如英國、美國、台灣、韓國、新加坡，甚至中國，亦已制訂法例，那麼香港何以恁地落後、（再次）趕不上國際標準？朱福強有以下分析。「你諗一諗吖，呢條法律，係綁政府官員嘛，係咪呀？你估他們會不會咁積極，立一條法逼自己做乜做物、去綁住自己先？」他不忘諷刺，「如果條法律係用來綁你嘅，綁市民嘅，當然就好好多啦！你睇吓23條，政府成日都想立，係未立到之嘛！」連記者鏡頭也要遮擋的政權，面對可以有效監察政府管治的檔案法，自然有戒心。「他們都可能知道自己偏心、政策上有過傾斜，覺得證據留下來，會對自己不利。」訂立檔案法，於是遙遙無期。

過去幾年，為了推廣檔案法，朱福強不遺餘力。2011年有傳媒揭發，因應政府總部遞至添馬，政府檔案處於一年半內，共批准銷毁600多萬份政府檔案（3幢IFC的高度），大量重要的施政紀錄、歷史文獻，就此灰飛煙滅。朱福強當年勃然大怒，既撰文炮轟政府做法，後又聯同檔案行動組約見當時只是特首候選人的梁振英。「我好清楚記得，當時佢講咗一句好『梁振英式』的藝術語言，話咩『香港有好多嘢都應該要做』，好似好positive咁。後來佢在競選辯論當中，亦對IT界選委親口講過，會支持立檔案法。」朱福強憶述前事，面露慍色。

「政府秘秘密密 民主參與無從講起」

面露慍色，只因當選後，梁振英換了另一張臉。「之後我們再寫信畀佢，甚至成份法例的草案交畀佢睇，佢都已經唔睬、唔應，多謝咗就算數。」朱福強仍然不忿。此後，檔案法一事再無進展。問他心情如何，朱福強倒看得開。「都無乜點，我們要求好低，如果我們的聲音，已經令好多人聽見，知道檔案法有幾重要，咁已經好好啦！」他甚至想起近月在佔領區的經歷。「好多人都認得我，叫我『檔案佬』，又同我講會支持檔案法。」心裏有幾分安慰。

我有保留。當下香港社會風雲變色，許多人立定心志，站上街頭，不過為了爭取民主，其餘的事，大家根本無暇理會，何况是檔案法這個不太貼身的議題？朱福強不同意。「在香港爭取民主，路途真係好長，亦唔知點行。但是，就算你爭到民主，到時個政府如果無檔案法，剛才我講的那些弊端依然會存在。」他點出檔案法與民主政制之間的重要關連。「檔案是政府行事的證據、問責的基礎。民主講究人民的參與，不過要批評、監察政府，都要知道佢做過乜嘢先得。如果政府什麼都是秘秘密密的，不讓市民睇檔案的，咁民主的參與，其實亦無從講起。」朱微微一笑，再說：「爭取檔案法都難，但無爭取民主咁難，至少大陸都有（檔案法）啦！」

有民主無檔案法 弊端仍存

訪問尾聲，我們重踏佔領區外。我問朱福強，對於雨傘運動，你心裏有沒有解不開的問題，想透過翻查政府檔案，了解真相？朱福強先大笑，後沉思，再回答。「我想知嘅嘢，檔案都唔會有答案。」即是？「例如，我唔會明白點解……警察會同黑社會『合作』，真係解唔通喎！我亦都唔明白，點解梁振英會容許這些事情發生。我真係覺得好恐怖。有些人成日講『香港不再是我們熟悉的香港』，呢句老生常談，講得太多，但我覺得都真係要講喎。」他的語氣，變得愈來愈沉重。「呢個，真係唔係我所認識的香港喎。」

這個在政府工作23年的前官員，此刻流露的，只有疑惑。「70年代起，你見到政府一直慢慢走向開明、自由。係無民主，但有自由嘛！同埋，政府做嘢一定有底線架嘛！但𠵱家……唉！無底線嘅。我覺得，兩個字講晒，恐怖。」沒有公義的社會，便是恐怖。這種感覺，檔案無法記錄，惟歷史自會作證。

刊於20141130明報星期日生活

訪問社工系教授黃洪：公民社會，撒種以待

九月初，蔡子強寫了一篇文章，談及「民主回歸派」的落幕，字裏行間，提及當年「民主回歸派的中堅人物」黃洪。

蔡子強說， 8．31晚會上看見黃洪黯然的臉，象徵「一代人的理想幻滅」。

一星期後，黃洪撰文，坦言「幻想或破滅，理想未敢忘」；同時糾正蔡子強，指「民主回歸派」六四過後已分道揚鑣，落幕不是今天的事。

他提起當年的自己：「這批人當中……有陳健民和我留在學院當學者，希望以研究來推進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

兩個月後的這星期，陳健民宣布，因佔中關係，已辭去自己一手創辦的中大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一職。

而接任人，正是黃洪。

事實上，黃洪在雨傘運動當中，同樣站得很前。由發起聯署到公開講課，由設立庇護站到寫分析文章，處處都是他的身影。

會否害怕步陳健民後塵，被禁止踏足內地做研究？「如果作為知識分子，都不講何謂真何謂假，我會後悔一生。」黃洪說得豪邁。

那麼，建立公民社會的理想，該怎樣堅持下去？這次，他沒有答話，只是稍微抬頭，陷入沉思。

看得出，他對「公民社會」四個大字，萬分着緊。

文 x 阿果

圖 x 葉家豪

*

「作為學者，是其是，非其非」

訪問相約在黃洪的辦公室進行。訪問前，他說自己身體不太舒服。但談起來，我完全沒有這種感覺。訪問期間，他說話極多（最長試過連續發言半小時），用字不怎麼「學者」（最常用的形容詞是「戇居」），亦不會轉彎抹角，在他身上，我找到一份難得的坦誠。他不介意自嘲（「我呢啲左膠」、「我呢啲老人家」），但要他對別人，尤其是學生，作出評論，他會特別謹慎，回答前總會沉思幾秒，在腦海搜索最適合的字詞，「唔想用一個大人的身分去講嘢。」黃洪微笑，「一勸，就走架喇！」

話題少不免由中大公民社會研究中心開始。中心由陳健民於二○○八年成立，多年來通過學術研究及教育培訓工作，推動公民社會發展。但這一年香港社會風起雲湧，陳開始萌生退意。「年中左右我同佢一齊傾。我覺得應該堅持一陣，無必要有一些打壓或者障礙，自己就要退。中國知識分子有時退得太快，應該有些風骨。」但風骨終歸有價。中心與內地NGO向來關係密切，但過去幾個月正值敏感時期，許多活動不能照常進行。「有些合作伙伴，會被請飲茶，又落唔到香港。」黃洪有點無奈。「都覺得係我們的一些舉動，令他們受到不必要的滋擾。」為了研究中心着想，陳健民決定辭任主任一職，由原來的副主任黃洪接替。「畢竟佢已經返唔到內地。一些有關內地公民社會的研究、教育、聯絡工作，佢都未必做到。希望我返到去啦！」他露出一臉苦笑。

我為他擔心。黃洪是中大社工系副教授，多年來專研貧窮、勞工議題，但過去三個月，為了雨傘運動，他站得很前。「有啲嘢……作為學者，要是其是，非其非。8．31人大落閘之後，如果作為知識分子，都不講何謂真何謂假，我會後悔一生……就當係捍衛自己小小的思想自由囉！完全鵪鶉的話，我覺得不配當學者、知識分子。」但方丈向來小器。「當然講出嚟一定有代價，我唔會咁naive。但呢一個，並唔係值唔值得的問題。」

「我們老人家在追趕運動」

豪邁背後，黃洪坦承沒料過自己會企得咁前。「我都有簽佔中意向書，但場運動的發展同我預期有分別。當晚宣布提前佔中，我其實有點愕然。點解無人通知我嘅？係咪假架？呢個真係Benny？唔多似樣嘅？當晚我真係咁樣懷疑喎！哈哈！」質疑散去，他定過神來，開始行動。「我會咁樣形容場運動：啲學生、青年人衝得好前，衝得好快。我們這些老人家每一次就在後面追趕，追緊個運動。」

黃洪追趕的方式，是年輕人補位。警方施放催淚彈後，他忙於設立收容所、急救站，又尋求教會幫忙，找地方讓佔領者休息。「都係由人道主義立場出發，有些人衝咗出去，後面就要做多啲。」到後來雙方舉兵不動，情况膠着，黃洪開始轉換角色，開始串連中大學生，指導在佔領區外的他們組成不同圈子，分工合作；然後多次到佔領區宣講民生與民主之間的關係。「唔使做人道主義救援喎，不如做多少少老師會做的教育工作。」

但佔領行動持續至今，無論領袖、群眾，抑或媒體，都開始失去焦點。黃洪認為，當下發生的是佔領行動，更是香港民主運動，但很多佔領者沒有這種意識。「我諗佔領區入面，有一半人係因為催淚彈呢種暴力，出來想保護學生；另外有三四成人，會因為人大落閘，不滿這種粗暴做法而來。但對成個民主運動的進程、長遠目標，會思考成個民主應該點搞，強烈關心、肯投身的……其實人數都係同以前差唔多，一兩成人。」他分析，就算是帶頭組織的學生、年輕人，很多都沒有打算進入架構，只打算在制度外抗爭。

「成功指標太高 群眾會沮喪混亂」

黃洪本身也是行動者，爭取全民退休保障多年，也不乏與政府角力的經驗。「唔會因為佢唔畀你，就唔去爭。好多時候都會爭取談判的機會，逐步逐步去做。以爭取十單嘢去計，如果有一兩單即刻爭到呢，已經算好好；有三四單，可能係部分爭到，就要留待下一個階段再爭；但通常有三四單嘢係唔會有改變的，咁點樣判斷自己的成功、失敗？」他語重心長，指出社會運動的領導者，必須想得更遠、看得更廣。「咩叫贏呢？如果個指標太高，會令跟住你的群眾沮喪、混亂。要定一些能夠爭取到、階段性的目標，作為empower群眾的方法。」

這種「階段性勝利」說法，很多年輕人覺得不合時宜。「我覺得已經贏咗好多㗎喎。可能我們這些老餅就係咁阿Q。如果你咁都仲覺得係失敗，就係睇唔到一個運動最重要的，其實是佔領民心。」但佔領行動至此，要群眾相信自己打了勝仗，談何容易？黃洪認為學聯需要負責，「他們係好堅持、勇敢，但是（沉思幾秒）……太重視自己的光環。到關鍵時候，一畀人鬧就縮返轉頭。他們很着重群眾對自己的睇法，但呢種咁多元、咁分散的運動，咩叫群眾，其實都好複雜。需要有領導去協調大家的不同，指出方向。」他苦口婆心，說得肉緊。

「佔領要化成選票」

肉緊，因為他相信當下正是香港民主運動的關鍵時刻。「而家適合要做一啲中期嘅嘢，包括明年的選舉。學生要諗清楚，如果下一個階段民意係輸的話，好明顯到區議會選舉泛民會面臨一個重大的失敗。好簡單，無票咪輸囉，輸咗咪無議席囉，無議席咁今次運動成果咪畀人過咗囉。如果你今日做的事，同你原本想爭取的目標，正正係相反的話，咁真係要諗吓。」

「唔係淨係say sorry或者宣傳今次運動，而係要爭取選民的理解。」黃洪認為，地區宣傳是當務之急。「點解今次雨傘運動是整個香港民主運動的一部分？出來佔領係為咗乜？這些東西要化成選票，化成支持。而家仲有一年時間可以做，唔可以再蹉跎歲月，捱到出年二、三月，民望愈來愈低，就好難做。如果再出現衝擊，後果就更加嚴重。損害的，唔單止係雨傘運動的光環，更加係成場香港民主運動。」他叮囑學生，「要諗清楚啲」。

第三條路：壯大公民社會

要爭取民主，可以在架構內深耕細作，也可以在制度外持續抗爭。黃洪提醒，兩者中間還有第三條路：壯大公民社會。「東歐國家不合作運動的開始，好多都係基於公民社會的建立、公民意識的轉變。我最初支持佔中，都因為佢本身係一個公民社會運動。當然我們都未有經驗，傻吓傻吓，無諗會畀人拉，有千幾人覺醒就好開心。點知葉公好龍，一出嚟就已經萬幾、二萬人！」黃洪頓了一頓，再次苦笑。「但what's next？個公民社會可以點做出嚟？」佔領區內有自修室、垃圾分類，不正體現出公民社會嗎？我問。黃洪轉動眼珠，說：「嗯，我們只係體現咗高質素公民社會的……可能性啫。」

佔區「村」的視野 需推而廣之

可能性而已？「學生們的理想好純淨，為了環保，為了唔好令地球造成污染，就執垃圾。於是，執垃圾有一堆人，廁所有一堆人，印T恤又一堆。呢啲算唔算公民社會？有這種元素，但組織力同影響力都比較似peer group。」黃洪耐心解釋，「大家都只有『村』的視野，有幾個帳幕，十幾個friend，呢個就係我嘅世界。會唔會推而廣之呢？諗唔諗佔領區外的人呢？諗唔諗同婆婆伯伯傾下偈呢？」他強調，要建立公民社會，大家的視野，不能只局限於「地下無一張紙、一個罐」，而是要推廣、推深，將眼前的小現象，連結起大社會的議題，表達關注，然後行動。「佔領區入面，我們對環境的保護，對消費行為的反思，可唔可以令我們對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有多啲批判？」

公民社會內的個體之間，也要體現出「公民性」。黃洪再次想起「村民」：「村入面可以好和諧、好團結。但同其他村呢？可能係競爭、衝突，例如藍絲帶。非我族類就唔可以同佢共同生存，咁同中國傳統農村爭水有乜分別呢？」他解釋，公民社會必須處理價值矛盾的問題。「和而不同當然傻，但大家應該要諗諗點處理紛爭，例如用比較制度性的方法。今次成日用deliberation，但唔多有效。deliberation要用在比較相同的人身上。有唔同意見，應該透過咩體制去解決？」公民社會容許異見，但身為公民，要嘗試走出共同的價值，協商共同的規則。

架構內外連結抗爭

提起公民社會，黃洪滔滔不絕。但坦白說，不少年輕人出來佔領，不過為了普選議題。在他們眼中，有民主就會有民生。黃洪點點頭，同意這套理論缺乏市場：「呢套唔係好『群眾』既論述。落去佔領區，從來無人講。一講就你眼望我眼。」但他始終深信，公民社會是民主的重要零件。「呢班後生仔如果識諗，有部分入架構，部分係出面抗爭，然後公民社會可以連結。我們唔會輸得去邊。」

學生去得盡 「上一代有責」

話題轉到「後生仔」。黃洪年輕的時候參與過學運，曾跟陳健民、王維基等人一同圍堵時任校長馬臨，抗議學制「四改三」。對此，他聳聳肩：「我唔太覺得那些是學運，似係校園事件，講學制，咩『為咗中大理想，四不改三』。問心嗰句，都係好小嘅嘢。」後來時代巨輪轉動，香港前途問題被放上談判桌，當年擔任中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的他，才像今天的學運領袖一樣，「被時代選中」。

「歷史有啲位，係需要一啲人出聲。」當年黃洪致函趙紫陽，闡述學生立場，主張「民族回歸」：「站係民族立場，梗係覺得唔可以英國人管治啦。當時熱血啦，理想啦，浪漫啦，想一國兩制、民主治港。同埋覺得如果香港做到，對中國民主有示範作用。」他笑了。「當時係咁諗架喎，你覺得好戇居都好！係諗大咗，諗大咗自己的影響力。而家的學生都係咁。」

現代學生「勇武好多」

請黃洪比較兩代人，他沉思良久。「呢批學生有樣嘢好唔同。勇氣、堅持、毅力，我係佩服的。當時我哋都係少少精英，好多人出嚟會打政府工，會被拉的、consequence會長遠的事，都唔會做。佢哋勇武過我哋好多。原因一係就佢哋無知者無懼，未必好熟悉中國的歷史，或者打壓；又或者其實已經好熟悉，但就超越咗我哋。」

學生問：你哋爭取過乜

「我好深刻記得，有同學同我講（靜了幾秒）……『其實如果唔係因為你哋退縮，我哋今日就唔需要承擔呢個責任，去爭取民主。你哋呢三十年做過乜嘢？』黃洪倒抽一口氣。「我唔完全同意呢句嘢，因為我哋都做過好多。但係嗰種不滿、宣泄，好真實。」他說，這是他一直抗拒用大人身分說話的原因。「我都試過叫我個女唔好去㗎。點知佢話，扑咪扑囉。催淚彈一出，佢走。到第三個，『超！No big deal！』我話生命緊要，佢就話你咁驚做咩啫？」

這個大人，有深切反省過。「他們的勇武、毅力同堅持，正正基於他們對上一代人的批評：『你哋次次一爭唔到就騰咗，等下次先。』我反省，是的。（靜默片刻）所以我同意個運動大方向係畀青年人試。我哋做得太少，個社會改變得太少，佢哋覺得要承擔責任，今次先要去得咁盡。我地有無責任？有。」語氣裏，最少有十二分沉重。

「我當年都被人質問過，『如果將香港交畀共產黨，最後又無民主，咁點？』。當時我好大聲咁答，如果民族同民主原則有矛盾，我哋一定要將民主擺前！」黃洪再三苦笑。「點解我今日咁做，就係對自己當日講嘅嘢負責。」現在，許多人埋怨那一代人，如果沒有「民族回歸」，世界多美好。「好多人覺得我哋戇居，差唔多想我哋跪低、謝罪、切頭……但唔係喎，在我們的世代，呢個先係比較合理嘅選擇。我到而家仍然咁覺得。」執著，只因堅信種子落下，中國和香港的公民社會、民主運動，終有一天會開花。

談了兩小時，我跟黃洪道別，便沿走廊離開。

走了幾步，卻聽見身後傳來歌聲。他在哼唱。

「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着吧。」

是自由民主的夢，也是公民社會的夢，記着吧。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123

電視迷奇遇記：小箱子裏的平行世界

「你睇唔睇到？」
「終於入到去，好感動！」
「有啲窒喎！」
「睇唔到！點算？」
「開唔到，都唔會睇番TVB！」

星期三晚，電腦前、電視旁、面書上，人人都在談論同一件事。你一言，他一語。頃刻之間，形成了一種空氣、一種壓力、一種誘惑，彷彿看不了（香港）電視，就是人生一大憾事。

太多的「未試過」

我自小就是電視迷，看電視，是我人生第二最愛的活動（第一是呼吸）。當晚事關重大，當然不能讓自己抱憾終生。不過事後回想，那夜我雖然如願看到了《警界線》，但過程其實不是沒有意外。意外，全因太多的「未試過」。

一、未試過要做足準備。以往看電視，我頂多進行三個步驟：開電視、睇電視、熄電視（近年甚至慣性跳過第二個步驟，直接熄機）。這一次，新台未開，電視未着，我率先帶頭，自發狂奔——翻開封塵多年的說明書，檢查電視機的智力狀况；走進黃金商場，向（正在奸笑的）老闆詢問電視盒子最新行情；開台日早上，甚至摸黑起牀，表演空肚看劇集（及吃早餐）……準備之足，連我自己都感到有點匪夷所思。

二、未試過要隨機應變。開台當晚，我夾在人潮當中，收看直播，結果處處碰釘——先用手機收看，不行；改上網站，畫面若隱若現，廖啟智行路窒吓窒吓；納悶之際，接到朋友傳來的串流網址，終於成功看到智叔流暢地行路，也總算避免給人生留下污點。不過與此同時，又有朋友出言勸阻，「咁樣唔計數！我寧願按爛F5，直到入到去為止！」就如每年盛夏，總有人為了「數人頭」而死命擠進維園。

三、（許久）未試過看電視有伴。有一段時間，「電視迷」的標籤，是我揮之不去的夢魘，因為在許多人心目中，「看電視」代表反智，而「看無綫電視」更是有違人類文明的舉動，是反智之中的反智。然而開台當晚，我左眼看電視，右眼在網上檢驗着朋友們的七嘴八舌，彷彿時光倒流，回到梁款與劉天賜口中的電視黃金年代——吃過晚飯，收好碗筷，劇集主題曲便從每一戶人的小箱子中奏起，夾雜笑聲、議論聲，傳遍整條屋邨。當晚，熒幕前沒錯只有我一個人（偶爾加上埋怨「畫面好暗」的我媽），但我也知道，有許多香港人跟我一樣，正為看電視而忙得不可開交。

不過作為電視迷，我十分貪心。我相信，好的電視，除了要令觀眾驚訝自己原來「未試過」，更要有能力提供他們「未睇過」的節目，讓他們窺見另一個世界。開台當日，收看《選戰》，我的眼睛確實擘得很大——原來電視的尺度可以去到好盡；原來現實元素鑽進電視機，那感覺會是如此，又荒誕又震撼。

但是港視所描繪的世界，令我又愛又恨。一方面，作為觀眾，我無法不為緊湊的劇情，並眾多潛藏的情節伏筆而瞳孔擴張、大汗淋漓；但另一方面，我又禁不住在想，世情已夠殘酷，現實也太險峻，為何連難得的放鬆時間，也要繼續被電視提醒「政治很骯髒」、「政客很狡猾」？天呀，每天追看新聞的我們難道還不夠清楚嗎？我甚至開始質疑，港視小箱子裏映照出的那個世界，是否正如《選戰》的色調一樣，過於昏暗？

於是當晚九點半，我沒有選擇再看《選戰》（也因為早上已看了一遍），而是做了當日最重大的一個決定——轉台，忍痛收看《萬千星輝賀台慶》。我跟無綫電視交往多年，關鍵時刻出於好奇，當然免不了念起舊愛。結果，成就了當天最大的奇遇。

貼近現實vs.營造夢幻

一轉台，眼睛完全不能適應。原因無他，兩部電視，竟然呈現出極端對立的兩個世界——港視燈光昏暗，無綫萬千星輝；港視開台令人陌生，無綫台慶熟口熟面，它的音樂（誰也背得出）、它的主持（照舊有你我「最愛」的阿叻）、它的內容（藝員趣劇另加唱歌跳舞），跟此前幾十年相比，保證沒太大出入。

當然，以上所說，只是視覺上的比較。兩個世界的更大分別，在於港視追求貼近現實，無綫努力營造夢幻——這邊廂《選戰》勾起傷痛（例如講明大家2017年只爭取到一個「有限度」的普選），那邊廂台慶令人發笑，甚至感動落淚。無綫台慶全晚焦點，當屬王祖藍向李亞男求婚一幕，在電視鏡頭下，男方做盡一切典型求婚動作，有驚喜，有搞笑，有戒指，有花束，更重要是有觀眾，有主持，有祝福，有眼淚——最cliché的電視台，附送最cliché的求婚場面。聽起來，多麼合理。

這個，就是無綫多年來一直描繪的世界、推銷的價值觀。

社會學家Pierre Bourdieu在On Television一書中，狠批電視媒介只為討好最大數目的觀眾，於是傾向因循苟且，自我設限，炮製出來的節目大多流於平庸，安全行先，好睇殿後（甚至失蹤）。於意識形態上，它更是如此——因此，過去40多年來，劇集會告訴我們「一家人最緊要齊齊整整」、「做人最緊要開心」；遭遇挫折的時候，它會提醒「發生啲咁嘅事大家都唔想」，然後提供解決方法：「肚唔肚餓？使唔使煮碗麵你食？」電視台要討好大部分觀眾（特別是上了年紀的），因此它不敢造次，描繪的世界，一切都很簡單、很合理、很順理成章。

但問題是，真實的世界究竟是不是一樣？在眾目睽睽下求婚，是否就是浪漫，等於「佢好愛你」？談戀愛，是不是一定要得到全世界擁抱祝福？今天隆重求婚，是否就代表他日白頭到老、永不抱憾？當然不！但許多年來，香港觀眾卻在電視媒介的慫恿下，接受這樣的思想。這個包裹糖衣的世界，表面看來很甜蜜、很萬千星輝，但裏面很可能不怎樣美好。

觀眾如何取捨

回到起點。面對平行線上的兩部電視、兩個世界，觀眾們究竟應該如何取捨？我們應該跟社會學家作對，擁抱夢幻，繼續交由大電視台，為我們示範何為完美無瑕的快樂人生？還是適應陰暗，面對現實，學習在殘酷社會中尋找出路？我們應該滿足於「熟到爛」的藝員、角色、音樂、對白、橋段、情節所帶來的安全感？還是緊記由「未睇過」、「未試過」的小箱子裏，摸索驚喜的那份好奇？

期望從此以後，我們一道寫下更多的電視迷奇遇記。

圖：程展緯

全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123

知音的責任——由RubberBand到香港電視

先旨聲明，以下文章，極似鱔稿。

上星期日晚，跟知音一同由金鐘走到灣仔，入伊館看RubberBand的音樂會，結果（一如所料）耳朵出油、眼角滴淚、額頭冒汗。腦袋卻出乎意料地，想起香港電視。

　RubberBand

眾所周知，我是RubberBand歌迷，為撐偶像，過往不止一次在這裏書寫肉麻情書。當晚入場之前，我照舊剔去耳垢，攜同真心，引頸以待。散場以後，回味演出，我重新確認了自己喜歡這樂隊的3個原因。

一、他們坦白。大家知道，流行樂壇向來是個五光十色的特大染缸，小角色要脫穎而出，許多都會配戴面具，披上花紙，勤練（在記者面前）做戲。RubberBand偏偏反其道而行，冒着得罪娛記、悶壞大眾的風險，堅持不賣花巧，做好音樂，坦率示人。是次音樂會，四子貫徹始終，一切從簡——沒有華麗的出場方式（開場第一首歌竟是清唱），也沒有眩目的舞台效果（背景是三大塊坦蕩蕩的白板）。三小時演出，只有到肉的歌詞、真摯的歌聲，以及直率的情感。

二、他們留白。主流樂壇地雷處處，排除異類，暗藏殺機，RubberBand因此吃過不少苦頭（例如在「巨蛋騷」）。為了尋求平衡，他們的演出與創作，大多傾向含蓄表達，或用比喻，或說故事，留下大片空間。當晚《睜開眼》前奏響起，樂隊沒有什麼多餘說話，只是關掉全場燈光，漆黑中與全場觀眾「蒙住兩眼／迷信煙花未散」。唱至末句「就覺醒／面向這現實世界／無懼睜開眼」，舞台打起刺眼白光，劃破漆黑，直插心臟。一切，盡在不言中。

三、他們找到知音。樂隊礙於現實，不便直言，他們留下的空白，就由知音人填補。唱《睜開眼》前，有觀眾自發撐起雨傘，隨音樂旋動起舞；也有人學效蜘蛛仔，在山頂位高舉黃色揮春，表明「我要真普選」。至燈光熄滅，他們又亮起手機電筒，置於傘下，猶如在荒夜裏，點起一盞盞燈。主音六號開騷時笑言，入場的，不是「粉絲」，而是「知音」——這無疑不僅是「賣口乖」。

知音難尋。當晚我一邊聽歌，一邊不禁在想，現場其實有沒有反佔中的觀眾？他們會否覺得自己被騎劫，於是自挖雙目，憤而離場？換個角度去想，究竟怎樣的樂隊，吸引了一班敢於在音樂會裏撐傘的知音？這班人，鐵定不是一般的港式演唱會擁躉；他們會為「遙望那獅子山」而牽掛，為「八百個超市吞噬着城市」而憤怒，甚至為「撞碎了冰山」而落淚，大概都是追求公義，嚮往自由，期待改變之輩。過去幾年，這班人甚至可能撐過佔領，反過國教，為過港視高呼不值，是政治路上的同道中人。

抱歉，以上文字讀起來，確有幾分像鱔稿，但我相信，這是身為知音的本分。沒辦法，這場坦率的音樂會，最後換來的，是主流媒介集體掩臉、冷淡以對。娛記寧願報道馬國明激凸、鄭嘉穎緋聞，也不願提起撐傘場面。流行文化不是慈善活動，要生存，除了做好事，存好心，更要尋找更多知音。樂隊無言，媒體冷對，就只得再靠知音口耳相傳，大賣廣告。

香港電視

這兩個星期，最渴求知音相助的，非周三正式開台的香港電視莫屬。

眾所周知，我是香港電視的擁躉。為睇電視，過往曾經聲淚俱下，寫成血書，告誡世人。開台在即，近日重讀血書，聆聽訪問，我再次確認自己欣賞香港電視的原因。

一、它坦白。電視媒介與港人交往多年，一直致力將「隱惡揚善」進行到底。為了討好客戶，守護權貴，電視台慎言謹行，粉飾太平，就連開台47周年，也嫌不夠吉利，非要改成「邁向48周年」不可。反之香港電視，則主張坦率迎戰，開台劇《選戰》擺明車馬，不介意得罪方丈，嚇退客戶，堅持攤開底牌，諷刺時弊。兵行險着，為的只是「給香港人出一口氣」（編審黃偉強語）。

二、它留白。跟車太貼，易生意外。這次港視開台，台前幕後，由老闆到員工，個個少踩油門，多留空間——開台日撞正無綫台慶，王維基的說法是因為「通勝啟示」；大眾期待港視開台會帶來電視革命，王連忙搖頭，說自己只是「邊做邊試」；雨傘運動政治敏感，一台之首不能明撐，只得在專欄下詔罪己，坦言自己「只是一個無膽匪類」。處處留白，但人人心照。

三、它有知音。王維基近日表明，港視開台首要任務，並非要搶無綫那20點收視，而是「為餘下八成的香港人提供更多電視節目的選擇」。大台擁躉緊貼梳化已久，要他們轉台，殊非易事，因此香港電視的當務之急，是尋找新的知音。過去幾個星期，許多額頭刻着「知音」二字的朋友，熱烈蒐羅不同型號的電視盒子，更自動自覺進行「壓力測試」。電視向來是一個培養懶人的媒介，這次為何會有人願意為轉台而自動獻身？這班知音究竟是什麼人？我十分好奇。

知音 沒有倦怠的藉口

去年的港視一籃子風波，距今已有一年。回想當日，確有不少政治冷感的電視觀眾終於睡醒，站出來矢志用良心照亮黑箱。然而熱情易冷，一年過去，隨着港視開台一波三折，加上無綫劇集回復熱鬧，不少人經已與電視重拾舊歡，每晚甘心看張繼聰震胸，聽蔣志光唱歌。《警界線》？他們老早拋諸腦後。

時至今日，仍然願意伸起長頸，剔去眼垢，奉上真心，靜候開台的，可能只剩下少數。他們當中，有人或許真的純粹期望有電視可看，但更大部分的，其實為求社會公義，渴望普羅大眾有多一分選擇的自由。然後，看與不看，說到尾恐怕只是另一場「改變vs保守」的社會拉鋸戰。

但身為知音，我們已無餘地再退一步。面對政府高官出術阻攔、其他媒介冷淡對待，知音們必須多走一步——不僅停留於自我感覺良好的層面，更加要自動自覺，口耳相傳，讓更多人洞悉選擇的可能。我們已經踏入了這樣的一個年頭：自己香港，自己救；自家電視，也要自己救。每一個知音，都沒有倦怠的藉口。

老實說，對於廖啟智的戲技，我其實沒太大興趣。但星期三晚，我肯定會盡知音本分，睜大雙眼，落力欣賞；接着化身推銷員，四處游走，大賣廣告，繼續尋找下一個知音。

寄望一星期後，我會耳朵出油，眼角滴淚，額頭冒汗，坦然寫出另一篇良心鱔稿。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116

傘開以後，我們沒有悲觀的理由

原文刊於《號外》11月號。我再補寫了一點。此加長版，便成為一連四周星期日生活「傘開以後」欄目的總結。

「政府完全不肯讓步。若我們現在撤退，一切根本不會變。」夏愨道上，經已留守多天的受訪者如是說。身穿黑衣的他，臉色像柏油路一樣灰。我拍拍膊頭，示意理解他的心情。

佔領第二十四夜，學聯與政府進行首次對話。這場會面，大家事前少有期望，但當晚隔著螢幕，目睹官員如何扮演花園導遊，甚或人肉錄音機，我們依然憤慨，甚至無奈——政府拒絕讓步，大家此後如何是好？若今天佔領無助改變香港，我們是否應該早日認命，打傘回府？「我害怕人走了，路開了，這裡又變回以往的模樣。」年輕受訪者看完直播，言辭依然堅定，額頭繼續刻著四個大字：我不甘心。

這份心情，我明白。過去一個月，面對不理民意的政權、「光明磊落」的警察、恣意行兇的暴徒，許多時候我跟他一樣，並不甘心。然而，政府不願讓步，就代表香港沒有改變？倒又未必。

雨傘運動，也許尚未改變政制，但至少改變了香港。

一、世代在變。

一直以來，香港社會以戰後嬰兒一代主導，他們看重現實，考究效率，深信「搵食大過一切」，更視中環價值、獅子山下精神為神聖不可侵犯的金科玉律。然而如今，中環馬路佈滿帳篷，獅子山峭壁寫下「我要真普選」的不朽香江名句……雨傘運動，是建制與民主的檯面爭戰，又明顯是兩個世代、兩套價值的暗中角力。

傘開以後，新一代人破繭而出，認定大人屬於過去，自己主導未來，因而矢志與上一代畫清界線。餐桌前，他們竭力對抗父母、長輩、大人們的高壓管治、長氣嘮叨；廣場上，他們對佔中大佬、泛民議員、民意領袖的善意提點、尖酸批評視若無睹。他們眼裡有火，額角流汗，是被時代選中的一代人，更是足以改變時代的一代人。

二、身分在變。

一個群體的身分認同，往往建基於兩大問題：我們不是誰？我們是誰？對於前者，香港人態度向來明確：我們不再是捱過苦、制過水的獅子山下香港人，明顯也不是「愛國愛黨」的中國人。但究竟我們是誰？新一代人時常漫無頭緒——到底「香港人」當下的性格特徵為何？作為「香港人」，我們又有什麼共同的生活經驗？回歸以後，這些問題成了許多人心中的問號。

然而這場運動，卻讓我們看見愈來愈多年輕人樂意擁抱「香港人」身分，甚至明言「自己香港自己救」。本土意識顯然在這代人身上，逐漸醞釀。在他們眼中，香港人共同持守的核心價值，不再是以往大人多番強調的「捱到苦」、「賺到錢」和「識變通」，而是在這場運動中反覆確認體現的公民意識、普世價值。雨傘之下的互助互愛、公路之上的理想香港，從此成為他們的集體記認，也因而奠定香港身分。同遮共濟，就是新香港人。

三、媒體在變。

大眾媒介，以往是香港人接收資訊的主要途徑。近年情況有變，網絡媒體、社交平台有如雨後春筍，急速成長，更盤踞各自山頭，對應發聲。雨傘之下，是這個新媒體時代的最佳體現——運動規模大、發展快、地域廣、人數多，傳統媒介自然無法綜概覽全貌；反觀網絡媒體，輕巧敏捷、全民互動，反而更容易貼近事情進展。

過去月餘，大量「資訊上癮」的讀者嫌電視太假、報紙太慢、雜誌太風花雪月，斷然與傳統媒介揮手告別，於是轉身湧入網絡世界，接收現場消息，拜讀即時評論，欣賞改圖創作，自得其樂。結果，新聞網站的瀏覽人次屢創新高，面書專頁的讚好數目亦錄得幾何級數增長。當然大家必然質疑，當下網絡世界紛亂有如泥漿摔角，許多時候暗箭亂飛，謠言密佈，所謂「新媒體帶動公民社會」之說，有待驗證。然而，雨傘運動帶來的，卻肯定是一場媒體革命的開始——大眾的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正在穩步上揚。

四、（一代人）覺醒在即。

香港人向來討厭政治，就算是年輕人，不少也鍾情玩樂，少理時事。但這一次，就連不談政治、抗拒社運的大多數，也投入佔領運動裡去。他們的出發點或各有不同：有的為求公民提名，有的誓推梁振英下台，而更多的，可能單純出自良知的感召、道德的呼喚，於是遠離鍵盤，步上街頭。這段日子，我跟不少年輕的佔領者談過，當中許多都說，本來不打算佔中，但看到催淚彈在自己眼皮底下劃過，就憋不住要出來了。這無疑是一代人的覺醒。

沉睡的被煙霧燻醒，早已睡醒的則在傘下變得更加醒目。以往香港人仰望長毛、追捧袋巾，指望代議士為民發聲，推動改變，今天大家發現自己頭髮不長、袋裡無巾，但一樣可以捧起大聲公，隨時吶喊，直接行動；從前香港人以為警察是人民公僕，永遠站在正義一方；現在大家驚覺害群之馬是自然界常態，警察內心一樣充滿暗角；昔日香港人認定公義是現代社會的附屬品，民主或會從天而降，當下大家終於醒覺，原來民主和公義，是需要你我用汗水和淚水換取的昂貴概念。

覺醒了，就再裝睡不了。同樣地，雨傘既開，香港已變，我們同樣回不了去。面對冰冷的高牆、催淚的迷霧、腐朽的政權，香港人只得銘記初衷，同遮共濟。

拍拍膊頭，我們沒有悲觀的理由。



*

《傘開以後》採訪系列

【世代矛盾】
陪我講出我們現在何以生疏 — 給爸媽的信
http://goo.gl/SR6pgZ

【香港身分】
麥高登：明明是香港！
http://goo.gl/8ohuxP

【政治覺醒】
小人物，睜開眼
http://goo.gl/RNsPkn

【媒體革命】
新媒體時代，摸黑前進——造訪《100毛》
http://goo.gl/rzh0ZR

傘開以後：新媒體時代，摸黑前進——造訪《100毛》

雨傘之下，媒體要生存，何其艱難。

這邊廂，它照例受資本約束。有話要說的媒體工作者，只得扮作老闆與客戶肚裏那條蟲，睇面色，學收口，然後拚命在風花雪月間尋找縫隙，擊出擦邊球。這也難怪，傳統媒介茲事體大，結構繁複。它外形像揚聲器，內裏卻是大生意，運作起來，自然地雷遍野，處處掣肘。

那邊廂，它的局限愈來愈明顯。雨傘運動規模大、發展快、地域廣、人數多，單一媒介要概覽全貌，很難。就算不求有功，只求緊貼，電視、報章、雜誌也難敵網絡媒體的輕巧敏捷、社交平台的全民參與。因此，過去月餘，大量「資訊上癮」的讀者由傳統媒介湧入網絡世界，新聞網站的瀏覽人次屢創新高，面書專頁的讚好數目錄得幾何級數增長。然而網絡世界紛亂有如泥漿摔角，置身其中，要堅守地盤，甚至伺機擴張版圖，也絕非易事。

新舊媒體之中，滿身泥濘的《100毛》無疑表現出眾。它自命「討厭政治」，近月卻刻意一反常態，瘋狂地與劉江華、習近平、李偲嫣等人周旋纏鬥，更將政治熱話換成雜誌封面，發揚光大。結果，佔領期間，其面書專頁曝光率奇高，圖片動輒換來上萬個like；政治掛帥的雜誌封面，亦引來廣傳熱議，年輕一輩甚是受落。

「其實我哋都係一路行，一路試。」雜誌編輯Johnathan說起來，輕描淡寫。「慢慢大家就有共識，開始摸索到出嚟。」

這個下午，筆者造訪《100毛》編輯部，了解新時代的媒體，如何在泥漿混戰中，摸索一條出路。

*

《100毛》的辦公室位於葵涌某工廈一樓。推門進去，發現裏面燈光昏暗，環境似cafe多過辦公室。長長的編輯室中間有部大電視，播放的不是互動新聞台，而是FIFA14的畫面。
「100毛專區」現旺角佔領區

難怪他們受年輕一輩青睞，而且不限於吃喝玩樂那批。近日走在旺角佔領區內，同樣發現公共書架上出現「100毛專區」，近三期的雜誌——封面分別由羅莽裝成習總、劉江飾演劉江華，以及阿Bob扮作手持生果刀的中年怒漢——放在最當眼的位置。抓住時代脈搏，佔領少年愛讀，其實絕不出奇。

《100毛》年半前由《黑紙》三子（林日曦、陳強、阿Bu）創辦，至今出版了八十七期。最近半年，三人逐漸放手，退居幕後，日常編採工作就交由下屬Johnathan和Yan打理。Johnathan形容，老闆現在的職責，「主要係制衡住我哋，令我哋唔好太癲。」訪問當日，三人亦未有露面。

大眾媒介受資本約束，許多時候為免得失權貴，都情願多談風月，少講政事。《100毛》本也一樣。「以前不是刻意有政治潔癖，只係想本書輕巧輕鬆，好似甜品書咁，畀人在繁忙生活之中喘息。沉重的、社會性的，就由《黑紙》做。但後來慢慢發現個社會變緊，讀者都變緊。香港的政治變得生活化，而大家其實根本就唔討厭政治，咁無辦法啦！」Johnathan形容，因應時代變遷，老闆放手後，雜誌的政治性內容反而愈來愈多。但大部分流於發泄、抽水，這樣又有何用？「可能都會reach到一些本來認定政治非常艱澀、難以下嚥的人。唔好話係功德，但都算係有意義的事。」Johnathan如此回應。

流於娛樂，止於戲謔，是許多人對《100毛》的觀感。偏偏傘開以來，它又是極少數旗幟鮮明地支持佔領的媒體。十月二日出版的《100毛》，封面全黑，只印上一大個黃絲帶，跟廣大網民的面書頭像沒有兩樣，在色彩繽紛的雜誌叢中，顯得格外奪目，又或礙眼。

大膽的封面背後，藏着一個不為人知的故事。「本身某主題樂園買了這一期的封面廣告，已經準備好晒。到（催淚彈後）嗰個禮拜一，大家返到嚟，見到咁歡樂的封面，都知死硬嘅。無論入面點寫，都一定有反效果。」Yan憶述當日情况，「Sales同事、老細都有落力，終於說服到嗰邊，遲一期先登。」結果，封面臨時換成黑底黃絲帶，內文加送五頁白紙，大開天窗。「唔想太過繽紛，想盡可能地同香港人走在同一陣線。」向來喜歡講笑的Yan收起笑臉，語重心長。

但辦雜誌，永遠有廣告壓力。坊間許多雜誌，廣告、內容各佔一半，是名副其實的廣告雜誌。Johnathan自認有別：「我哋廣告頂多係十幾隻，同其他人相比係好少。有啲雜誌廣告多，唔使賣書都夠，但我哋係要賣嘅。」廣告不夠，就只得回歸基本，靠銷量，哄讀者。他們因此每星期為封面的題材，費煞思量。「都係睇下嗰個禮拜發生咩事，網絡文化興乜嘢。例如無啦啦有幅改圖爆咗出嚟，我哋有時都會搵人扮返件事出嚟。」Yan解釋。

追趕動態 與讀者互動

講究銷量，因此《100毛》比一般媒體更有意識地捉摸讀者的口味。Johnathan認同這一點，「捉口味，就一定嘅。不過有時候就像Steve Jobs說，你唔畀到佢（讀者）面前，佢都唔知自己想要咩。」雜誌最成功的封面，公認是找來阿Bob扮張家輝。「未扮都唔知咁好笑。不過唔中，咪下一次再試囉。我們好敢去挑撥某啲常規。點解一定要黃曉明搭李冰冰上封面？點解劉江唔得？許紹雄唔得？明明大家都好鍾意佢哋！」新媒體時代的受眾品味愈趨分化，媒體要吸引讀者「臭味相投」，進行互動，從而訂造更適合的內容。Johnathan反覆提及的「試」、「摸」、「捉」，就是這一回事。

當然，印刷雜誌成本高昂，不算是測試市場、捉摸口味的好地方。網絡平台性質開放，成本低廉，人來人往，顯然是更理想的實驗場所。負責管理《100毛》面書專頁的Alison深明此道，「雜誌做啲嘢出嚟，係單方面的。有時我們想娛樂讀者，但他們係咪鍾意呢？好難知。用facebook就唔同，我哋寫完啲嘢，以為好笑，結果得二、三百個like，咁就知道唔係真係咁好。然後咪不停轉format、轉content囉。」傳統媒介測試反應會看銷量、睇收視。但對於置身新媒體時代的Alison來說，like的數目，就是一切。「它反映你的post成不成功。」那多少算是成功？Yan搶答，「依家有一萬，我就會『Yes！得咗！』」Jonathan笑着補充，「過萬那些，是列入哈佛商學院研究個案的級數！當然無咁誇張啦，有三、四千已很不錯。」

用面書碰釘 錯誤中學習

嚴格來說，《100毛》不算擅用新媒體。以往他們的面書專頁，只會分享雜誌的內容，曝光率不算很高。直至佔領開始，卻意外迎來轉捩點。「初頭facebook好靜，因為以前我哋share嘅係書的內容、消費娛樂等東西。但發生咗咁大件事，可以點呢？又唔可以唔post，因為facebook好狡猾，一段時間唔post，睇到的讀者就會急劇下降。」Yan坦承當時陷入兩難，「都有掙扎，唔知講唔講（佔領）好。同咗老細傾，大家有共識，可以提、亦應該提，但個工夫係你點樣提。」紙上談兵沒有意義，於是他們學效習總，捲起褲管，一同嘗試。

Yan試過碰釘。「有一段時間，我們好興在facebook page扮自己係藍絲帶，好曲筆咁抽水。有一次我用呢個方法，又拿揑得唔係幾好，畀人覺得我真係藍絲帶。出咗十分鐘，我問Alison，『啲人係咪真心咗？』跟手就delete咗個post。」他笑言，facebook是一個「知錯能改」的媒介。「然後咪知道，呢種筆風大家未必鍾意，以後就唔再用呢個寫法，用返我們之前試過、可行、大家又受落的方法去寫囉。」摸索受眾口味，調節信息內容，成為了新時代媒體的當務之急。

信息飛快 摸索網絡—實體界線

時代巨輪急轉，信息流動也愈趨高速。傳統媒介受限特性，先天輸在起跑線上。要平反敗局，只得轉戰網絡。雜誌之中反應算是數一數二的《100毛》，近月之所以發燒上網，同樣有此考慮。「個世界變得太快，一啲好即時嘅嘢，係會甩的。做書，永遠跟唔貼。我哋星期二埋稿，成日一埋完稿，就有好正的事發生，又放唔到落星期四出的書度。到下一期先講呢，又out咗。咁就好唔開心囉！我哋需要一個即時一點的媒介去表達自己。」Johnathan點出《100毛》突然活躍網絡的一大緣由。

「書同facebook page有唔同的玩法。書有少少章法，有step，有format，但facebook呢，就再短啲、零碎啲、跳躍式一啲。」Johnathan認為，兩套媒介的內容深度，亦有顯著分別。「例如劉江華唔講嘢呢件事，太好笑喇，純粹笑下佢，就已經係一個facebook post。但到要落書的時候，就需要多啲經營同鋪排。」他打開今期雜誌，向筆者展示。「於是我哋設計咗一個叫Where’s華ly的遊戲，等讀者從咁多個垃圾桶中搵返佢出嚟。」這條「網絡—實體」的界線，是怎樣醞釀的？我好奇再問。「唔知架，都係大家慢慢摸索出嚟。」

生存之道：邊行邊試

整個訪問，三人說得最多的，不是「廣告」、「銷量」，而是「摸索」和「嘗試」。雨傘運動，促成新媒體時代。新的時代，信息飛快，受眾分化，人人各執一詞，媒體要找一套必勝方程式，幾乎不可能。要生存下去，只得邊行邊試，從泥漿的隙縫中，摸出一條與別不同的路。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109

家是香港2.0

催淚滿月夜，人在金鐘。葉德嫻、黃耀明、何韻詩在台上高唱《獅子山下》的時候，我在台下遇上一個眼泛淚光的少年。出於多事，我（極其唐突地）打斷淚水，問他為何感觸。男生先是一怔，然後悄悄回答：「我都唔知點解……可能因為我愛香港。」

老實說，我有點意外，因為「我愛香港」這四個肉麻大字，本來不應出自年輕人口中。香港百姓由「愛祖國」到後來發現自己「愛香港」，中間有一段絕不易講的故事。這個故事，我想試試再講。

　本土意識 始於七十年代

故事要由六七暴動說起。當時殖民政府為培養本土意識，特地燒銀紙，搞巡遊，辦香港節，矢志令全城歡騰，異口同聲疾呼「我愛香港」。結果節慶過去，騰來騰去的，終歸只有一個西瓜波。踏入七十年代，官方插手不成，香港身分卻在公共政策與流行文化雙重夾擊下，意外滋長。大眾住過公屋，看過阿燦，聽過歌神，開始說服自己不再留戀昔日家鄉，確認我哋大家在獅子山下相遇上，總算是歡笑多於唏噓的一場緣分。此後，大眾逐漸以香港人自居，視香港是我家，清潔、買樓、炒股、煲劇，我哋大家一齊參加。第一波「家是香港」意識，由此而來。

重溫這段封塵的歷史，我們會發現香港身分的誕生，從來少靠有心培植的官方計劃，多屬無心插柳的一場意外。剖開它的結構，會發現裏頭絕少講究實質概念（如「身分證上有三粒星」），放得最大的，反而是不着邊際的真感覺（哀六四、怕九七）、大符號（獅子山下、紅白藍），以及鮮活記憶（「樓下閂水喉」、「日頭猛做」）。

這分夾雜七分虛無的本土意識，始於七十年代的誤打誤撞，再在八、九十年代經由大眾媒介、公民社會悉心承傳、落力盤點，最後成為摸得到、講得出的實質概念。現在，大人們唱起《獅子山下》會雙唇微震，重遇肥彭會眼泛淚光，喊起「我愛香港」、「家是香港」等肉麻字句會理直氣壯、不遺餘力，全因他們撫心自問，跟香港攜手走過一段蜿蜒崎嶇的路。

　後回歸一代 「香港人」身分失效
問題是，對於回歸後成長的下一代人來說，以上三段文字不過是歷史故事。他們沒有經歷過上一代人口中的黃金歲月，也沒有踏足過那段凹凸不平的路。對他們來說，六四是晚會，九七是回歸，《獅子山下》是一首（唔知邊個唱的）金曲、紅白藍只是膠袋一個，「樓下閂水喉」、「日頭猛做」不過是歷史博物館常設的展覽項目。昔日香港身分所盛載的感覺、符號、記憶，在他們眼中看來，已經過時，甚至失效。這一代人少有深究「香港人」的臉譜，甚至少以「香港人」自居——就算會，也不過為了將自己從「中國人」中間區分出來。

回歸前後，不少學者就曾預言，隨着中港政府在政經、媒體、教育等範疇多管齊下，香港身分恐怕會消失於歷史洪流。事情也確實如此路進：一方面，政府落力推銷中國人身分，於是中小學生要對冉冉升起的大國國旗流淚，廣大百姓看電視新聞前先要被國歌洗禮（或腦），劉翔奪金、楊利偉升空，（在傳媒的推波助瀾下）香港人更加要視為百姓子侄、人民英雄；另一方面，舊版本的香港人身分亦再被搬出，於是梁錦松獻唱《獅子山下》，勉勵大眾同舟共濟，梁振英與高官一同做騷，宣傳「家是香港」、「築福香港」……政府的用意很明顯，希望大家安分守己，在獅子山下擁抱「香港中國人」這個混雜新身分。

　中國身分集體回憶 年輕人說不

但對於這兩套論述，年輕人們都毫不賣帳。這邊廂，他們愈發抗拒中國身分，因此投身抗爭，守護菜園，反對高鐵工程，也因此換上黑衣，聚集公民廣場，聲討國民教育；另一邊廂，他們又拒絕「集體回憶」，認為獅子山下精神「難聽過粗口」，更向上一波的香港身分高聲說「不」。這兩個度身訂做的身分，年輕人並不接受。自此，他們知道自己不是什麼，但卻問到「你是誰」，大家又難免聳肩口啞。

直至雨傘盛開。

過去一個月，出於工作需要（或多事），我流連佔領區，跟不少雙眼發光的年輕人談過。我喜歡故作老成，最愛問他們「這場運動改變了你什麼」。結果換來的答案，有的肉麻（「重新認識香港人」），有的十分肉麻（「從來無試過咁堅持想為香港做啲嘢」）、有的百分之百肉麻（「好似同香港復合咁！」「唔再諗移民去台灣囉！」）

　雨傘造就新感覺符號記憶

香港身分少講培植，多靠意外。年輕人以往討厭政府做騷，現在卻為「職安真漢子」自發的「築福香港」而感動；他們曾經撕爛梁振英的驚世著作，今天卻自認「家是香港」，落力拾垃圾、建防線，為這個家出一分力；他們一直害怕舊曲新唱，當下卻為黃色直幡和葉德嫻的《獅子山下》而暗自掉淚……很明顯，這場運動足以令一代人refriend返香港（何韻詩語），甚至重新想像香港身分，學習做個香港人。

當然，誠如Gordon Matthews所言，現在斷定「新香港人」身分由此誕生，既是過於武斷，又是言之尚早。然而，就算這場運動功敗垂成、一無所得，新的感覺（喜歡香港、厭惡警察、憎恨政權）、新的符號（雨傘、黃絲帶、保鮮紙、帳幕）、新的記憶（催淚彈的氣味、暗角的暴行），也已然在一代香港人的腦海，盤踞紮根。如是者，下一波的本土意識、香港身分，亦注定醞釀，準備生長。傘開以後，只會有愈來愈多的年輕人因着「家是香港」的號召，走上街頭，守護家園，捍衛香港。正如黃之鋒所言，今天大人剝奪年輕人的未來，但終有一天主客易主，我們會決定他們的未來。

大人們，請你面對現實。年輕人委身佔領，甚至願意留守一年，絕不是被外國勢力控制，更不是受泛民政客煽動。我們瞓街，我們留守，我們抗命，說到底只為了一個簡單不過的原因：家是香港，就如你們當年一樣。三十年前，自覺家是香港，於是你們發奮上爬，安身立命，留守獅子山下，建設繁榮城市；三十年後，自覺家是香港，於是我們咬緊牙關，抗拒認命，留守柏油路上，爭取公義社會。

你可以繼續（扮）唔知點解，但請不要阻止我們為時代吶喊：我愛香港！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102

傘開以後：小人物，睜開眼

Mr. & Little Ms. HK People插圖系列創作人Maxwell

黑夜悄然離去，太陽探頭冒出。清晨的金鐘，換上迥然不同的一道風景。天色由暗轉亮，陽光躡手躡腳地鑽進帳篷，推醒一個個好夢正酣的年輕人。是繼續沉睡，還是睜開雙眼？帳篷內的他們，總有幾分猶豫。

但就政治而言，他們卻是態度明確：不再猶豫，拒絕沉睡，選擇覺醒。

佔領運動已持續近一整月。不少人說，這次投身運動的，許多都是陌生臉孔。這些臉孔以往討厭政治，不曾參與七一遊行、六四晚會。但這一次，卻選擇遠離鍵盤，立足街頭，甚至自動獻身，在傘下各就各位，跟其他小人物一同揮灑汗水，編織大時代。無論他們上街的理由為何——或受大學生呼喚，或被催淚彈感召——雨傘運動都注定造就一代人的政治覺醒。

也有人更在意孩子們的覺醒。「小朋友應該要知道有班哥哥姐姐，為了香港的未來而每日喺街上面瞓。」Maxwell於是繪畫雨傘運動主角，創作出Mr. & Little Ms. HK People的插圖系列。當中有林鄭、長毛等大人物，也有Mr. Lion Shan、Mr. Hungry等小人物。「其實嚟得抗爭嘅，全部都唔係小人物……」他一臉認真。

「人人都係大人物。」

　催淚彈觸怒平民

Maxwell也是小香港人。鼻樑架着一副黑框眼鏡的他畢業數年，現職廣告公司，從事設計。跟許多香港人一樣，他對醞釀年半的佔中行動，本有保留。「最初有啲覺得會阻到人，同埋真係犯法嘛，所以都唔想太into這件事。但因為催淚彈，真係好嬲，好嬲。」Maxwell認為，這也是不少港人上街的原因。「而家條街咁多人，未必因為政府真係做得咁差……其實大家一早知道佢做得差。最終喚醒到香港人的，係一份怒氣。」

這份怒氣，令本來打算袖手旁觀的Maxwell醒覺，自發走上街頭，支援運動。「都係買必需品呀，幫手派嘢呀，在佔領區行來行去。」到一星期前，他開始嘗試另一方式的參與。「那天搭車，突然在想，其實家長可以點樣同小朋友講社會發生緊咩事呢？有咩素材可以用呢？無理由用TVB新聞架嘛，咁暴力。」燈泡一亮，Maxwell即晚創作多個維肖維妙的卡通政治人物。結果作品在網上瘋傳，幾天過去，專頁已有逾五萬人讚好。

　畫出閃亮小人物

孩子的覺醒何以重要？「其實好多人出來抗爭，都唔係為了自己，而係為了香港的未來。」Maxwell微笑解釋，「小朋友條命長過我哋，佢哋先會係呢場運動的最大得益者。」的確，不管佔領最終能否逼令政府回心轉意，它至少已經改變了香港的未來。「講真，今次未必有咩理想結果，但過程入面已經改變咗好多東西，例如好多人唔再單單留喺屋企睇新聞，好多人在政治方面已經覺醒了。」Maxwell語重心長。

當然，對於Maxwell的插畫，許多人不過為求一笑。因此這段日子，最多人提議他畫的，竟然是李偲嫣。「其實我想畫支持運動的人，多過政府或者反對的人。因為我想大家笑完之後，都可以支持場運動多啲。呢件事牽涉好多人，我表達到的只佔好少部分。佢哋比較多人關注，而我就趁機畫出來。」但在鎂光燈以外，還有愈來愈多閃亮的小人物。「有好多我睇唔到嘅，希望之後可以在現場親眼去睇，然後再畫出嚟。」只因雨傘下的主角，從來不限於梁麗幗、周永康、黃之鋒，還包括自修室旁的木匠、救傷站內的義工、看守防線的哨兵，以及在帳篷下睜眼留守的萬千港人。

　喚醒隱蔽中學生

這一夜，筆者走在公路上，跟佔領區內不少小人物傾談。他們肯定不是Maxwell筆下那些備受注目的大人物，嘴裏也未必說得出許多發人深省的大道理，但今天他們都選擇穿上黑衣，成為公路上萬千小人物的其中一個，全因傘開之後，每個香港人的內心，都有不同程度的覺醒。

有以往厭惡政治的學生開始醒覺，像穿著整齊校服的中四學生Cheenee。她與同學Yoyo放學後特地由東區前來，為的是爭取二○一七年可以選到合自己心意的特首，「因為三年後我十八歲，可以做選民。」同行的Yoyo因為父親影響，從小關心社會，是遊行常客，但Cheenee卻是另一極端：「以前唔係好關心，只係間唔中留意下。會覺得立法會好亂，成日好似鬧交，好醜陋，唔想接觸咁多。」她坦言，從前的自己少管政治，只理時事，「即係有人受傷呀，撞車意外嗰啲。」

着眼「時事」是小女生，卻被催淚彈激發，首次決定上街：「睇到新聞，真係好嬲。點解警察要咁樣對付學生？第二日就來了，想出一分力，希望這分微小的力量可以幫到學生。」Cheenee形容，身邊不少朋友也因這場運動而覺醒。「有一個之前同我們一齊嚟的男同學，平時唔會離開屋企，淨係識打機，就連食嘢都要叫外賣。今次佢竟然都出來，仲幫手舉牌呀、寫紙呀。真係估唔到。」落在雨傘上的催淚煙霧，化成最響亮的良知感召，不知喚醒了多少蒙住雙眼的年輕人。

　由討厭變成理解

在紅棉道橋底駐紮的Danny是另一例子。他熱中打機，自認跟王菀之一樣討厭政治：「好老實咁講，平時都係打機，唔理呢啲野。到罷課開始，感覺到開始大件事，但我都係想睇多陣LOL比賽囉！」每個逃避政治的人，都有不同的原因。Danny表面怕用腦，坦言「關心政治就像要讀多一科，好辛苦」，但細問下去，才曉得他拒絕政治，全因對自己要求太高：「東北發展我無理到，因為正反理據太多，唔知點樣深入研究；白皮書我都無睇晒，淨係睇節錄一段，好多嘢都唔知。咁唔係幾好囉！」

眼前這個自稱不諳政治的大專生，卻因雨傘運動而改變。「在街上會遇到好多人來勸告，建制派、談判專家、反佔中的人，聽到他們的說話，例如成日有人來問『有真普選咁又點？』你會諗深一層囉！」Danny說，透過同路人之間的討論，又或是公民講台上的發言，無意間就學到許多政治知識。問他現在是否不再討厭政治？「好老實咁講，討厭就梗架喇。就算係黃之鋒、梁振英，都唔鍾意（政治）架，但唔鍾意還唔鍾意，佢係影響緊全香港市民嘛！你可以覺得佢煩，但都要關心，都要理解，都要知道。」佔領的經歷，令這個打機少年，說話變得有節有理。

　人生的政治啟蒙

由討厭到關注，是覺醒；由盲目關注到認真思考，亦未嘗不是覺醒。在海富天橋下畫漫畫的Timothy以往也曾為反國教事件而站出來，但又始終認定這次運動，才是他人生最重要的政治啟蒙：「之前都會了解件事，但就無今次咁深。可能因為這次的議題牽涉到成個香港，那種嚴重性會推動我去認真去諗好多嘢：我眼中的自由、民主究竟是怎樣的呢？香港的將來要係點，先稱得上好的發展？」才十八歲的他，在一腔熱誠以外，也有慎密細微的思考。
　媒體素養的提升

有年輕人則在其他層面上開始思考，例如媒體。中六學生Lorraine形容，自己向來絕少讀報：「之前都係老師畀就睇，英文科要做剪報就望下，從來唔會好深入咁研究任何issue。」最近一個，她卻跟報紙成為好友，「一有機會就會拎晒成個星期的報紙嚟睇，了解多啲。」旁邊的同班同學Chopper插話，「開始咩報紙都會睇，因為不同報章有不同立場，要睇晒，先可以知道成件事係點。」一場運動，令新一代的媒體素養，直線上升。

那夜，筆者跟許多小人物傾談，蒐集雨傘下的覺醒故事。聽過他們的真摯分享，才曉得原來從沉睡中蘇醒的人，其實只屬少數，更普遍的現象，是以往只有關心，沒有行動，甚或以鍵盤取代雙腳的人，這次都紛紛告別安舒，走上街頭。

　沒資格在家睡覺

例如在天橋上盤膝而坐的Leo與阿壕。兩人讀大學二年級，是社運初哥。「好老實講，之前連遊行都無出過來。Even七一，會關心，會留意，但唔會行動。好似無咩initiative咁，個感覺係：都幾十萬人啦，多一個唔多，少一個唔少。」樣子斯文的阿壕說。九二八當日的電視直播，卻讓他改變想法。「成班friend在出面，食胡椒，食催淚彈，我有咩資格在屋企瞓覺？」自此，他和同伴隔天在馬路上過夜。「從來無expect過自己去得咁盡。」說話夾雜有幾分沉重。

他倆這次遠離鍵盤，立足街頭，卻有另一番體會。「我發現……原來自己都幾愛香港。」說話內斂的Leo語出驚人，教旁邊的阿壕同伴偷笑。「其實我之前成日笑香港人怕死，唔夠膽，次次遊行完就返屋企。但那天見到催淚彈啲煙散咗，班人竟然會行返轉頭，圍住警察，真係嚇親。我以後唔會再笑香港人。」阿壕收起笑容，一臉正經。「本來我驚好多嘢，畀人拉、留案底……但廿八號晚好似比人叫醒咗——人哋咁都唔淆，我仲有咩要驚呢？」黑夜裏，他的眼神依然堅定而閃亮。

告別他倆，已是夜深。沿天橋返回夏愨道上，卻發現不少人仍未進睡。他們睜開眼，抬起頭，彷彿在等待下一次天明。慶幸長夜裏有願意覺醒的一群，大人物。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026

傘開以後 — 麥高登：明明是香港！

「香港人！」「加油！」「香港！」「加油！」

又一個晚上，台上主持發燒吶喊，台下群眾激情和應。呼聲如潮水，此起彼落。腳踏夏愨道，滿目盡是絢爛斑駁的帳篷。點點色彩，連成一線村落。沿路散步，瞥見帳篷下有人呼呼大睡，有人促膝夜話。走到添美道附近，看到藍色帳篷內，四眼男生正隨音樂節奏，搖頭晃腦地讀筆記，「同熱愛這片土地，大家刻骨銘記……」

愁或喜，生與死，也在香港地。過去三個星期，許多人之所以上街、佔領、留守、連結，不僅為了爭取民主、捍衛公義，更是出於對香港的熱愛。狂風呼嘯，迷煙彌漫，色彩繽紛的雨傘之下，原是一張張以「香港人」自居的年輕臉孔。

「我已以此為家。」麥高登（Gordon Mathews）並不年輕，但過去三個星期，專研文化身分認同的他，卻頻繁走到旺角鬧市、金鐘街頭，甚至留守至夜深，明顯也為「香港地」的發燒友。

周三早上，年近六十的麥教授本打算勸學生回家：「現在他們是英雄，但長久下去，只會失去大眾支持。」怎料同日傍晚，筆者卻收到他的來電。「我決定要到金鐘留宿，跟學生在一起……因為警察已經不再可信！」教授語帶激動，原來剛看了警員圍毆示威者的片段。


「我真的，真的不相信自己會這樣說，This is Hong Kong！」




麥高登生於美國，二十年前來港定居，現為中大人類學系系主任，專門研究身分認同、全球文化。年前他將多年來進出重慶大廈的研究心血結集成書，獲國際注視，廣為人知。

這個國際知名的學者，卻少有架子，有時甚至像大孩子般古靈精怪，因而與不少學生打成一片（訪問前一晚，就有留守金鐘的學生半夜三時致電給他）。他為人開朗、樂觀，最愛大笑，但訪問之初，談到佔中，他說話照舊如機關槍急促，但心情，卻明顯帶有幾分沉重。
　參與佔中被捕計劃告吹

「於策略層面上，我認為示威者是時候宣布勝利，結束佔領，因為以後還有很多很多場仗要打。」麥高登皺起眉頭，擔心日復日的佔領會挑起民憤。縱然如此，他又明言，會繼續去金鐘、旺角支持學生：「因為從另一層面來說，他們做的事完全正確。對，這是違法的，但當香港政府跟市民完全脫節，我們還有什麼辦法可令官員聆聽民意？」他攤開兩隻手掌。

請別誤會，麥高登不是一般那些規勸學生早日歸家的教授。事實上，他比許多年輕人站得更前——人大落閘後，他公開宣布參與佔中。九二八早上，他接到陳健民來電，「叫我快點到現場，準備被捕，於是我便收拾行裝，動身出發。奇怪的是，到了警方發射催淚彈的那夜，人太多，於是有人對我說：『噢，這次警察不可能拘捕我們了！』」麥高登聳聳肩，自言這次經歷荒謬，但有趣。

上街盡本分 自認香港人

原定的被捕計劃告吹，但麥高登卻堅持一直參與集會。作為人類學家，他最享受與在場的陌生人交談：「早幾天在旺角，看到不同立場的人正在理性辯論，你來我往，這正是我所嚮往的公民課堂！」他直言，為人師表不能鼓勵學生犯法，但他走入現場，同樣為履行教師職責：「人類學強調對不同觀點的理解，我正在做這件事。老師的責任是促進思考，令人們想得更透徹，所以每遇上持相反立場的人，我很樂意跟他們交談，甚至辯論！」

當然，麥高登上街，不單要盡老師本分，更因為他自認「香港人」。「我知道不少外國人都沒打算佔中，這也難怪，因為他們不常接觸香港人。」他自覺有別。「我在這裏二十年了，因工作關係時常跟本地學生接觸。像昨晚，我的學生深夜在金鐘來電，就是要訴說她對香港的憂慮，並尋求我的意見。經常跟這樣的學生一起，我豈能不覺得自己是香港人？」
　憂廿三條立法毁港價值

這個鬍子長長的香港人，既肉緊學生，也肉緊香港。「老實說，我最關心的其實不是民主……因為我從不認為北京會妥協。我擔憂的，是廿三條立法。一旦它立法，香港就不再是我熟悉、熱愛的地方。」恐懼，源於他察覺到近年香港的核心價值正在崩壞：「我珍惜的香港價值，諸如禮貌、公民意識、廉潔，都正消失於內地化的過程中。官商竟然勾結，你看看許仕仁，看看梁振英，他們就像大陸官員。再看看葉劉淑儀，她一直支持廿三條立法……當這些人的聲音日漸壯大，你怎能不擔心？」教授罕有地收起笑容，「這是我的家，我可能會在這裏終老，所以我一定要撐住這個地方。」

消弭中的香港價值，卻在街頭重現。「我從未見過有示威可以如此文明有禮。這或許誇張，但現場確有如社會主義下的烏托邦，有公眾書架鼓勵閱讀分享、有自修區讓學生溫習；人人都有手尾，自動自覺執拾；越過石壆又有人攙扶……若理想的社會主義者要找個地方借鏡，他們不應去內地，那只是愚蠢的獨裁！他們反而應該來看看現在的香港！」麥高登打趣說道。

愛國歧義 新香港人身分

幾年前麥高登出書分析港式愛國主義，並指出香港人的愛國理念，通常離不開一個「錢」字——經濟發展、商業良機。香港人素來利字行頭，這次又為何能夠建立烏托邦？「可能是年輕人的緣故。你看看學生如何公民抗命？別人推我，我或許會還手，但這些學生並不會！他們就像新的香港人。」教授眨一眨眼，目光閃亮。「這絕對令人欽佩。」

那麼，雨傘運動可會造就「新香港人」身分的誕生？麥高登微微頓了一下：「我真不知道……坦白說，我們現在看到的，只是區區的十多萬人。所以我不能輕易斷言，說新香港人要誕生了。」新身分未現，但香港人的文化認同，卻注定拉扯。「我記得幾天前在旺角，有婦人走過來向示威者大叫：『其實大家都是中國人！』卻換來廿來歲年輕人一同回應：『我們只是香港人！』然後，雙方無言以對。」對此，麥高登甚是意外。

他本以為香港人會變成中國人。回歸前後，他寫了一篇論文，預言「香港人」身分即將淡出歷史，被「中國人」侵吞，結果不然。「這正反映了內地的政策是何其愚蠢！以這次為例，假如人大決議溫和一點，假如候選人不止兩三個，運動根本不會發生。」管治錯誤的代價，就是令一代人更用力擁抱「香港人」，遠離「中國人」。

警民互信破裂 守護學生

無論如何，一代人的覺醒，已足以在他日締造更美好的社會。「他們就是未來。因此就算這場運動，令我對政府的管治、官員的反智，感到絕望，但對這個家，我仍然心存希望。」訪問尾聲，麥高登繼續樂觀。「至少與一個月前相比，現在好多了！」周三早上，教授如是說。

幾小時後，麥高登改變了想法。那天黃昏，話筒另一端的他有點激動，更揚言要到金鐘留宿，守護學生，守護香港。於是翌日晚上，我們相約夏愨道上，再續前緣。

九時許，公路上人頭湧湧。麥高登跟太太Yoko結伴坐在天橋中央，旁邊坐着他的學生，有年輕的，也有畢業多年的。「我真的真的十分傷心。我明白警察也有壓力，但在文明社會，就算你不同意一個人的所作所為，也總不能毆打他。」麥高登嘆了一口氣，然後吐出一句：「我再不可能像以往一樣信任警方了。」

傷痛，全因警民互信，本是他所珍視的香港價值。「我記得在○三○四年的七一遊行，警察們都在安分地維持秩序，與市民保持友好的關係。」麥高登慨嘆此情不再。「What’s going on？坦白說，示威者都犯了法，若警察執法拘捕，我是沒有問題的……但打示威者？卻是違反法律秩序，令警方變成人民公敵！」教授說話夾雜唏噓。「我太太看到片段，也落淚了。」

於是夫婦二人決定執拾行裝，在金鐘過夜。「我是老人家了，未必可以擋在前面保護學生。但我可以為他們作見證，他們有需要的時候也可過來找我。」問到今晚睡哪兒，他笑言一切交由學生拍板。「睡在天橋上比較危險，還是到下面那些帳篷比較安全。」畢業多年的舊生Lydia細心為他打點。

香港人 香港地 成長時機

那夜，麥高登與他心愛的學生圍圈而坐，閒話家常。他們年齡各異，對於雨傘下的香港人，也有不同看法。連日來在充電站工作的三年級生Vivian察覺到烏托邦的醜惡一面：「好多人掛住影相，阻住條路，又唔聽人勸。」她因此質疑，這個「美好的香港」不會持久。Lydia倒比師妹樂觀說，「這次見到香港人的本質，係善良而正直的」。但她同時不失戒心，「不過善良的人容易畀人蝦、畀人呃！正如大家無幻想過畀差人打，根本就唔識防範。」

雨傘下，喜與悲，我或你，也在香港地。這一役，港人注定刻骨銘記。

刊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019

傘開以後：陪我講出我們現在何以生疏 — 給爸媽的信

佔中第十一夜，月正圓。添馬公園的盡頭，站滿了舉目觀天的年輕人。可惜密雲滿佈，月色躲藏，人人臉上都難掩掃興之情。轉身離開之際，卻瞥見一個男生，躺在草地上，仰望星雲，輕聲哼唱﹕「明月光，為何未照地堂……」歌聲不算動聽，卻應景。

回到夏慤道，台上講者力竭聲嘶，痛陳政府不是；台下仍舊人影散亂，有人側耳傾聽，但更多人選擇盤踞馬路一角，自得其樂——路壆旁，校服女生正襟危坐，全神貫注，彷彿要看穿手上筆記；瀝青上，黑衣少年三五成群，圍圈而坐，時而靜默，時而嬉笑，時而拌嘴。兩星期前的金鐘，是香港命脈所在，乃成年人的世界；當下的金鐘，是青春革命的源頭，由年輕人畫下邊界。

這陣子，聽見許多人說，新時代已經來臨，雨傘運動的主角，由始至終都是年輕的一代。他們之所以撐起雨傘，流連街頭，除了是奮身抵抗政權，更致力以行動向上一代說不。因此，中年十死士就此湮沒人海，三子被迫消失於視線，就連日前陳日君抨擊學生「行錯路」、「愚蠢」，也換來黃之鋒義正詞嚴，高聲反駁﹕「樞機爺爺，時代已經不同。」

時代已經不同。過去兩星期，走上街頭的，盡是幼嫩臉孔。他們自發行動，不要組織，不要領袖，更不再奉大人的信念為真理。廣場上，他們怕李柱銘、戴耀廷、陳日君越俎代庖；飯桌前，他們厭惡父母、大姨媽、四舅父高壓管治，動輒使出十二道金牌。

一場運動，兩代裂痕，不知擘開了多少家庭。

然後，有心人發起「給爸媽的信」行動，鼓勵年輕人掏出真心，親筆疾書，寫下難以宣之於口的萬語千言。「平時喺課室叫學生寫嘢，佢哋實交行貨。」發起人Indie坦言。另一發起人阿Lo接着說﹕「但估唔到收到嘅每一封信都有金句。」隨意翻揭學生信件，果然讀到發人深省的句子——「也許您現在覺得我們阻礙了他人的道路，不過馬路不只一條，如果我們不爭取，以後的路就只有一條」。動筆的，是一個年輕女生。

佔領的第十一個晚上，筆者跟阿Lo和Indie走在寬廣的馬路上，收集年輕人們給爸媽的信。

明月光，照出的，原是一代人的集體心事。

*

「給爸媽的信」角度年輕，但兩名發起人其實不算後生。一頭金髮的阿Lo畢業數年，現任職製作公司；西裝骨骨的Indie年長幾年，現從事教育工作。兩人離開校園多年，佔中開始後，卻一直思考如何與學生同行。阿Lo每晚到佔領現場留守，「係擋過催淚彈嗰批」；Indie沒走那麼前，卻嘗試捫心自問，「件事發生到呢個stage，我哋其實可以做啲乜？」

於是國慶日下午，兩人在WhatsApp即興談了兩個多小時，碰撞出不少有趣點子。「初頭想寫封信畀梁振英，又或者寫畀世界各地的人，之後諗不如回收膠樽啦，要大家寫少少東西，塞入去，好似漂流瓶咁，在佔領場地飄吓飄吓，最後都係交畀梁振英，又或者世界各地的人。」阿Lo回想意念，一臉興奮。但當日的衝勁，實質夾雜無奈，「其實當時都係畀少少嘢自己做，等自己無咁被動，無咁無力啫。」

「不過國際媒體都知（香港情况）啦，再話畀佢聽乜嘢呢？」Indie續說，「所以與其對外講，不如都幫坐喺度的人，諗清楚自己做緊乜嘢啦。」兩人因而構思「給爸媽的信」，希望大家用寫信整理思緒，再將心中所想轉告父母，化解兩代分歧。「最緊要夠touching，因為感動人的東西最容易spread開去，大家會有共鳴。」最終，阿Lo透過舊上司林日曦請來在《100毛》雜誌工作的手足，用幾個小時，就設計好標誌，印刷好信紙，約齊了幫手，當晚一行十人走到佔領現場，講解意念，派發信紙，然後拍照記錄。一星期後，兩人手上已有上百封信件。

　這手中信 分量重千斤

活動原希望年輕人交信後，會用手機拍下父母讀信的情形，但阿Lo發現，別說要父母讀信，許多人連將信親手交到爸媽手上，都覺艱難。「在銅鑼灣遇上一個女仔，一見到我就話『啱喇，你嚟得啱喇，我尋日先同老竇嘈完。』」女孩隨即展示手上傷痕，說是爭執期間，被鐵閘撞傷。「終於佢寫了封信，同爹哋講對唔住，話發咗佢脾氣，想叫佢唔好擔心。不過，她最後都唔敢交那封信。」

寫信難，寄信更難，大概因為兩代之間，夾雜太多的誤會、太多的不解。阿Lo每天收發信件，從中發現一個共同現象：「人人的阿爸阿媽，都認為自己仔女係被煽動的！所有人都係咁講。點解咁一致呢？我真係唔明囉！」Indie笑着補充﹕「佢哋唔係好相信有人會自己諗嘢的，哈哈哈……」因此，他們接觸過的年輕人，大部分都不被家人認同。但少年們一於少理，繼續堅守街頭。

就連阿Lo的母親，起初也堅決反對。「本身（佔中）這個話題，係唔會在我家出現的。到催淚彈那一晚，她就開始叫我唔好再出去喇，好反對。」於是兩母女展開連日拉鋸，「佢不斷send文章畀我睇囉，又話美國控制呀，又話『個個都睇我哋中國唔順眼呀依家！』」阿Lo啼笑不得，還要應付父親的突然來電，「第一句就問『佔中係咪好好玩呀？』又話咩其實共產黨咪幾好。但明明我就知道阿爺以前被人批鬥過……」阿Lo氣憤，但又理解﹕「可能佢哋曾經suffer過一些事，驚咗呢個話題。」

到「給爸媽的信」正式開始，母親才有轉變。「我send番一些學生的信畀佢睇，想話佢知，這件事純粹想感動人，唔通咁都有錯？」結果，翌日母親用WhatsApp錄音激動回應，「我總算無生錯你！」分歧就此解開。「我阿媽係好鬼浮誇的。」阿Lo咧嘴而笑。

　不退一步的堅持

9時許，明月高掛夜空。我們沿夏慤道行走，派發信紙。阿Lo喜歡找看上去比較年輕的，「同自己年紀差唔多的會尷尬。」結果我們繞了一圈，就原路回去收信。第一個寫好的，是在紅十字會附近，正倚坐石壆的Simon和Melle。

兩人都是大學三年級生，留守多日，父母同樣反對。「衝公民廣場嗰晚先第一次留守。返到去，屋企人完全估唔到我會參與這種活動，反應好大，問我點解要咁樣做。我就喊晒，唔敢望佢哋。」Melle的笑容，帶着苦澀。「之後佢哋好強硬，話我再出嚟，就唔會再理我……不過我最後都係照出。」她認為，摩擦源於父母對自己的輕視。「你們說抗爭這種事情應該留給有能力的人，但我很想跟你們說，這種事情與能力無關。」Melle在信紙上寫下如此一句。

並肩而坐的Simon，家裏鬧得一樣僵。「佢哋知我有去，最近除了『食飯喇』，都無乜同我講過嘢……（心情如何？）咁都好嘅，唔使佢煩！」微皺的信紙上，他寫字不多，但態度堅持﹕「你們可能會唔認同，但希望你們會理解。」Simon說，父母看重現實，質疑他「改變唔到中共」。但他仍然執著，全因要爭取未來﹕「他們過安逸的生活過得太久，有樓有工，想要的東西都已經到手。但大學生呢？一出來就要揹十幾廿萬的loan，買唔到樓啦，生仔又要同人爭學位，我們真係睇唔到未來。」言語流露年輕人獨有的悵惘。「上一代或者覺得我們阻住他們搵食，但我覺得人唔應該就咁為啖飯、為五斗米折腰。」迷霧散去，男生的眼神回復澄明而閃亮。

上一代也許難以明瞭，何以年輕人願意犧牲青春，告別安舒，流連街頭。我跟阿Lo、Indie走到大台附近，遇上John及同行的三名朋友。四人20來歲，已經出來工作，但這幾天下班後，卻堅持相約在金鐘，原因是為了「下一代」。「我唔想第日有小朋友，要同佢講，當日你阿爸龜縮喺屋企，無出到街。我未必要企最前，亦未必好似其他示威者咁叫口號，但會坐喺度靜默，而沉默都係一種對抗。」John說得認真。身旁的Paul微微點頭，沒半點猶豫：「你唔能夠望住學生去為社會犧牲而袖手旁觀。」

那一夜，月光流瀉在夏慤道上。一路上我們跟許多不想喝湯的年輕人談過。大部分人想法清澄，意志堅定。有人為了上街，跟父母鬧翻，例如坐在紙皮上溫習的阿芝。「出嚟第一日開始，我爸就嬲咗我囉，依家勁憎我，一句嘢都未講過。」她是中六生，明年要考公開試。「佢係發晦氣嗰種，我一話出去，我媽就會嗌『快啲阻止佢啦！』跟住我爸就會話，佢要出去死咪由佢死囉！」稚嫩的臉上，只剩下一記慘笑。

夏蟲不可語冰，於是有年輕人選擇迴避。「要講一定講得掂的，但唔想有咩麻煩嘢囉！畢竟除了父母，還有好多親戚，他們反對得更激烈。」在海富天橋下靜坐的Dick笑言，自己已經在facebook unfriend了所有親戚。「驚有摩擦嘛。我平時都會post嘢，費事佢哋見到又說三道四。」朋友可以unfriend，但親戚總不能斷交。「都怕成為茶餘飯後嘅話題，第日見面就濕滯。」兩代之間，像雞同鴨講，又像螳螂面對蟋蟀，無言以對，自說自話。

　父母不願子女置身危險

當然，天下間沒人想做天安門母親。上一代之所以激烈攔阻，許多都源於安全考慮。坐在行車天橋上的Tina知道母親擔心，所以一直隱瞞﹕「我話去同學宿舍屈蛇，呃咗佢出嚟。但出得多，佢都估到。」自此母親千叮萬囑，「要我帶多啲器具去，遮呀口罩呀，帶多幾個去」。母親默許，但父親一關更難過。「到依家都無同爹哋講。佢平時好擔心我，連我去camp都會勁驚，莫講話上這種場面啦。佢應該會鎖住道門，唔畀我出街。」呂大樂在《四代香港人》提到，戰後嬰兒為人父母後，都傾向基於以往的社會經驗，緊密監視年輕一代。父母擔心子女安危乃人之常情，但界線設在哪兒，背後恐怕藏着需要整代人思考的問題。

雨傘運動青春煥發，但上一代不也曾經年輕？是時間讓他們遺忘初衷，抑或兩代人之間，始終隔着無可踰越的縫隙？這成為了許多現場人士心裏的問號。「我好細個的時候，八九六四，他們都帶過我上街遊行。到今日，他們就選擇短淺，覺得依家生活到咪得囉，唔好搞咁多嘢喇。」對於父母的轉變，坐在馬路中央的阿茵大惑不解。「請你們再拿出當年的勇氣，不要再作沉默的一群，沉默是等於幫兇。」無奈以外，她寫給父母的信，依然懷着一絲希冀。

　反智的上一代？

言談之間，許多年輕人都提到CCTVB。運用媒體的習慣，似乎是兩代分歧的另一個原因。跟友人圍圈而坐的林同學分析，「佢哋個年齡層係用WeChat，唔睇facebook的，所以有好大分別。我爸跟得好貼，會問我有咩facebook專頁好睇，即晚like晒，但我相信好多父母都唔會咁做，他們始終比較抗拒去融入呢個新時代。」旁邊的Emily搶嘴，「大家對網上資料的睇法好唔同，例如律敦治產房張圖，個個都手痕轉載！他們覺得資料的真偽唔重要，個信息最重要……」再旁邊的Kaye說得更激動，「所以咪唔明囉，這個是一個群體的反智喎！」

有的學生比較幸運。讀大學一年級的Bianne在信中稱讚母親﹕「最意想不到係佢都出來，身體力行。通常上一輩的人，尤其阿媽會話，『細路咁危險，咪出嚟喇！』但佢就係咁塞錢畀我，叫我買物資過來，又同姨媽一齊嚟睇，好難得。」母親支持運動，Bianne有時會反過來勸她回家。「我成日問佢攰唔攰，攰就返屋企。到夜晚黑就會叫佢走，因為佢精神一向麻麻，驚佢有事，哈哈！」小妮子笑得燦爛。

那夜，筆者翻閱了無數本難念的經﹕大人講究現實，年輕人追求理想；父母怕危險，子女認為失去公義的社會更加危險。你一言我一語，最後各自回復必要的沉默。

而對年輕人來說，更矛盾的，在於他們之所以能夠獨立思考，又有餘暇追求理想，恐怕全因為上一代踏實做人，用雙手取代腦袋。「如果唔係爸爸媽媽咁樣培育我哋，我哋就唔會讀書比佢哋多，有自己的諗法。所以，都係要多謝自己屋企……」大學生阿樂，吃着消夜，淡然地說，「既然係咁，都無需要去改變任何一方的意見，唔一致咪算囉，都無咩好講。」語畢，再次沉默。

明月光，照地堂，兩代人，shall we talk？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012

一把雨傘．兩岸三地．四點觀察

實不相瞞，這篇文章，我本來打算在旺角街頭寫起的。

過去幾天，我在兩岸三地的集會，留下了不少腳毛——在銅鑼灣，與同路人並肩抵擋突如其來的傾盆大雨；在金鐘，見識到黑衣人潮如何洶湧，在向來人迹罕至的大馬路上靜坐、散步、徘徊……然而，最教我心動的，始終是最平民地道的旺角。因此，周五下午，我帶備手提電腦，準備在彌敦道席地而坐，迎着涼風，專心書寫。

多日觀察所見，跟金鐘與銅鑼灣相比，旺角的佔領現場至少有四個特點：

一、高度流動——旺角向來人頭湧湧，這次馬路堵塞，車駛不進，路人卻照舊從街頭巷尾，四方八面，高速流竄。他們或許並無立場，卻因好奇，湊近集會，舉起手機，駐足圍觀。這些旁觀者與示威者距離極近，路過的時候會在我們頭頂拋下幾句挑釁說話（「要瞓就返屋企瞓啦！」）起初有示威者不忿，嗆聲回應（怒火隨即被其他人高呼的「冷靜」撲熄）後來大家都習慣了，你有你罵，我有我坐。火花處處，卻始終未有釀成大火。這種民眾流動、眾聲喧嘩的場面，旺角獨有。

銅鑼灣與金鐘，是另一世界。同樣身處鬧市，銅鑼灣的旁觀者集中在街道兩側流動，少與示威者接觸，旁邊的商場有的照常營業，遊人如常在大型時裝店裡面購物、試衫，猶如置身平行世界。至於金鐘，在馬路上聚集的多是站在同一陣線的群眾，旁觀者主要立足天橋，霸定好位，攝下照片。如此看來，銅鑼灣與金鐘比較像傳統意義上的集會地方，而旺角，則是一個民意高度流動、趁墟多於參與的行人大廣場（又或戰場）。

二、混雜多元——在銅鑼灣、金鐘，集會的大多是年輕人。沿軒尼詩道行走，一路上有許多學生，有的念中學，還穿著校服。他們圍圈而坐，在聊天，在討論，甚至攤開作業，埋頭苦幹，既學習擔當公民，又不忘負起學生責任。夏愨道上，也多是年輕面孔——也難怪，會特地前赴金鐘的，許多都是佔中運動的中堅分子。他們的訴求一致，信念相近，一呼百應。

旺角完全相反。彌敦道與亞皆老街交界的「大台」，輪流由不同人提咪發言，每人限時兩分鐘。勇於發表己見的，多是基層市民，他們小部分批評政制，更多由民生出發，控訴領匯加租，慨嘆貧富懸殊。這些分享，有的引起歡呼，有的令全場靜默，反應不一。在場聚集的群眾亦相對多元——金髮紋身青年一邊吸煙，一邊吶喊「我要真普選」；銀髮老翁走入人群，大叫「梁振英下台」；自由行旅客拖着行李，潛入人潮，一窺究竟。旺角特別，因為它的群眾多元、混雜，說話內容並不單一。

三、市井地道——旺角的佔領現場，跟一街之隔的行人專用區，有時沒大分別。有一晚，少女義工提着結他與咪高峰，帶彌敦道的群眾合唱《海闊天空》，突然有一中年漢出現，站在兩人身旁，隨着旋律，扭動身子（抱歉那真不能稱為舞蹈），極其騎呢，但大家照舊捧腹大笑，彷彿置身專區，欣賞表演；旺角道上那幅「巴士民主牆」，上面的標語，多數幽默準繩（如「N689﹕開往地獄」），泛滿香港街頭的市井味道——無聊、惡搞、粗魯，但相當到位。

銅鑼灣和金鐘的馬路之上，又是另一種風景。軒尼詩道兩旁的巴士站，一樣有民主牆，但明顯沒那麼歹毒、市井，當中不少甚至是用英文寫成。與旺角相比，這裏聚集的群眾沒那麼狂放，傾向溫柔、理性。金鐘中環一帶，台上常見大人物，但台下一直少見販夫走卒，或是仗義執言的屠狗之輩。

四、危機四伏——金鐘現場的群眾，有一致的共同敵人。他們比較警惕，較多人配備眼罩，穿上雨衣，預備警方突然來襲，衝擊防線。也難怪，踏上夏慤道，許多人就自不然想起當日煙霧瀰漫、淚光遍地的畫面——現在，又有誰能斷定，政府不會再用相同的暴力，對付手無寸鐵的平民？

旺角，則是迥然不同的一個戰場。這裏幾乎從來不見警察蹤影，因此最教人提心吊膽的，不是實質可見的催淚彈、警棍，而是防不勝防的滋事分子，甚至是持續積累的社區民怨——有小商店不忿生意受阻，狂呼無奈；也有附近居民投訴集會聲浪過大，擾亂生活。旺角，不單是佔領者與當權者的對峙場所，更是香港人、兩面獸的真戰場。

　社區民怨 不容忽視
你也許會問，金鐘、銅鑼灣、旺角，三個地方的分別，是否真箇那麼重要，值得長篇大論，仔細分析？我們既然嚮往風雨中抱緊自由，又何須計較現場細節，只管帶備一腔熱誠，繼續佔領，用良心照亮黑暗？也許是的。

但又也許不。以上就三地現場作出的觀察，之所以重要，絕不因為它能夠滿足你我的好奇心，以便大家每天下班後作出相應的「佔領選擇」——不，絕對不。相反，比較三地集會，尤其是將旺角的集會與銅鑼灣、金鐘的加以比較，自會發現，雨傘運動雖然遍地開花，但每一朵花，並不如我們所想那般單純——起碼在旺角，你會瞥見民意流動，眾聲喧嘩。在夏愨道上，在互聯網上，我們與同樣戴着黃絲帶的同路人，大鳴大放，自彈自唱。可是回歸彌敦道，我們也要明白另一個平行世界的存在，事情也許並非一面倒。

實不相瞞，我最後無法在旺角現場寫完這篇文章。周五下午，我提着電腦，趨近十字路口，卻赫然發現自己身處在一群反佔中人士中間。我身邊站着兩三個學生，穿黑衣，戴黃絲帶，和一樣在圍觀。突然，前面的人轉過頭來，發現學生身上的黃絲帶，然後衝過來，高聲喝罵：「你哋班黃絲帶，死開啦！」學生們被嚇退，躲到一旁，激動流淚。

　混亂中喝罵學生

帶頭鬧事的人明顯有組織地行事，專挑學生與女性下手，藉故挑釁、突然推撞。但更令人心寒的，是所有站在石壆上、欄杆後的旁觀者，面對此情此景，他們不僅袖手，更嘗試起哄歡呼。站在原地，你會聽見有人選擇割爛選票（「特首唔係我哋選架，走啦！」）有人甘心投身拳賽（「阻住晒！打佢！」）有人放棄做人（「我哋唔要自由唔要民主唔要公義！」更可悲的是，和應的平民，絕對不在少數。

有身處現場的朋友慨嘆，此情此景，就像大家的父母親戚一同湧上街頭。說得沒錯，在網上世界，大家也許槍口向外，但回歸家中桌前，許多人又只得萬箭穿心；在金鐘，我們同仇敵愾，永遠高唱我歌，但在旺角，我們始終要承受現實的煎熬，迎接背棄了理想的尋常百姓。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005

催淚旺角

寫於十月三日，旺角。

下午四時半，到了旺角東，沿天橋往市中心走去，欄柵上的黃絲帶被蓄意剪斷，散落在地上。到了旺角道行人天橋的盡頭，許多人在圍觀。樓梯上的人只管拍照，不願移動。好不容易下了去，原本天橋底的物資站被反佔中的人團團圍住，學生在中間執拾物資，中間隔著警員，組成人鏈，分開兩方。旁觀的嬸嬸說，警察幾好吖，好好人。我不以為然。

物資站旁的大巴士仍在。半天前才到過這裡，那時它如民主牆般矗立，上面貼滿了示威者的訴求，幽默又準確。這次再見，所有紙張已經被撕掉。撕去訴求以後，兩個男人趕忙貼上一張新的上去，上面大概寫：支持警方執法，云云。許多人在圍觀。我不以為然。

我沿彌敦道往集會現場走過去。欄柵上的紙張，無論是「和平理性」，抑或「提防左膠」，都被人撕去。熱血公民的成員正在攤位執拾，準備撤離。步近十字街口，愈來愈吵耳。圍觀的人比前兩天集會的時候更多，許多人站在石壆上，有的在拍照，有的在高聲傾談。香港人向來好奇心大過天，對於這些圍觀的人，我不以為然。

十字路口是原本集會的地方。那個帳篷我有份築起。今天，篷仍在，但下面只剩下三幾十人，手拖手圍成一圈，保護物資。外面是為數極多的反佔中人士，中間隔著為數不多的警員。兩幫人約有幾米距離。

一分鐘後，我突然發現自己身處在一群反佔中人士中間。我以為他們是圍觀的八卦市民，原來不。身邊本來站著兩三個學生，穿黑衣，戴黃絲帶，跟我一樣站得不前，只是抬頭張望。突然，前面的人轉過頭來，發現學生身上的黃絲帶，然後衝過來，高聲喝罵。帶頭的是十多個中年男人，廣東話純正。最恐怖的不是他們，而是其他在欄杆上在行人路上的旁觀者，他們不單袖手，更加在起哄、鼓掌、歡呼。學生在有心人的掩護下被迫離開。他們只是戴了黃絲帶的圍觀者，不經意地走過來，然後就遭殃。

我發現，原先的主場已變成作客，作客的已變主場。

無可否認有一班人在搞事，或許收了錢。但最令我心寒的是有更多更多的人在一旁嘲弄，高聲議論。有人大叫，「特首唔係我地選架，走啦！」有人質問，「話我知，而家呢屆政府有咩唔好！」有人怒罵，「你班賣國賊！」有人不忿，「阻左哂我地！去死啦！打佢！」

他們是一般市民。示威者正在為他們爭取更好的香港，但他們並不需要。

我意識到自己及同路人可能有危險（雖然怕死的我一早脫下了絲帶），於是開始轉身，望著正往十字路口走過來的人們，有誰在戴黃絲帶。我認為要必要提醒他們，主客已易，小心挑釁。有的聽見，立時除下絲帶；有的不，只管留在原地。我遇見不少同路人，三五成群，望著前面的十字路口不知所措，留在原地之際，就被圍觀市民挑撥怒罵，用相機狂影相，甚至拋水樽襲擊。不少人離開的時候淚流滿面，特別是女生，年輕的。

我幫不上忙，只得一邊嘗試護送離開，一邊努力辨認其他正步近的同路人，在他們耳邊輕聲說，危險勿近。我覺得自己好像置身於異地，一個完全不屬於自己的地方。我連高聲說話都不敢；站得累了，想像前兩天那樣坐在馬路休息，一樣不敢，怕被人蜂擁而上指罵。我覺得自己好無用。我很討厭香港人的這一面，那一刻我想移民。

別以為這是個別例子。事實上，那兩三個小時，在十字路口的四邊，不停上演一樣的戲碼。不停有人被罵，被趕，圍觀的群眾一同歡呼。更不用提十字路口中心正有反佔中人士嘗試衝擊，當街追打。

人群之中，我已經分不出誰是人，誰是鬼，使徒行者從此變得不再好看，因為卧底易認，鬼卻不然。

今天的旺角，比催淚彈更催淚。我心寒，我恐懼，我傷感。

在旺角，我們撐起帳篷，築起了家

「有無人有尼龍繩？」路中心的青年大聲呼叫。

今天香港，陽光燦爛。彌敦道與亞皆老街交界本來坐滿了黑衣人，但陽光灑下來，大家都有點辛苦，在滴汗。物資站的朋友開始傳來雨傘，新的、舊的，彩色的。大家撐開，抵擋著猛烈陽光。過了一會，舉咪的朋友說，有人買了帆布，我們可以築起帳篷。我不期然想，在旺角市中心露營？是有點失真，但這兩天的香港，又有哪件事是大家事前能想像的呢？也許沒有，真的沒有。

然後，本來坐在路中心的市民紛紛站起來，義工張開帆布，然後著大家舉起手，撐起傘，承托帆布。那衹只是一塊布，沒有支架，如何成帳篷？有人弄來了杆，撐住幾個支點，但顯然並不足夠。我們要用繩子，繫在帆布，再縛在周圍的燈柱、交通燈、路牌上。

「有無人有尼龍繩？」路中心的青年大聲呼叫。兩分鐘後，有中年人全身捧著許多個繩球，藍的，紅的，紫的，橙的，趕忙走來。

於是大家開始工作。有的人繼續舉起傘，撐住帆布；有的負責拉繩，固定好位置；年青力壯的則攀上圍欄，打死結，把繩縛在高處。大家低著頭、流著汗，埋頭苦幹。十五分鐘後，一個藍白色的帳篷在旺角市中心築起。猛烈的陽光再阻嚇不了集會的群眾。

帳篷下的我們，就像有了家。這個家，需要我們攜手協力，逐點逐點地編織。過程中或會流汗，甚至滴淚，但大家埋首，大家合作，大家出力，都不過是因為一個簡單的信念：這是我們的家，我們責無旁貸。

帳篷之下，是一張又一張的香港臉孔。與銅鑼灣、金鐘相比，旺角的人也許沒那麼熱血。願意一直坐在馬路的，只有區區幾百，更多的人站在外圍，在圍觀，在拍照，在驚嘆原來旺角市中心會出現如此一幕。現場完全沒有警察，但集會絕對井然有序，每次有人冒出來挑釁，部分群眾會呼喊「走啦！」但更多的人高叫「冷靜！」帳篷下的香港人，正在學習做公民——關心自己家園的公民、和平表達訴求的公民、尊重反對聲音的公民。若你一直懷疑香港成不了一個公民社會，請你來旺角一趟。

集會也沒有正式的主持。穿粉紅色上衣的少年較多用咪，但他不是領袖。任何人，只要願意，都可以走過去，舉起咪，發表意見、抒發感受。集會甚至沒有一套音響器材，只有兩個大聲公，坐前面的也許會聽得見，但坐在稍後位置的，其實聽不清楚說話的內容。但大家仍然繼續待在原地，因為我們前來，我們聚集，我們流汗，根本不是為了聽「主持」的分享，也不是要搞對抗。我們只是在等待，等待自己的家有改變的一天。

等待的時候，不妨仰首，欣賞一下旺角當下的風景。這個地方，許久不再像我們的家了——彌敦道兩旁，是無窮無盡的金舖；亞皆老街兩邊，是招牌永遠閃亮（但連水也無得買）的藥房。

然而這一刻，金舖關上大閘，藥房再沒有人在搜購奶粉。旺角看起來陌生但親切，這個家就像回復了昔日的模樣。當然，大家明瞭，這不過是片刻的安寧，但我們這次走出來，坐下來，為的正是要為我們的家築起帳篷，讓它回復昔日的面貌。

我們的訴求卑微，但香港人會同心協力，撐起帳篷，重新築起香港這個家。

佔中之後 — 平行世界裏的教會領袖

平行世界裏的教會領袖：

要現實，定要理想？

吳宗文 vs 袁天佑 

佔領中環，怎看也是一場宗教色彩特別濃郁的社會運動——「愛與和平」出自聖經；發起人（有兩個半）信奉基督；記招在禮拜堂舉行；就連月前三子削髮明志，也像宗教儀式般莊嚴、專注。偏偏基督徒對此意見分歧：有牧師矢志投身，誓不低頭；也有主教調侃「佔中不如帶埋菲傭」。當下佔中迫在眉睫，教會領袖到底在想什麼？更重要的是，他們又如何思考佔中之後的香港？

*



吳宗文 政治就是妥協
吳宗文，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主任牧師，是基督教界反佔中的代表人物。去年四月，他為教會會友撰寫文章，表明「公民抗命不是聖經教導的普遍通則」，結果文章被轉載、引用、流傳，教內教外抨擊不斷，吳更被冠以「維穩牧師」的稱號。半年後，吳宗文與戴耀廷在神學院同場辯論，訴說自己「每講一次就被抹黑、醜化一次」的慘况，因而決定「講埋今次就唔再講」。自此，他的名字在媒體絕迹。

一年後的今天，這邊廂昔日辯論對手削髮明志，繼續為民主盛宴籌謀奔波，那邊廂沉默已久的吳宗文卻斷定一切「塵埃落定」，決定重出江湖，抒發己見。「好多宗派怕得失人，於是各打五十大板，呢個唔反對，嗰個又唔反對，咁有咩意思呢？」訪問剛開始，吳宗文擺出一副「捨我其誰」的姿態，「我係屬於少數聲音……唔敢講自己一定絕對正確，但至少我呢種思維同分析方法，可能好多人都無咁諗……作為牧師、傳道人，如果樣樣嘢因為怕就唔講，我又覺得對唔起上帝，過唔到自己。」

因此，吳宗文一直選擇站在佔中運動的對立面，旗幟鮮明。他認為，這場行動由此至終，無論是策略到定位，都大錯特錯：「一開頭談判就用刀放在人哋喉嚨，邊能夠有信任啫？」問他預期佔中會如何結束，他語帶譏諷，「天要落雨，娘要嫁人，要發生的事情，無論如何總會有人將它催生。」他揶揄，佔中「雷聲大、雨點小」，不過是發起人自行搭建的一個下台階。

對於泛民主派，吳宗文同樣不留情面地抨擊。提到佔中，他批評泛民「根本就係畀班學生挾持咗，成班大律師讀書咁叻，都被綑綁」；論到人大決議，他炮轟泛民政客假如不是敵對中央，而是建立互信，人大的決定就不會如此保守，「佢哋將香港推到去一個邊緣，香港人要承受呢個惡果。」這個說法豈不暗示人大框架帶來的是「惡果」？吳宗文連忙否認，更認定它「起碼有助釐清一國兩制下中央和地方的從屬關係，可以為將來的政治發展訂立框架，令大家不再有誤會和遐思」。

過去一年，社會氣氛動盪，一個香港變成兩個香港。吳宗文觀察到這種撕裂的狀况，因而期望佔中之後各界關係可以復和。具體要怎樣做？他認為關鍵在於「向現實妥協」：「我的立場係realism。政治從來係協商的藝術，成熟的政治人應該在現實的基礎上繼續行，唔可以好似屋企的小朋友咁，唔畀糖我食就繼續扭，一路咁樣激化，改變唔到任何嘢，只會延長痛的時間，浪費復和同埋重建的機會。」他呼籲議員重現光譜，無論泛民還是建制，都要有中間人士重新站出來，收窄分歧，從而改善中央與香港、行政與立法機關、泛民與建制之間的緊張關係。

政治就是講求現實、協商、共識，這種說法大家都不會陌生。但當這句說話出自牧師之口，又難免令人驚詫——基督教信仰，不是向來鼓勵信徒謹遵教訓，放大原則嗎？若要計算政治現實，耶穌又何必走上十字架，延長痛的時間，拯救無知罪人如你如我？吳宗文不同意：「你所講的，正是呢個時代一些信徒的錯誤假設，以為基督徒要認同某些政治人物的理想。每個人都可以有佢的理想，但呢個理想係咪對社會現實最好呢？又係咪源於佢個信仰，同信仰相接連呢？」他指出，基督徒不應迷信任何政治理念、體制和方案，更不應該將民主絕對化，將它提升到與上帝同等。

聖經沒有「民主」二字，信徒對此有戒心，懷疑它脫離信仰，也許不足為奇。但「行公義、好憐憫」不也是上帝的囑咐麼？公義，難道不是基督徒應當竭力爭取的理想？吳宗文也不同意，在他看來，許多人對公義的理解，都缺乏了「橫向的比較」和「立體的分析」：「任何人如果去過菲律賓旅行，睇吓住在垃圾山上面的人，三十年前係咁，今日仲係咁。咁比較起來，係香港政府不公義，還是菲律賓政府不公義？現在許多人講的劏房，我以前都住過……我大學畢業之後，都要做十年嘢先有首期，咁現在的香港社會係咪真係差到咁呢？」吳宗文強調，公義只是一個相對性的概念，香港人愛掛在口邊的「社會不公」，許是誤會一場。

可是，假如凡事都要借鑑歷史、「客觀」分析，才可作決定，那麼社會不就原地踏步，直到永遠？畢竟，相比北韓，香港算是民主天堂。既然如此，又何須信徒秉持公義？吳宗文並未正面回答，只是強調政客口中的公義，永遠有其局限，並進而提議，「與其要求公民提名、一人一票，不如諗吓醫療有沒有好的保障，關心生活上最基本的交通、居住、飲食……」但許多民生問題的核心，不是都源於政制漏洞？「呢個又係一個錯誤，兩者無必然的邏輯，只係政治上的宣傳。就算可以選出泛民的特首，佢都唔會特別有智慧可以處理這些事，係咪先？」筆者無言以對。

坦白說，吳宗文講的，盡是建制派的一貫觀點。對此，他自然不會贊同：「我就好似有政治上的原罪咁，教會鄰近政府，會友又多高官，所以無論我講咩，人哋都係話我建制派。」換個角度思考，牧師的「建制」立場，與其說與教會位置、會友身分緊扣相連，倒不如說是安徒筆下「新保守主義」的自然產品——它不單要固守道德和政治上的傳統，更加致力為「沉默大多數」代言，幫港出聲。

唯一例外，是談到近月溫州清拆教會的時候。問到若果此事在香港上演，他會如何處理，吳一反常態，聲言會選擇抗命：「這不是civil disobedience，而是holy obedience，我要順從上帝在信仰上畀我的指令。」吳宗文眼裏沒有一絲猶豫，只有「捨我其誰」的堅持。




袁天佑 不妨天真一點

「我諗咗好耐，應該講啲咩好呢？」袁天佑牧師，香港基督教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會長，是基督教界其中一位領袖人物。訪問前一天，他代表基督教界出席宗教界國慶茶會，同場除了有各宗教代表，還有中聯辦官員及政府高官。為了席上要發表的那份賀辭，他十分苦惱，「你知好多人講的賀辭通常係點架啦！哈哈！」

結果，袁天佑選擇用愛心說誠實話。賀辭中他直言人大常委的框架「並沒有解決社會所面對的撕裂」，表明港人「期望着一個真正代香港市民心聲的普選」，不希望有「作虛弄假，指鹿為馬的情况出現。」言者有心，聽者又有何反應？「啲官員都明白嘅……他們未必鍾意，但我作為一個基督徒、一個牧師，甚至是一個香港人，我覺得都應該將現實話畀佢哋聽。我最擔心的是，有些香港人睇阿爺面色，只講啲阿爺鍾意聽嘅說話。」袁天佑坦承，這樣做根本無法改變現實，但至少算是盡了本分，香港人的本分、基督徒的本分。

過去一年政局動盪，袁天佑所屬教會，是少有竭力為時代發聲的主流教派——年初舉辦研討會，請朱耀明與梁美芬對談，同場附送李偲嫣與傅振中嗆聲助興；七一過後，教會舉行祈禱會，邀請幾位在遮打道被捕的會友，向其他信徒分享經歷；八月中，牧師部向會眾發表牧函，申明立場，抗拒篩選：「我們所關心的不單是一人一票選舉特首的權利，我們同樣關注選民的選擇權」。兩星期後，大閘落下，有基督徒發起「守望香港宣言」聯署，對禮樂崩壞的香港社會表示憤慨，袁天佑一樣有份參與。

一直以來，許多人批評香港教會政治冷感，為何袁牧一反常態？「上帝創造每一個人都係平等的，每個人都有權利同責任去管理呢個社會，貧或富都係。政府不過係被授予權力去管理，而權力應該來自普通市民。所以，一個比較公平的普選係大家都應該爭取的。」因此，他和教會決定在政改諮詢的關鍵時候闡明立場，「坦白講，寫的時候都知無咩可能，但我覺得唔介意架，有些人話『唓！明知唔得，點解仲要講？』，但如果最後無人講呢，政府就會話『市民無呢個意見』。明知唔得，唔代表唔可以講架嘛。」袁天佑立場堅定，但言談間，總是不經意流露出一種天真和純粹的氣質。

對於佔中，袁牧一樣從悲觀中擁抱希望。「如果講要成功爭取普選，咁佔中可以話係失敗的。」他不相信人大會改變決定，但又認為過去一年有關佔中的討論，提高了港人的公民意識：「就以基督徒來講，以前啲人只會傳福音、拯救喪失靈魂，到呢個問題出現呢，做到一個效應，就係大家都要反思，喂，我哋基督徒應唔應該去佔中呢，話晒佔中三子都有兩個半係基督徒。」袁牧回想，在反思的過程當中，信徒有的贊成、有的反對，但大家最少學習到一件事：立場可以不同，但彼此要有尊重。作為教會領袖，他從未講明支持佔中運動，卻表示教會已組成義務律師團，盡力支持在前台爭取民主的會友。

牧師樂觀是一回事，但人大落閘以後，港人一同心灰，集體哀鳴。袁牧可有同感？港人又可以怎樣走下去？「咁我又唔覺得失望喎。都係要延續爭取，千祈唔好灰心，唔好絕望。能夠用和平方式去爭取梗係好啦，但就算係佔中，原意都唔係想用暴力方式，我亦唔反對。」袁天佑又認為，香港人要反思過往的信念，持受適當的核心價值：「以前香港人成日諗住經濟好緊要，又覺得自己可以影響大陸。𠵱家知道啦，香港在大陸眼中好微小，佢自己的安全緊要過你啦……香港人要識分是非黑白，諗吓咩叫公義，咩叫平等，咩叫誠實。然後將這些價值持守下去、深化下去，先至會有盼望，民主的路終有一日會達成。」

在這個講究政治現實的時代，怕不怕被人批評為太天真？袁天佑先是大笑，然後沉思：「點講呢？我諗……（頓了半秒）在我的信仰裏面，有個信念叫already but not yet，已臨到但未完成，例如耶穌話天國在我地心中，但天國亦尚未來臨。」袁牧借用神學概念解釋，港人也應該活在這個拉扯當中，現實擺在眼前，但不代表要放棄理想：「在罪惡的世界入面呢，更加唔好話唔表達你的聲音。基督徒要有咁嘅guts，其他人會講『唉算啦，做生意緊要呀。』我哋唔好理佢，天真啲，做要做嘅嘢。」天真，源於對理想的偏執，天國如是，民主也如是。

當然，天真地追求理想，並不等同擱下思考。「基督徒應該成日去反思，我過去所信嘅嘢，係咪受得起挑戰呢、有無錯誤呢？」袁牧不諱言，過去一年無論社會抑或教會，一樣意見分歧，屢生齟齬，但他又覺得，辯論有助尋找真理，也是好事。只是他擔心有些人將自己眼中的公義當成上帝的公義，「所以我成日提醒會友，話你可以聽我講，但我唔係絕對的。講到政治，有些係個人立場，有些係聖經睇法，（牧者）一定要分清楚。」

佔中之後，要持續爭取公義，是許多人的集體共識。但究竟何謂「公義」？向來難講。問袁牧是否覺得拆教堂不公義、是否願意為此抗命，他笑了幾聲，吐出意外答案：「我又唔覺得一定係唔公義喎。社會裏面，有人無屋住，就係唔公義喇！我個人覺得，基督徒有無禮拜堂聚會，唔係咁緊要啦。拆教堂你要嘈，係因為覺得『我』的權益被損害嘛。但公義並唔係講緊你的權益被損害，而係人哋權益被損害，你都要出聲。咁先係公義，係咪？」

天真的氣質裏頭，盛載着少有的牧者心腸。

文/阿果
圖/劉焌陶
編輯/ 梁詠璋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0928

至少踏出了一步 — 第一城罷買後記

周一讀報，看到沙田第一城居民為了抗議區內百佳的蘋果太爛、人龍太長、管理太差，遂發起為期一天的罷買行動。同日上網，目睹網民張大嘴巴，伸長舌頭，嘲諷「這班離地中產」，「罷得一日有乜用」。讀畢留言，內心有點百感交集。

可能因為我是第一城的舊街坊。

1990年，父母牽着剛學懂走路的我搬進屋苑，一住就是十幾年。其間我除了學習走路，快高長大，還致力留低腳毛，走遍屋苑內每一個角落。對於年少的我來說，當年的第一城絕對有如1984年的賣樓廣告對白一樣，「擺明樣樣都喺眼前」——正常人的生活所需，無論是大蘋果、洗頭水、市區巴士，以至小學學位，同樣一應俱全。也因此，我的童年及少年時代，基本上完全在裏面度過。是有點悶，但沉悶有時也是幸福。我如此相信。

觀察力爭上游的準中產

當然事後回想，才知道「擺明樣樣都喺眼前」，原來就是（準）中產的理想生活，又或是低下階層「由下移上」憧憬的生活模階。同為第一城街坊的湯禎兆，曾經借用暢銷社會學著作《下流社會》說明，「沙田第一城由於擁有大量的小型單位（最小面積為395 呎），於是成為胼手胝足爭取往上層流動的年輕人之熱門選擇」，也因此，屋苑明顯是香港人「由低層向上移至中層的最佳跳板」。我在第一城行走多年，沒發現跳台（泳池邊除外），但確實見過不少街坊，飯後甜品由華盛頓蘋果變成富士蘋果，假日午餐也由麥當勞漢堡包變成元氣壽司。還有更多的街坊，儲夠了錢，就遷離小城，流動到更豪華的樓盤（起碼要有會所）、更上層的階級（終於成為了真正的中產）。

由此看來，沙田第一城也許有超越一般屋苑的社會意義——如湯禎兆所言，它不單是沙田最大型的私人屋苑，更是「香港社會階層流動的一個主要觀察據點」。這52座綠白色的大廈，即使今天呎價翻了幾倍（早已破萬），但裏面仍然住着許多等中六合彩、抽iPhone、八號風球「打到嚟」的典型香港人。立足這個據點，我們除了可以目擊樓價升跌（又或只升不跌），更能夠觀察「香港人」的生活習性、消費模式。

沙田第一城商場的轉變，恰好說明這一點。屋苑內有兩個商場，由大馬路分隔，比較陳舊的以往叫「銀城商場」，另一邊的叫「第一城中心」（被街坊稱為「新商場」）。以往這兩個商場主要由小店組成，以銀城商場為例，有（門口沒賣奶粉的）藥房、文具店、報紙檔、唱片舖、五金舖、糖水舖等等。我試過在文具店被東主母子恫嚇「唔買唔好搞」，也嘗過在時裝店老闆慫恿下，買下人生第一條名牌牛仔褲（事後發現並不合穿）。這些小店，服務態度不過爾爾，貨品價錢、質素也明顯參差，不過起碼讓居民大家有得揀——買大卷廁紙，可以入超市，也可到藥房門外玩層層疊遊戲，揪出合心意的一排廁紙。

商場翻新 焗買百佳「仲方便」

直至2005年，我家已經搬離了第一城，屋苑內的兩個商場則面臨巨變——改為長實旗下的置富產業信託公司接手，並在此後的四、五年翻天覆地，徹底變身。以銀城商場為例，昔日的小店幾乎全部被淘汰，商場的一半面積都（順「李」成章地）改建為百佳超級廣場，其餘的商舖也盡是豐澤等連鎖店，就連商場的名字也被改成「置富第一城‧樂薈」。自此，居民要購置生活所需，幾乎都只能走進百佳——不是因為大家甘願奉「李」的名為聖，只是商場的大翻新，令居民只剩下一種選擇，亦即沒有選擇。

當然，這種批評很容易會被理解為一個懷舊支持者的片面之詞。前幾年商場完成翻新後，我確實找過一些舊街坊傾談，一廂情願地問他們會否覺得「新不如舊」。結果，我被摑了多記耳光——在公園閒坐的伯伯說，現在的商場光線充足，乾淨企理，「總好過之前」；勾着百佳膠袋回家的太太直言「而家仲方便啦」，然後不忘埋怨我等年輕人老是「搞事」，「你哋咪唔好幫襯囉！」同行採訪的記者提醒，「現在這個商場豈不是更符合第一城營造的中產感覺？」我無言，然後如夢初醒。

上述轉變，是第一城的故事，也是香港故事。同樣是2005年後那幾年，在領匯管理下，屋邨商場一樣將「貪新棄舊」進行到底，取連鎖，捨人情，迎大牌，趕小店，屋邨商場從此變樣。同一時間，香港的大型商場也進行類近的翻新工程，只是大商場內的店舖，牌子更大，針對的顧客消費力也更高（最好使用人民幣）。商場改，店舖變，既由社會環境的因素（如自由行政策、經濟不景）主導，亦與一般香港人的消費心態、模式轉變有關，就如第一城街坊的肺腑之言，「總好過之前」、「而家仲方便啦」。

這種消費心態，近一兩年走到盡頭。由幾個月前海怡半島居民遊行反對商場改造成特賣場，到上星期日的第一城居民罷買百佳行動，都顯示再離地的香港人，也開始腳踏實地，思考連串問題——有蘋果，係咪就要買？有隊，係咪就要排？有商場，係咪就要受？更重要是，我們的日常生活，究竟有沒有選擇這一回事？地溝油進佔全港食肆，我們有無得避？政府提議再建7條鐵路支線，日後我們除了用港鐵取代雙腳，還有沒有別的生活模式？

「罷」抗爭不能只看成果

初踏實地，少不免被質疑。第一城居民的罷買行動結束後，我聽見不少人擺出教授臉孔，冷嘲熱諷﹕「罷得一日有乜用？」「佔領百佳啦！」我倒覺得，所有以「罷」作抗議的行動，向來就不能單以結果論成敗。它不是要以自身的代價、犧牲來恫嚇敵人，令對方屈服，而是要向所有人展示離開體制的可能——離開百佳，我們可以多走一步，光顧久違了的街市；離開課室，我們可以繼續學習，在人生路途多走幾步。「罷」，既是溫柔而激進的行動，又是讓自己、讓身邊人回歸基本、重新思考的必要過程。

說回第一城。湯禎兆在文章結尾說﹕「當大家可以購下私人物業，那已證明憂柴憂米的日子已經稍為遠離己身，那麼是否可以為自己信奉的理念多說一句？多走一步？那不一定是什麼政治上的見解立場，所謂『品味的政治』就是對自己的好惡挺身而出去維護——選擇就是政治。」說得沒錯，如果選擇就是政治；沒有選擇，更是政治。

「沒有選擇」，是香港平民的共同處境。面對如此困境，有大人拒絕離地，罷買爛蘋果；也有孩子離開課室，學做公民。他們的做法或許值得商榷、討論，但那不成嘲笑的理由——因為，為了自己信奉的理念，為了維護自己的選擇，他們至少踏出了一步。

Who cares？至少他們都care。

刊於 2014年9月21日 明報星期日生活

關於罷課，變色龍想的其實是……

近兩個星期，香港社會打起大光燈，照出兩個版本的「中學生」。

第一個版本，叫「孩子」。上星期一，周融高舉紙牌，發起「學校家長救救孩子」行動，呼籲金手指為無知羔羊指點迷津。此後幾天，反佔中大聯盟友好相繼現身——吳秋北慨嘆「小朋友面對各種誤導威脅很危險」；陳勇認為學生像「痱滋」，只有家長才知道痛；黃均瑜形容，學生現時的處境就像被黑社會招攬，「一步步逼近犯法行為的邊緣」……總之，中學生茅廬未出、乳臭未乾、腦囟生未埋，容易被慫恿、教壞、踢入會。為了救救孩子，救救香港，大人們必須用熱線勒緊子侄，阻止孩子接觸到「罷課」、「佔中」、「公民」、「公義」等大逆不道的詞彙，以免他們成為「政治陪葬品」，斷送一生前途。

另一個版本，叫「英雄」。上星期日，學民思潮舉行「中學生政改大會」，商議籌備罷課行動，有約200個中學生出席。三天後，他們公布名單，指有88間中學的學生已於校內成立政改關注組，「數目有望再增加」。遍地開花之勢，引來一眾港人圍觀。有人抱怨說「未見自己母校名字有點失落」，更多人將「未來是屬於年輕人的」奉為信仰，希望替這班學生說聲加油。在他們眼中，中學生們雖然年紀尚輕，卻懂得關心社會，更願意不計代價，為香港民主出一分力。這片丹心，當然值得尊敬。

望見這兩個版本的「中學生」，我其實有點頭痕。過去幾年，出於好奇及自虐，我跟不少中學生噴過口水、打過交道（甚至打過交）。根據觀察，他們中間確有部分熱中政治表態，落力發聲；但有更大部分人，其實像（排iPhone 6、買六合彩的）很多平凡的香港人一樣，熱愛高舉算盤，鍾情大啖花生。罷課在即，究竟一般的中學生在想什麼？求問媒體，很少找到答案。因此，我決定拋個身出去，約幾個相熟的中學生吃個午飯，「順道」打聽他們如何理解罷課。

結果周五中午，我一邊吃着葡汁雞皇意粉，一邊聽着眼前的五個中六生在吵吵嚷嚷。他們就讀的中學位列Band one，成績不算非常突出，但區內的聲譽普遍不錯。更重要的是，它在學民思潮那份名單之中，榜上有名。因此，我以為，「罷課」一事，應該在校內鬧得沸沸揚揚。

原來不然。身為飯局中的唯一女生，劉同學率先開口﹕「吓？我哋全班同學都傾過，全班都不會罷課喎。」為什麼？「Form Six先嚟罷課？你覺得自己的成績重要啲，還是香港的前路、政改重要啲？你要揀囉！」這個說法，跟學民思潮在「罷課不罷學」宣傳單張上所寫，「學生除了需要努力讀書準備考試外，也是應該關心香港未來的公民」，恰好背道而馳。公開試臨近，學業要緊，中學生們自問十分小心。至於其他年級的同學，他們自認所知不多，但一致同意校內有關罷課、政改的討論，不太熱烈﹕「係通識堂提過吓咁囉。」

　罷課？「通識堂提過吓」

校內不是有政改關注組嗎？五人卻說，知悉很多校友為此興奮，但校內同學們，其實並不知情。說到這點，劉同學的語氣有點怨懟﹕「好似拎咗個校名出去，令人誤會，而我哋唔知發生緊咩事。」李同學則表示，知道是誰成立了關注組，但也不諱言關注組「似乎得佢一個人，好難做到啲乜嘢。」學校關注組名單一出，令網民興奮，港人尖叫（「師弟妹加油！」）。但實情是種子落下，繁花未開。中學生推動罷課要遍地開花，長路漫漫。

一提起中學生罷課，社會大眾普遍肉緊。不過眼前幾位中學生卻說，其實學校、老師、家長都不算緊張。「老師係有提起，但語氣卻顯示他們其實唔太擔心（罷課）件事發生……」李同學回想，「或者他們根本都唔覺得我哋學校有人會罷課。」那家長呢？有千叮萬囑嗎？同樣沒有。羅同學用母親作例：「佢覺得你咁大個人，都無得控制你思維啦。去做（罷課）都阻止唔到。」五人之中，除了劉同學的「所有親戚都反對」之外，其他四人的家長作風都比較自由，又或者，根本不覺得子女會罷課。

　家長教師未算擔心

不過家長唔急，周融急。提起「報料熱線」，五人均覺反感。嚴同學認為，這做法「就好似班長摘名咁，『哦！你抄功課！』」，「要令人人自危」；羅同學義正詞嚴地表明，「中學生都係社會一分子，每一個人都應該有言論自由，以及參與不同活動的自由，無理由set條hotline去批鬥人，去標籤人『你佔中』囉！」連政見比較保守的劉同學也說，「我feel唔到佢哋真係想救我哋，都係想做啲嘢，畀少少反對聲音你聽啫。」嚴同學再補充：「即係擺你上枱囉。」

坦白說，這碟葡汁意粉，我吃得有點累。他們肯定不是無知孩子（能從容分析「政黨提名」的好處），但也絕非英雄（不曾也不打算參與社會運動，最接近的一次是在反國教期間繫上絲帶）。我倒覺得他們有幾分像變色龍，隨時變色，一時面紅耳赤，一時灰頭土臉，教人很難捉摸——問他們對香港將來的看法，五人的答案都是「迷惘」，甚至打趣說，「可能人人都戴上紅領巾」；但叫他們想想方法，由今天開始，救救香港、救救自己，他們又會猶豫﹕「發聲囉。」怎樣發？「唔知呀。」

例如提到「政改關注組」，羅同學期望「佢哋可以做多啲嘢，例如派吓黃絲帶……」那為何你們不加入幫忙？我質問。「唔敢去做囉。」「我哋學校管教好嚴，未必畀。」「啲人一定話你係傻仔囉……同埋大家對政改咁多意見，你都會驚。」如是者，五個學生，你一言我一語，口水幾乎淹沒葡汁意粉。

　政治無力，變色龍也變灰

臨近尾聲，我問大家是否都執著於「政治中立」？「係政治無力感囉！」羅同學少有地語重心長，「覺得無論做啲乜都改變唔到，阿爺話乜你就話乜架啦，可以點啫？（全場靜默兩秒）係咪先？好認真咁講，呢件事要好大好大的迴響先阻止到，我哋力量真係唔夠囉，高牆的確好高好高，雞蛋無得鬥。」我突然望見五條變色龍，集體變灰。

回家路上，想起這五條心灰的變色龍，我有點心痛，但不覺得他們有錯。說到底，他們無力，他們心灰，他們「中立」，全因為大人們近年也正在做同樣的事；在擁護孩子，仰賴英雄的同時，或許我們也該照照鏡，望望自己的樣子，是否有幾分像變色龍——一種眼球突出、舌頭特長、隨時變色（以保護自己）的冷血動物。

幾代人的民主

周四黃昏，民主女神像前，我捲起衫袖，翹起雙手，旁聽中大學生會發起的罷課論壇。環顧四周，盡是鮮色的拖鞋、搶眼的短褲，以及奪目的青春。我身穿恤衫，腳踏布鞋，混在其中，明顯格格不入。

五時四十分，論壇開始，穿皮鞋西褲的蔡子強神色凝重，率先開口。身為上一代的中大學生會會長，他首先談起三十年前的自己和「民主回歸派」怎樣「很傻很天真」，錯信中央承諾，以為「民主和民族兩者可以相輔相成」。他向眼前的下一代自認「於心有愧」，表明同代人需要急切反省。聽畢，我雙唇微震，心情翻滾，幾組詞語懸浮腦海：上一代、同一代、下一代、民主。

我從來不是世代論的擁躉。但這一次，我想破例由自己出發，談一點世代。


我出生於八十年代，和許多同代人一樣，近月最常參與的假日活動，名叫「去飲」。也難怪，這代人臨近（或已過）三十，許多都自動走上人生的高速公路，結婚的結婚，供樓的供樓，升職的升職，進修的進修。踏入這個年紀，我們開始遵照遊戲規則，攀爬社會階梯，更開始渴望自己的人生裏頭，有多幾件可以實質抓住的東西，例如磚頭、證書；少一點難以量化的虛浮概念，例如「爭取民主」。

請別誤會，這一代人依然肉緊民主。我們受○三七一啟蒙，後又為天星、皇后、菜園，流過不少汗水。幾年過去，這代人離開校園，進入社會，告別拖鞋，換上皮鞋。作為曾經被放大審視的「八十後」，我們望見「民主」兩個大字，雙眼依舊發光；每晚上網，我們繼續痛罵政府，鞭撻建制，大鳴大放。但談到現實生活裏的抗爭，我們開始舉起算盤，踟躕不前。也許改變的熱情仍在，但抗爭的成本卻愈來愈大，甚至開始大得我們難以承受。

我這代人習慣遊行，從不介意付出寶貴的公眾假期，步上街頭，追求民主。但當這種表達異議的方式逐漸失效，我們也就猶豫——是不是要再委身一點、激烈一點？但激烈委身的代價，我又付得起嗎？過去幾個月，我聽過十分有心的同代人說，「每天都在問自己願意走多前、投入多少精力和時間，是否怕被捕」；更聽過許多同樣有心的朋友說，「我支持佔中，但真的參與不了。」這代人不是沒想過盤坐公路，爭取民主，但面對走上了高速公路的人生軌迹，我們逐漸不知所措。

人大落閘，群魔亂舞，這一代人其實不太憤怒（至少與上一代相比），甚至有點故作漠然——不是不着緊，而是大家心底根本沒抱有太多的幻想，也不曾真正相信中央會賜予民主。也許是過往的經驗影響，我們始終堅信民眾的力量有能力改變社會，正如大家仍然反覆提及的反廿三條、反國教運動。只不過我們中間有許多人，也寧願將改變社會的棒子，交付穿拖鞋的下一代——哪管我們或許從未握緊那根棒。這代人最近怕看新聞，有時更喜歡看《香港人漂流記》，讓自己入睡前暗自猜想﹕其實趁年輕移民台灣，可不可行？

　太多人在尋求退路

這個星期，我第一萬零一次聽見有心人慨嘆「香港已死」、「這是民主最黑暗的一天」。在這一天，我倒想問同代人，也問問自己，如果不願漂流，如果仍要爭取光明，除了交棒，我們這一代究竟還願意付出什麼？

許多人喜歡用「未來是屬於年輕人的」來為自己開脫。九月一日的開學禮上，中大學生會會長張秀賢發言，表明「我們避無可避亦退無可退」，鼓勵同窗毅然面對時代的挑戰。 無退路，可能因為時代挑戰，更可能因為太多人在尋求退路。

過去幾天，民主風雨飄搖，幾乎石沉大海。走在最前，甚至嘗試出海打撈的，再次是香港最年輕的一代。他們生於九十年代，與彭定康素未謀面，對回歸前的香港沒有絲毫印象。他們知道○三七一是香港社會重要里程碑，但同樣曉得這塊石板跟自己沒太大關係，因為他們中間，更多人都是因為「反國教」而關心政治（或被政治關心）。

這一代人沒有「民主回歸」的包袱，也沒有「和理非非」的偏執。為了民主（當然他們當中有許多未必真的單純為了「民主」），他們既在網上大呼小叫，也逐漸活躍街頭，成為抗爭的中堅分子——七月二日預演佔中，被捕的511人當中，不少都是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可以預期的是，未來這段「長期民主抗爭」當中，他們的角色會愈來愈吃重。罷課是第一步，不過他們似乎也不打算為之後鋪排退路。

　大人有做好本分嗎？

周四黃昏，我在民主女神像前為學生們的拖鞋、短褲和青春感動，但同時也禁不住在想——為何年輕人永遠都是爭取民主的先頭部隊？因為「未來是屬於年輕人的」？因為他們才有時間、夠天真，可以扮演《國王的新衣》裏那懵懂小孩的角色？還是因為大人們都未曾做好本分，一邊抗拒交棒，一邊推卸責任？

這幾天，佔中策略引起爭議。為此，我翻揭戴耀廷去年的訪問，嘗試重溯運動的起點，然後發現這場運動最錯的，不是教授口中的「嚇不死中央」，也不是網民愛講的「只講不做」，而是——中年人的付出太少，年輕人的參與太多——明顯有違初衷。這不是佔中三子的問題，而是如蔡子強所說，乃需要一整代人急切反思的問題。

這個星期，有一代人明顯在哀鳴。人大一錘定音以後，方志恆感慨（「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戴耀廷擊鼓（「香港民主進程及一國兩制最黑暗一天」），蔡子強悲嘆（「這也是民主回歸派落幕的時候」）；湯家驊在鏡頭前痛哭流涕，然後撰文說自己「萬念俱灰」、「心灰意冷」，過去十年從政的努力，就此付諸東流。

這種心情，我同情、理解，但同樣有保留。上一代人為了香港民主，既有心，也做過許多好事，這是《前途解密三十後》雖然遺漏但也推不翻的客觀事實。不過問題是，現在回想，這些好事，當中有許多原來都是「好心做壞事」，一代人的理想，一代人的赤子之心，被利用了，被暪騙了。

　重拾勇氣 反思自己願付出什麼

現在肯定不是冷嘲熱諷、追究責任的時候。然而，在這個波瀾壯闊的時代，前浪除了被推走（當然，實情是更多不願被推走）、悲鳴、落幕，甚至學效周永恆，自認人渣，激動道歉，究竟還可以做什麼？是繼續高舉「未來是屬於年輕人的」？還是拒絕推諉，在關鍵時候脫下皮鞋，把餘下人生奉獻馬路？我不屬於那一代，無法代答，更不想質疑。我只想上一代人在沮喪的同時，也不忘拾回思考的勇氣﹕「我願意走多前、投入多少精力和時間？是否怕被捕？」

已經上位的上一代人，是時候為下一代做點好事。去年明志的佔中十死士，本來有這樣的意思，可是中央機器一發動，十個佔中的中年——特別是從商的三個——有人疾呼「我恐懼」，有人的專欄被裁，有人被突然轉軚。上一代人是當下社會的主流，他們肩上膝下滿是包袱，要守要鬥，比起之後那幾代人，肯定更艱巨、更險峻。只是，大家願意看見高牆之下，只有短褲和拖鞋嗎？

期待幾代香港人翻滾心情，反思歷史，叩問同代。然後一同捲起衫袖，踏上征途。

助人以後 自救之前

星期二讀報，瞥見機構問卷調查結果發現，有近四成受訪長者，過去一星期乘車時無人讓座，求座時甚至曾被罵「黐線」，心情十五十六。兩天後，聽見（平日大概很少讓座的）田北辰再次公開呼籲，要立法規定「低頭族」抬起頭顱、遠離座位，我的眉頭自動自覺，七上八落。

這不是我們近來認識的香港人面貌。過去兩個星期，身處香港，你會發現天若有情，人間有愛：打開面書，朋友掏空冰格，勤力洗澡，既出錢又出力，不過為了呼籲世人體驗痛苦、關心病患；翻開報章，平民百姓掏心掏肺，為唐狗「未雪」震怒，怒吼港鐵草菅狗命，冷血成性，甚至發起簽名行動，打鑼打鼓，聲討罪魁。這兩星期的所見所聞告訴我們，「拔刀」已經成為香港最受歡迎的運動項目，「助人為快樂之本」明顯是每一個香港人的做人底線。

　人人化身「利他」擁躉

皺眉，也因為它與香港人素來的習性，徹底相違。一直以來，小學老師教導學生「為善最樂」，每逢「便服日」、「賣旗日」，定要打爛豬仔、慷慨解囊；大眾傳媒提醒觀眾，慈善是城中大事，必須「星光熠熠」、「萬眾同心」，將滿城歡樂、總理歌聲和捐款熱綫，直傳萬家；手機鏡頭警告網民，遇見（疑似）老人家、孕婦固然要賜座，若果不幸碰見攝錄中的鏡頭，更加要加緊步伐，飛身彈開，否則肯定成為網上人辦、指罵對象……有教育、媒體、（網上）法庭三管齊下，就算未讀過書的香港百姓，也化身成為「利他主義」（altruism）的忠實擁躉。

然而，事實擺在眼前。沒錯，有些時候，香港人會自動蹙起眼眉，做盡淋冰、救狗、買旗等人間好事，但有些時候，我們會選擇合上單眼，垂下頭腦，安坐原位，對所有（疑似）長者、孕婦、窮人、賣旗義工的呼求，置若罔聞，「你死你事」。香港人對雙頭筆、雙面獸和雙重標準情有獨鍾，早已是街知巷聞，但現在的問題是，他究竟因何變臉？什麼時候他會像月台上那不止三十八個的旁觀者一般冷血？又有什麼時候會模仿大慈善家的身影，將雪櫃的冰塊、嬰孩的眼淚，連同人性的光輝，一併（在鏡頭前）發揚光大？這堆問題，恐怕並不易答。

人類究竟是冷漠還是熱血的動物？美國心理學家Daniel Kahneman曾經伙拍同僚進行測試，他們安排兩個參加者進入實驗室，給其中一個二十大元，並告訴他，現在他有以下兩個選擇：（一）跟另外的參加者均分金錢，各得十元；（二）只給人兩元，剩下來的十八元，全部是自己的。實驗的目的，旨在測試參加者的內心，究竟會傾向（某程度上）「利人」，還是「利己」？結果恐怕出乎許多香港人意料——有四分之三的參加者都選擇與不知名的陌生人均分金錢。

實驗結果，豈不證明人類先天血液發燙，堅信為善最樂，福有攸歸？倒又未必。有經濟學家後來反駁指出，以上實驗最少有兩大盲點：（一）參加者的選擇只有「給錢」一種，當然不難選擇，但若然他們可以選擇奪去陌生人的金錢呢？情况就會逆轉；（二）整個實驗都在旁人的監察下進行，參加者自然會作出合乎道德、緊扣期望的「正確選擇」。曾經在暢銷著作Superfreakonomics引述這連串實驗的作者Steven Levitt和Stephen Dubner，總結得直截了當：「只要有效誘因，人的善惡都能被操縱」。

　助人不過為了「快樂」

換句話說，「助人為快樂之本」和「施比受更為有福」其實說得一點也沒錯，許多時候，助人不過為了「快樂」、「有福」——於是總理們高舉支票，援助災民之餘，不忘要求與藝人合照對唱；於是百姓提起冰桶，體驗痛苦之餘，也不忘拍下紀錄，轉身上載，以饗各方友好……助人，實質是自助。那麼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讓座呢？除了老人家的微笑點頭，以及後生仔的手機鏡頭，還有沒有其他誘因，讓大家身體力行，離開座位呢？可能沒有。當「不讓座」能擁抱的私欲，比起「讓座」所帶來的滿足，來得更大，大家的屁股，自然緊貼座位，聞老不動。

以上說法，難免泯滅人性、扼殺真心。但我們真正要問的也許是：為了自助而助人，究竟有沒有問題？近日拜冰桶挑戰所賜，類似的討論被擺上枱面，七嘴八舌，吵個不停——有人一盤冷水照頭淋，認定行善者只為曝光、貪玩、跟風，千方百計也要聲討；亦有人將「起碼幫到人吖」視為堅固盾牌，迎接冷水，抵擋亂箭……誰是誰非，一時之間明顯沒有確切答案。

一星期過去，冰溶了，雪化了。熱潮遠去，倒讓人禁不住在想：撇去個人私欲，就當讓座、救狗、淋冰水，都是值得歌頌的好事，但除了以上這些，在這個「愛」字氾濫卻又缺乏的年代，如果要繼續愛長者、貓狗、病人，我們還可以做什麼？「關愛座」沒有保障是鐵一般的事實，那長者退休後的生活呢？又有沒有保障？動物在城市行動，以至生存的權利呢？各類病人求存的尊嚴、權益呢？行善是覺醒、關注的切入點，但我們絕對不能就此滿足，在起點線駐足，反而要將銳利的目光，由個別的「不幸事件」，轉移到集體的現象，並藉此尋找真正值得批判的體制，揪出必須鞭撻的真兇。

　毋須助人，只要自救

我不喜歡站在高地俯瞰眾生，也不認為，為了曝光、貪玩、跟風而助人有太大問題。不過在「自助」以後，我們同樣要問自己，若然要真正在這個城市活得「快樂」、「有福」，買旗、淋冰、讓座、做義工，是否就足夠？若不，香港還欠什麼，我們如何自助自救？

醞釀多時的終極（保守）政改方案即將揭盅，筲箕就在頭頂，佔中如箭在弦，很難不讓人心情十五十六。在這歷史關頭，香港人是冷漠還是熱血？是蹙眉還是閉目？以上問號，就取決於你我的一念之差。這次我們毋須助人，只要自救。

刊於20140831明報星期日生活

不可一不可再 向政府說不

8月中旬，北京開始高舉風筒，政府暗裏耍小動作，愛國人士繼續厚着臉皮，奉勸市民為香港未來，獻上菊花。毫無疑問，政改方案的底牌、700萬市民的取態，一同臨近決算。

決算前夕，想說點私事。這兩個星期，我懷疑自己染病了。

病徵如下﹕每晚看電視，一到廣告時段，例必坐立不安、嘴角上翹、冷汗直流；到「那個」廣告真的出現，就會全身發抖、心跳加速、七孔冒煙。與此同時，我又聽見在銀行當teller的朋友分享，近日每逢聽見客人說「有票（要入）」，都不期然眉頭一皺，然後滴汗；愛好環保的鄰居，捧着舊衣物到慈善團體，被問「（啲衫）真係唔要？」，立即狂打冷震、猛抽涼氣……病入膏肓的香港市民，明顯不止我一個。

「那個」電視廣告，是政改的最新宣傳片，片長15秒，先播出歷年示威遊行的畫面，接着旁白男聲用勸人戒毒的口吻，自問自答﹕「想變？2017有得普選！」最後，全黑畫面打出大剌剌的六個白字﹕「有票，真係唔要？」這兩個星期，宣傳片進駐電視黃金時段，日播夜播；同款的燈箱廣告，則在各大車站月台，不停插旗，誓死洗淨全港市民的眼球，以及腦袋。面對如此局面，我頭暈、不安。

不安，可能因為我向來跟亞視一樣，討厭廣告。翻開社會學課本，我知道廣告從來不是善男信女，它的存在，不是為了填充節目之間的空隙，而是為了填滿大商家那深不見底的荷包。為了達成目標，它努力翻弄符號、吸引注意、挑起欲望、產生信任、促使行動。電視黃金時段比黃金更加昂貴，因此廣告要一矢中的，賣的，從來不是實質的資訊、貨品，而是虛構的形象、聯想、感覺。因此，廣告的本質，從來都游走於「勸說」和「欺騙」之間。

當然，廣告就算討厭，但終歸是個你情我願的歡樂遊戲；廣大觀眾就算真的動了心，付了錢，最少也獲得新商品和大符號。倘若真的涉及欺騙，也有消費者委員會從旁監察，保障權益，你我着實毋須不安。

　政府賣廣告 靠嚇定洗腦？

但如果賣廣告的，是政府呢？恐怕又是另一回事。政府宣傳片（API），全名Announcement of Public Interest，乃港英年代的產物，與當時政府的管治方針一脈相承。它要做的，顧名思義，便是就着與公眾利益有關的議題，作出宣告。盤點過往片段，我們可以得知昔日的政府廣告，通常可分為三大類。

第一種，用以警告，無論是「小心扒手，保管好財物」，還是「生命冇take2」口號，都旨在「靠嚇」，希望市民做好人、防罪案；第二種廣告，多在新政策實施後（如「長者醫療券計劃」），反覆播放，傳遞資訊；第三種，將「公民教育」擺上枱面，鞏固觀念、宣揚意識，提醒大家「兩個就夠晒數」、「尊重不同價值」、「調解為先」。三種宣傳片，三種目的，卻都為了public interest而announce，大家當然沒有異議。

直至4年前，第四類宣傳片現身。當年的政改諮詢討論陷入僵局，為了搶佔先機，曾蔭權政府不惜做壞規矩，打出「政治廣告」王牌，一邊呼籲「信任讓夢想成真」，一邊質問「原地踏步點會有進步？」結果先例一開，規則一壞，政府愈來愈傾向就尚未落實，甚至極具爭議的政策，大賣廣告，鼓動民意。

近月例子，有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的廣告，找來地政總署署長現身說法，重申「新市鎮發展成就了香港的成功故事」；三堆一爐的宣傳片，請「理想主義者」林超英發表高見，勸香港市民「面對現實」……第四類廣告針對輿論，暗中發功﹕它的本質，不是announcement，而是propaganda；它的用意，不在「與市民對話」，而在「要市民聽我話」；或許它真箇為了「公眾利益」着想，但這裏的public interest，卻肯定採用政府定義的版本。

　隨意歪曲市民訴求

近日令香港人集體眼盲的「有票，真係唔要？」廣告，是第四類廣告的最新變種。比起前作，它更精簡，更直接，同時更加病態。它的病徵如下：

一、態度欠佳。Fear appeal是政府宣傳片的慣用伎倆，用在「酒後駕駛」、「打風觀浪」一類處境，向來行之有效。問題是，這次廣告宣傳的，以「有商有量」為號召（或幌子）的政改諮詢。眼前明明是滿佈灰色地帶的議題，它卻用「非黑即白」、「all or nothing」的態度來邀請「對話」，現在究竟是誰在威脅誰？

二、歪曲訴求。旁白說得沒錯，「想變」、「有票」，確實是許多香港人的人生志願，但廣告刻意隱瞞的是，大家對於「變」和「票」，不是毫無要求。我們希望自己手中的票，能夠投給真正心儀的候選人；更希望香港社會的改變，是朝着真正以民為主的方向而行。

面對這種將public interest置之不理的政府API，我們當然要義不容辭，矢志說「不」。然而，老老實實，回歸現實處境，除了（繼續）罷看電視、打爆燈箱，我們還可以怎樣說「不」？更重要的是，政改方案即將出爐，面對比全港市民身高加起來都要更高的提名門檻（傳聞需要過半提名委員會成員支持），面對俯身獻花、打算「袋住先」的親朋好友，立於高牆之下的我們，又可怎樣說「不」？這是每個人都要思考的問題。

為了防止舊病復發，我近來決定關掉電視，改煲舊碟。前兩晚，重溫了去年在港上映的智利電影《向政府說不》，感覺應景。電影由歷史改編，講述1988年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基於國際壓力而舉行公投，由人民決定，是否讓他再執政8年。這場原本形勢一面倒的公投，因為獲邀替反對陣營構思廣告的主角René力排眾議，炮製出一段容易入口、幸福滿瀉的廣告，而告逆轉。反對派與智利百姓，贏得一場不可能的勝利。

我貪心，看電影既要「有嘢睇」，更要「有嘢學」。連夜煲碟，我發現裏頭最少有兩點啟示，值得一記﹕（一）廣告威力強大，永遠要小心提防。它擅長玩符號，搶注意，造信任，令敵對陣營也不自覺「哼你首歌」，甚至「聽你支笛」；（二）廣告強大，擊中要害的廣告威力更強大。智利的反對派跟香港的一樣，主張拋頭顱、灑熱血，控訴「酷政不仁」，繼續向天呼喊「民主」、「自由」、「人權」。但主角卻決定放下舊論述，採用新說法，游說沉默百姓（中年婦女、年輕選民），放下菊花，立地成人，結果相當奏效。

　旨在喚醒沉默的大多數

這也是香港的處境。我們面前，同樣是高牆、假投票、假改變；尚未死心的我們要游說的，也是主張「袋住先」的沉默大多數。智利那場旨在說「不」的戰事，最後遍地開花；那身處香港的我們，又應該怎樣向政府，向北京，向親友，打好這場「不」的戰爭？廣播條例所限，我們不可能賣15分鐘的電視廣告，更要受州官們每天（無限個）15秒的重複轟炸，究竟有沒有還擊的可能？

平民百姓不能賣電視廣告，但我們可以各自在自己的崗位，成為廣告，結集連線，星火燎原。問題是，捫心自問，你會怎樣用自己的方法，賣這個廣告？是舊論述，還是新說法？是敲鍵盤，還是用嘴巴？

臨近決算，香港人，你的「不」是怎樣的？

刊於20140817明報星期日生活

插眼掩臉真人騷

前幾天，跟舊同事到酒樓打邊爐，因為遲到，被迫坐在電視機下面。除了《忠奸人》的懸疑音效有點吵耳，其他一切原本安好。直至十點半，鄭裕玲的聲音響起，全場食客突然放下碗筷，一同轉身，將目光投射到我上面——那部電視機，我有點靦腆。幾分鐘後，觀眾們按捺不住，紛紛化身流行文化評論人，互噴口水。「好假！」「好不安！」「好得人驚！」等感想，不約而同地在各檯響起，我大開眼界。

這個教人口水、眼淚一同奔流的節目，是電視台最新炮製的真人騷《沒女大翻身》，找來被（無綫）視為「沒樣貌、沒身材、沒青春、沒家底、沒成就」的7個平凡女人擔任主角。節目首先剖開主角們的個人歷史、內心世界，然後邀請專家導師從天而降，協助她們「大改造」，由外到內、再由內去返外，扭轉命運，重獲新生……結果，當然是引來大眾的一致怒罵。

大家知道，批評電視是我的畢生大志。於是過去幾天，我收到有識之士熱心送來的大小問號——「這節目明顯將社會學大師Pierre Bourdieu口中的『符號暴力』發揮得淋漓盡致，你認為對嗎？」「TVB為了搶收視、掀話題，不惜挑起各種矛盾（男女之間、中港之間，甚至電視台與觀眾之間），你同意嗎？」「製作人將女性擺上枱面，貼上標籤，絕對有貶低天下女性之嫌，你覺得對嗎？」

這些問題，我暫時不打算答覆，因為：（一）節目才播出了四五集，只有一個主角出了場，當下解構符號、分析矛盾，明顯時候尚早；（二）以上問題，全部沾上有識之士的口沫，但普羅大眾的口水又何去何從？他們之所以惴惴不安、破口大罵，是因為「符號」、「矛盾」和「標籤」嗎？恐怕不是。香港人對電視的感情，向來深入骨髓，直插肺腑，那為何這次群眾集體轉身，甚至與有識之士約定，示範插眼，表演掩臉？

於是進出酒樓、流連網上，發現這場真人騷犯眾憎、惹眾怒，有三大原因。
　犯眾憎三大原因

一、「好假！」《沒女》出街後，許多人質疑：為何會有人願意上鏡，被糟蹋、恥笑、辱罵？身處那所謂的「心靈劇場」，主角們怎麼會願意將自己的秘密，在幾百萬八公八婆面前公之於世？如果不是錢作怪，還有什麼解釋？真人騷的真實性被質疑，大眾自然摒棄。

二、「好不安！」節目以「真人真事」作號召，於是製作組將主角們的人生、情緒，赤裸裸地展示人前，毫不忌諱。廣大觀眾被迫一同揭發主角「逼母親替自己還債」，目擊鏡頭下的真人喪叫、嚎哭、崩潰。現實太殘酷，真人太真，觀眾的心情當然跌落谷底。

三、「好得人驚！」平民百姓打開電視，大部分只求快樂，不為其他。他們希望在小箱子出現的房子大一點、食物看起來可口一點、女星樣貌好看一點，就算不符合實情，總算看得舒服。但這星期亮着電視，大家卻發現面前的7個女人，全部不是慣常的camera face，不單「過於現實」，更加「好得人驚」。

有別於文化人、學院人針對節目隱含的符號、附帶的標籤來抨擊，普羅大眾心底最關注的，其實是「真人騷」——這種香港電視史上並不多見（與外國相比）的節目類型——虛假、殘酷、揭人陰私，究竟有沒有問題？它的存在，是對是錯？

這幾天讀了美國傳播學者Wendy Wyatt與Kristie Bunton編著的The Ethics of Reality TV，此書要解答的，正正是以上那串問題。編者在序言部分提出，大家在思考（甚至是攻擊「真人騷」）之前，必須先留心兩點。

　美國學者的兩點思考

第一，作為節目類型，真人騷注定品流複雜。香港電視台少有製作真人騷（也許因為電視台太少），但其實近十多年在外國，它是極其流行的節目類型。在這個大環境之下，真人騷的內容自然百花齊放，愈出愈多，有的追求競技（如Amazing Race）；有的講求平凡（如Little People, Big World）；有的則是比《沒女》玩得更盡更狂更放的「整容騷」（如Extreme Makeover）。因此，要評論真人騷，我們要先分門別類，後抽絲剝繭——例如說，《沒》跟外國的self-improvement show相比，有否過了火位？外國的真人騷會否公開主角接受心理治療的過程？

第二，我們要解構製作，更要捕捉觀眾反應。「真人騷」的弊病，大家其實老早心知肚明。它有時作假（例如有劇本），有時說謊（例如用剪接），更多的時候玩弄定型，揭人陰私，放大毛孔，怎看也是破壞人類文明的流行文化大毒瘤，但Wendy Wyatt與Kristie Bunton卻提醒我們，就算以上指控全部成立，但觀眾們究竟介不介意，又有沒有受到影響？要評論真人騷，我們要拋開刻板的原則，在聲討製作人所作所為的同時，也要留心觀眾的即時反應——《沒》明顯是一個立心不良的節目，但香港觀眾有否因而被騙，就此認同「沒女需要變女神」這個節目宗旨？明顯需要多點時間，慢慢驗證。

　「無添加」還是「修飾的現實」？

The Ethics of Reality TV書中引用《時代雜誌》電視評論人James Poniewozik所言，「『真人騷』的好與壞，從來不是一條『對或錯』的選擇題」。作為觀眾，我們既要留心黑白之間的大片灰色地帶，提防節目的「毒素」，或許更要質問自己——既然《沒女》注定有錯，「真人騷」未必有罪，那麼我們心目中理想的「真人騷」究竟應該是什麼樣子？它應該講求「無添加」的真實（就像《沒女》般將參加者的真實人生裸裎人前），還是經過適量修飾的完美「現實」？如果真人不完美，甚至「得人驚」，注定令你不安，教我怪叫……這樣的「真人騷」，我們應該歡呼，還是掩臉？

回到最原始的問題——大眾之所以討厭《沒女大翻身》，除了因為它是確立定型、挑起矛盾、亂貼標籤的「有毒節目」，還是因為主角長得其貌不揚，現實也殘酷得令人不安？若是後者，那麼面對現實生活那些並不完美、甚至「人見人憎、車見車撞」的真人，大家又會如何看待？

真人騷有問題，真人騷的觀眾也不見得沒有問題。

刊於20140810明報星期日生活

實况不見了

上星期，無綫劇集《我們的天空》播出名為《同根生》的單元，講述一個新移民來港飽受歧視，掙扎求存的故事。那個晚上，我獨坐梳化，除下黑紗，戴上眼鏡（有色的），追看電視。結果，全程心有玻璃，口噴涼氣，最後徹夜輾轉難眠。睡不着，或許因為心繫黑紗，更可能因為壓在心底的三個大字—— 「實况劇」。

請別誤會，對於「實况劇」，我情有獨鍾。幾個月前，多得港台網站的「經典重溫」，我得以與爸爸並肩而坐，兩父子一邊鯨吞檸檬夾心餅，一邊欣賞了幾十集最早期的《獅子山下》。對於這齣「普及文化經典之作」，我本來沒有太大感覺，但那段日子每天追看，就漸生情愫。事後回想， 我喜歡《獅子山下》，除了因為身旁的觀眾，更因為作為（好的） 「實况劇」，它做到三件好事：

一，它勾起回憶，拉扯情感。

每次看劇，爸爸定必變身大細路，笑逐顏開，雙眼發光，全因電視裏頭，有他的私家回憶、成長記號。爸爸是呂大樂口中的第二代香港人，小時候家住黃大仙徙置區，在橫頭磡波地踢過西瓜波，在獅子山腳一帶留下過不少腳毛。《獅子山下》將陌生童年重現眼前，令幾近遺忘的事物變得觸手可及，他的心情，自然翻滾。

二，它令我和爸爸有話說。

看劇之前，我只打算做個孝順兒子，專注遞上紙巾、遙控器和夾心餅。但看了一半，開始按捺不住，就着父親和香港人的身世，連珠炮發，不停追問。我未住過徙置區，未聽過「樓上閂水喉」，但看了「實况劇」，我對爸爸和香港的昔日實况，都多了認識。文化歷史、隔代故事，透過戲劇，薪火相傳。

三，它教我認識香港人。

對許多後生仔來說， 「七十年代」、「獅子山下精神」似近還遠，乃親切但陌生的港式詞彙。《獅子山下》以小見大，由小人物的小故事出發，繪影繪聲地展示大時代的大面貌，看過劇集，我重新學習詞彙（特別是「香港精神」這種結構複雜的詞語），更大致觸摸到香港人引以自豪的黃金歷史、集體心情。

被群眾摒棄的實况劇

好的實况劇，正視記憶，反映事實，能令爸爸開眼，教我微笑；那麼被群眾摒棄的實况劇呢？下場可能跟上星期的《我們的天空》一樣。

《我們的天空》，無綫電視的重頭新作，由當年「一手帶大」《獅子山下》的前廣播處長黃華麒出任監製，表明希望「透過高家五口面對的不同處境，帶出連串香港人高度關注的社會問題」（跟《獅》一模一樣）。電視與民生脫節多年，敢於介入社會、矢志反映現實的《我們的天空》，照道理應該是無綫的「誠意之作」。

可是「誠意之作」變成了「投誠之作」。上星期《我》的單元《同根生》，將「中港矛盾」擺上枱面，勸告港人「本是同根生，何必打毒針」，結果一句擊起千重浪，引起公憤，投訴過千——彭浩翔亮出毒舌，怒罵劇集「淺薄幼稚、廉價造作」；網民收起毒針，直斥這齣「維穩劇」醜化香港人，美化新移民，不副事實，有辱「實况劇」之名。

這邊廂，觀眾為實况落空而憤怒；另一邊廂黃華麒卻出來解畫，強調劇集根據事實編撰， 「我們見過許多新移民，亦了解過他們的生活，是有根有據寫出來」。他更表明，實况劇受抨擊乃「預料中事」，正如當年的《獅子山下》，一樣備受各方攻擊， 「甚至要剪咗成場戲」……對於「實况劇」， 雙方明顯各執一詞，互不退讓。

實况劇最後有幾「實」？

那究竟《我們的天空》是否反映社會現實？香港的新移民，臉孔究竟似朱璇，還是像厚多士？香港人又是否個個面目猙獰，視外來者如洪水猛獸？這些題目，內容空泛，例證成疑，就算是最權威的社會學者，一樣無法作答。作為觀眾，我們反而應該思考的是，究竟什麼是「實况劇」？我們對它，又應該抱有多少期望？

於是這幾天，為了尋找答案，重溫劇集，翻揭書本，結果全程心有玻璃，口噴涼氣——因為我發現「實况劇」會做好事，原來也會做壞事。

首先，它未必反映現實。實况劇以「實况」作招徠，但說到底，還是戲劇的一種。英國電影學者Alan Rosenthal 編撰Why Docudrama？ Fact-Fiction on Film and TV 一書， 解構歐美多齣實况劇（docudrama）。他在書中引言便明確指出，多年以來實况劇最引人詬病之處，是它與真正事實關係曖昧，容易誤導觀眾。同為此書撰文的電視製作人Jerry Kuehl，說法更白： 「實况劇講的，都是關於真實人物的謊言（lies about real people）。」

港產實况劇一樣說謊。黃華麒接受訪問時曾說，《我們的天空》由構思到完成，一共用了兩年有多，其中最花時間的，是蒐集資料的工夫。這些工夫沒有白費，於是在《同根生》裏面，新移民主角的每一件經歷，無論是被港人歧視，抑或排隊打尖，看起來都熟口熟面，明顯有事實根據。但問題是，這些經歷是不是事實的全部？

哪個香港被刪去？

近年社會撕裂，一個香港變成了兩個香港，一個現實也變成了兩個現實。時間所限，實况劇的內容，往往需要刪減剪裁，那到最後什麼事實留下？哪個香港被刪去？這雙問題，既取決於幕後人員（甚至是管理層）的態度，也決定了實况劇最後有幾「實」。

第二，實况劇有立場，有信息。你也許會問，實况劇不就是客觀反映社會現實的劇集？背後怎麼會有信息？事實上，就連黃華麒自己也提過，當年之所以創作《獅子山下》，是希望透過戲劇，令市民大眾「聽取我們的說法，接受我們各種觀點」。現在重溫《獅》，你會發現這齣經典劇集，縱然膾炙人口，但它的說教味道——無論是《裸跑風波》的「性教育要從小開始」，還是《安全感》的「感情比金錢更加重要」——其實都濃得化不開。《獅子山下》啟播初期被批「像政府宣傳片一般」，不是沒有道理。

背後信息符合當權者心意？

跟《獅》一脈相承的《我們的天空》，一樣有向觀眾灌輸信息的傾向——首集《望子成龍》借兩個家庭的故事，勸告天下父母撕開怪獸面具，放手容讓子女自由成長；《同根生》則借用一眾「善良港人」的嘴巴，帶出「入鄉隨俗相敬相愛加相親」（劇集主題曲歌詞）的信息。劇集背後附帶信息，從來不是問題，但當信息的內容跟當權者的心意不謀而合，甚至與民意長期違背，觀眾就必須小心提防。

實况劇是否一定會引起爭議？或許是。但請黃華麒也記住，當年對於政府低效、官員貪污等現象有不少着墨的《獅子山下》，得罪的，大多是社會權貴、政府高官；至於現在將「何必打毒針」奉為唯一真理的《我們的天空》，觸怒的，卻是在太平山下徹夜難眠的廣大百姓。

如斯轉變，恐怕不是一句「時移世易」能夠解釋。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0803

她做錯了什麼？

周五早上，鬧市報攤旁的人流，比往日流得更加緩慢。路人的視線，不約而同地集中在報檔當眼位置那兩本雜誌上面，有的目不轉睛，有的若無其事。前面的辦公室女郎，瞄過標題，輕輕向身邊人拋下一條一百萬問題，然後，她的友人默不作聲，身邊路人竊竊私語，報檔的行人路繼續閉塞。

「其實我唔明，究竟她做錯了什麼？」

六年後再現問號

實不相瞞，這條問題，我思考了足足六年。六年前，陳冠希與一眾女星的裸照被公開，全城嘩然（同時結識「朋友」），群眾聲討（不忘偷看「閃卡」）。翻揭一連十多日的頭條報道，我不禁要問：這些藝人究竟做錯了什麼，而要落得「無限期退出」，甚至改名換姓的下場？是錯在男星濫交，有違社會傳統？是錯在女星撩人，傷風敗德？還是錯在雙方大意，攝下片段卻被人盜取發放？我的頭頂，滿是解不開的問號。

六年後的今日，馬賽落難，媒體尖叫，我摸摸頭頂，再見問號——藝人在私人地方穿性感內衣，舞動身體，取悅伴侶，究竟錯在哪裏了？愛，從來都是跌跌撞撞的學習過程，本來就難分對錯。何况就算錯了又如何？如馬賽受訪所言——有誰未嘗過在情到濃時，放低戒心，擱下理智，以為盡量滿足對方要求（不論是獻上名貴手袋，還是拍下豔舞片段），就是真愛？那為何當事人要遭受責難，明明是自己的私隱被公開剝削，無人維護之餘，更竟然要開記招，向全港八公八婆公開道歉（何韻詩語）？有說她身為藝人，就有責任做好榜樣，改良社會風氣，教化天下眾生……拜託，那不是藝人，是聖人。

這些年，許多人都愛把「藝人也是平凡人」掛在口邊，並以此呼籲這些「平民」面對政治，堅持發聲。然而，一旦論到愛慾情事，大家自然掉轉槍頭，狂搬龍門：花旦小生在家中親熱，是天下第一奇聞，要登上雜誌封面； 娛圈玉女「是否處女」、「何時失身」，是娛記最關心的議題；馬賽喜歡同性，是「搞斷背情」，理應被教訓、雪藏、再教訓、再雪藏……但明明「親熱」、「失身」、「同性戀」這些詞彙，老早已經收入普羅百姓的日常字典，絕不新鮮。性愛本是平常事，這次全城責難馬賽，說到尾，其實就是在責難正常不過的情慾性愛。

不過話說回頭，百姓之所以將正常情慾視為終生污點，也全因為大眾媒介在旁推波助瀾，替藝人盤點情慾，劃分對錯——八卦雜誌封面刊登裸照，標題大刺刺地寫着「馬賽淫上絕路」，指其清純形象一夜間（被）破產；暢銷報章連日追擊，直斥主角不單「講大話」、「扮純情」，事發後更加做出「揸車亂切線」、「氣定神閒去飲茶」等天地不容的惡行；電視台勒令她即時停工，更安排在鏡頭下交代事發經過、心路歷程，最後將訪問片段，連同她的淚水，一同上載mytv，大肆宣傳，吸引點擊……再像禽獸的香港人也看得出，這次媒體一錘定音、未審先罰的做法，明顯是禽獸不如，卑劣不堪。倘若馬賽有錯（頂多是「愛錯」），那左手教育、右手荼毒的大眾媒介，則肯定大錯特錯。

道德市場兩藉口

藝人無罪，媒體有錯，從來不是新鮮觀點；八卦雜誌刊登藝人裸照，同樣有迹可尋。那為何多年過去，報刊仍然繼續淫賤，媒介依舊沉迷犯錯？原因很簡單——媒體每次出事，總有人搬出藉口，為報道開脫，為娛記呼冤，令事情不了了之。批評商業媒介，往往要跨過兩個難關。

第一關，名叫「道德」。這個關口，堅持天地有正氣，做人要頂天立地，媒體有責任教化社會，令男女老幼思想貼近常識，行為符合傳統。馬賽落難，雜誌貼裸照、放飛劍，明顯是要警惕世人（尤其是女人），引以為鑑，既要學習保護自己，更要小心辨別何謂「情慾正宗」——總之就不可能跟情趣內衣（ 或許該穿樽領睡衣） 、同性戀（ 「那就不能繁衍後代！」）、酒店房（ 「一定有錢銀交易啦！」），扯上任何關係。道德論者認為，將全人類的福祉建築在馬賽一人的痛苦上面，當然值得。

第二關，在於「市場」。過往商業媒介出事，經常以此作護身符：我們不過是貼合大眾口味，滿足百姓的求知慾。雜誌淫賤是事實，但讀者犯賤更是事實，商業世界，市場話事，試問何罪之有？這次馬賽出事，雜誌繼續售罄，片段繼續廣傳，不正正代表大眾授權媒體，繼續躲在「市場」背後，大放暗箭，肉光四射，直到永遠？

群眾冰山在溶化

倒又未必。從這次事件看來，香港大眾對情慾的取態，雖然看來不動如山（不信請問報檔檔主），但同一時間，冰山底端卻似乎在暗地融化——暢銷報章的報道出街以後，網上最多人讚好的留言，不是「食得鹹魚抵得渴」，而是「一世人流流長總會錯愛過一兩個人渣」；剖開大眾迴響，會發現嘲弄當事人「很傻很天真」的，固然大有人在，但也有很多人反駁「這其實是她的私隱，她沒偷沒搶，沒犯法，影片遭泄露，她是受害者」，甚至質疑身為始作俑者、左右逢源的媒體， 「一時將明哥、何韻詩捧上天，一時話馬賽爆攣情導致前途盡毁！」觀察所見，大家今次的反應，明顯有異於六年前。既然群眾有異，觀念在變，商業媒介的兩個藉口，就難再站得住腳。

那是否代表，香港人（終於）開始學習尊重不同的性∕愛觀念？這很難講。過去幾天，我只知道的是，就算電視台每晚的《瘋狂夏水禮》怎樣碧波蕩漾；無論八卦雜誌如何將「摷」、「啜」、「攬」等動詞發揚光大，環顧全港，心底裏最保守、最愛將「性」視作洪水猛獸的，從來不是黎民百姓，而是大眾媒介。否則，如何解釋馬賽何以會被電視台雪藏，被雜誌意淫上絕路？

對於愛慾情事，香港人有的喜歡若無其事，有的擅長竊竊私語，但共通點是，大部分人的觀念，一樣閉塞。觀念保守，其實也沒有問題，真正重要的問題是，對於「性」——不論是自己的、別人的、正常的、不正常的——我們到底有多尊重？

對於跟你我一樣，有情慾、會愛錯的一個藝人，我們又會付出多少尊重？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0727 

一個香港，兩次放榜

老老實實，我自小努力飾演好學生，作文偶爾貼堂，試卷通常早交，成績永遠中上，名副其實是典型（好的，又名「畸形」）香港教育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因此，對於許多人一聽見就打冷震、流眼淚的「放榜」，我向來沒太大感覺。

不過到後來，人愈大，就愈不喜歡放榜。不喜歡的原因有許多，但最重要的只有一個：它缺乏保證，半斤未必等於八両——考生十年苦讀，不保證一舉成名；八十萬平民意向，最終也可隨時縮小，變成「一些意見」。這種落差，令我狂打冷震，眼泛淚光。作為老老實實的香港人，我不喜歡這種感覺。

過去一星期，香港放了兩次榜，有人心醉，有人心碎。第一次放榜，在周一早上，主角是當屆中學文憑試的七萬考生。當日我左眼看電視，右眼讀面書，跟全港市民一起，全程追蹤七萬考生（特別是黃之鋒）的最新情况……結果，打了許多個呵欠。

文憑試放榜令我納悶，有三個原因。

一、它高度量化——教育是偉大而神聖的任務，但公開試終歸是一場羊頭高掛的大人遊戲。至於放榜，就更注定是一張有數字（以及星星）、無血性的成績表。它可以整齊地顯示各科成績，讓優劣成敗一目了然，卻永遠無法告訴我們，考生究竟下過多少苦功，寫作技巧又如何高超；所謂的等級，無法確切反映考生的能力，卻只能顯示他填寫的答案，跟model answer有多接近。當年我的同窗好友付出了200%的努力，卻只換來50%的收穫（升學機會一半半），結果他揑住成績單，認定自己是個100%的失敗者。放榜，是用成績量化「人生」、「命運」、「前途」的一場遊戲，十分悶蛋。

二、它隱惡揚善——放榜，告訴我們何謂「成王敗寇」：金榜題名的，成績單會被補習社、母校、報章，搶着貼堂，更會被記者簇擁，詢問個人生平、讀書心得、佔中意見；名落孫山的，不好意思，請躲在一旁，抱頭痛哭。如果我是今屆考生，翻開報章，定會舉手發問——這十幾個狀元憑什麼代表我，發表對佔中的看法？因為他們成績優異，是具代表性的尖子？那麼成績零蛋、考不上大學的考生，其實會不會更有代表性？放榜，往往是媒體、學校（「今年奪5**的人數有……」）、家長（「我個仔考到大學！」）隱惡揚善的內心角力。

三、它引來（不必要的）迴響——公開試放榜，本是幾萬個考生的私事。然而，香港人素來重視後代，關心棟樑。放榜就算事不關己，大家照樣豎起耳朵，勞心勞力——狀元答佔中疑被學校阻撓，於是媒體煽風，群眾點火；黃之鋒成績出爐，於是記者、網民、專欄作家一擁而上，合力圍堵。在政改風波如箭在弦的當下，一場小小的考試，竟然引來全城迴響，意見領袖互噴口水，普羅百姓爭相滴汗，黃之鋒的一句That’s enough，也是我的心聲。

我不喜歡放榜，因為它有成績、無人性，更致力將刻板的考試制度，流傳後世。但另一方面，我也得承認，考試制度刻板，但至少是一個前有規則、後有覆核的完整制度；放榜無情，但成績單上至少有名有姓，與同窗、老師、家長、考官，通通無關，就如黃之鋒所言，「自己成績自己負責」。這樣的放榜，我納悶，但收貨。

至於本周香港放的第二次榜——抱歉，我們納悶，但絕不可能收貨。

「民意成績單」更不堪入目

文憑試放榜翌日，政府啟動政改首部曲，公布公眾諮詢報告。這份成績單的「考生姓名」一欄，寫上全體港人的名字；但真正編寫的，卻是負責聆聽民意、整理成績的林鄭月娥。諮詢報告一出，全城嘩然，我把這份民意成績表掃讀一遍，然後發現，跟文憑試的放榜成績單相比，它另走極端，結果在港人眼中，看起來更加不堪。

一、它絕不量化——政府做公眾諮詢，向來少提精確數字，多講各方意見，這是事實。但當人民對政府失去信任，這種不談理據的諮詢方式，就容易為人詬病。港人對「政改民意成績表」反感，除了因為它有違大眾認知，更因為大家不相信政府——「主流意見認同行政長官必須愛國愛港」、「較多意見認為提委會要維持四大界別」……如此結論，究竟真箇來自公眾諮詢，抑或是政府一廂情願，假意歸納？政改諮詢茲事體大，一張毫無根據、等級亂搬（主流、普遍、大部分、較多、不少）的成績單，究竟能否符合七百萬考生的期望？答案，就如林鄭當年金句：不言而喻。

二、它揚惡隱善——要普選不要篩選，是許多（至少近八十萬）港人的期望。但你有你期望，我有我幻想，政府這次率先亮出篩子，示範何謂「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八十萬人的民意調查，絕口不談；個別建制區議員的表態，如數記錄。終於，整份報告佈滿魔鬼細節（「候選人數目定為二至三人」、「愛國愛港不可或缺」），善良的建議（哪怕是較為溫和的方案）幾乎一併失蹤。刪一些、添一些，民意就此被掩埋，報告於是塗成一片鮮紅。

三、迴響無用——我討厭香港太多無謂迴響，更痛恨港人的大聲迴響，時常化成幾圈漣漪，漾開了，就杳無痕迹。票已投，街已上，但政府繼續置若罔聞，報告粗暴解讀民意，我們還可以怎樣？過去幾個星期，政治上的分裂對立，由報章、議會蔓延至親友聚會。我不止一次聽見親戚說，北京受軟不受硬，你用佔中威脅，定無好下場，又損害經濟（下刪十萬字）……不如有商有量，說不定阿爺會回心轉意？「公眾諮詢報告」放榜以後，這說法自動瓦解——連民意都不能上達天庭，談何「有商有量」？我們的根據都被無視了，又如何展開「有根有據」的商討？

老老實實，如果這份報告只是政府的建議，我憤慨，但至少完全理解。偏偏這份成績單，又名為「公眾諮詢報告」——它不單關乎七百萬考生的命運，更印上了全體港人的名字，「反映」了香港公眾意見。「自己意見自己負責」這種常識，竟可落空。

除了狂打冷震，我只能眼泛淚光，學黃之鋒慨嘆一句：That’s enough.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0720